香港中文大學：
道外．道內：清代道教經典及科儀經籍展覽（展板節錄）
展覽包括：
‧ 展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道教經典，並以清代典籍為主。
‧ 展出港澳兩地正在使用的科儀文本，讓讀者認識到道教與日常生活和習俗的關係。
‧ 展示道教經典及科儀的數位化成果，並設有道教科儀的錄像，營造親臨現場的效果。
‧ 展示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道教數位博物館，以及系統所收入的道教碑刻、廟宇、神像、科儀與研究資料。
主辦者：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及圖書館合辦
日期：17.3.2016 – 30.7.2016
地點 : 大學圖書館展覽廳
報道：http://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2218
黎志添：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道教經典文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牟路思恰圖書館藏有三十多種珍貴的清代道教經典，部分來自羅浮山道觀藏書樓，應是民國時期以後，從廣東道觀或其他藏書樓散落至香港，再由捐贈者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贈送給崇基書院圖書館收藏。
該批清代道教經典的要要價值在於對研究清代道教歷史甚有裨益。道教研究學者歷來缺乏研究清代道教發展的原始文獻。原因是，雖然每個大朝代都編纂《道藏》，但自明英宗正統年間編成《大明道藏經》及萬曆三十五年加編了規模較小的《大明續道藏經》之後，從清朝至二十世紀的三百多年間，未再收集流行於當世的道教典籍而輯成《道藏》。造成的影響和結果是，目前很少有學者研究清代以後的道教歷史和經典，甚至有學者錯誤地以為從清代至民國時期道教處於衰微狀態。
雖然清代以後，再沒有刊刻官的編修的《道藏》，但是，在民間的道觀和道壇中，卻出現對後來道教發展具有影響力的編纂清代道藏經的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例如有嘉慶年間由北京覺源壇弟子蔣予蒲等緝成的《道藏緝要》，道光年間由湖州金蓋山純陽宮門人編刊的《道藏續編》及光緒年間由成都二仙庵住持閻永和重刻的《重刊道藏緝要》等。這些由清代道門弟子編緝的道藏經的特色是收集、保存和延續了歷朝以來道教編集當代新出道教經典的傳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道經的研究價值在於展現清代時期道教信仰的發展、變化和宗教特色。
香港中文大學保存了諸多清代道教經典的珍貴版本。例如，康熙九年一山房藏板的《性命雙修萬神圭旨》、道光三十年刊本的三十二卷《呂祖全書》、嘉慶年間藝海堂藏板的十二卷《呂祖刪定全書》、嘉慶二十五年刊本的《頂批金丹真傳》、嘉慶二十五年刊本的《陰騭文廣義節錄》、道光二十四年空青洞天藏版的八卷《張三丰全集》、光緒三十年金蓋山純陽宮藏版的《古書隱樓藏書》、光緒三十二年成都二仙庵藏版的《重刊道藏緝要》等。
上述保存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各種清代道教經典可以為研究者提供清代各地信奉呂祖的扶鸞道壇及其內丹修熒思想的重要信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提升館藏的清代道教經典的學術研究價值，特別建立了「道教經典文庫」，利用現代電腦科技把這批道經全部掃瞄及數位化，使讀者可以更方便及深入地進行網上閱讀。本人深信「道教經典文庫」將擴大道教文化愛好者對中國傳統經典的學習、研究和欣賞。
黎志添：〈道外無心，心外無道：《重刊道藏輯要》〉
《重刊道藏緝要》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經籍叢書，共收入道經291種，按二十八宿字號分為28集，合244冊。舉凡道教重要的三洞經類（如靈寶經、太上道德經、上清經）、歷代內丹修煉秘訣、科儀懺經、呂祖全集、全真經書、碑傳譜記、悉有收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重刊道藏緝要》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由成都二仙庵方丈閻永和（字笙喈，號雍雍子，傳戒法名理和）主持重刻。
光緒《重刊道藏緝要》是對原嘉慶刊本《道藏緝要》的增補。光緒二十四年（1898），新津彭翰然來訪二仙庵，方丈閰永和對他談起重刻已絕版的《道藏緝要》的願望。彭翰然立即答應負責籌款。但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才有賀龍驤承擔校勘之任。到光緒三十二年，抄經、校勘的工作完成，開始雕板。
《重刊道藏緝要》以成都藏書家嚴雁峰（1855-1918）所收藏的嘉慶本《道藏緝要》為基礎，又增補了《道藏緝要》之外的道經14種，包括從《正統道藏》選出的道經3種（《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太上靈寶朝天謝罪法懺》及《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以及與四川道教有關聯的道經11種（《觀音大士蓮船經》、《孚佑上帝本傳》、《孚佑上帝東園語錄》、《張三丰真人全集》、《靈寶大懺》、《文帝本傳》、《文帝化書》、《關帝本傳》、《太上玄門功課》、《青羊宮二仙庵碑記》）。
關於嘉慶本《道藏緝要》的編輯者和編纂過程的問題，過去學者之間持有分歧意見。光緒本《重刊道藏緝要》採用了《道藏緝要》的編者為康熙彭定求的說法。例如賀龍驤在其所撰的〈重刊道藏緝要子目初編序〉中說：「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緝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來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據此說，一些學者稱「首先在康熙年間由進士彭定求從明《道藏》中精選出道書200種編成叢書……後來在嘉慶年間，又有好道之士蔣元庭，在彭定求所編《道藏緝要》的基礎上，增補了明本《道藏》失收的道經及其以後新出的道書共79種。」最近學者如莫尼卡（Esposito Monica，1962-2011）、森由利亞和黎志添等，通過對嘉慶年間北京呂祖乩壇——覺源壇及蔣予蒲（字元庭，1746-1819）相關弟子的研究，證實了《道藏緝要》的編撰源起只能始於嘉慶十一年（1806），而至遲於嘉慶二十四年（1816）蔣予蒲去世之前就已經刊刻出來。
在蔣予蒲編纂《道藏緝要》之先，蔣氏與覺源壇弟子於嘉慶十年（1805）彙緝、刊刻了一部新的《呂祖全書》，並且冠以「呂祖全書正宗」之名。據說，在嘉慶三年（1789）冬柳守元真君接掌覺源壇之後，蒙孚佑帝君的允許、接受其重訂《呂祖全書》的計劃，並推薦蔣予蒲「總而緝之」。覺源壇弟子在嘉慶十年之後，又進一步編纂了《道藏緝要》。《道藏緝要》收載有兩篇序，分別由大羅領班蘇朗真人和鍾離權降鸞寫成，都有提及覺源壇弟子奉孚佑之命編纂《道藏緝要》之事。蘇序稱：「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代天宣化，變現十方，綱維三教。凡所著述，一字一言，胥玄府之總持，大羅之密諦。今乃囊括後先，條貫今始，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經之典要，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緝要》一書，付諸剞劂。」
作為「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的《道藏緝要》，收錄了285種道經。比起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只收錄了18種道經，《道藏緝要》所收的道經總數當然是更龐大，而涵括的道經範圍更廣泛。儘管如此，《呂祖全書正宗》成為編緝新的標準《道藏》的動力。《呂祖全書正宗》的大部份道經都重新刊印在《道藏緝要》裡，只在《金剛經註》和《禪宗正旨》兩種沒有被收入，其餘16種道經包括：1.《十六品經》，2.《天仙金華宗旨》，3.《同參經》，4.《五經合編》，5.《呂帝文集》，6.《呂帝詩集》，7.《道德新解》，8.《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9.《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10.《呂子易說》，11.《〔鍾呂〕傳道集》，12.《天仙金丹心法》，13.《玄宗正旨》，14.《十戒功過格》，15.《聖蹟紀要》，16.《語錄大觀》。
雖然歷代都有編纂《道藏》，但自明英宗正統年間編成《大明道藏經》及萬曆三十五年加編了規模較小的《大明續道藏經》之後，清朝以後，再未有由官方發起、主持編緝的《道藏》。《道藏緝要》（及《重刊道藏緝要》）具有重要的價值，不單在於該道教叢書按著性命修煉的神學目的從《道藏》中精選了二百多部重要經典，而且還在於該叢書同時收錄了70多種清初以後晚出的道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晚出的道經涉及清代各地的呂祖乩壇及由呂祖降鸞的道經，存在、並建立其呂祖信仰的宗教信徒社團。因此，《道藏緝要》所收入的呂祖道書是在各地的呂祖乩壇、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份子以非常投入的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以信仰呂祖扶乩的信徒為核心成員去撰寫、編纂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
李靜：〈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肘後備急方》〉
《肘後備急方》又名《肘後救卒方》，是現存較早的有重要價值的古方書之一。所謂「肘後」，字面意思為肘關節後，引申為隨身攜帶之物。就是說這部書篇幅短小，可以隨身攜帶，為簡要的醫書藥方。「備急」二字則表明此書可以應急，所記乃偏於急症，所以本書可以認為是一本臨床急度診療手冊。該書為東晉著名道士、醫學家葛洪（約283-343）撰，原書三卷。作者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是東晉時期江南道教神仙學說的集大成者。葛洪著有《抱朴子內篇》一書，對前代江南神仙學說進行了總結。
二百多年後，梁代著名道士、醫學家、書法家陶弘景對葛洪的《肘後方》進行增修，整理為79方，并增補22方，以佛教一百一病之說，共成101首（篇）、并改書名為《補闕肘後百一方》，仍為上中下三卷。金代楊用道參考唐代慎微《證類本草》附方，以類附入書中，共增511方，名為《附廣肘後方》。現通行的八卷本，乃經多次增補的本子。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八卷，為單行本，線裝七冊，南海潘乃成、番禺沈寶樞校，南海廖廷相跋。其版本為粵東儒雅堂所刻，光緒十七年（1891）。
《肘後備急方》的價值，首先在於其實用性。比如，書中所記載的藥物，多數是能就地取材，易於辦到的，或者是價格比較便宜的。葛洪在自序中寫道：「余今採其要，約以為《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有鑒於此，可知葛洪所搜集的藥方從「驗」、「便」、「廉」三方面著眼。
世界醫學史上，本書第一次記載了天花這種傳染病，西方最早記載天花的是阿拉伯醫生雷撒斯，但比葛洪晚500多年。另外，在中國歷史上本書還最早記錄了結核病、書中稱「尸痊」。
科學家屠呦呦憑瘧疾藥研究，獲得去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她避免用高溫處理植物青蒿，防止藥物的活性成份被破壞，靈感即來自《肘後備急方》。屠呦呦受到啟發的那句話見於《肘後備急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條目中：「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屠呦呦藉助對中國傳統醫學古籍的研究，從而研製出青蒿素，為醫學做出傑出貢獻，不僅顯示了中國傳統醫學的獨特價值，也昭示了道教與中醫不可分割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