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德：《三國演義》再版前言

再版說明

《三國演義》是一部著名的世代累積型的長篇歷史演義小說，明清兩代廣泛流傳，版本眾多。其中，以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修訂評論的本子(簡稱毛本)最為成熟。我們原有的《三國演義》，都是以毛本為底本，參照明嘉靖序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而進行校訂的。

原有的《三國演義》已經出版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深受讀者歡迎，由於不斷的再版，使到字體受損，增加閱讀上的困難，所以，我們決定重新整理出版。首先將正文中的異體字和簡體字都改正過來，但一些通假字和特殊的同音假借字，為了保留古代小說的文字風貌，便保持原狀，不作任何修改。此外，注釋方面個別字加上讀音，原有的版本，是採用國語注音，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現在改用漢語注音，方便閱讀。

《三國演義》中涉及到不少後漢三國時期的人物、典章制度，距今久遠，今人了解不多，書中的許多古代詞語，今已不用，也會影響到讀者的閱讀理解。所以，我們在每回之末作了一些注解，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幫助。卷首附了一幅地理形勢圖。由於三國時期的區域和州郡分合變動，情況複雜，加上小說畢竟不同於歷史文獻，所以這幅地圖只能標示一個大概，謹供參考之用。


這次我們邀請了全國三個演義研究會會長劉世德先生，為《三國演義》的重版寫了一篇前言，他在前言中詳細探討作者羅貫中的籍貫和著作等問題，諸如他是哪裏人？哪些是他的作品？都解釋得很清楚。同時又提及書名問題，因為從現知最早的刊本起，四百多年以來，主要刻印在書上的正式名稱至少有八個，他認為只有《三國志演義》是最佳的書名，並且提出很多論點來支持他的講法。還有一般人故以為「毛評本」這個詞句中的「毛」字指的就是毛宗崗，原來同時兼指他的父親毛綸，這點在前言裏也有詳細地談及。所以在閱讀此本小說之前，最好先看這篇前言，會加深我們對《三國演義》的認識。

關於書名議定問題，雖然，劉世德先生認為，《三國志演義》是最佳的書名（他在前言中有詳細解釋，這裏不贅言）。但是，自本世紀的五十年代開始，已普遍使用《三國演義》這名稱，甚至連《辭源》、《辭海》，亦同樣以「三國演義」四字立條目，所以我們也沿用這個書名。

本書的整理工作和這次所作的粗淺「說明」，難免仍有許多錯誤和缺點，希望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前言
一、一對「忘年交」

小說家的社會地位，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裏，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儘管他們的作品流傳普及，他們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們編織的故事情節膾炙人口，但他們的姓名和生活情況，卻鮮為人知。因此，有關他們的資料很少保存下來，以致我們今天對他們的生平事迹還是知之不多，有些方面或是一片空白。

《三國》（《三國志演義》的簡稱，下同）的作者羅貫中不就是這樣的嗎？但和其他著名的小說家（例如《水滸傳》作者施耐庵、《西遊記》作者吳承恩、《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比較起來，他還算是幸運的。不管怎麼說，他的姓名總是和《三國》牢固地聯繫在一起的。在這一方面，他還沒有遇到過挑戰。不像吳承恩那樣，是不是《西遊記》的真正的作者，直到今天，還在不斷地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爭議。也不像曹雪芹那樣，最近還有人想剝奪他的《紅樓夢》著作權，而把偉大作家的桂冠獻給另一個冒出來的叫做曹淵的人。

在現存《三國》最早的刊本上，明確地題署著兩行字：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原注：這裏的平陽侯三字有誤。陳壽沒有做過平陽侯。據《華陽國志．陳壽傳》，他曾「出為平陽侯相」。平陽侯相乃平陽侯屬下之官員。據《後漢書．百官志》，侯國之「相當」於縣令。平陽侯和平陽侯相，地位縣殊，區別很大。一個「相」字焉可省略？這可能是出於作者的誤解，也可能是刊刻者為了追求兩行字數的對等而故意刪掉了「相」字。）

第一行字，表明素材來自何處。第二行字，向讀者指出作者是誰。依據中國古代小說刊本或目錄題名的通例，「編次」一詞在這裏不僅含有「編輯」的意思，而且還可以解釋為「撰寫」和「創作」。

從署名可知，作者姓羅，名本，字貫中。

（原注：某些明清刊本在羅貫中名字的題署上有很大的隨意性，出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奇怪錯誤。例如《三國》雙峯堂刊本：姓羅，名道本；《三國》三余堂刊本：姓羅，名「忠志」；《水滸傳》雙峯堂刊本：姓羅，名「道本」，字貫中，號「名卿」。）

另一方面，羅貫中又不像《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和《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那樣，除了小說上的孤零零的署名之外，其他一切（包括真實的姓名、確切的生卒年、鑿鑿有據的生平事迹等等）都留給後人去作考證，或者去作馳騁想像力的話題了。

羅貫中的幸運就在於，他有一位「忘年交」。六十多年以前，天一閣舊藏明藍格抄本《錄鬼簿．錄鬼簿續編》被幾位辛勤訪書的學者發現了。令人驚喜的是，在《錄鬼簿續編》中，赫然列有羅貫中的小傳。關於羅貫中，傳世的資料不多。而最早、最全面、最詳細、最可貴、最可靠的資料，就要數《錄鬼簿續編》中的這篇小傳了。

（原注：關於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錄鬼簿．錄鬼簿續編》發現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五號發表馬廉校錄的《錄鬼簿．錄鬼簿續編》。後附趙孝孟寫於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短跋，說發現於一九三一年秋。而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錄鬼簿．錄鬼簿續編》附有鄭振鐸寫於一九四六年十月的長跋，卻說發現於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間。趙跋十年。而鄭振鐸又是此鈔本的發現者和收藏者。未知孰是。）

那麼，《錄鬼簿續編》又是一部甚麼樣的書呢？

顧名思義，《錄鬼簿續編》是鍾嗣成《錄鬼簿》的增補本。

《錄鬼簿》是一部記載元代劇曲家的生平事迹、作品目錄的專著。它的版本系統，有簡本、繁本、增補本之分。簡本著錄作家一百一十三人，繁本著錄作家一百五十二人，增補本著錄作家一百五十一人。天一閣舊藏明藍格抄本即增補本。增補本的增補工作，主要由賈仲明進行。他的增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增補了八十餘首吊詞；二、在劇目下，增補了若干「題目正名」；三、補撰《錄鬼簿續編》，附於《錄鬼簿》原書之後。

賈仲明是甚麼人呢？

賈仲明，一作賈仲名，自號雲水散人、雲水翁，淄川（今屬山東省溜博市）人。他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戲曲作家。著有雜劇十四種，現存五種。他還是一位散曲作家，著有散曲集《雲水遺音》，已佚失不傳。他的突出成就，卻在於《錄鬼簿續編》一書的編撰。這也是他對中國戲曲史所作的最大的貢獻。他不愧為古代的一位優秀的戲曲目錄學家。他的《書錄鬼簿後》一文的末尾，題署「永樂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雲水翁賈仲明書於怡和養素軒」。這就告訴我們，在明代的永樂二十年，他的高壽是八十歲。古人自稱「八十」，有時是指八十歲整，有時則僅僅是舉成數而言，實際是指八十歲上下。若按八十整歲計算，逆推的結果是：他實生於元代至正三年。所以，他是羅貫中的同時代人，更是羅貫中的朋友。他又是羅貫中小傳的作者。單憑這短短的一篇羅貫中小傳，應該承認，他已對中國小說史研究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為《錄鬼簿》一書的補充，《錄鬼簿續編》記載了元末明初戲曲家的生平事迹、作品目錄。 它著錄作家七十八人。 內容豐富，資料翔實。 它的可靠性的程度相當高。 試想，記錄者和被記錄者都是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發生舛誤的可能性難道不是十分微小的嗎？

羅貫中小傳位於《錄鬼簿續編》的卷首。 從排名順序上看，第一名是鍾嗣成，《錄鬼簿》的編撰者；第二名便是羅貫中。 這反映了羅貫中在賈仲明心目中的重要的地位。

羅貫中小傳的全文如下：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 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這篇小傳，篇幅雖短，內容卻很寶貴。 它向我們透露的消息，有這樣幾點：

一，羅貫中不但是一位小說家，而且還是一位雜劇家、散曲家。 他和許許多多的偉大的作家一樣：他們往往是博學多才的，他們的成就和貢獻也常常是多方面的。

二，羅貫中的故鄉是山西太原。 在元代，有許多山西籍的雜劇作家。 我們可以舉出一連串的名字，例如：李壽卿、劉唐卿、于伯淵、趙公輔、李行甫、狄君厚、孔文卿、石君寶、鄭光祖、喬吉，等等。 在中國戲劇史上，或在中國文學史上，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突出的現象。

三，他生活於動亂的年代，背鄉離井，四方漂泊，沒有功名，也沒有在官場幹過事，故以「湖海散人」自稱。

四，他的性格的特點是「與人寡合」，有一點兒孤僻的味道。

五，他的戲曲作品的風格，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清新」。

六，他和賈仲明是「忘年交」。 忘年交，是指不受年齡或輩分的拘限而成為親密的朋友。 這顯示兩人的年齡相差很大，起碼要在二十歲上下。 具體用在羅、賈二人身上，可以有兩種解釋：甲，賈仲明的年齡大於羅貫中；乙，或者，羅貫中的年齡大於賈仲明。

七，他們兩人曾在至正甲辰那一年會過面。 至正是元代最後一個皇帝的最後一個年號。 甲辰，即至正二十四年（1364）。 再過四年，就是明朝正式開始的第一年，也就是洪武元年了。

八，賈仲明若生於至正三年，則在至正二十四年為二十二歲。 因此，「忘年交」的解釋只有一種能講得通，即：羅貫中的年齡大於賈仲明。 而另一種解釋（即賈仲明的年齡大於羅貫中）顯然難於成立，因為二十二歲的賈仲明不大可能去同一個幼小的孩童會晤、談心和訂交的。

試以羅貫中的年齡大於賈仲明為前提，進一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 如果羅貫中在至正二十四年為四十歲（比賈仲明大十八歲），則他大約生於元代泰定二年（1325）；如果羅貫中這一年為五十歲（比賈仲明大二十八歲），則他約生於元代延祐二年（1315）。

如果羅貫中生於元代泰定二年，則在明代洪武元年時，他是四十四歲。 如果羅貫中生於元代延祜二年，則在明朝洪武元年時，他是五十四歲。

羅貫中的卒年不詳，在目前尚無法推知。

框定了羅貫中的生年之後，就可以有根有據地確認：羅貫中是一位生活於元末明初的作家。或者說，他是一位屬於十四世紀的作家。

二、晉、浙、魯、贛

儘管有了羅貫中小傳，他的生平事迹仍然遺留下兩個人們感興趣的、尚未最終解決的問題，一個是他的籍貫，一個是他的著作。

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在學術界，目前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說法。主要有山西太原、山東東平、浙江錢塘、浙江慈溪、江西廬陵五說。

應該怎樣來看待這些不同的說法呢？

一，「太原」說。

「太原」說的根據在於賈仲明《錄鬼簿續編》的羅貫中小傳。它明白無誤地指出，羅貫中是「太原人」。我認為，這是最正確的、最可靠的說法。賈仲明是羅貫中的同時代人，又是羅貫中的朋友。他的說法，如果沒有出現確鑿可靠的、堅強有力的反證，應該有著最大的可信性。

二、「錢塘」說

羅貫中的籍貫，在明代嘉靖時人的筆記中，田汝成說是「錢塘」，王圻說是「杭州」，郎瑛則籠統地說是「杭人」。清人筆記同樣也有籠統地說是「越人」的。這些都可以歸入「錢塘」一說。這個說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因為在《水滸傳》的創作上，羅貫中和施耐庵是合作者的關係，而據高儒（也是嘉靖時人）說，施耐庵是錢塘人。施耐庵、羅貫中二人都曾生活於一個地方，只有這樣，他們方始能在小說創作上有攜手連袂的機緣。既然羅貫中是太原人，那麼，錢塘便可能是他的流寓地了。也就是說，羅貫中的原籍是太原，寄籍則是錢塘。

三，「東平」說

「東平」說即「東原」說。「東平」說的根據在於蔣大器（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其後，從萬曆年間開始，眾多的《三國》刊本或其他署名「羅貫中」的小說刊本便給作者增添了「東原」的籍貫。有的刊本更把「東原」錯成了「中原」。

這裏需要辨明六點：

第一，這些刊本的刊刻年代都比較晚。它們一共十六種。其中，十二種為明刊本，四種為清刊本。而十二種明刊本中，有八種刊行於萬曆中後期，另四種則刊行於萬曆之後。

第二，蔣大器本人的時代也比較晚。他的那篇序文寫於弘治七年仲春。他是成化、弘治年間人，距離羅貫中的時代將近百年之久。在蔣大器之前，在弘治七年之前，我們還沒有發現，曾有人提出過羅貫中是「東原」人或「東平」人的說法。

第三，蔣大器的話並不可靠。「東原」二字實有錯訛的可能。試看蔣氏的原文：

若東原羅貫中，以平原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

其中，有四個專門名詞，「東原」、「平原」、「中平」、「太康」，兩個是地名，兩個是年號，頗為纏夾不清。請注意：緊接於「東原羅貫中」之後，有「平原陳壽」四字。

陳壽明明是安漢（今四川省南充市）人。蔣大器卻謬誤地稱陳壽為「平原」人。平原乃西漢所置之郡，其他在今山東省境內。安漢與平原，相隔有千里之遙。陳壽不但沒有出生在平原，沒有生活在平原，而且也沒有在平原做過官。蔣大器竟把一位四川人無端地說成了山東人。他既然能夠把陳壽這位四川人說成山東人，安知他不能夠把羅貫中這位山西人說成山東人？

他在陳壽籍上犯錯誤的來由，恐怕是這樣的：在《三國》抄本或初刊本上，像嘉靖本那樣，無疑也有著「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兩行字。蔣大器看到了「陳壽」之上的「平陽侯」三字，始而誤記為「平陽」二字，繼而又誤寫或誤印為「平原」二字。他既然能夠把官名「平陽」說成地名「平原」，安知他不能把山西「太原」說成山東「東原」？

第四，「東原」是古地名，指今山東省東平縣一帶。而從蔣大器序文看來，他在稱呼用作籍貫的地名時，並不使用古地名。蔣大器序文的末尾的印文，有「金華蔣氏之印」六字。金華有府、縣之別。而金華縣乃隋代所立之名，西漢名曰烏傷，東漢名曰長山；金華府則係龍鳳六年朱元璋所改之名，元代名曰婺州路，龍凰四年朱元璋一度改名寧越府。由此可見，在蔣大器生活的那個時代，金華是今地名，不是古地名。他稱述自己的籍貫時，都不使用古地名，為甚麼要在稱述羅貫中的籍貫時非使用古地名不可呢？這就不免令人想到：「東原」二字之中，必有誤字。「太」誤為「東」，實有可能。

第五，有人說，《錄鬼簿續編》羅貫中小傳「太原人」乃「東原人」之誤。這個說法缺乏必要的說服力。天一閣藏明藍格抄本《錄鬼簿．錄鬼簿續編》一共著錄了四位太原籍的作家：李壽卿、劉唐卿、蔣夢喬和羅貫中。小傳中都說他們是「太原人」。前三個「太原」都沒有出問題，唯獨最後一個「太原」寫錯了？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另一方面，「東原」說的主張者認為，東原就是東平。但元代東平籍的雜劇作家不少，各種版本的《錄鬼簿》就著錄了八位之多：高文秀、李好古、張時起、顧仲清、趙君卿、陳彥實、張壽卿和李顯卿。他們的小傳中，都一無例外地說是「東平人」，而沒有一處說是「東原人」的。如果羅貫中真是他們的同鄉，那也一定會在他的小傳中寫作「東平人」，而不會寫作「東原人」的。這樣一來，以「太原」為「東原」之誤的說法，豈不落了空？更何況，古人的鄉土觀念十分濃厚。賈仲明本人就是山東人，如果羅貫中也是山東人，豈有不引為同鄉，反而視為異鄉人（山西人）的道理？

第六，某些萬曆年間或萬曆之後的刊本上的「東原」二字，係當時的書商所加，與作者羅貫中無干，不是他自己的題署。有人把這兩個字指認為「羅貫中本人的題署」。這缺乏依據，只不過是「想當然耳」的臆測。拿現知有此題署的年代最早的《三國》雙峯堂刊本（萬曆二十年）、《水滸傳》雙峯堂刊本（萬曆二十二年）來說，二者都出於同一家書坊，而前者題曰：「東原貫中羅道本編次」，後者題曰：「中原貫中羅道本名卿父編集」。如果這也算是出於本人的題署，難道他能把自己的籍貫一會兒說成是「東原」，一會兒說成是「中原」嗎？難道他能兩度把自己的名字誤說為「道本」嗎？難道他能無緣無故地給自己捏造出「名卿」這樣一個表字嗎？

四、「慈溪」說。

在五種不同的說法中，只有此說是當代學者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在上海發現了元代理學家趙偕的文集《趙寶峯先生集》。此書的卷首載有一篇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門人祭寶峯先生文》。署名的門人共三十一人，包括「羅拱」、「羅本」兄弟二人在內。趙偕以及「羅拱」都是慈溪人，這就是「慈溪」說的依據。

天下同時，同姓同名的人不在少數。若要證明這一位「羅本」即是那一位羅本，即是《三國》的作者羅貫中，還需要另外舉出確鑒可靠的、堅強有力的證據。僅僅因為同時同姓同名而匆忙斷定某甲和某乙為同一人，那是遠遠不夠的，也是無法取信於人的。「慈溪」說的最大的缺陷，即在於此。

慈溪羅本，有表字曰「彥直」。而《三國》作者太原羅本，字「貫中」。表字不同，他們能是同一人嗎？羅彥直非羅貫中。

慈溪羅拱，字彥威，號常明子，乃羅本之兄，「慈之杜湖人也」。胞兄是杜湖人，胞弟當然也是杜湖人。是慈溪人，而偏偏要特別指出他們是慈溪境內的杜湖人（也就是說，不是慈溪境內的別的甚麼地迫的人），這意味著他們世居於杜湖，是在杜湖其地土生土長的。

戴良《九靈山房集》有一篇《書畫舫宴集詩序》和一首《寄羅彥直》詩。從這兩篇作品可以窺知，羅彥直是個家境豐饒的書畫收藏家，所居名「書畫舫」；洪武二年十月，戴良等人曾在「書畫舫」飲酒賦詩。其詩，羅彥直久居於慈溪的石畫舫中，過著優游自在的生活。而《三國》作者羅貫中卻自號「湖海散人」，是個離鄉背井的漂泊者。他和羅彥直完全是兩路人。趙偕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羅彥直以之為師，顯示了他對理學的嚮往和追求，這也是和《三國》作者羅貫中大異其趣的。從《三國》所反映的思想看，羅貫中和理學是根本搭不上界的。

五、「廬陵」說。

廬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羅姓名當地的望族。「廬陵」說的根據在於《說唐演義全傳》的題署。但這並不可靠。因為，第一，《說唐演義全傳》共六十八回，它根本不是羅貫中的作品。第二，《說唐演義全傳》現存最早的刊本刊行於清代乾隆四十八年。

怎麼能根據一個晚出的、偽託的作品來確定羅貫中的籍貫呢？在當前的學術界，此說影響不大。

以上五說，按其提出的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太原說——東原說——錢塘說——廬陵說——慈溪說，而以最早的「太原」說為最可信。

三、哪些是他的作品

羅貫中有哪些著作？除了《三國》，他還寫過哪些小說？

羅貫中的著作，主要是小說和雜劇。另外，還有散曲和「隱語」。賈仲明《錄鬼簿續編》羅果中小傳提到了他的「樂府」和「隱語」。按照當時的習慣用法，樂府指的就是散曲。隱語何所指，則不詳，或許是謎語之類。

羅貫中小傳還著錄了他撰寫的三部雜劇作品：《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其中，《連環諫》和《蜚虎子》兩部佚失不傳，它們的內容已無法詳知。只有一部《風雲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風雲會》見於抄本《古名家雜劇》，現有《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本、《元曲選外編》排印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北京）。它的「題目正名」乃是：「伏降四國諸謀議，雪夜親臨趙普第，君相當時一夢中，今朝龍虎風雲會。」全劇共四折一楔子。第一折至第三折，二末扮趙匡胤；第四折，正末扮趙普。在作者的安排下，趙匡胤、趙普二人成為全劇的中心人物，故事情正是圍繞他們二人展開的。

羅貫中的《風雲會》雜劇和他的《三國》小說有著若干相似之處。它們都同樣歌頌了賢明的、時刻以社稷與蒼生為念的君主，也同樣歌頌了那些忠心耿耿、建功立業的將相王侯們。趙匡胤不就是劉備的影子嗎？趙普、苗訓不就是諸葛亮的影子嗎？趙匡胤和曹彬、鄭恩等人的結義兄弟關係，不就是桃園三兄弟的寫照嗎？

在《風雲會》和《三國》之間，從主題思想到人物形象，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都能發現有趣的、巧妙的重合。它們是出於同一個作家筆下的兩部作品。因之，這種重合的呈現決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說，《風雲會》不但有助於我們對羅貫中這位作家的思想、藝術成就的認識和評價，而且還有助於我們對《三國》這部作品的思想、藝術特徵的認識和發掘。

羅貫中是著名的小說家。他的代表作，當然是小說《三國》。據明人說，羅貫中編撰的小說竟有「數十種」。數量之多，令人驚訝。惜乎我們今天無緣目睹全豹。我相信，這恐怕是一種張大其詞的妄說。我們能看到的被說成是羅貫中作品的小說，實際上只有下列四種：

1. 《隋唐兩朝志傳》 2.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 3. 《三遂平妖傳》 4. 《水滸傳》

它們到底是不是羅貫中的作品呢？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現存萬曆四十七年龔紹山刊本，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庵楊慎批評」。

《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六十則。刻本甚多，其最早者刊行於明末。題「貫中羅本編輯」。有八卷本、六卷本、十二卷本之分。八卷本題「李卓吾批點」。六卷本、十二卷本題「玉茗堂批點」。

《三遂平妖傳》，四卷，二十回。題「東原羅貫中編次」。現存兩種：一為殘存兩卷本，刊行於萬曆年間：一為完整本，第一卷至第三卷題「錢塘三慎修校梓」，第四卷題「金陵世德堂校梓」。完整本，孫楷弟判斷說，「書刻在萬曆二十幾年」。但，此本封面題「馮猶龍先生增定」。而馮夢龍生於萬曆二年，至萬曆二十五年時，年方二十四歲。此時前後，他似無可能去做「增定」的工作。馮夢龍增補四十回本刊行於泰昌元年之後。故知以「馮夢龍先生增定」為號召的王慎修，世德堂刊本的刻印、銷售不可能早於此一年。

《水滸傳》，署名羅貫中的刊本，主要有三種。一、北京圖書館藏白棉紙殘本。殘存八回，其中五回係鄭振鐸舊藏，三回為帚齋舊藏，據說是「嘉靖間刻本」或「嘉靖間武定侯郭勳刻本」。二，二都外匣序本。序文撰寫於萬曆十七年，現存清代石渠閣補刊本。三，袁無涯刊本。約刊行於萬曆四十二年。這三種刊本均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同時，嘉靖年間的《百川書志》所著錄的《忠義水滸傳》，也說是「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

怎樣判斷這四部小說是不是羅貫中的作品呢？不妨分兩步走。先立下一個判斷真偽的標準，再求討論某些細節。在沒有確鑿可靠的文獻資料的情況下，可以根據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歷史的實際進程，根據中國古代小說刊本的演變規律，在年代上尋找出一條分界線來。

我們注意到，在明代，在小說刊本上，偽託作者的姓名，或者亂題作者的姓名，這種現象是從萬曆年間開始流行的。因此，分界線便可劃在萬曆之前的隆慶年間。在這之前，包括嘉靖年間，這種風氣還沒有出現。其時，小說刊本上關於作者的題署，書目上關於小說作者的著錄，應該承認，是比較可靠的。

這個標準，如果能被大家接受同意，那麼，就可以用它對上述四部小說進行初步的判斷了。顯然，只有《水滸傳》在這個分界線之前，其餘三部小說都在分界線之後。也就是說，需要把《水滸傳》單獨地脫離出來，它的作者之一非常可能是羅貫中。而現存的《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和《三遂平妖傳》倒不一定是羅貫中的作品。

試從三個方面來作進一步的分析。

第一，現存最早的《三國》刊本分則而不分回，由此不難推知，《三國》原本必然也是如此。《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正和這一點牴觸。它們分回而不分則。這遂成為它們晚出的一個標識。

第二，刻印小說而配以名人的評點，也是萬曆以迄明末的風氣。較早的李贄評本出現於萬曆年間。其後，陸續有「李卓吾」、「鍾伯敬」、「湯顯祖」、「楊升庵」、「陳眉公」等人的評本應市。其中絕大部分是書商玩弄的偽託作者、評者或亂題作者、評早的把戲。《隋唐兩朝志傳》、《五代殘唐演義》和《三遂平妖傳》等書的先後問世，正反映了這種風氣的傳播之廣。

第三，上文業已指出，關於羅貫中的籍貫，「太原」是記載年代最早的、最可靠的說法，「東平」(東原)則是後起的、舛誤的說法，其始作俑者為《三國》嘉靖本所刊載的蔣大器的序文。某些書商蹈襲蔣氏的說法，把「東原」三字題署在某些《三國》或其他小說的刊本上，則始於萬曆年間。《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二書以「東原」充為羅貫中的籍貫，恰好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它們的底本可能不是羅貫中的原本，甚至可能與羅貫中了無關涉。

這三部小說是否羅貫中的作品，大體上是比較一致的，但仍有細微的差別。在我看來，《隋唐兩朝志傳》和《三遂平妖傳》的不可靠性更甚於《五代殘唐史演義傳》。

那麼，《水滸傳》是不是羅貫中的作品呢？

從刊本的題署和書目的著錄者，在施耐庵名下的是「集撰」和「的本」，在羅貫中名下的卻是「纂修」和「編次」。二者迴然不同。從語義上分析，這兩組詞意有明顯的區別。仔細比較一下，即可看出：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執筆者，而羅貫中只不過是整理者、編者而已。因此，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物。《三國》和《水滸傳》的語言形式不同，前言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是通俗的白話。這就很難令人相信，它們竟會出於同一人羅貫中的筆下。

有人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具體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的著作權給予施耐庵，而把後五十回的著作權給予羅貫中。不言而喻，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度。它出現的時間太晚，不足為據；只有在明末清初之後，在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

四、八個歧異的書名

一書多名，在中國古代小說作品中，是常見的現象。《三國》自不例外。它同樣有著形形色色的書名。從現知最早的刊本起，四百多年以來，它的主要的刻印在書上的正式名稱至少有八個：

1. 《三國志演義》

2. 《三國志傳》

3. 《三國志史傳》

4. 《三國全傳》

5. 《三國志》

6. 《四大奇書第一種》

7. 《第一才子書》

8. 《三國演義》

前七個出現於明代中葉至清初，最後一個流行於本世紀的五十年以後。其中六個書名，帶有「三國志」或「三國」字樣的，都是從《三國志》（屬於二十四史之列的、晉代陳壽編撰的一部歷史著作）的書名派生而來的。另外兩個書名則另起爐灶，從字面上看，它們跟《三國志》毫不沾親帶故。

在明清兩代，叫《三國演義》的刊本最多。這以嘉靖本為代表。也以嘉靖本的書名最為樸素，僅僅在「演義」之上增添「通俗」二字；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附加的累贅的字樣。屬於這一系列的其他版本，往往在「三國志」之上另加「新刻」、「新刊」、「新鐫」、「校正」、「古本」、「京本」、「大字」、「音釋」、「圈點」等字。花樣層出不窮，大約都是書商們（或受他們僱用的一批文人、整理者們）的一種招徠顧客的手段。叫《三國志傳》的為數也不少。屬於這一系列的幾乎全是閩刊本（刊行於福建、或者說，刊行於福建建陽）。它們的正式書名，雖然以「傳」字代替了「演義」二字，但在主體之外，其他的附加的字樣依舊大多保存著，諸如「新鋟」、「新刻」、「新刊」、「新鍥」、「重刻」、「京本」、「校正」、「考訂」、「校鑒」、「全像」、「大字」、「批評」、「演義」、「通俗演義」等等，不一而足。

《三國志史傳》之名，屬於葉逢春刊本、王泗源刊本。但王泗源刊本在書題之後猶存「建邑梓」三字，第二卷至第七卷又題《三國志傳》。因此，它只能重是閩刊本《三國志傳》系列的旁支。叫《三國全傳》的則是《三國志傳》系列的另一個旁支。僅有熊清波刊本一種以這個名稱傳世。它無例外地也是閩刊本。更何況在它卷首所載的序文的標題上也明明以閩刊本所特有的「三國志傳」為書名。叫《三國志》的都是所謂「批評」本。一共有四種：「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李笠翁評本、毛宗崗評本。在書名之上，它們大多宣稱「某某某先生」「評」或「批」、「批評」、「批閱」，以資號召。這恐怕是明末清初的時髦的風尚。除此之外，倒沒有其他那些附加累贅的廣告語。附帶指出，近世某些日文譯本的書名也叫做《三國志》。叫《四大奇書第一種》的有毛評本的最早的刊本——康熙年間的醉耕堂刊本。還有芥子園刊本。

至於《第一才子書》之名，則始於李漁評本。李漁的自序說，「複憶曩者聖嘆擬欲評定史遷《史記》為第一才子書，既而不果。余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哉第一才子書也！」而在這以前，在毛評本卷首的《讀三國志法》一文中，毛宗崗也說過同樣的意思：「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後來的某些刊本遂把李漁評本的這個書名移用在毛評本上。

自本世紀五十年代起，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以《三國演義》為書名。一直流行到今天，有四十年之久。

這七個不同的書名，哪一個應該是正式的、準確的書名呢？書名當然是可以由作者或出版者、整理者任意取定的。他們完全可以自作主張，而不必多考慮讀者或批評家的能否同意或接受。但是，一個被讀者或批評家認可的好的書名，對於該書的傳播，還是干係非淺的。同時，對於歷史上存在的同書異名，在今天，尤其是在學術界，更需要統一為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一個科學的、準確的書名，以免滋生不必要的混亂。

在我看來，評價一個書名的好壞，至少需要著眼於這樣七點：

1. 它是不是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全書的內容？

2. 它看起來是不是醒目，讀起來是不是響亮？

3. 它的字義是不是通順？

4. 它會不會令讀者產生誤解？

5. 它是不是和別的已有的書名重複、混淆？

6. 它有沒有給人以「掛羊狗賣狗肉」的感覺？

7. 它如果不是原作者所定的書名，而是旁人或後人更改書名，那麼，它是不是比原來的書名更豁朗，或者更貼切？

姑以這七點為標準，來評說一下七個書名的優劣短長。

「第一才子書」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才子書」的概念是由明末清初的大批評家金聖嘆提出的。經他評點過的著作，有《必讀才子書》、《唐才子書》、《貫華堂才子書》等名目。他曾稱《水滸傳》為《第五才子書》。據說，他所品定的「才子書」，共有六部，依次為：

1. 《莊子》 2. 《離騷》 3. 《史記》 4. 杜詩 5. 《水滸傳》 6. 《西廂記》

其排列不是隨意的，而是有特定的次序。但，這個次序顯然不是以作品本身的成就論高下，而是完全以它們產生的時代為先後。

《三國》恰恰並未廁身於金聖嘆的「才子書」之內。如果硬要插入的話，按照原先的順序，它也只能安排在第五位，居於《水滸傳》之前。而李漁、毛宗崗卻運用了另一種標準，安排了另一種次序。他們異口同聲地稱許《三國》為「第一才子書」。這就是李漁評本以及後來某些毛評本之所以被稱為《第一才子書》的由來。

李漁、毛宗崗的評騭，意味著：《三國》的思想水平、藝術成就超越了《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等。這能否取得廣大的讀者的共識，很難說。但，他們實際上已偏離了金聖嘆所設定的「才子書」的次序。

因此，這個書名的缺點，首先在於，它襲用了旁人的有專門解釋的名稱，卻又違反了旁人的使用的規則。這個書名的另一個缺點，則在於它的不明確性。當一個陌生的讀者，在書店裏看到一本書的書名位置上印著「第一才子書」這樣幾個大字的時候，他不明立刻就知道這究竟是一部甚麼樣的書。這難道不會影響它的銷路嗎？

「四大奇書第一種」是甚麼意思呢？

所謂「四大奇書」，指的是四部著名的小說作品：《三國》、《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三國》是其中的第一部。這個稱號，先由馮夢龍提出，後獲得李漁的贊同，並由李漁在毛評本的序言中公開披露。這個書名的缺點，同樣在於它的不明確性。一般讀者見到這個書名，未免納悶：「書」，甚麼「書」呀？是戲劇，還是散文？「四」，哪「四」部呀？又有哪一個讀者能從一開始就知道「第一種」到底指的哪一種呢？

「三國志」，這個書名不是和陳壽的歷史著作《三國志》完全重合了嗎？人家知道你究竟是小說呢，還是史書？這不是仿佛墮入五里霧中了嗎？「三國全傳」，這個書名強調的是個「全」字，這在當時的書籍市場上，是書商們經常玩弄的把戲。許多小說常以「全」字作為號召，故意在向讀者暗示：當心，別人出版的同一內容的小說都是「不全」的，千萬不要上當！而實際上，它的內容或篇幅有時並不比別人的多出一字一句來。一個「全」字，充滿了商業廣告的味道。

「三國志傳」是甚麼意思呢？

「志傳」可以在兩種解釋。或者解釋為：《三國志》的傳記部分。或者解釋為：《三國》的「志傳」。我想，後者可能更符合原意。「志傳」三字，當見於一些明代小說的書名。例如《隋唐兩朝志傳》、《南北兩宋志傳》、《列國志傳》、《全漢志傳》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大都刊行於萬曆年間。而以「三國志傳」為書名的《三國》刊本也恰恰集中出現在這個同樣的年代，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在這批以「志傳」為名的小說中，現知最早的刊本為《全漢志傳》，它刊行於萬曆十六年。我推測，恐怕正是由於它的暢銷，福建建陽的一些書商們受到了啟發，才大膽地作出了把《三國》改名《三國志傳》出版的決定。一家書坊做開了，別的書坊也就爭先恐後地效顰。這終於使得「志傳」在當時幾乎成為歷史演義小說的代名詞了。

這個書名如果說有缺點的話，那就在於它是後起的，是由後世的書坊主人改題的，並不符合作者羅貫中的初意。由作者羅貫中親自擬定的書名應該是《三國志演義》。它不但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三國》刊本（嘉靖本）的正式書名，也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書目記載中所著錄的《三國》的正式書名。(原注：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按：高儒乃明代嘉靖年間人）

那麼，「三國志演義」是甚麼意思呢？

其中的「三國志」三字，指的仍然是陳壽的《三國志》。用「三國志演義」作為書名，意思是告訴讀者：我這部小說所演述的內容是以陳壽的《三國志》為依據的。「三國志演義」者，「演」《三國志》之「義」也。不妨指出，正是這個書名的出現，宣告了中國古代小說園地內一個嶄新的門類——「歷史演義小說」的成立。「三國志演義」——這個書名，完全合乎上文所提出的前六點標準。因此，學術界的大多數人都選用它作為《三國》的正式的、準確的書名。

另外，也有稱之為《三國演義》者。個別的明刊本（夷白堂刊本）偶爾地用過它。毛評本中，非正式地用過它。個別的清人筆記中，也出現過這個稱呼。至於用作正式的書名，則似自本世紀的五十年代始。遠的如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本，近的如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的電視連續劇，都以「三國演義」為名。有的工具書（例如《辭源》、《辭海》）亦同樣以「三國演義」四字立條目。

有人說道，「三國演義」未嘗不可以作為《三國》的簡稱。但，仔細推敲起來，如果是以「三國演義」四字作為「三國志演義」的簡稱，則似無多大的意義。因為僅僅減去一個「志」字，又如何「簡」之有呢？又有人問道，正式的書名用「三國演義」，到底有甚麼缺點呢？如果是以「三國演義」為正式的書名，可能不太容易講得通。說「『演』《三國志》之「義」則可，說「『演』『三國』之『義』」則不可。更何況這還違背了羅貫中的原意。作者明明在這部小說的開頭題寫著兩行字：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由此可見，以《三國志演義》為正式的、準確的書名，實可說是最佳的選擇。至於簡稱，「三國」二字就很恰當，似不必再作他求。一求它早已出現在明代文人的筆下。二來言簡意賅，抓住了原來書名中最具有區別性的兩個字。(原注：參閱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辯證類〉「三國宋江演義」條，胡應麟《少室山房筆談》卷四十一〈莊岳委談下〉「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陋」條。）

五、三個第一

從《三國》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地位來說，它擁有三個「第一」。

它是中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它是中國的第一部章回小說。

它是中國的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

一部中國小說史，是以文言的、短篇的小說開始的。無論是魏晉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小說，還是宋元話本，基本上屬於短篇小說的性質。宋元講史小說稍微有些不同，它們帶有連續性或系列性的特點。它們由說話人向聽眾演說，可能要分回分目，才能講完全書，但它們大多停留在口頭文學的階段。今天保存下來的宋元講史小說，情節簡略，文字稚拙。以篇幅而論，它們還夠不上長篇小說的資格。公元十世紀以後興起白話小說，這才為長篇小說的出現開闢了道路。

真正的長篇小說，創始於十四世紀中葉。其標識就是《三國》和《水滸傳》的出現。而羅貫中的《三國》則是現存的、作家撰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羅貫中和施耐庵是同時代的作家。但在施耐庵的《水滸傳》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三國》書的影響。一些正文的敘述和讚詞中的文句，一些情節或場面的鋪敘，甚至一些人物的綽號、容貌和兵器的描繪，無不流露出《水滸傳》蹈襲《三國》的痕迹。因此，《水滸傳》的問世無疑要晚於《三國》。

羅貫中本人所寫的小說不止一部。他的《三國》現存最早的刊本，刊行於十六世紀二十年代。而現存的署名羅貫中所作的其他長篇小說，例如《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等，都刊行於十七世紀。它們究竟是不是羅貫中的作品，還缺乏確證。退一步說，即使羅貫中果真是它們的作者，現存的刊本也已經過後人較大的修改，遠非原貌。因此，我們說，現存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三國》，而不是羅貫中的其他作品，這大約離事實不遠。

從十四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長篇小說普遍地採用了章回小說的體制。作為現存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貫中的《三國》已具備了章回小說的雛型，並對章回小說的形成和繁榮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從文體上說，至少在下列兩點上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是它的語言。《三國》用淺近的文言寫成。在它以後湧現出無數的長篇小說作品，絕大多數放棄了文言，改而採用通俗的白話，儘管有些作品偶爾還保留了與《三國》類似的淺近文言的因素，這正反映了中國古代小說語言發展的潮流：文言——淺近的文言——白話

《三國》恰恰處於歷史的轉折點上。

第二，是它的分則。《三國》全書分為二十四卷，其二百四十則（節，段）。每則有單句七言標目，起概括內容和醒目的作用。例如首尾四則，為：

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
羊祜病中薦杜預，王浚計取石頭城

但沒有「第一則」、「第二則」……的順序數。每則的結尾處，又設置懸念，以「此人是誰」、「未知性命如何」、「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語收束。這是十六世紀二十年代刊本所反映的羅貫中原本的面貌。十六世紀九十年代的刊本開始把二十四卷改成了十二卷、二十卷或六卷，但二百四十則沒有變動。到了十七世紀的二十、三十年代，一些刊本不再分卷，開始把二百四十則合併為一百二十回，並使回目湊成七言雙句。又到了十七世紀的六十、七十年代，毛宗崗評本出現，六十卷、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始告正式確定：回目雙句，也由「參差不對，錯亂無章」的七言修飾為「精工」的、講究對偶的七言或八言。例如首尾兩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立首功；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三國》的版本相當繁多。它經歷了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的如下的演變：

分則/單句標目 → 分回/雙句標目/不對偶 → 分回/雙句回目/對偶

這恰恰代表著章回小說文體發展的過程。

而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能起到保存章回小說發展痕迹的作用，這在中國小說史上，除了《三國》，還找不到其他的作品。由於《三國》小說書名中的「演義」二字，產生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專門的術語：「歷史演義小說」。

歷史演義小說是明代長篇小說的一個重要的品種。它和神魔小說、人情小說、公案小說等品種一起，構成了明代長篇小說的主體。歷史演義小說，作為長篇小說（章句小說）的一個品種，是從明代開始出現的。當時，它廣泛流行，深受讀者的喜愛。作者們紛紛按照朝代的演變和進程，來系統地描繪重大的歷史事件，上自盤古開天闢地開始，下至明代本朝為止，舉凡中國歷史上的每個朝代幾乎全部都可以在歷史演義小說中得到存身之地。這麼眾多的歷史演義小說，組成了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歷史的巨幅畫卷。

在不同的作家的筆下，在不同的作品中，有時會重複地、交叉地出現同樣的內容。或相互抄襲，或相互補充，而各有不同的描寫重點。以隋唐兩代歷史故事為題材的明代小說，即達五種之多。(原注：這五種是：羅貫中編輯、楊升庵批評的《隋唐兩朝志傳》、熊大木《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徐文長評批的無名氏《隋唐演義》、齊東野人《隋煬帝艷史》、袁于令《隋史遺文》。）有的作品甚至冠以「續編」或「後傳」的書名，來增加自己的號召力。例如萬曆年間的《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它主要是演述十六國時期前趙劉曜的事迹，卻以《三國》的「續編」、「後傳」的形式和讀者見面。這些都表明了，明代的歷史演義小說的發展呈現出爭奇鬥妍的十分繁榮的局面。

這個局面的形成，實際上是由《三國》奠定基礎的。

《三國》不僅是明代歷史演義小說最優秀的代表作品，而且還是明代歷代演義小說中的第一部開創性作品。明清兩代的其他歷史演義小說的誕生，無不籠罩在它的影響之下。從《三國》可以充分地看出歷史演義小說所具備的幾個特徵。

它們雖以史書為依傍，卻不以史實為拘限。在創作過程中，作者們通過對素材的各種各樣的剪裁，進行了適當的藝術加工。有的是吸取了民間傳說，有的則是出自作者的想像和虛構。也就是說，有虛有實，虛實結合。由於歷史演義小說本身性質的界定，當然以實為主，以虛為輔。至於虛和實的成分各佔多少比例，那就因人因書而異了。這和作者的文學創作觀念、藝術工力有關。這也從一個方面決定了歷史演義小說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夠贏得讀者的喜愛。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從史學家的立場出發，對《三國》作了若干苛刻的指責。他的評價未免有偏頗之處：但他指出《三國》有「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的特點，這句話還是中肯的，符合於一般歷史演義小說的實際，因而常為古代小說研究者所引。(原注：章學誠《丙辰札記》，見《章氏遺書外編》卷四）

它們的寫法，約有兩類。一類是平鋪直敘，基本上按照編年的順序將採擇的事件逐一寫出去。另一類則是以一個或數個英雄人物為中心，展開事件和場景的描繪。前言仿佛史書中的「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後者猶如史書中的「紀傳體」。有時，則在一部作品中，兩類寫法兼而有之。

它們描寫的時代範圍，或是一個朝代的始終，或是數個朝代，或是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三國》就描寫了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的歷史人物和故事。它的敘事，起於東漢靈帝建寧元年，迄於西晉武帝太康元年，前後凡一百一十三年。

它們描寫的內容重點，可以是開國皇帝和將相王侯們的創功立業史，可以是割據時期的羣雄紛爭史，也可以是末代皇帝的亡國史。

它們的作者，在描寫歷史人物和故事時，往往並不採取純客觀的、超然的態度，而是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傾向性。在賢明、仁德的君主和暴虐、狡詐的君主之間，作者的愛憎是分明的。許多矛盾的引發都被作者納入了所謂「忠奸鬥爭」的軌道。在《三國》中，作者的讚許主要給予了蜀漢劉備一方，並對他們一方的許多人物有不同程度的美化。它們的作者把注意力集中於政治、軍事等重大事件的描寫，筆觸很少顧及人物的日常生活的場景，家庭生活、愛情生活等很少進入作者的視野。和這有關聯的是，作者所塑造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很少有平凡的百姓，當然也很少有平凡的婦女。

六、最早的與最流行的

在《三國》現存的各種版本中，哪一種是最早的刊本，哪一種是過去最流行的版本呢？前者是嘉靖本。後者是毛評本。嘉靖本的刊行年代最早。它也最接近於羅貫中原稿的面貌。嘉靖本刊行於嘉靖元年。它的書名叫做《三國志通俗演義》。（原注：嘉靖本並沒有特別標明它的刊刻年代。這裏說它「刊行於嘉靖元年」，是因為它載有一篇寫於嘉靖元年的序文。版本學家、目錄學家一般都是這樣來處理刊刻年代問題的。）

作者的題署處有兩行字。第一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第二行為「後學羅貫中編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行的「後學」二字。這是相對於第一行所提到的一百多年以前的晉人陳壽而說的。當然，它無疑是作者羅貫中的一種自謙的說法。旁人沒有必要，也沒有義務去替他謙遜一番。所以，這一行字，或者說，這兩個字，應該是出於羅貫中自己的手筆。事實勝於雄辯，這就證明了，有「後學」二字題署的嘉靖本直接地或間接地來源於羅貫中的稿本。

嘉靖本卷首刊載了兩篇序文。一篇是唐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署「弘治甲寅仲春幾望，唐愚子拜書」。甲寅，即弘治七年（一四九四）。下有印章兩方：「金華蔣氏之印」，「大器」。可知唐愚子是金華人蔣大器的別號。另一篇是修髯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署「嘉靖壬午孟夏吉望，關中修髯子書於居易草亭」。壬午，即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下有印章兩方：「關西張子詞翰之記」，「尚德」。可知修髯子姓張，名尚德，關西（今陝西省一帶）人。

全書分為二十四卷。每卷十則，共二百四十則。此書每半葉九行，是一種刻印比較精緻的大字本。

嘉靖本有兩種影印本。一為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一九二年，上海），係以涵芬樓藏本為底本，並以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本補配。一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北京），有線裝本（一九七四年）、平裝本（一九七五年）之分，係以上海圖書館藏本為底本，並以甘肅省圖書館藏本補配。這裏需要指出兩點：

第一，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書名題為《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弘治本」之稱，不確。該影印本有蔣大器《序》而無張尚德《引》。其所以被誤稱為「弘治本」，根據無非就在於蔣大器弘治七年的序文。但，張尚德嘉靖元年序文的存在，正好否定了「弘治本」的說法（嘉靖元年在弘治七年之後，相隔有二十八年之久）。推測起來，產生這雒說法的原因，或許是在用以影印的底本上恰巧缺少那篇嘉靖元年的序文：當然，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在影印之前，或在影印之時，有人故意地抽掉了那篇嘉靖元年的序文，企圖魚目混珠，用嘉靖本來冒充弘治本。

第二，經細心對校，發現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二者的文字和細節有著細微的歧異。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卷十六第三則「玉泉山關公顯聖」。兩本同樣是寫關羽之死，卻存在著避諱和不避諱的區別。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比較詳細地描寫了關羽被擒和被殺的過程。而在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這些細節絲毫不見縱影，僅僅寫道：只見空中有人叫喊「玉帝有詔」云云，於是關羽「父子歸神」。從常理判斷，兩本的刊刻時間一先一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應在先，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必在後。

也就是說，嘉靖本有初刻本與覆刻本之分。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的底本是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的底本則是覆刻本。

嘉靖本現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標點本（一九八零年）。它實際上是以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即嘉靖本的覆刻本）為底本而加以標點的。如果要問，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哪一種版本是過去和當前的讀者們所最熟悉的？那麼，答案很可能是毛評本了。

《三國》毛評本的流行，與《水滸傳》金聖嘆評本相仿佛。金聖嘆評本問世後，不脛而走，迅速佔領了市場。從清初到清末，在傳播的競爭上，所有其他的《水滸傳》版本幾乎都紛紛敗在它的手下。它成為《水滸傳》在清代最流行、最熱門、最受讀者歡迎的版本。毛評本也毫不遜色地有過這樣的一段光輝的歷史。它同樣是《三國》在清代最流行、最熱門、最受讀者歡迎的版本。

「毛評本」是毛宗崗評本或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本的簡稱。「評」是評點、評論的意思。「毛」則有時指的是毛綸、毛宗崗父子，有時主要是指毛宗崗。毛評本刊行於清代康熙年間。它的覆印本以及各種各樣的派生本，在清代，多如牛毛。全書分為六十卷。每卷兩回，共一百二十回。它的書名是《三國志演義》，或稱《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志》。目錄前題署「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聲山外書」（編按：外書疑是別集之訛），「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聲山是毛宗崗之父毛綸的表字（原注：茂苑指毛宗崗的鄉貫，是長洲的別稱。）。

現存的毛評本，以醉耕堂刊本為最早。醉耕堂刊本卷首載有李漁的序文，署「康熙歲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漁笠翁氏題於吳山之層園」。己未，即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這篇序文後來遭人刪改，並偽託為金聖嘆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撰寫的序文，置於毛評本的其他刊本的卷首，並改書名《四大奇書第一種》為《第一才子書》，改「聲山別集」為「聖嘆外書」，迷惑了不少的閱讀者和研究者。

毛評本對羅貫中原本進行了多處的增刪和修飾。卷首所載的《三國志演義凡例》，一一介紹了它的改動。約而言之，有如下十端：

一，刪除了「之」、「乎」、「者」、「也」等字，和一些「冗長」、「複沓」的詞語。

二，改寫了一些「訛」、「誤」的紀事。例如，劉備聞雷失箸（毛評本第二十一回，嘉靖本卷五第一則），馬騰入京遇害（毛評本第五十七回，嘉靖本卷十二第四則），關羽封漢壽亭侯（毛評本第二十六回，嘉靖本卷六第一則），曹后罵曹丕（毛評本第八十回，嘉靖本卷十六第九則），孫夫人投江而死（毛評本第八十四回，嘉靖本卷十七第八則）。

三，增添了一些「事不可闕」的細節描寫。例如，關羽秉燭達旦（毛評本第二十五回，嘉靖本卷五第九則），管寧割蓆分坐（毛評本第六十六回，嘉靖本卷十四第二則），曹操分香賣履（毛評本第七十八回，嘉靖本卷十六第六則），于禁陵廟見畫（毛評本第七十九回，嘉靖本卷十第七則），諸葛亮夫人之才（毛評本第一百十七回，嘉靖本卷二十四第四則），鄭玄侍兒之慧（毛評本第二十二回，嘉靖本卷五第三則），鄧艾「鳳兮」之對（毛評本第一百零七回，嘉靖本卷二十二第四則），杜預《左傳》之癖（毛評本第一百二十回，嘉靖本卷二十四第九則）。

四，增添了一些已被選入《文選》的文字。例如，孔融薦襧衡表（毛評本第二十三回，嘉靖本卷五第五則）、陳琳討曹操檄（毛評本第二十二回，嘉靖本卷五第三則）。

五，把原本中「參差不對」、「雜亂無章」的單句「題綱」合併、潤飾為對偶的、「精工」的雙句回目。

六、削去了偽託的李卓吾評語，並用自己撰寫的新評語來校正舊評語中「唐突」劉備、「謾罵」諸葛亮的地方。

七、保留了原本對「事之是者」和「尤可笑者」所加的圈點，而刪去了原本對「事之非者」所加的塗抹。

八、增加了唐宋名人的詩詞，刪去了周靜軒等人「俚鄙可笑」的詩句。

九、削去漢代尚未產生的七言律詩，例如，鍾繇、王朗頌銅雀台（毛評本第五十六回，嘉靖本卷十二第一則），蔡瑁題館驛屋壁（毛評本第三十四回，嘉靖本卷七第七則）等偽作。

十、削去一些「後人捏造」的、為「今日傳奇所有」和「今人之所知」的情節。例如，關羽斬貂蟬（原注：見於元人雜劇《關大王月夜斬貂蟬》。京戲亦有《月下斬貂蟬》），張飛捉周瑜（原注：見於明人傳奇《草廬記》。京劇《龍鳳呈祥．廬花蕩》亦演此事）。同時，還削去一些「古本《三國志》所無」、「非今人之所知」的情節。例如，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毛評本第一百零三回，嘉靖本卷二十一第五則），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毛評本第一百十七回，嘉靖本卷二十四第四則）。

毛評本卷首還載有《讀三國志法》。此外，它對各回的文字也都進行了比較細緻的評點。總之，毛評本兼有兩種功能，它既是《三國》的修改本，又是《三國》的評點本。在對毛評本作出評價的時候，不能忽略這兩種功能的區分。

作為一種修改本，對《三國》原本說來，毛評本有功，也有過。毛評本與羅貫中原本有著較大的距離。毛氏父子的修改，有的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在更多的地方，他們對羅貫中的作品《三國》不夠尊重，擅出己意，作了許多不忠實、不必要的修改。在這一點上，無可諱言，他們是有過失的。不過，毛評本的出現卻在客觀上擴大了《三國》傳播的範圍，使它擁有了更多的讀者。在這一點上，它自然又是有功勞的。

作為一種評點本，毛評本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它的許多透闡的見解，細膩的分析，精彩的議論，都能給予讀者很大的啟發。它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寶庫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毛宗崗（包括他的父親毛綸），和他的前輩金聖嘆、他的後輩脂硯齋一樣，在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史上，佔據著顯要的、不可動搖的位置。

七、父與子

讀《水滸傳》，不能不知道金聖嘆。讀《紅樓夢》，不能不知道脂硯齋。同樣，讀《三國》，也不能不知道毛宗崗其人。毛宗崗因《三國》毛評本而著名。一般人都以為「毛評本」這個名詞中的「毛」字指的就是毛宗崗。其實，這是一個小誤會。「毛」固然可以指毛宗崗，但它同時也應該兼指毛宗崗和他的父親毛綸二人。

為甚麼呢？因為「毛評本」的評者不止是毛宗崗一人，理應包括毛綸在內。他們父子二人都參加了毛評本對《三國》的評論和整理工作。他們彼此既是父子的關係，又是合作者的關係。而在這項工作上，可以說，毛綸是倡者，毛宗崗則是完成者。許多毛評本上，除了題署「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之外，往往還題有「聲山別集」或「毛聲山先生批評」等字樣，就是這個道理。

毛綸、毛宗崗父子是何許人呢？毛綸，字德音，號聲山，長洲（今江蘇省蘇州市）人。生活於明末清初，生卒年不詳。他富有學問，而一生窮困，不得志於時。中年以後，又遭雙目失明的厄運，乃閉門著書自娛。順治八年，他曾在同鄉官宦蔣燦家坐館授徒。據褚人獲《堅瓠補集》卷二《汪嘯尹祝壽詩》說，「毛德音先生綸，……有《三國箋注》、《琵琶評》行世」。可知毛綸評點過的作品，至少有戲曲《琵琶記》、小說《三國》兩種。

康熙五年，毛綸評點的《琵琶記》刊行。書名改稱《第七才子書》。評論那部分由他本人口授，兒子毛宗崗筆錄。書前有一篇《總論》，談到了他們同時進行的《三國》的評點工作：

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紀事之妙，不讓史遷。卻被村學究改壞，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為校正，復不揣愚陋，為之條分節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段。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共贊其成。書既成，有白門快友見而稱善，將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為己有，遂致刻書中閣，殊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國》一書，容當嗣出。

這一番話，使我們了解到：

第一，《三國》的評點工作，主要是由毛綸本人進行的。「兒輩」當指毛宗崗。他只不過充任了助手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第二，毛綸的評點工作的內容，計有三項：「校正」文字：在正文之中加入「條分節解」的評語；在每卷之前加入「總評」數段。

第三，他的評點工作，在康熙五年之前，也就是《第七才子書》刊行的那一年之前，業已定成。

第四，毛綸評點的《三國》本已決定由白門（今江蘇省南京市）書坊刊行。但卻發生了一宗書料不到的事，以致刊印之事遂作罷論。當時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呢？我們只知道是，他的一位門人，違背師訓，欲將此書攘為己有。至於昔日有關的種種情況，則因時日相隔久遠，直接或間接的文字資料匱乏，今天已無法了解其中的究竟。有人指出，那個「背師之徒」就是在毛評本上署名的杭永年。這僅僅是一種可能的猜測，似乎還缺少必要的證據。

毛宗崗，字序始，號孑庵。生於崇禎五年。康熙四十八年春季仍然健在，卒年不詳（原注：蔣祖芬《婁關蔣氏本支錄．祖範》（抄本）載有毛宗崗的跋文，署「康熙己丑之春，通家晚學生毛宗崗謹識」。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可知他至少活到了此時。跋文中說，「歲辛卯，……時予方弱冠耳，天今忽忽已老矣」。古人一般以「弱冠」指二十歲。辛卯即順治八年。以此逆推，可知生於崇禎五年。有人推斷他生於崇禎十二年，不確。）。著有筆記小說集《孑庵雜錄》。他的一些詩、詞、文，例如《貓彈鼠文》、《美女燈謎》絕句、《西江月．詠物》詞、《臨江飩．焚書自嘆》詞等，散見於他的朋友褚人獲的《堅瓠集》。另外，《題金豫音小像》以及寫於康熙十九年的為金豫音祝壽詩二首。見於《金氏重修家譜》：《雉園公戊辰朱卷並遺囑手迹合裝冊題跋》一文，見於《婁關蔣氏本支錄》稿本中冊（原注：婁關，在長洲。）。

當毛綸在蔣燦家教書的時候，毛宗崗也跟隨在身旁。因此他結識了蔣燦之孫蔣銘，蔣之逵等人。蔣銘曾促成了《第七才子書》毛評本的刊印。毛宗崗在《參論》中稱蔣銘為「吾友」。蔣之逵則是其父毛綸的門生。後來，蔣銘之子蔣深又成為毛宗崗的門生。毛宗崗為蔣燦試卷、遺囑題跋，就是應蔣深的請求而寫的。大約在這個時候，毛宗崗還結識了當時著名的文人尤侗。尤侗與蔣氏「世為中表」，曾為《第七才子書》毛評本撰寫序文。毛宗崗同金聖嘆也有來往。金雍編輯的《聖嘆尺牘》一書保存著金聖嘆寫給毛宗崗的一封信。

康熙四年，其父毛綸因病廢目，《第七才子書》的評點由毛宗崗執筆代書。次年，毛宗崗請其師「葑溪浮雲客子」撰寫序文，遂成書刊行（原注：葑溪，也在長洲。）。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李漁為《三國》毛評本撰寫序文。此書由醉耕堂刊行，乃現存最早的《三國》毛評本。約在康熙三十四年左右，毛宗崗為其友褚人獲《堅瓠集》庚集撰寫序文。其後，《堅瓠集》的廣集、補集、秘集都選錄了毛宗崗的一些文字。

我們知道，毛綸、毛宗崗父子二人都參與了《三國》毛評本的整理和評點。據毛綸在《第七才子書》的《總論》中說，《三國》毛評本的「校正」和「總評」是他自己所作。而李漁的醉耕堂本序在談及《三國》毛評本的「評」者時，僅僅提到了毛綸一人的名字。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除了「校正」和「筆錄」之外，毛綸還具體做了甚麼，除了「筆錄」之外，毛宗崗究竟還做了甚麼。我們更不清楚，他們二人之中，誰做得多，誰做得少，誰應該是主要的，誰應該是次要的。好在他們是父子關係，即使把帳錯算在誰的頭上，也沒有多大的妨礙，不至於引起著作權的糾紛。

在這一點上，毛宗崗佔了便宜。因為在今天，他的名氣比毛綸更大。畢竟他是毛評本整理和評點工作上的最後完成者，畢竟他的名字刻印在毛評本的引人注目的位置上。

七、四大系統

幾部小說名著，都有比較複雜的版本問題。《水滸傳》、《西遊記》、《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如此。《三國》也如此。所以，作為《三國》的熱心的讀者，在閱讀之前，了解一點有關它的版本問題的常識，還是必要的。《三國》的傳播十分廣泛。除了最早的「嘉靖本」和過去最流行的「毛評本」之外，還有著不計其數的刊本。這些複雜繁亂的眾多版本，能不能理清它們的頭緒呢？

大體上說來，《三國》的版本可以分為甲、乙、丙、丁四大系統。甲系統和乙系統是二百四十則本。丙系統和丁系統則是一百二十回本。從版本演變的歷史進程看，二百四十則本的產生在先，一百二十回本的產生在後。而所謂二百四十「則」，其實就是一百二十「回」的「一分為二」（一回分拆為二則）。所謂一百二十「回」，其實就是二百四十「則」的「合二而一」（一則合併為一回）。

甲系統包括嘉靖本、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它們都在作者的署名上冠以「後學」二字。它們都分為二百四十則，而每則都有一個單句的標目。但，嘉靖本和夷白堂刊本是二十四卷本（每卷十則），周曰校刊本和夏振宇刊本則是十二卷本（每卷二十則）。

另外，在書名上，嘉靖本、周曰校刊本都叫做《三國志通俗演義》，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則微有不同，前者叫做《通俗三國演義》，後者叫做《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嘉靖本刊行於明代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卷首載有蔣大器（唐愚子）弘治七年（一四九四）的序文，和張尚德（修髯子）嘉靖元年的序文。在《三國志演義》現存的各種版本中，它的刊行年代最早。嘉靖本現有兩種影印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一九二九年，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七四年，北京）。它們的底本在某些文字和細節上有所歧異，這正反映了嘉靖初刻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和覆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的不同。

周曰校刊本，它的另兩個名稱是萬卷樓刊本或仁壽堂刊本，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刊行於金陵（今江蘇南京）。卷首也有蔣大器、張尚德的兩篇序文。有插圖二百四十葉。初刻本插圖記有刻工王希堯、魏少峰二人的姓名。覆刻本則無。周曰校刊本現有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本。

夷白堂刊本，萬曆年間刊行於武林（今浙江省杭州市）。它的行款，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同於嘉靖本。這表明它和嘉靖本有一定的血緣關係。但書中某些地方，例如卷二十一首葉首行，有「徽郡原版」字樣。這又表明它的底本可能是一種安徽刊本。

夏振宇刊本的時代、地點不詳。它晚於周曰校刊本。從文字上看，當出於周曰校刊本。它們在書名之上都增添了完全相同的附屬語：「校正古本大字音釋」。它們在分卷上都同樣有所變動，把嘉靖本的二十四卷合併為十二卷。蔣大器、張尚德的兩篇序文同樣都被保留下來。它們的文字也都同樣接近於嘉靖本。夏振宇刊本現有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影印本（一九九零年，北京）。

甲系統的版本（尤其是嘉靖本），它們的文字最接近於羅貫中的原本。而在作者署名之上冠以「後學」二字，正具有特徵的意義。試想，若非來自羅貫中本人的稿本，何勞旁人費心去代替他使用這樣的謙抑之詞呢？

乙系統包括余象斗刊本、「評林」本、熊清波刊本、鄭少垣刊本、楊起元刊本、鄭世容刊本、劉龍田刊本、笈郵齋刊本、楊美生刊本、黃正甫刊本、劉榮吾刊本、「合像」本、朱鼎臣輯本、王泗源刊本、熊成治刊本、「湯學士校正」刊本等等。它們不妨統稱為「閩刊本」。它們的共同的特點，可以概括如下：

1. 在分卷上都以《三國志傳》為書名；

2. 基本上都以《三國志傳》為書名；

3. 刊刻的地點都在福建，而且基本上集中於建陽一地；

4. 絕大多刊行於萬曆年間，而且都在甲系統的周曰校刊本之後；

5. 葉面上都採用了上圖下文的形式；

6. 在內容上，絕大多數都插增了關索出身、入用的情節。

種種迹象表明，乙系統各版本或它們的底本的產生，要晚於甲系統中的嘉靖本、周曰刊本等。

乙系統各版本的文字比較粗蕪簡略，和甲系統不同，情節上也略有出入。它們以普及性的通俗讀物的面貌出現。由於商業競爭的原因，出版者既要忙於搶趕時間，又要蓄意節省工料，印製上的草率、粗糙在所難免。從《三國》的流傳過程看，這一類版本對後世的影響並不算大。這一系統中的余象斗刊本、「評林」本、鄭少垣刊本、鄭世容刊本、笈郵齋刊本等，都有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影印本。丙系統，從分卷上說，有不分卷本和二十四卷本的區別。

不分卷本刊行於明末，包括吳觀明刊本、寶翰樓刊本、綠蔭堂刊本、藜光樓植楠堂刊本等，可以統稱為李卓吾評本。二十四卷本刊行於清初，包括兩衡堂本、遺香堂刊本等，可以統稱為李笠翁評本。

李卓吾評本和乙系統的閩刊本有一定的血緣關係。這從以下三個現象可以得到解釋。第一，丙系統的吳觀明刊本刊行於福建建陽。第二，丙系統的藜光樓植楠堂刊本等的正式名稱雖然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但在第一百回回末等處卻題為《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傳》，襲用於閩刊本的書名。第三，乙系統的王泗源刊本的書名，或作《……三國志史傳》，或作《……三國志傳》，封面的題名卻也襲用了閩刊本特有的書名：《李卓吾先生批點原本三國志傳》。

不過，寶翰樓、綠蔭堂、藜光樓植楠堂已變成了江蘇蘇州的書坊。刊刻地點從建陽向蘇州的轉移，標誌著它們和乙系統的決裂。它們顯然也接受了甲系統的影響。當然，它們和甲系統、乙系統畢竟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它們把二百四十則改成了一百二十回，並以增加大批評家「李卓吾」或李漁的評語為號召。當然，所謂「李卓吾」的批評並非真正出自李贄的筆下，而即像葉晝那樣的文人和一些書商串通起來，共同做手腳，託名偽造的（原注：錢希言：《戲瑕》卷三）。

李漁評本現存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它們的卷首載有李漁自序，署「湖上笠翁李漁題於吳山之層園」。而李漁自南京移家杭州雲居山東麓的層園，係康熙十六年間事。序云：「余於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為之序矣。」而李漁的毛評本序文係作於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由此可知，李漁評本實出於毛評本之後。它成書的時間約在康熙十六年至十九年之間（原注：李漁卒於康熙十九年）。

丁系統比較單純，由一大批毛評本，以及它們的種種派生本組成。這是在清代流行了二百五十年之久的、最暢銷的《三國》版本。

毛評本對《三國》本文作了許多的改動，並且還添加了許多的評語。

毛評本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丙系統中的李笠翁評本產生於毛評本（醉耕堂刊本）問世之後，直接吸收了毛評本的許多評語。本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國大陸上普遍流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就是在毛評本的基礎上進行整理的。今天的《三國》讀者，恐怕絕大多數都是從毛評本入手的。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的八十集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劇本也正是依據毛評本改編的。

如果按照版本產生時代的先後來排列，四大系統的順序為：

甲、乙、丙、丁。

劉世德

一九九四年四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