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吴语地区何时能有粤语地区那样浓厚的母语氛围？〉，
知乎，2017年10月11日
作者：守望老秀城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167737/answer/85145825
一、“官话-闲话”体系破灭论
古代社会因皇权不下县，国家形成庙堂-乡野两个空间维度，中间以士绅阶层维系，遂形成三种语言。庙堂官僚公事说、写官话，并传达文字政令；乡野民众不识字，生活中说白读闲话；对于本地识字士绅，则接受文字政令，并可以文读闲话直接传达至乡野农民。此可谓“官话-闲话”的古典官-绅-民三元体系。在这个三元体系中，官话、闲话功能相互独立，故通常不一致或差距很远。
49年后，传统社会彻底寿终正寝，士绅阶层消灭，中央政权统一全国并深入基层，识字率迅速上升，报纸、广播等新媒体作为政令传达载体深入各处角落。由此导致两个局面的发生，一是乡野民众可通过广播更快会听、会说官话（普通话），二是会看官话对应的文字。这事实上导致文读闲话开始多余，闲话退回到白读闲话的功能即日常私人生活。此时形成“官话-闲话”的现代国家-个人二元体系。
76年后，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加强，这导致闲话功能再度遭受冲击，日常私人生活中也无法一直使用本地闲话，只能使用本地、外地人都懂的官话（普通话）。此时，官话已经开始取代闲话功能，在经济发达，外来人口较多地区更为明显。
新世纪以后，互联网技术崛起，网络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后的最大新媒体，且与前者不同，网络不仅可以传达国家政令，而且是民众日常生活交流的公共统一平台。由于网络信息传达以文字为载体，而此时文读闲话早已丧失，故文字反馈于人们头脑的发音只能是官话。此时，官话进一步取代闲话功能。此时构成趋向于单一官话的近一元体系。
由此可见，当前时代，闲话的唯一趋势是被官话取代。因此要保护闲话，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使之拥有官话全部功能，即实现‘闲话官化”的一元体系。这要求闲话必须做到：拥有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拥有完善的正字体系。但在大陆，这个新一元体系，也势必和官话的旧一元体系发生冲撞。企图通过号召学方言、做方言电视广播节目来保护闲话，其实质是将今日的近一元体系退回到二元体系，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闲话最终的命运是消灭，而只有官话才可以活下去。
二、粤语和吴语的过去和未来
粤语区的广东一地，因其远离北方中央政权，本地地方意识本就浓厚，故在很多时期事实上也扮演半个政治共同体角色。政治独立性与语言独立性互为促进，遂使得粤语功能的官话化不断加强，正字体系迅速普及完善，一元体系很早建立起来。近代后直至20世纪末，又有香港作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存在。但因为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存在，粤语和普通话的一元体系依然发生冲撞。
吴语区与北方中央政权地理距离更近，关系更紧密。历史上多以华夏文明正朔自居，推动大统一并在北方中央政权占据中高层，但因吴语区和中央地理分离，两地方言差距很大，故吴语无法直接成为官话，遂官话从京，闲话从吴。如前文所述，由于古代是三元体系，故官话、闲话差距较大并非问题，但也埋下隐患，即吴语的功能官话化进程趋于停滞，如正字存在感极弱。至近现代，官话开始侵蚀闲话功能，吴语便已经无抵抗能力。
三、吴语在民国：国语运动和地方/国家心理认同。
民国是特殊的过渡期，传统社会日渐解体，报纸、广播等媒体开始在城市出现，但国家长期分裂，中央政权衰微。这一时期，官话开始有侵蚀闲话的能力。同时，吴语区政治精英作为核心力量（后汇聚成国民党），积极重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由此造成一个核心问题：即新官话标准的设定。
民初，北京民国政府推广国语运动，新官话标准备选有三种：南京官话、北京官话和兼顾南北的“老国音”，其中，老国音曾经推广，但却因其接近江淮官话，而为吴语区民众所不喜。这是因为清末江淮地区衰落，大量江淮难民流入江南，导致歧视所致。最终，北京官话成为新官话标准，称国语，并获得吴语区民众认可。
北京官话获得吴语区认可，反映出彼时吴语区并未认识到闲话的危机。吴语区深信古典时期的经验，并不怀疑官话-闲话三元体系会发生改变。因此，官话和闲话依然可以不必相同，且因为吴语区长期占据中央政权，更不怀疑两者即使发生轻微冲撞，官话会对闲话及其背后的语言文化造成实质破坏。
27年后，以吴语区人士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新中央政权初建完成，依然延续这一经验，以蒋氏主张继续推广国语。这一时期，因传统社会未解体，政权并未深入基层，加之国民政府事实上未完成全国统一，核心区依然滞留于吴语区，都未使得官话与闲话的矛盾凸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历史细节是，45年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曾发生迁都之争，讨论是否北上北平，而此时的蒋氏却不置可否，最终搁置。这反映出地方/国家在大一统愿景下的微妙矛盾。当官话和闲话最终不可避免的发生冲撞并走向一元体系，政府将何去何从？可惜，蒋氏没有统一全国，这个问题他最终没有机会面对。其后蒋氏带走吴语区政治精英在台湾重建政权，继续推广国语，却是为了打击本地势力，稳固外省人政权，他同样没有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附录1：上海话。
近代的上海话形成十分特殊。这一时期，国家分裂，缺乏强有力中央政权，官话权威失去，同时外国势力进入，参与本国政治经济生活。上海实质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其城市权力掌握者即是北吴语区本土精英与欧美白人，上海话亦由各地北吴语杂糅而成，并融入英文词汇。因此彼时上海，类似于香港，具备一定独立政治共同体性质，上海话亦具有少量官话功能（公事说，少量写，如报刊融入上海话词汇）。
49年国家重归一统，旧上海权力掌握者出走流散，导致上海话依托的政治环境失去，发展停滞，成为与其他吴语一样的普通本地闲话。同时官话权威重新建立，对上海话造成冲击，与其他吴语并无区别。尽管相对其他吴语，上海话的官话化进程稍强，但远不能和粤语相比，正字体系依然使用较少。但这一时期，因户籍严格限制，外来非吴语区人口较少，对上海话尚不构成冲击。
76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重新开放，吸纳大量外来人口。但此时外来移民结构已逐渐从周边长三角（北吴语）地区向外扩散至皖、赣乃至更内陆诸多非吴语区省份。大量非吴语区人口的进入开始对上海话造成巨大冲击。上海话面临来自国家指令和外来移民的双重压力。
送个小彩蛋：看看作为浦东人的宋美龄是用吴语和蒋介石交谈的，注意听开头，宋说了一句“要讲没？”：微博视频（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就南京遭遇日军空袭事件用英语强烈谴责，后立者疑为蒋鼎文。）
附录2：推广普通话背后的地方主义
推广普通话表面上是国家行为，但实质却造成另一种地方主义泛滥。与普通话接近的方言区，有机会通过此形成地方文化输出，最典型的便是东北。大量东北词汇进入普通话，在互联网上传播迅速，在事实上构成对南方诸多方言文化的压制。
附录3：语言背后的政治：官吴“二位一体”大统一格局的维持与破裂
前文已述，在官话、闲话各自独立的古典时期，吴语区通过对中央政权的高度把控，实现政治意义上地方与国家的协调与认同，在事实上构成政治上官吴“二位一体”的大统一格局。造成这种格局的实质，是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耕读传统与科举文官体制所构成的大陆文明形态，且农业发展的最高成就，即是吴语区完成的。但伴随着农业发展至顶峰，吴语区商业遂渐发达，实际已暗暗诞生相反的海洋文明的力量，并形成动荡的缘起。
晚清后，中国进入世界体系，面临整个国家的近代化转型，但此时的中央政权开始衰微。与此同时，西方势力进入包括吴语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参与经济活动，刺激了这一“相反的力量”。以吴、粤语区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开始谋求构建新的大一统政权及国家蓝图。这个政权渴求继续保持大陆国家式的广袤的国土，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却显示出更多海洋文明色彩，倾向于积极向西方学习。
27年以吴语区人士为核心的南京政权建立可看做一次过渡性的尝试。蒋氏渴望通过军事北伐与儒家教化这一旧传统，继续实现国家在古典时期的大统一格局，其在语言上厉行国语便是明证。然而，蒋氏及其政府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辨认是混乱的，政治、经济上都显示出矛盾和摇摆。最终，南京政权在未取得全国的彻底统一之前便告崩溃，而1927到19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也成为吴语区回光返照，重现最后辉煌的“南京-上海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呈现了三位一体的重合。
49年南京政权的垮台与北京新政权建立标志着某种大陆国家格局的回归，国家重回大一统。但与古典时期不同的是，此时中国的现代化将先从中央政权周边地区（京畿地区）的高度国家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停止了对外开放，并形成了党政军企教一体化的一元体制，使得京畿地区首次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三位一体。吴语区被迫在这三个领域全面退出，其历史地位降至自宋以来的最低谷。
76年后，国家改革开放，重新唤起了东南沿海的经济活力，并恢复了其与外界的联系，但这也意味着那种“相反的力量”在隐约回归，并且因国家重回世界体系，使这种力量拥有外界助力而有更强大的潜力，这是与古典时期不同的。由此，北京政权基于近代的动荡经验，将无意愿出让在49-76年代由自身积累起的政治、文化优势及一部分经济优势。官吴“二位一体”的格局自此彻底破裂。
官吴格局破裂的实质，在于北京政权基于大陆国家的愿景与东南沿海基于海洋文明的利益诉求的深刻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因中国进入世界体系，有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敏感与尖锐。确切的说，这种矛盾分野，已经在晚清时候注定，而其本质是在指向中国现代化的唯一也是最大的难题：即中国作为东方的大陆国家如何在以海洋文明为主导的西方主流世界体系里存在。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