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 黃得時：傅斯年與台灣大學

黃得時：〈傅斯年與台灣大學——不被世人所知的幾項往事〉，

《聯合報》，文林憶舊，約1985年。

輯按：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展出，臺大圖書館藏，2019年9月11日攝。

十一月十五日是國立台灣大學的校慶。台灣大學自從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由我方接管原有日本台北帝國大學以來，到今年已經滿四十一年。在此四十一年當中，主持台灣大學的校長有羅宗洛、陸志鴻、莊長恭、傅斯年、錢思亮、閻振興、虞兆中以及現任的孫震等八位先生。就中，奠定台灣大學的良好基礎，使其後的台灣大學能夠很順利發展成為第一流大學的，是由傅斯年開始的，因此，世人只知道傅斯年辦理台灣大學卓越的功業，而不知道其豐功偉業的背後，有許多艱難困苦的往事，令人佩服與感念。我現在把那些往事寫出來，藉以看傅斯年這個人治事做人的一面，做為校慶的獻禮。

民國三十八年傅斯年被延聘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之時，毅然決然辭去原有的立法委員職務，立志要惠心辦理台灣大學。

當時，台灣省主席是陳誠，而陳誠與傅斯年私交甚篤，所以傅斯年來台之時，陳誠曾親自到松山飛機場去迎接。此事對於後來傅斯年辦理台灣大學，得到了很多的方便。

本來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名義上雖然是國立，但是經費卻不由日本國庫支付，而由台灣總督府負擔。光復後，台灣大學的經費，亦不由中央政府支付，而由台灣省政府負擔，傅斯年既然與陳誠私交很好，所以預算撥付方面，得到格外的方便。

傅斯年來台不久，在某次會議席上，我曾請他揮毫，他拿起筆來，毫無思索地即寫「歸骨於田橫之島」七個字，表示他為了辦理台灣大學，決意要埋骨在台灣這塊乾淨的島嶼上，可見他的決心多麼堅固！

日據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學生既少，而且又無學生宿舍。接管以後的國立台灣大學，年年學生大量增加。因此上課的教室不夠，而且學生必須在校外租屋居住，以致生活不安定。在校內因教室不足，在校外因租屋困難，以致不能專心讀書，幾乎要演成學潮。

傅斯年來校看到這種情形，認為要使學生專心讀書，最要緊是使學生生活安定。因此，他向省主席陳誠要求一筆相當大的經費，在台大左側的空地（這一塊空地在日據時期預定要建台北帝大的禮堂）蓋了三排十二間的臨時大教室，以及若干棟學生宿舍。這麼一來，學生在學校有教室，下課後有宿舍，一切都上軌道，安心讀書，不再鬧問題。

傅斯年剛來校的時候，文學院中文系的教授陣容並不很堅強。因此，他就聘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幾位著名研究員，如毛子水、董作賓、董同龢、屈萬里、王叔岷諸先生前來任教，提高中文系的學術地位。

又當時的歷史系，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的體制，在歷史系內設土俗學講座。傅斯年將此土俗學講座從歷史系分出來，獨立成立「考古人類學系」。從中研院史語所延聘李濟、凌純聲、芮逸夫前來任教，由李濟任系主任，因此把文學院的聲譽提高很多。考古學的李濟與甲骨學的董作賓，都是名聞世界的學者。

在課程方面，傅斯年特別重視大學一年級的國文與英文。他認為這兩科是研究學問最重要的科目，在一年級的時候，必須把基礎打好，纔能研究更高深的學問。

因此，在文學院設立「大一國文教學研究小組」和「大一英文研究小組」。每次開會，都由傅斯年親自主持，並規定教一年級的國文與英文，必須由系主任與資深教授擔任。其名單都要經傅過目，他認為有人不適任，就把他的名字畫掉，不讓他授課。

當時他指定大一國文用「孟子」為教本，孟子出生於戰國時代，是位威武不能屈的強人；文章亦雄勁生動，有點與傅斯年的個性相似。期末考試的時候，一律要考「背書」。這種作法，對學生來講雖然吃不消，但是所得的效果卻很大。因為經過這樣的苦練之後，大部分學生寫出來的文章，都流暢琅琅可誦。

後來因為高中採用「四書」做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大的大一國文才不再教「孟子」，而以其他的書本取代。

傅斯年來台的時候是公務人員待遇最菲薄、生活最清苦的時代。他把全校教職員的薪俸作一番總調查之後，發現省籍教職員之薪俸，較從大陸來台的教職員薪俸偏低，因悔他一番大調整，不分省籍，使薪俸公平無差別，令教員們都能夠專心一意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

又庚子賠款退還的一部份款項，撥付台灣大學，每年選派五位教授到國外去進修，本省籍教員每年只得一個名額。傅斯年來了以後，認為在日據時期，本省學者無機會可以出國，因此要多多給他們機會，所以他規定，五位之中，省籍教授獲選出國進修的，不得少於三位，這樣可以讓省籍教授有較多進修機會，補足日據時期的空白。

由以上兩點可以看出傅斯年作事的公正無偏私。

在一般行政方面，他卓越的表現已經有很多人報告過，在此無須重複。我只提出兩點：

第一點，傅斯年非常注意學校金錢之出納，所以常常在三更半夜獨自跑到出納組去，把出納組主任叫來，打開放在保險箱的現款與帳簿所記載的現款數目對一對，看看一致不一致，直到確認數目一點兒也沒有差錯，他才安心回去睡覺。

第二點，是當時的公教人員都要辦理互相連保的手續，連保是例如甲保證乙的思想純正、沒有染上共產思想；同時乙也保證甲的思想純正，萬一發覺被保證人有共產思想，保證人就要連累受罪。當時臺灣省當局也要求台大辦理這種手續，傅斯年卻說，凡是在台大任教或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故可以由他一個人保證，不必辦理甚麼連保手續。萬一有問題發生，他願意負全部責任。像這種愛護部屬、勇敢負責的首長作風，確實令人欽佩。

最後，舉出一段哀惻慟人而聽起來不覺會發出微笑的往事作結束。

當時有一位女子名叫陳素卿，於台北橋投淡水河身亡。她留有一篇很長的遺書，文章寫得哀婉動人，任何人一讀都智流一把同情之淚。當時這篇遺書被刊登在報紙，轟動一時。傅斯年也讀過這篇遺書，受到很深刻的感動，立刻邀請多位名流同意，擬在淡水河岸陳素卿投身的地點樹立碑石，來紀念這位女子之才華。後來知道這一篇動人的遺書不是陳素卿本人撰寫，而是由她的男朋友寫的，立碑之事始作罷論。曾經當選立法委員的社會賢達，如今又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這位大學者，竟然對於一位女子的遺書這樣關心受感動，要為她立紀念碑，雖然此事沒有實現，亦可以看傅斯年做人做事很剛強的一面之外，亦有愛才如命的柔情之一面。

傅斯年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赴台灣省參議會備詢之時（因當時之台大預算是由省政府支付），突患腦溢血而逝於議場，年僅五十五歲。

其師胡適曾講一句話說：普通善於辦行政的人都拙於做學問，善於做學問的人都拙於辦行政，而傅斯年既精於學問，又善於辦行政，像這種人材，實在是不可多得。傅斯年以五十五歲之齡逝世，實在令人惋惜不已，如果天假餘年，讓他多活十年，那麼對台大、對國家社會不知氖要做出多少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