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 陳云根評傳

正政唯識，面書帖子，2016年9月4日

眾多候選人中，不論立場，最有國際視野的候選人肯定是陳雲。他對東南亞勢力範圍的看法、乃至香港與東盟關係的前瞻，即使是建制陣營也可以參考。

他除了中文根柢好，也在大學主修英文，然後拿法國的獎學金到法國讀法文，再在德國名校哥廷根大學博士畢業，該校校友包括俾斯麥、叔本華、哈巴瑪斯和朱德。他家人來自馬來西亞，輾轉到中國又輾轉來港，一家對國共關係、華僑身份、香港國際地位等有先天的觸覺。而他的主張，其實是國際關係的典型現實主義，也能進出政府和學院、鍵盤和現實，可惜香港真正能明白的不多。

在亂世中，這類背景的學者，足以成為時代的wild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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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數年，我一直有私下向他請教，常有不少寶貴啟發，特別是協助我想通了一個關鍵問題：如何令國際關係研究在香港變得在地，而這幾乎是所有學生讀國際關係都會問的問題。正是有了他的啟發，才有了早前《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一文。 雖然身邊不少朋友都被他送到兩個地方，但我對他只有有限平台而能取得現在的影響力，其實十分佩服。私下陳雲老師温文爾雅，而且真的願意傳授知識和策略，我確是以老師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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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Wan Chin），原名陳云根，筆名刻意改成與中共元老陳雲名字相同，為令大陸人誤以為其文章是革命元老所作，在大陸互聯網無法障蔽而暢通無阻。著作及專欄內容多數以香港風俗、香港文化、中國語文及時事評論為主，內容常有批評中國共產黨文化對香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大力提倡香港人應捍衛本土文化和香港核心價值。

陳雲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寶安觀瀾，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陳父經歷日治、英殖時期，修讀醫科，成為地質考察隊駐醫，居於塔爾寺。有說外祖父開織布廠，曾資助孫文發動革命。陳父因毛澤東反右運動被下放，約1958年偷渡來港，曾開聯合診所，亦曾任坐堂幫辦，於邊境分局負責審問偷渡客，探聽中共動靜，收集情報。

陳雲1985年獲中大留法獎學金，師從多位知名學者，包括李達三博士(John J. Deeney)、馬松博士(Michel Masson)及顧從義神父(Claude Larre)。1995年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2002年任藝術發展局策劃及研究總監、2002-07年出任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受訪時指政府部門互相掣肘，無並提供足夠資源落實研究建議。

(169) 劉悠揚：〈錢穆為何離開新亞書院〉

刘悠扬：〈钱穆为何离开新亚书院？〉

《深圳商报》C01版 ，2014年4月30日。

（輯按：原文為簡體中文。）

新亞之變，要先從併入香港中文大學說起。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葉龍解釋說，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

　　當時，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中略）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放棄退休金，辭職以示氣節
　　然而，正是錢穆力主的中國人校長李卓敏，在中大正式合併之後，與他的辦學理念發生了明顯分歧。

　　葉龍回憶說，錢穆一心想將西洋文化融入中國文化，辦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學；而李卓敏則要辦一個普通的中文大學。

　　李卓敏到任後，新亞、崇基、聯合三院院長每週開一次聯席會議，如果遇到意見分歧，便舉手表決，當場通過，沒有機會再議。錢穆再也不能延續他秉持的「新亞精神」，再加上成員背景複雜，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聯席會議上，他離自己的辦學理想，越來越遠。

　　晚年，錢穆回憶這段時光，曾萬般無奈地寫道，「（我）與富爾敦以前彼此討論商榷之情形，今則渺不可得矣。」

　　1965年，錢穆提出辭呈。「李卓敏對他講，如果辭職，便無法補發新亞自成立以來未發的薪水，如果退休，則可以補領薪水，還能領一筆數十萬港元的退休金。」葉龍說，但錢先生寧可放棄大筆退休金，也要辭職以示氣節，念及他晚年淒涼，實在感慨良多。

　　9年後，余英時從美國返港，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時，遭遇「改制風波」，其實正是錢穆辭職離開新亞一事的延續。

　　余英時曾對「改制風波」有一番評價，也可看做錢穆離開新亞的一個註腳。他說：「問題也不是一邊是理想，一邊是現實，一邊是很髒很臭的殖民心態，另一邊是偉大儒家理想，是現實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壞了傳統那麼簡單。」不管是錢穆辭職，還是余英時後來的抗爭，背後依然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孰優孰劣的爭執。

錢穆當時「腹背受敵」
　　更糟的，是來自新亞內部的排擠。

　　學者羅慷烈是錢穆在香港的唯一摯友，兩人數年通信達80餘封。他曾對葉龍提及，「錢先生在中文大學受到排擠」。

　　起初葉龍還不信，「上世紀50年代，錢先生多次對我說，退休後把新亞院長之位傳給唐君毅。後來他發現唐私人門戶之見過重，任人唯親，最終連副院長都沒給他，還把當時剛從臺灣教育部門離開的學者吳俊升請來，接自己的班。為此，唐君毅一直耿耿於懷。」

　　再加上，二人學術思想的分歧越來越嚴重。「唐君毅自居『唐派』，他一直認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韓愈，傳到我老師熊十力，下面就是我唐君毅。錢先生卻認為，孔子的學問誰都可以學，為什麼一定要分派別、分門戶？」葉龍告訴記者，錢穆辭職以後，唐君毅掌管新亞研究所。葉龍說，「凡錢先生的學生，一概炒魷魚；凡錢先生的意見，一概反對；恨不能把『新亞書院』變成『唐君毅書院』。」

　　葉龍也因此成了「炮灰」。1968年，他和另一位錢穆的學生王兆麟被裁員。因為唐君毅刻意為難，一直沒有拿到中大學士、碩士學位（原注：此前新亞的學歷不被香港政府承認），無處覓職。

　　「錢先生最沒想到的，是他請回來的副院長吳俊升，為了取而代之，暗中和唐君毅聯合排擠他。」葉龍感慨，一派搞政治，一派搞學術派別，錢先生左右掣肘，十分難受，可以說是「腹背受敵」。

　　葉龍還記得，1966年，錢穆雖然已辭職，但還住在香港沙田。聽說葉龍為了學位一事找唐君毅理論，鬧得沸沸揚揚，於是托人帶話給葉龍。

　　「錢先生偷偷對我講：『我老了，他們欺負我，我沒有辦法，你吵吵也好。』」這是葉龍第一次從錢穆口中證實，他離開新亞最婉曲的心理動因。

附錄：

葉龍：《錢穆講學粹語錄》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自序〉，頁iv-v。

一九六六年，新亞成為中文大學一員時，李卓敏校長愛護新亞研究所畢業舊生，准許重讀一年，修幾門課，寫一篇論文，通過後可獲中大之碩士學位以方便就業。因先前新亞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的均是非英聯邦承認的學位。此時哲學系唐君毅主任外遊，由謝幼偉教授全權代理系主任，並為我擬定〈孟子哲學及其文學〉之論文題目。半年後，我的論文已完成，所修英文及數門哲學課程亦修讀了一半，但唐教授回港後取回謝教授之職務，並無同意我之重修碩士。幸而錢〔穆〕師多次函請羅慷烈師及港大馬蒙系主任，又得嶺南書院黃麗文院長之助，終於完成了香港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最應感謝的是錢師和慷烈師；也得感謝何沛雄教授和馬蒙主任及黃麗文院長。

同書，頁86

錢師此函是寫於鄺利安、麥耀文兩校友去台北文化學院任教那一年，約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約是一九六零或六一年，他們兩位均由錢師推薦成事。同一年錢師還推薦金中樞兄去台南成功大學，三位似都是擔任講師，後來情況頗有改變。記得一九六八年我去台南看望中樞兄，他託我回台北時面懇錢師再設法調他回新亞。錢師聞後心感煩躁不悅。因錢師當時已明知新亞不會聽他的意見。但數年後，錢師感到中樞兄妻兒均在香港，一家兩地分散，有所不便，且那時中樞兄已榮升教授，錢師亦樂意推薦中樞兄再回新亞。不料，果遭新亞拒絕。當時錢師頗有微言，嘆息道：「曾經擔任過十多年的校長，現在連介紹一名小小的講師都被拒絕，況且金中樞是研究宋史卓有成就的校友，真無奈。」

同書，頁104。

一九六八年時，當時吳俊升校長以「削減兼任教師」的名義，把中文系的我與王兆麟兄與藝術系的吳因明三位兼任講師同期解聘了。內情是起因於一九六六年時唐君毅教授沒有讓我重讀中大的碩士學位，而造成的阻滯所致。因唐氏赴美度假，本來由謝幼偉教授以代理哲學系系主任批准我辦好學籍，並為我擬定〈孟子哲學及其文學〉作為碩士論文題目。亦早在半年前於中大教務處辦妥一切註冊手續。快將完成三門選修課、一門英文必修課及論文時，唐氏返港後竟將我重讀碩士的學籍取消，實在是於法不合於理不妥。當時雖有中大李卓敏校長的勸說協助，亦被拒絕。

(168) 林燕妮：〈香港和大陸文字不同〉

林燕妮：〈香港和大陸文字不同〉

《明報》S05版，「文理88」，2013年10月13日

也許因爲共產黨是戰鬥性的，所以治國六十多年來，文字也變得戰鬥性了。叫的士叫做「打的」，上班時去領飯盒叫「打飯」，把暖水壺去盛熱水叫「打水」。起初我還以爲他們是到井裏打水。

　　中文本來就不精確，共產黨式中文更加讓人費思量。香港也學了好些，比方說﹕「他有機會患上癌症。」以前我們說﹕「他有可能患上癌症。」「機會」是指好的，患上癌症怎會是「機會」？「可能」是不肯定的，或會或不會，在未確實任何事情之前，應該說「可能」，而不是「機會」。

　　跟內地編輯爭論了半天，我說他們把「旅遊」印成了「旅游」，游是游泳的游，遊才是旅遊的遊。

　　在電話中各執字典，我說我對，他說他對，惱起來他說﹕「不信你去看看『中國旅游局』的招牌吧！『遊』字是錯的。」

　　我的字典可說「遊」是對的，理論了一陣，原來內地已取消了「遊」字而只用一個「游」字代替了「游泳」和「旅遊」的兩個同音字。連我的iPhone也沒有了遊字了。

　　香港跟內地用詞不同是常見的，駕駛盤他們寫作「方向盤」；房車他們寫作「汽車」；的士他們寫作「出租車」；小巴就是「小公共」；名詞仍處於一國兩制階段。

　　內地三十歲以下的人，一出生便只接觸我們認爲很「革命式」的文字，他們是無法了解海外同胞的不了解的。

　　比如說「我盡可能來香港」爲什麼要寫成「我爭取來香港」那麼嚴重？朋友笑着向我解釋﹕「爭取有兩種意思，爭取來香港的意思是多半不來；爭取三點半到達您家卻是設法三點半到達你家。」

　　我說﹕「太革命了，什麼都說『爭取』，又什麼都說『緊張』，交通擁擠便擁擠了，怎麼變成了交通『緊張』，好像戰情緊張似的。」

　　朋友奇道﹕「你們才寫得怪呢，什麼叫做『登樣』？校對已把你的『登樣』改成『一樣』。」我說﹕「不是啊，『登樣』即是能登大雅之堂，presentable的意思，不是『一樣』。」友說﹕「你在寫什麼？不明白。」

【延伸閱讀】
一、慕容雪村：〈中國語言風格的墮落〉
二、〈中共中文大觀〉

(167) 馬敍倫：《莊子義證．自序》

馬敍倫：《莊子義證》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
影印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商務印書館本

《民國叢書》第五編第6冊

〈自序〉，頁一上至頁五上

莊周所箸書，《史記》本傳稱十餘萬言，又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此司馬遷記其都數與其篇目大氐。至《漢書．藝文志》箸錄五十二篇，陸德明謂「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然陸氏記司馬彪（輯按：疑缺「注」字）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今司馬本不可復見，余意并解說數爲五十二篇，或非莊生之舊文、〈漢志〉之陳篇也。陸氏又記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又曰：「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無雜。」然則向本外篇或多於崔一篇，或少於崔一篇。司馬本獨多，今所傳者，卽陸氏所記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外篇獨少，而雜篇亦較司馬本爲少。陸引郭象曰：「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陸氏曰：「《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今〈游鳧〉、〈子胥〉、〈閼奕〉之文，尚略可考見。司馬本雖亡，其佚文之幸存者，亦頗略睹（並見佚文輯錄），皆爲郭本所無。又《史記》本傳《索隱》曰：「按：《莊子》，〈畏壘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疊。」《北齊書．杜弼傳》曰：「弼嘗注《莊子．惠施篇》。」此亦《莊》書篇目之可考者。今郭本所無。（〈惠施篇〉或卽〈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詳〈天下篇〉。）然則五十二篇者，固不免有後人增足，如今郭本者，其所刋落亦衆矣。

余怪郭象以〈閼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之雜巧而去之。若〈說劍〉者，其義趣淺陋，若無涉於莊周之恉，辭亦與他篇不倫，必出於僞造無疑。旣過而存之，則其所削者，寧無可比於是，而一不存，何邪？然象自〈讓王〉、〈盜跖〉、〈漁父〉三篇，最括大恉，餘篇皆詳爲之注。獨〈說劍〉不置一辭，余疑郭本亦非故書。檢〈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末，象注曰：「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與〈漁父篇〉於末注曰「此篇言無江海而言間者」云云同例，則郭本〈盜跖篇〉固僅一章，其後「子張無足」兩章，蓋爲別一篇之辭。又〈讓王篇〉末《音義》引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唐不知何人，蓋有疑於是篇先後辭恉之異。余檢是篇，自故「許由娛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以上，惟「孔子窮於陳蔡」章義亦不倫，餘皆重生之說，而郭氏都無所注。〈田子方篇〉末《音義》曰：「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衆家並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二章無郭注。似各重出，古本皆無，謂無者是也。依陸說，則郭本自有錯亂。又陸謂俗本〈田子方篇〉末「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無郭注，則〈讓王篇〉宜有之。又檢《路史發揮》曰：「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道，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之，立之不喜，廢之不怒。」則宋人所見郭本〈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句下有象注，其言及向秀而曰援古之說者，蓋象注如「湯將伐桀」章注，不自爲說，而引舊說。以郭注有竊自向秀之說，遂及於秀耳，然則〈讓王篇〉郭注之奪失者多矣。以此推之，〈盜跖篇〉之「子張無足」兩章，本爲別篇之辭，亡其篇首，傳寫遂綴於〈盜跖〉之末。旣佚一篇，就司馬本取〈說劍〉以補其亡（〈說劍〉《音義》僅引司馬本，則衆家蓋無也。）是又象削之而後人復留之者也。《音義》無說，其來久矣。

古書多僞，僞書多託於周秦。若《鬻子》、《列子》、《鄧析》、《尹文》之類，是其譣也。《莊》書之爲後人附益者，郭象已删除之，則今所存三十三篇中，自〈說劍〉而餘，固郭象之所不疑。蘇軾始以〈寓言篇〉「舍人與楊子爭席」、〈列御寇篇〉「列子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辭義若爲一章，因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後人羼入。夫今郭本篇章次弟之非舊觀固然，如〈盜跖〉、〈漁父〉者，其名見於《史記》本傳，則豈失其故篇而好事者補之邪？不然，司馬遷去周之世僅百餘年，卽出僞作，亦秦漢之際所爲。夫古人書不必皆已作，《莊》書如〈山木〉、〈寓言〉諸篇之有弟子所記，固焯然也。其弟子所記，或其私淑者所爲，不違其旨，而附益於其書者。苟在成帝求書以前已然者，蓋未可以其書已亡而後人僞作以代之如《鬻子》、《列子》、《鄧析》、《尹文》者視之也，且《莊》書果孰出於莊子所親譔？無譣也。司馬遷稱其書十餘萬言，今三十三篇者，固不及此數。而前人乃謂〈駢拇〉、〈馬蹄〉、〈胠篋〉、〈繕性〉、〈刻意〉、〈盜跖〉、〈讓王〉、〈說劍〉、〈漁父〉皆僞作，是將去其三之一也。余以爲摘其僞，必有所譣，苟無事據可依，而以意必之辭，未可信也。余以爲如說劍者，其義旣無取，辭又不倫，其用字復無足疏釋者，以比〈駢拇〉、〈馬蹄〉、〈盜跖〉且不類，雖司馬本已有之，或非〈漢志〉之陳篇也。自餘惟〈讓王〉有綴輯之迹，然以其用字觀之，尚與全書相稱。今本旣非〈漢志〉之舊，未易必其出於司馬遷以後人所爲。

《齊物論．音義》引崔譔曰：「〈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有外篇。」則漢後諸家注本，不徒篇有去取，章次亦復更迻。陸氏謂崔、向無雜篇，然余以《音義》所引崔、向音說覈之，今郭本雜篇〈庚桑楚篇〉：「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音義》曰：「向音篇，畏向於鬼反。壘，崔本作纍。向良裴反。」〈徐無鬼篇〉：「掔好惡。」《音義》曰：「掔，崔云：引去也。」「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音義》曰：「崔云：金版金弢，皆《周書》篇名。」「譬之猶一覕也。」《音義》曰：「覕，向芳舌反。」「至鄧之虛。」《音義》曰：「鄧，向云：邑名。」〈則陽篇〉「門尹登恆。」《音義》曰：「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外物篇〉：「側足而墊之。」《音義》曰：「墊，崔云：下也。」〈盜跖篇〉：「堯殺長子。」《音義》曰：「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列御寇篇〉：「呻吟裘氏之地。」《音義》曰：「崔云：呻，誦也。之地，崔本作之地蛇。」〈天下篇〉：「薰然慈仁。」《音義》曰：「崔云：以仁慈爲馨聞也。」「以巨子爲聖人。」《音義》曰：「巨子，向崔作鉅子。」是獨〈寓言〉、〈讓王〉、〈說劍〉、〈漁父〉四篇崔向本無之，抑或有之而《音義》無所取？然則陸氏所謂「崔向無雜篇者」何邪？且陸所列記，自崔譔以下注《莊》書者僅七家，惟王叔之《義疏》三卷，當是最括以明義，然陸又曰：「亦作注。」今檢《音義》引王說，見於今之雜篇者獨多。（〈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寓言〉、〈讓王〉、〈列御寇〉、〈天下〉七篇皆有）豈皆出於《義疏》邪？不然，是王有雜篇也。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今《音義》引李說，獨〈繕性〉、〈說劍〉二篇無之。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音義》無所引。然五十二篇之篇，與司馬本同，意必有雜篇者。然則陸氏所謂「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者，竟不譣也。余是以知衆家無雜者，徒分內外，不列雜名耳。非郭本所謂雜篇者，諸家皆無之也。由此以言，篇旣分合不同，章亦失其舊次，安知郭不以其所見而有易迻？余觀〈在宥篇〉至「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以下，義與前文不類。他篇亦往往有之。意郭氏未必卽就〈閼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之篇而盡去之，或有於諸篇之中，刺取其意，以爲較馴者，而附之今存各篇之中，惜今衆本共亡，不可復覈。

陸氏記郭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今傳郭本篇數如故，爲卷者十則與陸記異矣。此由琱板與寫紙殊也。唐以前寫本《莊》書〈山木篇〉殘卷（上虞羅氏影印古佚殘叢中）（輯按：蓋指敦煌殘卷）每章各自起訖，證以〈盜跖〉、〈漁父〉、〈讓王〉郭注之例。及〈天地篇〉《音義》曰：「此兩『夫子曰』，元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爾。」是郭本亦然。是因古法也。今皆章相連續，無復別自起訖，已非郭氏舊觀。至錯簡奪簡、譌奪字句，有爲郭本已然，有自郭氏後始然者。陸氏未爲覈正，並詳當篇。陸氏據郭本爲音義，然如〈大宗師篇〉：「不以心捐道。」《音義》曰：「捐，郭作揖。」〈則陽篇〉：「魏瑩與田侯牟約。」《音義》曰：「瑩，郭作罃。」「所搏弊而扶翼。」《音義》曰：「弊，郭作幣。」詳陸氏所引郭氏異本，如元嘉本其最焯也。其或稱一本者，亦郭氏異本。此言郭，則所據者非郭，所不能詳也。今世所行世德堂刋郭本，其奪譌視諸本爲最。晚近遵義黎氏覆宋刋成玄英《疏》本，亦載郭注，然余疑成疏雖據郭本，本亦自行。今乃取別一郭本而附以成疏，此詳檢疏注而可知者。湘鄕郭氏所刋《集釋》本，蓋據黎本。顧亦時與黎本異，余治《莊》書苦無所從，乃欲爲之讎勘，以近日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雖面目無差，病其合兩殘本而一之。又涵芬樓有所謂趙諫議宅本者，未得窺其原書。讀孔氏毓修所爲〈校記〉，則差佳於世德堂本。不得已而取黎本爲本，以涵芬樓影宋本世德堂本及明刋崇德書院本及陳景元《莊子闕誤》所記各本異文，兼取《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文選注》、《後漢書注》覈之。宋以前所箸書中稱引者，偶有所見，亦並及之。雖於大體無益損，奇文零字，借以覈正者致多。掃葉之譏，固不能免，恉在證明意誼，遂不辭於疏漏。

《莊子》書辭趣華深，度越晚周諸子。學者喜讀之，然其用字多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反有字之本義世久不用，而猶存於《莊》書。學者多不明文字本義，又昧古今音讀變遷之迹。是以注釋此書者，無慮百家，率皆望文生訓。奇談秒論，雖足解頤，顧使莊周復生，當復大笑。所遺爲古書注釋者，乃欲使今人讀古書，如與古人晤言一室之內，得一譯人耳。苟人爲一解，家張一說，使聽者何所從？爾者海外學人，亦相尋繹，苟使游辭謬說，誤彼見聞，斯亦國之恥也。近代如王念孫、洪頤煊、孫詒讓、章炳麟、劉師培及俞先生樾，皆於此書有校諟疏證之功，惜其未嘗有事全書。郭慶藩者，乃爲《集釋》，其意甚美。顧僅拾王、俞之說，閒附其所見，徒侈徵援，不應所需。余末學膚受，妄欲發憤，使此書離離如日星，遂爲《義證》。篇次悉如陸氏所記郭本之數，所見前人及並世師友詮釋愜當者，皆爲收錄；其所不知，闕如也。作始於建國七年，至今年而畢。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余事此書，一字不得其當，欲廢寢饋。然十有二三，猶未致塙。吾生未涯，俟之來日！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杭縣馬敍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