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中国语言风格的堕落〉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5月28日
不久前，我走過三亞的一條街道，聽到有家店鋪在播放著名的《社會主義好》的搖滾版。雖然我對這首歌深感厭惡，但音樂響起時，我還是會下意識地跟著哼唱：“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
幾十年來，這些共產黨讚美自己的歌曲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耳邊消失，即使在“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乾癟招牌的今天，它們依然常常出現在中國的電視上、廣播中，甚至是私人商店用以招徠顧客的大喇叭裡。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這些歌曲就是我們的青春記憶，很難估量它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心靈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因為仇恨教育、愚民宣傳，再加上對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壞，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漸漸形成。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粗鄙和殘忍，而這並非中文的固有傳統，更多應歸功於共產黨和它所倡導的意識形態。
無論官方文告、文學學術著作，還是私人言談，都可以看到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語言”。
時至今日，中國的高層人物會在那些極為嚴肅的場合，或正式的演講中使用一些極為俚俗的語言，比如“打鐵還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間新聞中常常大講特講“和諧社會”和“中國精神”。就在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還說過“絕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六十多年來，中國的宣傳和教育從來沒有擺脫殘忍和嗜血，在教材中，我們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託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要戴紅領巾，那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大多數人都唱過《少先隊隊歌》：“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幾十年來，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地不厭其煩地反複播放這些內容，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日常語言和頭腦。在最近幾年中，我不止一次聽到我的朋友們，包括那些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也在使用這種被宣傳污染的語言，而且不是在反諷。
兩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聽到兩位老農站在路邊辯論，主題大約是“米飯和饅頭哪個更好吃”，在辯論的高潮時段，其中一位大聲指責對方：“你這是形而上學！”（另一位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你才是形而上學！）
對形而上學，毛澤東持有一種很奇怪的懷疑（以至於我懷疑他根本不懂這個詞的意思），宣傳機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來推廣和鼓吹此種論調，久而久之，“形而上學”就成了一種可疑的學說、一個可鄙的詞彙。可以想見，那兩位農民對形而上學並沒有多少了解，他們只是從黨的宣傳詞典中學來這個詞，並用它表達自己的不屑之情。其他的一些詞彙，比如“唯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情調”，也成了萬能的批評用詞。那些最常使用這些詞的人，其實大多都不真正了解其真正的意思。
在中國人的日常語彙中，革命字眼隨處可見。我們把工業、農業在內的一切行業都稱之為“戰線”（幾乎所有工作的場所都可以稱為“陣地”）。帶病堅持工作通常被稱為“輕傷不下火線”。一些大企業會把它的銷售隊伍稱為“集團軍”、“師”、“團”，把銷售區域稱為“戰區”。
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一些學者把這種語言稱為“毛氏語言”。在2012年發表在〈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說這種話語比“大多數語言更賦軍事隱喻和政治偏見”。他舉了一些關於毛氏語言氾濫成災的例子：“大陸人即使到今天，還是會在飯局快結束時讓他們的朋友“消滅”剩餘的飯菜；上次我在北京時，一個小男孩在公交車上對他的媽媽說：'媽，我要尿尿'，他的媽媽回答說：'堅持！司機叔叔不能在這裡停車。'”
這種新式語言的濫觴於毛澤東時代。早在奪取政權之前的延安時代，毛澤東就教導作家和藝術家要“為人民服務”，反對使用那些“人民群眾”看不懂的字詞，以及“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然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就開始大力推廣所謂的“人民的語言”——即那種淺顯俚白的文字風格。
這種“讓語言俚俗低級”的改造並非偶然，而是一項深思熟慮的行為，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討論的質量。文化大革命更是將這種“語言革命”推到極致，在那時，知識人所擅長的理性討論被完全摒棄。在這種野蠻的話語空間中，許多詞語都漸漸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然後黨可以運用這種語言來裝腔作勢、混淆是非。
在近些天，中共高級官員時常把“法治”掛在嘴邊，但這裡的“法治”和真正的“rule of law”毫無關係，當他們談起法治，指的其實是“共產黨用法律統治中國人”。
這種故意的混淆只是為了一個目的：運用掩蓋不民主的現狀，並假裝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抵抗這種官方話語，也不知道應怎樣防止這種話語污染我們的語言。在許多時候，即使是我這樣的作家，也無法避免哼唱那些讚美共產黨的歌曲，雖然我們很清楚共產黨試圖用這樣的話語來控制我們的頭腦和心靈。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最能表達我的擔心，他寫道：“如果思想可以敗壞語言，那語言也同樣可以敗壞思想。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