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原為對陳雲帖文之回覆,今輯出成篇。)
拿劉仲敬的「民族發明學」跟陳雲先生的「城邦論」相比較,會發現劉論的枝末與陳雲先生的若合,而其根基則大謬。
劉常引用歐陸諸小民族為抗衡法國之「以普世理性抽象原則」為體的大一統建國勢力,紛紛高舉感性浪漫傳統的本土民粹主義,歸宗歷史英雄,爬梳整理古俗,並援為團結圖騰,各自築構獨一無二的小型民族國家;陳雲先生在其記述香港本土風俗著作中則強調,追憶舊事不斷乃以喚起民眾感性去抵禦現代集權政術的侵凌,其對復興傳統文化、重振華夏失落的華夷一家的天下(非偏狹國族)道統與修正現代性的失控之強調等等,在這一點上,即劉仲敬與陳雲先生均抱持用感性去制衡過份膨脹的理性,重視發揚自身傳統為一切行動的基石(儘管兩者對何為「傳統」及使用方法有異),是共同的。
另外,在行動層面上,兩人提倡的亦可謂雷同。劉之所以青睞較小的單一民族國家而非典型之統一集權國家(如中原王朝、鄂圖曼帝國),乃因權歸中央則地方人民受壓,使得本土菁英無從滋生,組織秩序的能力退化(百姓馴化為不能自治的順民,稱「費拉」),倘中央朝政腐敗加上天災迭至外族入寇,則國境內必將人頭滾滾、赤地千里了。劉的所謂「大洪水」和「遍地黃巢」即是。他的目標不是阻止「大洪水」的發生,而是在政治上尋求獨善其身的境地。於是提出在地人羣利用民族發明以自外中央自保,其建政始終之重心便在於成立維持一小支信仰堅定組織嚴密的團隊,不管利用血緣宗親也好,宗教學派也罷,總之是旨在傳承,乘時坐大。他分析道一神教的組織度最高,故對基督教及回教看得最高,而儒家則重個人心性修養且缺乏教會組織,不堪打擊云云。陳雲先生亦是表明了中央集權之弊,暴政君臨下原子化的個人無不束手就擒,為扭轉局面,遂有興本土以薄集權、創邦聯以代一統,用周政取代秦政之主張。他的建政行動中,也強調以關鍵少數(Critical Minority/城邦學社/香港遺民論)為主體來導正民粹,加上其「神道建政」思想,以恢復「皇天上帝」為號召,落實在祭天及古文教育等等努力,遠紹上古之德,以待將來機變。故此,揚棄集權和重視小而向心力強(用神秘為號召凝聚)的團隊運作,我認為也是兩人的共通點。
而兩人的分歧之一,是史觀。陳雲先生秉承傳統史觀,融匯西方思想,遂有一家之見。「人道有家斯有國,又當於國之上有天下,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之所在」(錢穆語)。先生要大家從歷史上分清「文明禮樂的天下」與「肉食者謀的政權」來破解現代人盲目擁戴國家的思想桎梏,引用港英時期之善政乃「大社會小政府」方針的產物為例說明,如六七暴動左派一敗塗地,乃民心向港府而背大陸,因為人性服膺文明秩序多於國族號召。又比照香港與大陸的情勢尤如宋與遼金之對峙,有對抗有交流,現實上大家都離不開對方,遂以香港本位提出「王者不治夷狄」論(本土論述之源頭),用文明程度為標準去區分族群,在各不相犯之餘互通有無,理性務實。而在後來的本土運動中,先生將香港人身份歸屬於歷朝衣冠南渡的遺民之下,再從歷史力證港人的文明使命及本土責任,既資激勵又予鞭策。
至於劉仲敬則不然。他是「後設式」地回溯歷史,以動外科手術的心態揀選有利自己論述的史料,從以拼貼出論據。其著作《叛逆巴爾幹》中,無論講希臘、保加利亞抑或羅馬尼亞之章節,都用到中國同盟會興中會光復會甚至「希臘蔣介石」「東正教南明士大夫」等等新詞來胡亂比附,有混淆視聽之嫌。無他,其實劉之史觀就是沒有史觀,有的只是「以論代史」已而。我覺得他是用一種目空一切的態度來對待歷史。
由於我幾乎在同一時候接觸兩位的論述,故能在沒有多大的成見下思考箇中的優劣異同,此處舉些梗概,圖收引玉之效。最後我認同的自然是陳雲先生的見解。因為若依了劉仲敬的作法,華夏主體會呈現空洞化,並將受到列強更猛烈的盤削。
【網友回覆】
CC Garuda Karunikaya:Choi Lam Dennis 閣下有認真閱讀過他們兩位的作品。小弟大致同意你的說法,只是對你評論劉仲敬史觀那部分並不同意。小弟在兩位大師身上都學到很多東西,而對於中國傳統史觀、中國近代史、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世界文明的歧視鏈等看法,則深受受劉仲敬先生所啟發。
劉仲敬先生在《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中東的裂痕》中清楚地描述了大英帝國的遺產如何令各等級共治的封建傳統能夠在阿聯酋和巴林等地得以承傳,人民生活自由而富足。
而東亞(日本除外)缺乏能夠自我管理和維持秩序的政治共同體,除非被英國殖民最少一百年,否則難以自我管治。
Dennis Lam:CC Garuda Karunikaya 關於你提到的「歧視鏈」,我認為這正是劉仲敬突出的地方,就以清治下的蒙古為例吧。民國的史家會取排滿的角度來說,滿人以聯姻封號換取蒙古人的武力效忠,鼓勵其出家入教(限其繁衍)及阻止其與漢人交流(使其不聞奪天下治天下之學術),抑其智耗其力,跟漢人一樣同受壓迫。至革命成功,蒙古人遂得到解放而跟漢人一同欣然加入民國。而劉仲敬則指出蒙古人與滿人同處統治階級,是一同君臨中原的存在,故在政治倫理的位階上必然先於漢人。所以革命打倒其搭檔,其實是向蒙古人既有的政治生態位之挑戰,要原征服者歸順被征服者之統治,顛倒過去的位階自然是不可接受的。故其敵視民國而時思脫中即在於此。劉將歷史上類似這種的關係抽出來並演鐸成「歧視鏈」之概念,不能否認是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的。
平心而論,如果有一年青人無一點歷史或政治學的背景,讓其各讀一遍陳劉二先生的作品,大概他會對劉之觀點更表認同且印象又更深吧。若以形象化的比喻來形容,陳雲先生是守住一門經學,風格乃循循善誘的碩儒,劉仲敬則是周遊列國,煽動性強的說客了。
如此亦可能部份解釋到為何港獨支持者以年少居多,畢竟直接而概念化的理論容易消化,頃刻便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