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疆：《蘇北利亞》
廣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
老柯原是苏北一个小县城的干部招待所的所长，管着十几间房和一个食堂。老柯俨然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太上皇，在招待所工作的那些员工都是他的臣民。老柯每日酒醉饭饱之后，不仅言不及义而且行也不及义了。所里的异性员工，从做饭的厨娘、清洁房间的女工到饭堂的女服务员全给老柯睡遍了，据老柯说这些女人从不声张，岂止不声张，兴许还像皇上临幸那样欣喜若狂呢！〔……〕老柯毕竟不是皇上，终有东窗事发之日。据他说是因为其中一个未婚女工肚子大了，一下子扯出了一大串人，老柯却怪那时的避孕技术落后，否则他就不会到劳改队来啃窝窝头了。（頁46）
我是在东海劳改农场认识小甘的，其实他还比我大两岁，是干钳工的。那年天气干旱，干部派我和他安装柴油机、水泵去排河抽水。晚上就在我们搭在野外的小棚子里打地铺，一盏用药瓶子做的煤油灯挂在用高粱秸扎成的顶梁上。〔……〕小甘原来是个修脚踏车的，在淮阴城里算是个能工巧匠。后来他用废料做了一辆三轮车，还装上摩托车用的小引擎，带着女朋友在淮阴的大街小巷兜风。那时的淮阴城，不要说汽车，就是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都很稀罕。小甘居然坐上机器三轮车，还带上一个女的，这还了得！先是派出所找他谈话，以后公安局又将他拘留。拘留总得有个理由，机器三轮车不是偷的，入不了罪；最后说是搞腐化，问题是车上有个女的。他偷偷给女友打了个电话，说要跟她抱在一起去跳淮河。淮河最终没跳成，因为小甘是直接从拘留所押进了劳改队，压根就没有跳河的机会。（頁47）
劳改犯每半年要做一次思想改造小结。我们这个小组识字的不多，我得帮别人填表。表上有一栏是“案由”，于是我问：“犯什么罪来的？”“是腐化，因为我帮别人把他们老婆的肚子搞大了。”这人姓彭，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实在听不懂他讲的什么，只好请他再说明白一些。于是老彭啰啰嗦嗦地讲了以下的故事：政府号召计划生育，叫我们生产队所有能生孩子的妇女去公社卫生院装避孕环，装完回来，我老婆觉得不舒服，尤其第二天挑肥更是难受。老婆要我帮她把那环取下来，我说我又不是医生，她说试试看嘛！我捣弄到半夜，最后总算把那东西弄了出来。隔天还是挑肥，我老婆挑得轻松自在还有说有笑的，别人觉得奇怪就问她，她管不住嘴，把那秘密告诉了一个好友，那女人求她让我也替她取出来，我说那怎么好意思呢，老婆说她已经答应了，就做这一次吧。有了上回的经验，这次没费多大工夫便把环取出来了。谁知这事很快传开了，那些女人一个个求我老婆，我便一个个帮她们把环取了出来。来年开春，女人们一个个怀孕了，卫生院一检查，报告了公安局，结果就把我抓进来了，这时候我老婆哭也来不及了。听完了我说：“你这事不能算腐化，又不是你给她们怀孕的！”“是我呀，是我把环给取出来的呀！”他这样说像是很愿意当腐化分子似的，不过我还是给他填了个“妨碍计划生育”。（頁48）
老黎说他犯的是腐化，显然是避重就轻。不过老黎也有他的理由，因为他和那个女的有过一夜情。在那个年代，一夜情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搞腐化。老黎和我谈起这桩往事的时候，似乎对那女的依然一往情深，还说她答应等他。我想这一定是老黎的自作多情，在那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爱情难道拗得过政治？据说那女的是他的学生，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和一个军官有过恋爱关系，后来那军官告了他，他就此成了阶下囚。」（頁49）
有一个人称老把式的老程，原是乞丐出身，解放前给地下党送过情报，也跟着打过游击，解放后当上了小干部。整风的时候，他给领导提过一些意见，加上单位里打的右派达不到百分之五的指标，就把他拉进去凑数。他基本上没什么文化，唯一的本事是捉黄鼠狼。（頁39）
老柳是南京大学英语系的学生右派，但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因他当年在学时便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当英语翻译和搞情报，后来又在美军战俘营工作了很久。停战后，他回到南京大学复学。想不到在行将毕业之际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劳改。（頁58）
“死生由命这句话并不是迷信，命中注定的事是逃不掉的。就拿我这顶右派帽子说吧！整风的时候，我根本没打算提意见。有天在路上遇到团支书，他说不提意见就是不愿帮助党整风。碰巧不久前母亲生病，我回老家去了一趟，听到农民对统购统销很有怨言，于是写了一条对统购统销的意见应付了事。想不到后来就凭这一条划我右派。如果当时没碰到团支书，或者我母亲没生病，我便当不成右派。你说这不是命是什么！”
王君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大概想等我说几句，我没吭声，他又继续往下讲：“自己打成右派就算了，还连累了一个女同学！”
“是女朋友吧！别自作多情了，也许人家早跟你划清界限了。”这话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何必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呢！
“她不是这种人，她相信我决不会反党，甚至在批斗会上还替我辩解呢！后来她也挨整了，到劳改队以后，音讯全无了。想起来真对不起她。”（頁76）
我们是第一批集中过来的右派，记忆所及，有工程师钱亮，作家陈椿年、蒋虹丁，大学教师刘敬坤、祖庆年、徐竹生、崔前程，机关干部许兴中、王国栋、曹钧、徐鸿志、何炎，大学生薛仲麟、朱秉刚、陈克昌、李光国、金德华、陈乃秋、戴立同等。以后,陆陆续续又有许多人从别的劳改农场转移过来，其中有大学教师萧飒、叶涛基，文职军官王三中、血燃冰，医生陈守然，教师朱怀真、陈平、吉士，大学生徐培钧、林志坚、郑经涛、薛培元、杨明昌、李虎驼、朱国定、胡承皋以及当过美俘营翻译官的南京大学学生柳正壁等。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几百人的单位，后来便附属于大有劳改农场，而且被称之为“右派大队”。（頁100）
右派大队确有不少嗜书如命之人，然而也有不少是不读书不看报之辈。其中有许多人完全是为了凑规定的百分之五指标而莫名其妙被抓进来的。小汪就是这样一个人。反右前是个农村小学教师，因为追求一位女同事被校长批评过。整风时，领导鼓励他向党提意见，他就给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只许自己生孩子，不准别人谈恋爱！”后来便被“评”上了右派并投入劳改。（頁107）
祝维章教授是个儒雅而又极端谦虚的人，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他以往的一些经历还是袁意可神父告诉我的。他是湖北黄陂人,早年大概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解放前就去了美国留学，学成之后在斯坦福等著名大学任教。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之后的中国堪称一穷二白，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困，一般的工薪阶层仅靠三五十元人民币过活，身上穿的则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清一色蓝布褂。这时候远在美国担任名校教授、过着优裕生活的祝维章如果不是有一颗赤子之心，如果不是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怎会回到如此贫穷落后的祖国？据说他回国后受到了董必武副主席的接见，并被分配到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做研究工作。遗憾的是一九五七年的那个“阳谋”，不仅打掉了几十万的中国知识分子，连归国不久的祝维章教授也未能幸免。打成右派之后，他被下放到了徐州。祝维章的科学脑袋怎么也弄不明白：领导鼓励他提意见，而且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原以为这些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然而，等到他提过一点意见之后，却收获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祝维章天真地认为肯定有什么事情搞错了，他要向上级写申诉书，让领导弄清事实，因为科学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可是祝维章做梦都想不到，他的每一封申诉书无一例外的回到了划他右派的领导人手里。随着他申诉次数的增多，他的“罪孽”和处分也层层加码，最后被押送劳动教养。（頁116）
袁意可是南京宗教界里被打成右派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曾经对我谈过当时一些情况，由于时间久远，具体细节已经淡忘了，只记得他在整风时给南京地区代主教李维光的发言提供过某些意见，后来有人说李的发言实际上是袁代写的。这样一来，袁意可就成了李维光“错误言论”的代罪羔羊。李维光在四九年于斌主教撤离南京时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代理主教，后来因积极推动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于五五年被教宗庇护十二世处以“绝罚”即开除教籍。这绝罚书还是由上海的龚品梅主教交给他的。或许是因为袁意可顶替了所有罪过，李维光便照样做他的江苏天主教爱国会的主席和南京教区的正权主教。（頁125）
他跟我是校友，在苏北利亚曾经有那么几年碰巧关在同一个劳改农场里。后来我知道他是属于一个叫“三六九吹牛皮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当年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其成员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劳动教养，只有一个女的因为是“胁从”，才得以轻判监督劳动。
他因“吹牛皮”而劳改，我因“右派言论”遭逮捕，同是因言获罪。只不过他的“言”总括起来不过是几个字的一句玩笑。
这几个成员都来自上海一间中学的同届毕业生。因为考入南京同一所大学，每逢星期日便相约去新街口一家名为“三六九”的饭馆餐叙。上海人的“吹牛皮”其实就是北京人的“侃大山”，在“三六九”吃着吹着便有人说：我们就叫“三六九吹牛皮协会”吧！大家都说好！饭还没吃完，一个人就抢着去付账，于是有人说他是大家的财政部长；另一个喜欢跟服务员打交道，便自称外交部长；我认识的那个老李见别人都是部长了，就说他是“总理”。反右的时候，这个吹牛皮协会便成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是因为有部长和总理；至于纲领，当时虽然没有，但后来逼着写交代材料时都补了上去，当然大家补的不会一样。（頁134）
命运给了她闭月羞花的美貌，同时也给了她一个无法选择的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她遵从母亲的嘱咐，带着一大包食物去劳改农场探望她的父亲。当晚歇宿在劳改队的招待所里，只不过一夜工夫，就给那里的干部强奸了。女孩一路哭着回家，还不敢告诉母亲，因为她知道作为反革命家属的母亲已经够苦、够窝囊了，她再也承受不了额外的打击了。再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母女俩又能做些什么呢？控告有用吗？搞不好还给扣上一顶反革命诬告或者企图腐蚀干部的帽子。……不久，母亲又叫她去看父亲，她不敢去，但想到父亲病倒了，咬了牙还是去了。一路上她想的是如何保护自己，可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反革命女儿能保护得了自己吗？结果她仍然没能逃脱魔掌。不过这一回干部对她说，只要跟他睡觉，就会照顾她父亲。女孩想：既然不能躲开被强奸的命运，如果能让父亲少受点苦也就算了，毕竟除了自己的肉体之外，她再没有别的本钱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父亲后来被派做打扫监房之类的轻劳动，可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女儿用肉体换来的！……罪恶常常是由弱者来承担的。结果是小潘而不是奸污他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頁136）
小杨原是地质学校的学生、共青团员，她曾豪情满怀地誓言踏遍万水千山为祖国寻找矿藏。然而就在毕业前夕被一个口口声声要培养她入党的书记诱奸了，而这人其实是有妇之夫。小杨不依不饶，可闹到最后，被以“无理取闹”为名押送劳动教养。（頁140）
老路原是徐州铜山县附近一个村庄的庄稼人。在一户农家宰驴卖肉的那会儿，他顺手牵羊拿了人家一挂驴肺，加上以前什么时候偷过别人二十七块钱，两罪并罚，便给判了两年劳改。为这点小事判两年刑，确实太重了，估计他肯定得罪过村里的干部，他这张嘴不得罪人也难。……后来他在乡下的老婆也到农场来投奔他了，因为那时农村里搞统购统销，缴了公粮之后还得按粮食定量把余粮上交。征粮的就像从前鬼子进村，家家户户给搜刮一空，农民粮不够吃，常常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老路老婆虽然知道劳改队没自由，但总比没饭吃强。知识分子讲的“不自由毋宁死”对他们是完全不适用的。老路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不知是他老婆当初带过来的还是在农场生的。大的一个叫金花，小的叫银花。（頁142）
我原来就有点奇怪：一个新疆维族人，怎么跑到江苏来劳改？难道新疆就没劳改队？趁聊天的机会便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老新疆心直口快，把他犯的事一五一十讲给我听。
那年有两个维族老乡要去南方倒卖麝香，据说新疆的麝香到苏浙一带能卖几倍价钱。他们知道老新疆的汉语比他们好，便要拉他一起去。去过几次的确赚了不少钱，但分给他的很少。他想与其替别人赚钱，何不自己单干呢？那时候做倒爷其实并不复杂，一是在新疆购货，一是在南方销货。购货不难，因为他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销货也有了门道，前几次已经和南方的倒爷建立了联系。不过做倒爷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因为这算是投机活动，发现了会被抓的。老新疆做了几次安然无事，最后一次却栽在江苏某地的倒爷手里。那家伙心黑，收了老新疆的麝香之后，说是卖掉了就付钱。当老新疆去收钱时，那人故作惊恐地说：“不好了！给公安局发现了，麝香全没收了，他们正在抓你。你得赶快回新疆去！”老新疆半信半疑，便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过了几天再去那人家里打探消息。想不到这家人正在大吃大喝，见到老新疆到来，便慌了手脚。老新疆一下全明白了，抓起旁边的一块砧板朝那人头上砸下去，那人应声倒下，老新疆以为把他砸死了，就去自首。后来被以倒卖麝香和故意伤人罪判了五年徒刑。（頁158）
我知道大金牙对我很有好感，便瞅准一个机会，故意问他：“你快满期了吧？”
“早着呢，我刚从死缓减到二十年。”
“怎么判得这么重？你杀人了吗？”
“我杀他妈个屁，我只杀过美国鬼子！”大金牙激动起来了，他一激动就把他的故事一股脑儿讲了出来：
那回我乘车去县城领我的残废金。到了县里发现我兜里的五块钱被小偷偷了，这些钱是要买回来的车票呀！我便去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的人说他们不管这些事，叫我自己找小偷要去！我多说了两句，他们就把我搡了出来。我气得牙痒痒的，心想要不是只剩一只手，我定会像当年揍美国鬼子那样揍你们一顿。好哇！你们不管小偷的事，那我就偷给你们看看。
我把附近人家晒的衣服裤子统统收了，摆在公安局门口卖。公安局的人出来看见我在卖东西，问东西哪来的？我说偷的。他们就说要拘留我。我说你们不是不管小偷吗？怎么又管起我来呢？他们从里面叫了几个人来拽我，还动手打我。我就用脚踢他们。到了法庭上，他们以殴打公安人员为名，判我五年。我当庭把这些王八蛋臭骂了一顿，他们便来捆我，我一脚把他们的桌子踢翻了，法院后来就改判我二十年。既然给我判了二十年，我也就横竖横了，我骂他们公检法是一伙，是欺负老百姓的混蛋。还说你要判就判我死刑吧，我就料你不敢！
说他们不敢，他们还真敢，最后判了我一个死缓。」
严纪青原系南京工学院出版科科长，反右时先被打成右派，后又添加反革命罪判刑。反革命罪肇因于四二年他为新四军采购棉衣和西药时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后被宪兵伍长、反战人士大平定雄暗中释放。自此“释放”便成为严的政治历史问题，无法解脱。严在苏北劳改时其妻携幼女改嫁青海军区赵某，赵又在“文革”时据说因镇压造反派遭中央“文革”逮捕，她在绝望之余卧轨自杀。（頁191）
鲁思宁本是食品工业系的调干生，解放前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年龄比我们大得多。五七年整风时据说他卖了棉被去买纸笔写大字报。后来他也被发配到苏北劳改。“文革”期间，我在沂河劳改农场看到一张法院判决人犯的通告，上面有鲁的照片，并说他犯有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判刑二十年。（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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