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固也：《古典目錄學研究》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75-88。
《隋書．經籍志》之「梁有」新考
【輯者撮要】
清代學者姚振宗說凡《隋志》冠以「梁有」在前的圖書著錄，既有引自阮孝緒《七錄》者，亦有引自其他南朝目錄者，並提出數條例證，包括《隋志》著錄某書晚出於《七錄》、《隋志》著錄某書卷數與《七錄》序文所言不符、《隋志》同一書目重出等。作者主張「梁有」一律來自《七錄》，逐一反駁姚氏證據（及近人丁延峰的附和），但說服力每況愈下。
一、問題的由來
《隨書．經籍志》在正文著錄存書之外，還以附注的方式著錄亡書。據清姚振宗統計，「著錄三千二百十二部，附著梁有亡書一千五百四十五部，通計四千七百五十七部」[1]。其附注亡書以「梁有……今亡」等形式出之，清初朱彝尊《經義考》轉引其中三百多條，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等亦有轉引，都徑作《七錄》或「阮孝緒曰」。錢大昕明確指出：「阮孝緒《七錄》撰於普通中，《志》所云『梁』者，阮氏書也。」[2]章宗源亦云：「《隋志》依《七錄》，凡注中稱『梁有今亡』者，皆阮氏舊有書。」[3]《四庫全書總目》云：「《隋書．經籍志》參考《七錄》，互注存佚。」[4]又云：「《七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梁有某書亡，知為《七錄》所載。」[5]可見「梁有」即指《七錄》而言，本來是學人的通識。但姚振宗在全面考證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新說：「『梁有』云云者，皆《七錄》及梁代書目所有之書也。」（第11頁）「以《七錄．序目》縱橫家驗之，知其採宋齊梁陳四代書目，而亦注『梁有』，以《五代史志》托始於梁也，不盡是《七錄》也。」（第9頁）「所注『梁有』亦不止《七錄》一家。如丘賓卿《天監四年書目》、殷鈞《天監六年書目》、劉遵《東宮書目》、劉孝標《文德殿書目》之類，亦是也。或以為梁有諸書皆《七錄》，不盡然也。」（第864頁）
姚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學界公認為清代書目考證的扛鼎之作，但他的這一觀點，並未得到廣泛的贊同。許多近現代學者仍接受傳統觀點，如姚名達說：「《隋志》部類幾乎全襲《七錄》，且其注中稱『梁有今亡』者，皆《七錄》中所有。」[6]李曰剛說：「目中或注『梁有』，則參考《七錄》而成。」[7]也有些學者完全採用姚振宗的說法，如胡楚生說：「稱『梁有』者，皆屬《七錄》及梁代書目或宋齊陳時書目所有之書也。」[8]還有學者試圖調停二說，如汪辟疆說「《隋書．經籍志》每書下注『梁有』或『梁有若干卷』，皆本阮《七錄》及《文德殿四部書目》。」[9]王欣夫說：「《隋志》中注曰『梁有』的，就是指《七錄》。」又說：「也有李延壽根據它書或所見補入，並非《七錄》所有而仍注『梁有』的。」[10]周少川說：「從附注情況看，注『梁有今亡』的多，『宋有今亡』的少，可見主要是參考了《七錄》，同時也利用了《七志》等其他目錄。」[11]三家或在《七錄》之外僅增一部書目，或僅說有少數據它書據補入，其用意都在於突出《七錄》，這一點其實最得姚氏真意。
姚氏根據幾個疑點，認為《隋志》中幾部「梁有」之書不可能見於《七錄》（輯按：不可能見於《七錄》，則出自其他前代書志），頗嫌理據不足，但他實際是以承認《隋志》附注「梁有」之書甚至正文著錄的梁武帝普通四年以前圖書絕大部分都見於《七錄》這一總體判斷為前提的（輯按：意指即使《隋志》曾引用其他書目，仍以《七錄》為大宗）。如果仔細通讀姚氏全書，必能加深對《隋志》與《七錄》密切關係的理解。有些學者片面接受姚氏《隋書經籍志考證》敘錄、後序中的表述，對其全書反映的總體傾向未加留意。如近年丁延峰撰文進一步論證：「『梁布』不僅僅是《七錄》，而是包含了編者所能見到的梁代所有書目。《隋志》編者或許已慮及到所採並非《七錄》一目，所以才以『梁有』概之。」[12]其所舉例證，主要仍為姚氏言及諸點，唯所作解釋更為武斷；其進而談論「根據所注『梁有』等是否可以輯錄《七錄》」這一重要問題，卻又完全背棄了散見在姚氏書中的許多正確見解。前賢偶標異論，久乃流宕忘返；而其真知灼見，已成空谷之音，憾何如哉！
二、「梁有」並無作於《七錄》之後者
「梁有」之書是否盡出《七錄》，首先應該考察其中有無在《七錄》之後編著的圖書。姚振宗云：「按《七錄．序目》題普通四年，別詳史部簿錄篇。志中所注稱梁武帝、簡文帝、梁元帝之謚，必非《七錄》本文，自是後人追改。他如朱異、蕭子顯、陶弘景、何胤、劉敲、劉潛諸家，皆並時之人，或卒於阮氏之後，而志皆附載其書，亦曰『梁有』。」（第9頁）姚氏指出「梁有」稱阮孝緒死後才有的三帝謚號、附載『並時之人』著作，但並未直接據此斷定其書不見於《七錄》，而只作為立論之參考依據。他在具體考證圖書時，也都貫徹了這一原則，如：「按（王）規卒於梁大同二年，阮孝緒亦於是年十月卒，是規與阮同時人，或及見其書，而附著於《七錄》，未可知也。又似據梁人別家書目。」（第205頁）「陶弘景與阮孝緒皆卒於梁武帝大同二年，在普通四年《七錄》成書後十三歲，《七錄》曾否載及弘景之書，不可詳考。」（第599頁）又如《隋志》五行類之末云：「梁有劉潛《泉圖記》三卷，亡。」劉潛卒於簡文帝大寶元年（第550頁），比阮氏晚卒十四年，但姚氏該書考證仍僅說：「不知是否《七錄》舊第，恐阮氏不如是之謬也」，這主要是從歸類之「謬」而不是從卒年之晚來提出懷疑（輯按：意指姚氏認為《泉圖記》不應歸入五行類，又認為阮孝緒不會犯此等錯誤，故《泉圖記》係出自《七錄》以外目錄）。
今人似乎沒有領會姚氏這一深意（輯按：以上姚氏三論，「未可知」、「不可詳考」、「不知是否」等語，皆見猶豫，此即作者把握處。），沿著姚氏之說越走越遠，貌似尊姚，實屬曲解。如王欣夫說：「注有稱梁武帝、簡文帝、梁元帝的謚號，當然不是阮氏原文。又如朱異、蕭子顯、陶弘景諸人皆阮氏同時人，或卒在他後，而志載其書仍曰梁有，這顯然不是《七錄》所有了。」[13]其說全出姚氏，只不過說得更加肯定。丁延峰在論及梁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起、《釋氏碑文》三十卷時說：「梁元帝生於天監七年（508年）八月，至普通四年時，才十五歲（按古人習慣當作十六歲），是不可能著成一百一十五卷的煌煌巨著的，必是普通四年之後所作，故此兩書必為別目所採。而且梁武帝、梁簡文帝、梁元帝都是逝後謚號，三帝都在普通四年之後駕崩，但『梁有』中卻多次使用這些謚號。」在詳列「梁有」中的三帝著作後，又說：「姚氏言史部簿錄篇，實誤，史部簿錄篇並無。或許『追改』，抑或採自其他目錄及材料，但非《七錄》明也。」姚氏所言（輯按：見上文姚氏書頁九引文），是指其在史部簿錄篇中考證《七錄》撰於普通四年，並非三帝著作載於該篇；「追改」云云，乃懷疑《七錄》原載三帝著作，唯不稱帝號，《隋志》始為追改。若承認「或許追改」就不能說「非《七錄》明也」（輯按：丁氏邏輯思維不夠嚴謹），這兩點批評皆屬無的放矢。丁氏以蕭繹生年推斷其著書在普通四年後，更難以盡信。梁元帝是歷史上以早慧勤學著稱的帝王之一，據其《金樓子》自述，五歲能誦《曲禮》，六歲能作詩，十三歲誦《百家譜》，十五歲有志作子書，其一生著書四十多種，十六歲前有所著述，一點也不奇怪。況且古代帝王著書，多由文士代筆。《金樓子．著書》篇在十部書下注有「金樓付XX撰」、「金樓與XX撰」、「金樓使XX撰」等，即其明證；多數書下注云「金樓自撰」等，唯《注前漢書》等幾部書下無注，仍有可能出自文士之手。蕭繹七歲封湘東王，至十九歲都督荊州，王府文士既眾，復廣結名流如裴子野、蕭子雲輩，文學聲名甚著。他在普通七年遷荊州時，隨府臣僚中有臧嚴，《梁書》卷五○載其侍湘東王讀，累遷記室，「嚴於學多所譜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則臧嚴在普通四年前為蕭繹注《漢書》，並非沒有可能。三帝不同時期著書，署銜自然各異，《隋志》大都以謚號稱之，顯然是後世所追改；古代書目重視更早的前人著作，但也可以著錄同時人著作。姚氏深知此理，所以並未說《七錄》不能著錄三帝和其他「並時之人」的著作，只是以此作為其他證據的補充，認為也有可能根據其他書目，立論比較謹慎。今人試圖將這類懷疑坐實，可惜並未提出更堅實的理由，失於武斷。
丁氏論證「『梁有』書籍中有作於普通四年之後者」，還提出一個證據。《隋志》云：「梁有《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並魏秘書郎劉璠撰。」丁氏說：「姚振宗於《隋志考證》此目下云，作者始末未詳。但據考，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著《梁典》三十卷。曾侍梁，後降魏，歸北周。《周書》、《北史》有傳。……據《隋志》所云，知所撰此兩書應在降魏後，而劉璠降魏是在承聖元年，即公元552年，這一時間比阮氏撰《七錄》時晚了近三十年，孝緒卒於大同二年，即536年，此兩書自是不被阮氏所知。」北周劉璠聲名甚著，所撰《梁典》古書中常見引用，姚氏焉能不知？其不加引證者，蓋以深知《七錄》不載北朝著作，此人與治《毛詩》之劉璠非同一人。《隋志》附注「梁有」，作者前冠以「魏」字者數十部，皆曹魏著作，北魏著作無一見載；正文著錄曹魏、元魏著作時，則分標為「魏」、「北魏」，無一相混。劉璠這兩部書，附注於曹魏司空王基書之下，吳侍中韋昭書之上，必為曹魏時人無疑。晉有劉璠，附著《晉書．劉弘傳》，已嫌時代稍晚，未必即為此人，更遑論北周劉璠矣。因此，丁氏全文中這條唯一獨出胸臆、重點考證的論據，實在是一個不應有的簡單錯誤。
其實要從多達一千五百多數「梁有」中，根據姚氏考證找出幾條成書於普書四年之後的證據，本非難事，丁氏特未細檢耳。如別集類云：「梁有《安西記室劉綏集》四卷、《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姚振宗考證「劉綏」當為「劉緩」之誤，並懷疑「劉緩則卒於阮孝緒之後，此二集亦未必定有《七錄》也」（第808頁）。據《梁書》卷四九：「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湘東王即蕭繹，大同元年（53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閏九月二日進號鎮西將軍，六年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年）徙荊州刺史。劉緩在任安西記室後，還應該在鎮西將軍、鎮南將軍府中任職，並卒於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間。他的文集既然題銜仍為「安西記室」，必定編於大同二元（536年）正月至三年閨九月擔任這一官職期間。這是一條「梁有」之書作於普通四年之後的確鑿證據，但此書是否必定不在《七錄》之內而是依據其他梁代書目？答案恰恰相反，因為其他梁代書目都編於大同元年以前，不可能著錄此書，而阮孝緒卒於大同二年十月，唯有其卒前數月內編定《七錄》，才有可能著錄此書。又，此書實為「梁有」最後一部士大夫文集，其下《沙門釋智藏集》因作者的僧人身份而附於末，所以大同二年可以看作「梁有」之書的時間下限，這與《七錄》相符。阮孝緒《七錄》自序說，普通四年（523年）二月十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這分明是開始編撰的日期（輯按：其他梁代書目提到的時間也可以是始撰日期，古人未必明言。上文謂劉緩書不可能出自其他代梁代書目，未必是）。他以處士之身，獨撰《七錄》，著錄圖書達六千多種，一一為作解題，別說一年之內，恐怕三年五載也未必能夠完成，應該是523年至536年間長期編撰，臨終前才成書。因此，以普通四年作為《七錄》成書之年，進而以「梁有」有無晚於此年之書來判斷其是否盡出《七錄》，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就難以成立（輯按：作者謂《七錄》不經「三年五載」難以完成，乃是假設。論者也可以假設阮孝緒動筆前已搜集好資料，毋須長期編撰）。綜上所考，《七錄》直到阮氏大同二年卒前才編成，並且著錄了當年新編圖書，姚振宗以來對其收錄「並時之人」著作的懷疑，至此渙然冰釋。
三、「梁有」偶有矛盾可作別解
姚振宗的立論根據，更主要的是「梁有」個別小類圖書部卷數多於《七錄．序目》記載和少數圖書之間有重複矛盾的現象，丁氏將其概括為「『梁有』中有不是採自《七錄》者」。姚氏在縱橫家類末考證說：
案《七錄．序目》子兵錄第七曰：「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本志存佚並計四部，增入二部。又案《七錄．序目》載此類止二種五卷，蓋即《鬼谷子》書二部耳。其一部二卷，無上卷四篇，南宋時猶存，《中興書目》言之已詳。又一部三卷，即樂壹注本（輯按：一部二卷合一部三卷，為二部五卷）。《史記正義》引《七錄》亦載之甚悉，是為五卷。又《玉海》引《史記正義》云：「《七錄》有蘇秦書。」知一本二卷者，《七錄》題蘇秦書也。《唐志》二卷，題蘇秦，本此。《正義》全引《七錄》此兩條文，故尋繹可見。由是知本志所注「梁有《補闕子》、《湘東鴻烈》各十卷」，皆不在《七錄》之內，是必從梁代別家書目採入（輯按：因《隋志》一部《鬼谷子》已臻《七錄》所謂「二帙五卷」之上限，其他縱橫家書必引自《七錄》以外書目）。然後知本志注「梁有」云云者，不盡是《七錄》一書，亦有在《七錄》之外者。又案醫家本草類中附注梁有亡書十餘種，而陶隱居《本草》前後兩見；寒食散類中梁有徐叔響之書，亦前後兩見，所據非《七錄》一書，尤信。又別集類《宋王韻之集》、總集類王僧綽《頌集》、《木連理頌》亦皆然，並足與此相證明也。（第463頁）《七錄．序目》所謂二種五卷，當同於《舊唐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台注。」《玉海》卷五三引《史記正義》：「《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蘇秦有《揣》及《摩》二篇。」又引《中興書目》：「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當作梁）陶弘景注，一本《捭闔》、《反應》、《內揵》、《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弘景所注同。」此二本似皆陶注本，其一原闕上卷，後人據別本補足耳。姚氏謂三卷者為樂注本，丁氏明言二卷者為陶注又即《七錄》本，皆不足信據。《七錄》二卷本與陶注三卷及《隋志》皇甫謐注三卷有何關係，尚難論定，但其縱橫家所載僅《鬼谷子》書二部，當無疑義。問題是能否進一步推論另兩部二十卷「不在《七錄》之內」（輯按：此謂《隋志》所載《補闕子》與《湘東鴻烈》各十卷）？
梁元帝《補闕子》十卷，《金樓子．著書》云：「金樓為序，付鮑泉、東西撰。」成書年代不詳。《湘東鴻烈》十卷，當即《金樓子．立言》元帝與裴子野問答中所謂「著《鴻烈》」。裴氏卒於中大通二年（530年），則《鴻烈》必成書於此年以前。元帝早在普通中任丹陽尹時，與阮孝緒已是知己。《南史．阮孝緒傳》云：「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集釋氏碑銘》當即「梁有」之《釋氏碑文》，另三書《隋志》正文著錄，其中《研神記》題蕭繹撰，乃據其原書署名，而追改未盡者。《七錄》既已著錄大同元年編成的《安西記室劉緩集》，以阮氏與蕭繹關係之密切，不可能遺漏蕭繹本人任安西將軍以前的著作。因此，不但「梁有」四書應該見於《七錄》，而且《隋志》正文著錄的另外十二部中可考為元帝早期著作的，皆應見於《七錄》（輯按：而非出自其他目錄），唯因隋唐之際尚存而載於正文耳（輯按：而不以附注方式著錄並云「梁有」）。至其與序目的矛盾，當另有原因。
《七錄》之書或與《隋志》正文重合，或「梁有」中有所刪省，故《隋志》各類附著亡書部卷數大都少於《七錄．序目》之記載，僅農家、縱橫家二類反而增多。姚氏疑縱橫家類多出二部「不在《七錄》之內」，而於農家類之矛盾則曲加解釋。《隋志》農家類云：「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中間二書，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作「卜式《養豬羊法》二卷」，姚氏拆分條目時亦作「卜式《養羊法》、《養豬法》各一卷」，則「梁有」之書為四種四卷，這與《七錄．序目》稱「農部一種一帙三卷」明顯矛盾。姚氏云：「一種者，蓋即此所謂《陶朱公養魚法》以下四書合而為一也；三卷者，當以《養魚法》為一卷，卜式《養羊法養豬法》為一卷，《月政畜牧裁種法》為一種。」（495頁）這是按後世篇幅太小之書合為一冊的做法作任意想像，以為四書各僅一卷，甚至中間二書原本即合成一卷，故可合為一帙而稱三卷。其實按《七錄》體例，書名、作者不同之書皆分卷帙，如序目稱佛法錄「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則至少有三十二種為一帙一卷。據此，這四部書應稱為「四種四帙四卷」（輯按：謂《養魚法》等書），絕不可能合稱為「一種一帙三卷」，它們應為與《七錄》農部著錄的「一種一帙三卷」之書無關的另外四書，但並不一定「不在《七錄》之內」，而只是歸類有異（輯按：謂《隋志》編者將《七錄》所載之書重新分類）。按《漢志》分類方法，諸子略農家之外，數術略復載耕種養植之類技術書，如雜占部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昭明子《釣種生魚鱉》八卷、《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形法部有《相六畜》三十八卷。相當於唐末時編撰之《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分類大體依據《隋志》，但《地利經》、《相馬經》、《水牛圖》之類仍在五行而不入農家類，這是漢代分類法之孑遺。《七錄》合數術、方技二略為術伎錄，其下分設雜占、刑法等十部，比較接近漢代的分類。因此，以上「梁有」四書很可能仍按傳統歸類方法，著錄在雜占部，並非歸入子兵錄農部。農部的一種三卷之書，當為《氾勝之書》。該書為漢唐之際最通行的農書，《漢志》作十八篇，《隋志》作二卷，《通志．氏族略》云十二篇。疑隋唐以後二卷本殆闕六篇，而阮氏所載仍為三卷十八篇本（輯按：即六篇一卷）。《隋志》將數術書並為子部五行類，而與農耕畜牧有關之存書盡歸農家類（輯按：革新《漢志》以來之分類法），於是「梁有」四書亦被附入。
由此可以作一同理類推，即縱橫家部「梁有」二書（輯按：補闕子與湘東鴻烈）很可能與農部四書一樣，是從其他部類中改附於此的，這可以通過分析《湘東鴻烈》的性質得到證明。姚氏曾引《金樓子．立言》，且云：「案此一篇似即《湘東鴻烈》之序文，《淮南內篇》號曰『鴻烈』，意蓋仿其名稱，以此為內篇歟？」（第463頁）今人鍾仕倫進一步推論說：「蕭繹欲仿《淮南鴻烈》以命名自己所著之書為《鴻烈》，其體制內容大抵如《淮南子》，而今《金樓子》的體制內容正與《淮南子》相同。」[14]根據他的考證，蕭繹應該很早就開始模仿《淮南子》著書，時為湘東王，故名曰《湘東鴻烈》，中大通二年以前已成十卷（輯按：裴子野卒年，見上文）；但以後仍陸續編撰，直到承聖三年（554年）才最後定稿，並依其自號改名《金樓子》。《著書》篇不載《湘東鴻烈》，大概就因其為《金樓子》未成時的初名。既然《湘東鴻烈》為模仿《淮南子》而作，阮氏《七錄》必定著錄於雜家類。《漢志》所載《闕子》僅一篇，本來就算不上典型的縱橫家著作，蕭繹《補闕子》十卷可能僅僅借用其名，沒有多少思想上的聯繫（輯按：《漢志》有《闕子》。據書名，蕭繹《補闕子》是其續作），《七錄》有可能與《湘東鴻烈》相次著錄於雜家。而《隋志》因縱橫家書太少，因其名而改附縱橫家，並將《湘東鴻烈》也連帶誤入。
姚氏立論，唯此二書「不在《七錄》之內」，為其最所堅信之依據，故一改他處疑信不定之口吻，且又補充四證，與此相互證明。但逐一檢核，這四條證據更沒有道理。
關於「陶隱居《本草》前後兩見」，姚氏曾作詳說：「此一段所注『梁有』之書，陶氏《本草》乃前後兩見，不相比附，豈《七錄》所載，果如是乎？然則本志所注『梁有』，不盡是《七錄》，觀於此尤可信也。十卷或附合陶隱居他書，或十為七之寫誤。」（第599頁）按此段「梁有」序次井然，前三種為神農書，次為陶隱居等七家《本草》，次五家抄，次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等三種為雜注論。《集注》為《神農本草經》三卷之注，其書分為七卷，宋代尚存，佚文甚多，近代又發現敦煌殘本。丁延峰在另一篇文章中說，唐慎微撰《證類本草》卷十三引李珣《海藥本草》，內引陶弘景兩條不見《集注》，「故知是《本草》佚文，《本草》十卷一書實有明矣」[15]。然陶氏《本草》久佚，唐末人何得引之；《集注》不完（輯按：謂其今本不全），又焉知二條非其佚文？不過從「梁有」著錄順序推斷，陶弘景的《本草》十卷與《本草經集注》七卷，其書名、卷數和性質都有差異，並非一書，當無疑義（輯按：《隋志》醫方類有「《陶隱居本草》十卷」和「《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姚振宗以為是同一部書，作者反對）。同樣，徐叔響之書一為《解寒食散方》六卷，一為《解散消息節度》八卷，書名、卷數俱異，《舊唐書》著錄無名氏《寒食散方並消息節度》二卷，足證「方」與「消息節度」並非一回事，徐氏所著為二書無疑。姚氏所謂「梁有徐叔響之書，亦前後兩見」，亦屬無據。
關於「梁有」重出「《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姚氏於後一條下云：「豈前所云『梁有』，為《七錄》，此『梁有』又一《七錄》歟？是亦足證注『梁有』者不盡《七錄》一書也。蓋梁有書目有以頌一類列封禪文之後者，如前所載是也；又有列於回文詩之後者，則此所載是也。諸家部居不一律，故本志抄取亦兩歧。」（853頁）這兩條確實純屬重出，但其重出原因固然有姚氏所言之可能，但《隋志》抄錄同一書目時誤重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前一可能除《隋志》編者沒有發現兩種目錄之重複外，還要增加兩個前提：兩種書目中此二書正好前後相次（輯按：謂二書相連著錄，中間不夾雜他書），書名及「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之類著錄完全相同（輯按：「《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群臣上」，《隋志》重出，而二十四字一字不差），其可能性更小。
比較而言，姚氏懷疑別集類「梁有」《宋王韶之集》前後兩部，一作二十四卷，一作十九卷，「卷數各不同，部居亦別異，是亦可證所據『梁有』書目非止《七錄》一家矣」（第763頁），是這四條中稍有道理的。但古書傳本不同，完缺有異，同一書目中並予著錄之例可謂屢見不鮮。如《隋志》道家類「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亡。」「李」為「王」之誤，其人名穆字叔之。《經典釋文．序錄》云王叔之《義疏》三卷，《舊唐志》載王穆《莊子疏》十卷，「義疏」與「疏」當無差別，蓋《七錄》兼載二本，後世皆見流傳（輯按：據《莊子司馬彪注》的例子，《舊唐志》所載書名不一定尚存於當世）。「梁有」之書亦偶有卷數與他書所引《七錄》不同者，如易類「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經典釋文序錄》引「《七錄》云九卷」。姚氏云：「似本志誤也。」（第17頁）丁氏說：「這與《經典釋文》引《七錄》所載迥然不同，知『梁有』也有從其他書目中採之者，信然。」這一說法有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梁有」既以《七錄》為主要依據，何以此處獨捨之，而另從其他書目著錄此一卷本？像這類歧異，何時何故產生，當以何者為是，尚難質言。據此輕言其書不出《七錄》而採自其他書目，實不足取信。
四、「梁有」並無出於其他書目之可能
姚氏發現《隋志》「梁有」的一些疑點，本來具有一定意義，問題在於他試圖用它採錄「梁代書目」甚至「宋齊梁陳四代書目」來解釋這些疑點，既無助於真正解疑釋惑，也與史志目錄編撰體制不相符合。
「梁有」全據《七錄》，毋須採錄其他書目，首先是由《七錄》之性質和特點決定的。《七錄序》云：「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眾家，更為新錄。……總括群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核，標判宗旨。……凡內外兩篇，合為《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顯然，《七錄》是阮氏根據他所搜集到的宋、齊、梁三代公私藏書目錄匯編而成的。姚振宗說：「大抵宋齊書目所有者，梁代諸家書目無不有之，故慨以『梁有』括之也。」（第9頁）這一說法施之於梁代其他公私書目實有未安，因為宋齊藏書到梁代已過數十百年，多少會有所遺佚，不可能都見載於梁代藏書目錄，而《七錄》「總集眾家」，自然仍有著錄。從這個意義上說，《隋志》用「梁有」代指《七錄》，其實是不夠準確的（輯按：此針對姚氏「以梁有括之」一語為言），「梁有」之書梁代未必皆存於世，應該理解為「梁代書目《七錄》中有」。姚氏又說：「此言『宋有』者，謂王儉《七志》也。本志引《七志》，唯見此條，亦疑仍是『梁』字之誤。」（第113頁）疑為字誤倒亦未必，《隋志序》有「近觀王、阮《志》、《錄》」之語，其參考《七志》毋庸置疑。注文中之所以僅言「宋有《三家經》二卷亡」，應該是其他圖書都被阮孝緒抄入《七錄》，即已在「梁有」之內，只有這部書阮氏偶爾漏抄，故獨注為「宋有」（輯按：作者既已肯定《隋志》參考了《七志》，何以又如此迂迴？因他力主「梁出」完全本自《七錄》）。
關鍵問題是，「梁有」是否還指其他梁代書目？《隋志》著錄《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四卷，殷鈞撰；《樂東宮四部目錄》四卷，劉遵撰；《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劉孝標撰。兩《唐志》又有丘賓卿《天監四年書目》四卷，適與文德殿目同年，姚振宗、余嘉錫諸人疑即一書，未有確據。天監中書目，已為阮氏所採錄，其中文德殿目著錄最富。阮序後附《古今書最》云：「《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卿四部目錄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秘書監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史通．點煩》篇云：「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據此分析，阮氏自序中所謂「校之官目」，具體來說就是以收書取多的文德殿目為基礎，凡出自該目的圖書都用紅筆書寫著錄，其他官目則與私簿同樣，只是作為校補的依據。其著錄圖書除外篇佛法、仙道二錄不計，僅內篇五錄即達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比文德殿目多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七卷，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因為當時公私書目著錄多為一萬多卷，沒有超過文德殿目的，除去與文德殿目重合之書，必定所剩無多，阮氏只有將其他書目中所有餘書盡數收入，才有可能增加近一萬五千卷之多。即便有少數遺漏，亦當純出偶然疏忽，可以忽略不計。阮氏自言「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洵非虛語！
但是劉遵《梁東宮四部目錄》編撰年代史書失載，阮氏是否見及，無從得知。姚振宗考證說：「案劉遵初為昭明太子舍人，後為簡文帝東宮中庶子，所著目錄本傳不載其事，不知何時。或當在中大通以後。」（第389頁）但他在考證簿錄類諸書時又認為，《七錄》成書於普通四年，《七錄》以上諸書皆阮氏所及載，則劉遵之書當成於普通四年前（輯按：中大通晚於普通，故與上說不合），這顯然陷於自相矛盾。丁氏針對其後一說提出批評：「《梁東宮四部目錄》為劉遵於中大通二年至大同元年間除簡文帝中庶子時所撰，這比孝緒於普通四年撰《七錄》時晚了七至十二年，孝緒怎會知道？《七錄．古今書最》及簿錄部不載此書實屬自然。故姚氏言此目在《七錄》之內，實誤。」《古今書最》每代僅列一二部主要宮廷書目為代表，劉遵之書為東宮書目，收書亦當少於文德殿，其不見錄固宜。《七錄》簿錄部著錄三十六種之多，顯然不止《古今書最》所列寥寥數種。因《古今書最》沒有提到劉遵的書目，就斷言《七錄》「不載此書」，這是沒有道理的。又《梁書．昭明太子傳》云：「於時東宮有書凡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此普通中事也。劉遵由昭明太子舍人累遷宣惠將軍記室，而蕭綱入為宣惠將軍在天監十二年（513年），則劉遵任昭明太子舍人應該在天監前期。其時東宮書未臻盛期，但宮廷編撰書目之風正盛，劉遵於此時編東宮書目，亦自可能。丁氏不提劉遵為昭明太子舍人事，而斷言此目編於簡文太子中庶子時，沒有說明任何理由，何以令人信服？退一步說，即使此目編於劉遵去世的大同元年（535年），仍在他所謂三帝稱謚前，更比劉璠降魏的承聖元年（552年）早十七年，按他的說法仍不可能著錄三帝、劉璠著作。再退一步說，即使忽略前人之說的各種漏洞，承認劉遵之書比《七錄》晚七至十二年，用來解釋姚氏所謂多載「並時之人」的疑問，如此短暫的時間差，並無多大實際意義。而在考證出《劉緩集》的編集晚於大同二年之後，則其不可能見於劉遵書目，更已確然無疑。姚氏後序中又用《隋志》採錄「宋齊梁陳四代書目」這一提法，顯然也是為了解釋三帝稱謚及「並時之人」的疑惑，但用「梁有」兼包陳代書目，於理未安，且陳代書目中何以除三帝以，沒有其他大同三年以後的著作，亦令人難以索解。而在考證出《七錄》成書於大同二年之後，再據《南史．阮孝緒傳》所載阮氏去世時，「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阮氏子，則阮氏與簡文關係亦非尋常，即使劉遵所編為簡文東宮書目，阮氏必得見而採之（輯按：以上欲證劉遵《東宮書目》已被《七錄》吸納，則「梁出」完全本自《七錄》）。另外，由於《七錄》並非藏書目錄，在採錄前人書目的同時，還可以據耳目聞見收錄，以此來解釋「梁有」多載阮氏同時人著作，豈不是更為合理嗎？
「梁有」全據《七錄》，不會採錄其他書目，同時又是由《隋志》之性質和特點決定的。《隋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後又一部史志目錄。班固據《七略》「刪其要以備篇籍」，目的在於反映西漢盛時藏書之富。後來《舊唐志》亦據《古今書錄》著錄開元藏書，以其下距唐亡尚遠，每為後人所詬病，不知彼實獨得班氏之遺意。姚氏之世，史志既變其體，補志風氣復開，皆以旁搜博採，通錄一代著述為職志。適《隋志》總序有云：「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採，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姚氏以補志國手讀之，以謂唐賢亦擅其慣技，以排比「舊錄」為能事，乃欣然引為同道。故其言曰：「其纂修《經籍志》也，以隋代官私書目所謂見存者類次為長編，附以梁代之所有」，「欲綜括梁以來所有為一志」（第864頁）。實則此技古者唯阮孝緒、鄭樵、焦竑數子偶爾為之，至清人始精於其道。《隋志》所據「舊錄」，王重民曾撰專文考證為《大業正御書目錄》[16]，筆者則考證其為唐太宗貞觀中魏徵校書時編撰的一部書目[17]。這兩種說法的相同之處，在於都認為《隋志》正文主要依據隋代或唐初一部官藏書目，略作增刪。其附注「梁有」，則因此志原為《五代史志》，而梁為五代之始（輯按：謂梁、陳、北齊、周、隋五朝），典籍號稱完備。史志苟簡，參據一前一後兩部著錄最夥的書目，足以略顯五代藏書之始終，不必復參其他書目。其序中所言增刪（輯按：見上《隋志》總序引文），觀其著錄圖書部卷數及小序「刪其見存可觀者」等語，蓋增為虛辭，刪乃實事，特其任意廢書之遁辭耳。此於「梁有」尤為確鑿無疑，其故略有二端。既屬梁有今亡，則深淺雅俗、有無弘益何從談起，一也（輯按：此針對《隋志》總序「文義淺俗」、「有所弘益」等語）。《七錄》匯編宋齊梁公私書目而成，即使偶有遺漏，諒必不多。今「梁有」近二千種，若復有依據其他梁代書目者，則其於《七錄》刪棄其半，復於其他書目中偶為阮氏漏略者費時搜討，此理所難通，事所必無，二也（輯按：此理據亦見上文第三部份尾末）。
正如丁延峰所指出，考辨「梁有」的主要意義，在於「根據所注『梁有』等是否可以輯錄《七錄》」。他的答案是否定的，認為今日可以確知見於《七錄》的只有各種古書中明確引用的四十種，並主張「在轉引《隋志》載梁代書籍時，除非有可靠的證據，否則你就還必須使用『梁有』，而不能言必稱《七錄》」。其實姚振宗雖然首倡「梁有」有出於《七錄》之外的說法，但其具體所指不過上文引用過的寥寥幾位作者及其著作，至於其他絕大多數「梁有」乃至正文著錄的阮氏以前著作，他仍然認為皆當見於《七錄》，故在多數類末都對《七錄》、《隋志》著錄種數進行比較，經常推測後者當有多少種見於前者。如在儒家類末云：「本志所載七十四種，除去《武侯集誡》以下八種，正合六十六種之數。」（第424頁）意謂《隋志》正文和附注中前面共六十六種即《七錄》儒家類的全部圖書，後面八種《七錄》在文集錄雜文部，《隋志》重出於此。綜觀《隋志》，除史部部份小類外，經子集三部刪棄《七錄》都不很嚴重。若循姚氏方法作進一步考證，當能推測出《七錄》著錄圖書約三千部，佔內篇五錄原收之書的十分之九（輯按：外篇為佛法錄、仙道錄），不啻《七錄》簡目重現於世，這將具有何等重大的學術意義！輕信姚氏幾點似是而非的懷疑，卻對姚氏全書中隨處可見的基本觀點熟視無睹，惜哉！
（原載《古典文獻研究》第13輯，鳳凰出版社2013年，與殷炳艷合寫）
[1]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本，中華書局1955年，第864頁。下引該書僅括注頁碼。↩
[2]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53頁。↩
[3] 章宗源：《隋志經籍志考證》卷8，《二十五史補編》本，中華書局1955年，第62頁。↩
[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85，中華書局1965年，第726頁。↩
[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0，中華書局1965年，第339頁。↩
[6]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84頁。↩
[7] 李曰剛：《中國目錄學》，台北明文書局1983年，第129頁。↩
[8] 胡楚生：《中國目錄學研究》，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第180頁。↩
[9] 汪辟疆：《目錄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70頁。↩
[10] 王欣夫：《王欣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頁。↩
[11] 周少川：《古籍目錄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9頁。↩
[12] 丁延峰：《〈隋書．經籍志〉之「梁有」考釋》，《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13] 王欣夫：《王欣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頁。↩
[14] 鍾仕倫：《金樓子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第13頁。↩
[15] 丁延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辨誤三則》，《新世紀圖書館》2005年第3期。↩
[16] 王重民：《對於〈隋書．經籍志〉的初步探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7期。↩
[17] 張固也：《〈隋書．經籍志〉所據「舊錄」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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