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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吳順忠:《正字典》前言及後記

吳順忠:《正字典——辨字正詞指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15年

前言

編一本辨字正詞書的願望,由來已久。

數十年前,筆者跨進中學的校門,愛上了新文學,如飢似渴地閱讀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像初生之犢不畏虎,拿起筆桿,詩歌、小說、通訊、評論,甚麼都寫。那時追求的是具體鮮明的形象,生動活潑的語言,甚麼語法、修辭、邏輯,老師沒教,全不在意。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覺得語言這東西,恍如茫無垠際的海洋,無窮無盡的太空,就算窮一輩子的精力,也難窺見它的什一。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任何人都不能須臾離開它。運用語言,尤其是寫文章,上乘的標準是做到準確、清通、鮮明、生動,一般人起碼要做到清楚明白,不寫錯別字,而作家偏重鮮明、生動、語言學者強調準確、暢達。有些作者,其作品形象鮮明,語言生動,但偶有錯別字,用詞不當,不合語法,稱不上完美。究其原因,是由於寫作時只著眼於「積極修辭」而忽略了「消極修辭」之故。筆者進大學後較為系統地學了語法、修辭、邏輯,往後在寫作過程中,開始注意用字、用詞的問題。譬如「須」和「需」,用「不須」好還是「不需」好,「仍須」對還是「仍需」對;又如「魚」和「漁」,「魚產」還是「漁產」,「魚市場」還是「漁市場」;又,水上居民寫作「蛋民」「蛋家」對不對,等等,必須加以分辨。還有,念中學時讀到魯迅譯的俄國名著果戈理的《死魂靈》,知道「靈魂」有時是可以顛倒的,深入下去,原來中文有不少詞語都可以這樣,這對寫詩押韻可大有幫助啊。可是並非所有詞語都可以易序,調字遣詞還得多費點神。大學畢業後教授語文近二十年,絕大多數學生的母語是粵語、作文「迫」「逼」不分,「小」「少」混淆,「王」「皇」亂用。在港任職於媒體、出版社時,常發現作者、記者乃至編輯寫別字,如迫婚、迫上梁山、皇牌、天皇巨皇、晉食、語重深長、不知所蹤、意識型態等。類似的錯誤已長期存在,為甚麼不能徹底克服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原因一在於學校。中小學的語文均以講讀範文為主,範文古今混雜,年代殊異,學生暈頭轉向。教者側重賞析,很少講授字詞、語法、修辭知識,學生沒能從小打好語文基礎。二在於社會。文學作品、報章雜誌、流行歌曲等數見不鮮的「沙石」,各種形式的廣告競相玩「食」字,以致謬種流傳,久而久之,人們便以假當真,以誤為正。三在於自身,學生時代輕視中文,欠下工夫,浮皮潦草,敷衍了事;有錯而不自覺,懶查詞典,聽之任之。據知外國連小學生也沒有不備和不查字典的。

歷年來收集了不少錯別字(更多是詞),上述一些字如需、魚、蛋、迫、皇、深、蹤、型等本身沒錯,但用在某個詞或成語上就成了別風淮雨。過去錯應學生要求,或出於工作的需要,不憚其煩,編過一些正字表,但只是零敲碎打,缺乏系統性,也不夠全面。十多年前,我任職於傳媒時的上司梁天偉教授鼓勵我將多年來的勞動成果和研究心得編成一本書,以裨益莘莘學子,指導他們學好基礎科語文,全面提高學業成績,汲取更多知識養分,日後攀登事業的高峰,同時對教育界、傳播界、出版界或不無幫助。近幾年,花千樹的葉海旋老總也幾次催促,希望這本書早日問世。前年我不幸中風,健康好轉後即推掉一切工作,先編輯出版了個人的詩文選集,然後集中精神,翻筆記、找資料、查詞書、閱典籍,經年多孜孜矻矻,這本《正字典——辨字正詞指南》終於殺青了。

所謂「正字典」,並非一般的識漢字的字典,它和坊間很多的正字書不同,不是教人辨認字形,如「染」字不能多一點,「錫茶壺」每字多一畫成了「鍚茶壺」,「橫戌點戍戊中空」,「開口己合口巳半口已」等。正文部分是辨字正詞,通過比較兩個或以上的詞來選擇正確的字。如「具」和「俱」跟「家」字搭配,「家具」對,「家俱」錯;「鬼斧神功」「異曲同功」的「功」是誤寫,用「工」才對;「詛」可跟「咒」組成「詛咒」或「咒詛」,用「咀」就錯了。附錄部分,其一收錄了五千多條異形詞,包括大量一般的異形詞和同素異序詞,即一個詞倒置後成了另一個詞而意義不變,還有成語和熟語的異形詞。其二是成語正誤,列出常見的成語誤寫,並提供正確的寫法。其三是粵語用字,多數是借用字或俗字,少數是造字、古語本字,供讀者參考選用。

不敢說這本書真的是「典」,所謂典範性的書,但如果它在還字用詞方面能給讀者提供丁點兒幫助,筆者就感到莫大欣慰了。筆者這輩子做過學生、語文教師、中文秘書、書刊校對、報刊和出版社編輯,長年累月跟語言文字打交道,十九世紀俄國詩人納德遜說的「語言的痛苦」(原話是「世上沒有比語言的痛苦更強烈的痛苦」)一直烙印在心坎裏,曾為一時找不到一個準確貼切的字眼來修改一篇稿子,想不出一個恰到好處的韻腳而抓耳撓腮、頻呼奈何、也曾為一氣呵成寫出一段十分滿意的文字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想,凡是酷愛文學、酷愛語言文字的人,都會有相同的感受。

廣大學子和初學寫作者,當你用一個詞其中一個字有兩個或以上選擇但不知哪個對時,本書會助你一臂之力,例如「女士」還是「女仕」,「雜錦」還是「什錦」,「呱呱墜地」還是「呱呱墮地」,「優哉悠哉」還是「優哉游哉」,可分別從「士仕」「十什雜」「墜墮」「優游悠」組找到答案。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果你的學生在作文裏寫「念念有詞」,請不要改作「念念有辭」;如果他受文學作品影響,把「命運」寫作「運命」、「空虛」作「虛空」、「富饒」作「饒富」、「迫切」作「切迫」、「應承」作「承應」,「勢均力敵」作「力敵勢均」,請勿改動它。編輯和校對,如果作者和記者的稿子中出現「天份」「時份」「百份之五」「裏腹」「魚穫」「一灘污泥」「聚精匯神」「懷緬」等,你可大筆大揮,刪掉「份」「裏」「穫」「灘」「匯」,分別代之以「分」「果」「獲」「攤」「會」,把「懷緬」再顛倒過來;如果他以「輊軒」代「軒輊」、「爽颯」代「颯爽」、「幾率」代「概率」,請高抬貴手,放過它吧。凡此,本書均有收錄供檢閱。

當代著名的語言學者呂叔湘說:「語言學的大廈不但需要有高明的工程師搞設計,也需要有很多辛勤的工人添磚加瓦。」筆者願意當這樣一個工人,並以此和各位熱愛母語的朋友、熱愛歷史悠久的中文和傳統文化的同道共勉。」

吳順忠
二零一三年八月,香港

後記

校完最後一頁,終於舒了一口氣。

約三十年前開始收集錯別字、詞和病句,斷斷續續發表過一些有針對性的文章,其後結集為《有的放矢說中文》。二十年前起,先後有朋友和同學提議、鼓勵,於是萌生了編一本辨字正詞書的念頭。近幾年,經不起友人的催促,終於鐵心成書。由醞釀、準備到動筆,走過了悠長歲月。雖然,工作的壓力,疾病的纏繞,不容我速戰速決,但延宕這麼多年,足見從事語言研究,何等艱辛。

中文浩如煙海,可望而不可即,可親可敬又可畏。目前全世界通行範圍最廣的是英語,漢語有幾千年歷史,是當今最多人使用的一種語言,漢字(原體字)書法又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術。佔世界絕大多數的表音文字均以詞為單位,它們的「字典」其實是「詞典」;中文卻先有字後有詞(其實多數字本身已是詞),字典和詞典可以分家。東漢許慎編的《說文解字》,收單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異體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個;晉代呂忱編的《字林》,共收字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個;清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一九一五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字典》,共收單字四萬八千多個。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小型字典《新華字典》,只收較常用的字八千五百多個;一九九零年出版的《漢語大字典》,共收單字五萬六千個左右;一九七八出版、幾經修訂的《現代漢語詞典》,共收字、詞六萬多條;到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漢語大詞典》,共收破記錄的三十七萬條詞目(而新編《辭源》、《辭海》的許多詞語還沒收進去)。英國的《牛津大詞典》收集單詞四十五萬個以上,中文的字、詞、成語、熟語、俚語、諺語、歇後語等加起來,恐怕多達四五十萬,不比英語遜色。如此浩繁、字、詞數以萬計、十萬計的字典、詞典,沒有誰可以全部掌握,想學懂、掌握所有字、詞,完全沒有必要,更是愚不可及。被譽為「語言大師」的老舍,其著名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所用的不同的漢字,也不過是二千四百多個,以這二千四百多個字構成的詞,也夠豐富多采了。而老舍駕馭中國語言文字已耗去畢生精力。

編纂大型字典、詞書,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以《康熙字典》為例,據聞編纂人員多達千餘人。中國有五千年歷史,由古代至唐宋歷時四千多年,其間漢語一直存在平上去入四聲,有韻尾為閉口鼻音m的韻母,沒有兒化音(至明代北方話始有兒化)。漢語北方話出現大變化迄今還不到一千年,這是金、蒙、滿等外來語影響所致。康熙帝是一代明君,他熱愛中華文化,酷愛唐宋詩詞,首次南巡時親詣孔子廟,行三跪九叩禮,又為北京孔廟大成殿門額題「萬世師表」大字。惟恐漢語古音失傳,唐詩宋詞優秀傳統中輟而不能衍續,據說朝廷任用了三百八十六個粵籍文人參與編纂《康熙字典》,還原北方話失去的入聲等唐宋古音。又如《漢語大字典》,參與編纂工作的達三百餘人,歷時十年才完成。《漢語大詞典》參加編寫的有四百餘人,聯同顧問及工作人員達八百多人,也歷時十年以上。然而即使是集許多人之力,慢工出細貨,編成的皇皇巨著也不能保證全無舛誤。《康熙字典》印行後,人們發現有不少紕漏和欠妥之處,其中引書錯誤甚多,道光年間王引之奉命作《字典考證》,改正該書引書訛誤二千五百八十八條。《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等是精品巨構,但也有一些差錯罅漏,白璧尚有微瑕。猶幸經一版再版地修訂,已日趨完善。人貴有自知之明,筆者自問是吳下阿蒙,就算傾盡口耳之學,鍥而不舍,窮年累月,也不可能編出一本盡善盡美的書。本書魯魚亥豕、一差二錯在所難免,懇切希望得到大方之家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任何語言學著作都不可能不受惠於前輩和專家的著述。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參考過和或多或少採用過《說文解字》、《康熙字典》、《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中國成語大辭典》、《中文百科大辭典》增編等二三十種字、詞典及專著,謹此致謝,怒不一一詳列。

末了,還要感謝梁天偉教授,他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中撥冗為本書作序,本書得以增色添彩;再感謝花千樹葉海旋老總和譚芷茵編輯,他們為本書的出版提出過不少寶貴的意見,並跟足全程。在粵語正音方面,國家宿儒歐鞏華兄一直使我受益良多;友人張家英為我校閱了本書的主要部分,助我補苴罅漏;過去曾是我學生、現在是廣州著名書法家的李卓棋為本書封面題字,為此一併致謝。深情厚誼,我銘篆於心。

吳順忠
二零一五年二月,香港

2025年5月3日星期六

劉錚雲主編:明清檔案文書(一)— 公文用語、文書種類

劉錚雲主編:明清檔案文書(一)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
附錄

一、公文用語

1. 謹奏(題)
清代題奏本章及奏摺等文書,首行書寫銜名,銜名下接著寫「謹」字落地,以示恭敬。接著另起一行書寫「奏」、「題」表明公文書種類,而且照規定須擡高一格書寫,即一擡,是文書擡寫制度。在「謹奏」、「謹題」之後接著寫事由、正文,文末亦以「謹奏」或「謹題請旨」結束。最後書寫日期及銜名。

2. 為……事
清代公文開頭的固定用語,用來說明發文的事由,亦即行文的目的。其後,接著寫正文。

3. 奉上諭、奉旨
清代諭旨,其性質種類不一。據《大清會典》:「特降者為諭,因所奏請而降者為旨,其或因所奏請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為諭。其式,諭曰內閣奉上諭,旨曰奉旨,各載其所奉之年月日。」其宣示中外者即為明發上諭,一般以「內閣奉上諭」字樣頒發,但特降的上諭,亦間有省略「內閣」字樣,而只書「奉上諭」。

4. 特諭
清代諭旨,有因事而特降之諭旨,其形式各異,但文末常以「特諭」二字結尾。例如因鄭成功事件而頒布之海禁敕諭,黃紙墨書,滿漢文合璧,文尾皆是以「特諭」結束。

5. 面論
當面下達旨意,或交待,或吩咐。

6. 欽此:
欽是對皇帝所做所說事情尊敬說法,引敘諭旨,用「奉上諭」或「奉旨」起頭,至「欽此」結束。

7. 奉本署院牌開
清代公文轉引上級衙門來文的固定用語。首先以「奉」、「准」、「據」等字交代與來文衙門的上下關係,上級來文用「奉」,即「捧」的意思,是對上級表示尊敬的說法;平行衙門來文用「准」,下級來文則用「據」。又牌是下行文書,牌開是指牌文中開列的意思,表示轉引開始。如轉引平行、上行文書,則分別用「咨開」、「詳開」。

8. 准吏部咨開
清代公文轉引平行衙門來文的固定用語。「准」,依照、依據的意思。引敘來文時交代來文衙門,平級來文用「准」。咨,即咨文,是一種平行文書,各部院之間,部院與各省總督、巡撫、都統、將軍之間;總督與巡撫之間,往來的一種文書。准吏部咨開,是指依照吏部咨文內開,表示轉引開始。

9. 吏科抄出
題本票簽進呈皇帝欽定之後,發下批本處,照皇帝的旨意以紅筆批寫於本面,題本就稱做「紅本」。紅本發交收發紅本處後,按照本內的事件性質應交何部辦理,通知都察院該科給事中前往內閣,抄錄紅本後發交該院處理。

10. 案呈
清代各部院處理日常事務,由有關的司擬稿,其稿本由堂官審定,是為呈堂稿。標明呈堂稿開始,用「案呈」二字。

11. 據此
用於下級來文引敘結束,轉入下文,「據」是根據、依據的意思。若結束平行衙門來文,用「准此」;若結束上級衙門來文,則用「奉此」。

12. 為此
常見於公文中的最後一段,以結束公文。題奏本及奏摺中常見之「為此,謹奏」、「為此,謹題」、「為此,謹題請旨」等,與「相應」、「理合」意義相類,平行文、下行文也可使用。

13. 竊照、竊惟
竊,私自、私下之意。在公文中表示謙虛,竊照、竊惟,意思相類,用於事實清楚,不必查閱案卷即明白之事實。

14. 切
交切詞,不用一層一層引述,故是謙稱又是省略,開門見山之語,進入正題。

15. 相應
「相應」、「理合」、「合行」表示應該之意。常見於公文中的最後一段,以結束公文。常見之「相應具題」、「理合具題」與「為此」等詞,意義相類。

16. 議得
看語之一種,清代各部院對皇帝交議事件,陳述自己看法時,因為強調是交議事件,使用「議得」,而非「看得」。「看得」在敘述刑名案件時,用來引出案件的判詞,如果是兩個或二個以上的部院會議,就用「會看得」。

17. 查得
看語之一種,指經過查卷以後得出看法的意思:如係兩個單位會議,用「會查得」。

18. 護理
官員公出時,以官階較小之官員代理,即以下理上,以小理大,曰護理。如總督、巡撫出缺時,以布政使或按察使代理其印務。

19. 署理
凡官職出缺或離任,以其他官階相近之官員暫行代理其職務,稱為署理。如總督、巡撫印務可以互相署理。

20. 查……在案
引述文件時,簡述前案,一般用「查」開頭,用「在案」結束敘述。

21. 前來
引述文件之後,表明文件到達之詞,使引文間之承轉關係更加清楚。

22. 等因、等語、可也
表示引述文字結束的用語

23. 等因……奉此
引述上級來文之後,與「等因」連接使用,提示以下內容是敘述辦理情形。

24. 須至…者
清代公文書結束用語,用於公文之末。「須至」之後接公文名稱,多用於平行文,如「須至揭帖者」、「須至咨者」,惟亦可用於上行或下行文,如「須至呈者」或「須至牌者」。

25. 奴才
稱謂用語,清代奏摺,滿員在請安、謝恩等摺內,稱奴才而不稱臣。

26. 臣
稱謂用語,因公事具題或進摺本,滿漢大臣之自稱。

二、文書種類

1. 詔書
清朝以皇帝之名頌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詔、敕等形式。其中詔書的目的乃向天臣民布告國政或是垂示彝憲。其書寫格式例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宗,用「布告中外/天下,咸使聞知」結尾。詔書多由內閣撰擬,再呈請皇帝欽定。惟古來帝王多以死為忌諱,臣工往往無由預聞聖意以草擬遺詔,皇帝臨終前恐亦未得寓目定案。然而這一道皇帝最後的命令,卻可能是其在位中最重要的一道命令。

2. 題本
清沿明制,中央與地方官員向皇帝言事的公文書,稱為題本,私事則用奏本。題本末多有「貼黃」,摘錄全本要旨。凡進呈題本、奏本,須經內閣票擬諭旨,得旨後批紅,即發交各關係衙門執行。原存各科的紅本,年終繳回內閣,收貯於紅本庫。題本制度,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廢止,改題為奏,奏摺遂取代了題本。

3. 奏本
清沿明制,公題私奏,臣工本身私事俱用奏本,不許用印;本末多有「貼黃」,摘錄全本要旨。奏本進呈御覽,處理步驟與題本相同。所謂公事私事,其間的區分並不明確,雖資深疆臣亦多誤用,致遭糾參。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頒諭廢除奏本,將例用奏本之處俱改用題本,以示行簡之意。自明以來實行已久的奏本制度,正式廢止。

4. 奏摺
本面居中書「奏」,不加蓋任何印信關防。清代使用奏摺,始見於康熙年間,奏摺內容不受公事、私事的限制,繕摺後裝入摺匣,外包以黃綾,派遣親信家丁等進京呈遞,直達御前,由皇帝親自以硃筆批示。或在簡端,或在行間,或在尾幅,謂之硃批。經過硃批的摺子,稱硃批奏摺,乃發還原具奏人。自雍正即位後,除放寬使用奏摺的特權外,並命內外大臣將奉過硃批奏摺,查收呈繳,並成為定例,硃批奏摺繳回宮中後,貯放在懋勤殿等處,習稱「宮中檔」。

5. 揭帖
清代各省督撫提鎮進呈題奏本章時,隨本附上揭帖數通,一送通政司備查,另送相關部科。揭帖的內容,與題、奏本相同,揭帖隨本章到通政司以後,照例於送本次日,令提塘分送各院衙門。而各省本章經轉送內閣,尚須繙繹繕寫,方得進呈。雍正十二年(1734)改定,通政司送本至內閣,仍將揭帖加謹收貯,俟五日後,再行分送各部院。這五日時間,與本章進呈之期相近,各衙門辦理事件,既不遲延,亦可杜書吏傳謄漏洩之弊。揭帖本面書「揭」或「揭帖」,末幅書「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不至揭帖者」。

6. 移會
移會是一種平行文書。通政司、大理寺除行文各部附用咨外,其餘皆用移會;六科各道、內廷各館、內閣典籍廳、稽察房、中書科等處行文各部、院、寺、監,也都用移會。

7. 咨
咨為各部院等衙門之間,相互行文時使用的平行文書,各部院與各省總督、巡撫、都統、將軍之間;督撫與提督、巡撫、司、道與總兵等文武衙門之間相互行文均使用咨文。

8. 詳
即詳文,是一種上行文書,由下屬詳言其事於上司,並且是向直屬上司申報。例如知縣詳所屬直隸州知州,府廳詳司,司詳督撫,並候上司批示。直到督撫用題本進呈皇帝。又如係二個單位會同上報事情,即用「會詳」。

9. 稟
清沿明制,人民向官署有所訴求時,使用稟狀,印有一定格式。有訴訟時,原告所具之告狀,被告之申之訴狀,亦可稱為稟狀,簡稱狀。又稟文,亦用於向上司請示公事。

10. 告狀
訴訟時,原告所具狀紙,稱告狀。被告申訴時用訴狀。狀紙印有一定格式,狀面上開列被告、干證、代書及戳記等項。狀文第一行書寫告狀人姓名、籍貫、住址、距城若干里、年歲等項。接著在格內填寫狀文緣由,格子外第一行是受文主管官員及批語。狀尾開列若干條文,說明何種情況下不予受理。

11. 訴狀
訴訟時,被告申靠時用訴狀,其狀式與告狀相同。

12. 牌
牌是一種下行文書,總督、巡撫、司、道、府等下行文多使用牌。凡行文所屬下級,亦使用牌文。後來地方衙門的下行文普遍使用程式簡便的札、按驗等,牌遂多用於例行公事。

13. 票
票是一種下行文書,主要作為差遣差役的憑證文書,出具差票時,票上寫明事由,並註明「去役毋得藉票需索、滋事、遲延」以為約束差役之警語。

資料取材自
  1. 劉文杰:《歷史文書用語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 張我德、楊若荷、裴燕生:《清代文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3. 張偉仁:《清代法制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六,1983。
  4.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王健美、吳月亮、李慧敏、林銀花、林億梅、陳妙芬、陳幸慈、劉香蓉整理

2025年5月2日星期五

何培斌:東方傳統建築要素概覽

何培斌:東方傳統建築要素概覽

載《建築慈山》,附件一
香港:慈山寺,2015年

庭院

庭院是前後建築與兩邊迴廊或牆相圍成的一塊空間,以中國哲學而論,建築本體為實,主陽;庭院為虛,主陰。這一虛一實組合而成的「前庭」和「後院」,按中軸線有序連續的推進,便建築群在陰陽和合中層層展開,加強了空間縱深和變化。故東方建築重平面遞進關係,此異於西方以單體取勝之建築美學觀。

迴廊

迴廊為中國中古時期寺院建築所常用的圍合空間手法,將中軸線建築以及左右附屬房屋用迴廊相連,既增強各個單體之間的聯繫,加強庭院圍合的整體性,又為使用者在各個單體之間運動提供了良好的連續室內空間體驗。慈山寺之迴廊,自大雄寶殿左右向南伸出,西連藏經閣,東與斜角伸出的觀音殿組群形成呼應,向南通過兩處旁門環抱彌勒殿,增進了組群中各個單體的聯繫呼應。亦是對中國中古時期寺院建築之發揚。

屋蓋

東方傳統建築之最顯著特點即在於反曲面屋蓋。明代以前的房屋,屋身不用磚,多為土牆,怕雨水沖刷。故屋簷需要伸出很遠來將兩水引至遠處,不致沖刷牆體。但這又造成兩個問題:屋蓋坡度太陡使雨水下降過快,常沖壞簷下地面;而屋蓋伸出越長,屋簷越低,影響室內採光。故採取將屋蓋做成反曲面的形狀,抬高簷口,既達到出檐長度,又使室內接受更多光線。

中國傳統屋蓋形式,按照等級高低劃分,有廡殿頂(四阿頂)、歇山頂(九脊頂)、懸山頂、硬山頂等;此外在等級制度以外更加靈活的空間中還卷棚頂、盔尖頂、盝頂、盔頂等形式,變化十分豐富。慈山寺主要殿堂採用廡殿頂或歇山頂形式,等級較高,氣勢恢弘莊嚴。

鴟尾

殿堂正脊兩端盡頭處,一般都分別裝有兩隻魚尾狀向內彎曲的構件,叫做鴟尾。「鴟」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怪鳥,但亦有說法認為鴟是海中的魚,如這一棟建築構件在日本即稱為「鯱」。因古代建築為木結構,防火十分重要,而鴟因為習性好水,被賦予水的象徵,故將其置於屋脊象徵有水存在可以防火。 中古時期鴟的形象是龍首魚身,口闊嗓粗而好吞,故被製成張口吞脊,尾向上翹起,形成輕巧靈動之形象。

臺基

中國古代建築均坐落於臺基上。臺基由臺明、臺階、月臺和欄杆四部分組成。臺明是臺基的主體部分,即殿堂所坐落的平臺,從形式上分為普通式(平臺式)和須彌座兩大類。慈山寺以簡潔為設計宗旨,故採取有階梯型和坡道兩種類型。欄杆又稱勾闌,起到安全防護,分隔空間及裝飾臺基的作用。月臺又稱「露臺」或「平臺」,它是臺明的擴大和延伸,有擴大建築前活動空間及壯大建築體量和氣勢的作用。其形式和做法與臺明相同。

樑柱

東方木結構建築之最精巧處即在樑柱體系。中國建築有「牆倒屋不塌」之說,即指屋蓋重量全部由樑柱結構承重,而牆只起圍合作用,並不承重。建屋先在地面立柱,再在柱頂橫向架樑和枋,用這些橫向構件建立柱與柱之間的關聯,使其連為一個有機整體。之後於樑上再立豎向蜀柱以增加高度,其上再橫向架樑,如此層層向上,架起向上凸起的空間,滿足屋蓋的兩坡形狀。而在檐部則於柱頭以斗拱層層挑出承托屋簷,形成「鋪作層」。整個樑架體系的連接節點均非剛性連接,而是依靠榫卯機構作柔性連接,構件之間有曠動空間餘量,故於地震時可吸收震波,比剛性連接更可抗震,是為古代建築之一大優點。樑柱體系複雜精巧,其創造構想源於東方智慧。

柱礎

柱礎用於柱子的底端與臺基之間,承托整座建築通過柱子傳導到地面的全部重量。柱礎起源於商代,殷墟曾發掘出卵石形的原始柱礎,後世逐漸將柱礎製成規則形狀並加入裝飾,主要功用有三:將柱子的重量分布在較大的面積傳到地面,防水防潮,具有裝飾作用。柱礎有石質與木質兩種,有時南方建築考慮到防潮問題,還會在柱礎上方加一段柱櫍以隔絕地水上升。高級建築群普遍使用石質柱礎,慈山寺亦如此。

華蓋

慈山寺主要殿堂內部的大型佛像上方均有華蓋。華蓋是中國古代星官名,屬三垣之中的紫微垣,共七星,形似傘狀。而古代帝王或貴官在舉行儀式或出行時均會有傘形遮蔽物置於頭頂之上,此物亦因其形狀被稱作「華蓋」。華蓋為尊貴者遮蔽上方,有呵護之象徵意義;置於寺中佛像上方,則意在強調佛門淨土之一塵不染。佛像清淨莊嚴,不沾染凡塵,故以華蓋為其承塵。

何培斌、王冰:建築慈山(節錄)

何培斌、王冰:建築慈山(節錄)

香港:慈山寺,2015年


二、建寺

建苦海之舟航,為信根之枝幹。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
唐‧道世《法苑珠林》

地理環境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這一名句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詩中。古寺青山的優美意境,常見於古代的詩詞歌賦與水墨畫裡。

佛教重視修行,寺院常建於遠離塵囂的清淨之所,僧人們在此安心辦道,同時亦不忘接引有情眾生。寺與山,自古以來便有著不解之緣。

地少人多的香港,由於歷史的因素,具規模的十方叢林為數不多。天時、地利、人和之際,慈山寺緣起有由。選址於大埔屏山南麓、船灣之北。八仙嶺、犁壁山、黃嶺、屏風山自東而西蜿蜒於後,形似龍躍。慈山寺因之,取西端山脊以成屏風之靠。寺左餘脈延及船灣,形成汀角,右則斷續入海,形成島鏈脈,迴環而成海之內湖。遠山拱抱,正對榕樹灣一線,獨在馬鞍山與雞公山間形豁口,貌似闕門,與龍船灣(今糧船灣)相隔,即古所謂官門,遠晀南海。伽藍興建於此,背山面水,視野朗闊。

寺院距離村居最近處約有三百餘米,周邊自東向西環繞有犁壁山新村,布心排、䃟頭角、圍下、洞梓諸村。寺院所在的山坡,地貌曾在八十年代因故擾動,植被盡毀,其後域內雖引種樹叢以保水土,卻零落散亂,不成氣候,又因一紀之後甲申山火殃及而喬木無存。雖僅剩焦土,但其地可總攝船灣內海,山環水繞,景致殊勝,加之區位優越,悉符舊時畫本所繪傳統佛寺立基肇建理想之地。慈山寺定址於此,不僅為大埔之山水景觀增色,亦為此地平添了宗教與人文之色彩。

(原書注:據《新安縣志》縣境之圖所示,官富山以北、雙角嶺以南之連續山脈為龍躍山,且自古粉嶺有龍躍頭之村名,概取山象形)

山水之間

慈山寺周圍的宏觀地景與寺院之間構成不可分割之整體,似一卷全景古代山水畫。北宋時期全景山水畫的集大成者郭熙在其畫論著作《林泉高致》中提及描摹山川大物之「三遠」畫法,即「高遠、深遠、平遠」。其中寺院高塔隱身深遠山境之間,其後山巒迭起,而前方有山澗小溪,或江河旭波。其意境與慈山寺所在之山水環境相似。

郭熙的畫論以不同視角描繪山景,書中論及「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慈山寺所靠之八仙嶺挺拔高峻,如高大屏風橫亙在海灣北側,兩側丘陵峰巒疊嶂,綿延起伏,具有極豐富的層次。不論山前遠眺山後,還是近山遙望遠山,均得「三遠」之意境。

除山勢得「三遠」意境之外,慈山寺亦處於富有層次之水系構成之中。寺院對出的小海灣,是由大埔東北部海面散落的鹽田仔。馬屎洲、東頭洲等數個島嶼環繞而成的船灣海,此為寺院正對的水體小環境。而環繞船灣海的島鏈之外,更有新界主要的內港海灣——吐露港,由赤門海峽通往外海的大鵬灣,環環擁護。似此三重山、三重水的上佳景致,在境內實不多有。故不論山勢抑或水體,均為慈山寺提供了連綿不絕、層層遞進、廣狹相宜的空間層次。

古往今來,佛教寺院建於山野叢林,除了注重其清淨之環境有利於僧眾內在的修持,亦有意將建築物融於山水之間,令二者相得益彰而達至人造與天成「合一」之境界。這亦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和合相生之觀念一脈相承,講求人間環境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慈寺工程

慈山寺建寺工程由長江實業發展部承擔,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參與前期研究計劃。在基金會同仁的鼎力相助之下,匯集各方力量,歷時逾十年,終於在二零一四年圓滿落成。

落成後的慈山寺採山水之靈氣,集日月之精華。戶外七十米高青銅觀音聖像立於六米圓臺之上,身潔白色,雙目俯視,法相慈悲,充滿祥和之氣。寺院建築以簡潔流暢之線條體現殿堂之沉實穩健,並充分發揮與自然融合之理念。整體設計返璞歸真,以境說法,兼具傳統特色與現代化功能。

【建築‧匠心】
在《四分律行事鈔‧僧像致敬篇》中提及寺院建築應「佛殿經坊極令清素,僧院廚倉趣得充事。如此,則後無所壞。」意為佛殿以及藏經、誦經之所應建造得清淨素雅,僧人居住的僧寮及廚房倉儲之地應以實用為準。因此,作為修行的場所,寺院建築本身應以清素為佳。如此,寺院就不易遭到毀壞,可以長期使用了。慈山寺整體建築風格便以此為定位,力求清淨素雅,兼具實用與功能性。寺院的空間構成,則力圖體現唐代高僧道宣所推崇的理想寺院模式。道宣法師為唐時長安人,學養深厚,佛理貫通,為唐代著名佛教學者,被奉為漢傳佛教南山律宗初祖。道宣曾撰寫《天竺舍衛國衹洹寺圖經》、《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提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東方佛教寺院面貌。道宣法師並未照搬印度已有佛寺的形制,而更多使用了中國城市、宮殿、住宅的佈置手法,將軸線、院落等建築語彙用於佛法空間的表現,富於東方精神。慈山寺設計依承道宣法師將佛寺本土化之努力,在香港這一多元文化空間中設計獨到,體現東方佛寺之神韻。

【佛教‧知識】
案靈裕法師寺誥:
凡有十名寺。一曰寺(義準釋名)。二曰淨住(穢濁不可同居)。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離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麤暴者所居)。六曰清淨園(三業無染處也)。七曰金剛剎(剎土堅固道人所居)。八曰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華藏世界,以七寶莊嚴,謂之寂滅道場。盧舍那佛說華嚴於此)。九曰遠離處(入其中者,去煩惑遠,與寂滅樂近故)。十曰親近處(如行安樂行,以此中近法故也)。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四冊 No.2126〈大宋僧史略〉

北齊靈裕法師曾作《寺誥》,共十篇,詳述造寺之方法及寺院的規劃圖紙。其中提及寺有十種名稱:寺、淨住、法同舍、出世舍、精舍、清淨園、金剛淨剎、寂滅道場、遠離處、親近處。這十種名稱也說明了寺院的性質及特徵,其中尤其強調清淨與莊嚴。因此,寺院若能選址於清淨遠離塵囂之所,對於出家人和修行者都十分有益。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
桃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唐‧李白《山中問答》

三、設計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

《妙法蓮華經》

建築設計理念

延續傳承,推陳出新。供鑒唐風,融匯古今。
慈山寺之建築設計理念力求延續中國佛寺建築傳統,借鑒盛唐建築之風格,並謹慎結合現代科技與創意,設計兼具傳統特色與現代功能之弘法道場。

自然為師,中軸佈局。迴廊婉轉,曲徑通幽。
慈山寺建築依自然環境佈局,山門、彌勒殿、大雄寶殿均座落於主中軸線上,具傳統寺廟均衡對稱之美。東區以戶外觀音立像為核心,兩側裁十八棟古羅漢松,至觀音殿形成自然輔軸線,體現因地制宜之智慧,殿堂間以開放式迴廊相連,既保持內庭園之寧靜,亦令四方美景收於眼底。

飛檐如翬,氣勢恢宏。觀音俯瞰,清淨莊嚴。
大雄寶殿之制式比例參考現存五台山之唐代寺廟建築佛光寺設計。石築階基、木造柱牆。灰瓦屋頂,高十八米;飛檐寬五米七,其四角微揚,充份展現古詩中「如翬斯飛」之意境。

大殿主結構建造亦推陳出新,以混凝土配合鋼材,堅實有力。殿內支柱由傳統之十二支滅至八支,以非洲紫檀包裹,兼具空間感與親初感。

七十米高素白觀音聖像立於六米高圓形平台之上,以超過六百噸錫青銅鑄造,雙目俯視,寓意觀世間眾生疾苦。法相慈悲,清淨莊嚴。

線條流暢,風格沉實,大方和諧,返璞歸真。
慈山寺整體建築設計力求以簡潔流暢之線條體現寺廟殿堂之沉實穩健。移除裝飾性斗拱,令內堂空間雄偉,落落大方。於殿堂檐下配以高窗,自然光照,亦體現環保之理念。整體設計和諧莊嚴,與四周自然環境融為一體,返璞歸真。

平體佈局

慈山寺依平面佈局,可劃分為三個區域:中區主佛殿區、東區觀音聖像區以及西區僧寮區。

中區依循中國寺院傳統,沿主軸線依次為山門、彌勒殿及大雄寶殿,層層進深。彌勒殿兩側為鐘鼓樓,鐘樓下層為地藏殿。西側迴廊,又套一院,內置藏經閣。

東區與西區,於大雄寶殿所在之主院落兩側向外伸展,如鳥之雙翼。東區凸出一小院,以迴廊連綴,旁設普門,其後為戶外觀音聖像。西區有僧寮三座建築物。

總體尺度

慈山寺之尺度體系以戶外觀音聖像為中心,以山水為參照(如圖)。觀音聖像高度約略為背後屏風山海拔四分之一、八仙嶺最高峰黃峰海拔五分之一。而大雄寶殿高度約略為觀音像高度之四分之一,與此比例關係類似。殿堂內主尊佛像尺度以建築尺度為參照。如此尺度系統,層層參照,則寺廟之建築、造像、園林、山水,參差有致,形體合耳,錯落有度,渾然天成。

建築色調

慈山寺建築群有三個主色調,包括木的啡色、檐頭瓦片的銀灰色及四周山嶺及寺院園林的翠綠色。此外,在較低的高度上則採用素色或白色為主的牆壁與地面鋪裝。整體呈現清簡明朗,淡雅古樸的建築特色,展現寺院的仿唐設計。寺院整體設計亦關注綠化,與周邊自然景色和諧共生。

【建築‧匠心】
現存實物中,寺廟建築遺存稀少,整體格局發展源流及脈絡惟有典籍圖經見載,其中唐高宗年間律宗大師道宣寫就《祇洹寺圖經》,為唐代典型寺院佈局之參照。

相傳祇洹寺有一百二十個院落,在道宣的描述中,主要詳細介紹了其中七十二個。該寺乃由一個中佛院聯同周圍眾多小院落環繞而成之大型建築群落。南北向和東西向各三條道路相互交錯,形成寺院兩條主軸線:一條位於寺院中部直通中佛院之南北向大巷道;另一條從中佛院南側通過連接正東門和正西門之東西向中道。慈山寺中區以大佛院為中心,一側有觀音巨像,自成一院,再一側為僧院,雖不是百院巨構,然承接唐風多院落的佈局,井然有序。

現存唐至元時代的大寺,其總體佈局,亦與圖經所載十分相似。如遼代善化寺,為總體佈局保留遼金原狀之最完整者。以山門起始,中軸經天王殿(該寺稱之三聖殿),而至大雄寶殿;於大雄寶殿所在之主院落兩側旁置觀音、普賢二閣。而慈山寺大佛院主軸線亦是山門,彌勒殿及大雄寶殿,層層進深,於慈山寺又頗似大雄寶殿西側二層樓閣——藏經閣之設,而東側之閣則作為東翼觀音巨像院落的軸線,向旁側張開,創造出更為豐富的平面空間。

造像

除平面佈局外,慈山寺還具有另一重空間區劃的邏輯,即不同區域造像的身份象徵。若撇開建築,單就造像空間位置,可分為三區:

山門及彌勒殿院落區域是以彌勒佛為核心,韋馱菩薩、四天王與力士為護法之體系。山門立哼哈二力士,彌勒殿中心坐彌勒菩薩,四隅坐四方天王,韋馱菩薩面北立彌勒菩薩之後護持,形成以彌勒菩薩為指向的分層階梯空間,表現彌勒於兜率天上居住,即將下生成佛的情形。此種空間模式,源出《彌勒上生經》及《彌勒下生經》,後世之彌勒淨土經變畫及漢地淨土寺院空間佈局多有追模。

大雄寶殿內造像群形成橫三世佛的體系,即以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和西方阿彌陀佛為同一時間中的「三世佛」。兩脅侍弟子迦葉尊者及阿難尊者立於釋迦牟尼佛前,十八羅漢分列於東西兩側,形成以釋迦牟尼佛為中心的平面空間格局。此種空間模式,早期漢地寺廟及石窟造像、經變畫像等多有表現。

大雄寶殿台基之下東側,東北室外蓮台立大觀音聖像,普門內蓮台坐如意輪觀音菩薩,東南鐘樓地下立地藏王菩薩,形成以洛伽池為中心的觀世音信仰空間格局。

遠水清風落,閒雲別院通
心源若無礙,何必更論空

唐‧張喬《題山僧院》

四、主佛殿區

慈山寺中區沿主軸線依次為山門、彌勒殿及大雄寶殿。層層進深,彌勒殿兩側為鐘鼓樓,鐘樓下層為地藏殿。西側迴廊,又套一院,內置藏經閣。

菩薩住於極喜地時,極多歡喜,多淨信,多愛樂,多適悅,多忻慶,多踴躍,多勇悍,多無鬥諍,多無惱苦,多無瞋恨。

《佛說十地經》卷一

山門

山門,亦作三門,有智慧、慈悲、方便三解脫門之義。慈山寺山門座落於高台之上,立於寺院中軸線之南端。面闊進深均三間,採用素樸的懸山頂。檐下扁額上書「入解脫門」四字。解脫,是從煩惱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此處進入寺院,放下世間貪、瞋、痴等諸煩惱,開始一段淨心之旅。

山門兩側立有金剛力士。民間亦稱其為哼哈二將,是寺院的守護神,青銅鑄造,形體巨大,眼珠由琉璃鑲嵌,炯炯有神。力士形象取材於日本鐮倉時代巨構——奈良東大寺之南大門仁王尊像,兼具威武與活力。

與傳統寺院左右相對的陳設有別,慈山寺山門前的二力士並列面向南方而立。此種空間構造,並不強調塑像對人的震攝力,而更加重視塑像與參訪者的交流,令空間形態更為開放。金剛力士之奉置,意在以其威武形象阻擋塵世心魔入內驚擾靜修之人,對於參訪者,則開懷迎接。由此,此力士之設計已超越一般認為的「守護」寺院,更是對參訪者所需清淨空間的一種引領,通過視覺交流與空間體驗幫助參訪者放下塵世種種,進入解脫之門。

【佛教‧知識】
法門指的是修行者所入的門徑。不二法門在佛教中指到達真理的方法,即不落兩邊。不執著於絕對的兩邊,如善惡、正反、好壞等等,視一切現象沒有不同,拋棄一切對立的觀念或成見,彼此平等。

【建築‧匠地】
山門之形制,採用懸山頂,而非常見的歇山頂。懸山者,即指屋蓋左右盡端並不至於與山牆交接之處,而是向兩頭伸出一段懸空屋檐,在兩側山牆外造成一屋蓋蔭蔽下的空間。此形制之最初產生因素是技術性的,即屋蓋向外側伸出,免卻土壞山牆,免遭雨淋浸濕,延展其壽命與堅固性。這一做法雖為解決實際問題,卻同時產生出極富特色的美學意義。亦即懸山頂因屋蓋向左右舒展,使建築正立面橫向方向有一種紓緩節奏,令整體輪廓盡顯典雅端莊,有一種低調素樸又深具精神氣質的形象。故山門作為整組院落序列的初始節點,營造出入寺參拜所需的氛圍與心境。

歡喜地

穿過山門,眼前開闊的庭院名「歡喜地」。以此命名是提醒參訪者來到此處,應向初地菩薩學習,放下貪、瞋、痴,清淨身、語、意,昇起信敬、愛念、喜悅與調柔的心。

立於歡喜地,周遭建築一覽無餘。不遠處,戶外觀音聖像在彌勒與鐘樓交錯的屋檐之間顯現,並隨參訪者位置的移動而變換透視關係。無論你走至何處,抬眼望去,總會見到觀音菩薩慈和莊嚴的面容。

在通往彌勒殿的高高石階之下,有半月形蓮池靜臥。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寓意自性之清淨。蓮心亦有香、淨、柔軟、可愛四德,譬喻法界真如的常、樂、我、淨。佛經中記載,在阿彌陀佛住持的西方極樂淨土,各種不同的蓮花周遍世界,無量莊嚴。

【佛教‧知識】
歡喜地,是十地之初地。十地之說見於《華嚴經》、《仁王般若經卷》與合部《金光明經》等。指菩薩修行之過程,須經五十二位中之第四十一至第五十之位,即十地。初地菩薩歷經十信、十住等修行階位,初證真如平等聖性,具證二空之理,能成就自利利他之行,心多生歡喜,故稱歡喜地。

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
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
於諸惑業及魔境
世間道中得解脫
猶如蓮華不著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普賢行願品》

彌勒殿

彌勒殿亦稱天王殿,單檐歇山頂,以中國現存最古之唐代木構殿堂南禪寺(山西省五台縣)大殿為範本,面闊增至五間,進深三間,不需分槽,由現代結構技術實現大跨度進深,殿內空間軒敞,渾然一體,無柱遮擋,參訪者的注意力因此更加集中於殿內的造像。

彌勒殿正中供奉的主尊為彌勒菩薩,面向山門,為隋唐時期流行的造像風格,體態清瘦,非五代後出現的大肚彌勒形象。根據佛經中的記載,彌勒菩薩是將紹繼釋迦佛於娑婆世界成就正覺的「未來佛」,現以「一生補處」菩薩的身份居於兜率天宮為大眾說法。彌勒菩薩亦被稱作慈氏,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中提到「彌勒菩薩法王子,最初發心不食肉,是故得名為慈氏」。其梵文Maitreya,即是「因慈而生」之意。

與彌勒菩薩背向而立的是手持金剛寶杵的護法神韋馱菩薩,身披盔甲,面向大雄寶殿,護持佛法。四大天王沿山牆分列兩側,相對而立,神態威猛。佛典中記載,四大天王居於須彌山周圍鹹海中的四大部洲,守護天下。在民間,四大天王也被賦予了「風調雨順」的吉祥寓意。

慈山寺彌勒殿內的六尊塑像均為樟木雕刻,貼以金粉金箔、彩繪衣飾、眼珠以琉璃鑲嵌。彩繪木雕佛像為唐宋時期的一般做法,採用啞色,色彩鮮明但不眩人眼目,與寺院素樸之精神相契合。

世事靜中去,道心塵外逢
唐‧張祜《題萬道入禪房》

【建築‧匠心】
彌勒殿之立面形象固取材於南禪寺大殿,而若以其面闊進深關係觀之,則與山西平遙雙林寺天王殿猶似。雙林寺之天王殿,創設於元明之際,面闊五間,進深三間,明、次間置板門,稍間置窗。屋頂懸山式,為元明以降寺院中次要殿堂之通行做法。而慈山寺彌勒殿面闊仍寬至五間,屋頂則使用更高級別之歇山頂,顯現出對於彌勒與四天王的特殊強調。雙林寺四大天王彩塑位於檐廊內一字排開,面南而坐;而慈山寺之四天王,則取通見之沿山牆兩兩排列,相對而立,與殿中彌勒像形成立體的空間結構,為參訪者提供更加豐富的供奉空間體驗。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惟餘鐘磬音

唐‧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

鐘樓及鼓樓

慈山寺的鐘樓與鼓樓分別位於彌勒殿東西兩側。

鐘樓為四角攢尖頂,面闊進深皆單間,每面設柳條式㦿槅木中四扇,單檐雙層中設平座,木梯左轉而上,攢尖頂自地面高十二米。四脊各分兩段,做法同其他殿閣戧脊,翼角做法亦類似。惟平座直挑,柱杆纖巧,平面方正而輕巧。

鐘樓二層設鐘以鋼索懸於攢尖正下方,鯨撞則懸於闌額上。鐘樓內的青銅大鐘上面鐫刻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金剛經》,鐘唇厚而外張,其形狀輪廓為唐代所通見之形。鐘聲純厚綿長,提醒迷惑的眾生,了知生命的無常,早日覺悟。有詩云:「驚醒世間名利客,喚回苦海夢迷人。」

鼓樓與鐘樓形制相同,惟木梯右轉而上。內設法鼓,抱坐於蝠紋木架之上,鼓皮面東。鼓有時用來比喻佛陀所說的法。眾生的煩惱有如魔軍一般,唯有佛法能令其折伏,恰如兩軍作戰,擊鼓以令軍士進擊敵陣,故將法喻為鼓。

佛教寺院中,鐘鼓是佛教禮儀中的重要法器。敲鐘擊鼓亦要有一定的儀規。清晨先敲鐘後擊鼓,夜晚反之,先擊鼓後敲鐘,故有「晨鐘暮鼓」之說。

【建築‧匠心】
古寺院內兩層方形閣樓,在唐至元代遺存中,典型的是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賢閣。普賢閣建於金貞元二年(1154年),為一層樓閣,重檐歇山頂,而寬進深谷各三間,係金仿遼式重建之物。善化寺遼金諸構之中,普賢閣雖為最小,然重樓挑座,挺拔停勻,古風沉鬱,別成一景。慈山寺鐘鼓樓,其造型淵源可追溯至此普賢閣,特別在用材、出檐及比例關係上,仿普賢閣之遼金遺韻,而功能判然有別。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唐‧杜甫《遊龍門奉先寺》

晨叩鐘偈

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
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

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稀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曆僧祇獲法身。
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眾。
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伏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
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
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
舜若多性可銷亡,爍迦邏心無動轉。

南無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
南無圓滿報身盧舍那佛。
南無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無清涼山金色界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峨嵋山銀色界 大行普賢願王菩薩。
南無普陀山琉璃界 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九華山幽冥界 大願地藏王菩薩。

大庭院

庭是中式建築理念中一個重要的元素。作為觀賞空間,庭坐落於某一主體建築之前,為欣賞戶外景致與莊嚴建築提供了可能;作為虛體空間,庭位於兩處實體空間或兩所建築之間,使建築的體驗序列有所變化,從封閉至開敞再至封閉;作為功能空間,庭為眾多儀式的舉行提供了場地;最為重要的是,庭充當著觀想空間的角色,使得參訪者在進入主殿前心靈得以有所準備。四圍的迴廊標定著大庭院的邊界,令焦點得以在觀者的視野中端然呈現。故而,在中軸建築群落的空間體驗序列中,庭不可或缺。

大雄寶殿的大庭院是慈山寺中最重要的庭院。步出彌勒殿後,參訪者再次置身於一個開放空間,寬敞的中庭亦將注意力引向位於視線盡頭的主殿。該庭的尺度與主殿尺度相匹配,使得觀者能充分體驗巍巍階梯之上殿堂的壯麗。庭院四周有圍廊,既界定了空間也為通達大殿提供了便利。庭中可容納萬餘人,能夠滿足各種儀式的需要。有別於諸佛所在的大殿,這裡是屬於信眾的空間。因此,在穿行於大庭院時,參訪者得以在趨進佛殿前調整自我的心性。大庭院與大雄寶殿的莊嚴,以及由此展現的教敕威神使人們感到歡喜與滿足。同時,人們也因為空間中浸潤的寧靜與慈悲而進入靜思。

迴廊

迴廊為中國中古時期寺院建築所常用的圍合空間手法,將中軸線建築以及左右附屬房屋用迴廊相連,既增強了各個單體之間的聯繫,亦加強了庭院圍合的整體性。同時,又為使用者在各個單體之間運動提供了良好的連續室內之空間體驗。建於中世紀的奈良東大寺金堂前的巨大庭院,並有迴廊圍合,令空間呈肅穆莊嚴之氛圍。慈山寺迴廊的設計,即以日本奈良法隆寺為基本藍本,並以青海樂都瞿曇寺為參照。

慈山寺兩個主要院落彌勒殿及大雄寶殿院落均以迴廊相通,連接了寺廟的鐘鼓樓等建築物,形成了一個串連圍合的連續空間。

慈山寺迴廊除具有空間溝通與庭院圍合等建築空間功能外,亦可作為抄經活動的場所,突出其具有宗教活動之功能。

青銅燈籠

自唐以來,在寺中置燈籠以作供養的行為便逐漸成為傳統。現存燈籠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這些燈籠為石質,下有矮柱燈竿,或飾盤龍,或為素面,頂置屋宇狀膛室或火袋,四周有開口,以供光線透出。這一傳統流布到日本,開啟了當地後世金石供燈的源流。慈山寺中庭的青銅燈籠模自奈良東大寺大佛殿前遺品。原作的年代或相當於公元八世紀中葉大佛殿的奉造期,略晚於鑒真和尚抵達日本並在大佛殿傳戒的時間。從形式上看,東大寺燈籠或源自唐代的範式。全燈通高三點九米,膛室呈八角形,頂具寶珠。膛身八面,間飾羽目板並奏樂音聲菩薩。但區別於奈良燈籠遍飾經文的燈竿,慈山寺燈籠的支柱為素面八角。作為佛前供具,慈山寺燈籠具有著光明不絕的象徵含義。

【建築‧匠心】
迴廊所在高臺之下,其外堆土緩坡,草被樹叢,其內除地藏殿外,還設有講堂、齋堂及研習坊等多種功能空間。配以電梯上下,台階低矮,並設坡道,以便殘障人士使用。故此高台本身,既具內部活動空間,又作為室外殿宇的緩坡高階;既容納了室內宗教活動,又承載了室外組群,具有「有機」的建築學意義。

大雄寶殿

經彌勒殿繼續前行,便到達寺院中軸線上最後亦是最主要的佛殿——大雄寶殿。大殿前方的大座院非常開闊,尺度宏偉,與日本奈良東大寺大佛殿前的中庭相若。

大雄寶殿面闊七間,進深四間,單檐廡殿頂,屋檐曲面六折,脊高十八米,東西兩端起翹,施以鴟尾,其勢緩和。垂脊與戧脊於檐柱處分兩段,各以圓形蓮花紋收尾。室內上脊檁之下設頂棚,成三層覆斗四棱錐頂,脊檁反植三朵蓮花形貼金鋼骨團花紋寶蓋,各於三世佛頂。地面鋪設黛色金磚,扣之清脆如磬,金聲玉振。

大雄寶殿建築整體形態及尺度均以佛光寺東大殿為藍本,按比例擴放三成,以宜山阿。同時,亦參考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之金堂之比例,再現唐代建築之風采。

大雄寶殿內供奉三世佛,中間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及西方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左右立有脅侍弟子迦葉尊者及阿難尊者。塑像以樟木雕刻,貼以金粉。大雄寶殿內的塑像皆遵循唐代及遼代塑造之傳統。殿堂東西兩側列有十八羅漢,以青銅鑄造。羅漢異域特徵明顯,源自唐昭宗時期貫休著述之原型,並於造像尺度上尤為用心。十八羅漢造像高於常人,但仍可與參訪者產生視覺交流,今參訪者既可仰望參拜,又不失親切之感。

大雄寶殿佛座後屏障處(亦稱為海島)的經變圖,取材於敦煌莫高窟壁畫——榆林窟第二十五窟北壁的「彌勒經變」及第三窟西壁的「文殊經變」和「普賢經變」。並以現代科技複製,令身處香港的社會大眾得以走近敦煌,認識其珍貴的佛教藝術價值。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手書《心經》卷軸亦陳列於此,供參訪者拜謁。

【佛教‧知識】
在寺院中供奉的三世佛有以空間計算的「橫三世佛」及以時間計算的「縱三世佛」。慈山寺大雄寶殿供奉的為橫三世佛,即釋迦牟尼佛、藥師例及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駐錫中央娑婆世界、東方藥師佛駐錫東方淨琉璃世界,西方阿彌陀佛駐錫西方極樂世界。

縱三世佛指的過去燃燈佛、現在佛釋迦牟尼佛及未來佛彌勒佛。

【佛教‧藝術】
大雄寶殿海島處的經變圖主圖為敦煌榆林窟25窟「彌勒經變」之原樣複製,原圖繪於中唐八世紀下半噪至九世紀之初,以《彌勒下生成佛經》為依據,描繪了彌勒菩薩下生成佛的四個場景:下生世界的種種美景;出世度化眾人;在龍華樹下三會說法;以及接受迦葉所傳釋迦牟尼袈裟,成為未來佛的故事。其構圖主次分明,畫風細膩、色彩絢麗,是敦煌壁畫中的傑作。

右圖為榆林窟3窟宋代「文殊經變」;文殊菩薩手持如意,半跏趺坐於足踏紅蓮的青獅之上,駕祥雲,率羅漢、天王、菩薩、童子等諸神眷屬出遊。遠處背景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描繪之文殊菩薩道場清涼山。在漢傳佛教中,文殊菩薩是智慧之化身。

左圖為「普賢經變」:普賢菩薩手持梵篋,半跏趺坐於六牙白象背的蓮花寶座之上,在菩薩、天人等諸神擁護下行於雲海之中。身後祥雲環繞,遠山重壘,天台樓閣,若隱若現。在漢傳佛教中,普賢菩薩是行願的象徵,是實踐菩薩道的行為典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是畫面左側山崖處,可見唐僧與孫悟空空雙手合十,遙拜普賢菩薩,身後有馱經的白馬,象徵玄奘法師自天竺取經歸來。此圖是表現玄奘取經的早期遺例。

「文殊經變」和「普賢經變」是在約公元十二世紀繪成,堪稱宋代中原和內地文人畫在敦煌石窟藝術中的代表作。

大雄寶殿後方「華雨臺」,為錯落相置的兩端矮牆,以流水環繞。充分利用寺院中軸線盡端的圍牆與大雄寶殿之間寬敞空間。在體現園林景致的同時,亦可作為戶外茶禪之所。

【建築‧匠心】
大雄寶殿之設計過程,除大方向以傳統造型為本,當代技術為骨外,同時參照現存實例,規劃體量比例。所有細部亦花費心思衡量設計。其中如出檐深度,是設計過程中一項著墨甚多的議題。現存唐至元代大型寺廟大殿的實例,是慈山寺寺廟尺度與形象設計的參照。出檐的尺度,以美學的角度考慮,必須從大殿平面面積與出檐面積的比例關係入手。如下列表格所示,各個實例雖不存在絕對的規則,但還是有著一定的規律,即大殿出檐面積與屋檐覆蓋面積之比,介乎百分之六十三至百分之七十八之間,慈山寺大雄寶殿建築出檐雄大,比例與唐招提寺金堂類似。

雖然各殿堂均繼承傳統木構形態之神髓,即外形、柱、門、窗之比例及樣式全部因應傳統形態,但其內在採用混凝土及鋼構形式,以木材包裹鋼構,充份表現當代結構技術。因其實實已非木結構,以致斗拱冗餘,故捨棄之,架空成光影層而退居檐下。室內天花亦然,傳統天花或徹上露明,或平棊平闇,慈山寺置覆蓮三朵代之,空靈生動,熠熠生輝。室外屋頂形式照舊,採用日本燒造之銀瓦。殿堂整體外延續唐風遼韻,典雅莊嚴。

地藏殿

地藏殿位於鐘樓下方,頂棚藻井正對鐘樓,東西面闊三間。

「聞鐘聲,煩惱清」。佛教認為鐘聲可使地獄中的火燄熄滅。地藏菩薩於地獄度化眾生,常常被供奉於鐘下。世人參拜地藏菩薩,亦可寄託對逝者的哀思,故地藏供奉與中華文化之孝道相合。

地藏菩薩聖像以楠木製造,左手持珠光明顯耀,慧光遍照;右手執錫杖,錫杖上端有四股十二環,提醒我們應當觀破生死流轉,出離苦海,方能得自在清淨。

【建築‧匠心】
地藏殿的建築,透過建築空間的處理詮釋了地藏信仰之意涵。如前所述,慈山寺主殿堂坐落於高臺之上,然高臺內部並非實體,而是利用現代結構技術設計出傳寺院無法實現的中空間建築空間。地藏菩薩供奉於鐘樓腳下高臺內部的一處封閉空間,外觀上並不顯露。地藏殿為方形廳堂,內部由於無窗而略顯幽暗,室內裝修亦凸顯出幽暗的觀感——地板、四壁及天花全部使用深色木。富有質感的木色,加之黯淡的光線,營造了與地藏殿相呼應,通體木質,不施彩繪,保留完全的木色,塗有深色清漆,質感厚重、深沉。造像面容飽滿,雍容莊嚴,手持錫杖,衣紋採用隋唐時石窟寺常見的「曹衣出水」式,莊嚴中亦有柔和之韻。

作為慈山寺高臺內部空間中唯一主要用於供奉造像的殿堂,地藏殿既繼承傳統上鐘樓與地藏殿之關係,又透過現代建築手法增強了地藏供奉特有的氛圍,實屬別出心裁之設計。

藏經閣

藏經閣位於大雄寶殿的西側,單檐歇山頂,面闊五間進深四間,除東立面檐柱及西立面兩角柱外,其餘減柱造,僅在南北山面及西立面各留四櫨斗總計十二只以示之,脊高約十米,形制做法與彌勒殿類似。

藏經閣為收藏佛教經典以及相關佛教論著的圖書館。一般大型寺院的藏經閣通常為兩層高的閣樓,慈山寺藏經閣從外觀望去為單層,與中區其他建築相互搭配,不顯突兀。而其下方另設有一層,藏於寺院平台之下,巧妙利用內部空間存放更多經籍典藏,同時亦作為研習坊對外開放。參訪者可在此地閱讀書籍,查找資料。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宋‧朱熹《觀書有感》

五、觀音聖像區

慈山觀音園區與中軸線的院落呈斜向交匯,形如鳥翼,向東方伸延。由普門、洛伽池、戶外大觀音像及通往觀音像的慈悲道組成。

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
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

觀音與觀音信仰的出現
觀音‧梵文Avalokitesvara,意為「遍觀世間音聲者」,亦名觀世音。

雖然佛教學者及藝術史專家對於觀音菩薩在印度最早出現的年代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五世紀以前,觀音信仰已經出現。根據東晉高僧法顯(337—422)所著《佛國記》的著述,於公元四百年前後,秣菟羅地區的大乘僧侶已經造像供奉觀音菩薩。唐代玄奘法師(602—664)在《大唐西域記》中亦有幾處描述印度觀音菩薩的信仰,說明當時觀音信仰已經在印度確立。

提及觀音菩薩信仰的早期經典為公元一百年前後於印度編纂的《無量壽經》,在這部經中,觀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兩位脅侍菩薩,具有光明的象徵與慈悲的特質。

佛教傳入中國後,在東漢至六朝時逐漸確立,並於隋唐時期創立中國本土宗派如華嚴宗、天台宗、淨土宗等。觀音菩薩出現在《華嚴經》、《法華經》及淨土諸經中,觀音的信仰逐漸盛行於中國。

風吹一點雲,散漫為春雨;
灑予松柏林,青蔥枝可取。

宋‧契嵩《古意》

普門

普門即觀音殿,為慈山寺第二大殿,位於大雄寶殿東側,面闊五間,脊高十四米。殿內正中供奉如意輪觀音。殿堂兩側牆壁上分別刻有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及觀音菩薩的十願六向,表述兩位大菩薩為救拔眾生所發的宏深大願。

經中記載,觀音菩薩居於補怛洛伽山,普門殿前的圓形池便依此命名為洛伽池。洛伽池直徑八米,圓形,池壁高約半米。池中分內外兩池,作同心圓狀,池水由內池湧出,向外池流動。經外池溝槽匯入地下,再經內池中心湧出,如此循環不已,池內活水生生不息。內外池獨具匠心之設計令水與池邊相平,遠望如鏡,象徵智慧之觀照。

洛伽池四周地面,以石材鋪裝為同心圓,共二十一圈,池水流動之時,地面的同心圓化為漣漪,充滿禪意之美。

普門內供奉的如意輪觀音是觀音菩薩的化身之一。全稱如意輪觀音菩薩,又稱大梵深遠觀音、如意輪菩薩、如意輪王菩薩。常見有二臂、四臂、六臂、十臂、十二臂等不同形象,慈山寺供奉之觀音像為常見的六臂觀音,半跏趺坐於蓮花寶座之上,手持如意寶、蓮花、念珠、法輪等物,全身以月輪圓光相襯,寓意如意輪觀音廣施有情,大轉法輪,破除煩惱,成就菩提。並能使眾生滿足願望,加速修行。

【經文‧法語】
六臂身金色,皆想於自身,頂髻寶莊嚴,冠坐自在王,
住於說法相,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持意寶,
能滿一切願,第三持念珠,為度眾生苦,左按光明山,
成就無傾動,第二持蓮手,能淨諸非法,第三手持輪,
能轉無上法,六臂廣博體,能遊於六道,以大悲方便,
斷諸有情苦,行者如是觀,坐於月輪中,身流十光明,
頂背皆圓光。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

【建築‧匠心】
如意輪觀音頭頂設有華蓋,具有「承塵」之意象,意為承托住上方降下之凡塵,蔭庇觀音像之清潔、無瑕。與一般寺院不同,普門內菩薩頭頂寶蓋之直徑極大,華蓋中心點亦不在觀音頭頂正上方,而是略微前移,其垂直投影落於觀音像前方地面。此一設計,使得華蓋蔭庇下的範圍,並不僅限於觀音像本身,亦包括立於像前的參拜者,參拜者亦接受了庇護。此設計無疑給予參拜者格外的關照,並透過華蓋下方所形成的一個無形空間,將信眾與觀音置於同一空間之下,拉近距離,感受教導,心心相印。

【佛教‧知識】
普賢十大行願,出自〈入不思議解脫界普賢行願品〉,為唐朝般若三藏所譯《華嚴經》的最後一品。普賢菩薩為善財童開示,若欲行菩薩道,成就如來殊妙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諸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

普賢菩薩是大乘佛法行願之典範。我們要行菩薩道,應學習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依願努力實踐,清淨自己的心念,增長福慧,圓滿菩提,自利利他。

觀音菩薩十願六向出自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簡稱《千手經》,在《大悲懺法》中被念誦。《大悲懺法》又名《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為宋代天台宗大師知禮(960—1028)編寫,現在流行的版本有所簡化。這部懺法如此受歡迎的主因,是源於它提供了中國人禮敬觀世音菩薩及懺悔一切業障,以達到身心清淨的一個宗教儀式。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知一切法;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智慧眼;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度一切眾;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得善方便;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乘般若船;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越苦海;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得戒定道;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登涅槃山;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會無為舍;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同法性身。

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湯,火湯自枯竭;
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
我若向餓鬼,餓鬼自飽滿;
我若向修羅,惡心自調伏;
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

《千手經》

觀音聖像

由普門至觀音聖像,有一條筆直的大道名慈悲道,兩側種十八棟古羅漢松。參訪者來到此地,踏上慈悲之道,從此與觀音菩薩締結深厚法緣。

慈山寺戶外觀音聖像由青銅合金鑄造,像身高六十三米,立於三層青銅蓮台之上,蓮台高七米,下設六米高麻石基座,總高七十六米,聖像外噴塗白色氟碳自淨漆,其造型追模宋式。

素白觀音聖像慈悲莊嚴,頭頂髮髻中現阿彌陀佛像,寓意無量法力庇佑眾生。其右手持智慧寶珠——摩尼珠,左手持淨瓶,施灑淨水,清涼世界。法身佩戴瓔珞,衣帶當風,典雅飄逸兼具。觀音頭部微微低垂,俯瞰眾生,以慈悲與智慧廣度一切有情。

在慈悲道中間,觀音聖像正前方設有一個銅製水盂,名「千處應」,為參訪者供水之用。

【建築‧匠心】
中土大像的早期代表遺例為山西雲岡石窟曇曜五窟。由唐一代,可見者諸如敦煌莫高窟第九十六窟、一三零窟、山西彬縣大佛等等,佛像體量與高度不一。唐末之後,室內觀音巨像湧現,如河北正定隆興寺內鑄於宋開寶四年(917年)之千手觀音青銅像,又如天津薊縣獨樂寺中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年(984年)之木雕十一面觀音像。巨像呈現觀音大慈大悲之願力,亦令參訪者信心增長,發無上願心。

【佛教‧知識】
觀音菩薩在印度的造像始於貴霜王朝(Kusana),在這個時期,觀音菩薩的造像常被刻畫成「蓮華手觀音」(Padmapani,手持蓮花者),有時獨立出現,有時與彌勒菩薩一起侍立於釋迦牟尼佛像之左右,是慈悲的象徵。

觀音在印度時期的這相為男相,傳入中國後,直至唐朝末期(618-907),其造像皆現男相。至宋代(960-1279)初期,觀音像開始現女相,如公元十世紀出現的水月觀音像,是真正具有中國本土特徵的觀音形象,此後的觀音造像皆現女相。觀音從男性到女性的性別轉變,是觀音在中國本土化的進一步發展。

觀音聖像製造過程

放樣
於廠房內製作一比十石膏模型,對模型進行整體掃瞄,利用電腦運算放大,然後採用數控機床技術(CNC),加工成一比一泡沫模型組件。

鑄造
慈山寺觀音聖像由蓮花座起計高七十米,製作時將聖像分為十一段,每段為六至八米高。將已完成之一比一比例模型組件,先作分段組裝以進行調整及修正,確認效果後始於廠房內進行銅板鑄造。鑄件材料為錫青銅,最少厚度十毫米。整個觀音聖像除面部外,其他組件合計由一千二百多塊銅板造成。

安裝過程

預安裝
銅板預裝:在工廠內分段進行預裝銅板,以作必要的矯形和修整

運輸
裝車發運:以鋼結構包裝銅板、副鋼架、副支架及施工器材,並採用集裝箱形式運輸至香港施工現場。

觀音聖像之面部為一塊完整銅板,面積約四百多平方呎,由於組件較大,運送至港需經多重程序,工程人員更需租用大埔三門仔碼頭,將組件從吊船搬至岸上,再由大型貨車及數架車輛開路運抵慈山寺。

現場總安裝
銅板現場安裝和焊接:銅板運到現場後,分層安裝。通過副支架將銅板連接到製好的副鋼架上,測量銅板角點與相應安裝基準點間距離的方法來使銅板定位。銅板現場焊接為室外、高空、全位置焊接,焊接方法採用手工鎢極氟孤焊(TIG焊)。

藝術形象修飾:安裝焊接完成後,需要對銅像進行整體修飾,此為塗裝前的最後一個工序。

表面塗裝:待安裝修飾結束後,在施工現場進行銅板的外表面塗裝作色。

噴塗外部保護漆
二零一二年五月觀音聖像開始進行噴油,過程中需要很多經驗豐富的專業技術人員支援。

初期大部分時間用作現場調校氟碳漆的濃度,黏貼度以及顏色。根據本地的氣候和氣溫,經過一個多月的試驗才將顏色調好。塗氟碳漆的過程歷時六至八個月。

在長江實業發展部的統籌之下,戶外觀音聖像及寺院各殿堂內供奉之佛像皆邀請北京海山藝術品有限公司雕塑師張金海先生原創製作,期間幾經斟酌,多番易稿。戶外青銅觀音聖像的鑄造、加工與安裝工程,由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承接。自二零一一年初至二零一三年初,觀音聖像的安裝前後歷時兩年方竣工。落成後的觀音聖像坐北朝南,與大帽山天壇大佛遙遙相對,共同護佑香港。

六、園林

一念心清淨,蓮花處處開
一花一世界,一土一如來

唐‧龐蘊

庭院

與寺院建築佈局的南北中軸、東西對稱佈置的模式不同,寺廟園林採用自由靈活的方式來增加不同類型的空間體驗。現存中國寺廟園林的實例以山西太原晉祠為宗源。晉祠是寺廟建制與園林景觀一體圓融的典範之作,各個殿堂本身就處在園林當中,但又保持嚴整規制。晉祠大殿前方魚沼飛樑之設置,巧妙地在嚴整殿宇中穿插自然元素,這些手法亦為慈山寺所借鑒。慈山寺庭院設計了各種亭、台、池、花、樹、經幢等「園林」元素,處理佛事活動與園林地景的關係。

慈山寺處於山海之間的郊野,所在空間廣闊,充滿山野意趣。寺內建築佈局之三區,亦隨形就勢落於山谷,東翼觀音聖像利用山勢層層拔起,造成方圓數十里地貌景觀之重心點:而西翼則循虛實強弱有別手法,將三處僧寮散置,並無軸線,隨寫意之節奏向西北方向延展開去,匿於山腳。中軸線彌勒殿高基下,有半月形蓮花池,融解了山門和院落的嚴整形象,塑造出清新脫俗之氛圍,亦為寺院總體構思的重要部份。彌勒殿與大雄寶殿以蒼茫隆起之八仙嶺為背景,而近處山勢又逐漸降低,在近景建築與遠景屏山之間形成豐富的層次,頗合東方建築「百尺為形,千尺為勢」之法,得空間尺度層次控制之精要。

庭院是一個立體空間建構,除了四周的建築、空間的比例大小、正面建築的營構之外,地面磚石的鋪設亦會影響參訪者的感受。歡喜地及其他庭院的地面均鋪砌灰白色水波紋石材,表面紋理中伴有碎片狀的黑色,呈現出高對比度的清新灰色。獨特的顏色與光澤,營造出素淨之感,有如日本枯山水砂石庭院的大千世界。

禪意園林

禪宗進入有宋一代,以山林作為寺院依託,以山居表示遠離世俗凡塵之風興盛,這主要歸功於「山寺」是禪剎的重要特色,江南五山皆山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一特色,孕育了寺廟追求和創造寺院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境致」觀念。為了達到與禪宗思想密切契合的「境致」,因借山石林景、巧置樓閣亭台,從而形成了獨特的禪意園林。

寺廟園林以小見大、以少勝多;實中求虛、虛實相生;情境交融、互相因借。獅子林(江蘇蘇州)便是此種禪意園林的典型代表,這種園林的建造和設計,建立在「慧」的層面,狀物詠思、闡發禪意,故能包羅萬象,博大精深。

慈山寺園林亦借鑒以上手法,整體空間設計得自由靈活。經過之處,可見山林間及小路旁有圓桌、長椅或石凳安放,與自然景色和諧,又具有歇息參禪之功能。

慈山寺內裁有多種珍稀樹木,有羅漢松、榕樹、真柏、樟樹、九里香等,亦有具佛教象徵意義的菩提樹、無憂樹和娑羅樹。

菩提聖樹

佛教聖地菩提迦耶(Buddhagaya)是佛陀成道之處。在歷史上亦被稱作菩提曼達,意為「菩提樹周圍的地面」。佛陀於菩提樹下覺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菩提樹也因此成為智慧的象徵。後來,崇信佛教的阿育王之女為傳播佛法之故,曾將該樹的分枝移植到獅子國(今斯里蘭卡)。一八七零年,原樹被大風摧毀,遂再從斯里蘭卡移枝回菩提迦耶。二零一二年,蒙斯里蘭卡總統Mahinda Rajapaksa親自將源自同一棟菩提聖樹的分枝贈予慈山寺,現植於普門殿西側。

平常心是道

【佛教‧故事】
平常心,即不起分別、不起波動的心,不執著於是、非、取、捨,以不造作的平常心來待入接物,這就是「道」。

有這樣一則趙州和尚的公案:

趙州和尚是唐末禪門的高僧,早年跟隨南泉禪師學習時,有一天,他問老師:「甚麼是道?」南泉禪師回答:「平常心是道。」

趙州又問:「這個『道』在哪裡呢?是否有目標可以努力追尋呢?」

南泉回答:「一動了要追求目標的念頭就會產生偏離,是與道相違背的,這樣如何能悟道呢?」趙州和尚還是不明白,繼續問:「那甚麼事都不做,又怎麼知道甚麼是道呢?」

南泉禪師回答說:「知與不知都不對,如果真正達到了不疑惑之道,便糸1同到了太虛,豁然開朗,還說甚麼是非得失呢?」

趙州禪師因而明白了此中的禪意——在簡單平實的日常生活中,體悟到生命的真相,不以自己的意旨判斷執著於事物的是與非,以平常心隨緣對待,道就在其中了。

(下略)

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

侯松蔚:佛法同意捐贈器官嗎?

 侯松蔚:佛法同意捐贈器官嗎?

載香港雜誌《溫暖人間》第570期(2021年6月24日),頁71。

「如果是善,卻說會產生苦果,則因果相違。」

上次討論了放生的問題,但若只顧爭論應否放生,平時不吃肉、少用動物製品、節能減廢,整體上對護生並無幫助。另一方面,我們還要考慮給予社會的印象。坊間一直混同佛道及玄學,令許多人誤會佛教迷信。若佛教徒再以超現實的理由(如上期所述,那些理由在佛法並不成立)破壞法態、害死生命,只會令更多人不信佛法。

談到印象,雖然佛法強調行善,但部分教界人士反對死後器官捐贈,同樣會影響大眾對佛教的觀感——佛法說法命跡象停止後,人還未真正死後,心識再過一段時間才離開身體,故有人推論,這段時間若切除器官,亡者將痛而起嗔,導致墮落惡道……

然而,上述推論並非經典開示,純屬後人按「常理」推測。印順導師破斥道,身體痛覺是身識與意識的作用。死亡時六識(眼耳鼻舌身意)已停止作用。餘下的第八識屬「無記」,尚未離身也不會感到痛苦。「那時雖有微細意界——唯識學稱為末那識與阿賴那識,但都是捨受,不會有苦痛的感受。移動身體,或分割器官,都不會引起苦痛或厭惡的反應……對病(近)死者是沒有不良後果的。」

星雲大師亦言:「對於死後八小時不能移動身體,甚至不能捐贈器官的這種觀念,早已不合時宜,現代人的思想應該隨著時代而進步,應該正確地認識生死。」聖嚴法師則說:「如果立下遺言,捐贈器官,為了挽救另一人或數人的生命,這是捨身救人的菩薩行……若生前確立有遺願,移植人體器官當不成問題。」

藏傳對心識作用的分析,跟漢傳不謀而合。祈竹仁波切開示:「心識雖仍有體內,但肉體上的感官如視覺、聽覺及觸覺等已經不復運作,所以並不會感到痛苦,即使有人施手術切下器官而轉贈他人,也不會令你感到肉體上的痛楚……捐贈器官的善行基於悲心,而以起心為動機的行為只會帶來善果,不可能帶來惡果。以悲心而令他人延續生命,肯定能令你的未來生得利益……以這個與他們身體有最直接關係的肉身去作善行,例如捐贈器官及令另一位眾生得以延生等,最能為他們帶來利益。」

波卡仁波切也說:「如果某人已經死亡,而他或她的器官能夠幫助某個人,這是非常好的。器官捐贈者不是完全死亡,或摘取器官將引起痛苦,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如果捐贈器官不僅利益他人,也利益死者……捐贈者將體驗更好的業或投生,他或她所有的官能都將會完整的。」

《中有大聞解脫》(西藏度亡經)記載,亡者心識會留在身體一陣子至三天半不等,因人而異;但只說期間應為其念誦,沒說處理屍身會令其痛苦。藏族傳說不應移動遺體,跟漢族一樣,可謂世人共通心理的簡單推論。不過,正如坊間流傳某些營養、保健、消毒知識,專家都指是錯的。每一個範疇都需要專業學問,不能單從常識推斷。

古時有人以常理推斷一些利他的善法「有害」自身,《善辯三律儀論》駁斥指必須觀察發心、行為性質是善或惡。如果是善,卻說會產生苦果,則因果相違。同理,上述推論反映對因果信心不夠,太緊張自己而輕易放棄利他。

【網友回覆】

Alvin Wong
《雜寶藏經》有講:
「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

玄奘大師的《八識規矩頌》:
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前風
受薰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翁

《俱舍論》卷五(大二九‧二六上):

「壽暖及與識,三法捨身時,所捨身僵仆,如木無思覺。」

《雜阿含經》卷二十一(大二‧一五○中):「壽暖及與識,捨身時俱捨,彼身棄薈間,無心如木石。」

壽暖識中,識與暖有關係,《雜寶藏經》所講全身冰凍但部位暖熱,代表投生何處。當然神識脫離不一定是八小時,但大多都不是馬上脫離神識,如果神識未脫離就移除器官,絕對可以生瞋恨心,從而墮落惡道,因為壽暖識三者完全都沒有才代表真正死亡,就算身體機能證實死亡,但仍然有溫度,代表神識依然存在。所以「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器官捐贈,聖嚴法師在〈大法鼓〉有講,有兩種人不適合做器官捐贈。淨空法師、觀成法師乃至台灣的法藏法師都有講到。當然,如果像佛在《金剛經》所講的歌利王一樣,那絕對是非常好,菩薩大無畏精神,但又有多少人是真的「有功夫」又有菩薩精神去做這件事?

https://fb.watch/6j0HjtyPcV/

正如《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講到藥王菩薩燃身供佛,乃至後世亦有些大德法師燃指供佛,重點是在於有沒有「功夫」可以去做這件事,如果有「功夫」的當然可以,不能講是好的就可以不顧後果去做。

又例如在《大方廣善巧方便經》卷四及《大寶積經.大乘方便會》,都有講到釋迦佛過往因地為救五百商人犧牲自己而殺人,雖然這是佛示現行方便大悲,但不代表凡夫眾生都可以這樣做。

Lozang Hau
帖文內我已特別提醒「要注意區分是經典原文,還是後人推論啊!」樓上所引經文,無一說明外呼吸斷絕(世間認為死亡)而微細心識未離體時(內呼吸),處理屍體會令亡者痛苦。

壽、暖、識三者是在一起,但活著時八識兼備,死亡時前六識停止運作,僅餘第七、第八識,這兩者屬捨受,亦不負責感官了別。若說外呼吸斷後,仍有身識了別身體感受,即與許多經綸矛盾。《基位三身安立極顯明燈》載,臨終風大元素消融時,身根、觸境隱沒;內呼吸時,前六識均已消融。《中有大聞解脫》亦謂外呼吸斷絕時可調校亡者全身姿勢、按壓其頸部睡脈。
第八識「去後先來」是最後離體,但所引頌文的前一頌明言「性唯無覆五遍行」,第八識無覆無記,唯與捨受相應,不與苦受、樂受相應。比第八識更早一步失去作用的第七識,有覆無記,不與瞋相應。因此,唯識理論不可能證成處理屍體會造成痛苦,更不會因為身體而起瞋──印順導師駁斥這些穿鑿附會時,都是從壽、暖、識(八識)立論。

至於心識從身體哪處離體、預示投生哪一道,是指第八識,故亦不能證成反對遺體器官捐贈的理據。

活生生地負傷或赴死,與器官捐贈完全是兩回事。活著時因為身根、身識、意識健在,唯有聖者才能無視劇痛而自我犧牲。死後正因不再領受身體感覺,故漢藏諸大德均鼓勵大眾遺體器官捐贈(至少,生前確立此志願,死亡時更保證不受影響)。甚至,活體器官捐贈也是受讚揚的善行,因為正式醫療過程會評估風險及麻醉。

有否身體痛覺、會否因此起瞋,教界一直只爭論心識離體前。心識離體後,最長49天的中有(法性中有)階段,教界公認與身體已無聯繫,並無異議

如果真的相信因果,就應該像《善辯三律儀論》所言:必須觀察發心、行為性質是善或惡。如果是善,卻說會產生惡果,則因果相違(原文是駁斥古時有人以凡夫想當然的『常理』,推斷一些利他的善法『有害』自身),實際上是只看眼前損益,對長遠因果沒有信心。

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

任耀中:張愛玲評論兩篇

任耀中:張愛玲的中國情結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189-196。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張愛玲是一個標本式的中國人,尤其是她的文風,純粹是口語,全無的語流頓滯之感,不像魯迅的日式翻譯體,或林語堂的美式翻譯體那般生澀。

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是「清流派」的掌門人之一,是個典型的士大夫,干政思想很濃。結果他的命運卻像所有的儒家知識份子一樣——政治熱情被殘酷現實擊得粉碎,最後竟被他所鄙視的李鴻章收編,做了後者的乘龍快婿。

到了張愛玲這一代,張家的儒家基因已所剩無幾,而張愛玲的政治冷漠代表了五四後整整一代的中國人。

張愛玲的意識是超前的,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寫出了當今的小資情調。她曾說小資文人蘇青是「亂世裡的盛世的人」。其實這個稱謂加在她身上更合適。而她之所以在當時顯得特別,令人著迷,也是因為在當時的中國能像她那樣過著「盛世日子」的人並不多。

張愛玲經常「理直氣壯」地無恥,這在中國文人中還不多見。像周作人之流無恥的時候還藏著掖著的,而張愛玲不屑於這樣。她的心態是「健康」的,很少有什麼事可以令她心理不平衡或者走向極端。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她直言不諱地說。

因此,她可以「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這是她在日本飛機轟炸香港時的感受,而且不像是裝出來的。這一時期,她還在香港做過戰地護士。一個病人因為不停地煩她,需要她幫助,最後惹惱了她。故而在病人死後,她「歡欣鼓舞」。

「在這個時代是很難培養同情心的。」她輕鬆地為自己辯解道。

張愛玲對國民性的剖析能力不亞於一個學者,她有成為這方面專家的潛質。可她不是半途而廢,便是壓根沒想過。她總是能以她所知道的知識點到為止,卻處處到位。

她說「中國人好吃」,並「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是一種最基本的生活藝術」(談吃與畫餅充飢)。也在這篇文章中,她還引用魯迅譯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蘇聯短篇小說《包子》,說「俄國革命後的一個破落戶小姐在宴會中一面賣弄風情說著應酬話,一面猛吃包子」,像是在說她自己。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她傳神地描繪了一位上海商人的形象:「他陰惻惻的,忽然一笑,像隻剛吞下個金絲雀的貓,說:『我總是等這隻船。』」簡直就是一幅漫畫,而且還沒有離開吃的主題。

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中,她對中國同胞的分析進入了更深的層次。

「表面上中國人是沒有宗教可言的。」她一上來就開宗明義地說:「讀書人和愚民唯一不同之點是:讀書人有點相信而不大肯承認;愚民承認而不甚相信。」

然後,她就拿起了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色宗教派別一一開涮:

中國持齋的人這樣地留戀著肉,他們發明了「素雞」、「素火腿」,更好的發明是吃「花素」的制度,吃素只限初一、十五或是菩薩的生辰之類的。

又如她說道教:

發源自道教的仙人較可羨慕。他們過的名士派的生活,林語堂所提倡的各項小愉快,應有盡有。

再如她說基督教:

中國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難還是:它所描畫的來生不是中國人所要的。

至於剛被五四青年打倒的孔教,張愛玲再踏上一隻腳:

乞丐不是人,因為在孔教裡,人性的範圍很有限。人的資格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人與人的關係,就連這些關係也被限制到五倫之內。太窮的人無法奉行孔教,因為它先涿定一個總得有點錢或田地,可以養家活口,適應社會的要求。

文中,她還談及了中國人的「壞」:

中國人笑嘻嘻說「這孩子真壞」,是誇獎他的聰明。「忠厚乃無用之別名」,可同時中國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機靈,鋒芒太露是危險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裝傻。

其直接後果便是:

一般人往往特別重視他們所缺乏的——聽說舊約時代的猶太民族宗教感的早熟,就是因為他們天性好淫。像中國人是天生的貪小,愛佔便宜,因而有「戒之在得」的反應,反倒獎勵痴呆了。

關於「五四後一代」國民性格的形成,張愛玲還應該有許多話要說,但她的嘮叨到這裡卻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了。

在最後,張愛玲總結道:「對於生命的來龍去脈毫無感興趣的中國人,即使感到興趣也不太敢朝這上面想。」

「什麼都是空的。」張愛玲借閻惜姣之口道出了中國人內心的虛無:「洗手淨指甲,做鞋泥裡塌。」

但張愛玲是六十年前DV機,她筆下的中國是在歷史課本上看不到的。

如她在一篇名為〈中國的日夜〉的文章中,她輕鬆、愉快地記錄了一次買菜的經歷,卻足以令今天的我們觸目驚心。

她在文中寫中國人的穿著:

街上一般人的藍布衫大都經過補綴,深深淺淺,都是像雨洗出來的,青翠醒目。我們中國本來是補釘的國家,連天都是女媧補過的。

她注意到其中一個沿街化緣的道士:

……那道士走到一個五金店門前倒身下拜,當然人家沒有錢給他,他也目中無人似的,茫茫地磕了個頭就算了。自爬起來,「托——托——」敲著,過度到隔壁的煙紙店門首,復又『跪倒在地埃塵』,歪垂著一顆頭,動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開了。

張愛玲似乎也為之動容了,「看著他,好像這個世界的塵埃真是越積越深了,非但灰了心,無論什麼東西都是一捏就粉碎,成了灰」。但「再一想,老這麼跟在他後面看著,或者要來向我捐錢了——這才三腳兩步走開了」。

她不僅在睜著眼睛看,也在尖著耳朵聽,聽肉店老闆娘用上海話發出絕望的抱怨,聽一家店面的無線電裡娓娓唱著的申曲——「也是同樣地入情入理有來有去的家常是非」。「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張愛玲對自己的「俗」毫不掩飾,她寧願聽中國鑼鼓的喧囂,也不願聽潛伏著「有計劃的陰謀」的交響樂。但有時候,她也能從西方的「俗」中聽出中國的「雅」來,例如她從一首蘇格蘭民歌《羅門湖》中想像到「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長長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氣清揚寒冷。那種乾淨,只有我們的《詩經》裡有」(談音樂)。

在這篇〈中國的日夜〉之後附了一首頗為宏大的白話詩,這在她的散文中絕無僅有: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然而,張愛玲最終也只是覺著有趣,對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她的愛只是一位生活在「盛世」的遊客的愛——舒適地坐在空無一人的大巴裡,高高在上,絕不介入。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離公子的浪漫的態度罷」(童言無忌‧錢)。「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詩與胡說)。張愛玲正是帶著這種小資的優越感,甚至還帶著點幸災樂禍的小壞,愛著中國的一切。——只有在中國,她才能找到這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正是為了這種感覺,她想留在中國——即使在淪陷區做日寇佔領下的亡國奴;即使是生活在她所厭惡的紅色中國。

她不喜歡左的東西,從三十年代就開始反感。但為了能夠繼續留在中國,她一度試圖改變自己的文風,甚至還咬緊牙關寫了一部「無產階級小說」,結果卻大大傷了她的自尊——才華並不是萬能的,她的思想差著層次,她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過是被老鴇虐待的風情奴婢。

當她發現自己成為小丑,成了新看客們的笑料時,她決定離開。

不知她是否還記得自己若干年前說過的話:「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詩與胡說)

但這次她必須得走了,在這個紅色中國,她再也找不到昔日小資的感覺,農民正在成為都市裡的新主人。

「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張愛玲平靜地說道。然後匆匆收口,丟下她的祖國,離去。

耐人尋味的是,1956年,旅居美國的張愛玲竟然與一名狂熱的美國共產主義賴雅(Fedinandeyter)結婚了。就像她在12年前嫁給漢奸胡蘭成一樣,她只是覺得對方也是作家,有共同語言;而且事業有成,可以依靠,與愛不愛國無關。

張愛玲的孤島記憶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197-214。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張愛玲是一個道地的上海人,而事實上,她只是出生在上海,原籍是河北豐潤,兩歲時搬到天津,是北方人。

八歲那年,張愛玲隨家人來到上海,又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公共租界,「孤島」記憶由此開始。

在最初的日子裡,張愛玲過得還算開心:

我八歲那年到上海來,坐船經過黑水洋綠水洋,仿佛的確是黑的漆黑,綠的碧綠,雖然從來沒在書裡看到海的禮讚,也有一種快心的感覺。睡在船艙裡讀著早已讀過多次的《西遊記》。《西遊記》裡只有高山與紅熱的塵沙。到上海,坐在馬車上,我是非常咵氣而快樂的,粉紅底子的洋紗衫褲上飛著藍蝴蝶。我們住著很小的石庫門房子,紅油板壁。對於我,那也有一種緊緊的仇紅的快樂。(私語)

不久,他們一家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裡:

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裡陡然添了許多蘊借華美的親戚朋友。我母親和一個胖伯母並坐在鋼琴上模仿一齣電影裡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私語)

雖然「家道中落」,但這樣的生活在1930年前後的中國還算是相當富裕的:她家裡不僅有好幾個傭人伺候著,還不定期請了教音樂、教國文、教英語的家庭教師。

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自戀和孤傲是難免的。她的童年也因此變得寂寞——這樣的個性很難有朋友。

一次,她寫信給天津的一個玩伴,寫了三張信紙,詳盡地描寫了她家新居的奢華,還認真地畫了個圖樣。——結果人家再也不給她回信了。究其原因,想必如張愛玲自己所說:「那樣粗俗的誇耀,任是誰也要討厭罷?」(私語)

然而,張愛玲的幸福生活沒持續多久,她父親便開始抽鴉片、打嗎啡針,生活漸漸灰闇:

父親的房間裡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私語)

不久,張愛玲的父親與母親協議離婚了。她由父親撫養,母親隨即去了法國。

更壞的消息接踵而至——父親要結婚了,而女方竟是一個年紀比父親還大的老妓女!

張愛玲哭了,「因為看過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她甚至想好了,如果「那個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會把她從陽臺上推下去,一了百了」(私語)。

「後母」最終還是來了,更要命的是,她也吸鴉片。

從此以後,張愛玲開始看不起父親家裡的一切——「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樸樸地活下去」。還有一個,張愛玲不屑於說,就是那個做過妓女的後母。

有一天,張愛玲結結巴巴地向父親提出留學的要求,父親一聽就急了。他不願女兒離開自己,去她母親那裡:

對於他,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來跟著他,被養活、被教育,心卻在那一邊。(私語)

張愛玲的中學時代是在學校裡度過的。她住校,很少回家。但奇怪的是,成年後的她很少提及校園生活。這或許與她的「自閉」性格有關,世事被她家的深宅大院疏離了,她的記憶定格了在房子裡。不同的房子像夢一樣糾纏在一起,成為她的童年情結。父親再婚後,他們又搬家了。這次回到她出生的房子——「一所民初式樣的老洋房」:

房屋裡有我們家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闇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青黑的心子裡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而在陰陽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聽得見電車的鈴與大減價的布店裡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蘇三不要哭」,在那陽光裡只有昏睡。

就是這樣一種「夢境」的生活,解構了窗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讓今天的我們聽起來多少有點不可思議。但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中國,如果不是身在局中不能自拔,又有幾個人會出來多管「閒事」呢?

但1937年仲夏的淞滬會戰,張愛玲不能不提了,「因為我們家鄰近蘇州河,夜間聽見砲聲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親處住了兩個禮拜」。

一場關係到民族危亡的戰爭對張愛玲的影響也就這樣了。而隨後發生的一次家庭危機,卻改變了她的一生。

後母聽說張愛玲擅自去了生母家,打了張愛玲一記耳光。大小姐脾氣十足張愛玲本能地要還手,就因此遭到了父親的毒打。她想去報警,父親便把她監禁起來。隨後,她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幾乎喪命,父親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

張愛玲在受難,而與此同時,上海也在經受日本戰機和槍砲的洗禮。就像大多數的上海人一樣,1937年的夏天,國讎家恨攜手走進了張愛玲的人生,只是這種進入的方式實在是有點匪夷所思。

熟悉的出生地突然變得生疏,充滿殺機,她決定離開。

這一段被她寫得像某部驚險片裡的情節:

一等到我可以扶牆摸壁行走,我就預備逃。先向何干(她家的女傭)套口氣打聽了兩個巡警換班的時間。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

記得電影《末代皇帝》裡有溥儀試圖離開皇宮的一節,大概也是這種心情吧。溥儀失敗了,但張愛玲逃了出來。

迎接她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她自由了。張愛玲以戲劇性的一幕完成了「五四後一代」對封建家庭的背叛:

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伕講起價錢來了——我真的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

但張愛玲的出走並非為了浪漫,她去了母親那裡。

經過這次家庭變故,張愛玲一夜間長大了,開始「想學做人」了。然而對於一個「自閉症」患者來說,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她別無旁鶩,很刻苦地學習,共順利考上了倫敦大學。「但是因為戰爭,不能上英國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後又因為戰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來」。

三年後,張愛玲對香港之戰的回憶「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而她的理由也很簡單:「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張愛玲輕鬆地做了個比喻:「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在〈燼餘錄〉一文中,張愛玲還記錄了親歷的一次險情:日機投下的重磅炸彈當街爆炸,差點把她炸死。然而,對於這段生死攸關的情節,她只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通篇找不到任何激憤之辭,似乎自己所遭遇的僅僅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冰雹。

文章裡,日本侵略軍對「東方之珠」的空前蹂躪被張愛玲寫得妙趣橫生!這裡姑且不討論文中所錄的歷史事件,單說張愛玲所反映的大學生百態,就足以令人心寒。一國精英對戰事尚且如此冷漠,更不用說普通百姓了。

1941年年底,香港淪陷。

第二年,張愛玲輟學回到上海,進了一家西方人的機構做事,住進了公共租界。這裡離她的出生地不遠。這是一幢七層的粉紅色洋樓,當初她離開上海時母親在這裡住過。

張愛玲有一種孩童般的「純真」,這不是誰都學得來的,學來也只會是東施傚顰,這種「純真」是她的天賦,純如真空,任何現實的利器也無法洞穿。

我們的公寓鄰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仿佛不很合適——大家公認為電車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繫。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黠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車裡燈點得雪亮。專做下班的售票員的生意的小販們曼聲兜售著麵包。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中的月光袒露著肚皮。(公寓生活記趣)

張愛玲善於從凡俗的生活中發現雋永的美,但她對於時代的記錄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僅僅是為了謀生並覺著有趣。

張愛玲接受過系統的學院教育,這在那個時代當屬鳳毛麟角,但這並不妨礙她只衷情於張恨水和毛姆這樣的市井作家。

什麼時代都是曲高和寡,張愛玲清楚這一點,她也清楚自己的興趣所在,她只想找樂子,同時掙錢養活自己。在她看來,女人「有美的身體,以身體以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其實也沒有多大分別」,但前提必須是取悅於人: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總得公佈一下。夏天家家戶戶都大敝著門,搬一把藤椅坐在風口裡。這邊的人在打電話,對過一家的僕歐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將電話上的對白譯成德文說給他的小主人聽。樓底下有個俄國人在那裡響亮地教日文。二樓的那位女太太和貝多芬有著不共戴天的讎恨,一拶十八敲,咬牙切齒打了他一上午;鋼琴上倚著一輛腳踏車。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湯,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公寓生活記趣)

這一時期,上海還有一位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蘇青,也在為生計制販著「小女人文字」。但同為俗,蘇青是徹徹底底的小市民的「俗」,甚至可以說是猥瑣的「俗」,而張愛玲的「俗」裡面則透著一股子「貴族氣」,還有點「精神氣」。

但張愛玲還是很「大度」地提到並認同了蘇青,因為她心裡邊清楚自己的定位,也清楚自己的才華和聰明是蘇青望塵莫及的:

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我看蘇青)

張愛玲生在上海,性格也像上海人,完全沒有北方女人的大大咧咧。她喜歡上海人,包括「孤島」時期的上海人,政治色彩對她來說是完全可以隱去的,即便是「抗戰」這樣的重大題材也不在話下: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略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到底是上海人)

她為這種「奇異的智慧」辯護道: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到底是上海人)

張愛玲的小說,上海人最愛讀。她也投桃報李,專門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她說:「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到底是上海人)

張愛玲對上海的感情很深,筆下的上海也特別動人。我沒讀過她的小說,不敢妄評那裡面的上海,但她在散文中所描繪的上海是令人神往的,常常使人忽略了淪陷區的大背景。

對此,有人認為張愛玲是在胡謅,自欺欺人,因為在人們的第一印象中,被日本鐵蹄蹂躪的上海應該是「水深火熱」才對。

但我認為張愛玲散文中的「孤島」生活是基本可信的;當時的上海的確要比國內的其他敵佔區寬鬆一些,特別是在1943年以後,在太平洋吃了敗仗的日本人不再像往日那般飛揚跋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草爐餅),而上海市區則只有憲兵。就在那年的3月25日,上海還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遊行,軍事管制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酷。

而此時的租界,洋街名改回了中國名,外國人的塑像也被推倒——日本為了與英美較勁,拿租界問題做起了表面文章。7月30日和8月1日,日本人又先後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英美租界)的行政管理權交給上海的日偽當局,上海租界以一種荒謬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在華治外特權。

〈公寓生活記趣〉一文正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裡面有許多關於愛丁堡公寓的描述是真的,例如它位於公共租界的繁華地段,共七層,又如樓下是上海有軌電車的總站,再如公寓裡的俄國人熱衷於教人日語,等等,這些都符合當時的實情。

但問題是,那時又有多少華人能像張愛玲那樣與老外們共享這樣愜意的「孤島」生活呢?而與此相對應的實際情況是,上海人的生活質素普遍低下。張愛玲曾提及上海的一大特色,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草爐餅)。而這顯然是緣於當地人長期的營養不良和風吹日曬。

於是,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何張愛玲可以在這一非常時期心態平和地面對國恥了。這或許會令個別的左傾腦袋不大習慣,但對於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說,只要設身處地一想,便都釋然了——

風如果不朝這邊吹的話,高樓上的雨倒是可愛的。有一天,下了一黃昏的雨,出去的時候忘了關窗戶,回來一開門,一房的風聲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藍的瀟瀟的夜,遠處略有淡燈搖曳,多數的人家還沒點燈(公寓生活記趣)。

就這樣,張愛玲以道家的「無為」消解著理性,將一場「國破家亡」的災難輕鬆地「解構」了。當然,對於這種說法,張愛玲和許多真正的後現代主義者不一定會同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六十年前的張愛玲已經具備了當今「小資」某些特質——即時行樂,遠離政治: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機裡的《桃花江》聽上去只是「價啊價,嘰價價嘰家啊價……」(談音樂)

就在這篇寫於1944年的〈談音樂〉裡,幾乎讓人感受不到任何時代的氛圍,有的只是輕鬆調侃。僅在文章的最後,時事被她隱隱地帶過,卻又比任何一篇「左聯」的文字來得更有力,因為它更真實——

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偌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裡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簾子,像文藝濫調裡「沉沉夜幕」……在這樣兇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像的事,然而這女人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沿、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觀。(談音樂)

這種「苦中作樂」是中國文人的通病,但張愛玲又不同於魯迅所譏諷的「用暪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的「隱士」,她沒有那種腐敗的「蝸牛氣」,相反她的文字散發著淡淡的溫馨,有一種小女孩的顧影自憐,令人同情。而且她是坦白的,她不會像周作人那樣一邊做婊子,一邊為自己找堂皇的藉口。這也是她的高明處,況且,她並不認為做婊子有何不妥:

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斤計較了。較量些什麼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記趣)

正是抱著這種「玩世」心態,張愛玲可以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背過臉去,超越良知,超越現實。

但如同所有正常人一樣,張愛玲最終也會有一道做人底線,當然那不是什麼道義、良知,而是生存,所有的「解構」和「調侃」到這裡就都戛然而止了。所以,張愛玲天真地喊出快樂無罪時,也曾世故地叫囂「出名要趁早啊」,這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

1944年,她的一個驚人之舉應證了這一點。

這一年,二十三歲的張愛玲與年長她十五歲的胡蘭成秘密結婚了。胡蘭成是當時上海地區臭名昭著的漢奸文人,人卻生得風流倜儻,在偽政府也如魚得水。在張愛玲看來,沒有什麼比這後兩點更重要的了。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是絕配,他倆身上有許多共通之處,也有許多可以互補的地方。胡蘭成是貧農出身,在《今生今世》中,他直言不諱地對外宣稱:「我就是個俗人,喜歡世上的榮華富貴。」而這一處世之道跟張愛玲的人生哲學不謀而合。在他倆看來,管他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只要能給他們帶來榮華富貴,誰上臺都無所謂。

但這樣的婚姻也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張愛玲對胡蘭成倒是一往情深,只可惜她忽略了一點,漢奸的最大的特質就是背叛婚姻。而這一齣始亂終棄的婚姻悲劇恰恰是對張愛玲不諳世事的報應。

初戀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張愛玲也不例外。儘管在以後的日子裡她很少談及這樁不幸的婚姻,但這段情感經歷對張愛玲而言,無疑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1944年,一個「鴛鴦派」小說的男人公夢幻般地走進了張愛玲的生活,她的人生從此與眾不同。

這一時期,被愛情雨露滋潤的張愛玲不僅下筆如神,人也有了底氣。當時,上海日偽當局招募漢奸文人,「務實」的張愛玲卻出人意料地拒絕出席日本方面主持召開的「第三屆東亞文學者大會」。但誰都清楚,這並非出自她的民族氣節和勇氣,而是因為她有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胡蘭成)罩住,一般人不敢動她。

這是張愛玲世故的一面,雖然醜陋,但不會讓人覺得特別惡心。因為她是一個弱女子,她要生存,於是「無恥」也就變得「無奈」了。

兩年後,日本投降,胡蘭成亡命天涯,張愛玲的自主婚姻也宣告破裂。在這件事上,胡蘭成成為眾矢之的,人們普遍認為,正是這個偽君子毀了張愛玲的幸福。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奴顏媚骨」常被視為女性的「專利」,女人有這毛病是可以原諒的。男人若是沾上這詞就完了,儘管這樣的男人並不見得就比女人少。

張愛玲能預知「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但她無能為力。想當年,張愛玲初嫁時,胡蘭成在婚箋上在張愛玲的題字之後續下了「但求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的希望,而張愛玲早知道這是一個注定要破滅的希望,所以她沒寫這些。

1947年,在〈中國的日夜〉中,她眼看著自己的祖國慢慢下沉而無動於衷。兩年後,一支陌生軍隊突然造訪同樣令她習以為常——這些人的軍裝不同以往,前政府的媒體稱他們為「共匪」,他們自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張愛玲而言,上海的「解放」僅此而已。

張愛玲對「左派」一向不滿,但她從來不深究,她對他們的批評也僅限於「診脈不開方」或者「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之類的調侃(論寫作)。所以,當傳說中的共產主義真的從天而降時,張愛玲很快就接受了這個事實。

這個可憐的女人在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亂世之後,最終迎來她一生中最不「感冒」的那個。

又過了一年,丟掉飯碗的張愛玲生活愈加窘迫。那年的5月1日是新中國的「國際勞動節」,在夏衍的推薦下,張愛玲出席了第一次上海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那天,張愛玲最不待見的那拔人都來了。

許多與會者也注意到,在會場的最後幾排,坐著一位神情高傲的少婦。她身著旗袍,外罩一件帶網眼的白絨線衫,在一片藍色中山裝的海洋中顯得格格不入。但在少婦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傲之中,又多少帶著點落迫的味道,那種我見猶憐的氣質很像《紅樓夢》裡的女主角林黛玉——她就是張愛玲,這是她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

一個經歷了內戰、抗戰,依然過著「小資」生活的女才子,沒有理由輕易喪失繼續生活下去的信心,即使歷史的車輪轉到社會主義時代。

張愛玲以其驚人的適應能力接受了新中國。為了證明自己的生存技巧並非浪得虛名,她不惜「痛改」以往的小資文風,並真的寫出了一批「無產階級文學作品」。

但就像一個老鴇在最後一刻試圖從良一樣,她最終把自己搞得不倫不類。

遭到沉重打擊的張愛玲決定離開,就像當初她決定離家出走一樣。

這一決定是痛苦的,但無疑是正確的。我想,只要她日後有機會看看她的「小資」同志蘇青的慘狀——一身破舊、臃腫的棉襖,一臉的傻笑,她就不會為這一決定感到後悔。老天真是偏愛她的「傑作」,真不敢想像,當我們的張愛玲小姐也套上這身「革命行頭」時,會是怎樣的一副慘狀。

張愛玲的一生是一個錯誤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時候出生在一個錯誤的國度——她一生刻意迴避政治,而命運卻常常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讓她與中國政治緊密相連。

張愛玲是孤獨的,因為她的超前意識不屬於她生活的那個時代。

今攻,我們借著她的文字窺探她,而她早就瞥見了喜歡獵奇的我們——自作聰明的我們終究不過是她的一道風景線,只有她才是真正的旁觀者——在那個牢不可破的「小我」世界裡,不摻任何的「雜質」: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燼餘錄)

雖然那只是驚鴻一瞥,卻足以令六十二年後的我們渾身一顫,久久感傷。

時間將會原諒她,因為她寫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