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熊融：〈讀魯迅《辛島驍信》〉

熊融：〈讀魯迅《辛島驍信》〉，

《吉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年第3期，頁65-67、82。

新版《魯迅書信集》收錄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島驍的信。魯迅與辛島驍的交往，始於北京，終於上海。見面次數不算少，互相通過信，然而大多佚失，這是目前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載於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魯迅選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間一直未見漢譯，新至新版《魯迅書信集》出版，才見編錄。

辛島驍是日本較早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工作者，魯迅與他交往的時候，也正是他把整理古籍的重點放到古典小說的輯佚和研究方面去的時候。魯迅說，在中國，小說是「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被認為是「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唐宗傳奇集．序例》）。而他自己，則對小說史料十分重視，鈎稽輯佚，「銳意窮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所得資料究非轉販」（同前）。兩人既有同好，又相識於樂此不疲之際，那麼在他們的交往中，小說史的研究也自然成為主要的談論題目了。

以下，我想圍繞這個中心，來鈎稽和闡述有關魯迅和辛島驍文字之交的歷史情況。

（一）
辛島驍，一九二九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是同魯迅先生交誼頗深的增田涉的同班同學。早在學生時代，他便以研究和攻讀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著稱，是「支那哲文學學生會」的重要成員。他不僅在《支那哲文雜誌》上發表文章，並且活躍於各種有關中國學術討論的座談會和講演會中，例如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的一次座談會上，作了題為「青心」的專題講話。再如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月一日，又作了題為「金聖歎的生卒年代及其事迹」的講演等等。一九二六年暑期到中國旅行，由他的岳父塩谷溫（節山）介紹，與魯迅先生在北京相識。一九二九年畢業前後又重逢於上海。回國後，與增田涉共同籌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會。以後擔任朝鮮京城大學教授繼續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工作。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十月廿七日他的母校所屬漢學會召開第三次漢學大會，他回校作了題為「公案文學論」的學術報告，這時已是以一位審有聲譽的學者身份參與會議了。

由於辛島驍從事中國古典小說、傳奇的研究，又是《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作者塩谷溫的女婿，所以他與魯迅的交往，主要在於這方面的磋商上。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魯迅日記》載：「辛島驍君來並送塩谷節山所贈《全相平話三國志》一部，岡野同來。」

二天以後，即十九日，又有：「上午辛島驍君來，留其午餐，贈以排印本《西洋記》、《醒世姻緣》各一部。」這是他們初次會見的情況。

接著，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九月十二日魯迅給當時尚未離京的辛島驍寄發一信。十九日便「得辛島驍君所寄《李卓吾墓碣》拓本一份，北京發」。二十日又「得辛島驍信並李卓吾墓攝影一枚，十日北京發」。李卓吾的這些墓碣，在《書帳》中也都有記載。

以後，辛島驍回國，繼有書信往來。十月五日「寄辛島驍信」，三十日「收辛島君所寄《斯文》三本」，十一月三日，「收辛島驍君所寄抽印《古本三國志演義》十二葉，十月二十六日付郵」，這些書刊亦載於《書帳》。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寄發了「報告行踪」的覆信，亦即編錄於《魯迅書信集》中的那一封。由於收到了上述書刊，所以覆信開頭就說：「日前蒙寄《斯文》三冊及《三國志演義拔萃》」，又因來信中未見提及在廈門寄去的信件，故又有「抵廈門後曾有二函奉上，但……能否送達，尚屬疑問」的說明。

以上是一九二六年書信交往的概況。

（二）
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半年多之後，移居上海，先住在景雲里，繼而遷至大陸新邨。此時，魯迅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顯然感覺到，在革命形勢急遽發展的歷史關頭，整理古籍並非當務之急，除一九三一年再校《稽康集》外，古籍整理在他的全部工作中所佔的比重就很少了。但是他與辛島驍的交往卻未間斷。

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九月間，前後通郵五次。魯迅贈其《墳》、《唐宋傳奇集》等自己的著作，辛島驍寄《斯文》給魯迅，並托其岳父轉交小說、詞曲影片七十四葉等資料。到九月八日上午「辛島驍來」，再次相見。十一月下午往內山書店，又「遇辛島、達夫，談至晚」；二十四日「內山書店送來絹品一方，辛島驍所贈」。這是魯迅在景雲里時期二人的交往。

「一二八」戰爭翌年，他們又在上海相遇，這可能是辛島驍去朝鮮京城大學任教的前夕。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記有：「夜治餚六種，邀辛島、內山兩君至寓夜飯，飯後內山夫人來，並贈照相一枚。」二十四日下午又「以翻刻本雷峰塔磚中佛經一紙贈辛島君」。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辛島驍去朝鮮以後，又給魯迅的兒子海嬰寄禮物。二月十四日日記有：「得辛島驍君從朝鮮寄贈之玩具二合六枚，魚子一合三包，分給鐮田及內山君各一包。」這是《魯迅日記》中最後與辛島驍交往的一次記載。

（三）
魯迅與辛島驍的交往，前後共有入個年頭之久。從這些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治學態度和鬥爭精神，並且足以回撃「正人君子」陳源之流的污蔑和誹謗。

其一，魯迅先生對稍見資料，從不秘藏和壟斷。一九二六年，辛島驍初訪先生於北京，帶有兩部稍見書目，即：《內閣文庫書目》和《舶載書目》。前者是日本著名的內閣文庫現存書目，後者是日本古代的進口書帳，都是研究和探討我國古典小說、傳奇的罕見資料，國內未見流傳和紹介，正是研治中國小說史、戲曲史和俗文學史學們所企求和搜覓的材料。這封信中提及的《斯文》三冊，也刊有辛島驍輯錄的小說、戲曲書目，即《滿鐵大連圖書館大谷本小說戲曲類目錄》連載於該刊第九編第三號至第五號上。魯迅先生獲得這些珍貴資料後，不是秘不示人，而是公之於眾，以饗同好。他把這二種書目中的傳奇演義類和清錢曾《也是園書目》中小說二段，合併編成《關於小說目錄兩偉》，發表在《語絲》周刊第146-147期上。在目錄的開頭部份，還撰寫了這麼一段「小序」：「去年夏，日本辛島驍君從東京來，訪我於北京寓齋，示以涉及中國小說之目錄兩種：一為《內閣文庫書目》，錄內閣現存書；一為《舶載書目》數則，彼國進口之書帳也，云始元祿十二年（一六九九）或其前年，而迄於寶曆四年（一七五四），現存三十本。時我方將走廈門避仇，卒卒鮮暇，乃托景宋君鈔其前者之傳奇演義類，置之行篋。不久復遭排擯，自閩走粵，汔無小休，況乃披覽。而今復將北逭，整裝睹之，蠹食已多，悵然興歎。竊念錄中之刊印時代及作者名字，此土新本，概已刪落，則此雖止簡目，當亦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也，因借《語絲》，以傳同好。惜辛島君遠隔海天，未及徵其同意，遂成專擅，因以為歉耳。」（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頁433。）這裡除簡略地交代了輯錄經過和資料來源，還說了它的主要用途和價值。由於書目中的刊印時代和使者名字，在「此土新本」中「概已刪落」，而「簡目」卻有記載，故有它的參考價值和作用，也「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正因為這樣，馬廉（隅卿）教授譯出《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中國小說戲曲》，並附考證，刊於《AC》第一期至第三期。經常向魯迅請教中國小說史料的《大江》雜誌編輯汪馥泉譯出辛島驍《警世通言三種》等論文，並匯編專集，由北新書局出版。至於孫楷第所著《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緣起》，資料格外豐富，這和魯迅的傳佈和紹介是有直接關聯的。

其二，魯迅與辛島驍交往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惡意中傷魯迅的「陳源教授」的有力回擊。反動文人陳源早在一九二五年《現代評論》所載的《閑話》，和一九二六年《晨報副刊》所載的《致志摩》二文中，無恥等對著魯迅造謠攻擊，說什麼《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塩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的「小說」部份，從而妄圖加上「剽竊」和「抄襲」的罪名來。陳源居心的險惡，手段的毒辣，是令人氣憤的，故而遭到魯迅先生嚴正的反駁和回擊。《學界的三魂》、《不是信》等等（均見《華蓋集續編》），就是這段戰役中的文字。現在從魯迅與辛島驍交往的上述事實中，不是也給「捏造事實」的大教授一記響亮的耳光嗎？試問，既然《中國小說史略》是「剽竊」塩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的「小說」部份，為什麼就在流言蜚語傳佈的當時（即一九二六年間），辛島驍還要通過他的岳父，即《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著者塩谷溫的紹介，並且帶了他所贈的禮物，從東京來到北京，趨訪魯迅？為什麼就在辛島驍這次訪問的前八天，塩谷溫首次托人轉交給魯迅信件和書目？為什麼在這次訪問的當天，魯迅寄書給塩谷溫，此後經常通信，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為止？還有，一九二八年間，他們在上海見過面，並且就中國小說史料等問題作為商磋和交流，難道塩谷溫會對一個「剽竊」者如此誠敬嗎？事實是對陳源的有力駁斥！至於塩谷溫後來追隨日本軍國主義者竭力推行日本法西斯的文化侵略遭到魯迅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並且毅然地與他斷絕交往，那是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事情。正由於這樣，待到增田涉譯出《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魯迅不僅在《序文》中聲明了自己的高興，並且有《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裡，寫了這麼一段帶有總結性質的說明：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塩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份的；《閑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塩谷溫教授的書早有早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魯迅全集》第6卷，頁442-443。）

魯迅致日本友人辛島驍的信，現已發現的只有一封。這使我想起內山完造先生於一九五六年和日本友好人士組織過「魯迅書簡搜集委員會」的專門機構（內山完造：《關於魯迅先生書簡搜集委員會》，見《光明日報》1956年10月27日），向收受過魯迅書簡的日本友人展開徵集工作，盼望中日兩國人民共同努力，把徵集魯迅書籍的工作做得更好。如果致辛島驍的信續有發現，當可明白他們之間交往的更多情況，中日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史話當有更為充實的史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