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錢穆：〈訪問日本的一些感想〉

錢穆：〈訪問日本的一些感想〉

載錢穆：《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頁207-229。

輯附：嚴耕望《錢穆先生與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19。

一九五四年夏，先生又到臺北，應蔣經國先生邀約，在救國團作連續四次講演，題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明年秋，又應教育部之邀，率領訪問團到日本作報聘訪問，所至以東京、京都、奈良三地為主。在京都、東京大學作公開講演，深感日本上下對於前次侵華戰爭並無懺悔意，而日本社會則在大變化中，左傾趨向尤堪警惕。其後定居臺北，復兩度到日本、韓國訪問，獲讀不少韓國理學家書，歸來有所述作。

我們一行八人，在去年十月十一日間，匆匆去日本，作了將近一月的訪問。同行諸君，均寫了一篇報告，獲我一人，回香港後，事冗嬾未下筆，遷延迄今。同行諸君，待我文字一並發表。社會人士也很想知道一些我們此行訪問之所得。但此事爲我一人拖延擱置了，爲此殊感不安。不得已，只有在百忙中偸暇來潦草完成我這一份的報告。

我想，我們同行諸君，必然將我們此行一切經過，都已分別敍述，我爲避免重複，只想約略寫一些我個人此行之感想。有些則是我和我們同行諸君共同的意見，但在此文中，則拉雜寫來，不再逐一清楚交代了。

我們此行之訪問目的，僅限在教育對象上。但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教育，必然得連帶注意到這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與其文化特徵。其次，又該注意到這一個家之當前的國情。我們若要衡量任何一國家之教育意義，及其教育功能，絕對不能抽離了上擧之兩項。因此，我們此行之訪問目的，雖說僅限於教育一項，但我們不得不同時放寬眼光，注意到對於日本文化之一般的考察，以及其當時的國情實況。

所謂對於日本文化之一般的考察，也說不上從此來作歷史研究。我們的注意點，只偏重於日本傳統文化活潑呈現於當前日本社會之各方面者。尤其重要在他們當前心理上的一種反映。換言之，卽是當前日本各界對其自己傳統文化之現在的想像與態度。

其次說及國情，也不是來研究國際形勢與國力估計。我們所想知道者，亦只是日本人之一般心理，對其當前國情之自己內在的一種感覺與情緒。換言之，我們很想知道日本社會對其自己當前之國家出路、民族前途，抱有何種的打算和努力。

關於以上兩問題，說來好像更玄虛，不落實際，當然亦決非我們匆匆不到一個月的時期所能求得一個清析而明確的答案。但我們和日本，在文化傳統上，究竟是同源異流，有着許多相同點。而在雙方的國情上，也因爲我們同時進入現代世界之種種演變，極有其相似處。而尤其是彼我雙方目前的處境，更有其相似處。因此，我們自信，我們之於日本，實在應該比較其他異國人對他們更易有瞭解，更易抱同情。雖在我們這一段短促匆忙的時期中，我們不能盡量接觸到日本社會各界人士，獲得更資泛、更深入、更親切的談話與討論。但我們此行，仍自信不無所得，我仍想就個人在此一番訪問後所留下的某些淺薄影像，直率陳述。自謂我此下所陳述，或許對我國人求瞭解當前日本情況者，在某幾方面，可有一些助益。並私自期望，我之此種淺薄的影像，直率的陳述，或許亦可對日本方面可提起某些注意和研討。我極願意借此陳述，來報答日本各界人士對我們此行之誠懇招待，以及他們那一番親密的善意，與其深摯之友情之槪然的賜與。

我個人是喜歡研究歷史的。我之此行，因爲直接接觸到日本的社會，我自信對於日本，尤其對於日本的近代史，對於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一段經過，有許多點，益發證實了我平昔之所揣測與想像。

我們初到日本，擺在我們眼前的，有種極鮮明的、極深刻的影像，卽是在日本社會，不僅在新的方面，比我們要新得多，而在舊的方面，卻比我們更還要舊得多。現代日本，一面是維新，另一面卻是守舊。新的舊的，同樣地平放在日本社會上，卻不見有許多的衝突和激盪。我常想，日本明治維新一段歷史，所由較之我們約略同時的戊戌政變，乃及辛亥革命，更有成功，更易見效，其間固有種種原因可以分別推論，但至少有一點，值得在此鄭重提起者，正爲近代日本，還能保留了他們許多舊的，因此而能獲得了他們所想要的很多新的。而中國社會，舊的一面變動得太大，破壞得太厲害了，因而不免動搖中國社會之基本，於是外面新的，遂急切無法安頓，無法生長。

我上面說，日本社會上一切舊的，比我們更舊；這一點，不煩具體作例，因一到日本，便可明白見到，而且未到日本，也可約略推知。我此刻只想更進一層來推論研究其所以然。我對此問題，暫時亦只能從粗淺處說之。我想，日本是一島國，孤懸海外，和外面接觸少，因此其對外來文化，感受較新鮮，並常能保持它原所感受的影像而使其標準化，又努力保持，使其不走作，不漫失了原來的底樣。但在中國，則是一大陸國，廣土衆民，任何一地區，都關不起門來。因此其文化比較富圓通性，比較能變，不固執滯着。而與日本相較，轉像有些處易於走作，易於漫失其本來的原形。因此，日本民族性與中國相較，好像比較嚴切、精細，能保守，能模倣，而少開拓與創造。

日本與中國，文化同源，正可與近代英美兩邦作比。所不同者，日本文化原自中國，而日本是島國，中國是一大陸國。美國文化原自英國，而英國是一個島國，美國是一大陸國。因此，有些處，日本轉近似英國，而美國卻與中國較相近。換言之，日本比較能保守，中國比較能變通。日本像是嚴切些，而中國像是活泛些。

日本的民族性，長於模倣。這是盡人如此說的。但日本人自己說，他們的模倣，也並不是依樣葫蘆。他們模倣別人，能轉來變成它自己。我此次去日本，好幾位在日本教育界負重望、占要職的人，當面都對我如此說，並列擧了好多例。他們認爲，他們在往日，能模倣中國；在現代，能模倣西方。但無論模倣那一面，其背後自有日本之本眞。這番話，其實際分量，我們該仔細再加以估計。

遠在前清時，張之洞曾說過：「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一句話，在中國，則僅成爲一句話，而且還引起後來許多爭辨。今天中國知識界，對張之洞這句話，似乎譏諷反對的更佔優勢。似乎認爲張之洞這句話，是無可能的一句廢話，甚至是一句不可恕的謬誤話。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一段，由我觀察所得，卻是張之洞的那句話，在當時的日本實現了。在日本當時，正是以日本之舊有文化爲體，以當時的西方文化爲用，而醞釀出當時日本一段燦爛光明的歷史成績來。我們一到日本，到處所接觸的，當時日本明治維新一幕的光景，時時會刺射我們的眼簾，讓我們不啻如在讀歷史。但在明治維新當時的那一番新的，引進西方物質文明的那一面，此刻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早已變換面目，迥非往昔了。而在明治維新當時的那一番舊的，保持日本傳統文化的那一面，卻比較仍多保留到現在，使我們更可撫今追昔，回想當時的情況在依稀彷彿中。

站在西方人立場來講世界現代史，他們總不免太過看重美國獨立與法蘭西革命。他們把此兩事在以後歷史的影響，太過渲染了。若我們站在東方人立場來講世界現代史，我想日本的明治維新，實在值得我們東方人特別重視。至少其重要性，並不在美國獨立與法蘭西大革命之下。何以故？因當前世界人類前途，其命運所繫，實大有賴於東西雙方兩大文化體系之綜合與調和這一番大工作之成功或失敗。此乃人類文化展演當前一大課題。而日本明治維新，實已開始面對此工作，站定了一脚步；已對此課題，寫下了一篇值得參考的試驗報告了。日本明治維新這一段歷史，我們實不該僅從日本在當時之能驟獲富強這一個淺薄的觀點上來闡述其意義，衡量其價值。

日本明治維新，是否眞如我們清代張之洞所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一種理想，已經給與了它一個可以具體實現的確切例證呢？惜乎當時的日本人，似乎並不感覺到這一問題之存在，與其對於此後世界人類文化展演之重大的意義與價值。他們在其驟獲富強之後，似乎隨卽移步換形，一路追隨着當時西方帝國主義之後塵，憑恃武力，向外侵略，而引生起東方中、日民族之幾番大衝突，甚至攪起世界二次大戰，而把日本國運陷入於今天的那一種局面。

而在中國呢？因於中、日兩邦之不斷摩擦，不斷衝突，日本成爲中國復興一大威脅，日本成爲中國惟一最可怕的敵人。因於仇恨而生歧視，而轉爲鄙視、仇視，遂致連帶對於日本明治維新這一段歷史，也不免歪曲了我們的視線。在我們，自經日本的二十一條件蠻橫的壓迫，中國全社會掀起大波，於是遂由新文化運動而轉出「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種種口號。更進一步，遂走上了赤化中國而向蘇俄一面倒。在這樣的情緒激進之下，張之洞的那句話，自然會極端的遭受現代中國人之鄙笑了。到今天，則自由中國與日本，遂同樣陷入於一個極度艱難的境況下。

這些，固然是歷史上的舊事重提，好像於當前實際的幹濟工作一無補。然而，我們若肯推擴我們的心胸，從全世界人類文化展演前途上着眼；我認爲，必然要東方文化有出路，而後中、日兩民族可以各有其出路。亦必中、日兩民族各有其出路，而後世界可以和平，人類文化亦可以有生機。這一層，似乎說得太抽象、太誇大，然而事實俱在。眼前的歷史不煩細說，只從最近這一、二十年來，由於東方問題而波及世界的種種糾紛與變化看，我想，我上面所說，卽就不難獲得其論據。

我常想，若使日本，由於其當初明治維新之獲得其初步成功，而早就覺察到如我上所述說的世界人類文化演進落實在當時的這一大課題，而從此邁進一步，能自覺的在綜合調和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這一意義與使命上努力；在中國呢，也能切實模倣日本，同向這一目標而前進，則中、日兩邦，決然會知道他們之間的休戚與共，而互相親善，相互提携。在日本，便不致盲目追隨當時西方的帝國主義；在中國，也決不致急切從事於對其自己傳統文化一意做一種自毀的工作。說不定，此下的世界史，便可在此幾十年內，由於東方中、日兩民族之這種覺醒與努力，而全然地改觀。

在這一方面，似乎只有中國孫中山先生，約略有所見。而惜乎也只是一鱗片爪，偶然對此問題有一些呼籲，而終不能在中、日兩民族間引起一種共信與共鳴。往事不諫，成事不說，歷史已然成其爲歷史了，我們在此方面也不必再多論。

一

目前讓我再轉入正題，便要觸及到日本當前的國情。當然，日本是戰敗之餘，新興不久，此後的日本，究竟其國家民族的出路何在呢？我上面說過，在日本社會上，驟然看來，新的比我們更新，舊的比我們更舊。新舊兩方，同樣平舖地存放着。然而，究竟在這裏面，是否有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在深處潛伏；而此下演變所極，決然會暴露成爲不可兩立呢？換言之，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初期，固然他們能保守舊的，而同時引進了新的，而獲得他們的一番成功；但是否其演變趨勢，必然須得走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道路上去，這裏面有一種無形力量，逼得日本非此不可，而並非人謀之不臧，而如我上所云云，則僅是一種事後空想與無當實際的責備呢？我想，我們若不信有歷史上的「定命論」，則如我上所述說，對於已往歷史有此一番惋惜與懺悔之情，也是不爲過分和無益的。

對此問題暫勿深論。而此後的日本，那一些至今僅獲保存的舊的一面，是否終將爲他們所引進的新的一面衝激淨盡，而使將來不遠的日本，眞走上如我們中國一般分子所熱烈想望的所謂「全盤西化」呢？這卻值得我們再一深談。

因為今天的日本，究竟是新敗之餘，與明治維新初期情況大不同。外面的新勢力、新潮流，正在不斷輸入。洪水橫流，滾滾而來，若自己築不起堤防，站不穩脚跟，一切隨人轉，眞到日本自己社會上那一些舊的，到了不可復存的地步，試問那時的日本，究竟是禍是福？這一問題，似乎在日本目前一輩具有傳統文化薰陶的前輩老年人心中，已浮起了某種的隱憂。和我接觸，在有幾位爲我所深深敬愛的老人之談吐中，也有情不自禁地吐露了這一番隱憂。而普通一輩的日本人，則似乎尚感不到此問題。

有一次，我和一位京都大學有甚深漢學修養的名教授談話，卽曾正式談及此事。我問他，日本此後民族精神之中心維繫，究竟何在呢？日本一向有一個繼世不絕的天皇傳統來作日本民族之向心維繫的那一個力量，是盡人皆知的，此後日本人對天皇的信仰又如何呢？他說：「戰後的天皇信仰，再不能如以往般存在了。」我又問，在日本社會上，有一種神道教，也有它的一種潛存支配力量的，目前的情況如何呢？他說：「神道教的信仰，在戰後日本，是無法維持了。」我又問，那麼日本人對佛教的信仰又如何呢？他說：「佛教雖在日本社會上還流行著，然而一般僧侶，有些只是把佛教當作一種學術思想來研究，有些則只是一種生活職業。」他又說：「像我們一般家庭，雖遇喪葬之禮，依然還是請僧侶們作佛事，然此只是習俗相沿，說不上對佛法有信仰。」我又問，日本方面耶教的發展情況又如何呢？他說：「耶教在日本，一向無深厚基礎，卽在將來，恐亦如是。」我於是問：「那麼，維繫日本民族的一種中心精神，究竟何在呢？若說民族團結，在其已往的歷史，究竟幾百千年已往的舊歷史，無從向國人說得盡人皆喩。若僅從現地域、現利害來團結民族精神，便會走上向外發展，帝國主義的老路。但我知道，日本此後是無意，而且也無法，再走此路了。若如是，日本總該有一個足以維繫它的內部民族精神的一種中心力量才成呀！」他反問我，「在中國，有沒有像你所說的那種民族精神的維繫中心呢？」我答道，「有。在中國是孔子與儒家教義。所惜者，是這一分力量，在中國近代社會上，已失卻其維繫的力量了。中國這幾十年來，大病便犯在此。」那位教授聽我言，沉思有頃，他說：「維繫日本民族的中心精神也還是中國的儒教，也還是孔子與《論語》。」他隨即擧出一個實例來。他說：「當我們在家庭、在學校，父兄師長教導青年後生，有時斥責他說：『你這樣還像一個人嗎？』這句話，由斥責者說來，是極嚴重的。在被斥者聽來，是極難堪的。但這一句話，說與西方人聽，恐不易得瞭解。在耶穌《聖經》裏，也無此義。在日本社會，則此一教訓，極普遍、極深入。若要尋它根源，究其義理，便只有推本於孔子《論語》的教訓了。」他又說，「儒教主人性善，此可謂是我們東方人所特有的一種宗教信仰吧！」我很同意他所說。我隨又問，「日本近來主張盡量減少漢字，在一般國民教育上，又如何灌輸孔子的道理和《論語》的教訓呢？」他說，「在日本一般的國民教育，此刻雖不直接教讀《論語》，但《論語》書中精義，仍然盡量設法保存在各級學校的教科書裏面。」

我們那天的談話止於此。但我想，對此問題，似乎還未透露出來眞形成了一問題。似乎日本的學術和思想界，卽以各大學的教授們爲例，他們正走上近代西方所謂分析專門的研究，各在其所專攻上，尋題目、找材料。用中國觀點講，老一輩講宋學的風氣早衰了，新一輩講漢學的風氣正盛行。他們只在圖書館研究室裏，孜孜兀兀，有寫作，有著述。但多是些博士式的論文，專家式的報道。他們在當前的文化問題的分析與綜合上，在實際的維繫民族領導社會的日常教訓與普通信仰上，他們似乎不見有用全力來探討的。在中國社會，這幾十年來，熱烈討論着所謂東西文化問題，多半是主張毀滅了舊的，來引進新的。全盤西化，只成一番空嚷，而向蘇俄一面倒，則此刻正在大陸積極進行。但在日本，對此問題，還是淡焉置之，好像並不覺得此問題之急切與嚴重。這或正是日本之較勝於中國處。亦或是日本在其新敗之餘，而社會仍有這一點基礎，還能就這一點基礎上來謀求復興處。

有一次，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天。他並不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卻告訴我說：「你此來，只接觸了些我們的大學教授們，但你須知，他們早已自己封閉在自己的學術圈子裏，早與日本社會脫節了，隔離了。我們日本的社會基礎，奠定在農村，在企業界。你要想瞭解日本，要想探討日本問題，該多與這兩方面接觸。」他又說，「在日本農村和日本大企業界，並非沒有知識分子，沒有思想嚮往，你莫把我們當前的一輩大學教授們來代表了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思想界。」

我不知他說的對不對。但在中國，在我們未離大陸以前，我們一般大學教授們之封閉在其自己的學術圈子裏，而和社會杜絕，則確是給他一語道中了。我上文說，在日本社會上，新的比我們更新，舊的比我們更舊。其實此種現象，也正從他們的農村和企業界最易看出。我所謂舊的，便多半指的是在鄕村裏那些根深柢固，牢守勿失的，屬於傳統文化之一面的。我所謂新的，便多半指的是大都市、大企業組織方面，所日新月異，向外模倣接受而來的。因此我想，那位朋友對我之所說，實在是大堪玩味的。

但我想，日本此後問題或許便出在這上面。我們可以極簡極粗地作一分析，認爲東方傳統文化，主要培植在農村，西方現代化，主要發動在都市。這樣的論斷，我想也不致太離題。但西方現代都市，本從他們中古社會裏自身茁展出來，因此大都市在西方，尚可以不見有大病。若在東方，無端地安裝進一個西方式的現代都市來替代做東方傳統社會之新中心，那就麻煩多、毛病大了。在日本明治維新，算把他們舊的鄕村文化保留了，又把他們所想要的新的都市文明引進了。

在當時，自然有一個中心的領導，更高的結合，在那裏主宰策動。那一個中心的領導和更高的策動，便形成在當時他們的政府和教育界。而此刻，則這一個中心領導和更高的策動力，變質了、垮臺了。若我們求其病根所在，讓我說一句大膽的但不一定準確的批評。日本民族的長處，在其能模倣。此話盡人能說，而也是無可懷疑的。但有所長，同時卽有所短。日本民族之所短，到底何在呢？據我想，日本民族之所短，或許正在其無問題。所謂無問題者，不僅是自己找不出問題來，而在乎問題在前面，而他們仍不認為是問題。他們能襲取外來長處，能鮮明的印下一個標準的影像而審細保持之，此是日本民族之所長。但一意模倣外來的，嚴切地使之標準化，而更不深一層去求問其一個所以然，於是便成爲無問題。說得過分些，便陷入於所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一切外來的，與本所內在的，可以平舖安放在一起，而暫時間卻不見有衝突。然而問題終是問題，此問題之內在嚴重性，終會向外暴露。而一到問題暴露時，他們便會手足無措，在其自身內部將找不到一解決，而依然只有向外尋求，向外襲取。這一層，在我只是姑妄言之，深望我言之無當而不中。我決不願，也決不敢自信，我此所言，將成爲對日本國民性一種深沉之先見。

或許是抱着自己的一個主觀來對日本民族作衡量。在我此行，我似乎不感到日本方面對其當前處境，有何沈深急切的問題，在打擾他們對前途瞻望之迷惘與困惑。似乎在日本方面當前所感爲問題者，僅只是些眼前實際利害上的小問題；他們似乎只想在此許多小問題上能打開一出路。據我想，或許，正因於他們之沒有感到有更深沈、更急切的較大問題之存在，於是才使他們都注意到些小問題、小利害上去打算，找出路。

目前世界所感爲甚大問題的，自然首先必會感到對於共產思想與共產主義之迎拒的一問題。此問題，對日本，似乎應該感得更急切。外面形勢，已逼得他們對此問題該有一態度。而在他社會內部，左傾思想也確在成長與瀰漫中。但日本一般人對此問題，似乎並不深感其可慮。他們似乎也僅把共產思想當如一般外來的新鮮東西般。這不錯，日本人注意介紹共產思想，尚在中國之前。或許他們也會感到，共產思想之進入日本，也會一樣地平舖安放下來，不成爲嚴重一問題。

否則是他們依違兩可，游移無主，只想在夾縫中偷巧找得自己的出路。他們把大問題誤當作小問題，因而把問題的嚴重性忽略了。他們似乎並不深感到目前世界共產思想之與西方文化，早已成爲一種不可兩立的對壘，目前整個世界，正在此兩壁壘之對立下感於沒出路；而他們卻只想在此整個無出路之大局面之下，來從夾縫中求尋自身之小出路。這實在只是一種危險的想像，而他們不感其危險。

正惟現世界，在此兩大壁壘之對立下實感無出路，因此欲求出路，則必冒危難，從本身努力來自求打開一出路。說到此處，我們東方人處此現局，該有一打算。首先是對此兩大壁壘，究該何去何從？其次，而實是更重要者，則當問我們的自身立場，當如何得所憑藉而自存，憑何力量而能爲自己打開一出路？此一問題，便問到東方文化本身的前途問題。

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許多談話中，他們似乎都想避免此兩問題，不肯作深談。關於日本社會之思想左傾，他們承認有此現象，而把罪過推諉到外面去。關於東方文化問題，他們間有許多人，似乎只想說明，日本文化和中國，雖在歷史上不斷有許多接觸，而日本是日本，並不能把中國文化來包括了日本。這一點，本是自明的，不必細分辨。而使我擔心者，似乎日本人對其自身的固有傳統，也並沒有一種深切的自覺與自信。他們好像認為外面的長處，他們盡能學，儘可學來成為他們自己的長處，而其實問題決不這樣地簡單。日本民族種種長處，和其種種努力，在我此一度匆促的訪問中，實存着無限的敬佩與愛好，此處不必逐一列擧。我卻想在中、日兩民族之間之有些相異處，不妨在此隨便提及。

首先如我上文之所擧，日本人對其傳統文化之一種標準化的審細保持，此便和中國之尚時中與通變者不同。其次，說到東方文化，無論中、日雙方，同尊孔子儒家教義，而兩民族間亦有其偏長偏短之不同處。若論仁義，則日本似乎是「義」勝過了「仁」。若說忠恕，則日本似乎是「忠」勝過了「恕」。明白言之，日本人之美德，似乎在忠義方面更過於仁恕；以與中國相較，則中國顯然是仁恕更勝於忠義。此因雙方民族性不同，雖受同一文化精神之陶鑄，其成就與表現亦儘可不同。

此卽在中國內部，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相互間亦何嘗無分別？因此，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有些小區別，殊不值大討論。只是有偏長，同時卽有偏短。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他們曾高揭着孔子春秋「尊王攘夷」的大義來鼓勵當時的人心，此正用了日本民族性之特長處。其追隨西方，而爲所熱切模倣者是德國。其後結成親密戰友，而對日本國運有大幫忙者是英國。那時英、德兩國較與日本的民性國情爲相近。若論今天的日本，尊王情緒旣屬無法維持，攘夷的論調，他們亦不便再提。西方勢力的牛耳，轉入美國人之手。就美國與英、德相較，美國的民性國情，又轉與日本距離得遠了。

若今天的日本，僅注意在物質建設、工商企業方面，追隨美國，僅把眼光注意在一切現實利害上，而把其他較深較大的問題擱置起，竊恐如此般的模倣，卽未必再能有如明治初期那樣的成功。我們若單看大都市物質文明之進展，在戰後新興的日本，似乎此三數年來，雖已有長足之進步，然而稍具深思遠慮之士，決不會卽就此點上，對日本前途，付以放膽的欣慰吧。

我又曾和一位深慕中國儒家教義之某教授暢談了幾小時，他也只在不大緊要處提出論點。到臨了相別，他卻說：「錢先生，你對我們日本的人口問題，抱何感想呢？」這問題，確是值得提起的。在戰後日本，關於科學智識與科學技術力面，他們在戰前之素積，在戰後並未十分破壞。日本民族對於勤奮刻苦種種的美德，也比戰前並無損減。一面得着外來經濟上種種扶助，一面解除了戰前大帝國主義向外侵略所必需的海陸空三軍武裝配備之無底消耗。在日本，若再經幾年如目前般的休養生息，它的人口問題，定會成爲一舉世當爲之焦慮的一個眞問題。然而這一問題，也該有好幾方面的考慮與研究。

若僅從發展生產、增加財富，乃至國外覓原料、尋市場，如是等等的，仍只是僅限於現實利害上的估計與打量，而不再觸及到更深一層的如文化祈嚮與立國大方針等幾項大原則上澈底作一番反省，竊謂此一觀點，便顯然又會落向於唯物的，一轉身，便會是鬪爭的。鬪爭不向外，便會轉向內。不是國際民族鬪爭，便是社會階級鬪爭，二者可以相引而至，而二者之間必居其一。這將使日本仍走入歧途。

目前日本的政黨，顯然還沒有一種指導社會的力量。從前，日本政治的安定力，依仗在上面的王室尊嚴，現在是無可依仗了。若說把政治重心下移到社會羣衆，此固是近代民主潮流之正趨，日本此後政治，也只有向此一潮流上去。然而「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若使社會羣衆，盡陷在唯物實利的觀點與立場，而更沒有沒有一種精神力量與立國大計在背後潛移默運，作中心之指導，與夫更高之策動；則所謂民主政治，也決不是一帖可治萬病的海上仙方。

由此各方面，說來說去，日本前途，還得寄託在教育；而日本的教育方針，還得從它基本的文化精神上出發。而所謂文化精神，則必然有其民族內在的大傳統，無可向外模倣。因此，我認為日本當前的建國大任，依然得落在他們知識分子和思想界的肩膀上，這是無可懷疑的。

讓我再從日本現行的教育制度上另說幾句話。我們曾去參觀過他們的教育大學。它的前身，是一向有名的東京高師，現在則改名為教育大學了。但考問其實際內容，則早已變成一個普通大學，而僅存了「教育大學」之虛名。在教育大學內，教育僅成爲一系。教育似乎僅只是一種知識研究，說不上有所謂「師範教育」之精神陶冶那一面。明白言之，日本當前的教育界，我們固不能說他們沒精神，然而日本教育界的主要精神，則似乎已只限於一種學校精神，而很少見他們的教育精神。至少日本教育界在依循這一方面演進。

他們全國大學，戰後劇增到三百所以上，而私立大學的數量，共逾兩百所。他們的國民義務教育，已提升年限，直到初中爲止，然而各地國民教育，似乎有一種各自爲政的趨勢。在文部省，則並無一個總攬大局，高瞻遠矚，爲全日本國民提示一種最高精神與共同目標的教育宗旨。

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日本教育是在趨向於民主自由的新趨向。那豈不是一個極可歌誦的趨向嗎？然而民主自由，免不了夾進個人主義，又免不了夾進唯物觀點。全國青年，盡在知識上、技能上，將來的個人職業上，現實利害上，作打算，生計較。一面是大都市物質生活之繼漲增高的壓迫，更鼓勵人在這些個別的職業與現實的利害上競爭而努力。我只怕日本農村種種美德，也會逐漸轉移配合到這一方面而合流。如此一個大潮流，儘量往前推，究竟算是一個新的現代社會之逐步成長呢？還是一個舊的傳統社會之逐步消失呢？這好像是一體之兩面，而其實卻值得我們審細分析，來作個別的觀察和考慮的。

或許我以上這許多話，全不合拍到日本的真實問題上。其實我只就我對自己中國這幾十年來的情形，爲我所瞭解者，而移到對日本作過慮。有好多人常向我如此說：「日本今天的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乃至社會一切情況，正如我們離開大陸之前夕。日本人似乎並不深切感覺到在他們內部那一種左傾活動之可怕。一輩青年，把共產主義當作一理想在追求。一輩野心家，乃及好出風頭的前進學者們，推波助瀾，無異在玩火。而一般社會，則因不滿現實，認為能變總是好。一切一切，都好像在為赤化日本開路。而很少把此問題作嚴重看法。我們這一次去日本，所見所聞，卻把這許多話多少證實了。」然而我之所慮，則猶不盡於此。

我常想，這一兩個世紀以來，世界東西兩大文化之接觸與交流，實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一課題。西方文化，挾其物質進步所造成的一種無上威力，影響到東方，使得東方人無法不接受。然而西方文化之內部自身，實也有許多點發展到病痛處，該得從頭調整，作某些角度的轉向。

試問掀動起兩次世界大戰，而貽當前人類以莫大禍害者，其主要動力，是不是發起在西方？在東方則只是被動波及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扮演了一主要角色，然而這又何嘗不是日本感染了西方潮流，而遂致如此呢？最近美蘇對立，自由資本主義與極權共產主義之兩大壁壘之對立，威脅到人類文化前途逼近生死絕續的大關口，在東方人立場看來，這一現象，還只是西方文化之內部破裂，自身反動，而造成。在西方有些有名的文化學者，如英國之湯恩比 教授，卻把蘇俄當前種種劃歸到東方系統一邊來，認為此一對立，好像是一種東西對立之新面貌、新花樣。我們站在東方人立場，自認對東方文化精神較有深切認識者，實不能接受此等皮相之意見與分析。

我常想，要挽回世界頹勢，爲將來人類文化開新途徑，東方文化精神，實有值得提倡闡發之必要。但問題所在，若東方人不能接受西方近代物質進步之大潮流，則東方文化將連根被剷，無法再生存。而爲要接受西方近代物質文明之急速進步，而隄防一開，洪流橫決，東方文化仍將飄盪失所，衝刷以盡。這實是東方人在走進近代世界史以來的一個大難題。

因此說到日本明治維新，其初步成功，實在決非日本民族短期的在狹義的國家主義下的一種淺薄的實利的成功，而更帶有關涉到人類文化當前課題一個涵有甚深意義的大啓示。惜乎此一成功，在日本，急速轉入歧途，而引生了當前日本之大禍害。此亦不僅日本民族身受此害，更從廣義言之，亦可謂是近代人類文化在其應有進程中之一個大挫折。此後的日本，縱使撇去赤化隱憂一層暫置不論，我之所慮，日本此後，似乎至少會和近代中國遭遇到在其大陸未赤化前那一段長時期的同樣的磨折和苦難，只要日本人對其當前處境，沒有一番更深刻的警惕的話。我此顧慮，只以我們中國的遭遇作榜樣，也許會不盡是過慮呀！

若使目前世界的冷戰局面，延持較長時期，我上面此一種過慮，怕會愈顯其真實。就東方人此刻所必有的一種內心苦悶而言，一面是舊傳統光明之逐漸消失，不可復保，一面是新的物質文明如沙上築塔般，終沒有一個堅穩的基址。而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又爲引進新文明所必不可免的一種夾帶品，又苦無法拒絕。先是厭惡自己的，接着又會厭惡外來的。在於此種徬徨苦悶衝突失望的心情下，反動的推翻一切的情緒與理論，必然會得勢。此實爲東方人處此東西兩大文化衝突鼓盪之形勢下，急切未能獲得一種合理的結合與更高的調和之際，在其內心所不易避免之一種磨折。今天的日本，似乎也將無逃於此磨折之來臨，而又似乎尚未達到一種面對此必然會有之磨折而清楚地認受，而從此來尋覓其出路之顯著的迹兆。

若我們就今日世界人類文化之前途來作一展望，站在東方人立場看，我們東方人必然須對其自己傳統有一個眞正認識與妥貼安排。自己有了立場，然後可以憑此立場來迎受新的，而逐漸將其消融爲己有。其次，我們也必得自信，必待東方文化精神能融入於現有世界潮流中，而後此世界始得救。否然者，今天的西方人，永遠看東方認爲是一些落後的地區，永遠看東方人只是一些落後的民族。他們把他們的民主潮流乃及科學技能傳授給東方，認為惟有如此，纔好讓東方人也獲得了個人自由乃及物質享受。但他們又嫌如此依然太現實、太卑下，因此必得再傳授東方人以他們的耶穌教，來作我們靈魂的救濟。這是西方人的向來意趣。

他們不明白循此意趣，終會招致東方人一種不自覺的反抗心理。此一種反抗心理，潛伏到某一相當程度，而共產思想卻乘隙蹈罅，來挑動東方對西方傳統掀起大反動。其在儒教傳統地區的情勢是如此，其對印、回各傳統地區的情勢又何嘗不如此？若循此情勢演進，實恐冷戰時期越拖長，那一種情勢會越鮮明，而世界人類文化浩刧，終會有一段大黑暗時期橫梗在前面。

中國與日本，此刻則站在同一情勢下，面對此同一危機。中國大陸早已赤化，在日本人還如隔岸觀火。而且有許多日本人，也同樣運使所謂中、日兩民族同文同種那些流行口頭語，來向大陸送秋波，來高談其文化交流與文化合作。我們一行去日本，日本人如此說。接著大陸郭沫若一批人去日本，日本人還是如此說。而且確有同一人在此兩場合說同一此類話者。我從此等處，不禁要懇切提醒我們的鄰邦，對此問題，該把嚴肅心情澈頭澈尾作反省纔是！

然而我以上所云云，似乎對日本方面過慮的話說得太多了，對我們自己方面轉而像放鬆了。我還得重申我最先之所述。我還是覺得，日本人在新的方面，比我們要新得多；而在舊的方面，也比我們更要舊得多。日本人實在是能學得了西方，而同時還保留了東方。若是東西文化，在其本質上，必然會有一種不可避免之衝突，至少日本到現時，此種衝突還未表面化。若說我們必先排除了東方舊的，才能真學到西方新的，則我們何不且多去日本作考察？他們在排除舊的方面，並不比我們努力；但在效法新的方面，卻比我們遠爲成功。

我們國內一輩學者，自五四運動以來，似乎在其心目中，只有西方，沒有日本。如此般用着全力來提倡全盤西化，但我們西化的成績，較之日本，究竟是好些還是壞些呢？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呢？讓我退一百步言，我們若誠心一意慕求西化，也該奉日本爲師資，向日本去學習。我們縱說不想要學日本，但豈不該學日本之學西方嗎？至少日本在其學西方這一面，比中國是遠爲成功了。此乃一種不可爭之事實，擺放在面前。

若我們說日本人只懂模倣，沒出息，因此不如歐美，但我們旣主張全盤西化，豈不是主張徹底模倣嗎？在我們自己，則儘不妨主張澈底模倣，但對日本，卻偏看不起，偏笑他們僅知模倣，這又是何種的邏輯呢？我想，其惟一理由，正爲日本尚保留了幾許東方舊傳統，還配不上我們中國那一輩學者所想望。這幾十年來，留學歐美，是中國知識分子之最高榮譽，而留學日本，則幾於是一種奇恥大辱。說也可慚可笑。

我們此一行，這一次去日本，口頭說的，是中、日兩邦在同一文化傳統下，該在文化工作方面更緊聯繫、更緊合作。但至少在研究東方古典籍這一方面，中國也遠落日本之後。我們到任何一大學，他們對於研究漢文典籍之努力與貢獻，平心說來，要比我們強。他們對西方各學科的翻譯工作，也還比我們努力。西方典籍，在日本是應有盡有的不斷在翻譯。在中國，則只聽見一批批青年讀洋文，去歐美，蠶喫盡了桑葉不吐絲。若有人肯埋頭死心做翻譯工作，這無疑又將爲我們的先進學者認爲沒出息。我想，我們若要挽回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學術界那一種不救的死症，無疑的，我們該多去日本，向日本人學習。

戰後日本，無疑的，有許多方面，比我們自由中國強多了。我們再不該自誤，我們該把日本作自己的榜樣。我們若想糾正我們這幾十年來的盲目媚外心理，外國的月亮總是圓的，一到中國便不圓了；則我們不妨且多去日本，因爲日本也算得是外國，日本的月亮，照理也該比我們中國的圓一些。若我們真肯承認日本月亮也還是圓的，則進一步或許能承認中國月亮有時也還可以是圓的了。

我因於衷心愛好東方文化，因而使我十分愛好日本。我平常很深愛中國的書法，然而今天在中國，肯用毛筆寫字的人越來越少了。我此次去日本，正值他們全國美術展覽會開幕，中國書法懸掛到四五百幅以上，眞是琳瑯滿目。目前日本社會，對中國書道的研究，正在熱烈推進中。毛筆店和煙墨舖，規模甚大，在日本尚有絕大的銷路。我們這一行人，大家爭着去買日本的毛筆和煙墨。

我又喜歡下圍棋，我們的大國手吳清源，若非東渡留日，那能有他今天的成就？我很想乘機去拜訪他，惜乎未得暇。有些處，我實在感得日本比中國要更中國。我以前愛讀小泉八雲描寫欣賞日本風情的書。我因於讀了小泉八雲的書，使我遊神到中國文化之某幾面。我常想，日本可愛，他們不僅能保留許多他們自己的，而且也代替我們保留許多中國的。至少東方風情，在日本確實是保留得不少。我在寫此文時，不禁馨香禱祝，在我友邦日本，能繼續保留此許多東方風情；能憑他們善於模倣的民族天才，好好來學習西方的，而同時又保留此一分東方的。

我同時也誠懇期望我們中國的學者們，你們儘不妨盡量宣傳西方長處，好使此古老中國獲得了新生機，但千萬不要把打倒中國之一切來作宣傳的開場鑼鼓。我想，在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豈不也有講究中國書道的？豈不也有一心一意在下圍棋的？這些也何損於日本之急速學得西方而向富強方面躍進呢？

這是當前人類在發展文化前途一大課題。卽是東方人如何學習西方而能保留得東方，如何能將東西雙方之文化傳統獲得某種結合而從此再有更高之躍進。我深信，日本人在此方面，正有其莫大之任務與使命，儘可不太過於縈心在其目前現實利害之打算上。而中國的學者與青年們，我更希望他們能多去日本，多訪問、多學習。

我們此行，匆匆不到一月的短時期，太匆促、太膚淺了。我回國以來，只想把此行所得，備作私人談話，與關心此問題的人交換意見，並不敢牟然寫公開文字，因其太不成話了。而各方面敦促我必須寫一篇文字來公開作報告。我旣不願敷衍只寫門面話，則只有直率而道，把個人積壓在心、尚未褪色的幾點感想，拉雜寫出，以請教於中、日兩邦之共同關心於東方文化之前途問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