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 錢穆：〈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錢穆：〈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載錢穆：《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頁184-195。

（按：輯者對文章的標點符號多作補訂。）

橫梗在毛澤東政權面前有兩大關：一曰經濟，一曰文化。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的想像中，並沒有安排農民的地位。蘇維埃乃及東歐各國，迄今對增進農產無好辦法，中國匪黨不能例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四五千年來，積深累厚，恰與共產理論處在對立地位。此一難關，爲中國匪黨所獨有。

隱藏在毛澤東心裏的有兩懼怕：一怕匈牙利革命，一怕斯太林清算。明知民心不歸嚮，政權不穩固，故要怕匈牙利革命在中國社會崛起，因而來一個鳴放號召，斯能緩和空氣。那知一發難收（按：謂中共之「反右」），於是急劇轉變，張起「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三面紅旗來，決心走上更極端、更左的路線。旣怕及身遇到匈牙利革命，當然又怕身後遭受斯太林清算。因而心中深恨赫魯曉夫，更怕俄國修正主義侵染到中國。此兩項懼怕，前一項尚露出口邊，直到最近，還說有人要鼓起匈牙利革命。後一項則深藏心底。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到頭此兩項懼怕，不免都要實現。

有此兩難關、兩懼怕，於是有兩條絕路，逼上梁山，不得不走。一是反美帝，一是反蘇修。共產思想不能籠絡人心，轉而乞助於民族觀念。美國人天眞，儘要向中國匪黨搭橋。但若此橋搭成，毛澤東停止反美口號，他更把什麼理論來欺騙人心。反蘇修，更是毛澤東一條堅定路線。對美帝只是隔岸叫駡，對蘇修則不惜肉搏抗爭。

毛澤東政權之內情與其外勢，不外上述。縱有千變萬化，孫悟空的筋斗終不跳出如來佛底掌心。

此刻軒然大波，在毛政權下面掀起，最難應付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那一股潛力，使毛澤東躲閃無門，也只有祭起他那面又凶惡又不祥的「文化革命」大旗，大呼「破四舊」，來作垂死的掙紮。

平心而論，「文化革命」那面旗，早在毛政權成立前張掛了。廢止漢字，線裝書扔毛廁裏，禮教喫人，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口號，豈不更具體，更積極（按：謂民國「新文化運動」）。然那時只是文鬪，此刻則轉爲武鬪。那時抖擻上陣的是一批高級智識分子，滲透了政府各階層，乃及大中小各級學校。現在則全已敗下陣來，無可運用（按：此句不明。疑指知識份子在「反右」中多被關押），乃運用乳臭未乾的紅衞兵，來橫衝直撞，故作妄爲。其勝負之數，不卜可知。至此，毛澤東之窮途末路，固已顯然擺在目前。而中國傳統文化此一股潛勢力，其爲不可輕侮，也正在此短短數十年間獲得了又一明證。

作者爲此事，也曾翻讀了匪黨中間一些有關的書籍文件。姑借鄧拓的《燕山夜話》爲例，來述說我個人的一些感想。「三家村集團」乃牽連到的一切內幕，我不知，止是就文論文，我以爲反毛反共，事並不奇，值得注意的，他們究憑什麼來反。這一層，卻實出我意外。他們並不引經據典，把馬克思、列寧他們開山祖師的一套著作論文搬出，他們也不搬出英美資本社會民主自由一套武器來應用。有人說，他們只是借古諷今，只這四字，就值得我們深切注意。

我們當知，早在毛政權成立之前，借古諷今，正爲社會大忌。誰敢不識時務，來作此勾當？所謂古，只是一些冢中枯骨，誰理會它？你若眞個來借古諷今，譏笑怒駡，四面而至，可使你無地自容。此刻卻在毛政權之下，身爲匪黨，踞政府之高位，在政府御用報章雜誌上來此一套借古諷今之文字，公開刋布，此實是大陸社會人心一項微妙轉變之朕兆之顯露（按：錢意謂中國社會自民國起以蔑古為主，而六十年代初卻有復古之迹）。

若謂他們不敢正面衝突，因而不得不借古諷今，則我們又當知，在任何一作者之內心，當其下筆之際，莫不有一些讀者之陰影在其下意識中浮起。明知不受讀者歡迎的文字，作者常會審愼避免，何況在政爭場合中？並不是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犯不着曲高和寡，來此一套。

《燕山夜話》中，明說「有同志建議」，「有讀者來信」，至少這幾篇夜話，並不是一個書獃子，關着門不問世事，絕無外面呼應，冥心獨造。在此幾篇夜話之背後，顯然有一個集團，在其臨筆以前有討論，在其刋布以後有反響。相識與不相識，有不少人有擁護着。諷今之言，有許多人高興聽，此已了不得。借古之言，偏有許多人不討厭，那纔出奇呀！

我並不識鄧拓其人，更不知道他底細，讀其《夜話》，愛於掉書袋。宋、明、清三朝筆記小書，經其過目的着實不少。我連帶回憶起從前在北平閱讀所謂「知堂老人苦茶庵」中作品一般，然而有不同。苦茶庵作品中有不少外國東西，矜其淵博，而《燕山夜話》中無之。苦茶庵作品中絕不提及中國正經、正史之類，此在當時是犯禁不受歡迎的。所以苦茶庵作品，在當時，只受人捧，不惹人厭。《燕山夜話》中則援用正經、正史並不比援用筆記小品之類少。苦茶庵作品只供人佐茗閒聊，十足是清狂名士派頭。《燕山夜話》則其中有問題，有意見。裝上小品文外貌來偸關漏稅。卽擧這些相異，也可見時代風氣之變。

而且《燕山夜話》，也不專爲針對指摘現實，很有些發見性靈的話。我一開卷，首先射進眼簾的便是〈顏苦孔之卓〉那一題。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我只瞥見那五字小題，便就感起一番欣賞之情。鄧拓不是一個哲學家專治中國古代思想的，更不是一位道學先生或理學宿儒。他是道地的一個共產黨員。若非對匪黨有一番忠誠，一番苦幹，也爬不上今天的地位。爲何他能拈出此五字來做他夜話的題材呢？且不論鄧拓在匪黨中的身分，論其年齡，他也曾受過前一期文化革命的洗禮（按：意謂民國時代出生之人，受社會風氣影響，似應不好古書，自當不能以此五字為題）。揚雄擅長辭賦，那時白話文正當道，漢代辭賦家成了妖孽。而且文學必貴創造，揚雄卻畢生模倣。晚年來，又模倣到孔家店裏的陳腐經典《論語》來寫他的《法言》。〈顏苦孔之卓〉五字，正見於《揚子法言》開宗明義第一篇〈學行篇〉中。其人其書，早在前期文化革命潮流中該揚棄，該淘汰。鄧拓忽然注意到此書，他在《夜話》中，自己也曾交代過。因前一篇〈多學少評〉引及明代陳繼儒《見聞錄》中一故事，有一秀才用「顏苦孔之卓」一語，督學使者徐某批其杜撰，那秀才申辦此句出《揚子法言》，這位督學當場認錯。此篇乃諷無乃諷無學問居高位而來批評下面有學問的。他說，有幾位同志讀了，要求他再把此五字做一番說明，他纔寫下此篇〈顏苦孔之卓〉。可見他拈此五字爲題，也只是偶然引來。但他翻讀《法言》此條，不僅對此五字抱深切同情。並爲揚雄爲何要把孔子聖人和他的語錄《論語》來作榜樣，寫他的《法言》，爲何在《法言》書中要多次提到顏回，盡力代爲闡釋。我現在也學鄧拓，試把他寫此文前之心情闡釋一番。這當然是推想，若要我拿證據來，我自然拿不出。

我想鄧拓參加匪黨，或是出於一時愛國熱情。在當時，如此的人也不少。鄧拓亦可能是如此。但在匪黨中混久了，覺得匪黨所作所爲，與自己當初意志不符。此種心情，《夜話》中已充分曝露。我認爲鄧拓有時的心情，不僅在反毛反黨，抑且在反他自己。深感他自己所作所爲沒意思，頗想抽身退出。《夜話》中有一篇題名〈放下卽實地〉。清算他的人，說鼓吹〈放下卽實地〉，要我們撒手不革命，這正道出了鄧拓當時心情。他想放下，但並未能放下。至少在他心情上時會感到苦悶，空虛。惟其如此，所以纔能在忙亂中，在鬪爭場合中，能抽出夜間暇隙，翻讀一些不相干的古人的閒雜書，來消遣、排悶。但無意中接觸到古人書中許多話，卻打動了他的心坎，使他覺得很有些今不如古。閙革命，有時不如不革命。不革命的有時卻是眞革命。「顏苦孔之卓」五字，正指點他窺測到另一人生境界中去。他說：「顏回以他自己能學孔子爲最大的快樂。這種快樂，是內在精神世界的眞正快樂。不能學得像孔子，卽使得了天下，也不會感到什麼快樂。而使顏回最感苦惱的，是孔子太卓越，太高尚了，簡直學不來。」這段話，最多也只是徘徊門牆之外，未能窺見其內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底人的一番粗淺話。但在當前時代，更是在大陸，懂說這樣話，肯說這樣話的，實不多。若我們只認這些話是在反毛反黨，是在爲劉少奇黑幫爭奪政權作武器，那是牛頭不對馬嘴，或可說是買櫝而還珠呀！清算他的人說，此文吹捧地主階級的老祖宗，堅持用地主資產階級道德改造社會，妄圖恢復剝削階級統治。雖是十足匪黨口吻，卻比較近情近眞。鄧拓儼然是生乎今之世要來反古之道，抬出孔子，來壓在毛澤東之上。高擧顏回，來引誘那些匪黨徒。那裏僅是借古諷今而已。無恠毛澤東要捉賊擒王（輯按：恠同怪），正本清源，用全力來攪「文化大革命」，大呼「破四舊」，徹底清算，正是把握到了雙方相衝突底要害處。

若使鄧拓早讀了《夜話》中所引用的那些書，鄧拓也許不會加入匪黨。若使鄧拓在匪黨中，專爲劉少奇黑幫計劃反毛反黨，爭奪政權，也不會有閒情逸趣，閉門夜讀，作夜話小品，而飜到那些書。若非鄧拓內心自感苦悶、空虛，把自己個人當前地位事業和其前途，自己反自己，從其內心深處，眞感到不是味道，縱使你要把「顏苦孔之卓」五字硬塞進他腦袋，也塞不進。塞進了，也將會發生出另外的反應。若是專爲派系分裂，爭奪權位，以毛澤東、林彪那一夥來排除劉少奇、彭眞那一夥，也用不着小題大做，節外生枝，來攪「文化大革命」。

當知要攪革命，先能革自己命的人，纔是最有力量的。要在毛澤東下面，在匪黨下面，來反毛反共，先能反他自己的人，纔是最有力量的。孫中山先生說：「革命須先革心。」其眞諦便在此。革命，先該革他自己的心。若要憑仗自己力量來革別人的心，古今中外，閙此等革命的全失敗了，毛澤東不能獨成爲例外。所以我讀《燕山夜話》，先要來指出鄧拓寫此《夜話》之心情。鄧拓有此心情，不能說鄧拓以外人都沒有。若我們不能認識到大陸人民間有此一番心情，乃及此番心情所可產生之力量，則試問我們究將憑仗大陸上何種心情與力量來打倒毛澤東及其匪黨，來爲我們開路重返大陸？此刻毛澤東已深感此一力量之可怕，而我們還是熟視無覩。那我們底見識，不能不說還是在毛澤東之下。

遠在前一期的文化革命中，早有人喊出要爲中國傳統文化重新估價。但此事非咄嗟可辦。若我們眞要來爲此文化力量估價，在我們中間，還是言人人殊，一人一意見。但此刻在大陸，卻似乎已碰到了一項估價的基本法碼。從此基本上，人人只喊一個價，不會再喊兩個價。用此作法碼，便可以憑以衡量文化各部門之一切價。我爲此將繼續提到「三家村集團」中吳晗所寫《海瑞罷官》的一本歷史劇，爲此劇而響起了最近匪黨「文化革命」之第一炮。在這本劇裏，便無意中碰到了這一法碼。人必該有好壞，這是一基本法碼。做官的，清官好，貪官壞，這也是一基本法碼，誰也不能否認，誰也不能不表同意。匪黨清算吳晗，卻說劇中人海瑞影射了彭德懷。海瑞駡皇帝，影射了彭德懷駡毛澤東。但我們要問，爲官清廉豈不總是好，爲官貪汚豈不總是壞？不論在封建社會，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抑或在共產社會，在人民民主專制的政體下，清官總是好，貪官總是壞，要不得。此一分辨，無可抹殺。如此一來，豈不要把傳統文化獎清廉抑貪汚的理論，高壓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之上了？而且今天大陸匪黨，不僅是黨官貪汚，幹部貪汚，整個政府，便是一個削攘奪的政府，其罪尤應在貪汚之上。所以劇中人海瑞唱辭道：「力除貪汚行新政，要爲生民作主張。」又唱道：「民已窮，財已盡，國脈斲喪。我海瑞，報聖上，要作主張。」在吳晗筆下，也可說是要忠於毛澤東，要忠於匪黨政權，纔寫下了此劇。難道說，在專制政府之下不該容貪汚，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之下，便該容貪汚嗎？匪黨對吳晗此劇無可清算，但又不可不清算，遂說他影射了彭德懷，此是避重就輕，替毛澤東替匪黨作開脫，減輕了他們的罪孽，作爲一種莫須有而無可奈何的說法。中國傳統文化之潛勢力，亦正於此可見。你要打倒孔家店，其事尚易，因問題複雜，牽涉太廣，由得你胡說，一般人無法作評判。但要打倒孔家店中一小伙計，其事卻難。如海瑞，他是一清官，清官人人道好，由不得你胡說。但你還可說，爲官行政，不一定只要能清廉便是好，但現在海瑞是在攘除貪汚，你卻更不能說貪汚要得，貪汚是一種新道德，正該提倡，該包容。恰好在前一期文化革命潮流下，也有人出來提倡非孝，但最多也只說爲人子女不必定要講孝道，卻不敢明目張膽來提倡不孝，說爲人子女該不孝纔是呀！又如那時，也反對提倡貞節，但也不敢明目張膽提倡女淫婦蕩。

但貪汚也有貪汚的勢力。你要反貪汚，須有膽量，須肯犧牲，這問題就牽涉得大了。劇中海瑞母親訓子唱道：「五十年勤苦，讀孔孟詩書，漢朝人埋車輪，惡類誅鋤。本朝有況太守，平反冤獄。古今人是榜樣，何心躊躇。」這裏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裏的做人榜樣來。人有好壞，這也是一基本法碼。這些敢打貪汚的好人，歷史上代代都有。但卻不輕易做得到。海瑞母親眼看他兒子五十年苦讀聖賢書，還怕他事到臨頭又躊躇了。吳晗究是一專治明史的大學教授，此刻拿海瑞來派用場。海瑞的評價，乃是人心所向，無可置辨。但要做海瑞，不容易。由此歷級而上，直到顏苦孔之卓，到孔子，纔是做人最高榜樣。要追隨做人最高榜樣，纔引上你讀孔孟書，學歷史上做人。那些在鄧拓、吳晗書中，固是未能深入，但至少他們已爲中國傳統文化提到了做人標準做人榜樣。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一項目。由最低標準到最高標準，可以一以貫之。由內面講，你能這樣做人，自會感到內心快樂。由外面講，你能這樣做人，自會獲得羣衆同情。我並不是說鄧拓、吳晗在爲中國傳統文化爭地位，估新價，我只說他們在極度苦悶空虛的心情下，無端碰到了。從此正可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這一股潛勢力，至少能叫人在究該如何做人的苦悶空虛中得一指針，得一歸宿。

吳晗寫此劇，也不是輕易寫成的。據他序文裏說，他曾受到京劇界馬連良等人之慫恿，全劇改寫了七次，參加進許多旁人意見。而且在此之前，已有了周信芳之《海瑞上疏》，可見海瑞實已在大陸人心中復活了。此刻周信芳也遭到清算，難道也是爲的影射了彭德懷，爲的政治上派系鬪爭嗎？吳晗此劇序中又說：「敢想敢說敢做，是大躍進以來的新風格。我寫劇本，看來也屬於敢的一流。假如不敢，那便什麼事也做不成。只要敢，總可以多少做一點事。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就是敢想敢做的人們的歷史。」可見吳晗寫此劇，也帶有了海瑞母親所唱「何必躊躇」的精神。他之所謂「敢」，並不專指敢於以一道地的外行來寫京劇而言。若說吳晗把此劇影射了彭德懷駡毛澤東，吳晗該清算，但仍清算不到此劇之本身。若要清算此劇，便只有清算到中國傳統文化身上去。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此刻，若只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只爲要鬪倒劉少奇黑幫，或說是毛澤東頭腦昏迷，在無的放矢，那至少是不知彼，把大陸內情看錯了。

現在再說到匪黨中的文藝運動。匪黨初握政權，也曾想把中國傳統文化裏一些舊東西，只要和他們政權不直接衝突的，也來宣揚一番，用以牢籠人心，掩飾耳目。如提倡中醫中藥等。京劇也是其中之一項。他們也曾用過心，而且把來宣揚到海外。但怕一輩京劇人員一到海外，動了不想回大陸的念頭，因此以後便很少送藝員出國。聽說，這一次，言慧珠便因此被鬪自殺了。他們除京劇外，又注意到地方劇。越劇、黃梅戲、河南墜子、山東呂劇，種種名色全出籠了。他們又把那些京劇地方劇搬上幕，向海外宣傳。最先一本電影來香港，是紹興戲《梁山伯與祝英台》，賣座盛況空前，又從香港推進到星馬各埠，着實爲匪黨撈了一大筆外滙。此後這一派電影源源不絕地來香港，賣座總在一切西片之上。中國人看西片，好如住旅館、遊外埠。一看到大陸那些影片，卻眞如回到家鄕遇見親人般，說不盡的開心悅意。這又是中國傳統文化潛勢力之一證。有些人看了又想到袋裏港幣送到匪黨手裏去。我說：那不要緊。那些戲劇電影，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之一面相。只要暢行日旺，便在替共產政權挖牆脚。此刻周揚、周信芳許多人，全逃不了清算。中國傳統文化和匪黨政權勢不兩立，至少在毛澤東，是清楚明白了。

香港是一塊道地十足的殖民地，在此講中國文化，如何能和西方文化相抗衡？連講國語，也決敵不過講英語和廣東話。但只要大陸影片一來，各處廣播電臺，先把劇中情節和口白用廣東話翻譯播出，好讓聽不懂國語的人去看時方便。所以風靡如此，其中也並無巧妙秘密，只爲在這些電影裏還保留着中國人的舊情調，舊風格，而且有中國傳統的文化意味在內。

《今古奇觀》裏的《碧玉簪》，京劇也有，紹興戲也有，大陸搬進電影來香港演出。論其情節，充滿着封建社會裏的貞節觀，專制時代的科第意識。好像早該不合近代人胃口。至於現代青年男女的戀愛風格，更與此等劇情隔離甚遠（輯按：文化消亡為漸進過程，而六十年代距離所謂舊社會不過半世紀，錢穆所謂「不合胃口」、「隔離甚遠」，言之過甚。蓋錢穆對傳統文化有強烈憂患，不免有誇張之辭。唯及至八、九十年代，此等戲曲電影倒真的失去生存空間，錢氏的話語方才應驗。）。但演出時，人山人海，尤其是婦女界，屢看不厭。看過的邀約未看的，只叫多帶着手帕子，方便在影院裏擦眼淚。苟非電影裏面蘊蓄有傳統文化之深厚情味，試問何能感人如此。港九電影界看了那情形，不由得不眼紅，於是如法炮製，全部鈔襲，香港影片梁祝到了臺灣也一樣開動。我若早說此等話，豈不成爲代大陸戲劇電影作宣傳。好在此刻大陸匪黨已覺悟過來，對此等戲劇電影，提出正式鬪爭。不久此等電影便會在香港絕迹。事非揑造，我在此刻，正不妨附帶一提。但港臺影片，雖亦急起直進，似乎還趕不上如大陸電影般動人。其間主要分別，還是在時代化西化的情味勝過了傳統文化之情味這一點上。我對港臺影片很少看，沒資格說話，我且引述一位朋友的批評，他說：「只有臺灣影片養鴨人家，道地十足中國情調、中國排場，而內蘊中國文化情味，一如鶴立鷄羣。卽如新片《西施》，據說打開了國際市場，但中間一些大場面，如大批軍馬上戰場的場面，似乎在西片中早多見到。而且兩兩相較，場面之偉大，還如小巫見大巫。東施效顰，恰好在《西施》電影片中演出，不得不謂一缺憾。」此乃我一位朋友的觀感，我不知他話是否確實。要之中國人愛看中國戲，中國電影，人人心中，在此內在要求，也堪作爲我所說中國傳統文化潛力之一例。

我此文拉雜說來，主意不外是指出此刻大陸上中國文化潛勢力正在茁壯蔓延。借用匪黨的話，正如「毒草」，若非速予剷伐，斬草除根，則大陸匪黨一片大好園地，不轉瞬間，將全爲此等「毒草」所盤踞。我想毛澤東、林彪一夥，不會鬪倒了劉少奇黑幫便從此罷休。那眞是浩刧可怕。但我並非身在大陸，許多話盡出推想。好在毛澤東及其匪黨，此刻如醉如瘋，自掘墳墓，大陸變色，迫在眉睫。但我更怕的是我們這一邊到時重返大陸，或許我們這邊的一套，並不如此刻大陸同胞所憧憬，所想像，那纔不免重來一悲劇。這卻是值得我們自作警惕，自作檢討的一件大事呀！

【淺景散人】錢穆從《燕山夜話》、《海瑞罷官》及當時的中國電影中，抽出所謂「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以圖證明大陸當時人心思變，毛澤東政權受威脅，因此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云云。但錢穆沒有論證傳統文化如何威脅中共統治。相反，作者在文中卻說：「匪黨初握政權，也曾想把中國傳統文化裏一些舊東西，只要和他們政權不直接衝突的，也來宣揚一番，用以牢籠人心，掩飾耳目。如提倡中醫中藥等。京劇也是其中之一項。」可見「傳統文化」與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並無衝突。

蓋錢穆提倡「新儒家」，對中國文化至為稱許，一見大陸偶爾有「文化復興」的端倪，便沾沾自喜。又以為傳統文化足以形成一股勢力，與中共對抗，想法終究天真。今日中共「招安」了「傳統文化」，配合「民族主義」（文中第三段略及而未引伸）與「大一統／大中華情意結」，既可維持國內專制，又能統戰港澳臺星馬等地華人。被匪黨騎劫了的傳統，不知錢穆還推許否？

文章最突出的，反而是錢穆對民國「新文化運動」的不滿。以往讀其文字多是半文半白，加上他素有「中國最後一名士大夫」之稱，在我心中已形成一個鬱鬱不得志的老男人的形象。本文全用白話，不但多了幾分活力，還有反共的戰鬥精神，令人耳目一新。不過，文中對大陸政治的遐想，反映出最深處還是那個老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