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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3日星期日
(212) 倪匡推普三則
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
(165) 中共中文大觀
新水平、新境界、新举措、新发展、新突破、新成绩、新成效、新方法、新成果、新形势、新要求、新期待、新关系、新体制、新机制、新知识、新本领、新进展、新实践、新风貌、新事物、新高度;
重要性,紧迫性,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针对性、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积极性、创造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可讲性、鼓动性、计划性、敏锐性、有效性;
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集约化、正常化、有序化、智能化、优质化、常态化、科学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系统性、时效性 ;
热心、耐心、诚心、决心、红心、真心、公心、柔心、铁心、上心、用心、痛心、童心、好心、专心、坏心、爱心、良心、关心、核心、内心、外心、中心、忠心、衷心、甘心、攻心;
政治意识、 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廉洁意识、学习意识、上进意识、管理意识;
出发点、切入点、落脚点、着眼点、结合点、关键点、着重点、着力点、根本点、支撑点;活动力、控制力、影响力、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找准出发点、把握切入点、明确落脚点、找准落脚点、抓住切入点、把握着重点、找准切入点、把握着力点、抓好落脚点;
必将激发巨大热情,凝聚无穷力量,催生丰硕成果,展现全新魅力。
审判工作有新水平、队伍建设有新境界、廉政建设有新举措、自身建设有新发展、法院管理有新突破 ;
不动摇、不放弃、不改变、不妥协;
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选择、未来的方向。
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常用短语: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按规律办事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有重点,分步骤,全面推进,统筹兼顾,综合治理,融入全过程,贯穿各方面,切实抓好,减轻,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持续增收,积极稳妥,落实,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高举旗帜,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积极争取,深入开展,注重强化,规范,改进,积极发展,努力建设,依法实行,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率先发展,互惠互利,做深、做细、做实、全面分析,全面贯彻,持续推进,全面落实、实施,逐步扭转,基本形成,普遍增加,基本建立,更加完备(完善),明显提高(好转),进一步形成,不断加强(增效,深化),大幅提高,显著改善(增强),日趋完善,比较充分。
【常用动词】
推进,推动,健全,统领,协调,统筹,转变,提高,实现,适应,改革,创新,扩大,加强,促进,巩固,保障,方向,取决于,完善,加快,振兴,崛起,分工,扶持,改善,调整,优化,解决,宣传,教育,发挥,支持,带动,帮助,深化,规范,强化,统筹,指导,服务,健全,确保,维护,优先,贯彻,实施,深化,保证,鼓励,引导,坚持,深化,强化,监督,管理,开展,规划,整合,理顺,推行,纠正,严格,满足,推广,遏制,整治,保护,健全,丰富,夯实,树立,尊重,制约,适应,发扬,拓宽,拓展,规范,改进,形成,逐步,实现,规范,坚持,调节,取缔,调控,把握,弘扬,借鉴,倡导,培育,打牢,武装,凝聚,激发,说服,感召,尊重,包容,树立,培育,发扬,提倡,营造,促进,唱响,主张,弘扬,达引导,疏导,着眼,吸引,塑造,搞好,履行,倾斜,惠及,简化,衔接,调处,关切,汇集,分析,排查,协商,化解,动员,联动,激发,增进,汲取,检验,保护,鼓励,完善,宽容,增强,融洽,凝聚,汇集,筑牢,考验,进取,凝聚,设置,吸纳,造就
【常用名词】
关系,力度,速度,反映,诉求,形势,任务,本质属性,重要保证,总体布局,战略任务,内在要求,重要进展,决策部署,结合点,突出地位,最大限度,指导思想,科学性,协调性,体制机制,基本方略,理念意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秩序,基本经验,出发点,落脚点,要务,核心,主体,积极因素,水平,方针,结构,增量,比重,规模,标准,办法,主体,作用,特色,差距,渠道,方式,主导,纽带,主体,载体,制度,需求,能力,负担,体系,重点,资源,职能,倾向,秩序,途径,活力,项目,工程,政策,项目,竞争力,环境,素质,权利,利益,权威,氛围,职能,作用,事权,需要,能力,基础,比重,长效机制,举措,要素,精神,根本,地位,成果,核心,精神,力量,纽带,思想,理想,活力,信念,信心, ,意识,主旋律,正气,热点,情绪,内涵,管理,格局,准则,网络,稳定,安全,支撑,局面,环境,关键,保证,本领,突出,位置,敏锐性,针对性,有效性,覆盖面,特点,规律,阵地,政策,措施,制度保障,水平,紧迫,任务,合力。
【其它】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综合调研制度化。
以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目的,积极推进xx正常化。
以体现水平为责任,积极推进xx工作程序化。
以畅通安全为保障,积极推进xx工作智能化。
以立此存照为借鉴,积极推进xx工作规范化。
以解决问题为重点,积极推进xx工作有序化。
以服务机关为宗旨,积极推进xx服务优质化
以统筹兼顾为重点,积极推进xx工作常态化。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综合调研。
以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目的,把好信息督查关。
以体现xx水平为责任,进一步规范工作。
以畅通安全为保障,全力指导机要保密工作。
以立此存照为借鉴,协调推进档案史志工作。
以安全稳定为基础,积极稳妥做好信访工作。
以服务机关为宗旨,全面保障后勤服务。
以整体推进为出发点,协调做好xx工作。
以周到服务为前提,xx工作迅速到位。
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标,开始推行xx。
一.求真务实,积极推进xx工作制度化
二.建立体系,积极推进xx工作正常化。
三.规范办文,积极推进xx工作程序化。
四.各司其职,积极推进xx工作有序化。
五.注重质量,积极推进xx服务规范化。
六.统筹兼顾,积极推进xx工作正常化。
一是求真务实,抓好综合调研。
二是提高质量,做好信息工作。
三是紧跟进度,抓好督查工作。
四是高效规范,抓好文秘工作。
五是高度负责,做好保密工作。
六是协调推进,做好档案工作。
七是积极稳妥,做好信访工作。
八是严格要求,做好服务工作。
一、创思路,订制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二、抓业务,重实效,开创工作新局面
(一)着眼全局,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二)明确分工,充分搞好统筹协调工作
三、重协调,强进度,信息化工作有新成果
四、抓学习,重廉洁,自身素质取得新提高
一、注重学习,自身素质取得新提高
二、围绕中心,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1.着眼全局,做好辅政工作。
2.高效规范,做好文秘工作。
3.紧跟进度,做好督查工作。
4.提高质量,做好信息工作。
5.周密细致,做好协调工作。
6.协调推进,做好档案工作。
一是建章立制,积极推进xx管理制度化。
二是规范办文,积极推进xx工作程序化。
三是建立体系,积极推进xx督查正常化。
四是注重质量,积极推进xx工作规范化。
五是各司其职,积极推进xx工作有序化。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群众利益观,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出发点,在全社会形成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其次,是要树立正确的维护稳定观,坚持把确保稳定作为人民法院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第三,是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坚持把调判结合作为有效化解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有效途径。
第四,是要树立正确的司法和谐观,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动词一字部】
抓,搞,上,下,出,想,谋
【动词二字部】
分析,研究,了解,掌握,发现,提出,推进,推动,制定,出台,完善,建立,健全,加强,强化,增强,促进,加深,深化,扩大,落实,细化,突出,建设,营造,开展,发挥,发扬,创新,转变,发展,统一,提高,提升,保持,优化,召开,举行,贯彻,执行,树立,引导,规范,整顿,服务,协调,沟通,配合,合作,支持,加大,开拓,拓展,巩固,保障,保证,形成,指导
【名词】
体系,机制,体制,系统,规划,战略,方针,政策,措施,要点,重点,焦点,难点,热点,亮点,矛盾,问题,建设,思想,认识,作风,整治,环境,秩序,作用,地方,基层,传统,运行,监测,监控,调控,监督,工程,计划,行动,创新,增长,方式,模式,转变,质量,水平,效益,会议,文件,精神,意识,服务,协调,沟通,力度,领域,空间,成绩,成就,进展,实效,基础,前提,关键,保障,动力,条件,环节,方法,思路,设想,途径,道路,主意,办法,力气,功夫,台阶,形势,情况,意见,建议,网络,指导,指南,目录,方案
【形容词一字部】
多,宽,高,大,好,快,省,新
【形容词二字部】
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祥和,优良,良好,合理,稳定,平衡,均衡,稳健,平稳,统一,现代
【副词一字部】
狠,早,细,实,好,很,较,再,更
【副词二字部】
加快,尽快,抓紧,尽早,整体,充分,继续,深入,自觉,主动,自主,密切,大力,全力,尽力,务必,务求,有效
【副词三字部】进一步
【后缀】化,型,性
【词组】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加强领导,完善机制,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真抓实干,开拓进取,突出重点,落实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集中精力,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一抓到底,爱岗敬业,求真务实,胸怀全局,拓宽视野
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159) 陳雲論香港粵語七篇
陳雲:廣東話是香港官話,不是香港母語。香港教育局在聘請大陸學者,否定廣東話是香港人的母語,將粵語貶為方言。問題是:母語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吧。母語這個觀念極之危險。母語源自歐洲的民族土語(native or vernacular language)的觀念,用母語教學的觀念,將粵語列為香港人的母語,必然一敗塗地。九七之後,董建華提倡母語教學,大家以為是廣東話教學,但其後就出現普教中,在香港人的兒童年齡群體裡面製造普通話的母語基礎,這顯示了母語是個迷惑香港人的觀念。
粵語不單只是到目前為止大多數香港人的土語,粵語更是南方官話。粵語是中原華夏雅言之南方流傳,既是華夏南方之交流語,也保留了華夏古語(主要是隋唐官話)的寶貴語音、語調、詞彙和文法,傳承了華夏古代文明,旁及百粵(南方的眾多粵族)語言和文明。
如果用母語的觀念來看,香港必須採用複合的語言政策(composite language policy),普通話(北方官話)就必須列入教學語言。
香港好多本土運動的鼓吹者(尤其是港獨派),不明白我的學術判斷,他們將香港話(俗化的香港土語)列為香港人的母語,而不知道這正是中了共產黨的奸計,因為一旦在香港的大陸移民眾多,例如達到三四成,香港土語就沒有地位。而堂堂學生會的官方電郵竟然用香港土語(鄙俗的廣東土話)寫作,而不是用簡潔文言,更令大陸留學生認為香港是蠻夷之地,加強了他們講普通話時候的高傲。
粵語是香港官話,是香港人在正式場合的中文交流語。粵語是不是你的母語,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香港官話。這個夠清楚了吧?
香港人的幸運,是當年英國殖民者採用雅言的觀念,在清朝的時候,英國派遣殖民官上廣州跟隨清朝的翰林太史學習中文和《四書》,在省城的學館書齋認識優雅言談,殖民官將廣府話列為香港的交流中文,而且將廣東話雅化、純化,將粵音提升成為雅正的電台語言和學校語言。如果當年英國殖民政府採用土語或母語觀念,應該是圍頭話、客家話、潮州話、河洛話、蛋家話成為香港的交流語,而且粗話連篇,而不是當年雅正的廣府話。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廣州的電台,由於不是用雅言,故此他們用的粵音是粗鄙土氣的,自丟身價,令北方人不尊重廣東人。馬來西亞的粵語廣播和客家話廣播也是粗鄙的土語,而不是文人雅言。
我是客家人,但我也會講好粵語和推廣雅正的粵語,因為粵語是雅言。一旦採用武斷的母語觀念,我是應該排斥粵語的。(台灣人講的閩南話是古漢語遺留,但台灣的本土運動行了歪路,台灣人推廣的是民間的土話,不是雅正的閩南話。)
我這本書,講述了粵語的歷史和成為教學語言的正當地位。即使是北方人,我也建議他們學好雅正的廣東話(而不是那些粗口爛舌的香港土語!)。
最後必須一提,廣東廣西的語言極之繁多,廣府話是經過長期的時間考驗而成為兩廣的交流語的,期間沒有官方勢力推廣或壓迫,有兩廣人民的共識。兩廣人民長期認同廣府話為雅正的交流語,是有深刻原因的。
【附:帖內討論】
Wan Chin 這些學術探討,我在四五年前已經完成,現在還有人在重複辯論,而且走不出思想的巢臼。
Bernard Yim 講語言香港邊個夠資格過老師?
Wan Chin 我是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語言學家和民俗學家,而且不會討好政權。
Leo Tse 站喺香港嚟睇,粵語應該叫國語?
Wan Chin 我會跟隨殖民政府,用官話(官方語言)的觀念,而不用國語的觀念。香港建國之後,雅化的廣府話和英式英文是香港官話。民間放任自由,可以有其他語言使用,不一定要講官方語言。
Wan Chin 問題是,現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口講的不是雅正粵語,是粗鄙的香港話!什麼正呀、筍呀之類的土語都在官方場合講。
Bernard Lawrence 國語是民族主義者的巢臼,用得這個字可以與港獨派飲茶聊天了。
Wan Chin 港獨派在國語、土語的觀念上,與共產黨是一個模樣的,故此可以勾結。
Cheung Joseph 似乎國師很抗拒民族主義,而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社運,其最終手段 就是戰爭和殺戮。
Bernard Yim 英國政府保衛廣東話比任何華人更有心有力
Wan Chin 他們是愛護古文明的。
Koo Wing Bun 廣州台已經淪落到用廣東話發音嘅普通話。例如講"跌跤"唔講仆親,仆街。講"抓賊",唔講捉賊
Hong Shing Woo 正如白雪仙當年將粵劇典雅化高級化,詞藻優雅、小曲動聽、更加入及參考京劇及其他地方劇種既優點,成就了粵劇發展既另一高峯。粵劇如是,粵語也如是,不能衹往低檔次盲鑽。
Jack Yw Chan 依香港史看, 粵語主流成於七十年代。其時各種語言相爭, 由電視節目到流行歌曲, 最後是粵語得勝, 是進化論的物競天擇, 亦是成為民主憲政的社會契約。
Wan Chin 是,當年的《歡樂今宵》,是聽到台山話、客家話之類的,也有演員專門講台山話順德話(例如麥嘉),但最後是廣府話流行。
Chucky Kam 幾多人明白陳雲其實係反nation state ?除非你想打一次三十年戰爭,否則拜託聽下陳雲。
Gordon Lam 陳云根博士的又一篇範文,情理據俱全,文章結構嚴謹但易明,實應編入香港中學一年級學生中文課,作為第一篇課文。
Wan Chin 拙作若要成為課文,要全篇改寫,方可合韻而成文,便利生員誦讀。
Wan Chin 帖文乃急就之章。
Hip Kee 重點是粵語教學與古文教育捆綁,才能建立粵語雅正的地位,否則就淪為里巷巿井鄙俗之語。
Kei Hing Lee 法例有冇訂明政府官方語言要係廣東話?
Wan Chin 官話毋須立法。立法是共和國的做法,不是天下。
Kei Hing Lee 我感覺政府會慢慢將官話轉做普通話
Wan Chin 信奉『港語』的香港浸會學生會的所謂通告,竟然寫香港土語,認為這就是香港民族語,誰不知這正是令香港官話——粵語趨於下流而被北方人鄙視的原因:
浸會大學學生會發出的聲明如下:
由於近日傳媒廣泛報導本會喺本月十七號(星期三)嘅佔領語文中心行動,當中涉及唔少誤解,特此作出五點澄清:
(一) 根據檢討大學語言政策專責小組嘅決定,普通話豁免試原意為測試同學嘅普通話基本溝通能力,但最後唔少同學儘管被考官評價表達流暢,亦因各種離奇原因而唔合格,如「語氣不符角色設定」;
(二) 本會帶領同學佔領語文中心,並非單純基於普通話豁免試難度高且合格率低,而係基於出題方式同協議不符、評分準則唔透明、欠缺完整上訴機制、遲遲未計劃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等因素;
(三) 錢大康校長嘅群發電郵指出,校方樂於解答同學疑問,本會無法苟同——事實上,語文中心嘅主任喺同學提出要求後超過五個鐘,先肯將評分準則公開,且談判期間多次以「冇其他準則」、「三個部分比重一樣」等錯誤講法,企圖誤導同學對實際評分標準嘅理解;
(四) 就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會以至其他基本會員已經循唔同渠道,向校方表達訴求,包括體制外嘅公開論壇、全民投票、公開信、體制內嘅教務議會等,但以上行動都無法動搖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會因而以佔領語文中心希望得到合理回應;
(五) 本會尊重所有希望修讀普通話課程嘅同學,亦無意要求校方取消所有普通話課程;普通話對浸大同學修讀其他課程無必然幫助,亦唔係唯一可以修讀嘅外語,本會唔認同作為一間立足香港嘅大學,需要將普通話能力列作畢業要求。
希望各位會員清楚明白事件背景。另外,喺談判過後,校方承諾舉辦一次公開會議,就豁免試同普通話畢業要求進行檢討,希望同學參與,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號(星期二)
時間:下晝一點至四點
地點:善衡校園方樹泉圖書館FSC 501(鏡房)
語言:廣東話,輔以英語及普通話
校方一直以嚟只係話,豁免試會考核同學嘅普通話基本溝通能力,最後竟公然違背當初對同學嘅承諾,是為失信。明知豁免試內容制訂倉猝,評分毫無透明公開可言,仍然推出畀同學去考核,是為失職。本會僅此希望校方負上校方應負嘅責任,正視普通話畢業要求嘅流弊,正面回應同學一直以嚟嘅訴求。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號
陳雲:講一下,什麼是母語教學政策。告訴各位吧,這個政策是用來保護弱勢族群語言用的,印第安人語言,aborigine語言之類。例如在瑞典和挪威這些北歐福利國家,如果你是越南人的子女,當地的學校除了用瑞典話、挪威話來教學之外,會額外聘請一位教師來教你越南話,以免你的弱小母語丟失。母語教學是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政策,而不是主流(mainstream)政策。你接受母語教學,就已經讓了個位給普教中埋你身,跟住普教中就食埋你粵教中個位,最後,你無碇企。
換句話說,母語教學並非主流教學的講法,而是保護弱勢的教學講法。故此,如果你接受母語教學的講法,粵語在香港學校就變成弱勢語言——保不保護就看學校資源,要學校大發慈悲,你的子女才可以享用粵語的中文教學(目前香港正是這種情況,發現一間粵教中的學校,好像皇恩大赦!)。例如香港的大學裡面大多數華人是講廣東話的,廣東話是主流,但一旦有幾個普通話人,教授就要轉為普通話教學,會議也轉為普通話會議,這就證明母語觀念令你變成弱勢族群,逼你要遷就普通話的強大主流。至於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會好些北歐國家一般,聘請粵語教師教你的子女,看來是不會囉。
我重申,粵語是香港官話,是香港的官方中文交流語,有一百多年的公共使用基礎,粵語在香港已經提升到雅正的官話程度,不能改變,也毋須辯論。九七之後,董建華時期刻意拿出來辯論,而且用母語這個詭辯詞,是要香港人中計。好多香港左膠學者和文化人不學無術,不知道這些語言政策的陰謀所在,紛紛跟住港共政府講,粵語是自己母語。
我從來不講母語教學,我講中文教學,而教中文,必須用粵語,不會改變,也毋須辯論。(詳見拙著《粵語學中文》)。
【附:帖內討論】
Wan Chin 我是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語言學家。我好少講自己的學歷。
Rik Leung 我家母嘅母語係客家話,咁我又算什麼母語系呢?「母語」一詞,糖衣包裝,詭惑人心。
Chi Kuen Wong 現狀是香港七成小學、三成中學已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大學研究院七成是大陸學生。
Priscilla Lee 喺香港用粵語根本係理所當然,毋須成日強調粵語係「香港人母語」,咁講即係曲線承認有「非母語」存在。
Ko Cat 其實概念就好似辯論香港人優先一樣。有優先就有主次,盡而扼殺港人生存空間。所以粵語一樣,毋須辯論是否母語,因為除了廣東人的日常語言外,佢都係官方用語。
Mak Yiu Kwong 粵語乃係香港官話,地義天經,故此書面語必須係淺白文言及通用中文,何謂通用中文,國師有專書論述。且文言教育應以應用為基礎。我七十年代讀中文中學,就是這樣學中文的。我讀理科,大部份同學能用文言寫作,文科同學更可以寫駢文。一般酬應之文字如詩詞對聯等自是不在話下。所以浸大「港語學」那篇「公告」簡直係有不堪入目。
陳耀南教授在其著作「書面中文的本質及應用」就明言,中文教育不單要普及,更要提高。
Tony Ng 而且我一向好反感某啲人一討論廣東話嘅生動 就用嗰五嗰粗口字做例 完全係不知所謂
陳雲:九七之後的母語,是控制香港人,將香港人洗腦的政治話題,此話題由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引入(母語教學政策)。什麼時候,你會被問及自己的母語是什麼?在外國。例如你去了法國定居,移民官會循例問你的母語是什麼,因為你在法國是外國人,是移民。法國官員會不會問一個看來是法國人的國民,他們的母語是什麼?不會囉。他們會感受到被冒犯的(being offended)。
母語是令你自我與故國故土脫離的觀念,將香港人與新移民等同的觀念,你的母語是廣東話,新移民的母語是普通話,大家咁高咁大。你跟住政府的問題來團團轉,自己回答,說我的母語是廣東話,你就中計,自己瀨嘢。你變成在自己家園內的陌生人(stranger in one's home land)。 因為你跟住講母語這個觀念,香港就變到阿媽都唔認得你。
你以為共產黨好蠢?不會囉。港共政府高層,有一群專家的,他們在玩弄邪惡的群眾心理學與語言改造(共產黨無樣叻,最叻呢樣)。例如廣東話明明是講「早晨」,頂多是跟隨雅言,講「早安」,但一群在香港土生土長、五六十歲的港官,偏偏跟隨北方土語,講「早上好」。
陳雲重申,粵語是香港官話,是香港一百多年來的中文官方交流語,不須辯論,也不能改變。除非你自己蠢。
【附:帖內討論】
Wan Chin 陳雲踢爆港共政府。所以我無運行,最先被港共的大學趕走。
Oi Ying Leung Wan Chin 老師:其實無分別的,只差時間或誰主動而已,嚥得下這口飯的人,不會是你,根本就謀定而動,這種日子,不是人過的,更不是你會過的。
Trixia Pat 又係喎,97前港英政府時期無所謂母唔母語嘅概念。
Trixia Pat 回歸二十一年,好多原本啱,甚至毋須爭辯嘅事實,已經不知不覺被洗腦愚化。
Nelson Ho 《蘋果》都出唔少力令香港人嘅中文同粵語越嚟越差
Kinman Cheng 共產黨係衰,不過一啲都唔蠢。冇番咁上下,當年都打唔落成個江山。港燦們想同共產黨玩政治鬥爭?級數差太遠
Konban Hua 「祖國」一詞亦如是,僑居國外之人才講「祖國」
Oishi Yelu 高舉母語教育,下一步是泛民爭取新移民可用普通話上英文以外所有科目,你班本地人教師收檔了。
Benny Tsang 鬼佬反而識得分辨中國各地語言,稱清朝中國北方官方語言是 Mandarin (滿州官話),並非國語或甚麼普通話。
Sivina Bigc 明明香港人最憎中共成日講個句”無可爭辯之xxx”,好啦而家有機會比你用番呢句野來大番佢轉頭(而且係有真憑實據咁講) 可惜又蠢唔明唔識跟,最後比中共遊花園咁玩
Walter Lee 母語的概念就是鬥人多,當入侵者的老母多過我地,咁就客家佔地主,這是相當危險。香港的法定語言就是粵語和英語,看看香港最高立法機關用何種語言就知,北方胡語普通話,並無一席位。
Cheung Joseph 粵語和英文是香港的官話(官方通用語言),regardless你的母語 (mother tongue language) 是什麼,而粵語有他本身的歷史價值,通用性和優越性。 最重要的是這不會因為外來人多少而改變。
Glen Wong 等於畀人問:「你係唔係人嚟㗎?」或男人老久,畀人問:「你係唔係男人黎㗎?」、「你有無春袋㗎?」難道係唔屌尻返佢?仲要同佢認真討論?所以今次林鄭骨子港英精英心態作祟,無用政府標準答案:「我的母語是廣東話。」
Cristine Wong 香港很多人的父母是從上海,四邑,潮州,福建等地移民過來,可是他們的第二、三代還能說他們的方言嗎?認識的朋友都只能聽不能說,小孩更別說了。港英政府管治香港一百多年,很長時間英語是唯一的官方書寫語言。以前絕大部分父母都渴望子女能進英文中學,懂英文的前途比只懂中文的廣闊很多。香港一百多年來,粵語並沒有因為提倡英語而被滅,但其他方言卻逐漸式微。因為不論語言是文化載體也好,是溝通工具也好,只要越來越少人用,她便自然消失。
Vincent Pak 如果佢哋正式改官語為匪語,點拆?
Wan Chin 問得好啊,我另外寫帖文解釋啦
Qong Liu 宜家好多所謂的香港人自降身價,跟人學煲冬瓜講小鮮肉覺得好似好時尚,連我都自愧不如
Ko Cat 我返工見到啲同事狂講咩小鮮肉真係想打獲金佢地
陳雲:自從我提出粵語是香港官話、粵語是香港官方沿用的中文交流語之後,港共政府已經收聲,知道被揭穿詭計,港共打退堂鼓。「粵語是母語」的詭計被識破了。政府不能循序漸進,用偷偷摸摸的方法,將母語教學逐步偷換內容,過渡到全面普通話教學。
港共要名正言順制定普通話教學政策,甚至更改香港的中文交流語為普通話,要有艱鉅的立法程序和社會遊說過程,而語言立法是違背普通法國家(例如英國)的法理的,港共政府不會闖這個關。故此雖然香港的憲法《基本法》有寫明中英文是香港法定語言,但政府從未就香港的中英文交流語立法。例如香港是沿用英式英文的(拼寫和語彙),即使接待美加遊客的國際商務大酒店,都是用英式英文做告示。
故此,除非香港人被人蒙蔽,自己乖乖合作,跟隨港共及泛民左膠學者的鞭子起舞而甘於臣服,否則香港的一國兩制自治及英式普通法制度,是可以保障香港人的。
我對香港的制度有信心,但我對大部分香港人無信心。如果香港人仇恨陳雲而特登要同自己作對,咁我就只有投降。我上次2016選舉玩的永續基本法就是幫香港人做偷襲奪權行動,不過也被香港人自己打敗。
【附:帖內討論】
Wan Chin 我有幾十年應付共產黨的經驗,家族兩代人與共產黨在官場打交道。港共不是我的對手。
Li Lok 哥爾夫球場啦、母語啦,我都唔知呢啲係乜柒公共討論嚟,算吧啦,橫掂香港人只需要感性消費同情緒宣泄,民智?食得架咩,香港既管治集團亦都好明白佢地呢種脾性啦
Chui Chin Pang Justin 不要高估香港人的智商,我Fb的朋友個個寫廣東話是香港人母語……真是motherfucker……
陳泰森 其實話廣東話係香港人嘅母語,根本就係有預謀將廣東話呢樣語言同偽港獨掛鉤, 從而為中共同港府搵個藉口去全面推行普通話
Jonathan Yee Hang Yuen 要保護粵語,不能只強調自己被中共欺壓,而是要強調粵語比普通話優秀,逼大陸人講粵語,這就是諸葛孔明王業不偏安的道理。
陳雲:香港粵語是香港的大都會粵語,不是鄉下話也不是省城話,而是現代國際大城市語言。粵語在香港和海外華人的地位,猶如香港的BBC Chinese(倫敦廣播電台級數的中文)。
保衛香港粵語有兩大原因,粵語除了繼承雅正的華夏古語及百越土語,即是粵語的雅正論。此外,仍有自足論,即是說,粵語在香港國際大城市運用一百多年,吸納外語新知,語彙日新月異,至今雅俗兼備,可以講堂論學,法庭審案,議會宣政,醫院看病,可以市井拍戲,街頭罵人,床上調情,粵語在香港是全套語域(all language registers)的使用,由上到下,由雅到俗,其語言功能自給自足,毋須引入普通話來補救。
港式粵語之寶貴,是英治政府用公共廣播及學校宣教方式(學校用演講、朗誦及話劇訓練香港粵音腔調),使得來自廣府話的音韻,經過新聞報導、政府宣政、現代粵劇、國學、說書、廣播劇、現代流行曲、西洋聲樂(藝術歌曲及流行曲的粵音發音法)等方式,由土俗的市集廣東話(folklore marketplace Cantonese)、優雅的粵劇廣東話(elegant opera Cantonese)的廣府話的地位,開展到香港的大都會粵語(metropolitan Cantonese)的地位,香港粵語結合古文、現代觀念、英式國際禮儀,可謂入得廚房、出得廳堂、上得大床,是現代香港的通用中文語言。
香港將粵語光大發揚的過程,猶如BBC電台將王室英文紓尊降貴,略為平板化,變成倫敦大都會的英語,之後用學校教育和文化產品傳播到全世界。英國寄宿學校也講一套類似BBC級數的英文,令到英國精英學童和海外富貴學生得到腔調訓練(acquired accent),成為有教養的英文人(educated English speakers)。
這正正是共產黨要消滅香港粵語的原因,因為實力太強勁,寫到我血脈沸騰呀。
——陳雲《粵語學中文》及《中文解毒》摘要
【附:帖內討論】
Wan Chin 既然香港粵語面對危機,我唯有做一次完整的學術整理。
Wan Chin 頗多香港文化人用粗口來保育粵語,這正是中了共產黨的詭計。
Vincent Cheung 粗口只係粤語的其中一部分,突出粗口反而忽略左中華正統嘅傳承。。。
Lo Hoi Sha 近排電視重播舊時鏗鏘集,好好睇。以前d旁白既用字真係深入淺出,樸實中有斯文
Wan Chin 這是模仿BBC English的香港粵語改造過程。
Stephen Ng 八十年代的本地流行曲功不可沒.
Wan Chin 流行曲用現代聲樂來發音,壯大粵音的響亮程度。
Francis Chan 我想起鍾偉明的電台廣播,及林尚義,何文光等人的電台講波。
Pak Lun Tang 聽說英國英語本來不是今天這樣, 而是像美國英語那樣隨意, 但後來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發展成城市階級社會, 慢慢發展出一套發音特色出來。
Joe Lai 正如國師之前所講,中共將廣東話定義為「母語」,目的是分化香港人。其實有尐地道香港話用詞,例如:的士、巴士、士多、多士......等等,都是不是發源自「省城」廣府話。看來香港人自我身份有必要提升多一點吧
Hon Kon 我睇法係中國大部份方言都無法唔講國語去表達例如地名, 成語等, 但粵語係可以完全沒有國語的情況下使用
Glenn Ono 撐廣東話唔係話咩「母語」!華人有成千上萬種方話土話,你有你老母,我有我老母。你老母關人忍事咩?「母語」根本不成理由!爭取老母成為自己老母。係咪多撚餘先?梗係話自己老母係皇后、正室,即自己係太子,係正統。廣東話唔係母語,而是香港開埠以來的官方正式正統語言!理得你老母係乜水?
Paul Wong 只有老師能講出這樣的論述,其他學者去了那裡?
Wan Chin 講出這種辯論,必不能在香港的大學立足。
Tony Pye 粵語具有充分的表達能力,無須借用普通話的詞彙。這一點台灣閩南話(台語)就辦不到,我經常聽人用台語交談,三不五時就要挾雜國語。這應該是老蔣刻意打壓閩南話的結果,以至很多現代(1960年代以後)的事物都沒有閩南語名稱。我絕不希望將來粵語在香港會淪落到這地步。
陳雲:香港的大都會粵語是如何建立的(the making of metropolitan Cantonese)?英治政府,如何將源自省城的廣東話(provincial Cantonese)變成BBC公共廣播級數的現代香港大都會粵語(metropolitan Cantonese)。這是彭定康總督最後一次的農曆新年賀詞,香港電台鍾偉明先生翻譯講出。彭定康的BBC(英國廣播電台)英文腔調,與鍾偉明的香港電台粵語腔調,是perfect match。彭定康是英國首相級數的人物,鍾偉明是用香港粵語代他發言。
這種潛移默化的香港官話的建構過程,做得非常細密,是大家不會輕易發現的。這是英國人做事的作風,香港人要學習。
陳雲:How far are you from you mother language? 大家見識一下,在廣東的省城粵語(provincial Cantonese),這才是我們的母語狀態,句子短小而多語助詞和發聲詞(例如那個「嗱」字)。然而,香港粵語已經發展到成為雅正的香港官話,語彙現代化、句式長而複雜,是大都會式的粵語(metropolitan Cantonese)。香港粵語是我們經過大城市公共生活學習而來的粵語(an acquired language),並非土生狀態的粵語。正由於香港粵語是大城市語言,故此可以容納外來省市人民和族群學習,而且向外洋推廣。
戰後經過五六十年,香港粵語已經現代化,不可同日而語。這不得不歸功於英國人統治香港之高明。
【帖內回覆及討論】
Wan Chin 如果你認為廣東話是母語,你就要講得出這種土生廣東話。不是囉,你同我都講不到這種古老廣東話了(除非刻意訓練去講)。
黃偉傑 其實孫中山的口音同關德興都幾似。
Wan Chin 係嘎,當其時呢吓,個個都係學講呢種省城話嘅。
Wan Chin 我其實可以講到這種省城粵語的,因為我是語言學家,有特殊的學習能力。我在網台示範過了。
Henry Chan 淨係當今廣州、佛山粵語已同我地香港粵語已唔同啦,無論句式、口音同用字都有唔同。
Tony Ng 重有杜煥先生唱嘅客途秋恨 都係將廣東話玩得出神入化 變化多端 完全係 Cantonese Jazz and Blues 嘅典範
Jonathan Tai 所以睇完國師既文章,你就會知道市面上個d 所謂學者或評論人係幾咁不學無術,無知及不知所謂
Wan Chin 我只是使用我以前大學一年級的語言學知識
Rik Leung 印尼峇里人都會強調自己有峇里語,不是印尼語,也不用扣上「母語」這個帽子。
紐約人有自己的紐約口音,也不會說是「母語」。明明在西岸的荷里活,在2000年前都一直以紐約口音演員為主,這個也是紐約人的文化輸出。
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
(141) 張洪年:《語法講話:傳教士筆下的舊日粵語風貌》(場刊輯錄)
時間: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題目:語法講話:傳教士筆下的舊日粵語風貌(Reconstructing Cantonese: Grammatical Changes as Recorded in Early Missionary Texts)
講者:張洪年教授
講座簡介:
地有南北,時有古今。今日香港流行潮語,也就是說語言有老派和新派的區別。今天的潮語,也許就是明天的舊談。老與新之間到底有什麼分別?什麼年代的語言算是老派?怎樣的語言才算是新潮?老和新之間有什麼承傳的關係?變化之中是否呈現一定的發展規則?我們假若能從時間隧道往回走,回到兩百年以前的香港,我們還能和那個時代的人交談嗎?那年代的語法規則到今天還歷久彌新嗎?十九世紀傳教士來華,曾經編寫多種語言材料,記錄當日的口語對話,保留當日語言原來的遣詞造句習慣。我們仔細翻閱,不難從中看到舊日粵語是怎樣一個語言。本文特選取一些語法現象,排比各年代的粵語材料,觀察這些現象的異同。希望通過歷時的探討,能夠重構語法變化的軌跡,並嘗試解釋發生變化背後的原因。
我們選取的材料共二十多種,最早的包括1828年由Morrison編寫的《廣東話土話字彙》、和1841年由Bridgman編寫的Chinese Chrestomathy,都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大部頭著作。其他材料多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為外來人士學習本地語言而編寫的詞典、教科書等。我們另外也選用一些粵人自己撰寫的口語材料,以資比較。各種材料都是以日常口語對話為主,有的還利用注音拼寫記錄發音,另附英文翻譯。所以每一字詞的發音、聲調、意義和用法,都有據可尋。
綜觀這幾近兩百年來的粵語發展,在語音方面,新舊交替,十分顯著,詞彙更是幾年一番新。從語法角度來看,變化似乎很慢,也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發現。不過這許多語料還是讓我們有機會開啟一扇珍貴的時間窗戶,讓我們重新認識早期粵語中的許多語法現象。
我們試以「個」為例,探討它在早期粵語中的用法。「個」是量詞,用法由來已久,本不用贅言,各地方言也大體相同。但是從歷史語料中,我們發現早期粵語常常用「個」充當指示代詞,相當於今日的「嗰」,表遠指。例如「個個人」這個組合,根據材料中的英文翻譯,可以有兩種意思。翻成「every person」,那是量詞重疊的用法,表遍指。「個」是量詞。但材料中也常常翻成「that person」,那就是說「個個」相當於「嗰個」,是「指示詞+量詞」的組合。今日粵語,「個」和「嗰」用法有別,發音也聲調有別。但是為什麼早期粵語中「個/嗰」會相混不分?量詞「詞」今讀陰去,指示詞「嗰」讀陰上,在十九世紀的語料中,量詞和指示詞卻都標作陰去。這也就是說今天「嗰」讀陰上是後起的發展。這兩種用法之間的變換和語音改動,我們排比梳理不同年代的用例,也許可以看到變化的軌跡和時間前後。粵語常用的指示詞還有表情態的「噉」(噉擺、噉放)和表程度的「咁」(咁瘦、咁肥),今日發音有別,也是一讀陰上,一讀陰去。翻查早期語料,我們會發現「噉、咁」在聲調上的區分似乎也是後起的現象,而且「噉、咁」和「個」之間也似乎有某種承傳關係。但這種關係如何界定、如何理解?我們希望能從討論中可以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語料中還有許多有趣的語法現象,例如正反問句的詞序、例如雙賓語句的標誌、例如表完成體貌的「咗」、例如表標條件句「先」等,早期粵語和現代粵語的表現都不盡相同。十九世紀以來的材料給我們提供線索,讓我們從語音、語法、書寫各方面作歷時探索、和背後的原因。兩百年的時間深度本來有限,但是就這樣微觀窺探,還是偶有所得,深以為幸。
講者(百度百科):
張洪年教授,江蘇鎮江人。1946年生於上海,1947年隨父母移居香港,196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取得中文大學文學碩士。後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深造,1974年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前後共26年。1997至1998年出任該校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後轉到香港科技大學任人文學部教授兼學部主任。他也曾在美國俄勒岡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短期任教。
張教授早年隨周法高教授習中國語言學,後師從張琨教授。對中國歷史音韻、語法、方言皆有涉獵。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粵方言。 1969年碩士論文《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採用結構派理論模式,對香港粵語作全面性探討和分析。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這是研究粵語語法第一本著作,對粵語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20世紀80年代以後, 張教授對粵語中各種音韻、語法、詞彙現象, 包括押韻、量詞、「將」字句、稱謂詞、歇後語、廣告語言等,曾作過一系列專題討論,論文在海外各學報發表。此後致力於研究粵語歷史發展的過程,利用早期傳教士的材料,探查從19世紀以來粵語裡發生的各種變化。已發表的論文包括:"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1997)、《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2000)、《早期粵語裡的借詞現象》(中研院語言所集刊, 2001,臺灣)、"The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2001)。
除粵語外,張教授也寫過關於鎮江方言和早期吳語(山歌)的文章。在歷史語法方面,他做過敦煌語言的研究。在歷史音韻方面,他曾翻譯高本漢的《中國聲韻學大綱》(1972)。在現代漢語方面, 也做過一些研究,他所著的"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是對外漢語教學的語法專書。
張教授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榮休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輯按:場刊直接從百度百科複製以上全段文字,然後簡轉繁。)
書院雙適會讓師生聚首一堂,通過對多種社會和人生議題的探討,和不同類型的活動,達到擴闊同學視野、凝聚書院成員的目的。準時出席、尊重講者和與會者的聽講權,是參與者的基本責任。
2012-13年度入學同學需要在各學期登記及出席兩次雙適會,而其他年度入學同學則需要於各學期登記及出席三次雙適會;或者兩次雙適會及一次學生午餐/晚餐座談會。
雙適會時間為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十五分。遲到超過十五分鐘或宣佈散會前離場者,一律作缺席論。雙適會期間請關上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裝置。
按照漢語語言學的一般分析,中國境內的漢語可以劃分為幾個方言區,除北方話外,粵語算是一個大方言,主要通行於廣東、廣西、港澳,在海外華人社區中,粵語也是主要的交際用語。粵語俗稱為「廣東話」,學術上以廣州為代表,又稱為「廣府話」。以香港為例,根據政府統計處所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香港居民說粵語的人口超過六百萬,總人口接近九成。由此可見,粵語在香港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社會近年因一些社會議題(如教學語言),對語言問題普遍產生於關心的態度,尤其是有關粵語的問題。雖然大多數香港居民都說粵語,但對粵語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比如說,粵語有甚麼音韻特點?粵語有甚麼語法特點?怎樣從語言特點追溯粵語的歷史源流,甚至從中認識我們的過去?這些問題,對於會說粵語的普羅大眾來說,不一定能說出箇中道理。雖然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研究語言學的專家,但我們總不能對這種常掛在嘴邊的交際工具、貌似熟悉的現象,一無所知。
要認識粵語,首先從這個語言的音韻、語法入手,明白語言的結構;要追溯粵語的源流,也離不開這個語言的音韻、語法。那麼,要認識粵語的音韻、語法,就肯定先從張洪年先生的著作入手。
張洪年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新亞書院,後來入讀中大研究院,以粵語語法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在1969年春天提交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在1972年出版,就是影響粵語語言學超過四十年的劃時代巨著《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成為經典著作,啟迪了無數讀者對粵語語法的興趣,嘉惠後學,功不可沒。洪年先生,堪稱粵語研究的巨擘,已為士林公論。這本書引用者眾,但早已絕版多年。在2007年,這本書連同當年尚沒被收錄的四章,擴充至十章,由中文大學出版社重版,以饗讀者。認識洪年先生,肯定先從這本書入手,而這本書正是了解粵語語法的入門。
粵語的語法
表面看來,粵語語法跟普通話語法(也包括所謂標準的書面語語法)好像差不多,基本的詞序都大致相同,例如普通話說「我吃飯」,在粵語也說「我食飯」,除詞匯不同外(即「吃」和「食」之別),兩者都相同的詞序。洪年先生《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一書內,描述了這些語言現象,對了解粵語和普通話相同的特點,有很大的幫助,而對於漢語語法的宏觀認識,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除此之外,粵語還有不少獨特的語法現象,跟普通話不同。洪年先生以獨到的眼光、敏銳的觀察力,在書中把這些特點一一指出,並詳加分析。正如他在書中的引言所說,粵語並非「雜亂無章」,而是「大有規律可言」。該書所呈現給讀者看的,就是粵語千變萬化的規律。這些例子實在多不勝數了,這裏只舉兩點,作為示例。
一、《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對補語的描述特別仔細。漢語有一種結構,稱為「補語結構」,如「吃飽」,當中的「飽」表示了「吃」的結果,可稱為補語。加上「得」,表示一種可能性,如「吃得飽」;如果否定的話,就加上「不」,如「吃不飽」。粵語的說法也差不多,如「食飽」表示可能性的話,就說成「食得飽」;否定的話,就說成「食唔飽」。除這種跟普通話形式一樣的說法外,洪年先生還注意到粵語有兩種較為特殊的說法,那就是「唔食得飽」和「食唔得飽」,在普通話是不這樣說的。不過,他認為,相比之下,「食唔得飽」的說法,不算太常用。他進一步指出,「打唔爛」和「唔打得爛」,貌似相似,但意義略有不同。前者是無論你怎麼樣摔摜,東西也摔不破;而後者既有可能是這個意思,也有可能表示這樣東西不可以摔破。這些理解,也可以延伸到別的例子,例如「行唔入」和「唔行得入」,前者表示無法進入,後者除了這個意思外,還可以表示不允許進入。同一套道理,可以延伸到別的例子,得到相同的解釋,尋找規律,就是語法。
二、《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對動詞後的虛化成份特別重視。增訂版的十章中,除綜合介紹基本句式、詞類外,「謂詞詞尾」和「助詞」各佔一章,一方面,可見作者對謂詞詞尾、助詞的重視,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這些語言現象在粵語有重要的地位。所謂謂詞詞尾(也稱為「後綴」),就是黏附在動詞之後的成份。相較於普通話,粵語的謂詞詞尾數量比較多,而且所表達的意義特別豐富。洪年先生詳細描述了以下幾個謂詞詞尾:「咗、過、
、開、住、起(上)嚟、親、埋、晒、起、哋、吓」,不同的詞尾,所表達的意義不同,他在書中都注意到這些細微的差異,一一辨識,鉅細無遺,如同樣「戴眼鏡」的動作,加上不同的詞尾,就有不同的交果:「戴
眼鏡(正在戴)、戴開眼鏡(向來的習慣)、戴住眼鏡(處於戴的狀態)」,他都小心區別,足見他對語言的敏銳力。至於助詞,是位於句末的虛詞,他仔細描述十七組助詞的語法特點,還討論到助詞連用的現象,例如「佢淨係得呢個女
啫咩?」的三個助詞「
啫咩」的連用。謂詞詞尾和助詞都屬於虛化的成分,洪年先生有關這些成分的討論,有開創性的意義,在往後粵語語法研究,成為研究的焦點,具有深遠的影響。粵語的音韻
除了對粵語語法的貢獻外,洪年先生在粵語音韻的研究,也有不少發現和創見。現略舉兩例,作為介紹。
一、《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忠實記錄了六十年代香港粵語的音韻面貌。洪年先生在書中,不僅記錄語法例句,還為每個例如標上實際的口語讀音,保留了當時的音韻,成為研究六十年代香港粵語音韻的重要文獻。在目前香港粵語裏,「私人」和「詩人」是完全同音的,沒有區別,然而,在六十年代的粵語,兩者的聲調卻有分別,「私人」的「私」讀高平調,「詩人」的「詩」讀高降調,這種分化,正如他所說,今天「已幾乎蕩然無存」。另一種有趣的音韻現象是,當時的粵語,可通過動詞的變調,表示語法意義,如「佢去喇」的「去」,本調是中平調,變調讀作高升調的話,表達動作的完成。洪年先生認為這個變調的「去」原本是「去咗」連用,「咗」被省略後,本身的高升調加之於動詞「去」。這種變調的現象,在今天香港粵語也幾乎消失了,幸好在書中保存下來,我們得以從中了解當時的音韻特點。誠如洪年先生在該書重版序所言,「歷史音韻變遷痕跡,這本語法書也可提供一些線索」。他對粵語音韻研究的貢獻,不言而喻。
二、客觀描述當代粵語的音韻轉變。洪年先生在2002年發表了一篇題為「21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期)的文章,以客觀、持平的立場,紀錄當代香港粵語音韻的變化,並認為這些變化,「值得大書特書」,讓讀者以開放的態度,審視當前的語言現象,從而前瞻未來的發展。洪年先生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香港粵語的軟顎韻尾(也稱為「舌根韻尾」)逐漸丟失,舌位往前移,以齒齦韻尾(也稱為「舌尖韻尾」)取代,如把「耕」讀成「間」,把「江」讀成「乾」,把「殼」讀成「渴」等。這種變化,不是個別某幾個字的改變,而是有規律、有系統的轉變,在粵語音系造成很大的更動,形成新的體系。此外,他還注意到齒齦塞擦音聲母〔ts〕在圓脣元音前有所謂「顎化」的傾向,讀作〔tɐ〕,例如「豬、處、書」等字音。至於韻尾的變化,由軟顎改為齒齦,是韻尾前移的結果。至於聲母的顎化現象,是舌位向後移動的結果。他進一步認為聲母向後,韻尾向前,反映了整個發音系統有「央化」的發展,他甚至懷疑央化的結果,使得說話不用太張嘴巴,舌頭似乎不必多動,一切聲音都好像「隱藏在口中待發」、給人一種「哦哦碎語」的感覺。洪年先生細緻的描述,加上宏觀的視野,正好點出目前香港粵語音韻的狀態,而央化一說,解釋了音韻變化的動因,道出了箇中由來。
粵語的溯源
粵語的歷史到底有多久?一說源自唐宋,一說甚至可追溯到先秦。從音韻特點來考慮,現代粵語的音韻特徵,的確跟唐宋時期的中古音比較接近,也保存了不少中古音的特點,已為學界的定論。不過,從語法的角度來看,直接找到粵語語法的「源頭」,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正是由於不容易,粵語語法的溯本追源,更顯得有挑戰性、有學術的價值。洪年先生獨具慧眼,在粵語語法研究另闢堂廡,近年專注研究早期粵語語法,開拓研究新領域,就是希望重構早期粵語發展的模式,通過這些現象,讓我們了解過去、認識歷史。
有系統的紀錄粵語語言面貌,目前所見的最早材料,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當時外國學者為教授粵語口語的需要,編寫教科書、詞典等工具書,比較準確地反映當時粵語的音韻、詞匯、語法等特徵,成為今天研究早期粵語的重要文獻。洪年先生曾主持大型的研究項目「近代粵語的演變——早期廣東話材料研究」,獲特點政府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在這個研究項目裏,他全面整理十九世紀的粵語教學材料,建構了「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上載於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的網頁,供同行學者免費檢索,造福學界。在這些材料之上,他歸納和分析早期粵語的語法特點,發現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現象,提出精闢觀點。以下略談兩點,早期粵語語法有趣的一面,可見一斑。
一、詳細描述早期粵語反覆問句的面貌。洪年先生在2001年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的文章(收錄於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由牛津出版社出版),詳細總結早期粵語反覆問句(也稱為「正反問句」)的語法特點。所謂反覆問句,就是指通過謂語肯定形式和肯定形式並列所形成的問句。現代粵語常見的反覆問句,包括「你食唔食飯」、「你有冇食飯」、「你食飯未」這三類。他發現,「你食唔食飯」在早期粵語並沒有出現,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開始使用;「你食飯未」雖然在早期粵語有些用例,但普遍使用也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你有冇食飯」的年代更晚,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開始普遍。這樣算起來,今天這三種反覆問句的句式,歷史其實並不長。早期粵語常用的句式,例如「你明白唔明白呢」、「你識字唔識呀」、「醫生喺處唔呢」這些說法,通通被今天的「你明唔明白呢」、「你識唔識字呀」、「醫生喺唔喺處呢」所取代。早期粵語常用的「你有鉛筆冇」,已被今天「你有冇鉛筆」所取代。早期粵語常用的「你食飯唔曾呢」和「你見過水牛未曾呢」,在今天的粵語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你食飯未呢」和「你見過水牛未呢」。從反覆問句的演變所見,粵語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有比較大的轉變,不少所謂原有的反覆問句句式,都在那個時候消失了,而今天常用的句式,反而不到一百年的歷史。由此看來,只不過是一百多年的發展,粵語語法的變化卻如此巨大。假如再往上推,粵語的面貌又會如何?未來的日子,粵語又何去何從?洪年先生對反覆問句歷時演變的研究,見微知著,對認識粵語的歷史,有深刻的啟示,起了鑑古知今的作用。
二、發現粵語句末助詞聲調的規律。洪年先生綜合早期粵語句末助詞的聲調分布現象,發現有一定的規律,他的研究在一篇題為「Cantonese Made Easy:早期粵語的語氣助詞」的文章中(在2009年刊登於《中國語言學集刊》)詳細報告。他根據出版於1888年的Cantonese Made Easy一書,注意到書中的助詞,按聲調分類,最常見的有高調(陰平調)、中調(陰去調)、低調(陽去調)三類,而中調的助詞,數量超過一半。他進一步認為中調是一個「標準調高」,比中調高的聲調和低的聲調,偏離標準,所表達的語氣較強,都是別有意義的。他這項研究,不光揭示了十九世紀粵語助詞的情況,對當代粵語語法的研究,甚至對其他方言、有句末助詞語言的研究,也有借鑑的作用。
通往語言學之路
洪年先生從事粵語研究之路,可作為我們後學的楷模。他本屬江蘇鎮江人,生於上海,年幼時隨父母移居香港,所說的粵語,絕對是標準而地道,而且對語言的敏感度高,儘管他仍自謙「只不過是個(學)習粵語的學生」(見於2009年中大出版的《開新探微:中大學人群像》)。1963年中大成立,他正好那一年入讀中大新亞書院中文系,接受傳統的「小學」訓練,如研讀《說文解字注》、熟記《廣韻》反切和擬音等,為日後語言學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在求學期間,除了國學外,他還涉獵歷史、哲學、藝術、英文的莎士比亞等,又參加戲劇表演、宗教神學討論等,興趣廣博。攻讀研究院期間,他參與趙元任先生《中國話的文法》的翻譯工作,深受該書的影響。在周法高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洪年先生以粵語作為研究方向,並以《中國話的文法》的體系為本,全面描寫粵語語法,作為碩士論文。完成論文後,負笈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攻讀博士,接受西方學術的薰陶,視野更為開闢。其後更留校任教,前後二十六年。除語言學的研究外,他的研究興趣還涵蓋文學、語文教學等,尤其是在明清文學研究,甚有心得。由此可見,洪年先生在粵語研究的建樹、在語言學研究的貢獻,是建基於傳統學問的積累,也受益於廣博的學術興趣。正如他所強調,自己的識力、思辨能力固然重要,但這些能力,是本著基本訓練,循序而進,一步一步建立起來,離不開基本功的訓練,「溫故以求識辨,通達而後創新」(見於2015年出版的《吐露春風五十年: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圖史文集》)。對有志於語言學研究的同學、後輩,甚至是目前關心粵語的朋友而言,應銘記於在。無論面對甚麼變化,或者甚麼新的挑戰,只要有牢固的根基,明辨古今原理,就能領略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在學術的大路上,俯仰錦繡,一片光明。
洪年先生入讀中大,本科四年加上碩士兩年,前後共六年。出於對粵語的鍾愛,在2004年「回歸香港這個起點」(此語見於《開新探微:中大學人群像》),成長於斯,求學於斯,回饋於斯,擔任中大中文系講座教授,到2010年榮休,一共六年。榮休之後,任中大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等職。如今接受新亞書院第二十九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邀請,重返母校,作系列講座,暢談對粵語語法、文學賞析的研究心得。榮休至今,又剛好六年。俗語所云,「六六無窮」,正好象徵洪年先生跟母校淵源之深、對粵語愛護關懷之切。
關心粵語、熱愛語文的同行學子,將翹首引領,親炙大師風範。趁此機會,回首歷史,思考未來,欣賞語言之優美,領略學術之精深。
2018年3月22日星期四
(133) Benjamin Whorf: Habitual Behavior Features of Hopi Cutlure
Benjamin Lee Whorf (1939):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p. 148-151.
中譯本:
(美)本杰明.李.沃爾夫著,高一虹等譯:《論語言、思維和現實:沃爾夫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36-139。(又2012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再版)
(輯按:以下譯文,由輯者以中譯本為基礎加以修訂)
Our behaviour, and that of Hopi, can be seen to be coordinated in many ways to the linguistically conditioned microcosm. As in my fire casebook, people act about situations in ways which are like the ways they talk about them. A characteristic of Hopi behaviour is the emphasis on preparation. This includes announcing and getting ready for events well beforehand, elaborate precautions to insure persistence of desired conditions, and stress on good will as the preparer of right results. Consider the analogies of the day-counting pattern alone. Time is mainly reckoned “by day” (taʟk, -tala) or “by night” (tok), which words are not nouns but tensors, the first formed on a root “light, day,” the second on a root “sleep.” The count is by ORDINALS. This is not the pattern of counting a number of different men or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appear successively, for, even then, they COULD gather into an assemblage. It is the pattern of counting successive reappearances of the SAME man or thing, incapable of forming an assemblage. The analogy is not to behave about day-cyclicity as to several men (“several day”), which is what WE tend to do, but to behave as to the successive visits of the SAME MAN. One does not alter several men by working upon just one, but one can prepare and so alter the later visits of the same man by working to affect the visit he is making now. This is the way the Hopi deal with the future – by working within a present situa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carry impresses, both obvious and occult,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event of interest. One might say that Hopi society understands our proverb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but not our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This may explain much in Hopi character.
This Hopi preparing behavior may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announcing, outer preparing, inner preparing, covert participation, and persistence. Announcing, or preparative publicity,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hands of a special official, the Crier Chief. Outer preparing is preparation involving much visible activity, not all necessarily directly useful within our understanding. It includes ordinary practicing, rehearsing, getting ready, introductory formalities, preparing of special food, etc. (all of these to a degree that may seem overelaborate to us), intensive sustained muscular activity like running, racing, dancing, which is thought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development of events (such as growth of crops), mimetic and other magic, preparations based on esoteric theory involving perhaps occult instruments like prayer sticks, prayer feathers, and prayer meal, and finally the great cyclic ceremonies and dances, which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preparing rain and crops. From one of the verbs meaning “prepare” is derived the noun for “harvest” or “crop” : na'twani ‘the prepared’ or the ‘in preparation’[1].
霍皮人的準備行為大約分為:宣佈準備、外在準備、內心準備、背後參與和堅持。只有族中的「傳令長」才有權宣佈準備。外在準備是肉眼可見的行為,在常人眼中對事情不一定有用,包括練習、綵排、進行有指導作用的儀式、準備特定的食品、(他們甚至投入得有點過份)、長時間的劇烈運動如奔跑、比賽、跳舞(他們相信會加強事物的發展,如農作物的生長)。還有具備模仿或其他性質的巫術活動。按神秘的理論,他們事先準備祭棒、羽飾、饗食,以舉行祭祀和舞會,以期「準備」雨水和收成。霍皮族「na'twani」一詞解作「準備了的」或「準備中」,就是由「收成」、「農穫」的意思衍生出來的。
Inner preparing is use of prayer and meditation, and at lesser intensity good wishes and good will, to further desired results. Hopi attitudes stress the power of desire and thought. With their “microcosm” it is utterly natural that they should. Desire and thought are the earliest, and ther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most critical and crucial, stage of preparing. Moreover, to the Hopi, one’s desires and thoughts influence not only his own actions, but all nature as well. This too is wholly natural.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aware of work, of the feel of effort and energy, in desire and thinking. Experience more basic than language tells us that, if energy is expended, effects are produced. WE tend to believe that our bodies can stop up this energy, prevent it from affecting other things until we will our BODIES to overt action. But this may be so only because we have our own linguistic basis for a theory that formless items like “matter” are things in themselves, malleable only by similar things, by more matter, and hence insulated from the powers of life and thought.
內心準備主要是祈禱和冥想,再保持積極的思想以期願望成真。霍皮人非常重視願力和思想,在他們的世界觀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發願和調整思想是最早、最重要、最關鍵的準備行為。霍皮人認為,一個人的願力和思想不但影響自己的行為,也影響大自然。發願和思考時,他的意識就會投射到工作,感覺到自己正在努力和投入能量。
消耗了能量,就會產生效果,這是比語言更基礎的經驗。一般人以為,在付諸實行之前,念頭只停留在腦海中,不會影響其他東西。然而,這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我們有一套建基於語言之上的理論:無形的東西如「事情」是物自體,只會受類似的東西影響(也就是其他事情),而不受現實和思想影響[2]。
It is no more unnatural to think that thought contacts everything and pervades the universe than to think, as we all do, that light kindles outdoors does this. And it is not unnatural to suppose that thought, like any other force, leaves everywhere traces of effect. Now, when WE think of a certain actual rosebush, we do not suppose that our thought goes to that actual bush, and engages with it, like a searchlight turned upon it. What then do we suppose our consciousness is dealing with when we are thinking of that rosebush? Probably we think it is dealing with a “mental image” which is not the rosebush but a mental surrogate of it. But why should it be NATURAL to think that our thought deals with a surrogate and not with the real rosebush? Quite possibly because we are dimly aware that we carry about with us a whole imaginary space, full of mental surrogates. To us, mental surrogates are old familiar fare. Along with the images of imaginary space, which we perhaps secretly know to be only imaginary, we tuck the thought-of actually existing rosebush, which may be quite another story, perhaps just because we have that very convenient “place” for it. The Hopi thought-world has no imaginary space. The corollary to this is that it may not locate thought dealing with real space anywhere but in real space, nor insulate real space from the effects of thought. A Hopi would naturally suppose that his thought (or he himself) traffics with the actual rosebush-or more likely, corn plant – that he is thinking about. The thought then should leave some trace of itself with the plant in the field. If it is a good thought, one about health and growth, it is good for the plant; if a bad thought, the reverse.
既然很多人以為陽光照遍宇宙萬物,思想可以影響宇宙萬物這種想法就不無道理。以此類推,思想跟其他力量一樣會到處留下影響。當我們幻想一片玫瑰花叢,不會認為我們的思想可以像探射燈一樣直達現實那片花叢,與它接合。那麼,我們幻想玫瑰花叢時,思想對像到底是什麼?也許我們會覺得那是一個虛擬影像、現實的代替品,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會認為自己有一個能容納各種虛擬影像的想像空間,玫瑰花叢的影像理所當然地與其他事物的影像一同存放在這個空間裡。霍皮人沒有這樣的概念,他們覺得指向現實的思想也處於現實,而現實也受思想影響。當一個霍皮人幻想一片玫瑰花叢,他會相信自己的思想(或其本人)跟現實的花叢(更多時是農作物)有所交集,並留下痕跡。如果是正面的思想,如「茁壯成長」,那就對植物有利;反之則不利。
The Hopi emphasize the intensity-factor of thought. Thought to be most effective should be vivid in consciousness, definite, steady, sustained, charged with strongly felt good intentions. They render the idea in English as ‘concentrating, holding it in your heart, putting your mind on it, earnestly hoping.’ Thought power is the force behind ceremonies, prayer sticks, ritual smoking, etc. The prayer pipe is regarded as an aid to “concentrating” (so said my informant). Its name, na'twanpi, means ‘instrument of preparing’.
霍皮人注重如何加強思想力量。逼真、堅定、穩固、持久、善良的念頭,影響力最大。在英語,這可以理解為「全神貫注」、「念念不忘」、「專心一志」、「孜孜以求」(concentrating, holding it in your heart, putting your mind on it, earnestly hoping)。思想力量在儀式、祭棒、祭煙背後發揮作用。祭管是協助人「集中精神」的工具(受訪者說),名為na’tqanpi,意思是「準備的工具」[3]。
Covert participation is mental collaboration from people who do not take part in the actual affair, be it a job of work, hunt, race, or ceremony, but direct their thought and good will toward the affair’s success. Announcements often seek to enlist the support of such mental helpers as well as of overt participants, and contain exhortations to the people to aid with their active good will[4]. A similarity to our concepts of a sympathetic audience or the cheering section at a football game should not obscure the fact that it is primarily the power of directed thought, and not merely sympathy or encouragement, that is expected of covert participants. In fact these latter get in their deadliest work before, not during, the game!
背後參與就是精神上的支持。有些人雖然不直接參與狩獵、競賽或祭祀,但仍然會利用自己的思想和願力促成該事情。霍皮人宣佈準備時,除了招募參與者,也經常徵求這種精神支持者,呼籲大家發揮積極意念。跟足球場上的球迷和啦啦隊不同,他們付出的不僅是認同和鼓勵,而是更直接的精神力量。而且,關鍵時刻是比賽前,而不是比賽中!
A corollary to the power of thought is the power of wrong thought for evil; hence one purpose of covert participation is to obtain the mass force of many good wishers to offset the harmful thought of ill wishers. Such attitudes greatly favor cooperation and community spirit. Not that the Hopi community is not full of rivalries and colliding interests. Against the tendency to social disintegration in such a small, isolated group, the theory of “preparing” by the power of thought, logically leading to the great power of the combined, intensified, and harmonized thought of the whole community, must help vastly toward the rather remarkable degree of cooperation that, in spite of much private bickering, the Hopi village displays in all the important cultural activities.
思想既然有力量,邪惡的思想自然有負面影響,所以背後參與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集合正願者的力量,抵消惡願者的力量。這種想法促進了霍皮族的團結和社群精神。指的不是他們沒有仇怨和利益衝突,他們也不乏私人口角;但這個偏遠的小部落的確憑藉這套「用思想力量來準備」的理念抑制了分裂;順理成章,整個社群的思想變得一致、強大、和諧,故而他們在所有文化活動中都展現出非凡的協調能力。
[1] The Hopi verbs of preparing naturally do not correspond neatly to our “prepare”; so that na'twani could also be rendered ‘the practiced upon, the tried for,’ and other wise.↩
[2]譯注:這裡有點晦澀。此處所謂「事情」(matter)其實指腦海中某件事物的投影,一般人認為這些投影獨立於現實的事物而存在,所以是「物自體」(things in themselves)。下文「玫瑰花叢」的例子解釋得很清楚。↩
[3]譯注:祭管,原譯作「祈禱時用的管樂器」,但資料顯示似乎是類似煙槍的工具,所以上文才提到ritual smoking。姑且統籠地譯作祭管。↩
[4]See, e.g., Ernest Bèaglechole, Notes on Hopi economic life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15, 1937), especially the reference to the announcement of a rabbit hunt, and on p.30, description of the activ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leaning of Toreva Spring – announcing, various preparing activities, and finally, prepar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good results already obtained and the continued flow of the spring.↩
2017年11月23日星期四
(111) 守望老秀城:漢語近代史(主論吳語)
作者:守望老秀城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167737/answer/85145825
一、“官话-闲话”体系破灭论
古代社会因皇权不下县,国家形成庙堂-乡野两个空间维度,中间以士绅阶层维系,遂形成三种语言。庙堂官僚公事说、写官话,并传达文字政令;乡野民众不识字,生活中说白读闲话;对于本地识字士绅,则接受文字政令,并可以文读闲话直接传达至乡野农民。此可谓“官话-闲话”的古典官-绅-民三元体系。在这个三元体系中,官话、闲话功能相互独立,故通常不一致或差距很远。
49年后,传统社会彻底寿终正寝,士绅阶层消灭,中央政权统一全国并深入基层,识字率迅速上升,报纸、广播等新媒体作为政令传达载体深入各处角落。由此导致两个局面的发生,一是乡野民众可通过广播更快会听、会说官话(普通话),二是会看官话对应的文字。这事实上导致文读闲话开始多余,闲话退回到白读闲话的功能即日常私人生活。此时形成“官话-闲话”的现代国家-个人二元体系。
76年后,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加强,这导致闲话功能再度遭受冲击,日常私人生活中也无法一直使用本地闲话,只能使用本地、外地人都懂的官话(普通话)。此时,官话已经开始取代闲话功能,在经济发达,外来人口较多地区更为明显。
新世纪以后,互联网技术崛起,网络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后的最大新媒体,且与前者不同,网络不仅可以传达国家政令,而且是民众日常生活交流的公共统一平台。由于网络信息传达以文字为载体,而此时文读闲话早已丧失,故文字反馈于人们头脑的发音只能是官话。此时,官话进一步取代闲话功能。此时构成趋向于单一官话的近一元体系。
由此可见,当前时代,闲话的唯一趋势是被官话取代。因此要保护闲话,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使之拥有官话全部功能,即实现‘闲话官化”的一元体系。这要求闲话必须做到:拥有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拥有完善的正字体系。但在大陆,这个新一元体系,也势必和官话的旧一元体系发生冲撞。企图通过号召学方言、做方言电视广播节目来保护闲话,其实质是将今日的近一元体系退回到二元体系,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闲话最终的命运是消灭,而只有官话才可以活下去。
二、粤语和吴语的过去和未来
粤语区的广东一地,因其远离北方中央政权,本地地方意识本就浓厚,故在很多时期事实上也扮演半个政治共同体角色。政治独立性与语言独立性互为促进,遂使得粤语功能的官话化不断加强,正字体系迅速普及完善,一元体系很早建立起来。近代后直至20世纪末,又有香港作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存在。但因为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存在,粤语和普通话的一元体系依然发生冲撞。
吴语区与北方中央政权地理距离更近,关系更紧密。历史上多以华夏文明正朔自居,推动大统一并在北方中央政权占据中高层,但因吴语区和中央地理分离,两地方言差距很大,故吴语无法直接成为官话,遂官话从京,闲话从吴。如前文所述,由于古代是三元体系,故官话、闲话差距较大并非问题,但也埋下隐患,即吴语的功能官话化进程趋于停滞,如正字存在感极弱。至近现代,官话开始侵蚀闲话功能,吴语便已经无抵抗能力。
三、吴语在民国:国语运动和地方/国家心理认同。
民国是特殊的过渡期,传统社会日渐解体,报纸、广播等媒体开始在城市出现,但国家长期分裂,中央政权衰微。这一时期,官话开始有侵蚀闲话的能力。同时,吴语区政治精英作为核心力量(后汇聚成国民党),积极重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由此造成一个核心问题:即新官话标准的设定。
民初,北京民国政府推广国语运动,新官话标准备选有三种:南京官话、北京官话和兼顾南北的“老国音”,其中,老国音曾经推广,但却因其接近江淮官话,而为吴语区民众所不喜。这是因为清末江淮地区衰落,大量江淮难民流入江南,导致歧视所致。最终,北京官话成为新官话标准,称国语,并获得吴语区民众认可。
北京官话获得吴语区认可,反映出彼时吴语区并未认识到闲话的危机。吴语区深信古典时期的经验,并不怀疑官话-闲话三元体系会发生改变。因此,官话和闲话依然可以不必相同,且因为吴语区长期占据中央政权,更不怀疑两者即使发生轻微冲撞,官话会对闲话及其背后的语言文化造成实质破坏。
27年后,以吴语区人士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新中央政权初建完成,依然延续这一经验,以蒋氏主张继续推广国语。这一时期,因传统社会未解体,政权并未深入基层,加之国民政府事实上未完成全国统一,核心区依然滞留于吴语区,都未使得官话与闲话的矛盾凸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历史细节是,45年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曾发生迁都之争,讨论是否北上北平,而此时的蒋氏却不置可否,最终搁置。这反映出地方/国家在大一统愿景下的微妙矛盾。当官话和闲话最终不可避免的发生冲撞并走向一元体系,政府将何去何从?可惜,蒋氏没有统一全国,这个问题他最终没有机会面对。其后蒋氏带走吴语区政治精英在台湾重建政权,继续推广国语,却是为了打击本地势力,稳固外省人政权,他同样没有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附录1:上海话。
近代的上海话形成十分特殊。这一时期,国家分裂,缺乏强有力中央政权,官话权威失去,同时外国势力进入,参与本国政治经济生活。上海实质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其城市权力掌握者即是北吴语区本土精英与欧美白人,上海话亦由各地北吴语杂糅而成,并融入英文词汇。因此彼时上海,类似于香港,具备一定独立政治共同体性质,上海话亦具有少量官话功能(公事说,少量写,如报刊融入上海话词汇)。
49年国家重归一统,旧上海权力掌握者出走流散,导致上海话依托的政治环境失去,发展停滞,成为与其他吴语一样的普通本地闲话。同时官话权威重新建立,对上海话造成冲击,与其他吴语并无区别。尽管相对其他吴语,上海话的官话化进程稍强,但远不能和粤语相比,正字体系依然使用较少。但这一时期,因户籍严格限制,外来非吴语区人口较少,对上海话尚不构成冲击。
76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重新开放,吸纳大量外来人口。但此时外来移民结构已逐渐从周边长三角(北吴语)地区向外扩散至皖、赣乃至更内陆诸多非吴语区省份。大量非吴语区人口的进入开始对上海话造成巨大冲击。上海话面临来自国家指令和外来移民的双重压力。
送个小彩蛋:看看作为浦东人的宋美龄是用吴语和蒋介石交谈的,注意听开头,宋说了一句“要讲没?”:微博视频(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就南京遭遇日军空袭事件用英语强烈谴责,后立者疑为蒋鼎文。)
附录2:推广普通话背后的地方主义
推广普通话表面上是国家行为,但实质却造成另一种地方主义泛滥。与普通话接近的方言区,有机会通过此形成地方文化输出,最典型的便是东北。大量东北词汇进入普通话,在互联网上传播迅速,在事实上构成对南方诸多方言文化的压制。
附录3:语言背后的政治:官吴“二位一体”大统一格局的维持与破裂
前文已述,在官话、闲话各自独立的古典时期,吴语区通过对中央政权的高度把控,实现政治意义上地方与国家的协调与认同,在事实上构成政治上官吴“二位一体”的大统一格局。造成这种格局的实质,是中国长期的农耕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耕读传统与科举文官体制所构成的大陆文明形态,且农业发展的最高成就,即是吴语区完成的。但伴随着农业发展至顶峰,吴语区商业遂渐发达,实际已暗暗诞生相反的海洋文明的力量,并形成动荡的缘起。
晚清后,中国进入世界体系,面临整个国家的近代化转型,但此时的中央政权开始衰微。与此同时,西方势力进入包括吴语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参与经济活动,刺激了这一“相反的力量”。以吴、粤语区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开始谋求构建新的大一统政权及国家蓝图。这个政权渴求继续保持大陆国家式的广袤的国土,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却显示出更多海洋文明色彩,倾向于积极向西方学习。
27年以吴语区人士为核心的南京政权建立可看做一次过渡性的尝试。蒋氏渴望通过军事北伐与儒家教化这一旧传统,继续实现国家在古典时期的大统一格局,其在语言上厉行国语便是明证。然而,蒋氏及其政府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辨认是混乱的,政治、经济上都显示出矛盾和摇摆。最终,南京政权在未取得全国的彻底统一之前便告崩溃,而1927到19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也成为吴语区回光返照,重现最后辉煌的“南京-上海时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呈现了三位一体的重合。
49年南京政权的垮台与北京新政权建立标志着某种大陆国家格局的回归,国家重回大一统。但与古典时期不同的是,此时中国的现代化将先从中央政权周边地区(京畿地区)的高度国家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停止了对外开放,并形成了党政军企教一体化的一元体制,使得京畿地区首次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三位一体。吴语区被迫在这三个领域全面退出,其历史地位降至自宋以来的最低谷。
76年后,国家改革开放,重新唤起了东南沿海的经济活力,并恢复了其与外界的联系,但这也意味着那种“相反的力量”在隐约回归,并且因国家重回世界体系,使这种力量拥有外界助力而有更强大的潜力,这是与古典时期不同的。由此,北京政权基于近代的动荡经验,将无意愿出让在49-76年代由自身积累起的政治、文化优势及一部分经济优势。官吴“二位一体”的格局自此彻底破裂。
官吴格局破裂的实质,在于北京政权基于大陆国家的愿景与东南沿海基于海洋文明的利益诉求的深刻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因中国进入世界体系,有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敏感与尖锐。确切的说,这种矛盾分野,已经在晚清时候注定,而其本质是在指向中国现代化的唯一也是最大的难题:即中国作为东方的大陆国家如何在以海洋文明为主导的西方主流世界体系里存在。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91) Kiri Chloe Wong:和製漢語乃港產漢語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留日學生出版不少書刊並把大量日語詞彙引入中國,成為「漢語外來詞」。其實當中還有一些日本從香港書刊吸收過去的「香港新詞彙」。也就是說現代漢語裏面有一些被認為是日本與引入的漢語外來詞,其實源頭來自香港出版的中文書刊。
周佳榮在《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一書之中提出這些詞語有部份最初還是來自香港出版的翻譯著作以及字典。
首先作者在引言之中提到,19世紀中葉開始,香港已成為亞洲地區最早發展新式教育的城市之一,西方書籍和外國知識不斷傳入,本地出版的報章、雜誌以及各種圖書亦逐漸蓬勃。再加上香港在中國交通方面起着漂亮和中介作用,東西放兩種自然的文化又能各展所長,自然促進了華南地區以致廣州上海等中國城市文化活動,對鄰近國家如琉球、日本和東南亞地區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早期香港刊行的不同類型的出版物之中,以報刊、專著、課本和字典較受重視。具體地說, 1853年8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的《遐邇貫珍》是鴉片戰爭之後再華人社會出現的第一種中文報刊,收到日本幕末官員和有識之士吉田松蔭的注意。//流亡香港的著名思想家王韜的《普法戰記》是第一本中文的西洋史著作,這書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1874年他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每日發表論說,後來亦受邀請到日本訪問長達四個月。
有趣的是連西教士理雅各編譯的中英雙語對照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也傳到日本被多次重印、改編,還有插圖本和日本翻譯本等等。有若干詞彙更被吸收到日本語中。
至於工具書方面,羅布存德編《英華字典》於1866年至1869年出齊四冊,這套巨型的雙語辭書曾在日本得到極大推崇,更有人指出這本書對日本詞典中譯詞的最初形成了決定性的作用。可惜這本書在香港機本上不為人所知,在中國學界也鮮有人提及;日本學者確認有不少日本譯詞來自這本字典,給予很高的評價,在日本與學界成為常識,但中國學者中留意者依然極少。
例如在《英華字典》出版之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創立日本銀行之際一時想不到英文的Bank怎樣翻譯,於是拿了《英華字典》閱讀,看到可以翻譯為錢莊、銀鋪、銀行,他認為頭兩個詞語不夠大體所以採用了銀行一詞,日本帝國銀行就這樣成立起來。但是到底現代日語詞彙之中究竟有多少詞彙來自這本字典沒有人做過全面統計,但按已知的論證推算大約也有數百個。
研究現代漢語詞彙的學者非常喜歡強調進入漢語的日語新詞語都是來自日本語,其實當中有很多由中國傳到日本,幾十年後又回到中國。因此留意香港出版的書刊包括《英華字典》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份。
很久以前曾經借閱過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寫的《中國人日本留學史》,裏面有一個專門的篇章討論現代漢語與日語詞彙的攝取,並列出「中國人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一覽表,總共有869個詞彙。
但是周佳榮卻指出,如果翻閱《英華字典》至少已經找到當中166個詞彙了!再加上剛才提到的《遐邇貫珍》和《智環啟蒙塾課初步》,這869個詞彙當中又再找多30幾個出來,合計有200多個原來早在香港的雜誌書刊已經出現了。
有見及此,周佳榮明確表示看來現實裡至少有200多個香港詞彙其實是近代中國較早形成的一批現代漢語詞彙,當中有不少被日本人借用到日本語,最後還被誤認為是日語詞彙。
看完周佳榮的研究,似乎香港的作用原來一直被我們忽視了,還把功勞通通拱手相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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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讀過陳湛頤著《日本人與香港》一書,記載大量早年日人書札,其中多處談及日人好買香港英華書局刊印之洋學讀物,如字典。早年日人西航,多途經香港,香港市貌之井然每每令其嘆服。但對土著(本土香港人)之印象則多屬狡猾、無信之類 XD//
特此推介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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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第七章「現代漢語與日語詞彙的攝取」。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80) 慕容雪村:中國語言風格的墮落
不久前,我走過三亞的一條街道,聽到有家店鋪在播放著名的《社會主義好》的搖滾版。雖然我對這首歌深感厭惡,但音樂響起時,我還是會下意識地跟著哼唱:“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
幾十年來,這些共產黨讚美自己的歌曲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耳邊消失,即使在“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乾癟招牌的今天,它們依然常常出現在中國的電視上、廣播中,甚至是私人商店用以招徠顧客的大喇叭裡。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這些歌曲就是我們的青春記憶,很難估量它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心靈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因為仇恨教育、愚民宣傳,再加上對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壞,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漸漸形成。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粗鄙和殘忍,而這並非中文的固有傳統,更多應歸功於共產黨和它所倡導的意識形態。
無論官方文告、文學學術著作,還是私人言談,都可以看到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語言”。
時至今日,中國的高層人物會在那些極為嚴肅的場合,或正式的演講中使用一些極為俚俗的語言,比如“打鐵還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間新聞中常常大講特講“和諧社會”和“中國精神”。就在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還說過“絕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六十多年來,中國的宣傳和教育從來沒有擺脫殘忍和嗜血,在教材中,我們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託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要戴紅領巾,那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大多數人都唱過《少先隊隊歌》:“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幾十年來,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地不厭其煩地反複播放這些內容,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日常語言和頭腦。在最近幾年中,我不止一次聽到我的朋友們,包括那些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也在使用這種被宣傳污染的語言,而且不是在反諷。
兩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聽到兩位老農站在路邊辯論,主題大約是“米飯和饅頭哪個更好吃”,在辯論的高潮時段,其中一位大聲指責對方:“你這是形而上學!”(另一位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你才是形而上學!)
對形而上學,毛澤東持有一種很奇怪的懷疑(以至於我懷疑他根本不懂這個詞的意思),宣傳機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來推廣和鼓吹此種論調,久而久之,“形而上學”就成了一種可疑的學說、一個可鄙的詞彙。可以想見,那兩位農民對形而上學並沒有多少了解,他們只是從黨的宣傳詞典中學來這個詞,並用它表達自己的不屑之情。其他的一些詞彙,比如“唯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情調”,也成了萬能的批評用詞。那些最常使用這些詞的人,其實大多都不真正了解其真正的意思。
在中國人的日常語彙中,革命字眼隨處可見。我們把工業、農業在內的一切行業都稱之為“戰線”(幾乎所有工作的場所都可以稱為“陣地”)。帶病堅持工作通常被稱為“輕傷不下火線”。一些大企業會把它的銷售隊伍稱為“集團軍”、“師”、“團”,把銷售區域稱為“戰區”。
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一些學者把這種語言稱為“毛氏語言”。在2012年發表在〈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說這種話語比“大多數語言更賦軍事隱喻和政治偏見”。他舉了一些關於毛氏語言氾濫成災的例子:“大陸人即使到今天,還是會在飯局快結束時讓他們的朋友“消滅”剩餘的飯菜;上次我在北京時,一個小男孩在公交車上對他的媽媽說:'媽,我要尿尿',他的媽媽回答說:'堅持!司機叔叔不能在這裡停車。'”
這種新式語言的濫觴於毛澤東時代。早在奪取政權之前的延安時代,毛澤東就教導作家和藝術家要“為人民服務”,反對使用那些“人民群眾”看不懂的字詞,以及“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然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就開始大力推廣所謂的“人民的語言”——即那種淺顯俚白的文字風格。
這種“讓語言俚俗低級”的改造並非偶然,而是一項深思熟慮的行為,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討論的質量。文化大革命更是將這種“語言革命”推到極致,在那時,知識人所擅長的理性討論被完全摒棄。在這種野蠻的話語空間中,許多詞語都漸漸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然後黨可以運用這種語言來裝腔作勢、混淆是非。
在近些天,中共高級官員時常把“法治”掛在嘴邊,但這裡的“法治”和真正的“rule of law”毫無關係,當他們談起法治,指的其實是“共產黨用法律統治中國人”。
這種故意的混淆只是為了一個目的:運用掩蓋不民主的現狀,並假裝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抵抗這種官方話語,也不知道應怎樣防止這種話語污染我們的語言。在許多時候,即使是我這樣的作家,也無法避免哼唱那些讚美共產黨的歌曲,雖然我們很清楚共產黨試圖用這樣的話語來控制我們的頭腦和心靈。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最能表達我的擔心,他寫道:“如果思想可以敗壞語言,那語言也同樣可以敗壞思想。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
(70) Wong Chi Wah:真粵語歌VS假粵語歌
這篇文字,應「老闆」要求,兩度增寫,結果從二千餘字倍增至近五千字。而「老闆」意猶未足,現在微信平台的版本,又加了不少料!
九十年代初,筆者開始在粵語歌評論中提出「真粵語歌」和「假粵語歌」的概念。所謂「真粵語歌」,就是說其歌詞主要用粵語口頭語言寫的;而「假粵語歌」,則是說其歌詞完全是用國語書面語寫的,只是演唱的時候用粵語而已。換句話說,後者是用「的了呢嗎」,前者是用「嘅咗噃咩」。
粵語流行曲自八十年代初開始,便開始是「的了呢嗎」的天下,由「假粵語歌」當道,難得能聽到一首會用「嘅咗噃咩」的「真粵語歌」!
為何會被「假粵語歌」當道?相信有果必有因,但我們何妨先重溫一下,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除了許冠傑和許冠英,還有不少歌手是會去灌唱「真粵語歌」的。
……談話要巧妙,為靚女火氣盡消,溫拿樂隊《耍花招》1978 詞:薛志雄
無論對與錯亦陪笑,逢係佢嗜好都要曉,
為佢打衝鋒博命飆……
每次我,我睇見佢,我直頭chok晒支氣管,林子祥《確係愛得悶》1978 詞:黃霑
點睇得,點睇一世,佢悶到我想搬,
棹忌啦,咁樣戀愛我蝕本,
日日對住確係愛得悶……
……油脂女油脂仔,隨你點講我隨你點睇,張國榮《油脂熱潮》1979 詞:盧國沾
啊啊!夜晚去街點會話我亂咁嚟!
功夫仔一兩度你點夠使,好身手本領實際先夠威,鄭少秋《貼錯門神》1979 詞:江羽(即鄭國江)
招招古怪,嚇到你壞,新招攻勢凌厲。
得把口死氹爛氹起勢呃,出死橋呃吓度吓搵晏仔……
論情義幾多開心閉翳,人同人太多虛虛偽偽,關菊英《知己同心》1979 詞:鄭國江
有幸你能結知己良朋,但願終生維繫。
重情義最好乜都冇計……
要娶本小姐,好多責任,行共企包管困身,甄妮《小姐宣言》1980 詞:黃霑
任我指,乜都要肯,我一聲,你只准震,呢世內休想睇女人……
其實正邪,好似日同夜,難望兩立,總有一邊要扯。關正傑《救世者》1980 詞:鄭國江
晚黑一過,天光總會好啲,可惜天光後好快入夜……
咪當你係救世者,啲新聞鮮血寫,
你當你係救世者,點解監倉滿瀉?……
……共妳雙雙對,好得敕好得意,地冧天崩當閒事,林子祥《分分鐘需要你》1980 詞:鄭國江
就算翻風雨,只需睇到你,似見陽光千萬里,
有了妳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
仍然記得嗰一次,風裡相依,杜麗莎《仍然記得嗰一次》1981 詞:黃霑
仍然係一想起,人就嚮往神馳,
冇見你經已成年,不再心痴,
緣何在我心中,仍舊記那一次,
一早都知難共你一生相思,
但係舊事總會日日記起,
你句句嘅說話,你種種真心意,彷彿不失當初意義……
我對你嘅愛有信心,信你對我永遠冇變更,譚詠麟《愛人女神》1982 詞:黎彼得
係我嘅愛人,敬愛嘅女神……
以上共選錄了十首歌詞的片段,盡量是從不同的歌手的歌曲之中選出來的,而時間跨度則有五年,即從1978年至1982年。由此可以見到,香港樂壇到了1982年,「真粵語歌」仍有一點點兒的生存空間。
但從這回「抽樣調查」可知,歌詞大凡用「真粵語」來寫,題材就似乎較宜於「鬼馬」的、「謔笑」的,且看來已是一種不成文的規矩。故此,《救世者》以「真粵語」寫嚴肅的題材,實在是難能可貴。《分分鐘需要你》和《仍然記得嗰一次》以「真粵語」寫情歌,卻盡消「鬼馬」「謔笑」的感覺,但見情深款款,這些可謂「真粵語歌」的極品。
然而嚴格來說,以上幾首「極品」,並不是整首用「真粵語」,說實在只是不避忌用粵語口語用詞罷了。其實,整首都用「真粵語」寫的歌詞是極難填寫的!所以黎彼得、許冠傑早年寫的那些「真粵語歌」,是使筆者由衷佩服!
或者是物極必反,在《分分鐘需要你》和《仍然記得嗰一次》之後,以「真粵語」寫情歌似乎再難措手,而「鬼馬」、「謔笑」一類歌曲亦漸變得不合時宜,於是八十年代初期,正是「真粵語歌」淡出的時候,粵語流行曲的江山開始被「假粵語歌」雄霸。
當然「假粵語歌」是有優點的,因為它乃是國語,能通行華人世界。而感覺上,以國語入詞,像是高檔些,也較能跟已在地位上提高不少的粵語流行曲匹配些。又或者,美確是需要有距離才能產生──「假粵語」跟粵語人是會有一種距離。
後來,再經過十年八年的發展,更形成一種怪觀念:「真粵語歌」只配由許冠傑唱!之前的歌手唱,乃是低俗的不入流的;後來的歌手去唱,則是不會獲歌迷接受的,有些人甚至會質疑:為甚麼倒退回許冠傑的年代!於是,千禧年之後雖有詞人欲嘗試「新廣東歌運動」,換句話說是希望把「真粵語歌」帶回樂壇來,結果是不消提!
讓「假粵語歌」雄霸粵語流行曲的江山,相信是香港粵語人共同造就的,不會因個別的人的非主流思考而有甚麼變動。要說因由,可以追溯到很遠,早於上世紀中葉,即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粵語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已是排在英語和國語之後,這相信是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觀念,故此在那個時候開始,以「真粵語」來寫作歌曲,就已經是絕少用於嚴肅的題材,也絕少用於情深款款的戀歌,大家都感到以「真粵語」寫作,頗是俚俗,難登大雅,也難投入其中的愛情世界。
這種觀念與感覺,可謂一直盤據在香港人的心中,雖然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大大振興的頭幾年,樂壇中人像是逢上百花齊放的春天,這些觀念與感覺好像暫時被沖得淡淡的,所以湧現了不少「真粵語歌」作品的實驗與實踐。可是實際上,這些觀念與感覺只是暫時休眠了而已,八十年代初,它又撲出來壓制「真粵語歌」……
說起來,筆者當年曾聽過出身粵曲界的葉紹德(填《啼笑因緣》的填詞人)說:「填粵語歌一係用文言,一係用粵語口語,就係唔應該用國語。」這才知老一輩的詞人竟是會有這種想法的,而此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不少粵語口頭用語,其實甚古雅,甚能與文言匹配。比方說「飲」與「食」都是四書五經時代的用語(一簞食,一瓢飲),杜甫也用「隔籬」(隔籬呼取盡餘杯),蘇東坡也用「幾時」(明月幾時有),姜白石也用「舊時」(舊時月色)……
奈何,上述的那些觀念與感覺,最終讓國語──「假粵語」雄霸粵語流行曲的江山。「真粵語歌」不敵「假粵語歌」,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為了讓讀者能多認識一點「真粵語歌」,又或是不避忌用「真粵語」的語彙的歌,以下且介紹一批:其中有些頗經典,有些又甚是冷門,但並不包括許氏兄弟唱的歌曲。
玩吓啦(溫拿樂隊主唱)
問我(陳麗斯主唱)
青春女探(黃愷欣主唱)
新區自嘆(大AL張武孝主唱)
的士生涯(大AL張武孝主唱)
鬼叫你窮(大AL張武孝主唱)
人生小配角(關正傑主唱)
小鳥高飛(甄妮主唱)
三歲仔(張國榮主唱)
初初學行(鄭寶雯主唱)
各師各法(林子祥主唱)
落難天使(林子祥主唱)
邊位算係性感(林子祥主唱)
考車牌(葉振棠、黃正光主唱)
每一個段落(羅樺主唱)
醉眼看世界(羅文主唱)
面對得失(周玉玲主唱)
甜甜廿四味(盧業瑂主唱)
好大個網(威利主唱)
小生怕怕(譚詠麟主唱)
很快便數了二十首,相信暫時也足夠感興趣的網友去尋找和了解。從上述名單中見到,雖是盡量選些由不同歌手唱的,但似乎張武孝和林子祥唱「真粵語歌」的數量都比較多。其實,林子祥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仍偶然有唱有較多「真粵語」語彙的歌曲,比如《花哩花碌星期六》、《師傅教落》、《惡鬥惡》、《昨日街頭》等,很是難得。可以說,不避忌使用「真粵語」語彙的歌曲從未絕跡,比如九十年代的Beyond樂隊名曲《畀面派對》,最震盪耳膜的兩句:「你話唔畀面,佢話唔賞面,」,就是「真粵語」!但無疑,近這幾十年來,「真粵語」在粵語歌詞之中是位處邊緣。
寫到這處,已近三千字,但筆者刻意不提許冠傑的「真粵語」歌,也刻意不提一首許冠傑之前,粵語歌地位低如地底泥時期的那些「真粵語」歌。因為一種有光環,好像不需多談;一種無光環,談起也怕被白眼!
「真粵語」歌源遠流長,比如在抗戰時代,極廣泛地流傳一首調寄呂文成《漁歌晚唱》的《窮風流》:「自己精乖經濟又夠派,周身摩登內裏有古怪,有時冒充音樂界,去到嚤囉街,舊貨爭住買,牛頭褲短,完全用襴布改埋,恤衫又靠執,鞋就著舊鞋,總之樣樣充硬晒……」它充分反映了戰時物資匱乏的苦況。這首「真粵語」歌後來也有移用到粵曲之中。五十年代,大馬華僑馬仔填詞兼首唱的《賭仔自嘆》:「伶冧六,長衫六……」是「真粵語」歌又一早期傑作,後來成為鄭君綿的名曲。
五十年代,何大傻、廖志偉、朱頂鶴、鄭君綿等都可說是香港唱「真粵語」歌的先鋒。何大傻的《口花花》,開始的幾句:「點解今朝又咁少餸,塗茶茶又凍,餓到我肚空空……」在八十年代也尚有廣告商看中,拿來用於廣告片內。何氏另一首《多多福》(調寄《旱天雷》):「邊個話我肥,我請佢食雞脾,哦乜你話我肥咩肥咩,我鍾意係肥,嗱肥人肥福份,真正係唔伯肥膩……」是深得肥人一族的歡心。廖志偉的《發開口夢》是極早提到打麻雀的「真粵語」名曲:「忙嗌碰食出雙番東,四番滿胡食出確係面寬容!嗰陣贏到夠就立即鬆,怕啲老友撞見共我托水龍……」
五十年代後期,電影《兩傻遊地獄》的插曲《飛哥跌落坑渠》,是當年「真粵語」歌之中膾炙人口的名曲,大抵其憎厭阿飛文化的取態,深得一般小市民的共鳴!因為當時粵語歌地位低,《飛哥跌落坑渠》不但被視為粗俗,也被視為「粗製濫造」之代表。但其實《飛哥跌落坑渠》是由極講究錄音質素的娛樂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版本的編曲,是由顧家輝(顧嘉煇當年所用的名字)負責的!一點都不「粗製濫造」,只因歌者無光環,就被這樣看罷了。
那個年頭,不齒阿飛文化的「真粵語」歌頗有一些,比如鄭君綿有一首據《帝女花.香夭》改詞的《買麵包》:「落街冇錢買麵包,靠賒又怕被人鬧,肚飢似隻餓貓……我嘅頭毛電到似花棚,整得周身衰格扮到唔似男人貌……」在當時來說,這首「真粵語」歌深受低下階層喜愛。
七十年代初,從南洋來香港求發展的鄭錦昌,他親自據粵樂《龍飛鳳舞》填詞的《唐山大兄》,以「真粵語」歌頌李小龍所演的電影角色,也是深受低下階層喜愛的。
許冠傑的「真粵語」歌《鬼馬雙星》一雷天下響,同期,眾三四綫歌手紛紛大唱諸般「真粵語」歌,寫實有之,逗笑有之。寫實的比如有首《生活的旋律》(面世日期估計比《鬼馬雙星》早):「周圍起價不應該,柴米油鹽都上漲,鹹魚蝦蟆臘鴨頸,罐頭又貴食蝦醬。你想慳,食乾糧,買餅頂肚冇件平……」已經唱到物價飆升的問題。有首《十四座》:「真真折墮,揸架十四座,兜多個round,都未曾滿座……」是替小巴司機吐苦水。有首《小販生涯》:「難捱,難捱,荷包冇錢人難捱,停工半年點去捱,謀生咁難難求人,做小販好過借人債,街邊迫住去賣,點知衰在冇牌……」是為迫做無牌小販的失業工人吐苦水。可惜由於主唱的歌手都欠光環,這些「真粵語」歌只是很局部地流行,而且也因為採用「真粵語」來書寫,多被視為粗俗。
惟有許冠傑的「真粵語」歌,人們接受情況完全不同,雖然最初是有不少批評聲音,可是很快就被忘掉。許冠傑的「真粵語」歌,亦可分寫實、逗笑兩類,寫實的如《鬼馬雙星》、《制水歌》、《天才與白痴》、《天才白痴錢錢錢》、《半斤八兩》、《鬼馬大家樂之醫生頌》、《鬼馬大家樂之點解要擺酒》、《賣身契》、《加價熱潮》、《尖沙咀Susie》,逗笑的如《打雀英雄傳》、《追求三部曲》、《麻雀耍樂》、《佛跳牆》、《十個女仔》、《錫晒你》……
現在說起「真粵語」歌,人們已習慣先想起許冠傑,然後想到他的寫詞拍擋黎彼得。是的,黎彼得確是寫「真粵語」歌歌詞的高手,尤其他在基層中成長,熟悉低下階層,所寫的很能引起他們的共鳴。但其實當要寫起「真粵語」歌來,很多平日一本正經的詞人,都可以寫出本色之作!比如從前文可知,黃霑、鄭國江、盧國沾其實都寫過不少。前文提到的《惡鬥惡》是潘源良填詞的,《花哩花碌星期六》是林振強填詞的。其中,也有些產量較小的詞人,比如《的士生涯》是陳劍雲填詞的,《好大個網》是湯正川填詞的,《小生怕怕》是黃百鳴填詞的……至於五十年代,像上文提到的何大傻、廖志偉、朱頂鶴等,都常常是自己填詞自己唱的哩!其中《飛哥跌落坑渠》這首名曲,填詞者是胡文森,所寫過的逗笑「真粵語」歌,數量是頗多,比如《許肚痛》、《扮靚仔》、《天之嬌女》(這首歌在電影《一代宗師》的戲院版中曾出現過,是據著名英文流行曲《Buttons and Bows》填詞的)等等,但胡氏卻又是撰寫文雅粵曲曲詞的高手!小明星的名曲《夜半歌聲》就是出自胡氏的手筆的!
其實無他,粵語詞人填寫「真粵語」歌,不過是我手寫我心,縱是填詞難,仍是容易得心應手的!
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50) 成都一炸雞店取名「叫了個雞」 城管:不能亂叫
“真的是把我尴尬惨了!”陈女士说起前两天的经历,直言难以启齿。自从上周日看到一家店的招牌“叫了个鸡”后,她8岁的儿子这两天总念叨这四个字。生气之余,他向城管、工商等部门电话投诉了此事。今(17)天,锦江区书院街道办城管治安综合执法队依照相关法规,拆除了招牌,并劝导经营者改换菜品的不雅名称。
近年,街头不时见到“秀下限”招牌和户外广告,城管和工商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招牌广告内容违反公序良俗、有违相关法规,他们定会监管查处。
招牌内容太“污” 让人难堪
陈女士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尴尬经历。11月13日,周日,她和几个朋友带小孩到IFS周边逛街、玩耍。沿着红星路二段走到武城大街交汇口时,她的朋友看到一家绝味鸭脖店,便招呼大家过去买卤味。可谁知,尴尬就这样靠近了。
“绝味鸭脖的隔壁,看起来像是个新开的炸鸡店,招牌和外墙都是明黄色,很惹眼,最让人不好接受的是,这家店名叫‘叫了个鸡’,附着的宣传语是‘一家专门做鸡的店’”陈女士说,单单是这些,她已经觉“很没底线”,她又朝店里看了下,“墙上挂着的宣传语、菜品名称更‘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转述。”陈女士说。
更让陈女士觉得难堪的是,她8岁的儿子童言无忌地问她“叫了个鸡”是什么意思。这一问,让周边的朋友和听到的成年人都大笑起来。陈女士说她本来想遮掩过去,不让孩子对这些留下太多印象,可大人们这一笑,让孩子以为是件有趣的事儿,追着问“啥子叫叫了个鸡”?她选择冷处理,告诉孩子就是一家卖炸鸡的店。“可我儿子这两天还是时不时地念叨一句‘叫了个鸡’,让我恼火得很。”


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35) 普教中對香港學童之禍害
2016年1月27日
普教中有幾恐怖? 我用我嘅補習經驗答你:一個小六學生作文奇差, 佢阿媽要我密集式同佢補。我叫佢將我講嘅嘢用書面語寫番出嚟, 例如:"佢哋聽日要好早番工, 所以今晚十點未到就要瞓覺。"(他們明天很早就要上班去, 所以今天晚上還未到十時就要睡覺了。) 好簡單啫, 係咪? 佢竟然唔識寫。
我話咁你照番粵語咁寫出嚟啦, 跟住我再教你轉做書面語, 但佢都係唔識寫。最後我用支那話講一次, 佢終於識寫。我問佢平時作文時, 個腦用粵語定支那語諗嘢? 佢話用粵語。大家明問題癥結喺邊啦?
(1) 佢唔係聰明到能夠直接用支那話諗嘢然後 "我手寫我心" 。
(2) 佢好自然咁用母語粵語諗嘢, 但佢又唔能夠將個腦諗嘅嘢同文字連結起嚟, 因為佢根本冇學過d字嘅粵語讀音。佢識諗, 識講, 但唔識寫, 即係一個變相文盲。
(3) 相反地, 如果整一篇文俾佢睇, 佢只係識得用支那話讀出來, 但叫佢用粵語講一次, 佢就唔識。問佢其實知唔知篇嘢噏緊乜, 可唔可以講吓佢自己嘅意見, 係贊成反對定中立, 順便詳細講吓原因, 佢唔識講。我話, 你唔識用粵語講, 不如你用支那話講啦, 你明明識得用支那話照讀篇文㗎? 佢更加唔識。
(4) 但如果唔牽涉任何漢字, 純粹同佢用粵語討論, 佢又完全冇問題。呢個學生智商正常, 不過就唔係特別聰明。
Chan Kin Yee 留言補充(2016年1月27日9:40):
無論佢睇幾多書, 都係解決唔到(2)同(3)嘅問題。如果佢終於能夠做到(1), 佢作文就會好d, 但就仍然做唔到(2)同(3), 不過喺偏重支那話嘅考試制度下, 佢會過到骨。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25) 20年後簡體字成香港主流?調查指近四成人認為有可能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公佈民調指,有8成多受訪者贊成在中小學教學生普通話,但只有4成贊成在中小學教學生簡體字,不贊成的則約有半數;有5成受訪者贊成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普教中),不贊成的亦有接近4成,反映意見相當分歧。另外,認為簡體字會代替繁體字成為香港最常用主流字體的有5.7%,有61.4% 受訪者就認為不會,有21.8%認為一半半,11.1%指不知道/很難說,即38.6%人認為簡體字20年後有可能會成香港主流。
調查於上月進行,電話訪問了722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當問到受訪者是否樂於在香港使用簡體字,有31.6%受訪者表示感到抗拒,有10.1%表示樂於使用,有 56.3%覺得無所謂。至於20年後香港的常用中文語言和文字會否有改變,有55.5%受訪者認為普通話不會代替廣東話成為香港最常用語言,認為會的有 6.6%,認為一半半的有27.0%。
調查發現,有84.6%受訪者贊成在中學或小學課堂上教授普通話,有10.4%不贊成。至於在中學或小學課堂學習簡體字,則有50.8%受訪者不贊成,有41.0%贊成。被問到是否贊成在中學或小學實行「普教中」,有51.5%受訪者贊成,而不贊成的也有37.6%。
調查亦問及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話的情況,有40.2%表示有間中使用,有33.1%表示很少使用,有15.5%表示經常使用,有11.2%表示完全沒有使用。至於簡體字方面,分別有29.6%受訪者表示間中使用,32.4%稱很少使用,有12.0%表示經常使用,亦有25.5%表示完全沒有使用。
2016年2月12日星期五
(14) 4名校網逾半校普教中 實施情况各不同
【明報專訊】為掌握本港小學普教中實况,記者上周選擇4個深受家長追捧、名校林立的小學校網,以家長身分致電80間小學查詢普教中情况(見表)。原來即使普教中的學校, 實施時也有不同組合,有的部分年級才普教中,有的一個年級分普通話及廣東話班,部分更會「梅花間竹」雙語交替教授,難怪家長混亂。
「全面實施後有問題」 小一轉粵語
19 間全面實施普教中的小學不乏傳統名校,如拔萃小學、香港培正小學、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及高主教書院小學部。不過,原本全面實施普教中的聖安多尼學校表示,實施後發現,學生的母語為廣東話,上課使用普通話容易出問題,2016年9月新學年起,小一中文科將改由廣東話授課。
記者向小學查詢時發現,除了全面普教中的小學,有25間小學實施不同程度普教中,當中9間在部分年級全面實施普教中,6間只在部分班別實施普教中,7間小學選擇在部分年級的部分班別推普教中;其餘3間表示計劃逐步全面實施普教中。
或部分年級班別實施 家長可選報
這些不同程度實施普教中的小學安排複雜,如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在小一至小三全面普教中,小四至小六改為全面粵教中;九龍城的民生書院小學全校所有年級均有3 班普教中班、3班粵教中班,家長可按意願選擇;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方面,小一粵教中,小二至小四有1班普教中,小五、小六則改回粵教中,職員表示成績好才可入普教中班,家長亦可自選是否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