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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

(191) 鄭立:香港人為何需要一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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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3日

再答另一個問題,我們為何需要一個民族?

你沒有民族,我們是香港人就只因為住在香港。離開了就變成另一地方的人。那自然也失去對香港的執念和感情,對於在香港的人受壓迫,對於香港文化衰落,對於香港失去感覺。自然也無心去援助,甚至像不少建制派敗類一樣,只想盡量賺錢任意出賣。

就像你住在黃大仙,但要搬時就搬。

你是一個民族,哪怕你沒有政府,沒有國家,我們也是一個互相有感情與責任的共同體。就算不少人不會再住在香港,還是在世界各地散居生活,像猶太人一樣,還是能維持其獨特的價值觀,語言,共同歷史與思想,在香港有難時,他們會基於其執念與感情,在世界各國做自己能做的事支援:這很多時能做到當地人不能做到的事。

就像父母家人不會因距離而停止互相維護。

香港人若非民族,而只是一群中國人,印度人,英國人,住在香港此處。則香港就有如礦坑小鎮,金歇則絕,利離即衰。如果這些人的歸屬感與感情在香港,則香港即使毀滅,外面的人都會回來協助重建復興,能夠再有新生。

民族能脫離地理限制,能克服時間的消磨,能讓我們作為一個集體,生存到久遠的未來。能給我們無私行動的責任感與動力。

否則,單憑像是為局所交管理費的責任感,香港是必然會衰落的,不在外來的壓迫,而在自我的不重視。

民族並非源自血緣,我們祖先都來自非洲,那不會成為同一民族,民族創造於我們想要留住一個偉大的文化,一段美好的記憶,一個豐富的語言,而我們樂意將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一部分,世代承傳的承諾。

血緣是協助,但僅憑血緣不能,我祖先是上海人,但我不是上海人,因為我被流傳的文化感情與記憶是零,這就是舊上海的結局,就算今天上海經濟繁榮,那也只是一個賺錢的工作地點,失去了別人對他的感情與愛護,那也不過是個礦坑小鎮而已。

看到有些上海人還在努力復興上海話,看他們的困難和唏噓,我們如果不建立民族,香港未來再繁榮,也只是被竊據的寄居蟹。

這是香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史詩,香港是你的家,還是你的辦公室?是你的家,還是一個因爲有利可圖而住在此處的宿舍?

2017年9月27日星期三

(103) 鄭立﹕怪責受害者

鄭立﹕怪責受害者
(《明報》,「觀點」專欄,2015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和邏輯一樣,有一個在香港的教育裏,從來都沒有提及,但是在外面卻頗受注意的概念,那個概念叫作 「Blame the Victim」。

中文就是「怪責受害者」,他是一種既得利益者常用的詭辯技巧,雖然是詭辯,但這個技巧對於普遍邏輯不清醒的人,比方說,我們香港人來說,是非常有效的。

什麼叫作「怪責受害者」?就是說,在一件事情上,總有因此而受害的人。受害人就是在一件事上,輕則損失金錢,尊嚴受創,重則失去某些權利,失去性命。但是他們會被說成是導致事件的原因。這種行為自古以來已經存在,有一句成語非常有代表性,叫作「引人犯罪」。

前陣子有篇南亞的新聞,某個官員評論,「女性被性侵犯是因為自己穿得太暴露」,就是典型的「怪責受害者」,但是很多人聽了之後還是覺得有道理,同意「你不想被性侵犯,就不要穿得那麼暴露」。一直以來,大家似乎也習慣了這種反客為主的指控。

直至近代,才開始有人提出這種指控有問題。

在美國20世紀,關於種族主義的問題浮上枱面,開始研究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的心態時,發覺他們經常用「是他們(受害者)自取的」作為理由。發覺這些法西斯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都有一個共通性﹕他們習慣了將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歸類是被他們厭惡者或者「弱者」的錯。

要注意這裏的「弱者」,裏面並沒有任何關懷或者同情的含意,而是一種敵意和鄙視,一種貶低人的說法。以今天的言語來說,就是「社會失敗者」、「輸家」、「低下階層」、「沒有14,000元收入的人」、「窮人」、「愚民」、「刁民」、「暴民」,這些才是廣義的弱者。

批評者不見得就是強者
要留意的是,批評者他自己並不見得就是強者,甚至他本身客觀上就是這些弱者,也就是他們自己可能也是事業失敗者、窮人、低教育程度者,但正因為他們接受不了自己這樣的客觀情况,他們以立場將自己歸類為勝利者。基本上,他們先將「貶低」當成一種強者對弱者的行為,然後自己採取這種行為時,就會主觀把自己歸類為強者。

所以你在香港,可以看到月入可能萬餘左右的基層,會對收入比他高的各種專業人士,進行「貶低」,或者只有中學程度者,去批評碩士大學生無知,說成是廢物、社會敗類、弱者之類。因為他們正是透過「貶低」,來把自己定義成強者的。

而他們就會將所有不好的事情,不論該事情如何發展,都歸類為對方的錯。而因此而產生了任何的不公義的結果,他們都會說成是「這些人自找」的。如果有一個綁匪,勒索要贖金,不然就撕票。那你給了贖金,然後撕票,他們會說你蠢,賠了夫人又折兵;你不給贖金,然後撕票,他們就會怪你為何不給贖金。

為何錯的不是綁匪?這就是「怪責受害者」的精妙之處。

這樣的思想,在華人裏卻非常的盛行,別怪基層或者低教育程度者無知,因為連政府自己也一樣﹕皇帝永遠不會錯,錯的只有奸臣;中央官僚也不會錯,是地方官自己亂來;長期都流行用低層去頂上位者罪的結果,先天就使怪責受害者的思想,深刻在我們的骨子裏。

(102) 鄭立:欠缺「貴族義務」的東亞文化

鄭立:欠缺「貴族義務」的東亞文化
(2015-01-05,聯合新聞網,「鳴人堂」專欄)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兩節話,大家多少在電影聽過。就算沒看過電影也應該有人提過,但是,他只是電影的對白嗎?不,他是一種西方的道德觀念,這個道德觀念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他在東亞世界不怎樣存在。

這個觀念就是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對於我們文化來說是個很陌生的詞語,在國文,德育,社會等課本都不會提及。他的意思很簡單,一個人從社會得到的越多的財富,地位和聲譽,他就要對社會負上更大的責任。

人類追求平等,但生出來每人的處境絕不一樣,有些人較健康,有些人較病弱,有些人較英偉,有些人較醜陋,膚色不同,繼承的資產,父母都不同。隨著時間變化,大家的際遇也不同,最後得到的東西和位置也不一樣。貴族義務就是應這個現實而產生的道德觀。

一個人得到的多,他就對全體有更多的義務,他必須去做更困難的事,冒更多的風險,展示更多的勇氣,展現更好的禮儀,更令人尊敬的情操。如果他做不到,這個人就沒資格擁有他所擁有的一切東西。就像騎士一樣,騎士是貴族,有封地,有地位,養尊處優,有權使用武力,一旦參與戰爭,騎士在戰場上就必須衝在最前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的貴族階級受到了重創,就是因為這個貴族義務,因為貴族出身的軍官們在衝鋒時必須帶在部隊的前頭,勇敢的面對重火力。英國的貴族子弟有義務參軍,連威廉王子現在也在服役,而且還要是在阿富汗前線打仗。

在從軍以外,貴族要自覺對社會有貢獻,所以在西方貴族出身的科學家,探險家,考古學家,企業家,投資者都不少,他們有錢,使他們有本錢去冒險做危險的實驗,深入未知的境地,那他們就要這樣做。勇氣和積極性並不單純在戰爭中展現,更多是不計代價的推進人類文明。這也是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所提倡的觀念,他臨死時把他的財富捐出去,認為留太多財富給後代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在東亞,情況卻相當不同,有很多情況下,指揮官是在安全的大後方指揮犧牲前線的軍隊,而不是在前線當軍人們的表率。官僚結構也是經常的以犧牲基層為先,保存上級為上,例如日本,政治家腐敗或者企業有醜聞,常常會出現的是秘書或者副官之類的人物出面承認責任,自殺謝罪。

社會也經常把事情變壞責任,放在基層不爭氣,年輕人不像話,崇禎皇帝可以悲哭「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有財富,地位的人,反而是非常厭惡高風險的行為,而喜歡投資低風險的房地產。幾乎所有華人國家的房地產市場都是基於他是華人最喜歡的投資物而炒上去,而對於科技此類失敗機會率很高的投資,是嗤之以鼻,無法理解為何要投入這種不穩健的生意。

對於家族成員,很樂意他們走進安穩的政府裡當公務員,當官僚,或者進入大學裡當教授,當學者,讓這些能繼承不少財產,原本很有本錢去冒險的後代,反而從事這些安穩低風險的工作。在香港,甚至可以不斷重演高級公務員加薪,基層公務員不加薪,而大家也沒有很大的反應。似乎我們並沒有覺得這種做法是十分荒謬的。

擁有大量財富而一事無為,沒做出甚麼成就,例如研究出一項科技,作了一些高風險而很有意思的投資,而只是不斷的以租稅過活,兼拼倒賣更多的房地產。反而會有人說這就是理想的人生或人生贏家。認為是成功人士。

這就是一個欠缺貴族義務的文化。擁有更多本身並不伴隨任何義務,從社會得到多的人欠缺為社會負責的意識,沒興趣冒險,生怕冒險會導致自己繼承回來的祖產損失,把低風險容易賺錢的東西全都佔據著。然後,再怪責這個社會沒有進步,是因為比他本錢少的人不敢冒險,把推動社會的責任交給沒有安樂生活的人,而自己則因為已經是成功人士了,假設自己已很有貢獻,很成功,不需要再做甚麼成功的事情了。

沒有貴族義務的社會是怎樣?

那就是擁有多的人,比別人更容易擁有更多,競爭的邏輯很簡單,在低風險的環境,有本錢的人更容易打贏沒本錢的,社會也走向兩極。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而且一代又一代後,富有的人會越來越不理解窮人,變得更麻木,而窮人也認命,習慣忍受貧窮,覺得理所當然,失去動力。社會就走向停滯,最終腐朽,變弱,滅亡。這是過去幾百年,東亞曾佔據地球大比重的經濟力,卻在人文及科學上沒有相等貢獻的原因,擁有財富的人,只想到用來炫耀,奢侈作樂,而沒有理解到這些財富有更重要的用途。

我們是否應該認真的考慮把這觀念,引入作為我們道德的一部份?

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

(97) 鄭立:論房地產

回覆〈如果大家有一億〉,
批踢踢實業坊,MenTalk板,2015年2月22日

日本在八十年代,東京的房地產總值超越整個北美洲。現在的香港,房地產總值是紐約的三倍。我們可以自欺欺人的認為,那時候的日本就真的超越整個美國,今天的香港一個頂三個美國大城市。但我想務實一點說,這些價錢有水份。

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就是房價去到頂端,暴跌大半,而且沒辦法升上去。當年的日本人的人生規劃,就是買房子先租出去,等房子漲價之後再賣出去,最終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失落的二十年,失落的就是這個計劃完全破產。

無疑大家的答案都是買房、收租,以此致富,短期合理,但深思的話這個想法建立在一個矛盾上:每增加一個房東,就少了一個租客。當你有房自住的時候,你就不用交租給別人了。而臺灣的出生率是不斷下降的,年青人的薪金也是,租客可不是無中生有,人少了,他們擁有的錢也少了,卻期望自己未來租金收入是上升,這是一種矛盾。

最終為了把房子租出去,而引入大量的外勞或者移民的話,臺灣就是讓自己變得更擠迫了。如果自己是為了做更重要的工作,例如研發、創造、領導、商業、當兵,那是可以的,但是似乎大家的願望其實不是繼續現在的工作,就是早晚不工作,而不是挑戰更高風險更重要的工作。那麼不就變成了坐享租稅的古代地主階級嗎?而歷史也反映了,這樣運作下去,國家會積弱貧窮(終究社會因為產業落後變貧困,交租的人拼了命交租也越來越少),最終被毀滅。

一個社會,人有錢了就去發展實業,做高風險的事情,社會就有未來。像科學家研發新的科技、工程師開發新的產品、商人開拓國際市場、教師自資投資改善教育;文人開圖書館、博物館,或者保育舊有文化,資助新晉的文人;普通人也可以依自己興趣去發展自己喜歡的店子,例如夢想中的咖啡廳、餐廳、書店。像歐美的先進國家,他們有錢了就是做這種事情,國家才會強盛富裕。

富裕並不在於錢多,或者有很多土地和收租,而是每人都發展自己的潛能,真正的財富是人類的技藝和知識,錢到頭來也是為了有品質的東西, iPhone、高級餐點、好的美術品、衣服、高科技的醫藥和良好的醫生,大家有了錢之後就是為了買到這些東西。何不使自己或社會能夠生產這樣的好東西?若社會不發展這方面的能力,房地產的價格只是暫時和中空的,當臺灣被拋開了,這些房價夢和租金夢都會變成泡影吧﹗

日本雖然失落了二十多年,但自從泡沫經濟爆破後,在泡沫經濟中那些浮燥的行為才漸漸的收斂,回復各行各業的生機。如果你有去日本旅遊,他們這些年都是回復一個職人的心態,日本的商品今天變得價格便宜、品質良好,高級的技術也在日本產生,這樣的經濟沒有熱度,卻是在回復健康。今天的日本,難以靠租稅和地產吃飯,做實業成功才能夠致富。

倒轉的反例是菲律賓,菲律賓曾經是亞洲第二富有的國家,但隨著房地產的兼拼、 土地世襲,最終菲律賓的土地大部份由少數家族大量的控制。而他們為了保持利潤,開始大量改成經濟作物,壓搾農民,租稅階級的巨大財富又方便他們和政府官僚結合,統治了整個國家,延續這樣的形勢,每當有任何土地改革或者公平分配的政策,都會在地主階級的大力反對下消失。大學生沒有出路,只好去香港、中國大陸、臺灣這些地方當菲傭。

如果選擇了一個方便人靠土地收租吃飯致富的社會,就會變成像菲律賓這樣,直至下一次大動亂時代為止,這種穩定的體制是一種萬劫不復。而社會也會因為欠缺希望、人無法發揮潛能、不公義,而走向動盪和動亂。如你所見菲律賓很多事情都要用暴力解決,今天我們可以笑笑他們無能耍寶,但慎防自己哪天也變成跟他們一樣。而這種跡象不是已經開始發生,臺灣不已經開始這樣嗎?

(96) 鄭立:論工業發展

回覆〈統一後,中國要如何發展台灣?〉,
批踢踢實業坊,2007年7月9日

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中國並非近二十年才開始發展工業的。中國的工業發展, 已有了一百年的歷史,即使勉強一點說,中國的近代工業是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進行工業化了。單純的工業化是否等同幸福的生活?在大部份時候都是否定的,自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這個問題已經進入了人類文明很久。

事實上,在我們印象中很多二三流的國家,包括菲律賓,南美諸國,他們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都經歷過很強大的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往往都忽略了的,我們常以為中國是繼列強之後的工業化國家,但當然不是如此。

而是,這些國家工業化到頂點之後,遇到某些瓶頸,結果導致了經濟陷入一種停滯。而成為了我們所知的第三世界國家,嚴格來說,中國亦是如此。

而我說的,便是這工業化的問題。我並不是說,人類可以完全脫離工業而行,而是說,工業只是產業的一部份。

人不吃飯會死,人類當然必須務農,但不等於要將這當成重點。務農是必須的,只是毫無顧忌地不斷投入農業,最終卻未必有好的結果,中東的乾漠化本身就是過度農業和放牧的後果。對於古人來說,他們不能理解為何「要讓人民吃飽那麼重要,而努力去讓人民吃飽的結果卻是衰亡」。

而當今工業也是一樣,工業的瓶頸,去到現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是大家很能夠理解的常識之一。雖然我不清楚為何在中國這種地方,這些的事情總是被輕忽,比方說,談環保問題,例如樹木砍伐等事,會被很多人認為那是有錢人吃飽了找事幹的道德問題,而不相信這是長遠的經濟問題。

過度將重心放在工業上是很危險的,自由市場並不是天使的禮物,自由市場在很多時候會導致自滅的後果。共產主義固然沒有成功,但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解決了。

工業化本身看起來是生產力的提升,但底下產生了很多代價,表面上看得到的,有資源的損費和環境的惡化,以及底下付出了極大的社會成本。

現在的問題正是,工業化已經去到了走向消費主義。

如果一個國家,耕田的農夫連農具都沒有,那麼這國家確實需要工業化。但中國卻不是這情況,為何中國的農業始終還是勞動密集?是否因為中國沒辦法生產農業機械? 這當然不是,相對而言,中國現在有足夠以上的工業生產力。是否中國的航運收益未足,是因為船不夠多,不夠大? 這也不是事實。那根本就和造船廠毫無關係。

日本和德國的工業並非衰落,那反而是他們避免落入過度生產,然後再過度消費。例子不會太遠,就只說一個:就是日本人再富有也好,也不會去追求「一人一部汽車」這種事情。

工業生產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是財富,也可以是垃圾。而這是中國工業正面臨的問題,現在追求的工業化,是在於怎樣壓低成本,提升產能。這是一個舊世代的想法,因為在戰爭之後的時代,確實工業品幾乎有無限的市場。但現在已不是那種時代,這便是很多工業國家轉型的原因。

原因是,我們不需要更多的鋼,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汽車,我們不需要更多的電視機。

但至少這些市場還存在,我們會買電視機,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電視機,而是因為我們「消費」了。電視沒用到不能用,我們就丟掉,為了某些理由去買新的,工業品的使用週期越來越短。會去到這地步,這就是過度生產了。這是工業社會的末期症狀,大家追求的並不是由無到有,而是由「有」變得「更新更好」,從字面上看起來這是社會進步的現象,但本質上卻是市場飽和的一種包裝而已。

這種無盡的消費主義,最終的結果是會將僅有的能源和資源,無意義地消費掉的。看看佛山的瓷磚過度生產超越40%,這已是本土一個簡明例子。

進入高科技經濟並非因為喜歡,也不是像跑步一樣,因為跑完一段工業社會就先然升上一級搞科技經濟的。相反,科技經濟本質是因為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而產生的。我們進入科技產業是因為未來資源的輸入將會越來越不明朗,包括石油等資源。

舊的工業主義認為,將工業品填滿每一個家庭就是功德圓滿,但後來發覺不論市場和原料的限制,都使這不成立的。

舊的工業主義認為,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洗衣機和汽車,就是富裕,最終發覺這負擔和代價也很大的,而且這最終也不是富裕。

高科技經濟就像你們現在每人都會用的手機一樣,曾經大家都以為,一個國家應該將電話固網鋪設在全國所有有人住的地方,但對於中國而言,這是非常困難的工程。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個先進國家,都是先鋪好了全國的電話聯網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必須如此?現實就是,因為開發了手機的無線網絡,所以在很多地方沒有固網的中國,反而能夠直接將無線網絡普及至較為偏遠的地方。為何我們不需要先鋪了固網?就像我們認為,工業化是每個國家必須之路?

重點就在這,去到這時代,工業化只應該去到需要的水平就是,而不應該將工業化視為創造更多財富的手段。工業本身並不是產生利潤的,而是產生利潤的產業所使用的工具。有軟件業,當然需要生產 CD 的工場,但生產 CD 本身雖必要,但並不重要。

工業是生產財富所需要的,但工業不生產財富。工業是依據其他產業的需要而發展到應有的水平,而不應該是無限擴大生產,而渴望市場最終能接納。這點我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技術人員、投資者所應該要明白的,否則最終工業不在做甚麼,只是將我們寶貴的原材料變成一件件垃圾而已。

(95) 鄭立:論中臺之戰

回覆〈如果台灣宣布獨立 中國真的敢開戰嗎?〉,
批踢踢實業坊,Gossiping板,2015年7月5日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因此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首先這並不是「有沒有種」的問題,這不是小混混的意氣之爭,要開戰靠的不是種,而是能力。對結果的判斷、風險、以及是否在意背後的副作用。而這很關乎的是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政治形勢造就目標,而這往往是基於決策者個人的利害和觀念。

假設決策者的目標是「保障中國大陸大部份人民的經濟生活」,那麼就不會開戰, 因為不論勝敗,在經濟上已篤定是輸了。一個會發生戰爭的臺海,會影響到整個東南去到上海都變得不安全。再加上這可能會導致美國的貿易制裁或者禁運,可以預期這些地方會退化成一種戰時經濟,很可能是配合經濟。

那麼相對而言,即使有很多憤青不滿,還是有政治上的解決方法的,當然會有人說:這樣他們不會很不滿嗎?「廣大人民」不會不能接受嗎?但理性點想,平民再不滿也不太能推翻政府,就算臺灣的軍隊再廢,渡海鎮壓拿著步槍的魯蛇的風險與成本,到底低不過鎮壓手無寸鐵的自己平民。既然只是想解決平民不滿這樣的問題,動武也是對他們動武比較簡單和安全。如果有示威就驅散,如果有言詞激烈的,就找個理由請他去關一段時間。

大不了去臺海軍事演習一下,然後看臺灣島上一堆人移民逃難、崩潰、或者求情之類的樣子,拿去中央臺不斷播就行了。

至於在輿論和宣傳上的技巧,就更多直接宣佈臺灣是「非法獨立」、「沒有法理依據」、「不受國際承認」就行了。之後再天天宣傳臺灣獨立後社會動盪、經濟不好,對於臺灣人來說可能是精神勝利法,但是這已足夠安撫那些平民,這跟「(台灣)這種糟糕的民主我們(中國)才不要」是一樣的;同樣地,透過足夠的媒體工作,讓大家相信「(台灣)這種糟糕的獨立我們(中國)才不要」就可以。

那麼,最後他們會繼續嘲笑臺灣:你們獨立了又如何啊?經濟還不是被我們控制? 我們的軍隊只要想,隨時有一天可以隨時征服你﹗或者說:退一步就是為了將來進兩步,或者國家正在好像《火鳳燎原》一樣,下一盤很大的棋,臺灣會因為獨立後進退無力,而最終自願回歸祖國甚麼的。只要在國際賽上,繼續阻止臺灣以獨立後的臺灣名義做任何事,迫他們繼續用「中華臺北」,對於那些平民而言,這樣臺灣獨立與否,又有何分別呢?甚至說,獨立後也改變不了任何現狀,對他們來說更可以解釋成一種鼓舞。他們直接說,這就是臺灣人自己自嗨而已,在國際上完全不能構成任何影響。

這就是最低風險的做法,就是用傳媒戰,以及國際上找臺灣麻煩,去安撫自己的人。實際上,如果問題就只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或「要是臺灣獨立,會引致別處也獨立怎樣辦?」這種程度的問題,那麼都是根本不用冒兵險就能解決的問題。就是把臺灣獨立這件事,貶低成一個純嘴炮,事情就解決了。

好的,以上是正常不會打的理由,大部份網絡上說的理由都是這樣。不打有很多理由,而做到不打的方法,大概也類似上面的。

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之下會打且能打?

以決策者理性的角度,如果要進行一個很高風險的選擇,那麼最大的理由,就是其他選擇的風險更高,或者根本已經是必死。越過火場很高風險,很容易會被弄死;但如果後面已經有巨石撞過來,就算90%會死的,也比起100%會死的好。上面的情況之所以說不會打,是因為有一個不打的方法存在,而且不打的方法風險低、成本低,那自然就是較好的方法。

如果你要看歷史上的戰爭,有時理性的決策者也會做出災難的,那是因為環境已經惡化到,你不選擇一個爛的結果,就只有另一個更爛的結果。那理性也只是判斷兩害取其輕,而不可能避免一個災難性的結果。

在前面有一串講為何日本要延伸戰線,向美國宣戰,挑戰一個日本擺明無法打贏的巨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大蕭條導致了日本使用凱因斯政策和貶值貨幣,增加赤字開支(今天所謂的刺激內需),把錢投進了軍工業,刺激經濟。但是這些錢易放難收,投向了軍工業的赤字,想要緊縮的時候就遭到了日本的國族主義者和軍方的抵觸,導致了二二六事變。其實就像希臘國債,政府支出過大,或者健保黑洞一樣,政府開支是最容易出結構漏洞的部份。

軍方成功對政府的影響力不斷增加的結果,就是軍工赤字無法緊縮,而日本的平民也欠缺抵抗政府的想法,或者不覺得是問題(我討厭政治,政治跟我何干?政府增加軍工開支?刺激經濟很好啊﹗你有異議嗎?),結果就是軍工的黑洞越來越大。在 1929年,日本的工業以輕工業為主,即像紡織、民生用品;但去到1940 年,日本的工業已以重工業為主。

而同期的德國,在三十年代初因為大蕭條,而導致了30%的失業率,納粹德國掌權時的德國經濟爛透了。希特勒上臺的時候,也是用赤字開支的策略,刺激內需,大量投入基建和軍工相關生產當中。

這些的結果就是,弄出了一些有大量基建、大量軍火,一個外表看起來很強,但內部經濟結構卻出現了極大傾斜的國家。日本和納粹都是這樣,這些東西要產生價值的方法就是戰爭,透過戰爭獲取土地和資源,才能夠把成本效益合理化,不然就只是昂貴的玩具而已。因此,去到那個時候,開戰就變成了唯一合理的選擇。

開戰贏了的話,可以證明這一切投資都是正確的。這也是為何極端國族主義會因此被刺激起來的理由,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可以安然接受國家投入大量的成本進這些大基建和軍火上,而不去質疑這種財政政策,長遠來說一定會崩潰,以及這些投入是否合理和值得之上。輸了的話,也可以歸咎外國勢力陷害我們,並不是我們投資失誤,而是軍事投資不夠導致打輸,應該再增加投資。

你會發覺,核心思想在於:贏和輸,擴軍和大規模基建都是對的。贏了是對的,輸了更應該加注。軍工比起基建更好的地方,在於軍工是一種賭注,只要贏了就有希望。但基建完成的一天,使用度遠不如預期,那就是一筆大債了。

而中國大陸也一樣。我知道討厭中國大陸的人,會很希望他們的經濟爆破和衰落。 不過很諷刺的是,如果他們經濟爆破和衰落,結果是怎樣呢?那麼,他們也會走向用刺激內需去緩和局勢,跟上面的德日一樣,不斷加大公共開支,以維持社會穩定、降低失業率。而因為經濟爆破,更多失業者,很可能被這種複合經濟所吸納,而更堅定的支持軍國主義,因為自己吃飯就是靠這些基建和軍事力量的擴充。

一旦陷入了這些惡性循環,國家就會充滿戰爭能量,想要對外開刀,那麼臺灣如果在這時候宣告獨立,他們就會不計結果的盡可能打過來,一種消耗性的打。

事實上,這件事跟臺灣沒關係,也不是真的為了甚麼維持領土完整,而是「他們這時候需要一場戰爭去解決政治經濟困境」,而臺灣剛好做了一個機會,他們就打。如果那時候有越南、朝鮮、日本製造了機會,他們也會打。找人打才是重點,找誰打是次要的,當然如果找那個目標的副作用比其他少就更好。

所以有時戰爭的理由,可以是「單純就社會需要戰爭」,這往往是之前的政經政策的延後作用。

甚至可以說,可以情況是這樣的:臺灣獨立了,大陸沒立即打過來,但大陸那時候經濟不行,開始加大公共開支和軍隊;過了十年,發覺經濟和社會的壓力已經屢積到了頂點,不能不打一場仗,隨便要找個人開刀的話,就打已經獨立的臺灣。甚至是:臺灣沒有宣佈獨立,但是大陸在當時的形勢,覺得打中華民國比打越南安全,那還是打臺灣,大不了說中華民國不統一就是實際臺獨,照打。

其實臺灣人做甚麼都不重要,想打人才是重點,理由可以當時作出來,甚至根本不給理由。就算沒有勝算都可能是照打,比方說:打臺灣,但是因為美日海軍干涉而輸了,一堆解放軍在島上被俘,那又如何?那可以說,是因為外國勢力刻意留難我們中國才會輸,但這些外國勢力快玩完了,很快我們就可以復仇,這樣就有理由繼續使用這種經濟政策,繼續建軍,預備下一次再打臺灣。

再壞一點的情況可能是:統一了,但刻意在各種政策上留難和刺激臺灣人,將臺灣變成需要時刻軍事鎮壓的緊張局勢,引發遊擊戰,產生一種半戰爭狀態。不止不休,維持軍隊「被國家需要」,這樣也是在政治上合理的。

大家很容易落入一個誤區,就是假定臺灣獨立那一瞬間,如果大陸敢打,就會立即發生戰爭,如果不發生就永遠不會發生,而一刀切成這是有沒有種、敢不敢打的問題。覺得只要立即不打,未來也安全了,其實臺灣獨立與否、統一與否、大陸有沒有即時打過來,對於臺灣而言,戰爭威脅都是不會因此而解除的。

問題是,大陸何時變成需要一場戰爭,而他們有沒有別的更好的動武對象。最能令臺灣和平的,是大陸在需要戰爭時,有另一場戰爭可以打,而臺灣當時的軍事力量足夠讓別人不打算冒任何風險碰這個島。

(94) 鄭立:論東方軍事文化

回覆〈美國狙擊手:後悔在伊拉克殺太少人〉,
批批踢實業坊,Gossiping板,2015年1月26日

「多殺一個人就是少死一個同胞」的說法,在美軍其實是有一定的歷史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巴頓將軍就是這樣主張。他在對第三軍團的演說就說過:沒有人是通過為他的祖國戰死來贏得一場戰爭,而是要讓一些王八蛋(或者任何對敵人的貶稱)戰死去贏得戰爭。

他當年的演說說,戰爭就是血腥的行業,是殺戳的行業,純粹就是要殺人、流血, 如果你不這樣做,流血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不積極的這樣做,你就會看到你的好戰友內臟四散,然後你很快就會了解你該做的是殺敵人。殺敵人就是為免自己或自己的戰友被殺,殺的敵人越多,自己的人死得就越少。

這個看法其實是完全相對另一種主張的:我認識一些不同東亞國家的軍人,有些是解放軍,有些是國軍,自衛隊我沒認識,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的上級覺得要打贏戰爭是在於「自己的部隊」不惜流血。也就是說,要自己人不怕死、不怕犧牲。所以他們訓練自己的部隊,也走向怎樣吃苦,怎樣不怕死,而不是怎樣用盡方法打敗敵人。

這種心態似乎是延續自舊有大日本皇軍的,大日本皇軍也是不惜一切的死自己人的軍隊,推上去幾千人萬歲衝鋒,被人殺掉一大半然後成功攻佔是悲壯的事情。我認識的解放軍軍人則說他的長官每天都講當軍人就是要犧牲,好像國軍也彌漫這種理念。

換到了講政治的時候也一樣,我發覺華人很喜歡講革命就是要犧牲、流血,但是他們講的犧牲流血,好像是指推動改革的人自己。支持改革的人認為其他同志的問題是不敢死,死反對改革的人則嘲笑那些支持改革者沒種不敢死,而把改革沒成功歸究於自己人不敢犧牲上。

似乎不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這邊的人對於「死自己人」這件事比起「消滅敵人」更重視。覺得犧牲自己是一種氣節,結果各種自殘行為,例如甘地絕食、史可法和屈原自殺,都被歌頌,但對於樂意殺敵而自己不死掉不受傷的人,則覺得這種行為是卑劣的。但是為何自己和戰友受傷及死掉就能夠令戰爭打贏、改革成功,這點我也覺得是沒有道理,卻是在這裡廣泛的信仰。

而美國對戰爭的看法則是「讓敵人死掉,讓自己活下來才是重要」,比起甚麼武德或者悲壯的犧牲更重要,這個想法可說是美軍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當年的美軍可說是一大堆剛出新手村的 lv 1 民兵,單靠熱血和數量去對抗一堆戰場老手,大部份人去到戰場都不懂得仗該怎樣打,反正活下來就會升級,不然就是死掉了,但生存的老手會回去後方教新人。另一邊的日軍徵出的人數也非常的多,但是他們老手都在前線不斷打,打到死掉,打到後方連教官都不夠用。所以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分別,美軍讓老手活下來,而日軍則讓老手死在前線。

(93) 鄭立:論大陸民族主義

回覆〈看了一些討論串有感而發〉,
批踢踢實業坊,2008年10月24日

我盡量不談及政治,從文化來談。可惜這話題實在很政治性,很難拿捏,我只能盡量。

其實有一點我會有異議的,兩岸的教育是不太一樣的,臺灣的教育是傳統式的中華教育。固然,那是強調中華的思想,優越民族的思想。雖然這也會構成某種沙文主義,但我要說的是,這和大陸的不完全一樣的。因為臺灣的是很基本的民族主義教育,可是大陸的並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教育。

因為大陸受的教育不是中華教育,而是馬列主義的教育。雖然也會構成某種自大心理,但跟臺灣真的不會完全一樣。

民族主義教育是從民族的文化傳統出發的,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教育是有著尊古、崇尚傳統的特質,民族主義很重視的民族的根源,因此民族的一切,從傳統的服飾、文字、節日、文化、思想、歷史,一步一步的營造一整個自身民族是獨特的觀念,所以你可以看到注重民族主義的,或者法西斯主義國家,都以強調自己的傳統精神為主。

例如日本在軍國主義時期的武士道、德國在日耳曼時期主張的第三帝國,以及所謂的阿利安人,全都是這些。因此,會對傳統有非常強烈的認同,這是民族主義教育的特質。

但大陸並不一樣,大陸對傳統是有一半懷疑的,比方說:繁體字,有些人當然是接受了,但很多人都覺得是「太複雜」、「很難看」、「用繁體字是走回頭路」、「就算繁體字很好看,但現在大家都用簡體字了,回復是多餘」。先不論這些看法是否正確,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這些想法並不是在民族主義教育下產生的。日本人民族主義的表現,是寫那些他們覺得很艱深的漢字,而不是用他們平時覺得方便的假名。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教育會令人認為尊重和使用傳統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很樂意做額外的事情,去回復傳統。

如果是民族主義教育,對於這些傳統往往是自豪,而且傾向熱切的立即用於生活和現代當中。大陸在這點上遊離,是因為大陸的教育是馬列主義教育。

要了解大陸和臺灣同是天朝大國思想基本不同的地方,是必須先了解馬列主義教育是怎樣的,馬列主義教育本身是製造一種價值觀,那種價值觀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最基本的想法不複雜,馬列主義認為,人類的社會是由原始社會開始,然後會演進為封建主義社會,去到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成為社會主義,最終會變成共產主義。也就是說,人類的社會發展是一條火車軌,有一定的發展規律。

因此,不同的社會都是殊途同歸的,所以社會跟社會並沒有類型的分別,而只有「先進程度」的分別,不同形態的社會只是有些走得比較快,有些走得比較慢。而最終大家都會走到同一個階段,而人類的社會是只會前進,不會後退的。可見這個邏輯是,人類最終也會全部達致共產主義的世界,只是快和慢的分別。

所以他們會說自己「和英國差二十年,和美國差五十年」這樣的說法,臺灣人很少這樣說,是因為這種能把社會發展用年份作為差距度量衡,是建基在「社會發展是一條單軌」上的。

所以他們也不覺得英國、美國,跟中國會有甚麼分別,因為他們只是比中國走先了一步,至於思想文化上的不同,也只是時間的差距。也就是說,今天的英國人有禮,而中國跟英國差二十年,那中國二十年後的人也會跟今天英國的人同樣有禮;如果今天中國的人無禮,只是因為中國落後了英國二十年。

所以也會經常說,解放前的中國是個封建時代,解放將中國從封建時代解放出來,因為馬列主張資本主義時代之前就是封建時代。明明中國之前的制度跟封建完全扯不上邊,但因為馬列這樣說,那唯有說民初是「資本主義」時代,清朝或之前是「封建」時代,而解放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改革開放則是「承認還未到社會主義,唯有再從資本主義開始」。

這講解,不知大家是否容易懂?這邏輯引伸下去,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如果你了解這邏輯,就能夠理解一件事,這個邏輯最終會導致的,是產生一整個世代強烈的比較心理。事事比較的原因,是因為有比較的度量衡,本來這東西是不存在的,我們怎樣比較「土耳其和西班牙誰比較好?」「美國和日本誰比較好?」用民族主義的角度是大家根本不能比較的,但用馬列主義的角度卻是可以比較的。

如果將很多東西由不能比較變成能比較,那自然就會事事比較,這種比較風氣從上而下,在上大家比軍力、比國土、比各項國際排名、比 GDP;下的話,則比大家誰擁有較多錢、較多薪金,總之事事都比。因為這馬列主義教育,將人與人,國與國的分別都傾向放在「一直線」上,人與人之間的分別並非「不同」,而是「優劣」,如果我不是比他「優」,那我就是比他「劣」。(輯者按:最經典,莫過於說中國某某發明比西方類似發明早了多少年;又濫用「比較」作副詞,而不用「頗、很、甚」。)

事事比較,結果是甚麼?不是自己覺得很多事比人好而自大,就是很多事比人差而自卑。但又會常常覺得,我們成長的速度比那個比我們好的人快,如果是一條單軌的話,後面跟著的開得較快,前面較慢,終有一天會超越前車,對否?

如果看到有東西,看來和別人差不多,或者更好了,例如旅遊區,高樓大廈,就會產生一種我們已在追上對方的感受。而不會覺得東京鐵塔、巴黎鐵塔、東方明珠塔是不同的東西,他們會覺得大家都是鐵塔,誰高誰贏。所以去到日本,談東京鐵塔有多高時,總會有人扯上海甚麼塔,這些事對於外面世界的人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對馬列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人而言,他們時刻都會想著比較這件事。

但這只是事情的基本,之後的就更複雜,是因為在馬列主義的教育後,又提倡「民族主義」。這結果產生了甚麼?也就是說,有一大堆所謂民族主義者,卻並不是在完整的民族主義教育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教育裡重要的,強調傳統的絕對正當化的部份,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接觸過。但民族主義中最不需要學習的部份,也就是「民族與民族的比較」,卻被完全吃了進去。民族主義本身是向後看,而馬列主義卻是主張向前看,兩個完全矛盾的思考,為了政治的理由卻在現實被硬么在一起。

所以一整個邏輯異常的混亂:既要民族主義,卻又對傳統抱著懷疑,既要覺得人類終要進入無國界的共產社會,卻又堅持自己是與眾不同的中國人;既要主張中國在某領域落後n年,卻又認為自己有與眾不同的國情;一方面主張自己在崛起,另一方面又說自己貧窮;一方面說自己和平不暴力,另一方面又說臺獨就進攻臺灣;一方面提倡愛國,另一方面卻拿著外國護照。

兩者結合,就產生了你們所看到的思想。因為硬要結合矛盾,就產生「相左的東西也接受」的心態,結果就失去了抵消原則。比方說,愛國的人不能持有外國護照嗎?比起放棄護照,他們反而會強調自己愛國來證明自己既有外國護照又愛國。

結果是,矛盾的事情混和沒有變成抵消,而是分別向兩大激進方向進發。

我不想寫這篇文章,因為大陸人看了可能很反感,但我想至少我是在架構回邏輯的根據,我是不希望大家以一種「生於大陸的人就會變成那樣」的想法去看他們。就算會被大陸人說我胡說八道,我也想說這是教育方向所引致的,並不是先天生出來的。有很多人並不完全受教育影響,但讀過書的人很難不受這種被安置的邏輯影響,要脫離是不容易的。

這結果是兩害共取其弊,是兩者的壞處同時都學起來了,就像一堆顏料混合起來變成了一團灰色一樣,方向不完整,導致了不倫不類。

我希望這能解釋你的疑問,也希望你會理解,這是體制引致的教育問題,是教育導致的個性,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民族主義國家的矛盾,而不是民族的劣根性。

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90) 進擊之獨男 鄭立

進擊之獨男 鄭立
《壹週刊》第1293期,「非常人語」訪問
撰文:蔡慧敏;攝影:胡志堅

表面看來,鄭立是毒男無誤:身形偏胖、不修邊幅、沉迷電玩、嗜儲漫畫……但本文大題的「獨」,是指特立獨行。五年前,他獨力開發網絡遊戲《民國無雙》,以軍閥割據時代為背景、蔣毛代替劉關張,逐鹿中原,在台灣捲起過一陣熱潮。一○年推出以來,下載次數已逾一百萬。港燦的條件反射是:發達囉。「你講錢,我超尷尬。好多人鍾意認自己賺得多錢,但我唔會。」他把利潤再投資、發放給員工,除了令出品更完善,亦為了守住他那公屋單位、避開雙倍租金:「呢個好現實,我要低人工、公司要冇錢賺,先可以繼續做無產階級。」

作為土生香港仔,鄭立偏離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對於《神魔之塔》抄襲致富、「差點」獲紅色資本入股,他沒眼紅,亦不鄙視:「我佩服佢證明咗香港同台灣市場,加埋係可以賺好多錢。邊個話靠大陸先掂?咁多年來,一直賴香港市場細,電影唔做得、乜都唔做得,而家一巴冚埋嚟:係你做唔到啫。」「做香港題材,喺大陸唔賣得?好錯。鬼佬同日本都做香港題材。」所以他的新 game《光輝歲月》回歸香港,內有戴卓爾夫人、長毛、荔園、雞蛋仔,還有黃色雨傘。

鄭立剛剛搬進新落成的公屋,每三層便有空中花園那種。電梯內外仍未拆封,門上卻寫了個「西」字(輯按:廣東話女陰之意)。 155呎的寡佬屋景觀開揚,間隔四正,偽豪宅冇得比,租金卻低於一千,令毗鄰私樓的租戶很葡萄。鄭立卻說:「搬新屋,我係唔開心多過開心。因為覺得冇生命力,死氣沉沉的感覺非常之壞。污糟、混亂係生命嘅本質。細菌就係生物。啲嘢死晒就乾淨,但乾淨就係冇生命。」果然,他的單位充滿「生命力」,地上堆滿紙箱和包裝袋,廚房有一大袋污糟衫,書櫃上的漫畫卻按種類和期數,鋪滿了一堵牆。

關於公屋、打機、以至香港的關係,得要從鄭立的童年講起。「我細個已發現,香港對住嘅人唔係好友善。」因為家庭緣故,他每隔一、兩年便要遷徙一次,港九新界都住勻。「成日要搬,鄰居、同學都冇晒,感覺好差。如果有啲嘢仲跟住你,嗰樣叫回憶。而回憶,就係歷史嘅本質。」這為他日後沉迷歷史、再轉化成遊戲埋下了伏筆。為了讓自己生根,他早在二○○○年、仍在讀大學時便開始申請公屋,趁輪候冊仍未厚過《四庫全書》,「樓價點都追唔到,不如快啲搵間公屋,唔使被佢逼死。」

透過特快編配,他在○五年搬入一屋三戶、乏人問津的長者屋,再輾轉調遷去個人單位,不再游牧。「唔係及早有不安感,就唔會做得咁徹底。」有幾徹底?他在理大電子計算學系畢業後,擇業的唯一要求,是月薪要低過六千(輯按:收入太高者,不得入住公共房屋),「搵食梗係讀理工,有一技之長。但慢慢現實會話你知,呢個都係幻覺——香港冇實業。」結果他與一間蚊型電腦遊戲公司一拍即合。在深圳待了兩年,覺得老是抄襲沒意思,遂轉行去中學教數;悶出鳥來,又轉到城大的實驗室研究手機程式。其間他在中大歷史系唸碩士,自娛一番。直到○九年閉關開發《民國無雙》。

《民國無雙》的畫面略嫌山寨,亦沒有手機版,但推出四年仍未衰竭,「通常你喺電視、廣告見到的,都好短命,半年至一年。」「你要玩民國遊戲,除咗我呢個,有咩選擇呢?三國你可能有幾百個選擇。」共產黨和國民黨各自刪除了一半史實,而香港本來就是一個輕蔑歷史的地方,民國就此被消失了,「清朝後唔知發生咗咩事,跟住日本仔就打到嚟。中間可能有軍閥、有許文強和丁力,加埋啲殭屍。佢哋(華人)嘅歷史觀係空白。」他常在歷史討論區蹓躂、寫時事評論,在網上薄有名氣。民國百周年,竟然沒有人借題發揮,他決定撥亂反正,「呢個時代冇人做,就唔會做得更好。呢段歷史我仲可以問到一啲人,佢哋死晒就乜都冇。」

但開發遊戲門檻高,「一係你有錢,一係你識募資;有錢又要識點用,管理團隊;又要識技術、工程;又要識美術、創作;你要佢有文化內涵,又要識歷史;賣出去,又要識行銷。」他把公屋單位變成了一人工場,畫圖、寫程式一手包辦,「一個人做係好困難,但只要件事係啱,我做先,就會有人加入。」他不斷把進度放上網,台灣網友、歷史系研究生張承洲見《民國無雙》的史料不足,遂拔刀相助,陸續加入更多人物和情節。「好多人來幫手,免費幫我做嘢;有啲人會贊助少少錢。」贊助由一百幾十,以至一、兩萬台幣、數萬人仔都有。兩、三年後,《民國無雙》終於有投資者加入。現時他的公司以高雄為基地,有六名員工,名叫「九龍尼亞」。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他索性把《民國無雙》變成免費平台,讓沒有資源獨力開發遊戲的人改編。今年六月推出的《香港無雙》就是其二次創作。「八十年代做遊戲好簡單,放在架上賣就得,幾百蚊一個。而家全部免費 download,收錢模式變得好複雜。」為開拓財源,他又做植入式廣告。台灣有人開拍關於孫中山的電影,衍生出《民國無雙》的外傳《中山立志傳》。電影後來爛尾,但鄭立總算收到尾數。

《民國無雙》未必會令人上癮,但玩過的,以後聽到有人想涉獵民國史,都會推介對方下載,比看書有效得多,「因為歷史太大、太亂,遊戲將佢濃縮。」「後來有間大型game公司的老闆搵我。因為呢個遊戲,佢個仔了解咗民國歷史,主動去查去學。呢個係我想做到的。唔係單純模仿一件玩具、趁一個墟,而係做啲人哋唔會做、但應該做的。所有創作都應該係咁。」

但任何產品要在大陸彈出,還得靠政府欽點。遊戲發布一個月後,文化部便以「嚴重影響國家文化安全」為由,將《民國無雙》查禁。「我寫得共產黨好好,成個 game都冇衰人。我嘅原則係唔抹黑,但講真話本身都係危險行為。」《民國無雙》合法下載次數超過一百萬,鄭立估計,若包括大陸網民私下轉載,可能有五百萬次。「其實大陸比台灣和香港多人玩好多。佢哋本身對歷史好有興趣,但唔講得,又唔做得,無論市場有幾大。」

「香港最大好處,係有出版自由。」但他暫時未想出第二個好處。「香港的營商環境,最慘係冇投資者。啲錢去晒買樓,投咩資?你買唔起,政府都逼你買。唔好有公屋,唔好有居屋。」「香港又好似冇募資平台。美國有Kickstarter,台灣都有個flyingV。」他在一一年向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埋手(輯按:香港政府支持本地科技發展的資助金),獲得十萬元,類似有幾十注中的六合彩三獎。

《民國無雙》沒有帶來橫財,卻為鄭立開啟了很多門路。「我做顧問、幫人完成有文化內涵嘅遊戲,都有相當嘅收入。」他正與本地的遊戲公司「拉闊lakoo」合作,開發以香港為背景的《光輝歲月》。十月初,facebook上廣傳過一輯漫畫《超級香港故事:雨傘運動篇》,正是《光輝歲月》的預告。九二八,金鐘的催淚煙還未散,遠在高雄的九龍尼亞團隊連夜趕工,兩日間、短短四頁紙便把黃傘、黑警、橙旗、狼振英和關二哥共冶一爐。對白諷刺,畫面熱血。下筆的是台灣仔,腦袋卻是香港獨男。

漫畫仍在網上連載中,遊戲則預計在明年四月推出。故事背景,玩者是歲月大廈的租客,卻發現還有幾個月便要收樓、重建。業主兼九龍街坊福利會會長戴卓爾夫人由於仆街傷了腳,委託玩家為新會長。為了可以繼續住廉租屋,唯有力挽狂瀾云云。遊戲的人物雖然經過美圖秀秀,仍讓人對號入座;舊區招牌、示威場面熟口熟面,還有八十年代那些消失了的回憶,「我花咗好多時間做資料搜集,將那個時代重建出來。」

他勤於淘寶,從廣東省邊陲找來大批舊書刊,「同香港有關的我都買。香港保存唔到舊嘢。但八十年代大陸唔容易睇到香港的書報,佢哋會好珍惜,保存咗好多年。」由《兒童週刊》到《太公報》合訂本都有。拆了或未拆的郵包堆滿一地,像磚頭,重建他的童年回憶。「如果你捐錢,我俾你將幾樣你記得嘅物品放入去,例如荔園?募資唔單只係錢,仲係收集大家嘅期望。」談到這些,他便很興奮,幻想騎上滙豐獅子,會攞到「經驗值」; loading畫面要有廣告,金徽 100之點解支煙咁長、人頭馬特級干邑之今晚又冇我份,酒色財氣一番。「理想與賺錢冇衝突,除非你嗰樣嘢係好自我中心。我唔係娛樂自己。商業,理論上都係做啲對人有價值嘅嘢。除非我諗錯,原來大家對香港係冇感情。」

他做老師的日子雖短,卻見過許多血肉模糊的人與事。他教 Band 5學校,自己預科時也唸Band 5,自言缺點纍纍,但高考卻獲 2B2D,「我後來再報考咗兩次,想證實一下,我真係值嗰個 grade,定係忽然標童?」結果發現是標童無誤(輯按:仙人上身之意)。面對學生,他有時會看到自己的少年時代。試過有人把馬經飛向同學,不久卻有警察來訪,說有人遭襲擊,原來受襲的去了廁所報警。又試過在上課途中,學生對他說必須早退,因為他媽媽自殺、用刀斬自己。鄭立跟他回家,果然一地鮮血。事後鄭立還幫他抹地板,師生二人還一起打機。「佢哋最雀躍嘅,一定係我做過遊戲。對佢哋來講,這值得尊重。」

小孩成績差,腦筋卻不笨。「要解決學生嘅問題,係咪讀書就得?好明顯唔係。但唔讀,佢連個問題都睇唔到。」有學生直接刺向問題的核心:「而家讀完大學,都搵唔到工做,咁我讀來做乜?」「你啱,但我受人二分四。讀書對你冇用,但對我有用。」老師和家長的邏輯普遍是:讀書為搵食、讀書唔成係你錯。「自細我哋都係咁被人老點。但我哋相對好啲,仲有多啲機會。老點人有罪疚感,所以我最後做遊戲。」「上一代,唔知點解自己搵唔到錢,唔明白要做啲對人有價值嘅嘢,只知道要攞特權,大陸又放幾樣嘢落嚟,生意就好好做?我覺得超冇出息。開金鋪,開藥房,你有金礦,種草藥咩?」


鄭立(前排左一)忘了自己參加過徵文比賽,只知自己曾經好瘦。他現時倒是常常在網上寫文。

鄭立的公屋單位,很想要吧?他當初入表申請時已看透世事:沒有人想跟陌生人住,一開三的長者屋,只要有一伙搬入,其餘兩伙自會丟空。結果果然如此。

2016年7月18日星期一

(41) 鄭立:為何香港人會認同殖民統治

為何香港人會認同殖民統治
上報Up Media,2016年7月18日9:00

有些人不解的是,英國人在香港,明明是華洋地位有高低之分的殖民統治,但香港人似乎卻不想反抗。雖然有少數香港人是反感的,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主張香港成為「獨立城邦」的馬文輝。便覺得香港應該停止殖民統治,但他在當年的香港,只是少數聲音而已。

面對這現象,臺灣人很可能會把香港投射進臺灣對日治時期的概念。即,日本和英國一樣都是前殖民政府,而之後又換來了一個表現較差的政府,所以懷念前朝。這個說法,聽起來是很有說服力,而且也能夠引起香港和臺灣互相之同理心。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把他當成最後答案。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要理解香港,就必須理解,他背後有更深一層的理由。就是香港的居民,與前香港政府的關係,跟臺灣是完全不同的。

臺灣在甲午戰爭後,被清帝國割讓給日本,至於在二戰後,臺灣則被盟軍交給了國民黨統治,日本移民大部份撤走,而移入了相當數量的新移民。大部份臺灣人,從清朝去到今天,都是世代在臺灣出生成長的,他們直至民主化為止,都未曾有機會選擇自己的政府,都是一些外來的,強制,非自願的統治者。

臺灣人可以喜歡日本的統治,或者喜歡國民黨的統治,但這是屬於先上車後補票的類型,即是因為被統治已是事實,再讓自己喜歡上他,而臺灣人的好惡,在於把這些統治者平排作出比較。大家各自都可以列舉出大量喜歡或討厭的理由出來,但有一點是不變的:臺灣人並沒有選擇。

要比喻的話,臺灣就是盲婚啞嫁,如果你喜歡任何一個統治者,那就是很幸運的嫁了給一個還不錯的丈夫而已。那還是可以產生真感情,卻絕不能說這是一種自由戀愛。

香港為亂世中的難民提供了庇護所

香港和臺灣,在這方面有一個徹底的不同。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時,人口只剩下六十萬。在十五年後的 1961 年,香港的人口已達到三百萬。在短短十五年內,香港的人口暴增成五倍,很明顯,香港的大部份人口,都是國共內戰以及隨後各種政治運動,所產生的巨額難民。 香港直至 1980 年「抵壘政策」取消之前,只要中國有任何動亂或政治波動,都會引發難民潮,為香港增加更多的人口。

跟臺灣不同,在進入八十年代之前,大部份香港的成年人,都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他們並不是因為一出生就生於這裡,而被迫接受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相反, 他們大多數是因為認為香港政府統治下的領域,對比起他們原本的故鄉,是更好的選擇,能夠提供更安全,自由,富裕的社會,才會移民來香港。

九七前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制度,卻是一個「已合法授權」的社會,因為這些難民是依自己的個人意志,選擇要來香港,在此定居的。他們以用腳投票的方式,確認香港是較好的地方,並自願接受了香港政府的殖民統治。故此他們對於香港的殖民統治,便會顯得比較容忍,因為是自己的選擇。

香港政府其實並不想要那麼多難民,反而是難民希望香港政府收留他們。這使他們不知不覺的經歷了一個「隱性效忠」的過程,香港政府之所以得到了統治的合法性,是因為他們曾被難民選擇過。而殖民政府也沒有令他們失望,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被收容後,他們的物質生活,居住環境,也漸漸的改善。這使他們對香港政府產生巨大的認同與忠誠。

故此,難民與香港的關係,可是「自由戀愛」。雖然香港未必很漂亮,但至少當事人更厭惡其他的選擇。香港經歷過這種自願立約的過程,是香港的獨特之處,也只有難民城市才會產生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

九七前的香港政府,就是在亂世中,為難民提供一個安定,自由,富裕的庇護所,這就是香港在政治上的道德高地。九七後大部份香港人都是土生土長,對於他們而言,特區政府並沒有經過他們的認同和授權,香港人並不是自願受特區政府統治,而是像臺灣人一樣,單純因為出生於此處而被迫受統治。少了這個授權的過程,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與政治正義,就遠比起「難民收容者」弱得多。

公信力就是透過授權而存在,香港政府的公信力,就是建立在用腳投票的隱性授權上的,當香港的難民比例越來越低,這個公信力,也自然地會消失。

當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他們對於未有授權的香港政府,自然沒有信任,便會追求民主化,這實際上,就是彌補他們從出生到現在,對香港政府合法性的授權過程。故此,民主化的壓力必然隨時間而產生,這也是現在香港情況的產生理由。

這也是為何我們不能假定香港的新一代,對政府能有上一代信任態度的原因,因為這種立約過程,是時代使然,可是不可能重複的。

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

(39) 鄭立:公屋階層後代

鄭立:公屋階層後代
《明報》觀點,2016年7月2日 

(輯注:公屋,即公共房屋,由香港政府提供,用以接濟社會草根階層。住戶只需繳交低廉租金,但需通過收入審查。)

【明報文章】在我10年前當教師時,教一家band 3學校(注:2001年後,香港中學分成三個梯次,即band1至band3;之前有五個)。我教的班,大部分是新移民的後代。我很喜歡跟學生閒談,從中了解到他們的想法。

我接觸過的學生家長,往往是中港婚姻而來,通常來到香港後就離婚,變成公屋階層,做一份技術不高的服務業維生,甚至要兼職。相比起在中國的生活環境,其實是惡化的,不論是居所的狹窄程度、工作的時數、難以建立的社會關係,使他們來到香港都過得不好,不斷試圖自殺的家長也很常見。

作為老師,我是會勸學生讀書;但是,給的回應,卻是非常的現實。學生問我,為什麼要考好試、為什麼要讀大學。不要以為中學生就是愚蠢,學生其實心水很清。他質疑,各老師常常說讀好書可以改善生活,他看新聞、看報紙,早知道就算讀完大學出來,薪金也不怎麼樣。香港的產業萎縮狹窄,工作的選擇愈來愈少,很多事業根本無從發展。

他能預見到這個營營役役的未來,他再努力讀書,也很有可能做一份自己既不喜歡、收入也不怎麼樣,而且不受人尊重的工作。這些話,是一些中學生、一些新移民的第二代告訴我的。慶幸有網絡,在我不當教師的時候,還是能接觸他們,而知道他們想法的變化。

教育沒有令他們脫離基層

慢慢長大成人,事實就愈變得現實。他們希望能夠得到尊嚴、私隱,他們不希望自己30歲時,還要跟母親在狹窄的地方住在一起。他們之前沒有住屋問題,是因為他們是新移民家庭,但長大後,需要走出自己家時,卻走不出去(注:政治為節省資源,公屋通常只供三人或以上之家庭入住,單人申請的成功機會微乎其微)。

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在香港的租金與資產價格連年急升下,他們租不起外面的物業,更遑論供樓:他們的收入不足以令他們有儲蓄,自然放不出首期。在租金拉開了跟薪金的距離後,教育已證實不能改變他們的經濟環境。

以前這不是問題,因為他們剛移民來時是小孩,小孩跟母親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終有一天,他們成為成人後,本地成人難以進入公屋的制度性問題,就隨着他們的成長而引爆。他會發覺,這些事情,早在20年前他們從大陸剛剛移民過來時,已經注定了。

我們假定他們只要努力讀書,就能夠有足夠收入,去讓他們買私人樓,這也是個錯誤。教育並沒有令他們脫離基層,因為沉醉於資產金融的香港,並沒有發展出能容得下他們發揮的產業。沒有產業,他們的天賦與知識,以及大專學歷,並不會變成足以讓他們支撐私人市場的收入,更不要說他們相當部分的收入,需要用來扶助他慢慢失去經濟能力的家人的生活。

最終,他們還是只有住公屋的經濟能力。他們需要成家,卻難以得到新的公屋去成家。眼下所見,過得最好的那些, 就是加入了政府的那些,例如當上了紀律部隊(注:主要有警察、海關、消防員)。可是這又引致另一些問題。當收入穩定而且比起同輩多了一截後,不少就慢慢的失去了同理心,和過去的同學疏遠, 甚至心裏覺得自己是成功人士,有點看不起那些過去的朋輩。

而這幾年風起雲湧爆發出來的社會衝突,更令這些過去曾是好同學的人關係撕裂,只因為大家生活的處境,已經相去甚遠。這種情况,在香港愈來愈明顯,而前老師的我,是一直看着這個形勢是怎樣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