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熊融：〈讀魯迅《辛島驍信》〉

熊融：〈讀魯迅《辛島驍信》〉，

《吉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年第3期，頁65-67、82。

新版《魯迅書信集》收錄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島驍的信。魯迅與辛島驍的交往，始於北京，終於上海。見面次數不算少，互相通過信，然而大多佚失，這是目前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載於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魯迅選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間一直未見漢譯，新至新版《魯迅書信集》出版，才見編錄。

辛島驍是日本較早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工作者，魯迅與他交往的時候，也正是他把整理古籍的重點放到古典小說的輯佚和研究方面去的時候。魯迅說，在中國，小說是「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被認為是「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唐宗傳奇集．序例》）。而他自己，則對小說史料十分重視，鈎稽輯佚，「銳意窮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所得資料究非轉販」（同前）。兩人既有同好，又相識於樂此不疲之際，那麼在他們的交往中，小說史的研究也自然成為主要的談論題目了。

以下，我想圍繞這個中心，來鈎稽和闡述有關魯迅和辛島驍文字之交的歷史情況。

（一）
辛島驍，一九二九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是同魯迅先生交誼頗深的增田涉的同班同學。早在學生時代，他便以研究和攻讀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著稱，是「支那哲文學學生會」的重要成員。他不僅在《支那哲文雜誌》上發表文章，並且活躍於各種有關中國學術討論的座談會和講演會中，例如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的一次座談會上，作了題為「青心」的專題講話。再如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月一日，又作了題為「金聖歎的生卒年代及其事迹」的講演等等。一九二六年暑期到中國旅行，由他的岳父塩谷溫（節山）介紹，與魯迅先生在北京相識。一九二九年畢業前後又重逢於上海。回國後，與增田涉共同籌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會。以後擔任朝鮮京城大學教授繼續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工作。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十月廿七日他的母校所屬漢學會召開第三次漢學大會，他回校作了題為「公案文學論」的學術報告，這時已是以一位審有聲譽的學者身份參與會議了。

由於辛島驍從事中國古典小說、傳奇的研究，又是《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作者塩谷溫的女婿，所以他與魯迅的交往，主要在於這方面的磋商上。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魯迅日記》載：「辛島驍君來並送塩谷節山所贈《全相平話三國志》一部，岡野同來。」

二天以後，即十九日，又有：「上午辛島驍君來，留其午餐，贈以排印本《西洋記》、《醒世姻緣》各一部。」這是他們初次會見的情況。

接著，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九月十二日魯迅給當時尚未離京的辛島驍寄發一信。十九日便「得辛島驍君所寄《李卓吾墓碣》拓本一份，北京發」。二十日又「得辛島驍信並李卓吾墓攝影一枚，十日北京發」。李卓吾的這些墓碣，在《書帳》中也都有記載。

以後，辛島驍回國，繼有書信往來。十月五日「寄辛島驍信」，三十日「收辛島君所寄《斯文》三本」，十一月三日，「收辛島驍君所寄抽印《古本三國志演義》十二葉，十月二十六日付郵」，這些書刊亦載於《書帳》。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寄發了「報告行踪」的覆信，亦即編錄於《魯迅書信集》中的那一封。由於收到了上述書刊，所以覆信開頭就說：「日前蒙寄《斯文》三冊及《三國志演義拔萃》」，又因來信中未見提及在廈門寄去的信件，故又有「抵廈門後曾有二函奉上，但……能否送達，尚屬疑問」的說明。

以上是一九二六年書信交往的概況。

（二）
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半年多之後，移居上海，先住在景雲里，繼而遷至大陸新邨。此時，魯迅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顯然感覺到，在革命形勢急遽發展的歷史關頭，整理古籍並非當務之急，除一九三一年再校《稽康集》外，古籍整理在他的全部工作中所佔的比重就很少了。但是他與辛島驍的交往卻未間斷。

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九月間，前後通郵五次。魯迅贈其《墳》、《唐宋傳奇集》等自己的著作，辛島驍寄《斯文》給魯迅，並托其岳父轉交小說、詞曲影片七十四葉等資料。到九月八日上午「辛島驍來」，再次相見。十一月下午往內山書店，又「遇辛島、達夫，談至晚」；二十四日「內山書店送來絹品一方，辛島驍所贈」。這是魯迅在景雲里時期二人的交往。

「一二八」戰爭翌年，他們又在上海相遇，這可能是辛島驍去朝鮮京城大學任教的前夕。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記有：「夜治餚六種，邀辛島、內山兩君至寓夜飯，飯後內山夫人來，並贈照相一枚。」二十四日下午又「以翻刻本雷峰塔磚中佛經一紙贈辛島君」。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辛島驍去朝鮮以後，又給魯迅的兒子海嬰寄禮物。二月十四日日記有：「得辛島驍君從朝鮮寄贈之玩具二合六枚，魚子一合三包，分給鐮田及內山君各一包。」這是《魯迅日記》中最後與辛島驍交往的一次記載。

（三）
魯迅與辛島驍的交往，前後共有入個年頭之久。從這些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治學態度和鬥爭精神，並且足以回撃「正人君子」陳源之流的污蔑和誹謗。

其一，魯迅先生對稍見資料，從不秘藏和壟斷。一九二六年，辛島驍初訪先生於北京，帶有兩部稍見書目，即：《內閣文庫書目》和《舶載書目》。前者是日本著名的內閣文庫現存書目，後者是日本古代的進口書帳，都是研究和探討我國古典小說、傳奇的罕見資料，國內未見流傳和紹介，正是研治中國小說史、戲曲史和俗文學史學們所企求和搜覓的材料。這封信中提及的《斯文》三冊，也刊有辛島驍輯錄的小說、戲曲書目，即《滿鐵大連圖書館大谷本小說戲曲類目錄》連載於該刊第九編第三號至第五號上。魯迅先生獲得這些珍貴資料後，不是秘不示人，而是公之於眾，以饗同好。他把這二種書目中的傳奇演義類和清錢曾《也是園書目》中小說二段，合併編成《關於小說目錄兩偉》，發表在《語絲》周刊第146-147期上。在目錄的開頭部份，還撰寫了這麼一段「小序」：「去年夏，日本辛島驍君從東京來，訪我於北京寓齋，示以涉及中國小說之目錄兩種：一為《內閣文庫書目》，錄內閣現存書；一為《舶載書目》數則，彼國進口之書帳也，云始元祿十二年（一六九九）或其前年，而迄於寶曆四年（一七五四），現存三十本。時我方將走廈門避仇，卒卒鮮暇，乃托景宋君鈔其前者之傳奇演義類，置之行篋。不久復遭排擯，自閩走粵，汔無小休，況乃披覽。而今復將北逭，整裝睹之，蠹食已多，悵然興歎。竊念錄中之刊印時代及作者名字，此土新本，概已刪落，則此雖止簡目，當亦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也，因借《語絲》，以傳同好。惜辛島君遠隔海天，未及徵其同意，遂成專擅，因以為歉耳。」（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頁433。）這裡除簡略地交代了輯錄經過和資料來源，還說了它的主要用途和價值。由於書目中的刊印時代和使者名字，在「此土新本」中「概已刪落」，而「簡目」卻有記載，故有它的參考價值和作用，也「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正因為這樣，馬廉（隅卿）教授譯出《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中國小說戲曲》，並附考證，刊於《AC》第一期至第三期。經常向魯迅請教中國小說史料的《大江》雜誌編輯汪馥泉譯出辛島驍《警世通言三種》等論文，並匯編專集，由北新書局出版。至於孫楷第所著《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緣起》，資料格外豐富，這和魯迅的傳佈和紹介是有直接關聯的。

其二，魯迅與辛島驍交往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惡意中傷魯迅的「陳源教授」的有力回擊。反動文人陳源早在一九二五年《現代評論》所載的《閑話》，和一九二六年《晨報副刊》所載的《致志摩》二文中，無恥等對著魯迅造謠攻擊，說什麼《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塩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的「小說」部份，從而妄圖加上「剽竊」和「抄襲」的罪名來。陳源居心的險惡，手段的毒辣，是令人氣憤的，故而遭到魯迅先生嚴正的反駁和回擊。《學界的三魂》、《不是信》等等（均見《華蓋集續編》），就是這段戰役中的文字。現在從魯迅與辛島驍交往的上述事實中，不是也給「捏造事實」的大教授一記響亮的耳光嗎？試問，既然《中國小說史略》是「剽竊」塩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的「小說」部份，為什麼就在流言蜚語傳佈的當時（即一九二六年間），辛島驍還要通過他的岳父，即《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著者塩谷溫的紹介，並且帶了他所贈的禮物，從東京來到北京，趨訪魯迅？為什麼就在辛島驍這次訪問的前八天，塩谷溫首次托人轉交給魯迅信件和書目？為什麼在這次訪問的當天，魯迅寄書給塩谷溫，此後經常通信，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為止？還有，一九二八年間，他們在上海見過面，並且就中國小說史料等問題作為商磋和交流，難道塩谷溫會對一個「剽竊」者如此誠敬嗎？事實是對陳源的有力駁斥！至於塩谷溫後來追隨日本軍國主義者竭力推行日本法西斯的文化侵略遭到魯迅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並且毅然地與他斷絕交往，那是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事情。正由於這樣，待到增田涉譯出《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魯迅不僅在《序文》中聲明了自己的高興，並且有《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裡，寫了這麼一段帶有總結性質的說明：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塩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份的；《閑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塩谷溫教授的書早有早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魯迅全集》第6卷，頁442-443。）

魯迅致日本友人辛島驍的信，現已發現的只有一封。這使我想起內山完造先生於一九五六年和日本友好人士組織過「魯迅書簡搜集委員會」的專門機構（內山完造：《關於魯迅先生書簡搜集委員會》，見《光明日報》1956年10月27日），向收受過魯迅書簡的日本友人展開徵集工作，盼望中日兩國人民共同努力，把徵集魯迅書籍的工作做得更好。如果致辛島驍的信續有發現，當可明白他們之間交往的更多情況，中日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史話當有更為充實的史料了。

(135) 魯迅手蹟和藏書目錄說明（附：魯迅的中文藏書）

載北京魯迅博物館編：

《魯迅手蹟和藏書目錄》（全三冊）

內部資料，1959年7月

編者的話

一、我們編輯出版的《魯迅手蹟和藏書目錄》分一、二、三集，即〈魯迅手蹟目錄〉、〈魯迅藏中文書籍目錄〉和〈魯迅藏外文書籍目錄〉。編印的目的，是為研究魯迅的人提供一點資料，並借以了解我館及其他有關方面手蹟收藏的情況。

二、目錄中的魯迅手蹟，絕大部份是許廣平先生多年以來，辛苦地保存下來的。在魯迅逝世後，又經魯迅紀念委員會即時加以徵集，解放後由許廣平先生捐獻給國家的。還有一部份是其他同志或單位捐贈給我館的；另外一部份還保存在有關單位和個人手裡（存處在目錄中注明）。編印這目錄時，曾承他們惠予借閱。這份目錄能夠出版，應該感謝他們熱心的幫助。
繼續發現和搜集魯迅的手蹟，是我館今後重要工作的一部份，通過這個目錄的出版，我們希望廣大讀者還要給我們更多的幫助。

三、關於魯迅藏書情況，許廣平先生為這份目錄寫的〈魯迅手蹟和藏書的經過〉一文中，已經講得十分清楚，我們不再重覆。
藏書中有一部份反動的書目，我們也沒有加以剔除，原因是這些反動書刊，是魯迅特意收集，作伙諷刺或打擊對象而留存的；為了能看出藏書全貌，還是都印進去了。

四、這份目錄的外文書目的編輯工作，我們得到了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馮至同志的大力協助；中文書目和手蹟目錄的編輯工作我們得到了常惠同志等的熱心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五、由於我們能力有限，這份目錄難免會有一些缺點和錯誤，希望讀者給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

北京魯迅博物館 1959.7.

魯迅手蹟目錄說明

1. 魯迅手蹟的編排方法是按寫作的年代來排列的，只有「輯錄」和「其他」二項，因年代無法查考，是按其內容的性質來排列的。
2. 編入的稿件都是魯迅的親筆稿或經他修改過的，凡是全篇都是代抄或魯迅只寫了個題目的抄件，都沒有列入。
3. 魯迅給青年改的稿子，我們這裡存有一部份，現只選進了改的較多的五篇。
4. 書刊的「校樣」我們也只編進了「一校」至「三校」。凡是「清樣」我們都沒有編入。
5. 日本友人處，尚存有一部份魯迅手稿，因對那邊的具體情況不了解故未編入。
6. 每篇手稿都注有存處，凡沒有注明的，均存本館。

魯迅藏中文書籍目錄說明

（一）本書目共分三部份：即線裝、平裝、期刊。線裝書計有：930種，7579冊又490頁（未裝訂書）；平裝書計有：797種，965冊；期刊：計有218種。
（二）藏書中一部份書籍有魯迅親筆題識、抄配及其他有關記錄等，編目時均照原文錄出或加以注明。
（三）線裝書沒有收全的叢書，書目上列出了該項存書的詳細子目。完正的叢書，子目沒有列出。
（四）平裝書目與一般書目的不同之處，在於每類一律按著者的時代和出版年代排列。目的是：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在每個時期，大體買進了和別人贈送了他一些什麼書，這對研究魯迅是有幫助的。
另外，所有著譯者的姓名，我們完全按照原書編錄，未作任何改動。
（五）期刊的分類係按繁體字筆劃排列，但因有些繁體字已銷毀，只好用簡體字來代替，希望讀者注意。期刊使用的符號，分為：「：」「（）」兩種，前者標示卷期數，後者標示出版年代，例如：1：1—6（1935.1—1935.6），即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六期，1935年1月至6月。又如: ：1—12，即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魯迅藏外文書籍目錄說明

（一）本書目分日文、俄文和西文三部份。日文計993種，俄文計77種，西文計754種。西文又包括：德文、法文、英文，以及其他種文字。
（二）日譯外文的書名或著者姓名，有的沒有原文，有的字母不清，在譯音之後均未加注原文。另外，有的日文和西文書籍的譯音不統一，我們完全按原書編錄未加更動。
（三）西文圖書除分類集中外，並按著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但文學類中論述某一作家的作品，為了便於參考，也列於該作家作品之後。
（四）因西文目錄包括的文字種類較多，為了簡便起見，分類的標題，只用中文和英文以免繁瑣。

附：王稼句：〈魯迅的中文藏書〉

《中華讀書報》，2000年8月2日

轉引自「新語絲電子文庫」

魯迅先生讀些什麼書，又買些什麼書，向為讀書人所關心，孫犁老人說，他當年就是根據魯迅日記中的「書賬」，去找讀，去採買，以豐富自己的庋藏。我除了魯迅的「書賬」之外，經常讀讀的，是《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這是北京魯迅博物館在1957年7月編印的內部資料，共三冊，第一冊是手跡目錄，第二冊是中文藏書目錄，第三冊是外文藏書目錄。我讀的，當然是第二冊與第三冊。第三冊，不過是看看魯迅在於美術方面的興趣。日本印的畫冊非常精美，魯迅是著意收羅的，如頗為著名的《世界美術全集》、《世界裸體美術全集》、
《玩具叢書》、《鄉土玩具集》等，但由於我不識日文，只能是揣摸著讀讀而已。於第二冊的中文藏書目錄，倒是認真去讀的。這份目錄分三個部分，即線裝、平裝、期刊。據編者統計，線裝書有930種，7579冊，又未訂之散頁490頁；平裝書有797種，965冊；期刊有218種。我未將它與魯迅日記中的「書賬」對照過，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魯迅中文藏書的大部。

在魯迅的中文藏書中，線裝古籍佔了很大比例，經史子集的常見書，基本完備，其中尤以雜史、雜家、藝術、小說、總集為多，另外有80多部完整的叢書，有《漢魏叢書》、《儒學警悟》、《顧氏文房小說》、《說郛》、《津逮叢書》、《稗海》、《雅雨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十萬卷樓叢書》、《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觀古堂匯刻書》、《雙梅景叢書》、《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紀錄彙編》等雜叢類叢書60餘部；有《石林遺著》、《少室山房筆叢》、《巾箱小品》、《張南山先生全集》、《觀古堂
所著書》等自著類叢書20餘部；又有《紹興先正遺書》、《台州叢書》等郡邑類叢書。從中可以看出，魯迅的藏書以實用為目的，大都是當時流行的版本，沒有什麼宋版元槧。景宋女士在《北行觀感》之四《藏書一瞥》裡這樣寫道：「國學方面各種類書、叢書也佔了一些地
位，但似乎並沒有什麼難得的海內孤本，不知是原來沒有呢？還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則因為魯迅先生平時對於善本、珍本的購買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記憶強和圖書館的徘徊恐怕對於他更易借助。」然而在他感興趣的方面，想要去研究的題目，版本則搜羅得較多，比如阮
籍，他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種，另有張溥評本《阮步兵集》等；再如嵇康，魯迅曾做過《嵇康集》的校點，藏有明人汪士賢校刊本《嵇中散集》兩部，其中一部有魯迅用石朱筆做的校勘，另外還有一部《四部叢刊初編》本的《嵇中散集》，上面有臺靜農過錄的石朱筆
校勘批註。

魯迅於自藏線裝書，十分愛惜，有的在第一冊加蓋一印外，一般沒有其他藏書印記，魯迅的用印有「魯迅」、「會稽周氏」、「會稽周氏收藏」、「周氏」，一般也不作題跋眉批。凡有缺本的，他還補抄成全帙，如《羅氏群書》共有十冊，其中缺了兩冊，魯迅便手抄兩冊補全，並手抄全書目錄一頁，置於卷首。

至於平裝本的中文書，魯迅花錢買的不多，不少是出版社和著譯者的贈送。當時與他有關係的，如北新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都將一些新印的書贈送給他。著譯者贈送的，包括像胡適、林語堂、顧頡剛、章衣萍等人，也都將自己的書題字簽名送給魯迅，如今流覽，確乎能略略感受到那時文壇氣候的冷暖。

在那次應《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時，魯迅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其實「中國書」，特別是古典的「中國書」，魯迅藏得最多，讀得也是最多，這篇《青年必讀書》，不過是他借題發揮的一篇雜感而已。

(134) 許廣平：魯迅手蹟和藏書的經過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蹟和藏書目錄》，

內部資料，1959年7月

輯按：全三冊，2016年12月19日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工具書閱覽室（E102室）經眼，已釘裝為硬皮書，現藏於過期期刊閱覽室（409室）。2016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魯迅藏書志》，未知是否從此書抄出。

此書為博物館內部資料，未嘗出版，坊間難求。大陸當時正值繁簡過度期，故書中雖然採用了19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但「车」、「讠」、「纟」、「门」等簡化偏旁尚未出現，仍有不少正體字，頗具特色。

今以常用正體字改寫，但仍保留原本附於篇後，以供考古。又原文標點紊亂，不時頓號作逗號用，當句逗而不句逗，現亦一并修正。原本則不在此例。

魯迅手蹟和藏書的經過

魯迅藏書目錄，現在總算由魯迅博物館整理出來了。其中絕大部份為魯迅自己收藏的：有北京存的約一小半，上海存的約一大部份。其所以合而為一於北京的原因是：北方天氣比較乾燥，易於保存，而且有些日文書如《書道全集》或其他全集的書，前半部已在北京，後半部陸續在上海購得，以合併更為完整。但上海亦留有少許親筆稿，如《毀滅》、魯迅自己編好的蘇聯木刻板畫等及零星殘缺書本，則是整理北運時留下的。亦有特意留在上海的，如《廣辭林》、《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新獨和辭典》、《實用英漢漢英辭典》、《三省堂標準英日辭典》、《袖珍英日辭典》等，則因陳列案頭，經常為魯迅日夕摩娑不可缺的參考書，故仍留原處。就我個人所知，現在略為介紹其他情況，從此亦可見藏書經過的梗概了。

魯迅生平酷愛書籍，甚於一切身外物。偶有塵污，必加揩拭淨盡後而後快。如手邊沒有擦布，隨即拿衣袖清除亦所不惜。珍藏之書，則必力求沒有損壞。每印出期刊書籍出版，必先選出二份保存。若是向市購書，亦必挑選善本珍藏，偶或有所污損，則寧可作臨時披覽，另行置備儲存。即屬贈閱的書，如早期《東方雜志》、《小說月報》、《莽原》等期刊，或後期出版的《奔流》、《萌芽》、《譯文》等，都是集幾冊為一包，親自包紮好了，寫出書名、冊數，妥為保存。凡經他親手包紮的，必整齊如一；紮書的線，也必選擇膠質，以其形扁不佔面積；書結必在邊頭，以免在書中日久，壓成結痕，有損書的原狀，這是我長期看到、毫不例外的。我之所以這樣敘述經過，是為了對照後來情況，俾便了解真相而已。

說到藏書，據我所知，有如下幾方面：

（一）手蹟方面：除現在搜集存得之外有些零星稿件，經過周作人自動交出如整理《古小說鈎沉》的片段抄錄外，解放前曾有前燕大外籍學生專研究魯迅著作的，曾到上海來見我，有所探詢，並謂在北京見過周作人，案頭有魯迅手稿一堆，並隨手送了他五、六頁以作紀念云。其他朋友到周處，亦常贈與魯迅手稿。是知早期魯迅未搬出八道灣前，必有不少手蹟留在彼處，除隨手送人外，不知是否業已清理完了一齊交出。

（二）藏書方面：據魯迅所說，有些線裝明版或更早的版本，原是從紹興老家帶出來的。從八道灣搬出到1924年6月西三條胡同定居的時候，魯迅曾回去搬書，雖經周作人「歐打」攔阻，終取書器而出。（見1924年日記）魯迅死後，周作人在華北當偽要職，卻借口家人生活困難，托北京圖書館館員整理出魯迅所藏中、日、外文的三冊書目，交由來薰閣向南方兜售。他們先到南京，被敵偽某漢奸看到，說全部都要；來薰閣又攜書目到上海，被開明書店知道。我因比隣住有該店編輯顧均正先生，得知此事，托其借來書目一視，大驚失色，覺為有意毀滅藏書，因輾轉托人買下全部書籍。待上海買去全部藏書的消息傳到周作人處，據說他還把書目列出的書，扣起一部份仍照全書原價售賣。其自私之心、借公開售賣而自存其精本之心，卓然可見。此藏書幾乎未流入敵人之手致大量損失，亦云幸矣！

一九四六年日偽投降後，我曾來京一月，日日在西三條整理魯迅藏書，一一重新包裝好才去。這其間，據看守的人說，因屋漏雨濕了書，曾經把漏濕的線裝書拿到西四地攤上賣出。問是什麼書，書有若干，也說不出。另外，在魯迅住的老虎尾巴寢室，魯迅不在京時，也被人借住了，他們隨便拿魯迅包藏好的《小說月報》等書觀看。我整理書時，就看到原書已拆開，短了幾冊，不是魯迅生前完整無缺的了。就此情況，深恐魯迅親筆文件難保，因將手抄的書及漢魏六朝整理出的有關碑文墓志稿和被鼠咬壞的畫紙帶回上海（現都存博物館）。一九三一年魯迅曾經從上海寄回的八大箱書，中有《奔流》、《萌芽》等南方出版物，這時仍原封未動，完好如故，是經我親手包好見到的。計藏書經雨漏和借住的人丟棄，又短失了一部份。

後來，北京家中人先後逝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期的黑暗日益加厲，我不便回京料理，曾托劉清揚、吳昱恆等出面照料，將魯迅住過的北屋連同書籍貼了封條及加鎖起來，南屋仍由魯迅南下後母親生前招來的親戚阮和森全家居住，不料和森子善先（輯按：阮和森之子，阮善先）竟將封鎖之北屋從後門破開封條居住進去。待解放後在京檢查存書時，發現上海寄回之八箱書，有一箱半已失去了原書，另從趙偽叔的悲盦賸墨線裝書的空木箱填入，又把線裝書盜去。失去的一箱半書中有不易覓得之期刊如《奔流》《萌芽》等亦因此不完整了。這時阮家未得允許，私自將封鎖的北屋從後門挖開來住人，住者善先就有監守責任，我為了覓回不易找尋之書，曾經從文物局輾轉得到他家住處，去信請求歸還原書而不予答覆，這藏書又短少了一部份。

以上所說，是歷來魯迅藏書經過，幾經波折，復遭人為的損毀。回想魯迅生前視書如命的寶愛情況，能不令人深為歎息？文人的書就如同武士的寶劍，時刻不能捨棄，因為借他畫出敵人的奸邪，借他量度敵人的作惡程度。而且魯迅藏書點滴得來不易，有為朋友餽贈可作紀念的、有為幾十年的精力親自陸續搜求的。他沒有闊人延聘南北專人坐鎮羅致善本的威力，僅憑個人足跡所及，即節衣縮食買來，如到廈門、廣州、杭州，便即往書肆找尋，往往坊間絕跡之書，如廣雅書局出版的雜著，亦必托人向教育廳買來。未出北京前，每有日文圖書，亦由書店挑選送到。在上海，月必大量添購書籍。在上海時，蟫隱廬之書和中國書店之目錄，固然以之仔細尋找其愛讀物。即嘉業堂叢書，不在上海出售亦必輾轉托人購置。其或屬線裝書，因孤本難得，或因經濟所限，一時未能購齊，則不惜親自手抄或加意裝訂，都費去不少精力。閱之與坊間所出，更覺精美，亦可見其珍愛藏書之一斑了。此外，法國出版的木刻版畫，收到時發現有不全的，亦必再三托人向舊書肆高價搜求寄來。但國外過時的書，是不易覓得的，魯迅藏書中居然能完整無缺的集成一套，確屬不易。第二次大戰後，聞法國亦無存此成套木刻書的了。又浮士德城與年插畫本，靖華先生亦遍向蘇聯找尋不到，這裡卻倖存一冊，為中蘇友誼增一佳話。所可惜的是：日記第十一（一九二二年）在日軍佔領上海時，被日憲兵隊作為我犯罪的證件和我一同帶去了一批魯迅日記，（原存保險箱內，因取出擬陸續抄出副本所致）待釋放時一檢查，即發現失去這十一年全年的一份日記，托人去尋，亦渺無音訊。文運遭劫，可為浩歎。還幸日軍入我室時，三樓藏書被女工偽稱該樓已租給別人了而未遭搜劫淨盡。魯迅在滬藏存的一大部份書籍得以在解放後獻出，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而在黨領導下的文化部及魯迅博物館同人亦不遺餘力，多方面向各界呼籲搜羅。熱心這一事業的明達人士，多獻出其珍藏有關魯迅的手蹟、書信、文稿。如書已流入私人之手，像趙萬里存的一大批，亦經博物館議價收回。這種大公無私極力襄助人民事業的精神，體現著社會主義的風格。我們感謝黨，在黨的領導下，各獻所藏，才有今天博物館的巨大成就，才能嘉惠人民，才得有今天保存文化遺產，公之於眾的機會。隨著一天天的學習躍進，人們的社會主義思想逐步提高，還有許多親筆手稿、書信之類，流散私人之手的，我相信鑒於個人力量的薄弱難於妥善永存，而又看到在黨的親切關懷領導下的博物館這初步建立的規模，必能日益努力，走向完整齊備方面，使它更加美善。將由人民之手，共同發揚我們博物館的偉大事業，垂之永久，作革命文化在一定時期的寫照的考證，以流傳後世的。

許廣平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七日

魯迅手蹟和藏書的經过

魯迅藏書目录，現在总算由魯迅博物舘整理出来了。其中絕大部分为魯迅自己收藏的：在北京存的約一小半，上海存的約一大部分。其所以合而为一于北京的原因是：北方天气比較干燥，易于保存，而且有些日文書如書道全集或其他全集的書，前半部已在北京，后半部陆續在上海購得，以合併更为完整。但上海亦留有少許亲笔稿如“毁灭”魯迅自己編好的苏联木刻板画等及零星残缺書本，則是整理北运时留下的。亦有特意留在上海的。亦有特意留在上海的，如广辞林、标准英日辞典、袖珍英日辞典等，則因陈列案头，經常为魯迅日夕摩娑必不可缺的份考書，故仍留原处。就我个人所知，現在略为介紹其他情况，从此亦可見藏書經过的梗槪了。

魯迅生平酷爱書籍，甚于一切身外物，偶有尘汚，必加揩拭淨尽后而后快。如手边沒有擦布，随卽拿衣袖淸除亦所不惜。珍藏之書，則必力求沒有捐坏。每印出期刊書籍出版，必先选出二分保存。若是向市購書，亦必挑选善本珍藏，偶或有所汚損，則宁可作临時披覽，另行置备儲存，卽屬贈閱的書，如早期东方杂志、小說月报、莽原等期刊，或后期出版的奔流、萌芽、譯文等，都是集几册为一包，亲自包札好了，写出書名、册数妥为保存。凡經他亲手包札的，必整齐如一、札書的綫、也必选擇胶質、以其形扁不占面积；書結必在边头，以免在書中日久压成結痕，有損書的原状，这是我长期看到，毫不例外的。我之所以这样叙述經过，是为了对照后來情况，俾便了解眞相而已。

說到藏書，据我所知，有如下几方面：

（一）手蹟方面：除現在搜集存得之外有些零星稿件，經过周作人自动交出如整理《古小說鈎沉》的片段抄录外，解放前曾有前燕大外籍学生专研究魯迅著作的，曾到上海来見我有所探詢，并謂在北京見过周作人，案头有魯迅手稿一堆，并随手送了他五、六頁以作紀念云。其他朋友到周处，亦常贈与魯迅手稿。是知早期魯迅未搬出八道湾前，必有不少手蹟留在彼处，除随手送人外，不知是否业已清理完了一齐交出。

（二）藏書方面：據魯迅所說，有些綫裝明版或更早的版本，原是從紹兴老家帶出来的。从八道湾搬出到1924年6月西三条胡同定居的時候，魯迅曾回去搬書，虽經周作人「欧打」拦阻，終取書器而出。（見1924年日記）魯迅死后，周作人在华北当伪要职，却借口家人生活困难，托北京图書舘館員整理出魯迅所藏中、日、外文的三册書目，交由来薰閣向南方兜售。他們先到南京，被敌伪某汉奸看到，說全部都要；来薰閣又携書目到上海，被开明書店知道，我因比隣住有該店編輯顧均正先生，得知此事，托其借来書目一視，大惊失色，觉为有意毀灭藏書，因輾轉托人买下全部書籍。待上海买去全部藏書的消息传到周作人处，据說他还把書目列出的書，扣起一部分仍照全書原价售卖，其自私之心，借公開售卖而自存其精本之心，卓然可見。此藏書几乎未流入敌人之手致大量損失，亦云幸矣！

一九四六年日伪投降后，我曾来京一月，日日在西三条整理魯迅藏書，一一重新包装好才去。这其間，据看守的人說，因屋漏雨湿了書，曾經把漏湿的綫装書拿到西四地摊上卖出。問是什么書、書有若干，也說不出。另外，在魯迅住的老虎尾巴寝室，魯迅不在京时，也被人借住了，他們随便拿魯迅包藏好的小說月报等書覌看。我整理書时，就看到原書已拆开，短了几册，不是魯迅生前完整无缺的了。就此情況，深恐魯迅亲笔文件难保，因将手抄的書及汗魏六朝（輯按：汗當作漢）整理出的有关碑文墓志稿和被鼠咬坏的画紙帶回上海（現都存博物舘）。一九三一年魯迅曾經从上海寄回的八大箱書，中有奔流，萌芽等南方出版物，这时仍原封未动完好如故，是經我亲手包好見到的。計藏書經雨漏和借住的人丟弃，又短失了一部分。

后來，北京家中人先后逝世，在国民党反動統治期的黑暗日益加厉，我不便回京料理，曾托刘清揚、吳昱恒等出面照料，将魯迅住过的北屋連同書籍貼了封条及加鎖起來，南屋仍由魯迅南下后母亲生前招来的亲戚阮和森全家居住，不料和森子善先竟将封鎖之北屋从后門破开封条居住进去。待解放后在京檢查存書时，发現上海寄回之八箱書，有一箱半已失去了原書，另从赵伪叔的悲盦賸墨綫裝書的空木箱塡入，又把綫裝書盜去。失去的一箱半書中有不易覓得之期刊如奔流萌芽等亦因此不完整了。这时阮家未得允許，私自将封鎖的北屋从后門挖开来住人，住者善先就有监守責任，我为了覓回不易找寻之書，曾經从文物局輾轉得到他家住处，去信請求归還原書而不予答复，这藏書又短少了一部份。

以上所說，是历來魯迅藏書經过，几經波折，复遭人为的損毀。回想魯迅生前視書如命的宝爱情況，能不令人深为歎息？文人的書，就如同武士的宝剑，时刻不能捨弃，因为借他画出敌人的奸邪，借他量度敌人的作恶程度。而且魯迅藏書点滴得來不易，有为朋友餽贈可作紀念的，有为几十年的精力亲自陆續搜求的。他沒有闊人延聘南北专人坐鎭罗致善本的威力，仅凭个人足迹所及，卽节衣縮食买來，如到厦門、广州、杭州，便卽往書肆找寻，往往坊間絕迹之書，如广雅書局出版的杂著，亦必托人向教育厅买來。未出北京前，每有日文图書，亦由書店挑选送到。在上海，月必大量添購書籍。在上海时蟫隐廬之書和中国書店之目录，固然以之仔細寻找其爱讀物。卽嘉业堂丛書，不在上海出售亦必輾轉托人購置。其或屬綫装書因孤本难得，或因經济所限，一时未能購齐，則不惜亲自手抄或加意装訂，都費去不少精力。閱之与坊間所出更觉精美，亦可見其珍爱藏書之一斑了。此外，法国出版的木刻版画，收到时发現有不全的，亦必再三托人向旧書肆高价搜求寄來。但国外过时的書，是不易覓得的，魯迅藏書中居然能完整无缺的集成一套，确屬不易，第二次大战后，聞法国亦无存此成套木刻書的了。又浮士德城与年插画本，靖华先生亦遍向苏联找寻不到，这里却幸存一册，为中苏友誼增一佳話。所可惜的是：日記第十一（一九二二年）在日軍占領上海时，被日宪兵队作为我犯罪的證件和我一同带去了一批魯迅日記，（原存保险箱內，因取出拟陆續抄出副本所致）待释放时一检查，卽发現失去这十一年全年的一份日記，托人去寻，亦渺无音訊。文运遭刼，可为浩歎。还幸日軍入我室时，三楼藏書被女工伪称該楼已租給別人了而未遭搜刼淨尽。魯迅在滬藏存的一大部份書籍得以在解放后献出，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而在党領导下的文化部及魯迅博物舘同人亦不遺余力，多方面向各界呼吁搜罗。热心这一事业的明达人士，多献出其珍藏有关魯迅的手蹟、書信、文稿。如書已流入私人之手，象赵万里存的一大批，亦經博物舘議价收回。这种大公无私极力襄助人民事业的精神，体現著社會主义的风格。我們感謝党，在党的領导下，各献所藏，才有今天博物舘的巨大成就，才能嘉惠人民，才得有今天保存文化遺产，公之于众的机会。随著一天天的学习跃进，人們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提高，还有許多亲笔手稿、書信之类，流散私人之手的我相信鑒于個人力量的薄弱难于妥善永存，而又看到在党的亲切关怀領导下的博物舘这初步建立的規模，必能日益努力，走向完整齐备方面，使它更加美善。将由人民之手，共同发揚我們博物館的伟大事业，垂之永久，作革命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写照的考証，以流传后世的。

許广平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七日

【延伸閱讀】
東山：〈魯迅之目錄學〉、〈讀魯迅書劄記〉

韋力：〈魯迅所藏古籍漫談〉

(65) 《阿Ｑ正傳》著者自敘傳略

周樹人：

〈俄文譯本《阿Ｑ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第7卷，〈集外集〉，頁83-88。

原書校注：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語絲》週刊第三十一期，是應《阿Ｑ正傳》俄譯者王希禮之請而寫的。其中《阿Ｑ正傳》序》譯成俄文後，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寧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Ｑ正傳》（俄文版魯迅短篇小說選集）一書。

（輯按：今謹摘取〈自敘傳略〉部份。附傅乙泰朗讀。）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裡的一家姓周的家裡。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輯按：謂《域外小說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匯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呐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備考：自傳

　　魯迅，以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之紹興城內姓周的一個大家族裡。父親是秀才；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學作品的程度。家裡原有祖遺的四五十畝田，但在父親死掉之前，已經賣完了。這時我大約十三四歲，但還勉強讀了三四年多的中國書。

　　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於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進了水師學堂。不久，分在管輪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艙面了，便走出，另考進了礦路學堂，在那裡畢業，被送往日本留學。但我又變計，改而學醫，學了兩年，又變計，要弄文學了。於是看些文學書，一面翻譯，也作些論文，設法在刊物上發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親無法生活，這才回國，在杭州師範學校作助教，次年在紹興中學作監學。一九一二年革命後，被任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但紹興革命軍的首領是強盜出身（輯按：王金髮），我不滿意他的行為，他說要殺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辦事，由此進北京，做到社會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長。一九一八年“文學革命”運動起，我始用“魯迅”的筆名作小說，登在《新青年》上，以後就時時作些短篇小說和短評；一面也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講師。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我只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衝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

　　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譯及編輯的不算外，創作的有短篇小說集二本，散文詩一本，回憶記一本，論文集一本，短評八本，中國小說史略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