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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7日星期三

(108) Mock Mayson:辛亥革命的種族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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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k.mayson/posts/800987370041869,2016年10月8日

台灣人,你真的知道「雙十節」是什麼嗎?

十月十日雙十節,很多台灣人想到這個日子,腦中就會自動跳出「四海同心、薄海歡騰」的意象,要不然就是想到「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創建了中華民國」的國立編譯館洗腦金句。但是台灣人,你真的知道一百多年前發生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資深影評李幼新的外婆是南京人,他的外婆曾經目睹中華民國誕生,他外婆說當時革命黨進到南京,要人數數字,「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用江蘇話說成「ㄌㄛ」,是漢人,不殺。唸成「ㄌㄧㄡˋ」的,是滿人,一刀砍下,人頭落地。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你現在發音的「標準國語」(Mandarin Chinese),在辛亥革命的時候,聽到是要被革命黨人當街砍殺的。孫文喊的「驅逐韃虜」就是呼喚種族屠殺的口號。所以李幼新才在「破報」上說:「把反清復明與國民黨建國當成聖戰救國救民,你別傻了!」

李幼新外婆所見到的狀況,就是大多數清國老百姓在當時所見到的「中華民國開國實況」。你一定會說,革命就是要殺人啊!那我問你,你有沒有想過革命該殺的是哪些人呢?你覺得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就只是殺了那些「腐敗的滿清政府官兵」,然後「革命先賢建立了中華民國」那樣地單純嗎?

中國國民黨給你洗腦的歷史課本通常都只會講前半段,後半段卻不會跟你講。就像中國國民黨只會跟你說八百壯士四行倉庫熱血送國旗的楊惠敏愛國故事,卻不會跟你講楊惠敏送完中華民國國旗之後,因為無辜捲入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戀情,而被國民黨以日本間諜與共產黨的罪名抓去關了四年黑牢,楊惠敏從此以後超級痛恨國民黨,連事後國民黨想要補償楊惠敏都被她拒絕。這就是「八百壯士」這部電影的真正隱藏版結局。(DVD跟藍光片都不會收錄,你別找了。)

那你想知道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發生之後的隱藏版結局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辛亥革命發生後第四天,一名路透社的記者來到辛亥革命的起源地湖北武昌,發現滿地都是滿人的屍體。如果那是清帝國的官兵屍體那就算了,偏偏一堆都是無辜婦孺的屍體。基本上這就是場無差別的種族屠殺,對,就是像盧安達大屠殺那類的事情。你覺得這個時候你分得出誰是「正義之師」誰是「革命先烈」嗎?你覺得殺婦女與小孩的人,他們的革命理念是什麼?還有那個「鐵拳無敵孫中山」當時人在哪?(當時他人在美國打工端盤子,看到報紙才知道武昌新軍叛變。)不要跟我說清帝國曾經對漢人平民「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屠」,所以現在屠回來剛剛好,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東西嗎?

美國歷史學者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在他的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提到一段歷史記錄:「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旗人婦女可憐的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為什麼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了。」

路康樂也提到革命黨進入武昌之後,當地旗兵雖然沒有抵抗,但是革命黨通通把他們抓去殺了。而且革命黨人還會在街頭隨機把長得像滿人的叫下來,命令他們念出數字六六六,若有滿人口音,把六念成「ㄌㄧㄡˋ」,就會立刻被抓去處決。(這段美國歷史學者的敘述雷同於前述李幼新外婆所形容的狀況。)

美國著名漢學家,同時也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現代中國史教授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對於辛亥革命有著這樣的看法:「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如果旗兵被殺是因為他們具有潛在危險的話,那麽殺害婦孺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辛亥革命發起之後,漢人殺滿人殺到眼紅,滿人也對起義的漢人進行屠殺,中國文學家沈從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課」描述了他小時候在家鄉湖南湘西鳳凰縣目睹的辛亥年慘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是啊,這才是辛亥年「光輝十月」的中國人日常,也是往後半世紀的中國人日常。辛亥革命的發起地武昌更是殺到滿街屍體,外國領事館甚至得出面向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干預才能避免更多無辜民眾遭到濫殺。

中國各大城市,包括西安、荊州、杭州、廣州、南京的滿人居住城鎮都遭到全面式的種族屠殺。杭州與河南被砍下的滿人頭顱,把各村的井桶裝得滿滿的。許多原是長期大量駐紮數萬旗兵的區域被殺得乾乾淨淨,廣州三萬旗兵,被殺到只剩一千餘名。許多滿人家族,見到革命軍殺來,知道對方一定不留活口,乾脆全家服毒自殺。最慘的就是滿人婦女,除了她們的服飾與漢人不同之外,最明顯的就是她們不像漢人有纏足傳統,一雙大腳馬上就會被認出,很快就會成為被凌辱、綁架與殺害的目標。有的滿人家族就趕快把幼小的女孩送去纏足,想要裝成漢人女子的樣子,結果痛得小女孩哇哇大叫。

以被屠殺最慘烈的西安城為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的回憶錄中說道:「1911年10月22日,陜西首府西安爆發瞭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陜西的革命黨事後也承認,攻破西安滿城後,戰鬥隊伍分成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進行搜索戰,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一些不必要殺死的旗兵和家屬。

另外一個名為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也描述過西安城的慘狀。西安城的滿人城被攻破之後,革命軍衝入城之後,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通通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露臉。革命軍在一堵矮墻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滿人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並進入漢人城鎮的滿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殘酷的無差別屠殺導致不下萬人的死亡,也造成多名無辜的外國僑民被殺。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當然革命黨人中也還有部分保有人性者,時任江蘇監察使的嚴庄,在西安看見旗人的小孩,拿了刀砍了四五下,小孩子沒死,嚴庄心軟放下刀,結果回去還被陝西革命黨人笑他軟弱無用。也有一些參與革命的成員對於屠殺滿族很不以為然,當時的革命團體共進會會員郭寄生事後曾經回憶:「我曾在街上親見便衣數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殺旗籍婦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權,挽救危亡,若任意殺戮,甚至婦孺不免。此則暴徒行為,不但為國際上所反對,且必定惹起種族仇恨。」只可惜在中國的醬缸政治文化中理性的人終究難成主流,多的是開口閉口皆曰殺者,動不動就想當槍決可也的「判官爵德」。

中國社會黨的創始人江亢虎,也對武昌起義革命軍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對辛亥革命引發的種族屠殺提出了針貶,內容提及:「種族革命,有悖於人道,易失民心,並且與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復仇為義,冤冤相報,本為大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導致瓜分慘禍。」

好啦,江亢虎這封仗義執言的媒體投書,沒有上海的報社敢幫他刊登,最後只剩一間「天鐸報」願意幫他匿名刊登。不刊還好,一刊一堆革命黨軍來函痛罵,還有一堆寫給江亢虎的匿名警告信,痛罵他「倡邪說以媚滿奴,疑亂軍心,當膺顯戮」,還用「漢奸」、「滿奴」的字眼痛罵江亢虎,只差沒罵他是滿清鬼子跟旗民餘孽,甚至還有人宣稱要用炸彈炸死他。你看中國人是不是徹底沒救,一百多年來幾乎都沒什麼變過。

中華民國創立時的血洗式種族屠殺把一堆滿族給嚇死了,許多滿人不得不隱瞞自己的身分與姓名,甚至遠離家鄉,直到死前才敢承認滿人身分。滿族人唐日新日後還寫了一首詩來表述辛亥種族屠殺的恐懼:「自從民元到如今,民族沈怨似海深。旗族傷殘如草棺,誰敢自言滿洲人。」這場中華民國開國屠殺把滿人殺得消聲匿跡之後,再來跟他們講五族共和一家人,漢滿蒙回藏苗傜,一起開心來合照,雙十國慶闔家歡,你覺得他們笑得出來嗎?看完這一整系列的辛亥屠殺,你還覺得這十月過得很光輝嗎?

就這樣,中華民國就在種族大屠殺的不祥開端中誕生啦。中國人向來習慣以濫殺來「解決問題」的無腦慣性也註定了它接下來將歷經長期自相屠戮的悲慘輪迴。許多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先賢先烈」,在接下來的五十年,不是死於孫文一幫指使的黑道追殺、黨眾互鬥、中原大戰的軍閥互殺、蔣介石的特務暗殺,就是死於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鎮反與鬥爭運動當中。中國人最愛講「成王敗寇」,結果通通都是寇,然後個個都以為自己是王。

你可以說參與這場開國無差別種族屠殺的中國「革命先烈」並不代表其他所有志在革命的中國人;你也可以說革命軍組成份子複雜,總是少不了失去控制的混亂與失去人性的濫殺;你甚至可以跟我論辯說不應該用現代的人道主義立場去質疑前現代的屠殺,畢竟那是個你不砍他頭,他就砍你頭的時代,但是中華民國為了宣傳辛亥革命與雙十國慶的正當性,長期以來都一直刻意隱瞞這段血腥的種族屠殺史。你覺得這樣對嗎?

(107) 姚崢嶸:「反佔領、撐七警」心理學

姚崢嶸:「反佔領、撐七警」心理學
(2014年11月9 日,《蘋果日報》財經地產)

學生時代,有師兄傳授追女仔絕橋,對心儀對象不應送花,而是要她幫你做各種雜務,如買飯盒、借功課給你抄。這看似違反常理,卻是建基心理學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女方無緣無故為你奔波,心理上需要合理化自己行為──難道我喜歡了他?

這種本能對人類非常重要;沒有它,我們會為日常大小錯誤抱憾終生,下任何決定前,亦會掙扎選擇是否正確。可是,「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一書指出,它是雙面刃,會蒙蔽人認錯能力,令人在偏見中泥足深陷。

很多人有此疑問:藍絲帶朋友,怎會將周融、屈穎妍這類歪理連篇的文章奉如至寶,對林行止、練乙錚的評論卻充耳不聞?(註1)心理學者做過研究,要「實驗品」讀兩篇分別是支持和反對「死刑有助防止暴力罪案」嚴謹學術文章。百分百客觀的人讀過文章,應覺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實驗結果,原本支持死刑的人,讀後更加支持;反之亦言。這是因為合理化本能令人偏聽,拒絕接受相反意見。

百多年前,婦女產後感染死亡率甚高,科學界未有細菌這概念,但匈牙利醫生Ignaz Semmelweis發現,只要醫護人員在接生前用藥水洗手,感染率立刻大降。他大力鼓吹這做法,你以為醫學界必定熱烈擁抱吧?剛好相反:他受盡口誅筆伐及排擠,因為醫學界拒絕相信行內一貫做法導致大量婦女無辜送命。Semmelweis甚至遭關進精神病院,被守衞毆打致死。警察從入職已被灌輸除暴安良信念。《Mistakes》指出,自我形象越強的人,傷害別人時,合理化的需要越高,故警察對示威者用胡椒噴霧、催淚彈及警棍時毫不留手,更加深「這班是暴徒,我在做好事」的感受。雙方武力越是懸殊,施暴者越有需要蔑視對手,否則「無理恃強凌弱」的認知失調更難平衡。正如士兵在戰場上殺敵軍,不會有特別感覺,但誤殺平民的,往往要以「他們是軍人偽裝平民」或「為何留在戰場這樣蠢」為自己開脫(註2)。

所謂一件污、兩件穢,合理化是個滑坡,有越踩越深的傾向。就正如某高官,起初或覺得富豪請食飯不是問題;到包機請他看歌劇時,推卻就有點尷尬,因為不想間接承認之前不當;後來的免租豪宅,又怎拒絕?因此,連平日對警察未必有好感的人,也會由起初的「堵路無用」,變成「佔領是暴民」,以至「黑警是七俠」。

註1:當然,對方也有權同樣指控黃絲帶,儘管屈穎妍vs林行止,水平何止雲泥之別。

註2:這也有例外,正如不少在戰場上殺過人,尤其殺過平民的士兵,心情難以平復引致精神病,有些香港警察相信也在承受心理折磨。

(106) 黃允誠:淺談臉書上的保守中年

為葉劉按Like的一代:淺談臉書上的保守中年
(2015年4月18日,獨立媒體網)

葉劉日前在臉書發布,謂「外傭淪為性資源」、「拆散家庭」,配圖甚至以「大量外傭為丈夫提供性服務」標之。雖然貼文已撤,但葉劉仍不致歉,而配圖用詞,千錯萬錯也當然是助手的錯。

她的論述,大約可歸納出幾個特質:訴諸恐懼、華人中心的種族主義、家庭價值、專業崇拜(葉劉一直用以建立形像的根本)。但這些愚蠢之極,在文明社會死十次都唔夠的訊息,其實是給誰聽的?很肯定不是給看獨媒的你聽的。

她臉書真正的市場,是香港的中年數碼移民(Cyber Immigrants):他們欠缺對新媒體的洞察力,對資訊紛陳、飽和、爆炸缺乏應對技巧。在雨傘運動前後,你我身邊的父母叔伯姨嬸輩,許多人就執起智能手機、手劃劃描起手寫輸入法,在What’s app上傳起各式流言、製作粗疏民粹化的圖文來──當然在黃絲陣營也有,但「藍絲」/非黃絲一邊,卻是非常同質化、統一地,絕大部份也是如此。

這群數碼移民的特徵是:約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出生,長久以來就固定自己的媒體習慣在他們發跡、建立自我認同的時代:對電視「有所膜拜」,對報章、收音機等略次於(免費)電視的主流傳媒有若干信任這也是一直以來中國控制、招安大量這些傳媒的主因

葉劉臉書所象徵的一群人,他們的成長背景在香港經濟起飛的時代,用一些老生常談的世代論說法,他們處處有機會,只要努力勤懇也會有一定程度成功,起碼生活無大憂。唯一會使他們對政治有所關注、困惱,就是經濟不景、不安:因此在主權移交、會談前後,他們會選擇以外國護照作退路(連有名的維園阿伯文生也如是),要不留在香港繼續搵錢,樂於為非政治化的經濟動物;要不就在外國喊起比誰都熱情的「愛國」口號。

他們在政治上,很大部份會首先以「中立」自稱,強調自己的政治無涉,但多談幾句,就會反對「黃絲」,強調現狀穩定的重要,應該努力「不搞事」云云。於他們而言,臉書、《數碼暴龍》世代(見之前拙文)的訴求,是基於「上唔到位」,經濟上未能滿足,這思維從官員的「青年政策」言詞裡顯而易見。家長化、「塞錢落你袋」,「你大個(做剝削者時候)就明」等,是不少此代人對青年的思維。

這些中年香港人,在同質的媒體環境之下長大,對熱媒體,有極大的依賴和信任:在各個歷史時刻中,他們都會異口同聲說是在電視「見證」──六四、青馬大橋的煙花、戴卓爾夫人PK、米字旗落紅旗上。

電視於香港這代人言,具霸權程度的壟斷性這一點人人皆知,基本上口裡曾言CCTVB者,也多少發現這一點。從媒體研究角度,又可以怎麼剖析?

媒體研究泰斗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有冷、熱媒體一說:媒體於他的學說中,可以「熱度」解釋,熱媒體者,就是提供「高解像」資訊、同一時間單位下資訊量較高、閱聽人(Audience,即觀/聽眾)在面對這些媒體時,不須特別思考、想像,直接吸收就好;冷媒體則反之,如電影、報章、書本,則是相對「低解像」,同一時間下的資訊量較少,或是時間可由閱聽人決定(如書報,閱聽人可選擇掩卷、暫擱),最重要是,冷媒體要求他們具深度的參與、思考。

這一群人信任的首先一定是熱媒體,對冷媒體相較之下甚為冷落,你看香港的書店有多少、閱讀風氣有多盛、尋常人家書櫃上有什麼書(或到底有沒有書)就知道。至於報紙,一來已在衰落當中,九十年代起,隨著蘋果化,圖片大量使用、內文行文極盡視覺化(就連大公文匯亦然),其實就是透露出報紙亟欲趨靠熱媒體求存(有關香港報紙的媒體熱度,容後再談)。

有趣的是,他們現在有些就開始叫起「主流傳媒不能相信」來,認為TVB「偏幫示威者」(呵呵)。而他們質疑、反抗主流傳媒的方法,就是投入What’s app、臉書,圍內傳起流言來。

他們的臉書使用法,正是將高度異質化、複雜的網絡新媒體完全當成熱媒體使用:不斷在同代人圍內傳播民粹化、訴諸恐懼的訊息,例如「破壞家庭」、「破壞經濟」;他們會quasi(近似山寨,也是見之前拙文),拙劣地模仿「改圖」、「緊急」、「請廣傳」等網絡傳播技巧,用在group中,不斷一傳數十,數十傳數百。

這一群人的臉書的使用習慣也是於青年而言有點奇妙的文化差異:他們對四、五、七字(又對唔成偶)一組一對,類似打油詩的文字情有獨鍾,愛以閃令令、唯美得有少少骨痺的圖代言(在我跟朋友討論中,我以「娘Media」命名之,或許以後再詳談)。

然而他們沒有高登仔面對「潮文」、搞笑偽新聞般,對網絡傳言、新媒體資訊有長久訓練而來的批判力,所以就鬧出白宮發言人誤引HKTV劇照,藍絲集體中伏以為謝天華爬獅子山掛Banner等。因此「藍絲」陣營的媒體訊息,他們會照單全收,也能甚為有效地廣傳,即使箇中常識何其貧乏。

葉劉常識欠奉/或為了上位不惜放棄常識,但她利用新媒體確固自己本身在這群人心中的地位、形像:穿西裝、貌似專業、不走上街頭不疾呼,「唔大聲唔搞事」。這群人對政治人物的選擇,投射在葉劉與她在媒體所言之上──首要是能維護他們的家長化權益、道德政治價值上保守、保障其經濟現狀──至於未來、民主化、下一世代的香港變成如何,跟我何干之有?

魯迅曾言,為現狀利益扼殺未來者,叫「殺子文化」。

附:數碼移民兩例子

(一)馮煒光轉載港視傷警劇照 遭網民取笑
《明報》,2014年10月15日

今日一張警員疑似被重創,滿身傷痕的相片在網上瘋傳,後來港視在fb澄清是公司同事的劇照,但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卻在fb上轉載有關圖片,遭網民取笑。

從相片可見,一名穿上軍裝的警員,手部及臉部多處有傷,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在fb轉載照片,並留言稱:「任何人用暴力都不對,警唄(員)因工受傷也值得同情。民主精神包括關愛。」

事實上,由於網民瘋傳相片,港視較早前已在fb專頁「解謎」,稱「今日有人瘋傳呢張相,話有警察俾示威者打到爆曬缸。我睇完之後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因為張相明明係我地尊敬嘅特技化妝師世哥,同朋友分享佢為演員胡烱龍喺劇集《Night Shift》嘅特技化妝。」

有網民就在馮煒光fb留言取笑,指「這是HKTV的劇照……唔該share(分享)前搵source(原文)求證,唔好誤導公眾…!」




(二)藍絲終極幻想 退休警冼澤正亂噏警察上台KO黃洋達
《熱血時報》,2015年6月9日

《力保健搏撃之夜.熱血格鬥》已於日前完滿結束,網友仍在回味各國拳手比賽魅力之際,今日網上又爆出最新笑料,退休高級警察冼澤正搞錯差佬打低黃洋達,令一眾網民笑到反胃﹐更與大波Man相映成趣,活像一對「思覺失調」的代表!

有網民發現在一個「愛」字頭Facebook 谷,有一名藍絲攪錯了拳賽當日黃洋達的比賽對手區皓程,為現職差佬4125杜成志,而原來該藍絲,就是李偲嫣的戰友,退休高級警察冼澤正。

該貼更轉載了有關的比賽片段指:「現職警長4125杜成志,為警爭光,為港出氣,KO黃洋達!」

(105) 張晨:魯迅《藥》的那時代和我們

張晨:魯迅《藥》的那時代和我們
評台(PenToy),2014年12月3日

最近這段日子,看著最令人心寒的,不是警察無情的警棍,不是高官們侃侃然對著大眾說謊,都不是那些建制派議員賣港求榮的嘴臉,而是很多很多來自社會大眾對學生們的謾罵。那些謾罵的兇狠程度,絕不比罵狼英遜色。讀著給學生們的網上留言,實在難過,看見警察痛打示威者,也可以忍著淚水暗暗咒罵惡警,把矛頭更清晰地對準歹毒政權洩憤,但那些在網上給雙學的留言,很多次,越看只越覺血肉模糊,看不下去,實在看不下去。心裡百般不解,這班學生究竟欠了香港人甚麼?

曾經一度一廂情願地相信攻擊學生和佔領者的都是收了錢的藍絲,因為不願意都沒可能相信,真的會有同在獅子山下成長的香港人,忍心傷害有理想又願意為香港付出的年青人,但原來一直都只是我的良好願望。早前看見學生們落到社區宣傳民主理念,看見人群中對他們的指罵聲,有的可能真的是收了錢,但有很多看來並不是。看見那殺氣騰騰的中年婦人指著岑敖暉瘋狂責罵,警察抱著她她還似想衝上前把學生都殺了的樣子;看見師奶們指著罵著學民的學生:「過街老鼠」,之鋒被人惡意推倒,人叢中竟有人說「抵死﹗」「這裡不歡迎你﹗」孟子說孺子入井,任何人都會動惻隱之心,究竟這班年青人為大家爭取民主——生而為人最基本的權利和尊嚴,在哪一點上冒犯了大家?以致人們對學生的憎恨可達至違反基本人性的程度?學生們,你們不欠香港人甚麼,你們還在替這班人爭取民主,爭取基本尊嚴?你們錯只是錯在是太美麗太善良的青年。

以前讀魯迅的《藥》總覺寫得過於荒誕誇張:革命志士的犧牲怎可能淪為茶館中平民百姓茶餘飯後的笑談佐料,人們怎可能這樣輕鬆愉快的談著為大眾犠牲者被處死的情景,而其中更有慷慨激昂者直斥革命者抵死,痛罵他竟不知羞恥的在獄中仍向獄卒灌輸革命理念。但如今讀來,竟字字熟悉。一百年前魯迅寫的竟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裡,看著街上的指罵、網上的留言:「去坐監啦!」「你阿爸阿媽生錯你呀!」只令魯迅的文字活靈活現得可滴出鮮血。為學生被圍被罵難過,但更難過的是發現原來中國人這一百年以來,從來沒有進步過。

代代傳承,這淺薄歹毒的劣根竟深植在我們的土壤裡——即使如我們這片聲稱受西方文明管治逾百年的土地,即使是一個我們一直引以為傲以為是最富國際視野的亞洲城市。《藥》中百姓痛恨嘲笑為國為民犧牲的夏瑜,是因為看見不見自己同樣身處險地,看不見長遠救國並且自救的方法是要徹底的政制改革,他們嘲罵夏瑜一如大家今天對阻街「廢青」的指責,而小說中人們對可治病可解華小栓病危之困那血饅頭的迷思,亦一如今天很多香港人仍然膚淺短視地對「經濟增長」「安定繁榮」所有的眷戀。

黃之鋒被補被虐打,網上幸災樂禍歹毒的留言令人心寒,留言裡恨意之重,實在令人不解,有必要這樣咒詛一個為大家爭取民主的青年人嗎?還是大家知道這個少年人為著團結社會力量,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出言回罵呢?對著一個無理被警方暴力拘捕的少年,我們看不見孟子所說人之所以為人必有的惻隱之心,已是荒誕之極,更何況大家攻擊的對象竟是一個為你與我謀求權益的抗命者?不是要掌聲,但至少不作出傷害,這是過份的要求嗎?香港人,你們被中國人那自私自利輕薄無知的根牽著了,牽得根深蒂固,動彈不得。魯迅說他決定棄醫從文,是因為他看見紀錄片裡,一個將要被日本人斬首的中國人,竟被圍觀的中國人恥笑,在那些嘲弄的眼神裡他看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悲哀,他發現中國人的心比身體病患更重,更需要醫治。以前讀魯迅描述這斬首畫面總覺陌生而荒謬,但看著網上給之鋒的留言,這殘酷又血淋淋的影像竟重疊了。原來人性真可醜惡如斯。而魯迅一百年前開始的耕耘竟可悲地無絲毫寸進。

以前不喜歡讀魯迅,總覺他的作品無故地深沉,總疑他為警世把這世界描述得太過混亂醜惡,把中國人貶得太不堪入目,也覺他的諷刺鞭韃過於尖銳深刻。以前這樣想,是因為以前還年少,少年人的世界總黑白分明,以為這世界忠是忠歹是歹,看得電視劇集多了,以為為民請命者理所當然受黎民百姓愛戴故事橋段可以很簡單,站在百姓一方的革命者與政權處於清晰的二元對立狀態只要把當政者拉下來,故事便可大團圓結局誰知世道並不如此,真實的都刻劃在魯迅那複雜又多層次的世界裡,政權可怕,但冷漠歹毒的人心、民族性更可怕。

一場雨傘運動仿如一個放大鏡,讓我們把身邊的人、身處的環境都照得輪廓分明。無疑,我們在這段日子發現了很多美麗的香港人,只是,我們確要認清一個事實,這些美麗的人們是我們社會裡碩果僅存的一群,而我們社會的真相是——即使沉重也要面對的是——民智未開,人們對身處險境的認知以及道德感召這回事,一如當年晚清時在華老栓茶館裡吃著茶咬著花生恥笑革命志士的無知淺薄的人民。

黃之鋒與兩位女同學昨宣佈絕食,希望政府可重啟對話大門,一如所料,網上留言縱有支持者,但其它如甚麼搶光環博同情之抨擊亦紛至沓來。這班年青人其實不欠我們甚麼,但我相信世道也必然如此——一代總有一代的革命志士,一代總有一代有胸襟有承擔的仁者最後能成就大事——歷史是這樣讓我們走過來,只是我相信,少點責罵多點關愛,我們的社會可走得更快一點更遠一點。而我,只盼望我,從未讀懂魯迅。

(104) 譚蕙芸:與阿sir對話

譚蕙芸:與阿sir對話
(2014年10月9日,主場博客)

今晚天氣好好,初秋的涼風吹吓吹吓,走在干諾道中感覺舒暢,忽發奇想想看看封路的盡頭。去到紅棉道轉上花園道,一個人緩跑上斜,無比舒暢。我這個喪跑中女,嚇親附近三個警察,走出來問我:「小姐,有乜可以幫到你?」

我解釋,只是想看看封路的盡頭,沒惡意。然後我們就在這裡展開城市論壇。為了「釋出善意」,我解釋我是大學老師,偶爾會替警察學院搞傳媒工作坊,我跟他解釋,示威者不是針對警察,是政治問題處理不了,警察才成為磨心。

其餘兩位警察離開了,唯一一位眉頭緊皺,咬實牙關的差哥哥,忍不住跟我辯論。一個警察一個市民,就在空無一人的紅棉道天橋上,議論時政長達二十分鐘。

我跟他說:政治問題解決不了,才變成警民衝突。他說:我不理會政治,我們是政治中立。我反問:你可以不理政治,但政治會搞上你。他說:我從來都沒有投票,所有政治人物都是壞人。你換了現在的特首,另一個你們也是反對。

我說:若添馬公園不是給了廣西社團,逼市民在添美道集會,事情就沒事發生。他說:你又話要公平,人哋早過你申請也要讓人集會。我說:若公民廣場開放,市民就可以在裡面示威。他說:我不知道公民廣場在哪裡。

我說:為何要扣留黃之鋒四十八小時?他說:他是領袖。我說:很多人爬入公民廣場,為何只扣他四十八小時?(原來他們不知道其他人沒有扣留這麼長時間)他反駁:唔通因為他是出名的人我們就不扣留他嗎?犯法就是犯法,我們的工作就是執法。

我反問:那如何解釋願意「犯法」的人數以十萬計?他說:示威者裡肯定不只學生,也有搞事的人,你知道有些示威者對我們說的話多難聽?我說:很多是單純的學生。他說:我自己是童工出身,捱過世界,我只知道要做好份工養家,這一代沒捱過苦,太過舒服,覺得示威好浪漫。

我問:有警察的孩子也參加佔領,如何解釋。(刺痛他的死穴)我就不會讓我的孩子變壞!我就嚟投訴我個仔間學校。我問:你個仔罷課?他答:點解學校可以無問過家長就畀學生罷課?老師有無搞錯!咁細個只係識同我講甚麼「一千票」(選舉委員會人數),你明白咩叫政治咩?我覺得學校啲老師唔知點樣教學生,就好似教佢哋吸毒係好前衛咁。

我反問:用吸毒來比喻示威,會否不準確?全世界都有學生運動,帶來好的影響,就像佔領華爾街,反越戰示威都係學生帶領,毛澤東都搞過罷課,你點睇?他答:毛澤東都係壞人,我唔識呢啲嘢。我只係知道,學生的責任就是乖乖哋係學校讀書,攞好成績。我問:咁你個仔要示威,你唔可以用鎖鏈鎖住佢。他答:十八歲,十八歲之前我唔會畀佢學壞。

他說:我有錢一定送個仔去外國。我答:我就係去外國,學啲嘢更加激,外國啲大學生示威更厲害。他答:我有親戚係外國,啲仔女都係唔會搞搞震嘅!(他有點委屈和不憤)總之我做警察,原本只係諗住捉賊,拉黃賭毒,我唔係想嚟做呢啲嘢(對付示威者)。我問:但警察係為一個不公義嘅政府服務。他答:我唔理,做得呢份工我就唔理政治。我連政黨係咩都唔知。我建議:咁你真係要去理解吓。他答:我唔想理解。總之政治就污穢。我只係返工,執法,唔想香港亂。

我問:點解中環要放催淚彈,旺角唔放。他答:中環全部人衝擊警察;旺角入面有搞事也有不搞事的人,點可以一視同仁咁放呢?我問:咁點解而家又唔放催淚彈驅趕金鐘?他答:有輿論壓力。我反駁:輿論壓力不就是政治考慮嗎?為何你剛才說執法不會考慮政治?

討論氣氛,時而僵持,更多是委屈,我說:我真心覺得警察不是壞人,只是因為政治問題解決不了,成為磨心。阿sir堅持學生是受政治人物影響,受老師洗腦,太得閒出來「搞搞震」。

最後,道別之前,我跟阿sir說:我覺得這件事對香港影響不只是負面。他不同意:「你估吓,第日有店鋪呃人,我哋去查案,會否變成有人群包圍我地,我哋點執法?」我說不過他,只能再重申,我明白警察辛勞,他至少都講咗一句,話佢除咗去佢個仔嘅家長日,從未同一位老師傾咁耐偈,我覺得能夠有這晚的相遇,對大家都是一件美好的事。然後揮揮手,在昏黃的街燈下跑回紅棉路的示威區;他回頭走到天橋上,繼續漫漫長夜的站崗。警與民,各走各路。

(103) 鄭立﹕怪責受害者

鄭立﹕怪責受害者
(《明報》,「觀點」專欄,2015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和邏輯一樣,有一個在香港的教育裏,從來都沒有提及,但是在外面卻頗受注意的概念,那個概念叫作 「Blame the Victim」。

中文就是「怪責受害者」,他是一種既得利益者常用的詭辯技巧,雖然是詭辯,但這個技巧對於普遍邏輯不清醒的人,比方說,我們香港人來說,是非常有效的。

什麼叫作「怪責受害者」?就是說,在一件事情上,總有因此而受害的人。受害人就是在一件事上,輕則損失金錢,尊嚴受創,重則失去某些權利,失去性命。但是他們會被說成是導致事件的原因。這種行為自古以來已經存在,有一句成語非常有代表性,叫作「引人犯罪」

前陣子有篇南亞的新聞,某個官員評論,「女性被性侵犯是因為自己穿得太暴露」,就是典型的「怪責受害者」,但是很多人聽了之後還是覺得有道理,同意「你不想被性侵犯,就不要穿得那麼暴露」。一直以來,大家似乎也習慣了這種反客為主的指控。

直至近代,才開始有人提出這種指控有問題。

在美國20世紀,關於種族主義的問題浮上枱面,開始研究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的心態時,發覺他們經常用「是他們(受害者)自取的」作為理由。發覺這些法西斯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都有一個共通性﹕他們習慣了將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歸類是被他們厭惡者或者「弱者」的錯。

要注意這裏的「弱者」,裏面並沒有任何關懷或者同情的含意,而是一種敵意和鄙視,一種貶低人的說法。以今天的言語來說,就是「社會失敗者」、「輸家」、「低下階層」、「沒有14,000元收入的人」、「窮人」、「愚民」、「刁民」、「暴民」,這些才是廣義的弱者。

批評者不見得就是強者
要留意的是,批評者他自己並不見得就是強者,甚至他本身客觀上就是這些弱者,也就是他們自己可能也是事業失敗者、窮人、低教育程度者,但正因為他們接受不了自己這樣的客觀情况,他們以立場將自己歸類為勝利者。基本上,他們先將「貶低」當成一種強者對弱者的行為,然後自己採取這種行為時,就會主觀把自己歸類為強者。

所以你在香港,可以看到月入可能萬餘左右的基層,會對收入比他高的各種專業人士,進行「貶低」,或者只有中學程度者,去批評碩士大學生無知,說成是廢物、社會敗類、弱者之類。因為他們正是透過「貶低」,來把自己定義成強者的

而他們就會將所有不好的事情,不論該事情如何發展,都歸類為對方的錯。而因此而產生了任何的不公義的結果,他們都會說成是「這些人自找」的。如果有一個綁匪,勒索要贖金,不然就撕票。那你給了贖金,然後撕票,他們會說你蠢,賠了夫人又折兵;你不給贖金,然後撕票,他們就會怪你為何不給贖金

為何錯的不是綁匪?這就是「怪責受害者」的精妙之處。

這樣的思想,在華人裏卻非常的盛行,別怪基層或者低教育程度者無知,因為連政府自己也一樣﹕皇帝永遠不會錯,錯的只有奸臣;中央官僚也不會錯,是地方官自己亂來;長期都流行用低層去頂上位者罪的結果,先天就使怪責受害者的思想,深刻在我們的骨子裏。

(102) 鄭立:欠缺「貴族義務」的東亞文化

鄭立:欠缺「貴族義務」的東亞文化
(2015-01-05,聯合新聞網,「鳴人堂」專欄)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兩節話,大家多少在電影聽過。就算沒看過電影也應該有人提過,但是,他只是電影的對白嗎?不,他是一種西方的道德觀念,這個道德觀念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他在東亞世界不怎樣存在

這個觀念就是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對於我們文化來說是個很陌生的詞語,在國文,德育,社會等課本都不會提及。他的意思很簡單,一個人從社會得到的越多的財富,地位和聲譽,他就要對社會負上更大的責任

人類追求平等,但生出來每人的處境絕不一樣,有些人較健康,有些人較病弱,有些人較英偉,有些人較醜陋,膚色不同,繼承的資產,父母都不同。隨著時間變化,大家的際遇也不同,最後得到的東西和位置也不一樣。貴族義務就是應這個現實而產生的道德觀。

一個人得到的多,他就對全體有更多的義務,他必須去做更困難的事,冒更多的風險,展示更多的勇氣,展現更好的禮儀,更令人尊敬的情操。如果他做不到,這個人就沒資格擁有他所擁有的一切東西。就像騎士一樣,騎士是貴族,有封地,有地位,養尊處優,有權使用武力,一旦參與戰爭,騎士在戰場上就必須衝在最前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的貴族階級受到了重創,就是因為這個貴族義務,因為貴族出身的軍官們在衝鋒時必須帶在部隊的前頭,勇敢的面對重火力。英國的貴族子弟有義務參軍,連威廉王子現在也在服役,而且還要是在阿富汗前線打仗。

在從軍以外,貴族要自覺對社會有貢獻,所以在西方貴族出身的科學家,探險家,考古學家,企業家,投資者都不少,他們有錢,使他們有本錢去冒險做危險的實驗,深入未知的境地,那他們就要這樣做。勇氣和積極性並不單純在戰爭中展現,更多是不計代價的推進人類文明。這也是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所提倡的觀念,他臨死時把他的財富捐出去,認為留太多財富給後代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在東亞,情況卻相當不同,有很多情況下,指揮官是在安全的大後方指揮犧牲前線的軍隊,而不是在前線當軍人們的表率。官僚結構也是經常的以犧牲基層為先,保存上級為上,例如日本,政治家腐敗或者企業有醜聞,常常會出現的是秘書或者副官之類的人物出面承認責任,自殺謝罪。

社會也經常把事情變壞責任,放在基層不爭氣,年輕人不像話,崇禎皇帝可以悲哭「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有財富,地位的人,反而是非常厭惡高風險的行為,而喜歡投資低風險的房地產。幾乎所有華人國家的房地產市場都是基於他是華人最喜歡的投資物而炒上去,而對於科技此類失敗機會率很高的投資,是嗤之以鼻,無法理解為何要投入這種不穩健的生意。

對於家族成員,很樂意他們走進安穩的政府裡當公務員,當官僚,或者進入大學裡當教授,當學者,讓這些能繼承不少財產,原本很有本錢去冒險的後代,反而從事這些安穩低風險的工作。在香港,甚至可以不斷重演高級公務員加薪,基層公務員不加薪,而大家也沒有很大的反應。似乎我們並沒有覺得這種做法是十分荒謬的。

擁有大量財富而一事無為,沒做出甚麼成就,例如研究出一項科技,作了一些高風險而很有意思的投資,而只是不斷的以租稅過活,兼拼倒賣更多的房地產。反而會有人說這就是理想的人生或人生贏家。認為是成功人士。

這就是一個欠缺貴族義務的文化。擁有更多本身並不伴隨任何義務,從社會得到多的人欠缺為社會負責的意識,沒興趣冒險,生怕冒險會導致自己繼承回來的祖產損失,把低風險容易賺錢的東西全都佔據著。然後,再怪責這個社會沒有進步,是因為比他本錢少的人不敢冒險,把推動社會的責任交給沒有安樂生活的人,而自己則因為已經是成功人士了,假設自己已很有貢獻,很成功,不需要再做甚麼成功的事情了。

沒有貴族義務的社會是怎樣?

那就是擁有多的人,比別人更容易擁有更多,競爭的邏輯很簡單,在低風險的環境,有本錢的人更容易打贏沒本錢的,社會也走向兩極。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而且一代又一代後,富有的人會越來越不理解窮人,變得更麻木,而窮人也認命,習慣忍受貧窮,覺得理所當然,失去動力。社會就走向停滯,最終腐朽,變弱,滅亡。這是過去幾百年,東亞曾佔據地球大比重的經濟力,卻在人文及科學上沒有相等貢獻的原因,擁有財富的人,只想到用來炫耀,奢侈作樂,而沒有理解到這些財富有更重要的用途。

我們是否應該認真的考慮把這觀念,引入作為我們道德的一部份?

(101) 梁文道論素食五篇

梁文道:〈不見為淨〉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2013年1月25日

梁文道:資深傳媒人及文化評論人,十多年來他寫過政治、文學、藝術、書評及樂評,但他最想寫的其實一直就是飲食。

參加“Green Monday”的活動,才知道音樂人張繼聰吃素的理由非關宗教,而是純粹的不忍。從前他也是個食肉獸,尤好和牛,總以為素食者之所以茹素,是因為還沒試過真正好吃的牛肉。直至他偶爾在網上看了一套關於屠牲的紀錄片,便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主動搜尋更多資料,愈看愈多,終於到了一個無法承受的地步,此後漸漸禁絕一切肉食。聽了他的自白,我十分感動,而且非常佩服。因為聽過工業化肉類生產流程之可怖者,並不在少;但多數人只把它當成一個不便的真相,略曉一二就夠了,根本無意深究,只會扭過頭去把它埋在記憶底處。而張繼聰卻能發心動念,以理智認知其層層黑幕,憑良心痛改舊習;這實在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

許多茹素的朋友都喜歡傳佈畜牲禽魚遭到屠戮的殘酷場面,試圖以此打動大部分雜食者的同情心。似乎看過小牛流淚公雞割喉之後,仍然鐵石心腸繼續吃肉的人,便全是泯滅天良的壞人。久而久之,很多人就開始受不了了,覺得這是一種近乎恐怖襲擊的威脅。這麼令人不舒適的真相,當然最好別讓大家看見。於是我們就可以繼續安樂自在地活下去,好比美軍無人戰機的駕駛員,遠在戰區千里之外,坐在設有空調的密室之內,手邊一杯咖啡,眼前一台螢屏。對我們來說,殺伐就只是用拇指頭按鈕而已,戰爭則如一款逼真的虛擬實景遊戲。你只消把那枚紅鍵按下去,螢幕上就會亮起一團光點,既沒有血花和體液濺到你的身上,也聽不見任何恐懼至極的尖叫,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哭。完事之後,甚至用不著洗手,直接就能回家晚飯,在溫暖的燈光底下聽孩子報告功課。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是個殺伐殺得最乾淨的時代,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把動物和人類分隔得最遠的時代。大部分小孩親眼見過的牛,就只不過是市場裡豔紅的牛肉而已;他們連吃草吃飼料的牛都很難碰見,更加不會撞上宰牛的場面。而且愈是現代愈是文明,這個距離就會拉得愈遠,屠宰也就變得愈益抽象。十幾年前,我們還能在“電氣化火車”的車站上看到一列列滿載肉豬的列車駛過,聞得到它們的氣味(並且急急掩鼻連說“好臭”),甚至聽得到它們的嘶叫。今天,文明的香港早已成功地把這個不便的過程擋在城境極北,免去了大部分市民目睹豬肉之源頭的負擔。所以,我能想像為甚麼美國某些大城市的兒童,會不知道超市冷藏雞肉和在電視上看見的雞的關係。他們開玩笑說,那些天真的孩子居然以為雞肉就和薯片一樣,是種和動物無關的工業製品。我相信這可能不是一個笑話。偏巧,今天又是人類史上人均肉食量最高的時代。(殺生之一)

梁文道:〈素食者的殺生〉
《飲食男女》,2013年2月1日

保羅.麥卡尼和他的女兒史提拉.麥卡尼都是知名的動物權利運動推手,介紹素食可謂不遺餘力。我許多茹素的朋友尤其喜歡保羅.麥卡尼的一句名言:「如果屠房的外牆是用透明玻璃做的,大概每一個人都會變成素食者。」這句話的要義的確是當前素食運動的常見策略,儘量讓更多人看見我們日常肉食供應鏈那看不到的部分,使大家發現可愛的小牛原來和盤子裡那塊粉嫩的小牛肉有關,令大家在飯桌上分食脆皮乳豬的時候想起一頭內臟被掏空掉了的血淋淋小豬。假如屠房就在城市中心,假如屠房真是一座透明的建築,每一個人都能看見裡頭的殺戮,地面的汙血,牆上的羽毛;叫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恐怕我們就真的不能不吃素了。

可是我也時常懷疑,這類把殺生拉回到我們眼前的做法,究竟有沒有它的限度?動之以情或許是個很好的起點,但若是理智地思考下去,沿著同樣的邏輯,或許就會碰上撞牆的時候了。

旅港臺灣作家蔡珠兒的近著《種地書》裡有篇文章《舞娘殺手》,值得大段引述,講的是她在大嶼山自家菜園裡的除蟲經歷:
“荷蘭豆最早遭殃,豆苗老葉都給啃了,等我發現,翠綠緞面已成透明輕紗,豆莢捲曲起皺,心痛啊,我在株間找罪魁,是種褐黃條紋的毛蟲,下手一掐,濺出濃稠綠汁。以前洗菜見到菜蟲,還要用夾子夾掉,現在氣急敗壞,哪管得那麼多,見一個揑一個,來兩隻掐一雙,格殺無赦。捉了半天弄乾淨,第二天,見鬼了,蟲子好像復活回魂,不知從哪又冒出一堆,蠕蠕在豆上鑽孔。我繼續暴力鎮壓,殺到手軟,但這頭沒平定,那頭又騷亂,臺灣小白菜也蛀了,滿葉瘡痍如破網,有的只剩脈梗,菜青蟲肥頭胖耳,大口大口啃得正歡”。

除了菜青蟲,蔡珠兒還要對付果蠅、吊絲蟲和一種形如鳥糞的小蟲。為了徹底殲滅這堆“害蟲”,她決定調查它們的身世,以收知彼之效。結果這一查,她才發現:

“原來黃紋毛蟲會變成紋白蝶,吊絲蟲會變成小菜蛾,菜青蟲會變成白粉蝶,而枯葉上的鳥糞蟲,原來是柑桔鳳蝶的寶寶,將來會蛻化成闊袖窄裳,黑紋紅花的舞娘,是島上常見的美麗生物,我還教過鄰居的小孩辨認它呢。愈看愈心驚,沒想到自己竟是鳳蝶殺手,手上綠血斑斑,扼死多少大自然的舞娘”。

蔡珠兒的故事讓我想起以前住家附近一位老伯,他也在村中空地經營了一小方菜園。每逢春夏,正是蝶影翩飛的好時節,樹叢花間點點粉黃淡紅,煞是好看。可這位老伯卻如少女般地逐著它們撲來撲去,不是為了好玩,那是真的想殺死它們。理由就是要斬草除根,連交尾產卵的機會都不給。

我更難忘記那年參觀一座現代化大農場的經驗。一般的除蟲殺卵就不必說了,在好些種豆的區塊上,便連蟻都不能放過。尋查蟻窩,整族滅絕,乃是工人們定期執行的任務。每天清晨,他們更得趕在曙光未露之際起床,為的是要捕殺專門到這時刻才爬出地表的小田螺。那些外殼鮮紅的小螺,一來就是一大群,有時候甚至可以佈滿整塊田地。那種場面之奇詭慘烈,實非言語可以形容。

閑下來之後,我請教農場少主算數。想了一想,他說:“種這幾十畝地的菜,一個月大概要殺一噸重的蟲吧”。(殺生之二)


梁文道:〈犧牲〉
《飲食男女》,2013年2月8日

由於耕種難免要犧牲許多無辜小生命,所以素食者其實也迴避不了殺生的困惑。且模仿保羅‧麥卡尼所構想的透明屠房,在城市中心闢一片菜園,再弄一間透明小屋陳放每日被殺死在田地上的蝸牛和毛蟲,讓大家看看自己吃菜的代價。這會不會使得我們連菜都不敢吃了呢?寫到這裏,我知道一定有人以為我接下來就要譴責茹素的虛偽了:「你看你看,嘴巴上說不殺生,結果還不是毀滅了無數生靈?」

不,這還不算最壞,因為我們還可以沿着部署素食的那群人的思路,進一步追問:「難道植物不算生物?吃菜不算殺生」?這個問題似乎很棘手,但解決起來並沒有表面上看的那麼困難。因為大部分站在動物倫理學立場上的素食主張,並不在乎最抽象最廣闊定義上的生命;他們真正介意的,或許是那些被吃的生物和人類的近似程度(愈是像人,就愈可能具有和人相當的價值與尊嚴),或許是那些生物感受痛苦的能力。尤其感受痛苦這一條,是很多素食者拒絕吃肉的根本理由。在他們看來,動物有神經有大腦,和我們一樣會感覺到刀割水燙的巨大痛苦。我們怎能為了一己的口腹之慾,就對雞鴨牛羊狠下殺手,讓牠們飽受肉體的折磨呢?相反地,植物雖然也是生物,也和人類共有部分基因(比如香蕉,它的基因就有百分之三十和人類一模一樣);但它們既不會恐懼,也不會疼痛,與動物截然不同。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大啖香蕉,可不是因為它只有人類的三成尊嚴;而是因為你用刀把一梳蕉從樹上砍下來的時候,它不會痛。然而,也有些人相信一種非常另類的「科學」觀點認為植物就和動物一樣善感,不單知道甚麼叫痛,甚至還喜歡聆聽溫柔優美的旋律。曾經流行的《植物的秘密生命》便是這類觀點的集大成者,全書充滿各種各樣的道聽途說,以及不合格的所謂實驗結果,目的就是要把植物說得十分玄秘,彷彿也有靈魂。

不想讓植物受苦的素食者大可放心,這套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它完全誤會了植物的「感官」和動物的感官之差異,將它們混為一談。沒錯,植物可以感知光源的方向,可以分辨其他植物和動物的氣味,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觸覺」(捕蠅草便是探討植物觸覺的典範品種);但這些感官能力與動物的最大差異便在於神經之有無。也就是說,即便植物擁有基於電訊基礎的機械感受,例如豆苗碰到欄杆就會自動纏繞成蔓;可它沒有神經去把這些訊號傳到大腦,它更加沒有甚麼大腦。因此,植物又怎麼談得上痛或不痛呢痛也好,爽也好,這會是動物才能知曉的主觀感受。

當然,假如你是某種宗教或者精神傳統的忠實信徒,對植物生命別有特殊而堅定的看法,那麼科學的力量就不大管用了。比方說畢達哥拉斯,這位人類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數學家,古希臘世界傳說中的神秘智者。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那天傍晚,他的仇家帶領一大群流氓攻擊畢氏弟子聚居的住所(這個仇家是位有身份的貴公子,曾想投入畢氏門下,但遭到拒絕,因慚生恨)。他們先是放火,逼得人人倉皇奪門,再持刀劍等在門外伏擊。弟子們拼死擋住追兵,好讓老師順利逃生。沒想到年邁的畢達哥拉斯好不容易先走幾步,卻在一片豆田前面停了下來。因為這位堅持茹素的神秘大師相信豆子裏藏了人的靈魂,是人類輪迴的一環。他從不吃豆,就算到了這個時候,也不願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踩死一大叢的豆苗。他就這麼站在田埂邊上,迎着落日注視眼前金黃的苗圃,有人說他當時的目光溫柔,帶着無限憐愛,因為他知道這是他此生看到的最後景象。然後,一把利刀從他背後伸過來劃過他的咽喉,噴濺的鮮血灑在這方暮日底下的豆田。

梁文道:〈印度人不害〉
《飲食男女》,2013年2月15日

全世界做素菜恐怕沒有比印度花樣更多,口味更妙的了。在香港吃齋要是吃怕了平庸羅漢齋的曖昧,厭倦了老式廣東齋的重複,印度齋菜館通常便是最好的選擇。為甚麼印度人那麼懂得烹調蔬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印度素食人口的數目實在太大,12億人裏頭,茹素者居然接近四成,其中還有兩億多是連蛋都不吃的。為了遷就這個巨大的市場,印度麥當勞還特地開設了全球首家素食外賣站。老麥都得低頭,就更不用說Pizza-Hut了,他們在印度的連鎖店早就把菜單上超過一半的選項換成素菜了。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相信印度是素食主義的發源地,起碼有三千年的歷史。像我上回提到的畢達哥拉斯,有些學者便認為他的素食主張是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和希臘的文化交流確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繁盛古老,亞歷山大大帝固然把希臘藝術帶去了印度,印度哲學和數學傳入希臘世界的時間可能更為久遠)。

想想看,一個文化既有三千年不斷的素食傳統,又坐擁從喜瑪拉雅山直到恆河三角洲這片土地上的豐盛物產,還要有四、五億人天天堅持吃齋;他們的素菜怎能做得不好?又怎能弄得不別出心裁呢?

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去解釋這麼獨特的印度道路。環境限制、人口壓力,甚至政治結構,都是決定一個社會吃肉多少的重要條件。但比起觀念,這些條件的影響都算不上甚麼。依照我們中國人的常識,社會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階層,理當吃掉最多的肉,所以「肉食者」在古代中國幾乎就是掌權者的同義詞。但你看印度的婆羅門,位處種姓制度頂層,卻偏偏以素食為貴,反而把吃肉的「福利」送給底下不如他的低等族群。其中分別,正在於觀念。而主宰印度飲食選擇的最重要的觀念,莫過於「不害」(Ahimsa,也可譯成『不殺生』、『無傷』,或者『非暴力』)。

所謂「不害」,大抵就是不要傷害眾生的意思。受到上古吠陀思想的影響,差不多印度各大思想流派和宗教信仰都接受了因果循環的說法,他們都相信世間眾生的生死輪迴,沒有任何一個生命的終結是真正的終結,它總會「投胎」轉世,再以另一種形式,另一種面目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頭。所以你傷害任何一個生物,都近似於傷害另一個人。而這因果,又不單是生死的輪迴,它還是各種生物之間的複雜連繫,有點接近今天所說的生態系統。過度破壞其他生命的存續機會,災禍遲早也要降到人類頭上。

簡單地講,「不害」正是一種盡量不要傷害生靈的道德律令,是一種避免惡報,乃至於擺脫輪迴之苦的基本途徑。所以吃素便顯得理所當然,是注重靈性修練及信仰虔敬者的必行本份了。然而,那個一直徘徊在素食者頭上的老問題又回來了:植物算不算「眾生」?如果植物也有生命,憑甚麼我們又能吃它?當然,現代科學已經告訴我們,植物不同動物,沒有意識沒有感情,不在印度人所講的「有情眾生」之列。可在兩、三千年前的思想家宗教家那裏,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莫非真要信眾食泥?


梁文道:〈世上最嚴格的素食〉
《飲食男女》,2013年2月22日

佛教徒吃素吃得理所當然,那是因為今天的佛教並不會把植物納入「有情眾生」的行列。可是,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最早期的佛教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其實相當含混。若從律戒來看,植物似乎又像可以輪迴的生命,必須尊重善待。這也難怪,因為植物確實是印度思想傳統中的「底線生命」(borderline beings),既是生物,必須「不害」;又是人類不吃便活不下去的基本食糧,不吃不行。在不殺生和不自殺之間,在倫理原則與生活現實之間,古印度的聖雄思量出各式各樣的調解之道。

其中最有名也最嚴格的辦法,莫過於正統耆那教的素食主義。按照他們的說法,生命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等級,而等級之上下則決定於感官種類之多寡;植物只有觸覺,所以等級最低。但等級低並不表示就能任人魚肉,因為再低級的生命也是生命,也有它的感受和痛苦,立志解脫的修行者不可以不關顧。

但是,如果植物的生命也有價值,那麼徹底的「不害」就不可能實現了。你路過草地,固然踐踏生靈;就算走進樹林,也會有意無意地擦過樹葉,叫他們難受疼痛。若想活到明天,你更得吞下不少草木花果。所以從一開始,耆那教徒就知道自己的方案只能算是妥協,是把傷害減到最低的次佳選擇

這個不夠理想的無奈辦法便是:只吃已經落在地上的水果,以及快要墜地的蔬菜米麥,因為它們已經「死亡」只吃新鮮製成的芝士和乳酪,因為它們還未腐壞,腐壞便有霉菌,而霉菌也是生命。蛋當然碰不得,因為它會孕育出擁有五感的高級生命。番薯和薯仔也不能吃,因為它們長在土裏,是植物的「根」,把根拔掉,整棵植物就活不成了。無花果不能吃,因為它透過胡蜂授粉,胡蜂寶寶也時常住在上面,哪怕只是吃掉「垂死」的無花果,也可能會傷害到胡蜂的生命。蘋果、茄子、番茄和石榴不能吃,因為它們的種子太多,吃掉一個就等於殘忍殺害十幾個生命。不能吃椰菜和西蘭花,因為它們的葉子長了太多層,其中說不定夾藏了甚麼肉眼看不見的小昆蟲。其他的蔬菜要是長得一副「快死」的模樣,倒是可以放心享用,只是必須小心翼翼地一片片葉子剝開檢查,否則誤吃菜蟲,那便犯下殺生重罪了。

這還沒完吃。因為就算你小心到這個程度,你到底還是很難百分百地確定自己有沒有誤殺生靈。所以,最好把食量控制到僅足以維續生命的最低限度,就像南傳佛教行者那樣過午不食,再加上周期性的斷食(當然啦,零嘴自然是想都別想)。

你以為我想笑話他們嗎?不,恰恰相反,我對那些持戒嚴謹的耆那教徒滿懷敬意。因為慈悲,因為原則,他們竟能把與生俱來的慾望克制到這等非常人可及的程度,而且這還只是個很無奈的妥協方案。在我看來,這個故事也很好地解答了許多素食者時常遇到的詰難,比如說「植物也有生命,難道吃素不殺生嗎?」,又或者「種菜的過程也要殺死大量昆蟲,難道吃菜就能避免傷害?」沒錯,完全不殺生的素食或許很難,但素食者與非素食者的殺生數量還是有分別的,其背後用心更有天地之遠。正如台灣學者錢永祥所言,殺一個人也算殺人,但這並不意味一個誤殺過人的人以後就能放開懷抱肆意屠殺。

我們可以不茹素,但沒有資格去質疑出於善心的素食者,說他們虛偽。希特拉憑甚麼譴責殺人犯?這豈不笑話。

(100) 瑪倫:〈厭中取代恐共──香港分離意識是如何煉成?〉

瑪倫:厭中取代恐共──香港分離意識是如何煉成?
(《熱血時報》,2015年3月5日)

「建設民主中國」逐漸變成票房毒藥,「從恐共到厭中」,是香港思想範式轉移的轉捩點,不但打破大中華派幻想中國(China Fantasy)論述,而且揭開分離主義的攤牌時刻。

官民勾結 命運共同
民主派幻想「黨國區隔」, 「共產黨壓迫中國人」,「錯不在中國人」,「中國人是善良美好的」,和事實相距甚遠,現時中國可以用「官民勾結共治」描述之。中國政府運用分享經濟成果和挑動民族主義的手段,提供中國人炒賣致富經濟自足,及富國強兵對外擴張,以換取中國人的「政治不反對」,建立一套類似香港超穩定架構模式。中國人心知肚明,中國政府施政縱然不堪,但為求目前自身經濟利益,不會貿然反抗推翻,或許後中共時代局勢更加動盪,民主中國體制下沒有油水可撈,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就是默許共路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濟上共同歛財,政治上對內恐怖平衡、對外齊手擴張,大致上發展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建設民主中國夢」自欺欺人,港豬也慢慢醒覺。

日前偉大的黃之鋒大言不慚,說什麼「不能與中國民主斷絕」,中國政府不妨讓泛民學民思潮進入國境,且看他們如何聯絡民主勢力,講來講去還不是幾名被泛民引述的異見人士,十三億之中廖廖數人而已,試試在街上搭棚站台,不但沒人認同之餘,而且還被拆台打傷,面目無光兵敗返港。學民泛民不懂中國,以幻想當事實,不要講說服中國人,連和本土派爭論中國實像都輸幾條街啦。

強權帝國 官唱民隨
左翼喜歡把中國人塑造為「雞蛋」,被中共這幅「高牆」欺壓,犯上「角色定型」,即「某個人永遠擔當某種角色」的邏輯錯誤中國政府對香港態度強硬,這班「雞蛋」忽然變成「高牆」一部份,幫北京攻擊矮化香港了,聯合上演「大仇港」劇本

泛民左翼慌忙開脫,指什麼中國資訊不流通,中國人被洗腦云云,這是一種低級藉口,其實就算網絡封鎖如何厲害,互聯網多多少少也流傳香港事實及觀點,但中國人不會理會港人抗辯,這班「帝國子民」只會遵從「中國帝國」邏輯去思考,剛好中共亦是同一路數,政權人民就此合流。

香港人自命中國人,請不要搞錯,「認可中國」的權力,不在香港人,而在中國人,變成奧維爾式「一些中國人比另外一些中國人更中國人」。舉例,美國歌手Kate Perry台灣個唱身披青天白日旗,被中國網民炮轟,指青天白日旗是中華民國國旗,因為在中國人的認知認可裡,五星旗才是唯一國旗象徵。又例如香港政改,即使公民提名如何合理,中國網民反而指責香港要求多多,憤斥地區巿民應該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上而下思維,在他們眼中,香港是沒有資格跟中國或北京平起平坐的。筆者多次批評香港人以「大香港主義」審視中國,製造「建設民主中國」之類的笑話,忽視中國人也有一股「大中華帝國主義」的抗衡力量,不以政治體制轉移意志,就算中國變成民主國家,矛盾必定延續下去,搞不好還會吞噬港台,提倡分家港獨,並非一時恐共厭共的意氣之爭,而是更為完整深遠的衛港方針。

意淫大漢 實則少民
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為什麼中國五十年代對西藏反臉,香港八十年代還會要求民主回歸一國兩制?答案是民族主義,更加準確地說是「大漢民族主義」。

香港人聲稱反共,卻極少對民族主義,特別是香港盛傳所謂「文化歷史愛國論」提出批判。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大概由同文同宗,於同一政權下產生的「歷史共同體」孕育而成。漢字文化,漢人政權,套用心理學的理論,一出世便接觸這些東西,自不期然幻想自己是漢人族群。所謂中華民族其實是有民族等差,即漢人優越論,影響港人至為深遠的,肯定是香港古裝劇集及武俠小說,清一色保衛漢人河山,打敗犯漢外族,反元建明,反清復明,即使是清朝滿人,也會在「漢化論」及「一統論」(金庸《鹿鼎記》)的政治正確下自圓其說。香港人從來不去關心藏人疆人的處境,甚至認為少數民族是需要受到統治而罔若置聞,對西藏五十年代即是如此。

這裡造就香港的民族意識悲劇:香港人幻想和中國人平起平坐

民主派到現在還認為中國(無論專制或民主)統治下會有平等選舉(這裡不是指公民提名,任免權力等狹義政制,而是涵蓋民主中國vs民主香港的關係),由一開始,中國人香港人都是一班種族主義者,對民主的理解是不夠全面,所謂民主中國必然出現種族歧視,現在更加麻煩,香港人原來不被中國漢人接納,兼且有少數民族化的趨勢。我們要反思,香港「文化歷史愛國論」引發的「本土漢族主義」是否虛妄無謂,應該怎樣面對,應該保留捨棄?承上文「認可中國」的權力,也許「本土漢族主義」在「中原漢族主義」之下,不過旁門左道的流派?

香港「本土漢族主義」,實際上是英治時代的產物,多少滲入西方民主自由的色彩,企圖引進外國概念把中國漢族進向現代文明,講得難聽點是「異化」了民族主義,和「中原漢族主義」,那股中國傳統唯財唯力的叢林民族主義可謂格格不入,亦造成今日香港人希望民主自由,中國人希望國富民強(類軍國主義)的思維差距,一個美麗的誤會。香港人的文化歷史愛國,似乎包含一種「離地」的元素,將美好文化歷史和政治現實分不清楚。

不幸的是,香港年輕人似乎給予上一代「否定」答案,他們會談及香港民族,或者去民族主義的理論。香港引以為傲的影視文藝,雖然在香港「本土」發生,隨著時間流逝及認同更迭,這批遺產逐漸淪為「離地」,甚或是阻礙香港前進的絆腳石。以現在的標準,上一代的民族主義觀念,實在是粗糙難看,是否可以說後來種下民主回歸的歷史禍根,早已潛伏在香港人的基因裡,怨不得中國政府?

劍指中國 非限中共
香港民主派說愛國不愛黨,他們愛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東西?
四九年紅色政權當然不在此限,尷尬的是,四九年藍色政權也非年輕人所鍾情。不管紅旗藍旗,大家都是黑旗一個政權如此,兩個政權如此,就不能不考慮中國民族性的問題,甚至推論下去,生於這塊土地的人都是這個樣子,不是偏見歧視,而是合理懷疑

民主派的中國論述,只有四九年赤色中國,欠缺地理橫軸,欠缺時間直軸,只有中國美夢,沒有中國惡夢。

上一代的中國意識,往往陷入非共即國,不是中國簡體字,就是台灣繁體字的舊式印刷民族主義(print nationalism),兩邊論述隱惡揚善,無論選擇那個陣營,都是中國陣營,香港泛民及其附屬集團,通常都是台灣國民黨時代的一派。互聯網降臨,好啦,雙方醜事掩蓋不了,有人問,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國家民族認同,於是乎網絡民族主義(internet nationalism)產生傳統媒體不能控制的台灣及香港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有一個特點,就是全面否定原生母國,香港網絡鋪天蓋地負面中國即是如此,他們不是針對個別政權,而是針對整個國家,切入點一定是國共分治。國民黨來台白色恐怖歷史,在網絡上被無限放大,和共產黨赤色恐怖殖民香港相提並論,構成反國民黨以及反中國的動力。民主派不知如何應對,和藍營千絲萬縷,和中國情深款款,面對劣績斑斑的歷史,完全推銷不到正面中國形象。不講現代講古代,書同文車同軌,改土歸流,屯兵墾土,統治道術一脈相承,大中華派再講黨國區分,根本不知所云

這就是中國,還抵賴什麼?

民主運動 命題錯誤
上周舉行的港大社科學院「大中華與本土」論壇,鄭松泰及李啟迪理據完勝李卓人,卻無法引導明確結論,把大中華派徹底擊潰。

結論是:香港困局,不在中國政治體制,而在中國主體本身。

香港民主運動,由始至終點錯題,香港不可能在獨裁中國統治下爭取民主,香港不可能在民主中國統治下享有自治,民主派的中國論述,不是描述事實,而是虛構童話,包裝成糖衣毒藥販賣港人。引用漫畫《北斗之拳》金句形容民主運動:「你已經死了!」什麼狙擊官員、否決政改、團結飯民、繼續爭取、深耕細作、薪火相傳、反攻大陸……精神病的定義是:「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上述口號聽夠了,懇請泛民別再死馬當活馬醫,你們的幻想中國騙術盡數拆破,你們根本不應該出現在香港歷史之中。

(99) 陳雲:為何民主制度總是在華人社會失敗?

為何民主制度總是在華人社會失敗?
陳雲 | 三文治(雅虎網專欄)
2015年6月23日 星期二上午8:28

民主制度為甚麼總是在華人社會失敗,大家知道嗎?華人社會那群文人,總是在輿論鼓吹,說民主就是三權分立、政黨輪替、就是用選票將暴君拉下馬,就是解散國會重選,就是不須流血而可以替換執政者。民主就是the least evil of all political systems(所有政治制度中最不那麼壞的)。

好啦,好啦,這些都是對的,華人輿論宣傳了近百年,近乎老生常談了。但大家知道,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假設嗎?就是有人可選啊,有適合的人才可以推舉啊。就是要培養優秀的執政者而且有機會令他們可以選上去啊。這些優秀的執政者是在大學培養的嗎?在商行培養的嗎?大集團的CEO、律師樓的合夥人嗎?不是啊。至少,民主政治的第一代,是要在王侯貴族、官宦世家、莊園子弟那裡來的,第一代之後,就偶然可以在政黨裡面培養。

那麼,華人怎麼搞民主的呢?在清末民初,他們先把傳統社會摧毀,貶斥經學教育(相當於西方的基督教經院教育)、搗毀士大夫傳統,嘲笑世族貴介和莊園子弟,之後呢,就用民主制度來選舉,選出來的是甚麼人物呢?就是我們今日在台灣和香港見到的人物。

現代政府必須採取民主政治,因為現代政府是建基於國族(nation),國族由國民組成,故此要一人一票選舉國會,然而國族也必須要有國魂、國家的文化傳承與政治承擔,政治家要有以國家百姓為重、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感召(calling),以取代貴族那種來自家族傳統的、君權神授的天命。這種道德感召,不只是來自一時一刻的個人道德覺醒,而是來自特定群體的世代培養和群體護持。民主政治的頭幾代,政治家一般來自世家大族,他們秉承來自親族的責任感,有更強的自我期許和道德承擔,可直接從父輩繼承威望和一些不外傳的統治心得。他們的家族威望,省下四處遊說的時間;他們莊園的財富後援,省下貪污瀆職的嫌疑。出任公職是為了榮譽(honour),而不是為了謀生。邱吉爾就是英國士族培育出來的政治家,雖然性格傲慢,但確可以臨危受命,在納粹德國大軍壓境之際,鼓舞士氣,救黎民於水火。

往後的政治家或政客,例如克林頓、奧巴馬都可以做總統,他們出身平民,可以靠大學和政黨來培養,但那個政黨必須首先要有世族或士族的來奠定傳統。民主社會要有一個傳承國魂的精英集團,歐洲將這貴族莊園精英慢慢過渡到大學,而大學本來是基督教經院開辦,於是結合貴族承擔與傳教士的奉獻精神,這些都是華人社會的大學不具備的精神,因為華人社會的大學,很早就切斷了士大夫的王朝翰林院的傳承

(98) 阿果:我們愛過陳百祥【附:陳雲:陳積是香港民族代表人物】

阿果:我們愛過陳百祥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11月8日)

前兩天,電視迷朋友傳來邀請,追蹤800個收視盒的下落。細讀信息,本沒打算理會,因為要令無綫收視「三點不到」,注定是比爭取港視發牌更 impossible的mission(起碼要確保其中776戶「收視家庭」齊心關機)。然而兩秒後,我還是決定扔掉計算機,張貼尋人啟示,呼籲杯葛台慶。箇中原因,大概因為事件的主角,是「阿叻」陳百祥。

電視風雲餘波未了,新聞人物每周換畫。這星期的全城焦點,由政總轉到將軍澳電視城。有網民(或「妄民」,阿叻語)再次發起行動,呼籲慣以電視送飯的萬家燈火,下周二杯葛無綫,上演一場「萬千熄機賀台慶」。這場只有零星火頭的罷看行動,卻因陳百祥的膝頭(收視跌至兩三點,就會「跪.回家」)、性命(「死咗佢 都得」)、財產(建議無綫收視達三十點就捐出三百萬)、大嘴(指摘群眾盲目受「負面傳媒」煽動),而釀成大火,烽煙四起。對於這種口舌之爭,我素來沒有興趣,但因為主角是陳百祥,我不得不關心。

二十年前港人至愛
關心阿叻,只因他直接影響家人的身體健康——每逢他現身台慶、港姐等無綫大騷,我媽例必全身發抖、嘔吐大作,痛罵他「核突」、「膚淺」、「庸俗」,質疑無綫 「點解會以為觀眾鍾意睇佢?」作為孝子,我一直不便反駁。沒錯,眼前這個肌肉鬆垮的中年漢,近年確因衣著騎呢(三角泳褲透視裝)、窮奢極侈(節目中炫耀價 值二百萬的陀飛輪手機)、口舌招尤(嘲弄昔日戰友王晶)而屢屢令我媽作嘔,教群眾發火,但無可否認,他曾經擄獲大眾歡心。

二十年前的陳百祥,是港人至愛。1995年,他憑着主持節目《運財智叻星》而(再次)聲名大噪,不單把主題曲《我至叻》唱得街知巷聞,更乘勢走入紅館,連開七場演唱會。一個歌不精、舞不勁,樣貌身材皆欠奉的電視藝人,竟然能夠吸引大眾自掏腰包,齊心合唱「Yeah我至叻」……明顯是繼譚詠麟走紅、黎明封王之 後,香港普及文化的又一個奇蹟(或悲劇)。而奇蹟之所以發生,港人之所以盲目(深愛陳百祥),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阿叻」很「香港」——陳百祥的花名「阿叻」,既出於其洋名(Natalis),亦有角色設計的考慮。1979年,他投身無綫,加入《歡樂今宵》,當時身邊盡是梁醒波、沈殿霞、何守信等以親民謙厚作賣點的前輩。為了出位,他刻意扮《黃飛鴻》電影中的石堅,充當反派,壞事做盡:凡事認叻,藐嘴藐舌,蝦蝦霸霸。「阿叻」作為角色,看似負面,卻響應時代,跟全港百姓一同經歷由低頭到仰首的性格轉變,自然深入民心。

踏入九十年代,「阿叻」演過電影,搞過上市,欠過巨債,最後重返起點,回歸電視,主持《運財智叻星》,再度走紅。「阿叻」的再次崛起,亦有時代根據——當時九七臨近,香港人人自危,陷入身分危機,而「阿叻」既以典型smartass香港人身分娛樂觀眾,亦透過歌曲《我至叻》向大眾派定心丸:香港人性格「識睇時勢兼淡定」,一直「搞乜都鬼死咁叻」,面臨時代巨輪,與其搲頭擔憂、倉皇移民,不如繼續為自己身分自豪(「香港地最好」),抓緊優勢(「股票金融確係 寶」),及時行樂,正視回歸(「上面咁多金掘,怕你手軟唔去執」)……這個人這首歌,確認香港精神,唱好你我未來,能夠吸引萬人紅館合唱,絕非集體眼盲咁簡單。

二、 「陳百祥」很「香港」——陳百祥生於戰後嬰兒潮,是典型香港仔。重溫他作嘉賓的那集《志雲飯局》,知悉他自小家庭破碎,一家六姊弟,都由母親一手湊大。他不諱言自己自懂人性以來,就覺得「平凡是罪過」,「自己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錢」。也因此他從小精於計算、「賭性」很重,小小的腦袋每天想着的,是「用什麼工具,可以把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典型的香港人擅長心算,長期斜視(只懂看錢),身處母胎已矢志出人頭地,攀上頂峰,陳百祥可算是當中佼佼者。

陳百祥跟許多同代人一樣好勝,表明自己「唔輸得」、「偷呃拐騙都要贏」。他以電視藝人知名,但加入無綫之前,卻曾以廿歲之齡自資開設製衣廠,短短三年內賺了二千萬,買了六架名車,然後破產;他沉迷賭馬,試過兩月內中六次3T,但亦試過因炒燶期指,欠下一倍身家的巨債。若說白手興家、扳倒巨人的王維基反映「獅子山下」精神,乃刻下大眾口中的昔日「香港仔」代表;那麼擅長投機炒賣、恣情吃喝玩樂的陳百祥,肯定就是這個「香港仔」的另外一面。香港人愛香港仔,自是理所當然。

他沒變 只是留在原地
問題來了。陳百祥和「阿叻」既然是香港代表,亦曾俘虜大眾歡心,那為何近年情况逆轉,堂堂大眾甜心,變成網民與平民(如我媽)眼中的頭號敵人?是因為他變了質?就如同其他香港普及文化傳奇(如成龍、周星馳)一樣,變臉換樣?

通通不是。阿叻跟香港人愈走愈遠,絕不因為他變了,反而因為我們順應時代而改變,但他留在原地,一直不變。

香港人曾經都是陳百祥——招積沙塵、凡事功利,處處認叻。然而,九七以後,時代轉變,香港人的容貌亦緊接在變。講究享受、唯我獨尊的香港人愈來愈少,關心政治、放眼社會的人愈來愈多——這既因為生活環境急轉直下,香港人的優勢逐滴流失,玻璃變鑽石的日子不再,大家根本無法再從容度日;更因為社會不公義逐漸浮面,大家餐餐都無得做阿head。大眾逐漸醒覺,原來在為自己前途奮鬥,享受掌聲嘉許的同時,亦不能忘記(在傻笑的特首身旁)發聲,捍衛核心價值,爭取更有尊嚴地活下去。

就在香港人生活日漸艱難,你我選擇慢慢丟失的同時,「香港仔」阿叻卻繼續以九十年代的「我至叻」姿態示人——百姓投訴百物騰貴,他卻在電視上延續昔日大眾拍掌的狼吞虎嚥表演;群眾不滿一台獨大、《東張西望》偏頗,抗議爭取轉台,他(接受被調到黃昏一天出發的李慧玲訪問時)卻表示,無綫節目中肯,不明白香港人為何那麼多負能量,又指無綫做得很好,大眾盲目,才被少數傳媒迷惑……再唔叻的香港人也看得出,阿叻活於另一個時空

也許,阿叻唯一說對的一句話就是:觀眾都很盲目。香港人盲目,所以我們愛過陳百祥。

附:陳雲:經紀陳積是香港民族代表人物
面書帖子(wan.chin.75/posts/10155613418017225),2017年9月21日

陳雲:香港民族的代表人物。陳積,經紀陳,無線電視趣劇《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系列,甘草演員顏國樑飾演,角色勢利識撈,貪圖小利,跟紅頂白。當年電視業是有心做娛樂的,故此可以在香港社會找到典型人物(stereotype)。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廣東那邊可以看電視的人就以陳積做香港人的樣板。

經紀陳積,買空賣空,見錢眼開。當年我畢業之後在政府做事,同事閒談,說香港除了樹立李小龍像之外,還要樹立陳積的塑像。

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

(97) 鄭立:論房地產

回覆〈如果大家有一億〉
批踢踢實業坊,MenTalk板,2015年2月22日

日本在八十年代,東京的房地產總值超越整個北美洲。現在的香港,房地產總值是紐約的三倍。我們可以自欺欺人的認為,那時候的日本就真的超越整個美國,今天的香港一個頂三個美國大城市。但我想務實一點說,這些價錢有水份。

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就是房價去到頂端,暴跌大半,而且沒辦法升上去。當年的日本人的人生規劃,就是買房子先租出去,等房子漲價之後再賣出去,最終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失落的二十年,失落的就是這個計劃完全破產。

無疑大家的答案都是買房、收租,以此致富,短期合理,但深思的話這個想法建立在一個矛盾上:每增加一個房東,就少了一個租客。當你有房自住的時候,你就不用交租給別人了。而臺灣的出生率是不斷下降的,年青人的薪金也是,租客可不是無中生有,人少了,他們擁有的錢也少了,卻期望自己未來租金收入是上升,這是一種矛盾。

最終為了把房子租出去,而引入大量的外勞或者移民的話,臺灣就是讓自己變得更擠迫了。如果自己是為了做更重要的工作,例如研發、創造、領導、商業、當兵,那是可以的,但是似乎大家的願望其實不是繼續現在的工作,就是早晚不工作,而不是挑戰更高風險更重要的工作。那麼不就變成了坐享租稅的古代地主階級嗎?而歷史也反映了,這樣運作下去,國家會積弱貧窮(終究社會因為產業落後變貧困,交租的人拼了命交租也越來越少),最終被毀滅。

一個社會,人有錢了就去發展實業,做高風險的事情,社會就有未來。像科學家研發新的科技、工程師開發新的產品、商人開拓國際市場、教師自資投資改善教育;文人開圖書館、博物館,或者保育舊有文化,資助新晉的文人;普通人也可以依自己興趣去發展自己喜歡的店子,例如夢想中的咖啡廳、餐廳、書店。像歐美的先進國家,他們有錢了就是做這種事情,國家才會強盛富裕。

富裕並不在於錢多,或者有很多土地和收租,而是每人都發展自己的潛能,真正的財富是人類的技藝和知識,錢到頭來也是為了有品質的東西, iPhone、高級餐點、好的美術品、衣服、高科技的醫藥和良好的醫生,大家有了錢之後就是為了買到這些東西。何不使自己或社會能夠生產這樣的好東西?若社會不發展這方面的能力,房地產的價格只是暫時和中空的,當臺灣被拋開了,這些房價夢和租金夢都會變成泡影吧﹗

日本雖然失落了二十多年,但自從泡沫經濟爆破後,在泡沫經濟中那些浮燥的行為才漸漸的收斂,回復各行各業的生機。如果你有去日本旅遊,他們這些年都是回復一個職人的心態,日本的商品今天變得價格便宜、品質良好,高級的技術也在日本產生,這樣的經濟沒有熱度,卻是在回復健康。今天的日本,難以靠租稅和地產吃飯,做實業成功才能夠致富。

倒轉的反例是菲律賓,菲律賓曾經是亞洲第二富有的國家,但隨著房地產的兼拼、 土地世襲,最終菲律賓的土地大部份由少數家族大量的控制。而他們為了保持利潤,開始大量改成經濟作物,壓搾農民,租稅階級的巨大財富又方便他們和政府官僚結合,統治了整個國家,延續這樣的形勢,每當有任何土地改革或者公平分配的政策,都會在地主階級的大力反對下消失。大學生沒有出路,只好去香港、中國大陸、臺灣這些地方當菲傭。

如果選擇了一個方便人靠土地收租吃飯致富的社會,就會變成像菲律賓這樣,直至下一次大動亂時代為止,這種穩定的體制是一種萬劫不復。而社會也會因為欠缺希望、人無法發揮潛能、不公義,而走向動盪和動亂。如你所見菲律賓很多事情都要用暴力解決,今天我們可以笑笑他們無能耍寶,但慎防自己哪天也變成跟他們一樣。而這種跡象不是已經開始發生,臺灣不已經開始這樣嗎?

(96) 鄭立:論工業發展

回覆〈統一後,中國要如何發展台灣?〉
批踢踢實業坊,2007年7月9日

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中國並非近二十年才開始發展工業的。中國的工業發展, 已有了一百年的歷史,即使勉強一點說,中國的近代工業是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進行工業化了。單純的工業化是否等同幸福的生活?在大部份時候都是否定的,自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這個問題已經進入了人類文明很久。

事實上,在我們印象中很多二三流的國家,包括菲律賓,南美諸國,他們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都經歷過很強大的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往往都忽略了的,我們常以為中國是繼列強之後的工業化國家,但當然不是如此。

而是,這些國家工業化到頂點之後,遇到某些瓶頸,結果導致了經濟陷入一種停滯。而成為了我們所知的第三世界國家,嚴格來說,中國亦是如此。

而我說的,便是這工業化的問題。我並不是說,人類可以完全脫離工業而行,而是說,工業只是產業的一部份。

人不吃飯會死,人類當然必須務農,但不等於要將這當成重點。務農是必須的,只是毫無顧忌地不斷投入農業,最終卻未必有好的結果,中東的乾漠化本身就是過度農業和放牧的後果。對於古人來說,他們不能理解為何「要讓人民吃飽那麼重要,而努力去讓人民吃飽的結果卻是衰亡」

而當今工業也是一樣,工業的瓶頸,去到現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是大家很能夠理解的常識之一。雖然我不清楚為何在中國這種地方,這些的事情總是被輕忽,比方說,談環保問題,例如樹木砍伐等事,會被很多人認為那是有錢人吃飽了找事幹的道德問題,而不相信這是長遠的經濟問題。

過度將重心放在工業上是很危險的,自由市場並不是天使的禮物,自由市場在很多時候會導致自滅的後果。共產主義固然沒有成功,但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解決了。

工業化本身看起來是生產力的提升,但底下產生了很多代價,表面上看得到的,有資源的損費和環境的惡化,以及底下付出了極大的社會成本。

現在的問題正是,工業化已經去到了走向消費主義。

如果一個國家,耕田的農夫連農具都沒有,那麼這國家確實需要工業化。但中國卻不是這情況,為何中國的農業始終還是勞動密集?是否因為中國沒辦法生產農業機械? 這當然不是,相對而言,中國現在有足夠以上的工業生產力。是否中國的航運收益未足,是因為船不夠多,不夠大? 這也不是事實。那根本就和造船廠毫無關係。

日本和德國的工業並非衰落,那反而是他們避免落入過度生產,然後再過度消費。例子不會太遠,就只說一個:就是日本人再富有也好,也不會去追求「一人一部汽車」這種事情。

工業生產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是財富,也可以是垃圾。而這是中國工業正面臨的問題,現在追求的工業化,是在於怎樣壓低成本,提升產能。這是一個舊世代的想法,因為在戰爭之後的時代,確實工業品幾乎有無限的市場。但現在已不是那種時代,這便是很多工業國家轉型的原因。

原因是,我們不需要更多的鋼,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汽車,我們不需要更多的電視機。

但至少這些市場還存在,我們會買電視機,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電視機,而是因為我們「消費」了。電視沒用到不能用,我們就丟掉,為了某些理由去買新的,工業品的使用週期越來越短。會去到這地步,這就是過度生產了。這是工業社會的末期症狀,大家追求的並不是由無到有,而是由「有」變得「更新更好」,從字面上看起來這是社會進步的現象,但本質上卻是市場飽和的一種包裝而已。

這種無盡的消費主義,最終的結果是會將僅有的能源和資源,無意義地消費掉的。看看佛山的瓷磚過度生產超越40%,這已是本土一個簡明例子。

進入高科技經濟並非因為喜歡,也不是像跑步一樣,因為跑完一段工業社會就先然升上一級搞科技經濟的。相反,科技經濟本質是因為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而產生的。我們進入科技產業是因為未來資源的輸入將會越來越不明朗,包括石油等資源。

舊的工業主義認為,將工業品填滿每一個家庭就是功德圓滿,但後來發覺不論市場和原料的限制,都使這不成立的。

舊的工業主義認為,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洗衣機和汽車,就是富裕,最終發覺這負擔和代價也很大的,而且這最終也不是富裕。

高科技經濟就像你們現在每人都會用的手機一樣,曾經大家都以為,一個國家應該將電話固網鋪設在全國所有有人住的地方,但對於中國而言,這是非常困難的工程。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個先進國家,都是先鋪好了全國的電話聯網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必須如此?現實就是,因為開發了手機的無線網絡,所以在很多地方沒有固網的中國,反而能夠直接將無線網絡普及至較為偏遠的地方。為何我們不需要先鋪了固網?就像我們認為,工業化是每個國家必須之路?

重點就在這,去到這時代,工業化只應該去到需要的水平就是,而不應該將工業化視為創造更多財富的手段。工業本身並不是產生利潤的,而是產生利潤的產業所使用的工具。有軟件業,當然需要生產 CD 的工場,但生產 CD 本身雖必要,但並不重要。

工業是生產財富所需要的,但工業不生產財富。工業是依據其他產業的需要而發展到應有的水平,而不應該是無限擴大生產,而渴望市場最終能接納。這點我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技術人員、投資者所應該要明白的,否則最終工業不在做甚麼,只是將我們寶貴的原材料變成一件件垃圾而已。

(95) 鄭立:論中臺之戰

回覆〈如果台灣宣布獨立 中國真的敢開戰嗎?〉
批踢踢實業坊,Gossiping板,2015年7月5日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因此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首先這並不是「有沒有種」的問題,這不是小混混的意氣之爭,要開戰靠的不是種,而是能力。對結果的判斷、風險、以及是否在意背後的副作用。而這很關乎的是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政治形勢造就目標,而這往往是基於決策者個人的利害和觀念。

假設決策者的目標是「保障中國大陸大部份人民的經濟生活」,那麼就不會開戰, 因為不論勝敗,在經濟上已篤定是輸了。一個會發生戰爭的臺海,會影響到整個東南去到上海都變得不安全。再加上這可能會導致美國的貿易制裁或者禁運,可以預期這些地方會退化成一種戰時經濟,很可能是配合經濟。

那麼相對而言,即使有很多憤青不滿,還是有政治上的解決方法的,當然會有人說:這樣他們不會很不滿嗎?「廣大人民」不會不能接受嗎?但理性點想,平民再不滿也不太能推翻政府,就算臺灣的軍隊再廢,渡海鎮壓拿著步槍的魯蛇的風險與成本,到底低不過鎮壓手無寸鐵的自己平民既然只是想解決平民不滿這樣的問題,動武也是對他們動武比較簡單和安全。如果有示威就驅散,如果有言詞激烈的,就找個理由請他去關一段時間

大不了去臺海軍事演習一下,然後看臺灣島上一堆人移民逃難、崩潰、或者求情之類的樣子,拿去中央臺不斷播就行了。

至於在輿論和宣傳上的技巧,就更多直接宣佈臺灣是「非法獨立」、「沒有法理依據」、「不受國際承認」就行了。之後再天天宣傳臺灣獨立後社會動盪、經濟不好,對於臺灣人來說可能是精神勝利法,但是這已足夠安撫那些平民,這跟「(台灣)這種糟糕的民主我們(中國)才不要」是一樣的;同樣地,透過足夠的媒體工作,讓大家相信「(台灣)這種糟糕的獨立我們(中國)才不要」就可以。

那麼,最後他們會繼續嘲笑臺灣:你們獨立了又如何啊?經濟還不是被我們控制? 我們的軍隊只要想,隨時有一天可以隨時征服你﹗或者說:退一步就是為了將來進兩步,或者國家正在好像《火鳳燎原》一樣,下一盤很大的棋,臺灣會因為獨立後進退無力,而最終自願回歸祖國甚麼的。只要在國際賽上,繼續阻止臺灣以獨立後的臺灣名義做任何事,迫他們繼續用「中華臺北」,對於那些平民而言,這樣臺灣獨立與否,又有何分別呢?甚至說,獨立後也改變不了任何現狀,對他們來說更可以解釋成一種鼓舞。他們直接說,這就是臺灣人自己自嗨而已,在國際上完全不能構成任何影響。

這就是最低風險的做法,就是用傳媒戰,以及國際上找臺灣麻煩,去安撫自己的人。實際上,如果問題就只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或「要是臺灣獨立,會引致別處也獨立怎樣辦?」這種程度的問題,那麼都是根本不用冒兵險就能解決的問題。就是把臺灣獨立這件事,貶低成一個純嘴炮,事情就解決了。

好的,以上是正常不會打的理由,大部份網絡上說的理由都是這樣。不打有很多理由,而做到不打的方法,大概也類似上面的。

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之下會打且能打?

以決策者理性的角度,如果要進行一個很高風險的選擇,那麼最大的理由,就是其他選擇的風險更高,或者根本已經是必死。越過火場很高風險,很容易會被弄死;但如果後面已經有巨石撞過來,就算90%會死的,也比起100%會死的好。上面的情況之所以說不會打,是因為有一個不打的方法存在,而且不打的方法風險低、成本低,那自然就是較好的方法。

如果你要看歷史上的戰爭,有時理性的決策者也會做出災難的,那是因為環境已經惡化到,你不選擇一個爛的結果,就只有另一個更爛的結果。那理性也只是判斷兩害取其輕,而不可能避免一個災難性的結果。

在前面有一串講為何日本要延伸戰線,向美國宣戰,挑戰一個日本擺明無法打贏的巨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大蕭條導致了日本使用凱因斯政策和貶值貨幣,增加赤字開支(今天所謂的刺激內需),把錢投進了軍工業,刺激經濟。但是這些錢易放難收,投向了軍工業的赤字,想要緊縮的時候就遭到了日本的國族主義者和軍方的抵觸,導致了二二六事變。其實就像希臘國債,政府支出過大,或者健保黑洞一樣,政府開支是最容易出結構漏洞的部份。

軍方成功對政府的影響力不斷增加的結果,就是軍工赤字無法緊縮,而日本的平民也欠缺抵抗政府的想法,或者不覺得是問題(我討厭政治,政治跟我何干?政府增加軍工開支?刺激經濟很好啊﹗你有異議嗎?),結果就是軍工的黑洞越來越大。在 1929年,日本的工業以輕工業為主,即像紡織、民生用品;但去到1940 年,日本的工業已以重工業為主。

而同期的德國,在三十年代初因為大蕭條,而導致了30%的失業率,納粹德國掌權時的德國經濟爛透了。希特勒上臺的時候,也是用赤字開支的策略,刺激內需,大量投入基建和軍工相關生產當中。

這些的結果就是,弄出了一些有大量基建、大量軍火,一個外表看起來很強,但內部經濟結構卻出現了極大傾斜的國家。日本和納粹都是這樣,這些東西要產生價值的方法就是戰爭,透過戰爭獲取土地和資源,才能夠把成本效益合理化,不然就只是昂貴的玩具而已。因此,去到那個時候,開戰就變成了唯一合理的選擇。

開戰贏了的話,可以證明這一切投資都是正確的。這也是為何極端國族主義會因此被刺激起來的理由,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可以安然接受國家投入大量的成本進這些大基建和軍火上,而不去質疑這種財政政策,長遠來說一定會崩潰,以及這些投入是否合理和值得之上。輸了的話,也可以歸咎外國勢力陷害我們,並不是我們投資失誤,而是軍事投資不夠導致打輸,應該再增加投資。

你會發覺,核心思想在於:贏和輸,擴軍和大規模基建都是對的。贏了是對的,輸了更應該加注。軍工比起基建更好的地方,在於軍工是一種賭注,只要贏了就有希望。但基建完成的一天,使用度遠不如預期,那就是一筆大債了。

而中國大陸也一樣。我知道討厭中國大陸的人,會很希望他們的經濟爆破和衰落。 不過很諷刺的是,如果他們經濟爆破和衰落,結果是怎樣呢?那麼,他們也會走向用刺激內需去緩和局勢,跟上面的德日一樣,不斷加大公共開支,以維持社會穩定、降低失業率。而因為經濟爆破,更多失業者,很可能被這種複合經濟所吸納,而更堅定的支持軍國主義,因為自己吃飯就是靠這些基建和軍事力量的擴充。

一旦陷入了這些惡性循環,國家就會充滿戰爭能量,想要對外開刀,那麼臺灣如果在這時候宣告獨立,他們就會不計結果的盡可能打過來,一種消耗性的打

事實上,這件事跟臺灣沒關係,也不是真的為了甚麼維持領土完整,而是「他們這時候需要一場戰爭去解決政治經濟困境」,而臺灣剛好做了一個機會,他們就打。如果那時候有越南、朝鮮、日本製造了機會,他們也會打。找人打才是重點,找誰打是次要的,當然如果找那個目標的副作用比其他少就更好。

所以有時戰爭的理由,可以是「單純就社會需要戰爭」,這往往是之前的政經政策的延後作用。

甚至可以說,可以情況是這樣的:臺灣獨立了,大陸沒立即打過來,但大陸那時候經濟不行,開始加大公共開支和軍隊;過了十年,發覺經濟和社會的壓力已經屢積到了頂點,不能不打一場仗,隨便要找個人開刀的話,就打已經獨立的臺灣。甚至是:臺灣沒有宣佈獨立,但是大陸在當時的形勢,覺得打中華民國比打越南安全,那還是打臺灣,大不了說中華民國不統一就是實際臺獨,照打。

其實臺灣人做甚麼都不重要,想打人才是重點,理由可以當時作出來,甚至根本不給理由。就算沒有勝算都可能是照打,比方說:打臺灣,但是因為美日海軍干涉而輸了,一堆解放軍在島上被俘,那又如何?那可以說,是因為外國勢力刻意留難我們中國才會輸,但這些外國勢力快玩完了,很快我們就可以復仇,這樣就有理由繼續使用這種經濟政策,繼續建軍,預備下一次再打臺灣。

再壞一點的情況可能是:統一了,但刻意在各種政策上留難和刺激臺灣人,將臺灣變成需要時刻軍事鎮壓的緊張局勢,引發遊擊戰,產生一種半戰爭狀態。不止不休,維持軍隊「被國家需要」,這樣也是在政治上合理的。

大家很容易落入一個誤區,就是假定臺灣獨立那一瞬間,如果大陸敢打,就會立即發生戰爭,如果不發生就永遠不會發生,而一刀切成這是有沒有種、敢不敢打的問題。覺得只要立即不打,未來也安全了,其實臺灣獨立與否、統一與否、大陸有沒有即時打過來,對於臺灣而言,戰爭威脅都是不會因此而解除的。

問題是,大陸何時變成需要一場戰爭,而他們有沒有別的更好的動武對象。最能令臺灣和平的,是大陸在需要戰爭時,有另一場戰爭可以打,而臺灣當時的軍事力量足夠讓別人不打算冒任何風險碰這個島。

(94) 鄭立:論東方軍事文化

回覆〈美國狙擊手:後悔在伊拉克殺太少人〉
批批踢實業坊,Gossiping板,2015年1月26日

「多殺一個人就是少死一個同胞」的說法,在美軍其實是有一定的歷史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巴頓將軍就是這樣主張。他在對第三軍團的演說就說過:沒有人是通過為他的祖國戰死來贏得一場戰爭,而是要讓一些王八蛋(或者任何對敵人的貶稱)戰死去贏得戰爭

他當年的演說說,戰爭就是血腥的行業,是殺戳的行業,純粹就是要殺人、流血, 如果你不這樣做,流血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不積極的這樣做,你就會看到你的好戰友內臟四散,然後你很快就會了解你該做的是殺敵人。殺敵人就是為免自己或自己的戰友被殺,殺的敵人越多,自己的人死得就越少

這個看法其實是完全相對另一種主張的:我認識一些不同東亞國家的軍人,有些是解放軍,有些是國軍,自衛隊我沒認識,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的上級覺得要打贏戰爭是在於「自己的部隊」不惜流血。也就是說,要自己人不怕死、不怕犧牲。所以他們訓練自己的部隊,也走向怎樣吃苦,怎樣不怕死,而不是怎樣用盡方法打敗敵人。

這種心態似乎是延續自舊有大日本皇軍的,大日本皇軍也是不惜一切的死自己人的軍隊,推上去幾千人萬歲衝鋒,被人殺掉一大半然後成功攻佔是悲壯的事情。我認識的解放軍軍人則說他的長官每天都講當軍人就是要犧牲,好像國軍也彌漫這種理念。

換到了講政治的時候也一樣,我發覺華人很喜歡講革命就是要犧牲、流血,但是他們講的犧牲流血,好像是指推動改革的人自己。支持改革的人認為其他同志的問題是不敢死死反對改革的人則嘲笑那些支持改革者沒種不敢死,而把改革沒成功歸究於自己人不敢犧牲上。

似乎不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這邊的人對於「死自己人」這件事比起「消滅敵人」更重視。覺得犧牲自己是一種氣節,結果各種自殘行為,例如甘地絕食、史可法和屈原自殺,都被歌頌,但對於樂意殺敵而自己不死掉不受傷的人,則覺得這種行為是卑劣的。但是為何自己和戰友受傷及死掉就能夠令戰爭打贏、改革成功,這點我也覺得是沒有道理,卻是在這裡廣泛的信仰。

而美國對戰爭的看法則是「讓敵人死掉,讓自己活下來才是重要」,比起甚麼武德或者悲壯的犧牲更重要,這個想法可說是美軍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當年的美軍可說是一大堆剛出新手村的 lv 1 民兵,單靠熱血和數量去對抗一堆戰場老手,大部份人去到戰場都不懂得仗該怎樣打,反正活下來就會升級,不然就是死掉了,但生存的老手會回去後方教新人。另一邊的日軍徵出的人數也非常的多,但是他們老手都在前線不斷打,打到死掉,打到後方連教官都不夠用。所以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分別,美軍讓老手活下來,而日軍則讓老手死在前線。

(93) 鄭立:論大陸民族主義

回覆〈看了一些討論串有感而發〉
批踢踢實業坊,2008年10月24日

我盡量不談及政治,從文化來談。可惜這話題實在很政治性,很難拿捏,我只能盡量。

其實有一點我會有異議的,兩岸的教育是不太一樣的,臺灣的教育是傳統式的中華教育。固然,那是強調中華的思想,優越民族的思想。雖然這也會構成某種沙文主義,但我要說的是,這和大陸的不完全一樣的。因為臺灣的是很基本的民族主義教育,可是大陸的並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教育。

因為大陸受的教育不是中華教育,而是馬列主義的教育。雖然也會構成某種自大心理,但跟臺灣真的不會完全一樣。

民族主義教育是從民族的文化傳統出發的,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教育是有著尊古、崇尚傳統的特質,民族主義很重視的民族的根源,因此民族的一切,從傳統的服飾、文字、節日、文化、思想、歷史,一步一步的營造一整個自身民族是獨特的觀念,所以你可以看到注重民族主義的,或者法西斯主義國家,都以強調自己的傳統精神為主。

例如日本在軍國主義時期的武士道、德國在日耳曼時期主張的第三帝國,以及所謂的阿利安人,全都是這些。因此,會對傳統有非常強烈的認同,這是民族主義教育的特質。

但大陸並不一樣,大陸對傳統是有一半懷疑的,比方說:繁體字,有些人當然是接受了,但很多人都覺得是「太複雜」、「很難看」、「用繁體字是走回頭路」、「就算繁體字很好看,但現在大家都用簡體字了,回復是多餘」。先不論這些看法是否正確,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這些想法並不是在民族主義教育下產生的。日本人民族主義的表現,是寫那些他們覺得很艱深的漢字,而不是用他們平時覺得方便的假名。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教育會令人認為尊重和使用傳統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很樂意做額外的事情,去回復傳統

如果是民族主義教育,對於這些傳統往往是自豪,而且傾向熱切的立即用於生活和現代當中。大陸在這點上遊離,是因為大陸的教育是馬列主義教育

要了解大陸和臺灣同是天朝大國思想基本不同的地方,是必須先了解馬列主義教育是怎樣的,馬列主義教育本身是製造一種價值觀,那種價值觀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最基本的想法不複雜,馬列主義認為,人類的社會是由原始社會開始,然後會演進為封建主義社會,去到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成為社會主義,最終會變成共產主義。也就是說,人類的社會發展是一條火車軌,有一定的發展規律。

因此,不同的社會都是殊途同歸的,所以社會跟社會並沒有類型的分別,而只有「先進程度」的分別,不同形態的社會只是有些走得比較快,有些走得比較慢。而最終大家都會走到同一個階段,而人類的社會是只會前進,不會後退的。可見這個邏輯是,人類最終也會全部達致共產主義的世界,只是快和慢的分別。

所以他們會說自己「和英國差二十年,和美國差五十年」這樣的說法,臺灣人很少這樣說,是因為這種能把社會發展用年份作為差距度量衡,是建基在「社會發展是一條單軌」上的。

所以他們也不覺得英國、美國,跟中國會有甚麼分別,因為他們只是比中國走先了一步,至於思想文化上的不同,也只是時間的差距。也就是說,今天的英國人有禮,而中國跟英國差二十年,那中國二十年後的人也會跟今天英國的人同樣有禮;如果今天中國的人無禮,只是因為中國落後了英國二十年。

所以也會經常說,解放前的中國是個封建時代,解放將中國從封建時代解放出來,因為馬列主張資本主義時代之前就是封建時代。明明中國之前的制度跟封建完全扯不上邊,但因為馬列這樣說,那唯有說民初是「資本主義」時代,清朝或之前是「封建」時代,而解放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改革開放則是「承認還未到社會主義,唯有再從資本主義開始」。

這講解,不知大家是否容易懂?這邏輯引伸下去,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如果你了解這邏輯,就能夠理解一件事,這個邏輯最終會導致的,是產生一整個世代強烈的比較心理。事事比較的原因,是因為有比較的度量衡,本來這東西是不存在的,我們怎樣比較「土耳其和西班牙誰比較好?」「美國和日本誰比較好?」用民族主義的角度是大家根本不能比較的,但用馬列主義的角度卻是可以比較的。

如果將很多東西由不能比較變成能比較,那自然就會事事比較,這種比較風氣從上而下,在上大家比軍力、比國土、比各項國際排名、比 GDP;下的話,則比大家誰擁有較多錢、較多薪金,總之事事都比。因為這馬列主義教育,將人與人,國與國的分別都傾向放在「一直線」上,人與人之間的分別並非「不同」,而是「優劣」,如果我不是比他「優」,那我就是比他「劣」。(輯者按:最經典,莫過於說中國某某發明比西方類似發明早了多少年;又濫用「比較」作副詞,而不用「頗、很、甚」。)

事事比較,結果是甚麼?不是自己覺得很多事比人好而自大,就是很多事比人差而自卑。但又會常常覺得,我們成長的速度比那個比我們好的人快,如果是一條單軌的話,後面跟著的開得較快,前面較慢,終有一天會超越前車,對否?

如果看到有東西,看來和別人差不多,或者更好了,例如旅遊區,高樓大廈,就會產生一種我們已在追上對方的感受。而不會覺得東京鐵塔、巴黎鐵塔、東方明珠塔是不同的東西,他們會覺得大家都是鐵塔,誰高誰贏。所以去到日本,談東京鐵塔有多高時,總會有人扯上海甚麼塔,這些事對於外面世界的人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對馬列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人而言,他們時刻都會想著比較這件事。

但這只是事情的基本,之後的就更複雜,是因為在馬列主義的教育後,又提倡「民族主義」。這結果產生了甚麼?也就是說,有一大堆所謂民族主義者,卻並不是在完整的民族主義教育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教育裡重要的,強調傳統的絕對正當化的部份,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接觸過。但民族主義中最不需要學習的部份,也就是「民族與民族的比較」,卻被完全吃了進去。民族主義本身是向後看,而馬列主義卻是主張向前看,兩個完全矛盾的思考,為了政治的理由卻在現實被硬么在一起

所以一整個邏輯異常的混亂:既要民族主義,卻又對傳統抱著懷疑,既要覺得人類終要進入無國界的共產社會,卻又堅持自己是與眾不同的中國人;既要主張中國在某領域落後n年,卻又認為自己有與眾不同的國情;一方面主張自己在崛起,另一方面又說自己貧窮;一方面說自己和平不暴力,另一方面又說臺獨就進攻臺灣;一方面提倡愛國,另一方面卻拿著外國護照。

兩者結合,就產生了你們所看到的思想。因為硬要結合矛盾,就產生「相左的東西也接受」的心態,結果就失去了抵消原則。比方說,愛國的人不能持有外國護照嗎?比起放棄護照,他們反而會強調自己愛國來證明自己既有外國護照又愛國。

結果是,矛盾的事情混和沒有變成抵消,而是分別向兩大激進方向進發。

我不想寫這篇文章,因為大陸人看了可能很反感,但我想至少我是在架構回邏輯的根據,我是不希望大家以一種「生於大陸的人就會變成那樣」的想法去看他們。就算會被大陸人說我胡說八道,我也想說這是教育方向所引致的,並不是先天生出來的。有很多人並不完全受教育影響,但讀過書的人很難不受這種被安置的邏輯影響,要脫離是不容易的。

這結果是兩害共取其弊,是兩者的壞處同時都學起來了,就像一堆顏料混合起來變成了一團灰色一樣,方向不完整,導致了不倫不類。

我希望這能解釋你的疑問,也希望你會理解,這是體制引致的教育問題,是教育導致的個性,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民族主義國家的矛盾,而不是民族的劣根性。

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

(92) 黎明:洗腦教育令你內置思想警察

黎明:洗腦教育令你內置思想警察
(壹週刊,2017年9月23日)

歌仔都有得唱:「I,I,I was born in Beijing,不知命運是誰定。」

女版黎明來自上海,也受身份問題困擾:「自細都知,全國人民都唔鍾意上海人。屋企人同我講:你去到外省,千祈唔好講上海話。啲人會覺得你睇人唔起,話唔定買嘢會貴啲、會蝦你。」各省同胞互相歧視:十億人民九億騙,河南人是總教練;貴州安徽蘇北全是窮山惡水,專出刁民,「喺中港矛盾之前,網上成日都有地域大戰啦。」

當她遇上新一輪中港大戰,也就見怪不怪。九月七日,黎明路過中大民主牆,看見三名內地生正在張貼「學生會不代表我」等標語,她溫柔挑機,成功KO對方。事後把過程寫在面書,獲得逾七千個like,內地網軍隨即掩至,「鬧我賣國賊、支持港獨;祖國養育你,你忘恩負義呀,各樣都有。我又唔知自己幾時支持過港獨。」

翻牆的不知黎明曾是愛國小粉紅。領受過黨的恩情,要歸還,卻是漫長而痛苦,「我唔想成日有個警察,喺腦入面望住自己。」「我比較單純,希望講我想講嘅嘢、追求我相信嘅嘢。咁多年,終於將呢個警察趕咗出去,唔想又請佢返嚟。」雖然她有點忐忑,國安會否又找身在上海的老爸喝茶。

黎明○八年來香港,在中大讀碩士,現時是社會學講師,廣東話流利。「香港獨立」四隻大字仍在文化廣場飄揚,大人們說這條黑布違反《基本法》,它便成了神主牌,由學生會派員輪流守着。內地學生卻因為「反港獨」而變成民主鬥士。看見三名內地生張貼一款「No referendum=Autocracy、This is not democracy。」的標語,黎明問:「共產黨也不搞公投、沒有民主,人民卻天天被代表,你們是否也要反黨?(大意)」對方即時hang機。

同日稍後,數十名內地生在民主牆前叫口號:「不要被代表!反對港獨!」繼續先前三人未竟之志,「CUSU IS NOT CU!」的標語轉眼佔據了五分之四幅民主牆。黎明錯過了這一幕,卻為他們的聲勢而好奇——群眾運動很危險,內地生才不會蹚渾水,「一同政治有關,就本能地想迴避。」「以我自己嘅經驗,就算係愛國行動,都未必鼓勵你參加。」

傻痴痴
九九年,黎明十三歲。美軍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十一億人民無名火起。上海民眾跑到美國領事館抗議,黎明愛國心切,趁深夜溜出去湊熱鬧,不忘戴上領袖生的臂章。人群中,一名大叔向她搭訕:「你今年多大?唸哪間學校?」黎明傻痴痴從實招來。翌日被老師問話,「有人說,咱們有個女同學參加了示威,是你嗎?」嚇得她魂飛魄散,惟有矢口否認,「我一向都乖,佢信我,件事就不了了之。」(輯按:大叔是便衣公安)

是以三名內地生的反應,黎明似曾相識:「我知道你在偷偷錄音,但我不care。」他們就是那個害怕被點相的黎明,「(大陸的)環境會令你覺得,如果你好突出,做你自己想做嘅嘢,會唔安全。」「佢哋對偏激定義好廣泛。你表達咗與眾不同嘅觀點,就算人哋講唔過你、你有道理,都已經係偏激。」只做黨想你做的,又如何?「其實冇話你唔踩到邊條界就一定冇事。好睇當時環境、領導點睇。一啲詞彙會忽然變得敏感,唔小心就會踩過界。所以最好都係唔好郁,確保自己安全。」十四億人齊齊玩估領袖,場面相當壯觀,「比呢個仲微妙。Big brother唔需要做任何嘢,大家知道個氛圍係咁,會自動去interpret。」

她想起周子瑜。來自台灣的美少女是韓國女子組合的成員,一五年在綜藝節目中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即被大陸網民蹂躪,「但去到某個位,輿論focus on『少女受迫害』,政府出聲明,話『部分人有不適當的言論』。國家表態啦,嗰班人即刻就收晒聲。」聰明人自會聽到魔笛聲。所以校長們也爭先出來反港獨、反涼薄,再演變成「言論自由都要有道德底線」。另一名內地生唐立培,因為批評反港獨同學水平太差而被起底,家鄉母校與他割席,最終道歉收場,「你問我今日有冇擔心?都有嘅。如果愛港力嚟department鬧,都好煩。」

比賽慘
五毛財到人到,真心膠卻是易請難送,「大家曾經以為,所謂愛國主義係一種操控。但後來發現,有部分人係出於自己意願,政府反而會受輿論壓力。正如當年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被炸之後,國內都有言論話政府太軟弱。」小粉紅是怎樣煉成的?廿三歲之前的黎明就是成功例子,「手冊除咗寫你每科嘅成績,仲有一部分叫『道德自評』,要逐項剔yes或no。」第一條:你是否愛國愛黨、尊重國旗國歌?「冇人會剔no。你會get到個訊息,佢希望你向住嗰個方向發展。呢個已經係最subtle嘅方式,去灌輸嗰種理念。

香港未推國民教育,但幼稚園已有類似的習作。「中史成個故事就係:我哋嘅民族好屈辱,被西方侵略。直到共產黨出現,然後一天都光晒。你聽完都覺得,點解我嘅民族咁慘架。終於解放,係有種欣慰喺入面,代入咗嗰個身份。」黎明有時馴服到連自己都覺驚訝。大陸的中、小學每朝都會升國旗。一聽到國歌,天跌落嚟都要停低。有次她與幾個同學替學校做雜務,不用參加早會。無人看管本是躲懶的好時機,「但一聽到國歌,本來傾緊偈都靜晒,直到聽完為止。」

內地生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都要反港獨,腦內播着的可能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同幾個內地同學傾過:你聽到『港獨』會有咩反應?心情會波動嗎?佢哋話都真係會有。」香港人一直以為「傷害十四億人民感情」,只是外交部的鬼話,「佢哋以『權利被侵犯』呢個language同你講,但問咗好耐,都講唔到究竟係咩權利被侵犯。嚴格來講,學生會係選出來,唔係每次表態都要做民調。亦有一啲內地生覺得,黐海報的人唔係代表佢。」「問深一層,佢其實係將自己嘅身份、價值,好重咁押喺呢個國家上。你攻擊、唾棄呢個國家,就連我都否定埋,會好hurt。」

喜靈洲
小粉紅要脫毒,慘過入喜靈洲(輯按:喜靈洲是香港的離島,設有戒毒所,專供染上毒癮的人入住除癮)。黎明初來港,同學約她去六四燭光晚會,「我第一個反應係:六四,係唔好嘅。」但好奇殺死貓,她應約,「我心諗:要小心,唔好俾人利用、唔好俾人洗腦。如果啲口號有問題,我係絕對唔會一齊嗌。」在此之前,她所知道的六四,就是「八九年春夏之間的一場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南巡、中國人民第N次站起來。

晚會過後,一行人吃飯、吹水,「我記得我嘅情緒都幾負面,立場強硬:你哋呃人。」同學問她從何得知廣場沒有死人,「我喺腦內搵證據時,係一片空白。點解我有咁強烈嘅情緒?我明明唔知呢件事。我覺得身體裡面有啲嘢唔屬於我,我搵唔到佢嘅源頭。但我似乎好受佢影響。」「返去睇資料。嘩!唔通我廿幾年嘅人生,都係假嘅?」「一啲你原本好相信的感情,原來係搵唔到根基;一搵到根基,就推翻晒過去的認知。我要將嗰條根摷出嚟,再檢視,係一個好漫長的過程。明明今日同你講六四,我仲係一個正常人。明天有人同我講一孩政策,又有問題。」

○八年,陳巧文在奧運期間揮舞雪山獅子旗,連香港記者都會仇視,彷彿世上只有大中華膠。黎明覺得人人都對她很包容,「諗番,我當時都講過啲幾stubborn嘅嘢,以今日嘅標準,一定俾人鬧。但佢哋俾咗個空間我,我有機會去反思、改變。」脫毒的過程持續了大概三年,「如果喺而家呢個咁harsh嘅環境,我可能未完成轉變,self-defense嘅機制就啟動。」

新生活
令黎明真正大鳴大放的,是雨傘運動。她在獨立媒體發表評論,「我struggle咗好耐先㩒submit。」「雨傘運動完咗,我有種好放鬆的感覺:由今日開始,我唔想再有個警察,喺腦入面望住自己。嗰個狀態,好似有個software喺度run,不停食緊你啲RAM。諗嘢會慢啲,又會影響你嘅行動,好辛苦。」她以為獨媒的文章獨樂樂,誰知一樣有知音。之後返上海,吃飯時爸爸跟她說:「國安找我,說你是雨傘運動的幕後文膽。」「什麼文膽?哪有這麼厲害?」「他們在我面前開過你facebook。」「你看得見,因為我set了public嘛。即是不介意讓人看,又何來『幕後』?」

她的爺爺和爸爸都是忠實黨員。文革時被批鬥、在五七幹校倒屎倒尿,都沒有動搖他們對黨的忠誠,「我爸都係信國安多過我。」大學時,爸爸想她正式入黨,「佢每個禮拜都會將一疊黨章、黨史擺喺我書枱。我見到就擺落枱底,佢又拎番上嚟。」暗戰持續了兩個月,「爺爺都係開明嘅人。佢同阿爸講:你唔好逼黎明入黨啦,唔需要咁急。」

黎明兩年前已放棄了上海的戶籍,今年底跟港男結婚,黨大概也放棄了黎明,「係囉,好彩冇入黨。」她在香港住村屋,每天回中大長途跋涉,但因為租金便宜,惟有堅持早起。「喺上海,我同大部分人相比,都算係中產。返去內地生活,環境好好多,住嘅地方大好多,但你唔會開心。」「我唔係覺得自己同香港不可分割,一定要stay喺度。但我對香港嘅感情,甚至深過上海。你成個人最重要嘅轉變,喺呢度發生。呢個地方俾你空間、機會去重過新生,其實係好重要。」

撰文:蔡慧敏 攝影:胡智堅 攝錄:林金展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91) Kiri Chloe Wong:和製漢語乃港產漢語

〈一直被認為是「漢語外來詞」、
其實部份是日本從香港吸收的「香港新詞彙」?〉
おしゃれキリ教室,2017年5月3日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留日學生出版不少書刊並把大量日語詞彙引入中國,成為「漢語外來詞」。其實當中還有一些日本從香港書刊吸收過去的「香港新詞彙」。也就是說現代漢語裏面有一些被認為是日本與引入的漢語外來詞,其實源頭來自香港出版的中文書刊。

周佳榮在《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一書之中提出這些詞語有部份最初還是來自香港出版的翻譯著作以及字典。

首先作者在引言之中提到,19世紀中葉開始,香港已成為亞洲地區最早發展新式教育的城市之一,西方書籍和外國知識不斷傳入,本地出版的報章、雜誌以及各種圖書亦逐漸蓬勃。再加上香港在中國交通方面起着漂亮和中介作用,東西放兩種自然的文化又能各展所長,自然促進了華南地區以致廣州上海等中國城市文化活動,對鄰近國家如琉球、日本和東南亞地區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早期香港刊行的不同類型的出版物之中,以報刊、專著、課本和字典較受重視。具體地說, 1853年8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的《遐邇貫珍》是鴉片戰爭之後再華人社會出現的第一種中文報刊,收到日本幕末官員和有識之士吉田松蔭的注意。//
流亡香港的著名思想家王韜的《普法戰記》是第一本中文的西洋史著作,這書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1874年他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每日發表論說,後來亦受邀請到日本訪問長達四個月。

有趣的是連西教士理雅各編譯的中英雙語對照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也傳到日本被多次重印、改編,還有插圖本和日本翻譯本等等。有若干詞彙更被吸收到日本語中。

至於工具書方面,羅布存德編《英華字典》於1866年至1869年出齊四冊,這套巨型的雙語辭書曾在日本得到極大推崇,更有人指出這本書對日本詞典中譯詞的最初形成了決定性的作用。可惜這本書在香港機本上不為人所知,在中國學界也鮮有人提及;日本學者確認有不少日本譯詞來自這本字典,給予很高的評價,在日本與學界成為常識,但中國學者中留意者依然極少。

例如在《英華字典》出版之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創立日本銀行之際一時想不到英文的Bank怎樣翻譯,於是拿了《英華字典》閱讀,看到可以翻譯為錢莊、銀鋪、銀行,他認為頭兩個詞語不夠大體所以採用了銀行一詞,日本帝國銀行就這樣成立起來。但是到底現代日語詞彙之中究竟有多少詞彙來自這本字典沒有人做過全面統計,但按已知的論證推算大約也有數百個。

研究現代漢語詞彙的學者非常喜歡強調進入漢語的日語新詞語都是來自日本語,其實當中有很多由中國傳到日本,幾十年後又回到中國。因此留意香港出版的書刊包括《英華字典》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份。

很久以前曾經借閱過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寫的《中國人日本留學史》,裏面有一個專門的篇章討論現代漢語與日語詞彙的攝取,並列出「中國人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一覽表,總共有869個詞彙。

但是周佳榮卻指出,如果翻閱《英華字典》至少已經找到當中166個詞彙了!再加上剛才提到的《遐邇貫珍》和《智環啟蒙塾課初步》,這869個詞彙當中又再找多30幾個出來,合計有200多個原來早在香港的雜誌書刊已經出現了

有見及此,周佳榮明確表示看來現實裡至少有200多個香港詞彙其實是近代中國較早形成的一批現代漢語詞彙,當中有不少被日本人借用到日本語,最後還被誤認為是日語詞彙。

看完周佳榮的研究,似乎香港的作用原來一直被我們忽視了,還把功勞通通拱手相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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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追加:網友Chu Ming Hon先生留言表示

//小弟讀過陳湛頤著《日本人與香港》一書,記載大量早年日人書札,其中多處談及日人好買香港英華書局刊印之洋學讀物,如字典。早年日人西航,多途經香港,香港市貌之井然每每令其嘆服。但對土著(本土香港人)之印象則多屬狡猾、無信之類 XD//

特此推介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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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及書目

《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周佳榮,香港中和出版公司,第五章「香港生詞對近代中日兩國語文的影響」。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第七章「現代漢語與日語詞彙的攝取」。

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90) 進擊之獨男 鄭立

進擊之獨男 鄭立
《壹週刊》第1293期,「非常人語」訪問
撰文:蔡慧敏;攝影:胡志堅

表面看來,鄭立是毒男無誤:身形偏胖、不修邊幅、沉迷電玩、嗜儲漫畫……但本文大題的「獨」,是指特立獨行。五年前,他獨力開發網絡遊戲《民國無雙》,以軍閥割據時代為背景、蔣毛代替劉關張,逐鹿中原,在台灣捲起過一陣熱潮。一○年推出以來,下載次數已逾一百萬。港燦的條件反射是:發達囉。「你講錢,我超尷尬。好多人鍾意認自己賺得多錢,但我唔會。」他把利潤再投資、發放給員工,除了令出品更完善,亦為了守住他那公屋單位、避開雙倍租金:「呢個好現實,我要低人工、公司要冇錢賺,先可以繼續做無產階級。」

作為土生香港仔,鄭立偏離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對於《神魔之塔》抄襲致富、「差點」獲紅色資本入股,他沒眼紅,亦不鄙視:「我佩服佢證明咗香港同台灣市場,加埋係可以賺好多錢。邊個話靠大陸先掂?咁多年來,一直賴香港市場細,電影唔做得、乜都唔做得,而家一巴冚埋嚟:係你做唔到啫。」「做香港題材,喺大陸唔賣得?好錯。鬼佬同日本都做香港題材。」所以他的新 game《光輝歲月》回歸香港,內有戴卓爾夫人、長毛、荔園、雞蛋仔,還有黃色雨傘。

鄭立剛剛搬進新落成的公屋,每三層便有空中花園那種。電梯內外仍未拆封,門上卻寫了個「西」字(輯按:廣東話女陰之意)。 155呎的寡佬屋景觀開揚,間隔四正,偽豪宅冇得比,租金卻低於一千,令毗鄰私樓的租戶很葡萄。鄭立卻說:「搬新屋,我係唔開心多過開心。因為覺得冇生命力,死氣沉沉的感覺非常之壞。污糟、混亂係生命嘅本質。細菌就係生物。啲嘢死晒就乾淨,但乾淨就係冇生命。」果然,他的單位充滿「生命力」,地上堆滿紙箱和包裝袋,廚房有一大袋污糟衫,書櫃上的漫畫卻按種類和期數,鋪滿了一堵牆。

關於公屋、打機、以至香港的關係,得要從鄭立的童年講起。「我細個已發現,香港對住嘅人唔係好友善。」因為家庭緣故,他每隔一、兩年便要遷徙一次,港九新界都住勻。「成日要搬,鄰居、同學都冇晒,感覺好差。如果有啲嘢仲跟住你,嗰樣叫回憶。而回憶,就係歷史嘅本質。」這為他日後沉迷歷史、再轉化成遊戲埋下了伏筆。為了讓自己生根,他早在二○○○年、仍在讀大學時便開始申請公屋,趁輪候冊仍未厚過《四庫全書》,「樓價點都追唔到,不如快啲搵間公屋,唔使被佢逼死。」

透過特快編配,他在○五年搬入一屋三戶、乏人問津的長者屋,再輾轉調遷去個人單位,不再游牧。「唔係及早有不安感,就唔會做得咁徹底。」有幾徹底?他在理大電子計算學系畢業後,擇業的唯一要求,是月薪要低過六千(輯按:收入太高者,不得入住公共房屋),「搵食梗係讀理工,有一技之長。但慢慢現實會話你知,呢個都係幻覺——香港冇實業。」結果他與一間蚊型電腦遊戲公司一拍即合。在深圳待了兩年,覺得老是抄襲沒意思,遂轉行去中學教數;悶出鳥來,又轉到城大的實驗室研究手機程式。其間他在中大歷史系唸碩士,自娛一番。直到○九年閉關開發《民國無雙》。

《民國無雙》的畫面略嫌山寨,亦沒有手機版,但推出四年仍未衰竭,「通常你喺電視、廣告見到的,都好短命,半年至一年。」「你要玩民國遊戲,除咗我呢個,有咩選擇呢?三國你可能有幾百個選擇。共產黨和國民黨各自刪除了一半史實,而香港本來就是一個輕蔑歷史的地方,民國就此被消失了,「清朝後唔知發生咗咩事,跟住日本仔就打到嚟。中間可能有軍閥、有許文強和丁力,加埋啲殭屍。佢哋(華人)嘅歷史觀係空白。」他常在歷史討論區蹓躂、寫時事評論,在網上薄有名氣。民國百周年,竟然沒有人借題發揮,他決定撥亂反正,「呢個時代冇人做,就唔會做得更好。呢段歷史我仲可以問到一啲人,佢哋死晒就乜都冇。」

但開發遊戲門檻高,「一係你有錢,一係你識募資;有錢又要識點用,管理團隊;又要識技術、工程;又要識美術、創作;你要佢有文化內涵,又要識歷史;賣出去,又要識行銷。」他把公屋單位變成了一人工場,畫圖、寫程式一手包辦,「一個人做係好困難,但只要件事係啱,我做先,就會有人加入。」他不斷把進度放上網,台灣網友、歷史系研究生張承洲見《民國無雙》的史料不足,遂拔刀相助,陸續加入更多人物和情節。「好多人來幫手,免費幫我做嘢;有啲人會贊助少少錢。」贊助由一百幾十,以至一、兩萬台幣、數萬人仔都有。兩、三年後,《民國無雙》終於有投資者加入。現時他的公司以高雄為基地,有六名員工,名叫「九龍尼亞」。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他索性把《民國無雙》變成免費平台,讓沒有資源獨力開發遊戲的人改編。今年六月推出的《香港無雙》就是其二次創作。「八十年代做遊戲好簡單,放在架上賣就得,幾百蚊一個。而家全部免費 download,收錢模式變得好複雜。」為開拓財源,他又做植入式廣告。台灣有人開拍關於孫中山的電影,衍生出《民國無雙》的外傳《中山立志傳》。電影後來爛尾,但鄭立總算收到尾數。

《民國無雙》未必會令人上癮,但玩過的,以後聽到有人想涉獵民國史,都會推介對方下載,比看書有效得多,「因為歷史太大、太亂,遊戲將佢濃縮。」「後來有間大型game公司的老闆搵我。因為呢個遊戲,佢個仔了解咗民國歷史,主動去查去學。呢個係我想做到的。唔係單純模仿一件玩具、趁一個墟,而係做啲人哋唔會做、但應該做的。所有創作都應該係咁。」

但任何產品要在大陸彈出,還得靠政府欽點。遊戲發布一個月後,文化部便以「嚴重影響國家文化安全」為由,將《民國無雙》查禁。「我寫得共產黨好好,成個 game都冇衰人。我嘅原則係唔抹黑,但講真話本身都係危險行為」《民國無雙》合法下載次數超過一百萬,鄭立估計,若包括大陸網民私下轉載,可能有五百萬次。「其實大陸比台灣和香港多人玩好多。佢哋本身對歷史好有興趣,但唔講得,又唔做得,無論市場有幾大。」

「香港最大好處,係有出版自由。」但他暫時未想出第二個好處。「香港的營商環境,最慘係冇投資者。啲錢去晒買樓,投咩資?你買唔起,政府都逼你買。唔好有公屋,唔好有居屋。」「香港又好似冇募資平台。美國有Kickstarter,台灣都有個flyingV。」他在一一年向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埋手(輯按:香港政府支持本地科技發展的資助金)獲得十萬元,類似有幾十注中的六合彩三獎。

《民國無雙》沒有帶來橫財,卻為鄭立開啟了很多門路。「我做顧問、幫人完成有文化內涵嘅遊戲,都有相當嘅收入。」他正與本地的遊戲公司「拉闊lakoo」合作,開發以香港為背景的《光輝歲月》。十月初,facebook上廣傳過一輯漫畫《超級香港故事:雨傘運動篇》,正是《光輝歲月》的預告。九二八,金鐘的催淚煙還未散,遠在高雄的九龍尼亞團隊連夜趕工,兩日間、短短四頁紙便把黃傘、黑警、橙旗、狼振英和關二哥共冶一爐。對白諷刺,畫面熱血。下筆的是台灣仔,腦袋卻是香港獨男。

漫畫仍在網上連載中,遊戲則預計在明年四月推出。故事背景,玩者是歲月大廈的租客,卻發現還有幾個月便要收樓、重建。業主兼九龍街坊福利會會長戴卓爾夫人由於仆街傷了腳,委託玩家為新會長。為了可以繼續住廉租屋,唯有力挽狂瀾云云。遊戲的人物雖然經過美圖秀秀,仍讓人對號入座;舊區招牌、示威場面熟口熟面,還有八十年代那些消失了的回憶,「我花咗好多時間做資料搜集,將那個時代重建出來。」

他勤於淘寶,從廣東省邊陲找來大批舊書刊,「同香港有關的我都買。香港保存唔到舊嘢。但八十年代大陸唔容易睇到香港的書報,佢哋會好珍惜,保存咗好多年」由《兒童週刊》到《太公報》合訂本都有。拆了或未拆的郵包堆滿一地,像磚頭,重建他的童年回憶。「如果你捐錢,我俾你將幾樣你記得嘅物品放入去,例如荔園?募資唔單只係錢,仲係收集大家嘅期望。」談到這些,他便很興奮,幻想騎上滙豐獅子,會攞到「經驗值」; loading畫面要有廣告,金徽 100之點解支煙咁長、人頭馬特級干邑之今晚又冇我份,酒色財氣一番。「理想與賺錢冇衝突,除非你嗰樣嘢係好自我中心。我唔係娛樂自己。商業,理論上都係做啲對人有價值嘅嘢。除非我諗錯,原來大家對香港係冇感情。」

他做老師的日子雖短,卻見過許多血肉模糊的人與事。他教 Band 5學校,自己預科時也唸Band 5,自言缺點纍纍,但高考卻獲 2B2D,「我後來再報考咗兩次,想證實一下,我真係值嗰個 grade,定係忽然標童?結果發現是標童無誤(輯按:仙人上身之意)。面對學生,他有時會看到自己的少年時代。試過有人把馬經飛向同學,不久卻有警察來訪,說有人遭襲擊,原來受襲的去了廁所報警。又試過在上課途中,學生對他說必須早退,因為他媽媽自殺、用刀斬自己。鄭立跟他回家,果然一地鮮血。事後鄭立還幫他抹地板,師生二人還一起打機。「佢哋最雀躍嘅,一定係我做過遊戲。對佢哋來講,這值得尊重。」

小孩成績差,腦筋卻不笨。「要解決學生嘅問題,係咪讀書就得?好明顯唔係。但唔讀,佢連個問題都睇唔到。」有學生直接刺向問題的核心:「而家讀完大學,都搵唔到工做,咁我讀來做乜?」「你啱,但我受人二分四。讀書對你冇用,但對我有用。」老師和家長的邏輯普遍是:讀書為搵食、讀書唔成係你錯。「自細我哋都係咁被人老點。但我哋相對好啲,仲有多啲機會。老點人有罪疚感,所以我最後做遊戲。」「上一代,唔知點解自己搵唔到錢,唔明白要做啲對人有價值嘅嘢,只知道要攞特權,大陸又放幾樣嘢落嚟,生意就好好做?我覺得超冇出息。開金鋪,開藥房,你有金礦,種草藥咩?」


鄭立(前排左一)忘了自己參加過徵文比賽,只知自己曾經好瘦。他現時倒是常常在網上寫文。

鄭立的公屋單位,很想要吧?他當初入表申請時已看透世事:沒有人想跟陌生人住,一開三的長者屋,只要有一伙搬入,其餘兩伙自會丟空。結果果然如此。

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

(89) 內地生要求普通話授課  城大碩士班爆中港罵戰(附當事人澄清)

內地生要求普通話授課 城大碩士班爆中港罵戰
(《蘋果日報》,2013年10月12日)

【記者梁御和報道】中、港矛盾已蔓延至課室。香港城市大學一個碩士課程的內地生,選讀了註明「以粵語授課」的班,上課時卻要求老師改用普通話授課,引發中、港學生罵戰;結果要出動系主任到場調停、認錯,老師則改以雙語授課,並特別為內地生加班補課,惟本地生指課程進度大受拖延。

城大的中文文學碩士課程,由於內地生人數眾多,部份科目要開粵語班及普通話班;但有內地生卻選報了「以粵語授課」的中國文化要義科。

課堂註明用粵語授課
該班的本地生向《蘋果》表示,9月開課第一堂,就有內地生舉手說:「教授,我們聽不懂廣東話,請你用普通話。」引起本地生譁然,有人不滿說「寫明(廣東話授課)㗎噃」、「你哋咁唔守規矩㗎」。任教的城大中文、繙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陳學然當場表明,會繼續以廣東話授課,並在課後透過電郵與同學商討授課語言問題。

到第二堂,陳學然卻改用雙語授課,每講一句廣東話,便以普通話繙譯一次;又為內地生加開每周近一小時的「普通話講解課」。有本地生忍無可忍,舉手表示「聽唔明(普通話)」,內地生卻反唇相譏:「香港學生聽一下普通話也不能嗎?」課室內的本地及內地學生開始互相對罵,坐了約百人的演講廳「火頭」處處,擾攘一時。持續至第三、四堂,學生仍不時起爭執,雙方勢成水火;陳繼續雙語授課。

本地生指進度受拖延
在第四堂臨完結時,署理系主任陳漢宣到場調停,有內地生藉機發難:「我們花這麼多錢來到這裏(城大),卻給我們這樣的安排!」本地生聞言後怒火中燒,反駁指「唔通你去美國讀大學都叫人用普通話教咩」、「嚟香港預咗要聽廣東話啦!」陳漢宣當場承認安排有問題,承諾未來會檢討。

記者上周在課堂所見,陳每講三、四句廣東話,便會以普通話繙譯一次,甚至在說港式笑話「搞gag」、引得本地生哄堂大笑後,會用普通話把笑話覆述一遍。有在座學生對記者指,自上一星期系主任到場調停後,課堂才大致回復平靜。也有本地生表示,擔心雙語授課會拖慢進度,根據校方的課程進度表,現已落後了足足一堂。

陳學然向記者承認,該課堂規定以廣東話授課,惟有不少操普通話的內地生報讀,「可能佢哋唔清楚規矩,無睇Email」。他否認以雙語授課,「呢一堂規定用廣東話教,一啲關鍵字先(用普通話)講一講,唔會對課程進度有影響」。

香港城市大學表示,該課程今年有125名學生,上學期開辦的中國文化要義科目有91人修讀,內地學生約佔六成;又指要平衡本地和內地學生的需要,在講及關鍵內容時,才輔以普通話講解,以兼顧學生的需要。

附:〈香港城市大学粤语授课起争执 
港媒恶炒两地大学生骂战〉
(《環球時報》,2013年10月14日)

港媒体频繁炒作的“中港矛盾”,如学位、住宅单位、孕妇床位问题等,让平静的象牙塔也受波及。近期,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硕士课程项目的内地学生,在上广东话班的“中国文化要义”课时,要求改用普通话授课,遭到香港学生抗议。有香港媒体立即大肆炒作,“中港矛盾蔓延至课堂”、“城市大学硕士班掀骂战”云云。但根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所有“骂战”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夸张,相关问题早已解决。

授课语言引发“骂战”
香港《明报》13日引述《苹果日报》的报道称,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硕士班的内地生,宣读了注明“以粤语授课”的班,上课时却要求老师改用普通话授课,引发两地学生骂战。报道借用一位匿名香港本地学生之口,绘声绘色讲述了“9月开课第一堂”上的“骂战”:有内地生举手说,“教授,我们听不懂广东话,请你用普通话。”引起本地生哗然,有人不满说“写明广东话授课”、”你们要守规矩”。到第二堂,陈学然却改用双语授课,每讲一句广东话,便以普通话翻译一次;又为内地生加开每周近一小时的“普通话讲解课”。有本地生忍无可忍,举手表示“听不懂”,内地生却反唇相讥:“香港学生听一下普通话也不能吗?”课室内的本地及内地学生开始互相对骂,坐了约百人的演讲厅“火头”处处,扰攘一时。持续至第三、四堂,学生仍不时起争执,双方势成水火。报道还称,老师特别为内地生加班补课,到组织本地生课程进度大受拖延。

报道中,无理取闹的内地学生,仗义执言的香港学生,委曲求全的授课老师,个个形象跃然纸上,故事性、冲突性极强,因而引发广泛关注。

涉事方否认相关报道
但很快涉事各方都对报道予以否认,认为根本不没有该媒体渲染的那么夸张。一名城大学生说,根本未发生“骂战”。只是内地学生觉得花了高额学费,却听不懂授课语言,担心可能影响毕业。城大发言人回应称,两地学生曾就语言问题有“热烈讨论”,但该科教学进度没受影响,教授继续以广东话授课,讲到部分关键内容时才辅以普通话讲解。授课的城大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教授陈学然也否认结局是“以双语授课”,他称,“这一堂规定用广东话教,一些关键字先用普通话讲一讲,并不会对课程进度有影响”。

城大的一名知情老师说,看到报道很“愕然”。因为这件事已过去一个月,问题早已解决,不值为何现在又拿出来当做“中港矛盾”说。一开学有内地生反映课程部分内容听不懂,陈学然老师就立即用课外时间为内地生补课,前后共补了三次。参加的学生一次比一次少,最后一次只有几个人参加,因为觉得发多数人已经跟得上。10月后,已无内地生反映“跟不上”。

据了解,城大的中文文学硕士课程,内地生人数较多。本学期“中国文化要义”科目,有91名学生选读,内地生占60%。“中国文化要义”上学期广东话授课,下学期普通话授课,学生可按个人需要及进度,选择在上学期或下学期修读有关科目。内地生上学期上课,可以提广东话水平,香港学生下学期上课,也可以顺道学习普通话。据悉,部分城大内地生为了一年毕业,不得不选上学期的广东话班。

香港高校一般用英文授课,只有个别科目如中国文学等用广东话授课。香港高校在入学之初,一般会为内地生安排广东话课程,大多很快就能听懂。但硕士课程期限短,只有一至两年,要求学生开学就能听懂广东话不现实。

专家批评恶意夸大矛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香港媒体热炒的所谓“中港矛盾”,的确很快能博取读者眼球。但包括奶粉、双非孕妇等问题,其实一开始未必是水火不容的矛盾,却因为管理者没有未雨绸缪而演化为冲突。此次授课语言之争也是如此,如果城市大学协调好课程安排,或者像陈学然老师这样,利用自己的时间为学生补课,提早化解矛盾,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一些媒体把此事渲染为“骂战”、上升为“中港矛盾”,可以说是小题大做。

城大发言人13日对《环球时报》称,城大欢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并致力创造和谐的学习环境,尽量平衡和兼顾本地生和内地生的需要。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88) 香港南亞裔黑社會選輯

策動勝和喪禮震江湖 上海仔寸爆出場(節錄)
《壹週刊》2015年12月17日

「老平」跟隨了上海仔二十多年,一直是上海仔的左右手。老平早年主要負責偏門生意,近年,除了幫上海仔打理澳門的賭廳外,還要打理香港的夜總會和麻雀館生意,至早前因頑疾病逝。

由於這個喪禮牽涉到江湖麻煩友上海仔,數十名西九龍反黑組探員,以及大批機動部隊警員,一早亦到場監視戒備,並設下臨時指揮中心,登記到來致祭人士的個人資料。而喪禮的焦點,是一向甚少出席江湖紅白二事的上海仔,當日究竟會否到場?「有消息話呢個喪禮係上海仔出錢搞,佢使咗咁多錢,點都會到一到。」一名反黑探員緊張地說,預了今日會有麻煩事。

當日中午過後,上海仔旗下專統領南亞裔人,且去年有份衝擊佔旺的門生巴基明現身,他率領大批南亞裔大漢到場,至少接近二百人,聲勢浩大排隊登記。

不過,他們大部分均睡眼惺忪,好像剛起床似的,「呢班南亞裔人好多都係攞行街紙嘅,巴基明最鍾意搵呢種人撐場,俾個飯盒就搞掂。」突然,人龍傳來激烈爭吵聲,原來一名南亞裔人不滿要登記資料,更爆粗鬧警察:「你唔好玩嘢呀,即刻同我收聲企埋一邊。」多名反黑探員見狀,即上前將該名南亞裔男子制服拖走。

勝和追擊楊受成 南亞兵舉牌派100蚊傳單
《壹週刊》2015年10月18日

上月尾開始,全港多個熱鬧地區街頭,都出現印有本地富商楊受成照片的街招。事件內容情節錯綜複雜,但有消息人士透露,挑起火頭的,可能是黑幫和勝和猛人上海仔。

有消息話,上海仔為了取悅一名跟楊受成有生意上過節的新老細,於是拍心口應承代為出氣,說會做得好好睇睇,一定會令他的仇人丟架出醜。左度右度之下,想出了貼街招「唱衰」招數,而且不是一般貼貼街招,還要搞大佢,愈多人留意愈好。有人把想法交給勝和中人「大鬼」接手執行,大鬼又找來南亞裔門生巴基明在前線「做嘢」,大鬼負責幕後指揮,策劃在全港搞一個抹黑行動。

上月尾,行動正式開始,巴基明先叫手下在銅鑼灣街頭貼街招。不過,有人覺得過去幾次貼街招,都未能成功吸引全城關注,幕後老細或者未必知道他們在賣力,於是決定將行動升級。

國慶前一日下午,巴基明找來多名持行街紙的南亞裔和非洲裔人,除了在旺角西洋菜街貼街招外,還將夾有一百元現鈔的街招派給途人,引來大批途人瘋搶,一度在街上引起混亂。

此時,力撐富商朋友的新義安人馬亦收到風,十多人生趕到現場,動手驅趕正在派街招的外籍兵團。而在附近監視的巴基明,見狀即帶大批手下衝出來,追打一班新義安古惑仔。由於巴基明人多勢眾,該班老新(新義安別稱)仔最後落荒而逃。

(87) fb瘋傳短片 見證螞蟻陷「死亡輪迴」神秘圈

fb瘋傳短片 見證螞蟻陷「死亡輪迴」神秘圈
(明報,2015年11月22日)

螞蟻是具有高度紀律感的昆蟲,近日社交網站facebook瘋傳一段48秒長的短片,見證數以百計的螞蟻循同一方向急轉,而中央卻是大堆死螞蟻,情況有如陷入「死亡輪迴」圈子。

影片由外國網民於上月底上載到fb,其後不斷被全球網民瘋傳,至今已有約2.2萬人分享,另有近5000人讚好,亦有外國傳媒報道。短片可見,大群螞蟻沿着順時針方向不斷打轉地急走,而圓圈中央則有大堆螞蟻屍體。

傳媒找來外國傳媒《Discovery News》的舊日報道,有述專家分析,原來工蟻(或稱兵蟻)多是由一隻「領頭蟻」帶領行走,而領頭蟻會分泌蹤跡賀爾蒙(trail pheromone)讓尾隨的工蟻尾隨,如領頭蟻失去方向,賀爾蒙出現混亂,就會令整個工蟻兵團迷路,甚至陷入「死亡輪迴」,不斷轉圈直至死亡。

(86) 巨蠎吞箭豬 肚內藏數十刺

巨蠎吞箭豬 肚內藏數十刺
(香港雅虎新聞轉載《熱新聞》,2015年6月25日)

箭豬身上的刺保護自己免被猛獸捕獵,但若果箭豬最終還是不幸被吃掉,牠們身上的刺會又會怎樣?在南非,一條長達四米的蟒蛇吞下一隻箭豬,蛇最終死了,人們劏開蛇肚,發現數十支箭豬刺戳着牠腹中內臟。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道,南非一條四米長的蟒蛇,吞了重達三十磅的箭豬。箭豬不是大型動物,對巨蟒來說是正常份量的一餐,但卻吃得「背脊骨落」。牠死後,人們劏開其肚,發現數十支刺戳蟒蛇的內臟,可見蟒蛇生前承受極大的痛苦。

雖然如此,但保護公園的經理Jennifer Fuller卻不肯定蛇是被刺戳死,「條蛇的死因暫時不明。很清楚可以見到蛇的消化系統內有幾十支刺,但蛇是從懸崖墮下的。我不知道牠是跌死還是被刺戳死。」(輯按:疑其跳崖自殺)

蛇的視力一向不錯,若果牠們看見箭豬,害怕受傷,一般不會獵食。但在夜間,蛇埋伏獵食時則依賴熱能感察,這時候就有機會誤捕箭豬。





(85) 為數20隻肆虐燒烤場 流浪牛變瘋搶食生肉

為數20隻肆虐燒烤場流浪牛變瘋搶食生肉
(《蘋果日報》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報訊】「啲牛唔食草,搶食牛仔骨!」一幕幕驚心動魄的人牛爭食戰,每逢假日均在西貢黃石碼頭燒烤場上演。一群為數20隻流浪牛,懷疑多年來經燒烤友餵食,竟變成無肉不歡的「變種牛」。燒烤場頓變人牛搶食場,「瘋」牛強搶牛豬雞扒,不理生肉熟肉照樣鯨吞,燒烤友要腳踢揮叉驅趕。有港、日專家均指聞所未聞,以及「太恐怖了,人類最好不要靠近!」

記者:梁琬珊、莫家文、黃江奇

下午4時許,原本充滿歡笑聲的黃石碼頭燒烤場,隨着十多隻流浪牛浩浩蕩蕩殺入來,弄得風雲變色。「啲牛嚟緊呀!快啲收起啲食物」。有燒烤人士甫發現牛蹤,立即尖叫兼佈陣保護食物,又執起紙皮和燒烤叉備戰。

兩隻黃牛一馬當先跑到就近的燒烤爐,不懼熊火將眼前的食物狼吞下肚,小孩被嚇得大叫:「肉嚟㗎,食死你呀!」並用叉襲擊牛隻,但不管用,只好邊叫邊走「走呀!走呀!」;有人則嚇得跳上木枱避難。各人忙得團團轉,既要看管枱面的食物,又要兼顧爐上烤肉;有人甚至夾着烤肉,將牛隻引到別處。


西貢黃石碼頭出現一群食肉牛,經常向燒烤場內的遊人施襲搶食,特別愛吃牛肉。麥超億攝

遊人:會唔會食埋我?
另外幾頭黃牛選中劉先生的燒烤爐,不理他用燒烤叉不停敲打,直衝向擺放食物的木枱,用牛頭橫掃食物。劉先生惟有揮動燒烤叉並以身擋牛,但都沒用,「俾佢哋搞到完全燒唔到烤!」黃牛接着走到爐邊,一腳踢翻旁邊的蜜糖低頭猛舔,再對準爐上燒熟的牛扒、雞翼一口咬走。

劉先生見狀立即起腳,向黃牛的屁股踢去,但黃牛竟毫不畏懼,仍含着牛扒慢慢「嗒」。恐怖的牛吃肉畫面嚇得劉生驚叫:「佢食咗塊生豬扒,連骨都唔使𦧲(輯按:吐),依家食肉,我喺度會唔會食埋我?」他說6年前已跟家人來燒烤,當時雖然有流浪牛,但不敢走近搶食,「以前餵先嚟,依家好大膽!可能啲牛嘅基因已經改變咗,依家反而冇見過啲牛食草!」他說以後不敢再來燒烤。


一般牛隻均以食草為主。 有流浪牛群起圍攻燒烤爐,與遊人搶食。黃江奇攝

遊客餵食致牛等吃現象
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黃石碼頭約有20隻流浪牛,他們已勸喻遊客不要餵飼牛隻,但就沒有正面回覆牛吃肉的問題。雖然電燈柱上貼有「你我見牛牛,開心樂悠悠」海報,提醒遊客不應餵飼及騷擾牛牛,但亦有小孩用烤肉餵黃牛,養成牠們像狗隻一樣乖乖等吃的習慣。

公園清潔工亦指,連牛隻的糞便也變了樣,「唔係一餅餅嗰啲,而係一pat pat爛屎,可能腸胃消化唔到」。

日本培飼牛研究專家酒井康行大感震驚:「太恐怖了,牠們像熊一樣食肉,人類最好不要靠近!」至於有市民擔心牛群會否帶有瘋牛症,愛護動物協會獸醫Michael Wilson只肯說,瘋牛症的起因不單單是牛吃了肉類。


【專家意見】東京大學教授:全世界聞所未聞
東京大學生產技術所物質及環境系部門教授酒井康行,跟當地家畜改良中心研究培飼牛多年,從未聽過牛會食牛,更認為全世界聞所未聞,「實在太恐怖,牠們像熊一樣食肉!」他說雖然有牛隻養殖場的飼養者,會將吃剩的肉混入飼料給牛食用,但絕不是一塊塊牛扒或豬扒。牛本身對肉類應該一點興趣也沒有。今次事件對於牛或動物界的影響不敢估計,但認為牛持續食肉,人類最好不要靠近。

【專家意見】流浪牛之家義工:得幾隻牙點咬?
開設「流浪牛之家」、照顧過百隻流浪牛的女義工洋洋,看過「牛食牛」的相片後,一臉憂傷︰「冇陰公,佢哋上顎前排冇牙,下顎前排得四至六隻牙,只係靠後排幾隻牙咬嘢,點咬得爛啲肉?」洋洋說牛的食糧是草,她也會將香蕉去皮切粒,再混入麥糠、黃豆粉、粟米粉和葡萄糖等餵飼牛隻。

洋洋說以往有人將整條粟米餵飼牛隻,結果剖析發現牛隻根本無法消化粟米芯。

【專家意見】愛護動物協會獸醫:會導致惡菌滋生

愛護動物協會獸醫Michael Wilson表示,牛的胃只用以消化草,不能消化肉,肉類長期積聚身體內,會出現沙門氏菌及大腸桿菌等惡菌滋生,造成腸胃病。

1996年英國曾爆發瘋牛症,造成至少16萬5千頭牛死亡。不過,Michael卻認為今次流浪牛只吃肉類,而非動物腦部組織,故感染此症機會不大,他更說:「牛吃下生肉也不會變得兇猛,牠們是純良的動物,市民不用擔心。」

【專家意見】港大助理教授:唔符合生物理論

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系助理教授侯智恒說:「佢哋(牛)嘅胃唔識消化肉類,更加吸收唔到肉嘅營養,所以解釋唔到點解佢哋會食肉,真係聞所未聞!」

他說牛是草食動物,牛吃肉「唔符合生物學理論」,因牛的身體構造完全不適合吃肉。

「牛靠食草不斷反芻,消化纖維素,得到所需營養」。他解釋,牛所吃食物會按順序流經四個胃室,過程稱之為「反芻」。

(84) 禮賓府設神壇鎮惡毒法器

禮賓府設神壇鎮惡毒法器
《蘋果日報》,2012年7月1日

【記者葉競科、陳兆剛報道】禮賓府今日易主,前任特首曾蔭權留給梁振英的唯一「曾藏品」可能是一具法器。著名建築師及玄學家蔣匡文日前向《蘋果》爆料,指曾蔭權居住禮賓府七年間,曾把日治時期遺下的惡毒法器「厭勝棒」,闢出府中一角暗設神壇鎮壓,成為禮賓府傳聞的一樁怪事。

象徵永受日本管治
爆出禮賓府疑設秘密神壇的知情者,是著名建築師兼玄學家、曾按風水理論興建著名商場 apm的蔣匡文。蔣匡文稱,他早年已聽聞港督府(禮賓府前身)遺下一具日治年代的神秘惡毒法器,當中涉及二戰時期日本侵略東南亞諸國常用的「厭勝」之術,即在佔領的重要地點插下金屬樁或木棒,象徵永受日本管治。

蔣匡文稱,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原為英式建築的港督府遭拆卸,重建成現今的日式建築,同時亦有被插厭勝棒。「傳聞二戰後港督楊慕琦重返府第,發現府中插咗一支奇怪木棒。每次職員想丟呢支木棒,都有意外發生,於是冇人敢郁,竟然留到回歸之後」。

據了解,曾蔭權2006年遷入禮賓府,得悉厭勝棒歷史緣由。宣稱是虔誠天主教徒的他,竟決定採用風水佈局,「大動作」處理這具幾被遺忘、丟棄一旁的法器,在大廳附近暗設神壇鎮壓此棒。

蔣匡文聽聞此事後極為好奇,於是透過特別渠道,取得兩張神壇絕密相片。

拍攝角度較廣的一張,可見該支僅長數米、呈長方形的木棒被橫掛成樑;樑上簪花掛紅,壓住木棒,盡力顯現出吉祥形象。橫樑下設有神枱,放置疑似香爐及酒水三杯。相片背景非常黑暗,僅靠屋頂電燈膽及神枱上兩盞紅光,才能勉強視物及拍照。

刻老牌建築商字樣

值得一提的是,縱然該兩張相片的質素不高,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屋頂內部的日式瓦頂建築,與禮賓府的瓦頂外觀極為相似,顯示神壇的位置應該貼近禮賓府頂部。而另一張相片,可以看到法器刻有日本老牌建築商「清水組株式會社」的字樣。

翻查資料,過去獲曾蔭權邀請到禮賓府睇風水者,就只知玄學家龍景銓一人;擺壇鎮壓此惡毒法器,極可能由龍氏打點。記者曾多番聯絡龍師傅,但一直未獲回覆。至於回歸前亦獲邀到港督府睇風水的曆法專家蔡伯勵,表示當年未見過該法器,亦無人向他提及此事。

蔣匡文說:「當年日軍侵略違反天道,單憑風水係冇可能扭轉乾坤。不過講到底呢具法器始終係不祥物,雖毋須刻意避之,但亦少碰為妙。」




(83) 阿公結婚照被盜 網路流傳成冥婚照

阿公結婚照被盜 網路流傳成冥婚照
《蘋果日報》台灣版,2015年6月22日

被當成傳家寶的爺爺結婚照,卻被中國雜誌盜用,還被網友曲解成「冥婚」,子孫作何感想!?屏東枋寮一戶李姓人家就遇到這樣尷尬的處境,他們日前發現爺爺的結婚照登上了《中國地理雜誌》封面,原本以為「爺爺的結婚照紅了」,未料有網友卻查出這張照片就是網路留言流傳的冥婚照,直指新娘是眼睛流血的上吊女屍,讓家屬相當不能接受,直批:「網路不實流言,實在太誇張。」

這張照片在網路流傳多年,照片裡的男女穿著華麗衣裳,站在廳堂前,卻被網友下了聳動標題,指「聽過冥婚,但沒看過冥婚吧!」內文還說,「左邊女的只有一隻手,而且眼睛是往上看的,還在流血,腳是踮起來的,沒有著地,整個人是用木頭撐起來的,其實那個女的已經死了,這就是所謂的冥婚。

其實該張老照片出自於屏東枋寮一戶李姓人家,其阿公在日據時代時,明媒正娶大老婆的結婚照,後代子孫在上周一才發現網路誤傳,簡直氣炸,他們拿出家裡的正版照片向《蘋果》表示,「照片已有百年歷史,平常都會懸在客廳,是家裡傳家之寶。」

推測應是2000年親戚拿去參加老照片展時外流,但卻在家人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登上《中國地理雜誌》2002年第十五期的封面照片,網友藉著封面照傳遞錯誤訊息,因照片老舊,難免會有顏色誤差,且新娘是裹小腳,卻被網路說成是上吊女屍。

後代子孫從長輩的口中得知,日據時代時,李家是當時的大戶人家,擁有大片田地,爺爺是水底寮的村長、大媽也是有錢人家,從照片中華麗衣裳、氣派廳堂,還能拍照留念,可見當時婚禮辦得盛大,婚後因為大媽沒有生小孩,爺爺則是娶了二房。

李家後代子孫說,該本中國大陸的雜誌出刊日期已有十三年之久,周一才驚覺爺爺的結婚照在網路上變成冥婚照,因目前找不到該雜誌,不能確定雜誌內容是否也同敘述冥婚一說,已試圖找出該雜誌了解,網路上瘋傳錯誤訊息「讓家人看了都非常傷心」,已向相關單位反映。

命理專家龍鶴居士看過照片後表示,「這不是冥婚」,一般來說,冥婚會在下午三時過後的黃昏時刻低調進行,且不會廣發請帖或拍照留念。(李卉婷/屏東報導)



該張照片應是多年前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刊登後,在網路上被引用散佈。翻攝畫面



(李家後代子孫表示,該張爺爺的結婚照,目前還掛在家裡客廳。李卉婷攝)

(82) 尋回翻案證據 男子狂笑猝死

尋回翻案證據 男子狂笑猝死
《明報》,2015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四川中江縣男子黃光乾為贖回被法院判歸信用社,價值200萬元的房產,近日翻箱倒櫃找原件並致電檢察官,但疑因太高興,一陣狂笑後,5分鐘內猝死。醫生稱,黃患高血壓,加上興奮過度致「樂極生悲」。(華西都市報)

(81) 33歲910磅 日吃1萬卡路里 英國最肥男猝死

33歲910磅 日吃1萬卡路里 英國最肥男猝死
(《蘋果日報》,2015年6月22日)

英國最肥男湯普森(Carl Thompson)周日早上在多佛爾家中逝世,終年33歲。

湯普森的鄰居表示,救護員花了幾小時才將重412.8公斤(910磅)的屍體移走。警方相信死因無可疑。

湯普森今年曾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承認愛吃,每天吸取熱量高達一萬卡路里。其母2012年患腦瘤離世,令他靠食治療傷痛,體重進一步失控。由於太重,湯普森已有一年沒出過門,要專人為他洗身。醫生說他須減286公斤,否則會死。他曾向當局求救冀助他走出困境,又忠告公眾:「不要常吃垃圾食物,否則會變成我一樣。」

英國《都市報》/《每日郵報》

(80) 慕容雪村:中國語言風格的墮落

慕容雪村:〈中国语言风格的堕落〉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5月28日

(輯按:原文為簡體中文)

不久前,我走過三亞的一條街道,聽到有家店鋪在播放著名的《社會主義好》的搖滾版。雖然我對這首歌深感厭惡,但音樂響起時,我還是會下意識地跟著哼唱:“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

幾十年來,這些共產黨讚美自己的歌曲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耳邊消失,即使在“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乾癟招牌的今天,它們依然常常出現在中國的電視上、廣播中,甚至是私人商店用以招徠顧客的大喇叭裡。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這些歌曲就是我們的青春記憶,很難估量它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心靈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因為仇恨教育、愚民宣傳,再加上對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壞,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漸漸形成。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粗鄙和殘忍,而這並非中文的固有傳統,更多應歸功於共產黨和它所倡導的意識形態。

無論官方文告、文學學術著作,還是私人言談,都可以看到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語言”。

時至今日,中國的高層人物會在那些極為嚴肅的場合,或正式的演講中使用一些極為俚俗的語言,比如“打鐵還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間新聞中常常大講特講“和諧社會”和“中國精神”。就在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還說過“絕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六十多年來,中國的宣傳和教育從來沒有擺脫殘忍和嗜血,在教材中,我們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託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要戴紅領巾,那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大多數人都唱過《少先隊隊歌》:“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幾十年來,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地不厭其煩地反複播放這些內容,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日常語言和頭腦。在最近幾年中,我不止一次聽到我的朋友們,包括那些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也在使用這種被宣傳污染的語言,而且不是在反諷。

兩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聽到兩位老農站在路邊辯論,主題大約是“米飯和饅頭哪個更好吃”,在辯論的高潮時段,其中一位大聲指責對方:“你這是形而上學!”(另一位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你才是形而上學!)

對形而上學,毛澤東持有一種很奇怪的懷疑(以至於我懷疑他根本不懂這個詞的意思),宣傳機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來推廣和鼓吹此種論調,久而久之,“形而上學”就成了一種可疑的學說、一個可鄙的詞彙。可以想見,那兩位農民對形而上學並沒有多少了解,他們只是從黨的宣傳詞典中學來這個詞,並用它表達自己的不屑之情。其他的一些詞彙,比如“唯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情調”,也成了萬能的批評用詞。那些最常使用這些詞的人,其實大多都不真正了解其真正的意思。

在中國人的日常語彙中,革命字眼隨處可見。我們把工業、農業在內的一切行業都稱之為“戰線”(幾乎所有工作的場所都可以稱為“陣地”)。帶病堅持工作通常被稱為“輕傷不下火線”。一些大企業會把它的銷售隊伍稱為“集團軍”、“師”、“團”,把銷售區域稱為“戰區”。

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一些學者把這種語言稱為“毛氏語言”。在2012年發表在〈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說這種話語比“大多數語言更賦軍事隱喻和政治偏見”。他舉了一些關於毛氏語言氾濫成災的例子:“大陸人即使到今天,還是會在飯局快結束時讓他們的朋友“消滅”剩餘的飯菜;上次我在北京時,一個小男孩在公交車上對他的媽媽說:'媽,我要尿尿',他的媽媽回答說:'堅持!司機叔叔不能在這裡停車。'”

這種新式語言的濫觴於毛澤東時代。早在奪取政權之前的延安時代,毛澤東就教導作家和藝術家要“為人民服務”,反對使用那些“人民群眾”看不懂的字詞,以及“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然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就開始大力推廣所謂的“人民的語言”——即那種淺顯俚白的文字風格。

這種“讓語言俚俗低級”的改造並非偶然,而是一項深思熟慮的行為,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討論的質量。文化大革命更是將這種“語言革命”推到極致,在那時,知識人所擅長的理性討論被完全摒棄。在這種野蠻的話語空間中,許多詞語都漸漸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然後黨可以運用這種語言來裝腔作勢、混淆是非

在近些天,中共高級官員時常把“法治”掛在嘴邊,但這裡的“法治”和真正的“rule of law”毫無關係,當他們談起法治,指的其實是“共產黨用法律統治中國人”。

這種故意的混淆只是為了一個目的:運用掩蓋不民主的現狀,並假裝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抵抗這種官方話語,也不知道應怎樣防止這種話語污染我們的語言。在許多時候,即使是我這樣的作家,也無法避免哼唱那些讚美共產黨的歌曲,雖然我們很清楚共產黨試圖用這樣的話語來控制我們的頭腦和心靈。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最能表達我的擔心,他寫道:“如果思想可以敗壞語言,那語言也同樣可以敗壞思想。

(79) 溝渠裏的星空:陶傑

溝渠裏的星空:陶傑
《壹本便利》(娛樂天),2004年2月18日

多謝陶傑。

時為某一天的早上十一時,是陶傑跟我約定的訪問時間,我和攝影師等了約五十分鐘後,他才施施然抵達酒店咖啡室,讓我學懂了忍耐。然後我問:「你會俾幾多時間我做訪問?」他答:「無所謂,你要傾幾耐咪傾幾耐囉。」然後陶傑有意無意拿出最新推出的漫畫書,在鏡頭前翻來覆去,巧妙地替新書添上戲份,讓我學懂了知機。閒談間,他的眼睛又升偷瞄腕表,然後約半小時後,他拋下一句:「你都問夠啦,夠料寫啦!」便如一陣風離座,讓我學懂了珍惜。同日晚上十時,陶傑相約我在商台門口會合補回訪問,廣播道的寒風,令我感受露宿者的疾苦,讓我學懂了磨練。吹風吹了約四十分鐘,陶傑才施施然駕車到達商台。然後待他做完電台節目,又要趕Fax稿件到報館。在凌晨約一時,他才有空在蘭桂坊的街頭跟我把酒說人生。

「好多人成日喺度怨呢樣怨樣,又話香港搞成咁,但喺嗰度食就唔好鬧度,王爾德(英國18世紀大文豪)講過:『我們都住在溝渠裏,但其中一部分人是望向星空!』」(輯按: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今夜月明星稀,陶傑和我、攝影師三人都坐在街頭吃咖喱牛腩飯,但眼前人稱才子的四十五歲男人,一身兼數職,加加埋埋傳聞每月已可賺近百萬。同枱食飯,各自精采。有理由相信,人生沒有神話,有的只在於如何在溝渠裏尋找星空,即使你認為身處是溝渠的話。

酒醉一夜情
青春,從來都是No Gimmick。要玩,便盡情去玩;要放浪,就不理後果,放浪三五七載。陶傑少年時代的輕狂歲月,又怎少得媾鬼妹一夜情隊草蒲SM俱樂部。「一夜情試過一兩次都無癮啦,大家飲醉晒酒,做嗰時都無feel,條女死『咕咕』咁,×!唔好以為一夜情好high呀!至於隊草都係隊過一兩次!」以你英國浸淫多年,你推介做愛時邊樣體位最正?「樣樣都有開心啦!呢啲係好粗淺性知識,好多人都有,唔使喺外國培養,喺香港,你自己只要肯放開對眼去睇都會知!」究竟同鬼妹拍拖過癮啲、定同香港女仔開心啲?「我同英國妹、德國妹都拍過拖,鬼妹好在唔黐身,玩完就撇,好爽快,大家又易溝通。不過鬼妹老得快,好難保養。「老實講,香港女仔真係溝通唔到,同佢哋講乜Q啫,唔通真係講鄭秀文靚定楊千嬅索,抑或柏芝應該跟邊個呀?×!」但係,你老婆好似係香港人噃?「佢以前喺英國讀書嘛,點同呢!」

老婆了解七成

現時陶傑和妻子曾行之家住碧瑤灣,育有兩子,泰頤五歲、泰澄一歲,替兒子取名,都取其心境清靜平和之意。但和妻子相處,一向辭鋒疏狂狠辣的陶傑,能以平和之心相敬如賓嗎?「情人節送花俾老婆?唔使喇!佢會鬧嘥錢。「兩公婆相處,最緊要一床兩制高度自治,佢啲朋友,我唔需要去識;我啲朋友亦只俾七成佢識。(玩神秘?定留番最後三成籌碼「責」袋?)「啲朋友同老婆咁熟做乜?一個人熟咗就會多摩擦,你哋睇張小嫻、深雪睇得多中毒喇。現實中,兩公婆一定要保持番一啲距離,好似火車軌之間接駁位,要留番條隙,等熱度增加時有個虛位走盞。「我同老婆喺屋企有時一日都唔會傾偈,有時咪幾句囉。啲男女同居,如果一日都雞啄唔斷,咪乜都講晒啦,盞快散。「但係有時啲嘢唔講住,放喺倉庫度,每一日批發啲,過兩年又批發少少,加埋兩個人都有自己生活,喺共同嘅情感倉庫不斷入啲新貨,咁咪『襟熬』囉!」看來,你老婆應該不大了解你!!「了解七成啦,你亦冇可能了解你條女百分之一百,七成已經好好。好似我行過豐銀行,突然有咗邪惡心想入去打劫,我唔使話俾老婆聽嘛,心念轉動係每個人嘅黑暗面,乜都話你聽,咁我不如同個神父結婚重好啦。」

150咪掟彎發洩
男人的理所當然,跟女人的心中所想,就如月台上的兩列火車,往往背道而馳。所以,聲大大背後,陶傑一年總會跟妻子嗌幾場大交。「到咗最後,互相都會忍讓。因為去到嗰個breaking point(決裂位),大家都知若果一檻過去就會破裂,咁咪檻番轉頭囉。「好似有時老婆會check我手提電話,當見到dial(撥出電話)嗰度得番八個,啲女人實『形』住洗咗嗰兩個電話,一定係第二條女啦。「但有時其實係我坐喺張凳度,褲袋個電話唔覺意揩到啲掣,有時咗66666,咁我睇番,見咁礙眼咪即刻erase(洗)咗去。「咁做其實冇乜特別用意架,但你條女實唔會信你架,實一口咬定你出面有條女,糾纏起上嚟實嗌交,呢啲咪係男女之間嘅盲點。「我同老婆冷戰,最長都係一兩日,咁佢通常咪架車出去赤鱲角掟個彎,踩到150km掟返嚟屋企,咁咪冇事囉!」

教仔乜都可以試

兩夫妻每當嗌交嗌到火紅火綠之際,兒子的一句叫喊或兩聲啼哭,便可迅即將怒火撲熄,因為,兒子都是父母的共同寄望。陶傑選擇住在薄扶林碧瑤灣,是因為該屋苑有很多不同國籍住客,可讓兒子較早接觸地球村的不同文化。「而家喺屋企,我哋會五成講英文、四成廣東話、一成講國語,到咁上下就送佢去英國讀書。」如果佢想留喺香港,唔鍾意留學呢?「我會開導佢。(語氣尾音甚重)佢多數喺香港有條女先至唔走啫,咁呢啲女你可以掟得啦,外國大把好正嘅任你揀。「教仔女,乜都可以俾佢試。年輕時候,你就好似有一張License(許可證),只要你夠定力夠膽的話,乜都試得,賭錢飲酒通姦,即使嫖妓一夜情都得,但一定要識得抽身走,唔好犯法呀!條女未夠16歲唔好制呀!制都唔好俾人知!「年輕人乜都試得,但除咗一樣——亂倫!」

撕爸爸的信
對於兒子,陶傑寄望甚殷,他希望將來兒子的人生哲學比他更開放。只因,陶傑的家世絕非泛泛,令他自小孕育不羈反叛的性格。陶傑父親曹驥雲是前《大公報》副總編輯,母親常婷婷曾任《大公報》編輯,外公常書林,曾任《珠江日報》記者,其弟弟書鴻是油畫家。「細個我成日唔聽話,俾屋企罰跪天光。但我個人係你愈罰我,我愈反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父母成日寫信叫我『唔好行一條同父母唔同嘅路!』我睇完信都撕Q埋呢個世界,你要啲仔同你行埋同一條路,重會有進步咩?你仆×啦,你去睇下維園阿伯咪知好唔好囉!」愈是左柑庭出身,陶傑論政愈具反共色彩,文筆更大膽辛辣。談到今天跟父母是否很疏離,陶傑聲線轉趨淡然而緩慢。「又唔係話咁疏離嘅,我都咁大啦。(今日所得,能否令父母引以為榮?)可能以我為恥喎,生個仔咁Q……(忽然語塞)」陶傑本名曹捷,也許是不想背負姓曹的包袱,改用近似音的「陶傑」論政,一用已十二年。「用筆名可以大膽啲放啲,似係另一個人去寫,我當唔係我講架,做人有時係要自己呃自己。」

叫才子係害你
年青時代的陶傑,足跡都留在英倫的路上。黑藍而沉鬱的衣着品味,內斂而冷靜的性格,都在此地孕育,當然還有流連地下人妖艷舞視野,和博物館歌劇院的藝術浸淫。成長既集各家之大成,如今的事業亦放諸四海,既是TOM.COM的創作總裁,又在報章雜誌寫專欄,商台亦佔有一席地盤《光明頂》,還有最新的漫畫事業,令他被封為「才子」稱號,是光榮的加冕,還是無形的緊箍咒呢?「我心中第一才子係饒宗頤(國學大師)、金庸。嗰啲人叫你做才子,其實係想害你啫,等你信咗,以為自己真係才子就飄飄然,跟住去夜總會,就掟杯鬧伙記,指指個鼻話:『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呀?』「但人叫我做才子,一定害唔到我,我廿年前已經睇通睇透啦,你叫還你叫,我根本唔會信,因為真正有智慧嘅人,係愈睇得書多,會知道自己其實愈渺小。」

徘徊生與死
陶傑未有說出口的,還有在九四年九月十五日凌晨四時,他放工後在機場隧道撞車,橫隔膜裂穿,部分脊髓破裂,內臟大量出血,生與死只是咫尺之間,令他從此更看淡人生的爭名逐利。「你哋未試過,根本唔會知唔會明箇中感受。一個人喺昏迷或者彌留期間,即使係幾親嘅人喺身邊點嗌你,都係冇用。「嗰次喺深切治療部,生與死都係五十五十,自此我對名對利已經再冇執冇憎恨,呢個係好衷心咁講。人到咗死亡,乜嘢都係身外物面前嘅路已經係千山我獨行,再冇人陪到。」

唔好怕蝕底
「所以而家老闆交嘢俾我做,我一定做到最好,做人唔好只睇眼前,因為如果眼前每一件事都做得好好,長遠一定有回報。「我做人嘅經驗係唔好怕蝕底。我後生時蝕底咗好多,寫完稿收唔到稿費啦,有時人工又低,蝕足成十年底,但做人一定要忍!「呢個係睇你個人嘅time table,做人好長亦好短,你廿六、七歲時肯蝕底,樣樣嘢俾人搵笨,但有時你四十歲先收得番,兼連本帶利添。「可能你廿六歲時會諗四十歲已經好老,但當真係到咗四十歲,你又覺得唔算老,會話六十歲先算老。「平時你見我寫啲嘢好似幾好睇,但我咁多年做好多功課,下好多苦功,你又唔知啫。我十七、八歲喺英國日日睇書讀報紙,睇到半夜三、四點先瞓。我學西班牙文、法文,揸住本字典逐頁係咁背。「有一年考大學入學試前三日,女朋友突然寫信話要Bye-bye喎,嗰一兩個鐘直頭晴天霹靂,當晚諗番:如果我條女冇咗,考試又肥埋,咁咪人財兩空。嗰時屋企唔係有錢,一肥咗佬就要返番香港。「於是第二朝更加俾心機溫書,同自己講唔衰得,結果重考高兩個Grade。當日若果冇呢件事,可以話冇我今日,因為個心理應變同危機處理令我得益良多。「做人唔好以為自己今日有少少成就就牙眨眨,當你同史提芬史匹堡比,人就會謙卑,唔會自大。「你未做到啲嘢就唔使講出嚟,輸咗唔使瘀,好似老董咁,十年後點點點喎,唉!」經常評論政事均語調激昂用詞狠辣,看似不滿香港的政局氣候,但又「屈」在香港生活,何不移民一走了之,起碼「冇眼屎乾淨盲」。「好簡單啫,有水搵架嘛,你睇下有幾多英國佬喺香港搵食,其實全世界都有鬼地方,有時食嗰度唔好鬧嗰度,而家香港係比殖民地時代差,但比起大陸重OK。「而家時勢重有份工俾你賺錢養家,已經要感恩。我只不過係用邏輯思維去評論根本唔講邏輯嘅政治啫!「你大哥要俾面呀,唔好寫我賺幾多錢,我冇月賺百萬,呢啲假架!手下留情呀,《便利》又對我咁好,俾我寫專欄……哈哈哈!」

陶傑的人生哲學
1. 人有時要信命,一命二運三風水,十個人定有兩三個懷才不遇,有一啲嘢永遠做唔到就做唔到,要接受現實。

2. 愛情,好似去泰國玩水上降落傘,到最尾一定要有落地嗰個moment,唔通好似氫氣球成日喺度飄咩!人一定要有歸宿。如果你話婚姻似枷鎖,只係你娶個人唔啱你!

3. 喺香港,做人嘅宗旨,就係每日將手頭上需要做嘅事,做到最好!

4. 人生冇乜追求架!最緊要每一日過咗,都唔會後悔。

5. 要從大人物身上學習做人智慧,例如大人物嘅勤奮刻苦,衰一鋪,唔好俾佢打殘,要再爬番起,有冒險精神。

6. 做人要知自己有乜實力,係人哋取代唔到,要做獨市生意。例如我自己支筆,寫專欄係我獨市,搵唔搵到食係另一回事。年青人一定要揀一兩門獨門功夫,等人非要你不可。即使你去大排檔洗碗,你都要洗得快過人,咁你一定以後有回報。

7. 我唔怕輸,但輸一鋪,一定要進修,要檢討輸喺邊,下鋪先可以贏,肥佬黎都有鋤書會啦。

8. 讀書所讀到嘅知識,喺一世人某一個階段,一定用得。假設我去埃及讀金字塔,喺香港都冇金字塔上市公司,都冇用啦。但你會學到嗰個年代挖掘金字塔嘅艱辛,將當年歷史變作做人哲學,然後用喺打工度,咪有用囉

9. 做人到咁上下,唔好諗自己年齡,唔好慶祝生日,多啲接觸下潮流新事物,就唔怕老。

(78) 專訪余光中談文學翻譯

明藝‧特輯﹕專訪余光中談文學翻譯
《明報》D6版(副刊),2015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編按: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在風雨霧正濃的時節,余光中先生應邀來港,為中文大學錢賓四先生文化講座作兩場演講,並出席別開生面的朗誦會。三月二日,本版主編潘耀明先生和金聖華教授聯袂邀訪余先生,撥開雲霧,暢談翻譯心得。

潘耀明(下稱「潘」):惡性歐化是現代漢語的通病,按兩位翻譯家的觀察,問題是愈來愈嚴重,還是有所改善?

余光中(下稱「余」):這是一個大問題,牽涉甚廣。二十世紀初,廢科舉,棄文言,採取白話作教育和寫作的工具。從文學史看來,舊小說開至荼蘼,新小說繼而興起,直至《老殘遊記》,雖然已經用上白話文,但仍然沒有出現歐化的問題。五四時期,很多學者認為儒家太封建,道家太迷信,中文不夠好,不夠現代化,主張以拼音文字、英文、法文來代替漢字,引進西方思潮,用邏輯談問題。這些學者像魯迅本身舊學的根柢就很扎實,無論怎樣歐化也有限。然而,到了他們的下一代,惡性歐化便浮現了,原因很多。第一,文言廢止後,全國學英文,中文漸漸靠邊站。自小耳濡目染,中西的板塊便發生移動。第二,要引介德先生、賽先生、各種主義,一時找不着對應的翻譯,陷於膠着。民主譯成德謨克拉西,靈感翻成煙絲披里純,抵制說成杯葛,源自英文的boycott,tank應該叫戰車,坦克是聲音,例子不勝枚舉。那究竟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呢?對於少數高手,時常警惕,善取善用,我們可不能說張愛玲、金庸、錢鍾書退化了。可是,多數的人是在退步而不自知。以前食古不化,現在食洋不化!惡性歐化常見如「反身」,說「他不自知」、「他沒有自知」,已經夠好了,用不着說「他自己不自知」。還有「各種主義」的問題。愛國主義是不妥的名詞,一個人認同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是一種感情,而不是一套思想。中國民族眾多,各族對愛國的理解皆有所不同,以思想作統攝,不太講得通。我還經常見到「愛國主義精神」,愈講愈囉嗦。也是受外文的影響,現在流行着一些歐化的動詞,例如「進行」。不說「A在訪問B」,而說「A和B在進行着一場訪問」。又例如「作出」,無處不在。「日軍侵華,我們作出反抗。」很弱的一種表達。「日軍侵華,我們要反抗!」「反抗」,充滿了力量,有血有肉。動詞弱化,變成抽象名詞,乾抄式的動詞,欠乏表達能力。

金聖華(下稱「金」):根據我的教學經驗,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各有問題。最糟糕的是,化簡為繁。以前我收到過一封信:「請盡快落實繳費工作。」那不就是「請盡快繳費」麼?「貢獻良多」,變成「在一定的程度上,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四個字長成了十五個字。英文的語法中的某些部分,中文其實可以去掉,像「眾數」,中文舉目皆「們」,專家們、學者們、先生們、女士們,「昨天女兒們來探望我」,甚至有「汽車們」的說法,令人噴飯。大陸常用「被動式」,中文的「被動式」不獨一個「被」字,尚有十多種寫法,遭、受、給、獲等。英文share,同甘共苦,中文報紙卻一律「分享」,我最討厭。四川大地震,「分享痛苦經驗」。痛苦有什麼好分享的呢?「Never share anything with her mother.」應該說「從不與媽媽談心」,而不是「從不跟媽媽作分享」。中文的細緻失傳了,全用英文硬譯,好的、壞的、褒的、貶的,統統漠視。語法上,化簡為繁;選字上,化繁為簡。

潘:中國大陸愛用「搞」字,那也是歐化過來的嗎?

余:與歐化無關,那是大陸通俗化的詞彙。中共習慣對大眾喊話,對象不是知識分子。常聽內地人講,「余先生,我是搞詩的」、「搞文學」、「搞革命」,無所不搞。

金:我不擔心簡體字,而擔心「簡體文」,尊卑不分,褒貶莫辨,一切表達方式都僵化了。當下「成功」氾濫,「逃出生天」,說成「成功逃出生天」;「考試合格」,說成「成功考試及格」。中文比較重大的事情,才會用上「成功」,小事情我們不用的。

余:凡事情做好,現在都給加上「成功」,「成功猜對了謎」,「成功建設了大橋」,亂套英文的succeed in。

潘:英文好像也面對張冠李戴的問題,像apply、press的氾濫使用,便是例證。

余:當然,英文的問題也多得很。歐化固然可怕,而西文本身也有不少毛病。喬治.歐威爾的《政治與英文》一文(輯按: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非常值得參考,舉了許多公式化的政治語言的病例,像:「法西斯的八爪章魚已經唱完了他們的天鵝之歌。」The swan song,天鵝死前,會好好高歌一曲,作告別表演。既然法西斯比擬成八爪章魚,便不應該唱天鵝之歌了。這是邏輯混亂。喬治.歐威爾還舉了英國工黨領袖Harold Laski的語例:
I am not, indeed, sure whether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Milton who once seemed not unlike a seventeenth-century Shelley had not become, out of an experience ever more bitter in each year, more alien [sic] to the founder of that Jesuit sect which nothing could induce him to tolerate.
話中包含五個否定語,迂迴不堪,時正時反,邏輯錯亂。「In my opinion, it's not unjustifiable to say that...」,「卑見認為,下面的一段話不能說不合理」,其實只消說「I think」就行了。歐威爾斷定,凡國家獨裁,語言必走下坡,說來說去,不過是謊言。針對社會主義,歐威爾是對症下藥了。英國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是由十九世紀過渡至二十世紀的人物。他說,過去,耕田叫tilth,色情是filth,讚美為praise,單字足矣。現今,耕田agricultural labor,色情pornographic art,讚美one hundred percent approval。格雷夫斯自嘲古板,仍默默地till着。這意見跟邱吉爾的一樣。邱吉爾認為,英語演講能活用八百個字,便能成功,無需賣弄。

金:現在的學生都不讀古書了,中學取消了範文,不必背誦,好像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覺得中文很煩,很差。余先生有句話說得很好:「中文沒有學好,英文反而給帶壞了。」年輕人的中文,愈寫愈像英文,英文寫出來又像中文,根本不知道在寫什麼,兩種語言都不行。純淨的中文被嘲諷為「老套」,他們喜歡寫很長很長扭來扭去的仿西式句子,覺得那才是現代的語言。像余先生的理論文章,非常可讀,文字流暢,信息清晰。現在的人故弄玄虛,更大部分的人是寫不出乾淨的中文來。

潘:余先生曾提到,現代漢語有四大基本成分,白話文、文言、良性的歐化、口語,前三種先生多有論述,但討論口語的不多,可以多講一點嗎?

余:白話文是常態,文言是加強白話的表達。因為現在懂英文的很多,偶爾加點英文進來,大家都會覺得有趣。口語亦如此。「自以為很酷」,酷就是帥氣;教堂裏也會聽到這種玩笑:「你們這些人真沒出息,只想享受小出息。」小出息就是胸無大志,耽於安樂。我有篇文章《開你的大頭會》,標題就是挖苦開會。口語的運用是為了表現輕鬆。

金:上翻譯課,常引余先生的八字真言:「白以為常,文以應變」。真管用!翻譯文學作品時得注意兩部分,一部分是敍述的(narrative),描寫的(descriptive);另一部分是對話。描寫的段落不妨優美一點,到了對話,自然要精簡淺白,要是文縐縐的,悶死人了。余先生的八字真言,是論文白關係的大學問,背後需極高的造詣。融會得好,水乳交融;融會不好,水火不容。有的學生翻譯,整篇長長的歐化句,突然冒出幾句文言來,陰陽怪氣。至於你說口語的因素,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處理,不可能都有你講的四種成分。

潘:余先生後期注重錘煉詩句的長度,以八字為限,力求變化。而早期的名篇《聽聽那冷雨》,長句連綿兩行,若如今重寫,會縮減句長嗎?

余:《聽聽那冷雨》屬於美文了,至今我還堅持會這樣子寫。理論的文章,我寫得比較乾淨,但感性的創作,如美文,我有很多招數。語言其實可以很有表達力。我寫的文章,宋琪看了,評說好,但句子太長,應該多用逗號。這提醒了我。因為我是讀外文系出身,英文的長句,只要語法明確,轉折的地方可以不用標點。一個主句出來,後面可以跟着一連串形容詞子句。所以,那時候我一個長句寫下來,轉折時都不用標點。後來,我悟到,中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氣,英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法。宋琪一語點醒了我。

金:反而我有個問題想問。我曾經仔細地研讀余先生的翻譯,其中翻譯濟慈的幾封信,標點下得緊跟原文,而文氣通順。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標點也是緊貼原文,其他的翻譯家,鮮見同例。我就發現余先生和梁實秋翻譯時,連原文的標點符號都照顧到。

余:原文若是上乘的作品,你不可能忽視它的標點。不過,我還另有一種想法。下標點,是為了節奏。強迫讀者跟你一起換氣一般寫法:「雨下了很多天。我沒有辦法回家。第三天起來一看,雨仍然在下。」可是換一種寫法:「第三天起來一看,雨,仍然在下。」讀者在逗號前停下,這場「雨」就顯得重要了。「大家都去,我不去!」「大家都去,我,不去!」兩個逗號,強調出個「我」。要控制讀者的節奏,就要控制他的呼吸。而談到美文,比較感性,標點用得愈多,節奏愈緩慢,用得少,讀者便一路讀下去,節奏快。幾個句子併在一起,強迫讀者讀下去,或者多打標點,頓挫陡峭。這番苦心,讀者可未必發覺。

金:董橋的散文很有意思,有時三大行下去才下一個標點,好長好長哦。

潘:他現在的文章甚至不分段。

余:這是另一種學問。學者的文章好用大段落,但古龍的小說,兩三句話就是一段。他是給你看鏡頭,這邊一個鏡頭,那邊一個鏡頭。張曉風跟我熟稔,都寫散文,她寫散文,轉折較快,而我的散文一段很長,後面很短;或者長段之間,中間突出一句話的分量,單獨成段,非常惹眼。在同一段裏,長短句的運用也是同理。長句用多了,偶爾來句短句,力量強勁。短句用多了,也可以插上長句。句子有長短才有變化,段落亦然。《風吹西班牙》,我第一段就是一句話:「若問我西班牙給我的第一印象,立刻的回答是:乾。」這是變化。民國初年的作家不會思考這些問題,都是均速行文,文氣平穩。

潘:兩位都曾提過,翻譯最高的境界,已不再是對字詞的摸索,而是對原文風格的掌握。請談談風格該何從掌握。

余:風格是很重要的,翻譯到了最後就是風格的問題。翻譯什麼像什麼,句子、字詞,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平白的譯得平白,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因為不是創作,而是在介紹。譯詩我字斟句酌,但戲劇就不一樣了。戲劇是演出的,針對的是觀眾。詩或散文縱然普及,可真正坐下來,是一個人在讀,讀不懂,明天再讀。然而,成千上萬的觀眾聚首一堂,演員、劇作家只有一次講俏皮話的機會,台下接不上:「對不起,你再講一遍」,那就失敗了。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那是給觀眾聽的。詩,我是譯給個人讀的

金:一般人講直譯和意譯,毫無意義。法文說mot-à-mot(輯按:word for word)像魯迅主張的那種直譯是很糟糕的。我喜歡用「貼譯」,盡量貼近原文,重現它的風格,或高雅,或通俗。學生翻譯,常有一個問題,喜歡調換句序,調得很順滑易懂,以為這樣文章便順當。但像偵探小說,內容懸疑,可能某人物出場後,要好幾頁過去才把那人的身份揭示出來。學生就愛把謎底提前揭曉,懸念隨之蕩然無存。余先生講過,一個好的翻譯家,要有好多把刷子,刷牆的又豈能拿來刷牙呢?余先生翻譯戲劇其實也是字斟句酌,不過斟酌的對象不同而已。

潘:貼譯,各家不同,功力盡展。還有一個問題,英文的形容詞內涵豐富,中文較單一,兩位怎麼闡釋當中的學問呢?

金:這很難處理,像great一詞,用作great movie、great artist,意義都不同。翻譯時,要先弄清楚上文下理,選最貼切的字詞。你可不能陳列十個意思出來吧?譯詩最麻煩,連詩人自己都會忘掉本意。有時候選擇太多,有時候對照不上。有篇文章,說某人搭飛機,意外獲升級乘頭等艙,還遇見明星偶像。偶像在他旁邊打瞌睡,他望着望着,「His face is vulnerable and empty.」 什麼是empty,十八位學生,十八種翻譯。真是沒辦法!

余:翻譯是有限的創作,我常跟學生講,翻譯時,你如果只想到一種翻譯,絕對是不夠。你要立刻想到三種翻譯,無論是結構上的或字詞上的,那才能遊刃有餘。同樣一個形容詞,選擇一個最貼切的翻譯,那就是創作。

潘:我還想問問譯者跟原作者和文本的關係。翻譯《梵谷傳》,余先生曾經說「被梵谷附體」,而非原作者史東。架空原作者的現象很有趣,可以談談嗎?

金:只是那本《梵谷傳》而已,因為《梵谷傳》是傳記,而余先生又跟梵谷感情深厚。到翻譯王爾德,余先生自然是跟大才子拔河,拔一次不夠,拔了四次。

余:翻譯長篇作品,你自然跟它長相左右。那幾個月,你就被它附體,臨於你身上來。譯者成了演員,自以為是凱撒。至於王爾德,他是不會為後來的譯者留餘地,能寫多好就寫多好。王爾德如果是中國人,定必是律詩或駢文的高手,會寫出《滕王閣序》來。英文也有對仗,但不像中文的「張三李四」,Tom Dick, and Harry,加了個逗號,破句了。梁佳蘿英文名Gaylord,我跟他開了個玩笑,說莎劇有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他是Gay Lord of Shatin。

潘:聽說當年余先生想翻譯《白鯨記》,梁實秋不太贊成,為什麼呢?

余:那是他的偏見。梁實秋認為美國文化淺薄,無甚可觀。同時,他寫《雅舍小品》寫習慣了,正話反說。從前他推薦我到愛荷華大學讀書,勸我去美國不必念什麼學位,逛逛就好了。後來我赴香港教書,他也說,你我都不是教書的人,去香港玩玩就行。梁先生講話,故作瀟灑,有時候我都不太聽他的。他還勸我,在美國可不要開車,太危險了,詩人怎麼能開車呢?梁實秋最早期的朋友是郭沫若,信奉浪漫主義。赴美以後,隨人文主義大師學習,便反過來批評浪漫主義,走中庸之道,跟胡適之、聞一多交往。

金:下一部余先生想翻譯什麼呢?

余:我想翻譯的東西多着哩。翻譯一部好作品,你就有一段長時間,跟一顆美好的心靈在一起,作天才的代言人。翻譯一本心愛的書,書每天都在等着你,不愁無事可幹,又不像創作,要費心構思題材。因為我對繪畫很有興趣,最想翻譯一本畫家的傳記,特別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籍希臘裔畫家艾爾.葛雷柯。不過我仍找不到恰當的書,有的太學術,有的太短。

(記錄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潘耀明、金聖華 訪問 李浩榮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