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熊融：〈讀魯迅《辛島驍信》〉

熊融：〈讀魯迅《辛島驍信》〉，

《吉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年第3期，頁65-67、82。

新版《魯迅書信集》收錄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島驍的信。魯迅與辛島驍的交往，始於北京，終於上海。見面次數不算少，互相通過信，然而大多佚失，這是目前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載於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魯迅選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間一直未見漢譯，新至新版《魯迅書信集》出版，才見編錄。

辛島驍是日本較早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工作者，魯迅與他交往的時候，也正是他把整理古籍的重點放到古典小說的輯佚和研究方面去的時候。魯迅說，在中國，小說是「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被認為是「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唐宗傳奇集．序例》）。而他自己，則對小說史料十分重視，鈎稽輯佚，「銳意窮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所得資料究非轉販」（同前）。兩人既有同好，又相識於樂此不疲之際，那麼在他們的交往中，小說史的研究也自然成為主要的談論題目了。

以下，我想圍繞這個中心，來鈎稽和闡述有關魯迅和辛島驍文字之交的歷史情況。

（一）
辛島驍，一九二九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是同魯迅先生交誼頗深的增田涉的同班同學。早在學生時代，他便以研究和攻讀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著稱，是「支那哲文學學生會」的重要成員。他不僅在《支那哲文雜誌》上發表文章，並且活躍於各種有關中國學術討論的座談會和講演會中，例如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的一次座談會上，作了題為「青心」的專題講話。再如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月一日，又作了題為「金聖歎的生卒年代及其事迹」的講演等等。一九二六年暑期到中國旅行，由他的岳父塩谷溫（節山）介紹，與魯迅先生在北京相識。一九二九年畢業前後又重逢於上海。回國後，與增田涉共同籌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會。以後擔任朝鮮京城大學教授繼續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工作。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十月廿七日他的母校所屬漢學會召開第三次漢學大會，他回校作了題為「公案文學論」的學術報告，這時已是以一位審有聲譽的學者身份參與會議了。

由於辛島驍從事中國古典小說、傳奇的研究，又是《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作者塩谷溫的女婿，所以他與魯迅的交往，主要在於這方面的磋商上。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魯迅日記》載：「辛島驍君來並送塩谷節山所贈《全相平話三國志》一部，岡野同來。」

二天以後，即十九日，又有：「上午辛島驍君來，留其午餐，贈以排印本《西洋記》、《醒世姻緣》各一部。」這是他們初次會見的情況。

接著，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九月十二日魯迅給當時尚未離京的辛島驍寄發一信。十九日便「得辛島驍君所寄《李卓吾墓碣》拓本一份，北京發」。二十日又「得辛島驍信並李卓吾墓攝影一枚，十日北京發」。李卓吾的這些墓碣，在《書帳》中也都有記載。

以後，辛島驍回國，繼有書信往來。十月五日「寄辛島驍信」，三十日「收辛島君所寄《斯文》三本」，十一月三日，「收辛島驍君所寄抽印《古本三國志演義》十二葉，十月二十六日付郵」，這些書刊亦載於《書帳》。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寄發了「報告行踪」的覆信，亦即編錄於《魯迅書信集》中的那一封。由於收到了上述書刊，所以覆信開頭就說：「日前蒙寄《斯文》三冊及《三國志演義拔萃》」，又因來信中未見提及在廈門寄去的信件，故又有「抵廈門後曾有二函奉上，但……能否送達，尚屬疑問」的說明。

以上是一九二六年書信交往的概況。

（二）
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半年多之後，移居上海，先住在景雲里，繼而遷至大陸新邨。此時，魯迅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顯然感覺到，在革命形勢急遽發展的歷史關頭，整理古籍並非當務之急，除一九三一年再校《稽康集》外，古籍整理在他的全部工作中所佔的比重就很少了。但是他與辛島驍的交往卻未間斷。

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九月間，前後通郵五次。魯迅贈其《墳》、《唐宋傳奇集》等自己的著作，辛島驍寄《斯文》給魯迅，並托其岳父轉交小說、詞曲影片七十四葉等資料。到九月八日上午「辛島驍來」，再次相見。十一月下午往內山書店，又「遇辛島、達夫，談至晚」；二十四日「內山書店送來絹品一方，辛島驍所贈」。這是魯迅在景雲里時期二人的交往。

「一二八」戰爭翌年，他們又在上海相遇，這可能是辛島驍去朝鮮京城大學任教的前夕。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記有：「夜治餚六種，邀辛島、內山兩君至寓夜飯，飯後內山夫人來，並贈照相一枚。」二十四日下午又「以翻刻本雷峰塔磚中佛經一紙贈辛島君」。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辛島驍去朝鮮以後，又給魯迅的兒子海嬰寄禮物。二月十四日日記有：「得辛島驍君從朝鮮寄贈之玩具二合六枚，魚子一合三包，分給鐮田及內山君各一包。」這是《魯迅日記》中最後與辛島驍交往的一次記載。

（三）
魯迅與辛島驍的交往，前後共有入個年頭之久。從這些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治學態度和鬥爭精神，並且足以回撃「正人君子」陳源之流的污蔑和誹謗。

其一，魯迅先生對稍見資料，從不秘藏和壟斷。一九二六年，辛島驍初訪先生於北京，帶有兩部稍見書目，即：《內閣文庫書目》和《舶載書目》。前者是日本著名的內閣文庫現存書目，後者是日本古代的進口書帳，都是研究和探討我國古典小說、傳奇的罕見資料，國內未見流傳和紹介，正是研治中國小說史、戲曲史和俗文學史學們所企求和搜覓的材料。這封信中提及的《斯文》三冊，也刊有辛島驍輯錄的小說、戲曲書目，即《滿鐵大連圖書館大谷本小說戲曲類目錄》連載於該刊第九編第三號至第五號上。魯迅先生獲得這些珍貴資料後，不是秘不示人，而是公之於眾，以饗同好。他把這二種書目中的傳奇演義類和清錢曾《也是園書目》中小說二段，合併編成《關於小說目錄兩偉》，發表在《語絲》周刊第146-147期上。在目錄的開頭部份，還撰寫了這麼一段「小序」：「去年夏，日本辛島驍君從東京來，訪我於北京寓齋，示以涉及中國小說之目錄兩種：一為《內閣文庫書目》，錄內閣現存書；一為《舶載書目》數則，彼國進口之書帳也，云始元祿十二年（一六九九）或其前年，而迄於寶曆四年（一七五四），現存三十本。時我方將走廈門避仇，卒卒鮮暇，乃托景宋君鈔其前者之傳奇演義類，置之行篋。不久復遭排擯，自閩走粵，汔無小休，況乃披覽。而今復將北逭，整裝睹之，蠹食已多，悵然興歎。竊念錄中之刊印時代及作者名字，此土新本，概已刪落，則此雖止簡目，當亦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也，因借《語絲》，以傳同好。惜辛島君遠隔海天，未及徵其同意，遂成專擅，因以為歉耳。」（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頁433。）這裡除簡略地交代了輯錄經過和資料來源，還說了它的主要用途和價值。由於書目中的刊印時代和使者名字，在「此土新本」中「概已刪落」，而「簡目」卻有記載，故有它的參考價值和作用，也「為留心小說史者所樂聞」。正因為這樣，馬廉（隅卿）教授譯出《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中國小說戲曲》，並附考證，刊於《AC》第一期至第三期。經常向魯迅請教中國小說史料的《大江》雜誌編輯汪馥泉譯出辛島驍《警世通言三種》等論文，並匯編專集，由北新書局出版。至於孫楷第所著《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緣起》，資料格外豐富，這和魯迅的傳佈和紹介是有直接關聯的。

其二，魯迅與辛島驍交往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惡意中傷魯迅的「陳源教授」的有力回擊。反動文人陳源早在一九二五年《現代評論》所載的《閑話》，和一九二六年《晨報副刊》所載的《致志摩》二文中，無恥等對著魯迅造謠攻擊，說什麼《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塩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的「小說」部份，從而妄圖加上「剽竊」和「抄襲」的罪名來。陳源居心的險惡，手段的毒辣，是令人氣憤的，故而遭到魯迅先生嚴正的反駁和回擊。《學界的三魂》、《不是信》等等（均見《華蓋集續編》），就是這段戰役中的文字。現在從魯迅與辛島驍交往的上述事實中，不是也給「捏造事實」的大教授一記響亮的耳光嗎？試問，既然《中國小說史略》是「剽竊」塩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的「小說」部份，為什麼就在流言蜚語傳佈的當時（即一九二六年間），辛島驍還要通過他的岳父，即《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著者塩谷溫的紹介，並且帶了他所贈的禮物，從東京來到北京，趨訪魯迅？為什麼就在辛島驍這次訪問的前八天，塩谷溫首次托人轉交給魯迅信件和書目？為什麼在這次訪問的當天，魯迅寄書給塩谷溫，此後經常通信，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為止？還有，一九二八年間，他們在上海見過面，並且就中國小說史料等問題作為商磋和交流，難道塩谷溫會對一個「剽竊」者如此誠敬嗎？事實是對陳源的有力駁斥！至於塩谷溫後來追隨日本軍國主義者竭力推行日本法西斯的文化侵略遭到魯迅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並且毅然地與他斷絕交往，那是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事情。正由於這樣，待到增田涉譯出《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魯迅不僅在《序文》中聲明了自己的高興，並且有《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裡，寫了這麼一段帶有總結性質的說明：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塩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份的；《閑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塩谷溫教授的書早有早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魯迅全集》第6卷，頁442-443。）

魯迅致日本友人辛島驍的信，現已發現的只有一封。這使我想起內山完造先生於一九五六年和日本友好人士組織過「魯迅書簡搜集委員會」的專門機構（內山完造：《關於魯迅先生書簡搜集委員會》，見《光明日報》1956年10月27日），向收受過魯迅書簡的日本友人展開徵集工作，盼望中日兩國人民共同努力，把徵集魯迅書籍的工作做得更好。如果致辛島驍的信續有發現，當可明白他們之間交往的更多情況，中日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史話當有更為充實的史料了。

(171) 梅瑞軒輯錄十種逸書序

梅瑞軒輯錄十種逸書序

古書不傳於今者夥矣，其軼往往見於羣書所引自非有會稡而訂爲一編者，則散者無能復聚，何以資學人之參稽而觀其通？茆雩水茂才，吾鄉篤學好古之士也，積二十年之力輯錄《唐月令注》、《世本》、陸賈《楚漢春秋》，伏侯《古今注》、趙岐《三輔決錄》、《古孝子傳》、司馬彪《莊子注》、《淮南萬畢術》、計然《萬物錄》、郭氏《元中記》逸書十種，爲十帙，其用心可謂勤矣，古訓藉存，比諸零璣寸璧，永爲萟林寶貴，先民所賴，於後來者豈不重哉！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所列諸書，多有舊本散佚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者，海內學人幸得殫見。洽聞其餘，未經裒輯，不知凡幾。

中祕珍藏非外間所得見已。乾隆中，唐魏徵《羣書治要》來自日本海舶，所引書多近代所已亾，此本今藏儀徵相國家（輯按：儀徵相國，謂時人阮元），儻得而參攷焉，其中或有可以附益焉者。虞氏《北堂書鈔》栞本經明人妄改，識者所深惜。寶應某士人家鈔本鈔於明人栞版前，雩水聞之，當不惜借書一鴟之費。此後各種補遺，當益有可觀者在爾。

道光十有七年八月，同里王敬之頓首拜序。

壬寅歲春莫，元北居道橋之桑榆別業（輯按：別業，謂居所），新綠滿林，獨口聽鶯，未攜多書，客有送高郵茆魯山明經所輯十種口書來覽者，《世本》一、《楚漢春秋》二、《古孝子傳》三、伏侯《古今注》四、《淮南萬畢術》五、計肰《萬物錄》六、趙岐《三輔決錄》七、司馬彪《莊子注》八、《晉元中記》九、《唐月令注》十。凡此十書，昔者厪見其名於羣書之中，未聞其有成書也。今老儒茆君輯散見者成卷帙，且自刻成十冊，余驚喜交集，乘園林小雨之後，洗目帶眼鏡，窮一日之力讀之，老見古書，何其幸也！古書之亾多矣！　《四庫》不能盡輯，昔元二十歲，外入京，嘗謁邵二雲先生，先生門徒甚多，各授以業，有會稽章孝廉逢源者，元見先生教以古書，開目令輯，至今猶記其目中有《三輔決錄》、《萬畢術》等書，章孝廉力其業，不數年，成書盈尺。惜孝廉病卒，書不知零落何處，恐數年之功，未必能精博似此。今茆君積數十年之力，博覽萬卷，手寫千篇，裒集之中，加以審擇。編次之時，隨以攷據，可謂旣博且精，得未曾有。卽如《楚漢春秋》內證《史通》之言，《世本》內齊陳氏兄弟七人，杜元凱取昭子莊充八人之數，《索隱》駁元凱強相證會，与元齊侯罍跋莊非八子，元凱因《左傳》內有兄弟四乘如公，強證爲八，眞杜撰也。且元說莊爲墓字之譌，亦似近理，与茆君暗合。高明者讀之，當自得之耳。此十書拾殘成口，口爲快事！樂爲序之。且聞茆君尚有《孫莘老年諩》諸書，亦必精善，俟再讀之爲幸。若夫老生之談，敝帚自享，老夫耄矣，安能樂之？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穀雨日，北湖跛叟阮元序，時七十有九。

(170) 陳云根評傳

正政唯識，面書帖子，2016年9月4日

眾多候選人中，不論立場，最有國際視野的候選人肯定是陳雲。他對東南亞勢力範圍的看法、乃至香港與東盟關係的前瞻，即使是建制陣營也可以參考。

他除了中文根柢好，也在大學主修英文，然後拿法國的獎學金到法國讀法文，再在德國名校哥廷根大學博士畢業，該校校友包括俾斯麥、叔本華、哈巴瑪斯和朱德。他家人來自馬來西亞，輾轉到中國又輾轉來港，一家對國共關係、華僑身份、香港國際地位等有先天的觸覺。而他的主張，其實是國際關係的典型現實主義，也能進出政府和學院、鍵盤和現實，可惜香港真正能明白的不多。

在亂世中，這類背景的學者，足以成為時代的wild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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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數年，我一直有私下向他請教，常有不少寶貴啟發，特別是協助我想通了一個關鍵問題：如何令國際關係研究在香港變得在地，而這幾乎是所有學生讀國際關係都會問的問題。正是有了他的啟發，才有了早前《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一文。 雖然身邊不少朋友都被他送到兩個地方，但我對他只有有限平台而能取得現在的影響力，其實十分佩服。私下陳雲老師温文爾雅，而且真的願意傳授知識和策略，我確是以老師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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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Wan Chin），原名陳云根，筆名刻意改成與中共元老陳雲名字相同，為令大陸人誤以為其文章是革命元老所作，在大陸互聯網無法障蔽而暢通無阻。著作及專欄內容多數以香港風俗、香港文化、中國語文及時事評論為主，內容常有批評中國共產黨文化對香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大力提倡香港人應捍衛本土文化和香港核心價值。

陳雲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寶安觀瀾，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陳父經歷日治、英殖時期，修讀醫科，成為地質考察隊駐醫，居於塔爾寺。有說外祖父開織布廠，曾資助孫文發動革命。陳父因毛澤東反右運動被下放，約1958年偷渡來港，曾開聯合診所，亦曾任坐堂幫辦，於邊境分局負責審問偷渡客，探聽中共動靜，收集情報。

陳雲1985年獲中大留法獎學金，師從多位知名學者，包括李達三博士(John J. Deeney)、馬松博士(Michel Masson)及顧從義神父(Claude Larre)。1995年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2002年任藝術發展局策劃及研究總監、2002-07年出任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受訪時指政府部門互相掣肘，無並提供足夠資源落實研究建議。

(169) 劉悠揚：〈錢穆為何離開新亞書院〉

刘悠扬：〈钱穆为何离开新亚书院？〉

《深圳商报》C01版 ，2014年4月30日。

（輯按：原文為簡體中文。）

新亞之變，要先從併入香港中文大學說起。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葉龍解釋說，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

　　當時，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中略）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放棄退休金，辭職以示氣節
　　然而，正是錢穆力主的中國人校長李卓敏，在中大正式合併之後，與他的辦學理念發生了明顯分歧。

　　葉龍回憶說，錢穆一心想將西洋文化融入中國文化，辦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學；而李卓敏則要辦一個普通的中文大學。

　　李卓敏到任後，新亞、崇基、聯合三院院長每週開一次聯席會議，如果遇到意見分歧，便舉手表決，當場通過，沒有機會再議。錢穆再也不能延續他秉持的「新亞精神」，再加上成員背景複雜，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聯席會議上，他離自己的辦學理想，越來越遠。

　　晚年，錢穆回憶這段時光，曾萬般無奈地寫道，「（我）與富爾敦以前彼此討論商榷之情形，今則渺不可得矣。」

　　1965年，錢穆提出辭呈。「李卓敏對他講，如果辭職，便無法補發新亞自成立以來未發的薪水，如果退休，則可以補領薪水，還能領一筆數十萬港元的退休金。」葉龍說，但錢先生寧可放棄大筆退休金，也要辭職以示氣節，念及他晚年淒涼，實在感慨良多。

　　9年後，余英時從美國返港，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時，遭遇「改制風波」，其實正是錢穆辭職離開新亞一事的延續。

　　余英時曾對「改制風波」有一番評價，也可看做錢穆離開新亞的一個註腳。他說：「問題也不是一邊是理想，一邊是現實，一邊是很髒很臭的殖民心態，另一邊是偉大儒家理想，是現實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壞了傳統那麼簡單。」不管是錢穆辭職，還是余英時後來的抗爭，背後依然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孰優孰劣的爭執。

錢穆當時「腹背受敵」
　　更糟的，是來自新亞內部的排擠。

　　學者羅慷烈是錢穆在香港的唯一摯友，兩人數年通信達80餘封。他曾對葉龍提及，「錢先生在中文大學受到排擠」。

　　起初葉龍還不信，「上世紀50年代，錢先生多次對我說，退休後把新亞院長之位傳給唐君毅。後來他發現唐私人門戶之見過重，任人唯親，最終連副院長都沒給他，還把當時剛從臺灣教育部門離開的學者吳俊升請來，接自己的班。為此，唐君毅一直耿耿於懷。」

　　再加上，二人學術思想的分歧越來越嚴重。「唐君毅自居『唐派』，他一直認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韓愈，傳到我老師熊十力，下面就是我唐君毅。錢先生卻認為，孔子的學問誰都可以學，為什麼一定要分派別、分門戶？」葉龍告訴記者，錢穆辭職以後，唐君毅掌管新亞研究所。葉龍說，「凡錢先生的學生，一概炒魷魚；凡錢先生的意見，一概反對；恨不能把『新亞書院』變成『唐君毅書院』。」

　　葉龍也因此成了「炮灰」。1968年，他和另一位錢穆的學生王兆麟被裁員。因為唐君毅刻意為難，一直沒有拿到中大學士、碩士學位（原注：此前新亞的學歷不被香港政府承認），無處覓職。

　　「錢先生最沒想到的，是他請回來的副院長吳俊升，為了取而代之，暗中和唐君毅聯合排擠他。」葉龍感慨，一派搞政治，一派搞學術派別，錢先生左右掣肘，十分難受，可以說是「腹背受敵」。

　　葉龍還記得，1966年，錢穆雖然已辭職，但還住在香港沙田。聽說葉龍為了學位一事找唐君毅理論，鬧得沸沸揚揚，於是托人帶話給葉龍。

　　「錢先生偷偷對我講：『我老了，他們欺負我，我沒有辦法，你吵吵也好。』」這是葉龍第一次從錢穆口中證實，他離開新亞最婉曲的心理動因。

附錄：

葉龍：《錢穆講學粹語錄》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自序〉，頁iv-v。

一九六六年，新亞成為中文大學一員時，李卓敏校長愛護新亞研究所畢業舊生，准許重讀一年，修幾門課，寫一篇論文，通過後可獲中大之碩士學位以方便就業。因先前新亞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的均是非英聯邦承認的學位。此時哲學系唐君毅主任外遊，由謝幼偉教授全權代理系主任，並為我擬定〈孟子哲學及其文學〉之論文題目。半年後，我的論文已完成，所修英文及數門哲學課程亦修讀了一半，但唐教授回港後取回謝教授之職務，並無同意我之重修碩士。幸而錢〔穆〕師多次函請羅慷烈師及港大馬蒙系主任，又得嶺南書院黃麗文院長之助，終於完成了香港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最應感謝的是錢師和慷烈師；也得感謝何沛雄教授和馬蒙主任及黃麗文院長。

同書，頁86

錢師此函是寫於鄺利安、麥耀文兩校友去台北文化學院任教那一年，約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約是一九六零或六一年，他們兩位均由錢師推薦成事。同一年錢師還推薦金中樞兄去台南成功大學，三位似都是擔任講師，後來情況頗有改變。記得一九六八年我去台南看望中樞兄，他託我回台北時面懇錢師再設法調他回新亞。錢師聞後心感煩躁不悅。因錢師當時已明知新亞不會聽他的意見。但數年後，錢師感到中樞兄妻兒均在香港，一家兩地分散，有所不便，且那時中樞兄已榮升教授，錢師亦樂意推薦中樞兄再回新亞。不料，果遭新亞拒絕。當時錢師頗有微言，嘆息道：「曾經擔任過十多年的校長，現在連介紹一名小小的講師都被拒絕，況且金中樞是研究宋史卓有成就的校友，真無奈。」

同書，頁104。

一九六八年時，當時吳俊升校長以「削減兼任教師」的名義，把中文系的我與王兆麟兄與藝術系的吳因明三位兼任講師同期解聘了。內情是起因於一九六六年時唐君毅教授沒有讓我重讀中大的碩士學位，而造成的阻滯所致。因唐氏赴美度假，本來由謝幼偉教授以代理哲學系系主任批准我辦好學籍，並為我擬定〈孟子哲學及其文學〉作為碩士論文題目。亦早在半年前於中大教務處辦妥一切註冊手續。快將完成三門選修課、一門英文必修課及論文時，唐氏返港後竟將我重讀碩士的學籍取消，實在是於法不合於理不妥。當時雖有中大李卓敏校長的勸說協助，亦被拒絕。

(168) 林燕妮：〈香港和大陸文字不同〉

林燕妮：〈香港和大陸文字不同〉

《明報》S05版，「文理88」，2013年10月13日

也許因爲共產黨是戰鬥性的，所以治國六十多年來，文字也變得戰鬥性了。叫的士叫做「打的」，上班時去領飯盒叫「打飯」，把暖水壺去盛熱水叫「打水」。起初我還以爲他們是到井裏打水。

　　中文本來就不精確，共產黨式中文更加讓人費思量。香港也學了好些，比方說﹕「他有機會患上癌症。」以前我們說﹕「他有可能患上癌症。」「機會」是指好的，患上癌症怎會是「機會」？「可能」是不肯定的，或會或不會，在未確實任何事情之前，應該說「可能」，而不是「機會」。

　　跟內地編輯爭論了半天，我說他們把「旅遊」印成了「旅游」，游是游泳的游，遊才是旅遊的遊。

　　在電話中各執字典，我說我對，他說他對，惱起來他說﹕「不信你去看看『中國旅游局』的招牌吧！『遊』字是錯的。」

　　我的字典可說「遊」是對的，理論了一陣，原來內地已取消了「遊」字而只用一個「游」字代替了「游泳」和「旅遊」的兩個同音字。連我的iPhone也沒有了遊字了。

　　香港跟內地用詞不同是常見的，駕駛盤他們寫作「方向盤」；房車他們寫作「汽車」；的士他們寫作「出租車」；小巴就是「小公共」；名詞仍處於一國兩制階段。

　　內地三十歲以下的人，一出生便只接觸我們認爲很「革命式」的文字，他們是無法了解海外同胞的不了解的。

　　比如說「我盡可能來香港」爲什麼要寫成「我爭取來香港」那麼嚴重？朋友笑着向我解釋﹕「爭取有兩種意思，爭取來香港的意思是多半不來；爭取三點半到達您家卻是設法三點半到達你家。」

　　我說﹕「太革命了，什麼都說『爭取』，又什麼都說『緊張』，交通擁擠便擁擠了，怎麼變成了交通『緊張』，好像戰情緊張似的。」

　　朋友奇道﹕「你們才寫得怪呢，什麼叫做『登樣』？校對已把你的『登樣』改成『一樣』。」我說﹕「不是啊，『登樣』即是能登大雅之堂，presentable的意思，不是『一樣』。」友說﹕「你在寫什麼？不明白。」

【延伸閱讀】
一、慕容雪村：〈中國語言風格的墮落〉
二、〈中共中文大觀〉

(167) 馬敍倫：《莊子義證．自序》

馬敍倫：《莊子義證》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
影印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商務印書館本

《民國叢書》第五編第6冊

〈自序〉，頁一上至頁五上

莊周所箸書，《史記》本傳稱十餘萬言，又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此司馬遷記其都數與其篇目大氐。至《漢書．藝文志》箸錄五十二篇，陸德明謂「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然陸氏記司馬彪（輯按：疑缺「注」字）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今司馬本不可復見，余意并解說數爲五十二篇，或非莊生之舊文、〈漢志〉之陳篇也。陸氏又記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又曰：「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無雜。」然則向本外篇或多於崔一篇，或少於崔一篇。司馬本獨多，今所傳者，卽陸氏所記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外篇獨少，而雜篇亦較司馬本爲少。陸引郭象曰：「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陸氏曰：「《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今〈游鳧〉、〈子胥〉、〈閼奕〉之文，尚略可考見。司馬本雖亡，其佚文之幸存者，亦頗略睹（並見佚文輯錄），皆爲郭本所無。又《史記》本傳《索隱》曰：「按：《莊子》，〈畏壘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疊。」《北齊書．杜弼傳》曰：「弼嘗注《莊子．惠施篇》。」此亦《莊》書篇目之可考者。今郭本所無。（〈惠施篇〉或卽〈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詳〈天下篇〉。）然則五十二篇者，固不免有後人增足，如今郭本者，其所刋落亦衆矣。

余怪郭象以〈閼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之雜巧而去之。若〈說劍〉者，其義趣淺陋，若無涉於莊周之恉，辭亦與他篇不倫，必出於僞造無疑。旣過而存之，則其所削者，寧無可比於是，而一不存，何邪？然象自〈讓王〉、〈盜跖〉、〈漁父〉三篇，最括大恉，餘篇皆詳爲之注。獨〈說劍〉不置一辭，余疑郭本亦非故書。檢〈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末，象注曰：「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與〈漁父篇〉於末注曰「此篇言無江海而言間者」云云同例，則郭本〈盜跖篇〉固僅一章，其後「子張無足」兩章，蓋爲別一篇之辭。又〈讓王篇〉末《音義》引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唐不知何人，蓋有疑於是篇先後辭恉之異。余檢是篇，自故「許由娛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以上，惟「孔子窮於陳蔡」章義亦不倫，餘皆重生之說，而郭氏都無所注。〈田子方篇〉末《音義》曰：「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衆家並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二章無郭注。似各重出，古本皆無，謂無者是也。依陸說，則郭本自有錯亂。又陸謂俗本〈田子方篇〉末「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無郭注，則〈讓王篇〉宜有之。又檢《路史發揮》曰：「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道，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之，立之不喜，廢之不怒。」則宋人所見郭本〈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句下有象注，其言及向秀而曰援古之說者，蓋象注如「湯將伐桀」章注，不自爲說，而引舊說。以郭注有竊自向秀之說，遂及於秀耳，然則〈讓王篇〉郭注之奪失者多矣。以此推之，〈盜跖篇〉之「子張無足」兩章，本爲別篇之辭，亡其篇首，傳寫遂綴於〈盜跖〉之末。旣佚一篇，就司馬本取〈說劍〉以補其亡（〈說劍〉《音義》僅引司馬本，則衆家蓋無也。）是又象削之而後人復留之者也。《音義》無說，其來久矣。

古書多僞，僞書多託於周秦。若《鬻子》、《列子》、《鄧析》、《尹文》之類，是其譣也。《莊》書之爲後人附益者，郭象已删除之，則今所存三十三篇中，自〈說劍〉而餘，固郭象之所不疑。蘇軾始以〈寓言篇〉「舍人與楊子爭席」、〈列御寇篇〉「列子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辭義若爲一章，因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後人羼入。夫今郭本篇章次弟之非舊觀固然，如〈盜跖〉、〈漁父〉者，其名見於《史記》本傳，則豈失其故篇而好事者補之邪？不然，司馬遷去周之世僅百餘年，卽出僞作，亦秦漢之際所爲。夫古人書不必皆已作，《莊》書如〈山木〉、〈寓言〉諸篇之有弟子所記，固焯然也。其弟子所記，或其私淑者所爲，不違其旨，而附益於其書者。苟在成帝求書以前已然者，蓋未可以其書已亡而後人僞作以代之如《鬻子》、《列子》、《鄧析》、《尹文》者視之也，且《莊》書果孰出於莊子所親譔？無譣也。司馬遷稱其書十餘萬言，今三十三篇者，固不及此數。而前人乃謂〈駢拇〉、〈馬蹄〉、〈胠篋〉、〈繕性〉、〈刻意〉、〈盜跖〉、〈讓王〉、〈說劍〉、〈漁父〉皆僞作，是將去其三之一也。余以爲摘其僞，必有所譣，苟無事據可依，而以意必之辭，未可信也。余以爲如說劍者，其義旣無取，辭又不倫，其用字復無足疏釋者，以比〈駢拇〉、〈馬蹄〉、〈盜跖〉且不類，雖司馬本已有之，或非〈漢志〉之陳篇也。自餘惟〈讓王〉有綴輯之迹，然以其用字觀之，尚與全書相稱。今本旣非〈漢志〉之舊，未易必其出於司馬遷以後人所爲。

《齊物論．音義》引崔譔曰：「〈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有外篇。」則漢後諸家注本，不徒篇有去取，章次亦復更迻。陸氏謂崔、向無雜篇，然余以《音義》所引崔、向音說覈之，今郭本雜篇〈庚桑楚篇〉：「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音義》曰：「向音篇，畏向於鬼反。壘，崔本作纍。向良裴反。」〈徐無鬼篇〉：「掔好惡。」《音義》曰：「掔，崔云：引去也。」「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音義》曰：「崔云：金版金弢，皆《周書》篇名。」「譬之猶一覕也。」《音義》曰：「覕，向芳舌反。」「至鄧之虛。」《音義》曰：「鄧，向云：邑名。」〈則陽篇〉「門尹登恆。」《音義》曰：「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外物篇〉：「側足而墊之。」《音義》曰：「墊，崔云：下也。」〈盜跖篇〉：「堯殺長子。」《音義》曰：「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列御寇篇〉：「呻吟裘氏之地。」《音義》曰：「崔云：呻，誦也。之地，崔本作之地蛇。」〈天下篇〉：「薰然慈仁。」《音義》曰：「崔云：以仁慈爲馨聞也。」「以巨子爲聖人。」《音義》曰：「巨子，向崔作鉅子。」是獨〈寓言〉、〈讓王〉、〈說劍〉、〈漁父〉四篇崔向本無之，抑或有之而《音義》無所取？然則陸氏所謂「崔向無雜篇者」何邪？且陸所列記，自崔譔以下注《莊》書者僅七家，惟王叔之《義疏》三卷，當是最括以明義，然陸又曰：「亦作注。」今檢《音義》引王說，見於今之雜篇者獨多。（〈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寓言〉、〈讓王〉、〈列御寇〉、〈天下〉七篇皆有）豈皆出於《義疏》邪？不然，是王有雜篇也。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今《音義》引李說，獨〈繕性〉、〈說劍〉二篇無之。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音義》無所引。然五十二篇之篇，與司馬本同，意必有雜篇者。然則陸氏所謂「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者，竟不譣也。余是以知衆家無雜者，徒分內外，不列雜名耳。非郭本所謂雜篇者，諸家皆無之也。由此以言，篇旣分合不同，章亦失其舊次，安知郭不以其所見而有易迻？余觀〈在宥篇〉至「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以下，義與前文不類。他篇亦往往有之。意郭氏未必卽就〈閼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之篇而盡去之，或有於諸篇之中，刺取其意，以爲較馴者，而附之今存各篇之中，惜今衆本共亡，不可復覈。

陸氏記郭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今傳郭本篇數如故，爲卷者十則與陸記異矣。此由琱板與寫紙殊也。唐以前寫本《莊》書〈山木篇〉殘卷（上虞羅氏影印古佚殘叢中）（輯按：蓋指敦煌殘卷）每章各自起訖，證以〈盜跖〉、〈漁父〉、〈讓王〉郭注之例。及〈天地篇〉《音義》曰：「此兩『夫子曰』，元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爾。」是郭本亦然。是因古法也。今皆章相連續，無復別自起訖，已非郭氏舊觀。至錯簡奪簡、譌奪字句，有爲郭本已然，有自郭氏後始然者。陸氏未爲覈正，並詳當篇。陸氏據郭本爲音義，然如〈大宗師篇〉：「不以心捐道。」《音義》曰：「捐，郭作揖。」〈則陽篇〉：「魏瑩與田侯牟約。」《音義》曰：「瑩，郭作罃。」「所搏弊而扶翼。」《音義》曰：「弊，郭作幣。」詳陸氏所引郭氏異本，如元嘉本其最焯也。其或稱一本者，亦郭氏異本。此言郭，則所據者非郭，所不能詳也。今世所行世德堂刋郭本，其奪譌視諸本爲最。晚近遵義黎氏覆宋刋成玄英《疏》本，亦載郭注，然余疑成疏雖據郭本，本亦自行。今乃取別一郭本而附以成疏，此詳檢疏注而可知者。湘鄕郭氏所刋《集釋》本，蓋據黎本。顧亦時與黎本異，余治《莊》書苦無所從，乃欲爲之讎勘，以近日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雖面目無差，病其合兩殘本而一之。又涵芬樓有所謂趙諫議宅本者，未得窺其原書。讀孔氏毓修所爲〈校記〉，則差佳於世德堂本。不得已而取黎本爲本，以涵芬樓影宋本世德堂本及明刋崇德書院本及陳景元《莊子闕誤》所記各本異文，兼取《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文選注》、《後漢書注》覈之。宋以前所箸書中稱引者，偶有所見，亦並及之。雖於大體無益損，奇文零字，借以覈正者致多。掃葉之譏，固不能免，恉在證明意誼，遂不辭於疏漏。

《莊子》書辭趣華深，度越晚周諸子。學者喜讀之，然其用字多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反有字之本義世久不用，而猶存於《莊》書。學者多不明文字本義，又昧古今音讀變遷之迹。是以注釋此書者，無慮百家，率皆望文生訓。奇談秒論，雖足解頤，顧使莊周復生，當復大笑。所遺爲古書注釋者，乃欲使今人讀古書，如與古人晤言一室之內，得一譯人耳。苟人爲一解，家張一說，使聽者何所從？爾者海外學人，亦相尋繹，苟使游辭謬說，誤彼見聞，斯亦國之恥也。近代如王念孫、洪頤煊、孫詒讓、章炳麟、劉師培及俞先生樾，皆於此書有校諟疏證之功，惜其未嘗有事全書。郭慶藩者，乃爲《集釋》，其意甚美。顧僅拾王、俞之說，閒附其所見，徒侈徵援，不應所需。余末學膚受，妄欲發憤，使此書離離如日星，遂爲《義證》。篇次悉如陸氏所記郭本之數，所見前人及並世師友詮釋愜當者，皆爲收錄；其所不知，闕如也。作始於建國七年，至今年而畢。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余事此書，一字不得其當，欲廢寢饋。然十有二三，猶未致塙。吾生未涯，俟之來日！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杭縣馬敍倫。

(166) 字體修辭：香港人簡體字書寫輯錄

鵝鑾鼻燈塔：

〈感谢沈祖尧校长为在座每一位毕业生上了宝贵的一课〉

輔仁媒體，2016年11月17日

『中大沈校长以普通话在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致辞，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虽未能在现场洗耳恭听，但对其“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大局观走了对的路线，实在感到无比的高兴，也是振奋人心的绝妙发展。

香港今年以旺角發生的暴乱事件开局，正是人心惶恐之时，港独声势又起，威胁着七百万市民的安危，感到异常的不安，幸好正义之声不灭。游梁两人出言不逊，侮辱十三四亿中华同胞的感情，结果证实完全是自寻死路，他们的无知及愚蠢，燃起港人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决心，发起了大游行，成功令两位牛鬼蛇神逐出立法会，自此和平从归立会，社会秩序回复正轨。至于人大的适时释法，更是清晰地让香港的法治得到了保护，令社会的繁荣性和安定性进一步提升，一国两制得以更顺利落实。

在这个情况下，沈校长以普通话先行，舍弃了广东话，英语，实在完全掌握到中国十三。五底下“一带一路”中国梦的习思想核心，完全给在座每一位毕业生上了宝贵的一课。香港有危更有机，只要紧紧抓紧祖国所给予的机遇，香港的前途必然、也一定是一片光明。不论你是否精于科研，还是热衷回馈社会，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国之情，要时刻地每日精研细进，作出充份的理解，才是硬道理。要拥抱现目内地给予的恩情，而且要努力包容，接受，加速中港融合，迎难而上，是香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对于沈校长的一片用心良苦，我们不应该加以批评，而是应该给予正向的评价。随着内地经济继续中高速坚实前进，我们作为祖国的窗口，更应站好岗，做好工作，不要让沈校长失望！』

上文由灯塔中东南北联络办公室（灯中办）发出

１７／１１／２０１６

廖偉濂：

〈向党、国家、人民和语文中心投降 — 我的一封悔过书〉

立場新聞，2018年5月21日

【文：浸大生物系四年級生廖偉濂】

尊敬的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各级领导干部职工：

本人于2018 年 1 月 17 日，因不满校方及 贵单位在推行普通话豁免试时，评分机制及准则有黑箱作业之嫌及不能重考等问题，到 贵单位希望寻求对有关豁免试执行问题的答复，后而被 贵单位向校方相关纪律检察部门检举寻衅滋事，经一审宣判上诉无效后定罪。在经历相关纪检程序以后，被校方命令在十个工作天内致信 贵单位道歉，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作深切反省及忏悔，现以沉重而谦卑的心情撰写悔过书予 贵单位各级干部职工，恳求 贵单位原谅。

过去近八年光荫，本人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并恪守非暴力原则参与各类型的行动。年少气盛，中一时正值反高铁运动，启发本人成为学民思潮一员投身反国民教育运动，及后亦坚定不移争取具公民提名的普选，屡次参与直接行动。占领运动过后，社会气氛转趋沉寂无力，本人遂与友好组织新政团，尝试为香港未来提出答案。

但经历此次纪检工作之后，我对自己此次寻衅滋事中所犯的错误深该反省，对自己过往路线错误及对 贵单位执行政务上造成阻碍痛切忏悔！

事实上，早于1955年《人民日报》一篇名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已经正确指出，为建设社会主义及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化是我国发展的一大任务。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我深刻体会 语文中心各级干部职工是充分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关对语言改革的精神实质与丰富内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下，狠抓落实普通话教育，全面以规范语改造学生，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复杂矛盾，令香港浸会大学能够有序把普通话普及教育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傲视同侪，堪为表率，实在功在党国。对于本人在上述事件中，对 贵单位在执行如此对党和国家、对全国各族人民具备重大意义的政策时有所阻碍，经反省自己思想及行为上的错误后，本人深刻觉察到自己的法制意识严重不足，对以钱大康校长为核心的校委会各级领导干部及 语文中心各位干部职工有欠尊重，对 语文中心执行相关政策时的苦心缺乏深刻认识，在此，本人向 语文中心各级领导职工忏悔自己罪行，对于本人在上述事件中，对坚持和完善 语文中心各干部职工的领导有所动摇；对 语文中心为改造同学大众而进行伟大、光明、正确的普通话语言教育事业有欠谅解；在事件中缺乏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未有坚定拥护以钱大康校长为核心的校委会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自己在立场、方向、原则、道路、纪律和规矩上，未有与以钱大康校长为核心的校委会及 语文中心上下领导干部保持高度一致，不能始终与 语文中心各领导干部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深切反省忏悔，希望得到 语文中心上下各级领导干部原谅本人在上述事件中的思想及行为偏差。

党和国家在推动普通话之上长久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英国占领，一直以来香港人民在英帝国主义的愚弄下，未有与党和国家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路线看齐，相反，香港人民长久以来以广东话及英语作为官方语文，致令在跟从党和国家语言统一政策不到位，急切需要靠 语文中心各级领导补短板。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各级领导职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繁荣安定，为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与祖国有机结合，为实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发展，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不遗余力！对于 语文中心上下领导心系党和国家伟大建设，积极推动普通话教育改造学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上、统一对党和国家对语言统一政策之上，保持思想定力，坚持实干兴校，以昂扬精神努力推动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普通话豁免试伟大政策，展现出宽广视野和博大胸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下堅實基礎！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对于本人在上述事件中，对 语文中心执行伟大、光明、正确的政务时，作出阻碍，影响到 语文中心各级领导职工的工作，本人在经历自我革命、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之后，深切体会自己对 中心、对以钱大康校长为核心的校委会、对国家、对党的不尊重及无礼。我再一次借悔过书内容，向 中心各级单位干部职工致以最诚恳而庄重的歉意！

1997年，祖国以“一国两制”方针恢复对香港主权，实现祖国全面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今，庆幸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各干部职工，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担当起普通话教育的光辉使命，全面深化改造学生语言能力，准确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各干部职工为改造青年学子，推动普通话教育不懈奋斗，将香港浸会大学学生培养为说普通话、讲文明语的「大湾区人」，历史一定会予 语文中心各干部职工合理的评价。

生物系四年级生

廖伟濂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