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中：張愛玲的中國情結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189-196。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張愛玲是一個標本式的中國人，尤其是她的文風，純粹是口語，全無的語流頓滯之感，不像魯迅的日式翻譯體，或林語堂的美式翻譯體那般生澀。
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是「清流派」的掌門人之一，是個典型的士大夫，干政思想很濃。結果他的命運卻像所有的儒家知識份子一樣——政治熱情被殘酷現實擊得粉碎，最後竟被他所鄙視的李鴻章收編，做了後者的乘龍快婿。
到了張愛玲這一代，張家的儒家基因已所剩無幾，而張愛玲的政治冷漠代表了五四後整整一代的中國人。
張愛玲的意識是超前的，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寫出了當今的小資情調。她曾說小資文人蘇青是「亂世裡的盛世的人」。其實這個稱謂加在她身上更合適。而她之所以在當時顯得特別，令人著迷，也是因為在當時的中國能像她那樣過著「盛世日子」的人並不多。
張愛玲經常「理直氣壯」地無恥，這在中國文人中還不多見。像周作人之流無恥的時候還藏著掖著的，而張愛玲不屑於這樣。她的心態是「健康」的，很少有什麼事可以令她心理不平衡或者走向極端。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她直言不諱地說。
因此，她可以「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這是她在日本飛機轟炸香港時的感受，而且不像是裝出來的。這一時期，她還在香港做過戰地護士。一個病人因為不停地煩她，需要她幫助，最後惹惱了她。故而在病人死後，她「歡欣鼓舞」。
「在這個時代是很難培養同情心的。」她輕鬆地為自己辯解道。
張愛玲對國民性的剖析能力不亞於一個學者，她有成為這方面專家的潛質。可她不是半途而廢，便是壓根沒想過。她總是能以她所知道的知識點到為止，卻處處到位。
她說「中國人好吃」，並「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是一種最基本的生活藝術」（談吃與畫餅充飢）。也在這篇文章中，她還引用魯迅譯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蘇聯短篇小說《包子》，說「俄國革命後的一個破落戶小姐在宴會中一面賣弄風情說著應酬話，一面猛吃包子」，像是在說她自己。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她傳神地描繪了一位上海商人的形象：「他陰惻惻的，忽然一笑，像隻剛吞下個金絲雀的貓，說：『我總是等這隻船。』」簡直就是一幅漫畫，而且還沒有離開吃的主題。
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中，她對中國同胞的分析進入了更深的層次。
「表面上中國人是沒有宗教可言的。」她一上來就開宗明義地說：「讀書人和愚民唯一不同之點是：讀書人有點相信而不大肯承認；愚民承認而不甚相信。」
然後，她就拿起了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色宗教派別一一開涮：
中國持齋的人這樣地留戀著肉，他們發明了「素雞」、「素火腿」，更好的發明是吃「花素」的制度，吃素只限初一、十五或是菩薩的生辰之類的。
又如她說道教：
發源自道教的仙人較可羨慕。他們過的名士派的生活，林語堂所提倡的各項小愉快，應有盡有。
再如她說基督教：
中國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難還是：它所描畫的來生不是中國人所要的。
至於剛被五四青年打倒的孔教，張愛玲再踏上一隻腳：
乞丐不是人，因為在孔教裡，人性的範圍很有限。人的資格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人與人的關係，就連這些關係也被限制到五倫之內。太窮的人無法奉行孔教，因為它先涿定一個總得有點錢或田地，可以養家活口，適應社會的要求。
文中，她還談及了中國人的「壞」：
中國人笑嘻嘻說「這孩子真壞」，是誇獎他的聰明。「忠厚乃無用之別名」，可同時中國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機靈，鋒芒太露是危險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裝傻。
其直接後果便是：
一般人往往特別重視他們所缺乏的——聽說舊約時代的猶太民族宗教感的早熟，就是因為他們天性好淫。像中國人是天生的貪小，愛佔便宜，因而有「戒之在得」的反應，反倒獎勵痴呆了。
關於「五四後一代」國民性格的形成，張愛玲還應該有許多話要說，但她的嘮叨到這裡卻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了。
在最後，張愛玲總結道：「對於生命的來龍去脈毫無感興趣的中國人，即使感到興趣也不太敢朝這上面想。」
「什麼都是空的。」張愛玲借閻惜姣之口道出了中國人內心的虛無：「洗手淨指甲，做鞋泥裡塌。」
但張愛玲是六十年前DV機，她筆下的中國是在歷史課本上看不到的。
如她在一篇名為〈中國的日夜〉的文章中，她輕鬆、愉快地記錄了一次買菜的經歷，卻足以令今天的我們觸目驚心。
她在文中寫中國人的穿著：
街上一般人的藍布衫大都經過補綴，深深淺淺，都是像雨洗出來的，青翠醒目。我們中國本來是補釘的國家，連天都是女媧補過的。
她注意到其中一個沿街化緣的道士：
……那道士走到一個五金店門前倒身下拜，當然人家沒有錢給他，他也目中無人似的，茫茫地磕了個頭就算了。自爬起來，「托——托——」敲著，過度到隔壁的煙紙店門首，復又『跪倒在地埃塵』，歪垂著一顆頭，動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開了。
張愛玲似乎也為之動容了，「看著他，好像這個世界的塵埃真是越積越深了，非但灰了心，無論什麼東西都是一捏就粉碎，成了灰」。但「再一想，老這麼跟在他後面看著，或者要來向我捐錢了——這才三腳兩步走開了」。
她不僅在睜著眼睛看，也在尖著耳朵聽，聽肉店老闆娘用上海話發出絕望的抱怨，聽一家店面的無線電裡娓娓唱著的申曲——「也是同樣地入情入理有來有去的家常是非」。「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張愛玲對自己的「俗」毫不掩飾，她寧願聽中國鑼鼓的喧囂，也不願聽潛伏著「有計劃的陰謀」的交響樂。但有時候，她也能從西方的「俗」中聽出中國的「雅」來，例如她從一首蘇格蘭民歌《羅門湖》中想像到「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長長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氣清揚寒冷。那種乾淨，只有我們的《詩經》裡有」（談音樂）。
在這篇〈中國的日夜〉之後附了一首頗為宏大的白話詩，這在她的散文中絕無僅有：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然而，張愛玲最終也只是覺著有趣，對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她的愛只是一位生活在「盛世」的遊客的愛——舒適地坐在空無一人的大巴裡，高高在上，絕不介入。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離公子的浪漫的態度罷」（童言無忌‧錢）。「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詩與胡說）。張愛玲正是帶著這種小資的優越感，甚至還帶著點幸災樂禍的小壞，愛著中國的一切。——只有在中國，她才能找到這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正是為了這種感覺，她想留在中國——即使在淪陷區做日寇佔領下的亡國奴；即使是生活在她所厭惡的紅色中國。
她不喜歡左的東西，從三十年代就開始反感。但為了能夠繼續留在中國，她一度試圖改變自己的文風，甚至還咬緊牙關寫了一部「無產階級小說」，結果卻大大傷了她的自尊——才華並不是萬能的，她的思想差著層次，她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過是被老鴇虐待的風情奴婢。
當她發現自己成為小丑，成了新看客們的笑料時，她決定離開。
不知她是否還記得自己若干年前說過的話：「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詩與胡說）
但這次她必須得走了，在這個紅色中國，她再也找不到昔日小資的感覺，農民正在成為都市裡的新主人。
「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張愛玲平靜地說道。然後匆匆收口，丟下她的祖國，離去。
耐人尋味的是，1956年，旅居美國的張愛玲竟然與一名狂熱的美國共產主義賴雅（Fedinandeyter）結婚了。就像她在12年前嫁給漢奸胡蘭成一樣，她只是覺得對方也是作家，有共同語言；而且事業有成，可以依靠，與愛不愛國無關。
張愛玲的孤島記憶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197-214。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張愛玲是一個道地的上海人，而事實上，她只是出生在上海，原籍是河北豐潤，兩歲時搬到天津，是北方人。
八歲那年，張愛玲隨家人來到上海，又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公共租界，「孤島」記憶由此開始。
在最初的日子裡，張愛玲過得還算開心：
我八歲那年到上海來，坐船經過黑水洋綠水洋，仿佛的確是黑的漆黑，綠的碧綠，雖然從來沒在書裡看到海的禮讚，也有一種快心的感覺。睡在船艙裡讀著早已讀過多次的《西遊記》。《西遊記》裡只有高山與紅熱的塵沙。到上海，坐在馬車上，我是非常咵氣而快樂的，粉紅底子的洋紗衫褲上飛著藍蝴蝶。我們住著很小的石庫門房子，紅油板壁。對於我，那也有一種緊緊的仇紅的快樂。（私語）
不久，他們一家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裡：
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裡陡然添了許多蘊借華美的親戚朋友。我母親和一個胖伯母並坐在鋼琴上模仿一齣電影裡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私語）
雖然「家道中落」，但這樣的生活在1930年前後的中國還算是相當富裕的：她家裡不僅有好幾個傭人伺候著，還不定期請了教音樂、教國文、教英語的家庭教師。
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自戀和孤傲是難免的。她的童年也因此變得寂寞——這樣的個性很難有朋友。
一次，她寫信給天津的一個玩伴，寫了三張信紙，詳盡地描寫了她家新居的奢華，還認真地畫了個圖樣。——結果人家再也不給她回信了。究其原因，想必如張愛玲自己所說：「那樣粗俗的誇耀，任是誰也要討厭罷？」（私語）
然而，張愛玲的幸福生活沒持續多久，她父親便開始抽鴉片、打嗎啡針，生活漸漸灰闇：
父親的房間裡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私語）
不久，張愛玲的父親與母親協議離婚了。她由父親撫養，母親隨即去了法國。
更壞的消息接踵而至——父親要結婚了，而女方竟是一個年紀比父親還大的老妓女！
張愛玲哭了，「因為看過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她甚至想好了，如果「那個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會把她從陽臺上推下去，一了百了」（私語）。
「後母」最終還是來了，更要命的是，她也吸鴉片。
從此以後，張愛玲開始看不起父親家裡的一切——「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樸樸地活下去」。還有一個，張愛玲不屑於說，就是那個做過妓女的後母。
有一天，張愛玲結結巴巴地向父親提出留學的要求，父親一聽就急了。他不願女兒離開自己，去她母親那裡：
對於他，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來跟著他，被養活、被教育，心卻在那一邊。（私語）
張愛玲的中學時代是在學校裡度過的。她住校，很少回家。但奇怪的是，成年後的她很少提及校園生活。這或許與她的「自閉」性格有關，世事被她家的深宅大院疏離了，她的記憶定格了在房子裡。不同的房子像夢一樣糾纏在一起，成為她的童年情結。父親再婚後，他們又搬家了。這次回到她出生的房子——「一所民初式樣的老洋房」：
房屋裡有我們家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闇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青黑的心子裡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而在陰陽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聽得見電車的鈴與大減價的布店裡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蘇三不要哭」，在那陽光裡只有昏睡。
就是這樣一種「夢境」的生活，解構了窗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讓今天的我們聽起來多少有點不可思議。但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中國，如果不是身在局中不能自拔，又有幾個人會出來多管「閒事」呢？
但1937年仲夏的淞滬會戰，張愛玲不能不提了，「因為我們家鄰近蘇州河，夜間聽見砲聲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親處住了兩個禮拜」。
一場關係到民族危亡的戰爭對張愛玲的影響也就這樣了。而隨後發生的一次家庭危機，卻改變了她的一生。
後母聽說張愛玲擅自去了生母家，打了張愛玲一記耳光。大小姐脾氣十足張愛玲本能地要還手，就因此遭到了父親的毒打。她想去報警，父親便把她監禁起來。隨後，她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幾乎喪命，父親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
張愛玲在受難，而與此同時，上海也在經受日本戰機和槍砲的洗禮。就像大多數的上海人一樣，1937年的夏天，國讎家恨攜手走進了張愛玲的人生，只是這種進入的方式實在是有點匪夷所思。
熟悉的出生地突然變得生疏，充滿殺機，她決定離開。
這一段被她寫得像某部驚險片裡的情節：
一等到我可以扶牆摸壁行走，我就預備逃。先向何干（她家的女傭）套口氣打聽了兩個巡警換班的時間。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
記得電影《末代皇帝》裡有溥儀試圖離開皇宮的一節，大概也是這種心情吧。溥儀失敗了，但張愛玲逃了出來。
迎接她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她自由了。張愛玲以戲劇性的一幕完成了「五四後一代」對封建家庭的背叛：
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伕講起價錢來了——我真的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
但張愛玲的出走並非為了浪漫，她去了母親那裡。
經過這次家庭變故，張愛玲一夜間長大了，開始「想學做人」了。然而對於一個「自閉症」患者來說，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她別無旁鶩，很刻苦地學習，共順利考上了倫敦大學。「但是因為戰爭，不能上英國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後又因為戰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來」。
三年後，張愛玲對香港之戰的回憶「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而她的理由也很簡單：「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張愛玲輕鬆地做了個比喻：「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在〈燼餘錄〉一文中，張愛玲還記錄了親歷的一次險情：日機投下的重磅炸彈當街爆炸，差點把她炸死。然而，對於這段生死攸關的情節，她只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通篇找不到任何激憤之辭，似乎自己所遭遇的僅僅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冰雹。
文章裡，日本侵略軍對「東方之珠」的空前蹂躪被張愛玲寫得妙趣橫生！這裡姑且不討論文中所錄的歷史事件，單說張愛玲所反映的大學生百態，就足以令人心寒。一國精英對戰事尚且如此冷漠，更不用說普通百姓了。
1941年年底，香港淪陷。
第二年，張愛玲輟學回到上海，進了一家西方人的機構做事，住進了公共租界。這裡離她的出生地不遠。這是一幢七層的粉紅色洋樓，當初她離開上海時母親在這裡住過。
張愛玲有一種孩童般的「純真」，這不是誰都學得來的，學來也只會是東施傚顰，這種「純真」是她的天賦，純如真空，任何現實的利器也無法洞穿。
我們的公寓鄰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仿佛不很合適——大家公認為電車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繫。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黠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車裡燈點得雪亮。專做下班的售票員的生意的小販們曼聲兜售著麵包。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中的月光袒露著肚皮。（公寓生活記趣）
張愛玲善於從凡俗的生活中發現雋永的美，但她對於時代的記錄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僅僅是為了謀生並覺著有趣。
張愛玲接受過系統的學院教育，這在那個時代當屬鳳毛麟角，但這並不妨礙她只衷情於張恨水和毛姆這樣的市井作家。
什麼時代都是曲高和寡，張愛玲清楚這一點，她也清楚自己的興趣所在，她只想找樂子，同時掙錢養活自己。在她看來，女人「有美的身體，以身體以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其實也沒有多大分別」，但前提必須是取悅於人：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總得公佈一下。夏天家家戶戶都大敝著門，搬一把藤椅坐在風口裡。這邊的人在打電話，對過一家的僕歐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將電話上的對白譯成德文說給他的小主人聽。樓底下有個俄國人在那裡響亮地教日文。二樓的那位女太太和貝多芬有著不共戴天的讎恨，一拶十八敲，咬牙切齒打了他一上午；鋼琴上倚著一輛腳踏車。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湯，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公寓生活記趣）
這一時期，上海還有一位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蘇青，也在為生計制販著「小女人文字」。但同為俗，蘇青是徹徹底底的小市民的「俗」，甚至可以說是猥瑣的「俗」，而張愛玲的「俗」裡面則透著一股子「貴族氣」，還有點「精神氣」。
但張愛玲還是很「大度」地提到並認同了蘇青，因為她心裡邊清楚自己的定位，也清楚自己的才華和聰明是蘇青望塵莫及的：
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我看蘇青）
張愛玲生在上海，性格也像上海人，完全沒有北方女人的大大咧咧。她喜歡上海人，包括「孤島」時期的上海人，政治色彩對她來說是完全可以隱去的，即便是「抗戰」這樣的重大題材也不在話下：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略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到底是上海人）
她為這種「奇異的智慧」辯護道：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到底是上海人）
張愛玲的小說，上海人最愛讀。她也投桃報李，專門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她說：「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到底是上海人）
張愛玲對上海的感情很深，筆下的上海也特別動人。我沒讀過她的小說，不敢妄評那裡面的上海，但她在散文中所描繪的上海是令人神往的，常常使人忽略了淪陷區的大背景。
對此，有人認為張愛玲是在胡謅，自欺欺人，因為在人們的第一印象中，被日本鐵蹄蹂躪的上海應該是「水深火熱」才對。
但我認為張愛玲散文中的「孤島」生活是基本可信的；當時的上海的確要比國內的其他敵佔區寬鬆一些，特別是在1943年以後，在太平洋吃了敗仗的日本人不再像往日那般飛揚跋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草爐餅），而上海市區則只有憲兵。就在那年的3月25日，上海還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遊行，軍事管制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酷。
而此時的租界，洋街名改回了中國名，外國人的塑像也被推倒——日本為了與英美較勁，拿租界問題做起了表面文章。7月30日和8月1日，日本人又先後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英美租界）的行政管理權交給上海的日偽當局，上海租界以一種荒謬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在華治外特權。
〈公寓生活記趣〉一文正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裡面有許多關於愛丁堡公寓的描述是真的，例如它位於公共租界的繁華地段，共七層，又如樓下是上海有軌電車的總站，再如公寓裡的俄國人熱衷於教人日語，等等，這些都符合當時的實情。
但問題是，那時又有多少華人能像張愛玲那樣與老外們共享這樣愜意的「孤島」生活呢？而與此相對應的實際情況是，上海人的生活質素普遍低下。張愛玲曾提及上海的一大特色，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草爐餅）。而這顯然是緣於當地人長期的營養不良和風吹日曬。
於是，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何張愛玲可以在這一非常時期心態平和地面對國恥了。這或許會令個別的左傾腦袋不大習慣，但對於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說，只要設身處地一想，便都釋然了——
風如果不朝這邊吹的話，高樓上的雨倒是可愛的。有一天，下了一黃昏的雨，出去的時候忘了關窗戶，回來一開門，一房的風聲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藍的瀟瀟的夜，遠處略有淡燈搖曳，多數的人家還沒點燈（公寓生活記趣）。
就這樣，張愛玲以道家的「無為」消解著理性，將一場「國破家亡」的災難輕鬆地「解構」了。當然，對於這種說法，張愛玲和許多真正的後現代主義者不一定會同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六十年前的張愛玲已經具備了當今「小資」某些特質——即時行樂，遠離政治：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機裡的《桃花江》聽上去只是「價啊價，嘰價價嘰家啊價……」（談音樂）
就在這篇寫於1944年的〈談音樂〉裡，幾乎讓人感受不到任何時代的氛圍，有的只是輕鬆調侃。僅在文章的最後，時事被她隱隱地帶過，卻又比任何一篇「左聯」的文字來得更有力，因為它更真實——
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偌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裡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簾子，像文藝濫調裡「沉沉夜幕」……在這樣兇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像的事，然而這女人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沿、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觀。（談音樂）
這種「苦中作樂」是中國文人的通病，但張愛玲又不同於魯迅所譏諷的「用暪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的「隱士」，她沒有那種腐敗的「蝸牛氣」，相反她的文字散發著淡淡的溫馨，有一種小女孩的顧影自憐，令人同情。而且她是坦白的，她不會像周作人那樣一邊做婊子，一邊為自己找堂皇的藉口。這也是她的高明處，況且，她並不認為做婊子有何不妥：
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斤計較了。較量些什麼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記趣）
正是抱著這種「玩世」心態，張愛玲可以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背過臉去，超越良知，超越現實。
但如同所有正常人一樣，張愛玲最終也會有一道做人底線，當然那不是什麼道義、良知，而是生存，所有的「解構」和「調侃」到這裡就都戛然而止了。所以，張愛玲天真地喊出快樂無罪時，也曾世故地叫囂「出名要趁早啊」，這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
1944年，她的一個驚人之舉應證了這一點。
這一年，二十三歲的張愛玲與年長她十五歲的胡蘭成秘密結婚了。胡蘭成是當時上海地區臭名昭著的漢奸文人，人卻生得風流倜儻，在偽政府也如魚得水。在張愛玲看來，沒有什麼比這後兩點更重要的了。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是絕配，他倆身上有許多共通之處，也有許多可以互補的地方。胡蘭成是貧農出身，在《今生今世》中，他直言不諱地對外宣稱：「我就是個俗人，喜歡世上的榮華富貴。」而這一處世之道跟張愛玲的人生哲學不謀而合。在他倆看來，管他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只要能給他們帶來榮華富貴，誰上臺都無所謂。
但這樣的婚姻也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張愛玲對胡蘭成倒是一往情深，只可惜她忽略了一點，漢奸的最大的特質就是背叛婚姻。而這一齣始亂終棄的婚姻悲劇恰恰是對張愛玲不諳世事的報應。
初戀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張愛玲也不例外。儘管在以後的日子裡她很少談及這樁不幸的婚姻，但這段情感經歷對張愛玲而言，無疑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1944年，一個「鴛鴦派」小說的男人公夢幻般地走進了張愛玲的生活，她的人生從此與眾不同。
這一時期，被愛情雨露滋潤的張愛玲不僅下筆如神，人也有了底氣。當時，上海日偽當局招募漢奸文人，「務實」的張愛玲卻出人意料地拒絕出席日本方面主持召開的「第三屆東亞文學者大會」。但誰都清楚，這並非出自她的民族氣節和勇氣，而是因為她有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胡蘭成）罩住，一般人不敢動她。
這是張愛玲世故的一面，雖然醜陋，但不會讓人覺得特別惡心。因為她是一個弱女子，她要生存，於是「無恥」也就變得「無奈」了。
兩年後，日本投降，胡蘭成亡命天涯，張愛玲的自主婚姻也宣告破裂。在這件事上，胡蘭成成為眾矢之的，人們普遍認為，正是這個偽君子毀了張愛玲的幸福。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奴顏媚骨」常被視為女性的「專利」，女人有這毛病是可以原諒的。男人若是沾上這詞就完了，儘管這樣的男人並不見得就比女人少。
張愛玲能預知「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但她無能為力。想當年，張愛玲初嫁時，胡蘭成在婚箋上在張愛玲的題字之後續下了「但求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的希望，而張愛玲早知道這是一個注定要破滅的希望，所以她沒寫這些。
1947年，在〈中國的日夜〉中，她眼看著自己的祖國慢慢下沉而無動於衷。兩年後，一支陌生軍隊突然造訪同樣令她習以為常——這些人的軍裝不同以往，前政府的媒體稱他們為「共匪」，他們自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張愛玲而言，上海的「解放」僅此而已。
張愛玲對「左派」一向不滿，但她從來不深究，她對他們的批評也僅限於「診脈不開方」或者「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之類的調侃（論寫作）。所以，當傳說中的共產主義真的從天而降時，張愛玲很快就接受了這個事實。
這個可憐的女人在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亂世之後，最終迎來她一生中最不「感冒」的那個。
又過了一年，丟掉飯碗的張愛玲生活愈加窘迫。那年的5月1日是新中國的「國際勞動節」，在夏衍的推薦下，張愛玲出席了第一次上海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那天，張愛玲最不待見的那拔人都來了。
許多與會者也注意到，在會場的最後幾排，坐著一位神情高傲的少婦。她身著旗袍，外罩一件帶網眼的白絨線衫，在一片藍色中山裝的海洋中顯得格格不入。但在少婦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傲之中，又多少帶著點落迫的味道，那種我見猶憐的氣質很像《紅樓夢》裡的女主角林黛玉——她就是張愛玲，這是她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
一個經歷了內戰、抗戰，依然過著「小資」生活的女才子，沒有理由輕易喪失繼續生活下去的信心，即使歷史的車輪轉到社會主義時代。
張愛玲以其驚人的適應能力接受了新中國。為了證明自己的生存技巧並非浪得虛名，她不惜「痛改」以往的小資文風，並真的寫出了一批「無產階級文學作品」。
但就像一個老鴇在最後一刻試圖從良一樣，她最終把自己搞得不倫不類。
遭到沉重打擊的張愛玲決定離開，就像當初她決定離家出走一樣。
這一決定是痛苦的，但無疑是正確的。我想，只要她日後有機會看看她的「小資」同志蘇青的慘狀——一身破舊、臃腫的棉襖，一臉的傻笑，她就不會為這一決定感到後悔。老天真是偏愛她的「傑作」，真不敢想像，當我們的張愛玲小姐也套上這身「革命行頭」時，會是怎樣的一副慘狀。
張愛玲的一生是一個錯誤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時候出生在一個錯誤的國度——她一生刻意迴避政治，而命運卻常常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讓她與中國政治緊密相連。
張愛玲是孤獨的，因為她的超前意識不屬於她生活的那個時代。
今攻，我們借著她的文字窺探她，而她早就瞥見了喜歡獵奇的我們——自作聰明的我們終究不過是她的一道風景線，只有她才是真正的旁觀者——在那個牢不可破的「小我」世界裡，不摻任何的「雜質」：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燼餘錄）
雖然那只是驚鴻一瞥，卻足以令六十二年後的我們渾身一顫，久久感傷。
時間將會原諒她，因為她寫得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