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中：孔子的革命論 (評夏商周)

任耀中：孔子的革命論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171-188。

香港：七星書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一、

中國有句俗話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在我們的「神鬼傳奇」裡，冤魂也是要找「替代」的，待到雪恥之日，「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這一邏輯深入人心。在中國，很多「君子」也提倡「以德報怨」，但在亂世，「以直報怨」甚至是「以暴易暴」似乎更合情理一些。以前流行的「金庸」武俠系列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整天打打殺殺不就是為報那個什麼「殺父之仇」嗎？

中國人的復仇意識根深柢固，上昇到政治高度就叫「革命精神」，歷史上無數次的動亂靠的正是這種力量。但這不能怨老百姓，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中國的政治家要負主要責任，就連「反戰」的《春秋》裡不也鼓吹為正義而戰嗎？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照此看來，中國的歷史更像是一部「復仇（革命）史」。中國「暴力革命」的歷史流遠流長，最遠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湯武革命」。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最後一屆國王桀是一個很壞的暴君，壞到什麼程度呢？據說他叫人開鑒了一個大池子叫「夜宮」，他整天帶一大群男女在裡邊廝混，沒日沒夜地飲酒淫樂，有時一個也不上朝。有大臣提意見，他就說了，這是「夜宮」，他就在這兒上班（虧他想得出）。不光如此，他還嗜殺成性，殘酷鎮壓稍有不滿的官吏和老百姓。還把自己比作太陽，別以為他是想普照大地，他是想與太陽一樣「萬萬歲」。夏朝的老百姓都咒他早死：「該死的太陽，你再不快點下山，我們就跟你拼了。」一國之君做到這個份兒上，也該亡了。

這時，夏朝統治下的一個叫商的部落崛起，他們的頭兒叫湯，是個寬厚仁慈的領袖。他看到夏桀荒淫暴戾，國家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於是就起兵討伐夏桀政權。以強大的「仁義之師」伐衰弱的「無道之師」，其結果可想而知。

滅掉夏桀政權以後，湯即王位，建立商朝，夏朝也就滅亡了。然而商朝也一樣擺脫不了所有世襲王朝的老套路——虎頭蛇尾，在一系列為爭奪王位而進行的戰爭和六次遷都之後，歷史的車輪把殷商帶到了封建時代。商紂王相貌堂堂，天資聰穎，卻不干人事，也是一個無道暴君。

（中略）

歷史的一幕很快就重演了：西方的周部落逐漸強大，很快向商紂王發起了毀滅性的打擊。當時商朝軍隊的主力還在外地，紂王只好將大批奴隸和戰俘武裝起來。結果這支「雜牌軍」非但不聽指揮，還臨陣倒戈，轉身殺向紂王。最後商紂王於絕望中自焚而死。周部落的首領武王姬發取而代之。

民心所向的「湯武革命」轟轟烈烈，感天動地，所以就連一向熱愛和平、老成持重的孔夫子都為之擊節叫好——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老人家這一啜子不要緊，中國的歷史從此就改寫了。本來，一位學者在解《易經》革卦卦辭時的一時之言，最多只能當做一個個人觀點來參考。但問題是說這話的學者不是別人而是後世公認的「大成至聖先師」——孔聖人，他的名字幾乎就是中國文化的同義詞，他的話語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最要命的是，歷朝歷代的政治家還都喜歡拿他說事。

可是，孔子這振臂一呼，跟他一貫的思想是矛盾的，而且矛盾尖銳。

齊景公曾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脫口而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意思分明是讓君、臣、父、子各守本份，不得越軌。這是孔子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得出的結論，是他的思想精髓。

二、

如果「湯武革命」之說是別人說的——不管是誰說的都好，最後肯定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準，或者兩句都是孔子說的，只要是意思不至於弄擰，我們御用腐儒也能牽強附會地和一翻稀泥（他們似乎天生就有這個本事）。但問題是，這兩句自相矛盾的話均出自孔子一人之口，兩句之間，幾乎找不出任何模稜兩可的痕跡。

法家創始人韓非一眼就看出了儒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荒謬」。他義正辭嚴地警告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在他看來，這種封建等級就像鞋和帽的穿戴一樣不可混淆、逾越，絕對沒有可以通融的特例。這裡，韓非顯然是站在酷吏的現實主義立場上，為維護「尊君卑臣」的等級制度不遺餘力；當然，韓非不贊成「湯武革命」，但並不妨礙他承認湯武治國有方。他甚至還希望當今的君王都向這倆聖人學習。以他一貫的務實態度，這一立場並不矛盾。

道家學者對儒家的「湯武革命」之說也看不慣。我們知道，「道士」對政治一向是不感興趣的，他們只想過自的瀟灑日子，犯不著為誰得罪誰，尤其不能得罪當權者。在他們看來，「湯武受命」之說是儒生們在紅口白牙說謊，在自己抽自己的嘴巴。當他們實在聽不下去時，也會向儒家發難。但由於道士們的政治頭腦一向比較簡單，往往使得這種對話或辯論聽起來更像是「雞同鴨講」。

西漢初年，道家與儒家有了第一次正面交鋒。道家派出的代表是「黃生」，他是漢初黃老學派的一個重要人物；儒家派出的代表「轅固生」，則是當時有名的大儒；漢景帝也在場，他的職責是裁判。雙方辯論的焦點仍就集中在「湯武革命」上，這是一場歷史性的辯論，《史記‧儒林傳》有如下記載——

黃：湯、武不是受命，是弒君。

轅：不對。桀、紂暴戾，人民都擁護湯、武。湯、武順應人民的意願殺了暴君桀、紂。紂治下的人民不聽從他們的君主而心向湯、武，湯、武最後是迫於天命才稱帝的，這不是受命是什麼呢？

黃：帽子雖舊，一定要戴到頭上；鞋子雖新，一定要穿在腳上。為啥？不就是因為上下有別。就算當時初桀、紂再怎麼無道，那也是皇上啊；湯、武再如何英明，也不過是臣下。君主有做得不大妥當的地方，做臣下的不能好言相勸，尊重天子，反而借過把他殺了，自立為王，這不是弒君是啥？

轅：哦，照你這麼一說，那咱們的高祖（劉邦）就不是取代秦朝而即位的天子啦？

黃：……

或許連轅固生自己也沒有猜透孔子撂下的謎語，以至於在「黃生」的如簧之舌面前有些招架不住，最後只得祭出「高帝」這一「殺手鐧」，才算堵住了黃道士那張「烏鴉嘴」。

景帝見場面有些尷尬，便出來打圓場，結束了這場可以載入中國文化史的對話，他說：

吃肉不吃馬肝，並不是不懂得享受；搞學問的不談「湯、武革命」，沒有人說你愚昧無知。

聽那口氣，分明是向著「黃生」的，這是因為黃的觀點有利於維護現政權。至於先祖的是非，已經過去很久了，再提意義不大——皇帝最關心的是現實利益。當然，轅固生的看法，皇帝也不敢說什麼，畢竟自己也是從高祖劉邦那兒一脈相承過來的。

這兩人的手上都有自己的底牌，所以才敢在大殿之上口無遮攔，其實兩人都是「得君行道」。相比而言，黃生的陰暗心理令人生厭，轅固生的理想主義立場則要「陽光」一些。

漢武帝繼景帝之位後，覺得儒學裡面有可以利用（來「為君用」）的價值，便採納了儒家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孔孟的學說提到了國策的高度，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被尊為素王。從此，儒家學說作為「官學」，其影響力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其中的「湯武革命」之說也被官方默認，搞亂了中國兩千多年。

湯、武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替民伐無道，但在形式上確實是弒君，孔子到死也沒能把箇中的道理說清楚。正是由於孔子在這一歷史問題上的明顯偏袒，後世的「亂臣賊子」便有了口實，他們個個都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圍繞著至高無上的皇帝寶座，殺戳——復仇（革命），殺戳——復仇（革命）……沒完沒了。

一些學者認為孔孟之道裡面關於君臣關係相對性的論述，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其實不然，孔子在這一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的真正原因，是他沒能號準中國歷史的脈搏。實際上，發生「湯武革命」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桀和商紂王的暴政，而是源於夏朝以前「禪讓制」的終結：

即使是從今天眼光來看，五千多年前的禪讓制仍不失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準民主制度，近乎完美的政權更迭方式至今令人神往——

遠古的堯帝覺得自己老了，就問大臣，誰可以接替自己。大臣們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後堯帝選擇了舜，把他作為重點培養對像。為了獲取關於舜的第一手「情報」，堯帝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了他，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觀察和考驗，堯認為舜過關了，在世時便把帝位讓給了舜。

——這裡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在禪讓制中所發揮的一定作用。

當堯死後，舜帝為了表示謙讓，讓位給堯的兒子丹朱，在「世襲制社會」這本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因為堯以前的帝位都是這麼一路傳下來的。但這回老百姓不幹了，自堯執政以來，「民主意識」已經深入人心，當有人要以種種藉口破壞時，人民當然不會答應。老百姓二話不說，紛紛行動起來，發起了全國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各部落均不執行丹朱的命令。丹朱有自知之明，只得還位於舜。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禪讓制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準民主政治制度。但僅靠個人品德維持的社會制度，顯然沒有保障，一旦「根深柢固」的家族感情戰勝了理性良知，越來越顯赫的帝位，便成了野心家們垂涎爭奪的誘餌。

接下來的史實說明了這一點。

舜帝在位時，洪水為患，用盡多種辦法也沒能治理好。後來大禹治水成功，贏得民心的同時，心贏得了舜帝的信賴。大家一致推舉禹為舜的接班人。舜死後，禹也曾表示要讓位給舜的兒子商均，各部落均不同意，禹才繼承帝位。禹帝是一個英明的領袖，可他的兒子啟卻不爭氣。禹帝積勞成疾，在巡視東方的途中逝世，啟乘機殺掉他父親挑選的帝位繼承人伯益，自己坐上了帝位。當時也有不少部落對此表示強烈的憤慨，捍衛「民主」的武裝起義此起彼伏。但啟跟丹朱不一樣，他要心狠手辣得多，更為重要的是，他要比丹朱更善於攬權（一些大部落的首領跟他的私交不錯），於是啟的手裡使有了一把鎮壓異己的利劍。一番血腥廝殺之後，各地的暴亂與抗議平息了，啟毫不猶豫地埋藏了禪讓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世襲制取而代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分封制王朝誕生了，中國從此步入「家天下」的漫漫長路，不再回頭。

夏啟殺伯益算不算弒君？孔子沒說，或者不好說。但禪讓制的曇花一現一直令孔子耿耿於懷。他老人家在撫今追昔時，總是忘不了那一刻夢幻般的芬芳。

開了一個壞頭，緊接著的時代便有樣學樣。湯武幹得並不漂亮，他們登上王位之後，沒有恢復禪讓制，而是接著搞那一套家族世襲制。同時，隨時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誰不想將天下的財富攬為己有呢？最終，感性戰勝了理性，愚昧戰勝了科學。這哪能叫「革命」，我看只能叫「延續」，最終害人又害己，遺害無窮。其最終結果便是沒有一個朝代能夠善終，老百姓也跟著遭罪。

夏桀和商紂王那悲慘、可恥的下場自不必說，周朝的下場也好不到哪兒去。堂堂一大帝國因周幽王的荒唐之舉瞬間土崩瓦解，犬戎族趁機攻入首都鎬京，殺死了周幽王。平王遷都洛陽後，周王室成了名存實亡的傀儡。為了爭奪霸主的地位，底下一百七十個諸侯國大打出手，那種血腥混亂的場面可想而知。一時間，許多老百姓家破人亡、背井離鄉，「暴力」、「復仇」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中國進入戰火紛飛的春秋時期。

三、

在這段長達242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暴力革命」循環史得以充份的演釋。

幾乎所有的暴力都是圍繞著「王權」展開的，由於「弒君」與「革命」的概念不清，今天你「弒君」，明天我就「革命」；你報復，我就反報復。讎恨的種子像漫天飛雪，覆蓋了華夏大地。——人們已經辨不清方向……

孔子陷入了沉思。

他害怕了，對先前的「冒失」言辭有些後悔了，於是他寫了《春秋》——「弒君」還是「革命」，這得定下一個鐵的規矩才行，否則誰都會找藉口興風作浪，孔子一跺腳一周公以後的「弒君」、「篡位」沒得商量，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弒君」、「篡位」。但以前說過的話就是潑出去的水，先前的「湯武革命」之說旋即讓他陷入了巨大的歷史悖論之中。

例如，由他「欽定」的晉相國趙盾弒君一說。

按說晉靈公的荒淫暴虐跟桀紂比起來，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終於，趙盾的侄子趙穿忍無可忍，設計殺死了這個大國賊。

至於趙盾，當時已經出逃在外，根本不就知情（其實就是知情也無可厚非）。想當初，晉襄公臨終前要立七歲的夷臬（即晉靈公）為太子，趙盾就不大同意。你想，一個七歲的兒童，哪能料理國事啊？他為國家的前途作想，建議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為國君。按說他完全可以順著襄公的意思，立七歲的國君，做為朝中重臣，到時候國家大事不就他一人說了算？可他偏不。即使靈公被人殺死之後，他回來仍舊做他的國相，並沒有像湯、武那樣自立為王。由此可見，趙盾是當之無愧的君子，其德行絕不在湯武之下。

可見孔夫子這「一刀」切得太離譜了，我想連他自己也會覺著不妥吧。或許老人家認為晉靈公不怎麼壞，至少沒壞到桀紂那個份上，是奸臣屠岸賈在禍國殃民，晉靈公讓他給帶「壞」了。總而言之，一切都是趙盾的錯，屠岸賈惹的禍。但問題是，如果晉靈公不好「這一口」，屠岸賈能怎麼著呢？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歷史上的「小人誤國」之說統統都是藉口，怎麼沒見著哪個奸臣去粘堯舜呢？像共工、灌兜和鯀這些個卑鄙無能之輩，還沒等他們興風作浪，早就被堯舜流放了。

不管怎麼說，晉靈公確實被人殺死了。當時的史官董狐就在史書上如實寫下了「趙盾弒其君」，孔子也因此稱讚他是「古之良史」。只一句話，褒貶一目了然。這回孔子的理由很簡單，既然晉靈公被趙盾的侄子所殺，身為正卿的趙盾就不能置之不理。無論如何，趙盾是板上釘釘的「弒君」奸臣，在老人家看來，趙盾才是幕後真兇。

孔子給趙盾定了性，歷史老人也不敢有二話，但接下來發生的事就讓孔子尷尬萬分了。不久，趙盾病逝，大難不死的屠岸賈乘機報復，聲討趙盾的「弒君」之罪（倒是跟孔子的觀點一致），新上台的景公是個糊塗蛋，竟然准奏。復仇的時刻到了，歹毒小人屠岸賈當然不會錯失這一天賜良機，下起手來毫不留情——趙盾一家男女老少一百多口被他親自帶兵殺死，連那位著名的「紙上談兵」將軍趙括也在其中，趙家僅有一個男嬰幸免於難。面對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孔子作何評價，不得而知。但按孔子先前的觀點，既然弒君為大逆不道之罪，那麼趙盾就理應受罰。如此看來，屠岸賈為靈公報了仇，正了名，等於是改邪歸正，將功補過，反倒成了大功臣、大忠臣！但中國老百姓不吃這一套，雖然他們腦子裡沒有多少政治細胞，但還是有分辨忠奸的直覺。於是，民間便有了「趙氏孤兒」復仇的故事。當人們看到孔子心目中「衛道士」屠岸賈最終也被滿門抄斬時，大伙都由衷地覺得痛快。兩千多年後一七五四年，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把這個故事改編成了歌劇，並注明是「五幕孔子的倫理」，還真跟孔子扯上了關係，不過是驢唇不對馬嘴。

本來，東西方兩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應該有更深層次的交流，可惜伏爾泰只是瞥了孔子一眼，兩人便擦肩而過了。孔子留給「洋同行」的，只是一些破碎、浮華的影像。中西文化是一條鐵路上的兩條鐵軌，從來就沒有真正地相交過，也許永遠也不可能相交。

但孔子絕非伏爾泰之流眼中那般簡單。如果說上面的「弒君」例子情況特殊的話，那麼，接著再來分析一下春秋末年發生的另一起「弒君」的經典情景劇，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孔子的思想，或許能有些幫助。這個「故事」比上一個要簡單得多——齊國權臣崔杼謀殺國君齊莊公。自由主義者伏爾泰可能不喜歡它，但孔子肯定喜歡。〔……〕。

齊國太史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毅然提筆在竹簡上寫下「崔杼弒其君」一句。崔杼聞訊大怒，下令將太史斬首示眾。

太史的二弟得知後，面不改色，又把這句寫上了竹簡。同樣被殺。

與此同時，有一個叫南史氏的，先前跟太史一家毫無關係，出於一腔義憤，竟也扛著竹簡前往太史衙署，準備接太史三弟的班。

這是一場意志力的較量，心虛害怕的是崔杼，當他殺了第二個卻又第三個站出來時，他就心虛了——這樣下去，那還不鬧得世人皆知。崔杼沒敢再殺太史的三弟，他最後總算明白了一個道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正義面前，強權最終低下了頭。

今天我們讀到這句話時，已經是二千多年以後了。竹簡換成了白紙，文字的血跡已經風乾，只有那一股「殺身成仁」的人格力量躍然紙上。心，沉甸甸的，這便是良知的份量。

也許孔子是對的，他不是不喜歡禪讓制，他的終極理想不就「天下為公」嗎？他也並非不知道春秋時期的「弒君」政變有對有錯，他先前不也盛讚過「湯武革命」嗎？

但春秋社會的血腥、無序和動盪已令他痛心疾首。在春秋242年間，「獄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兇手和入侵者個個都打著「革命」的旗號「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沒人能一一說清這裡面到底誰對誰錯。孔子絕望了，憤怒了，他將心中的怒火傾瀉到《春秋》裡面，斬釘截鐵地做出了「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的論斷。那意思是說：春秋時期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硬性規定也就脫口而出了。

他開始反思「湯武革命」，感歎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他開始盛讚拒食周粟而食的伯夷和叔齊，認為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降其志」是指他們曾因反對商紂王的暴政而遭流放下事；「不辱其身」是指他們反對周武王「纂位」而絕食抗議一事。在孔子看來，這兩種品質集於一身，並不矛盾，他也要像伯夷和叔齊那樣，做一個有理性的持不同政見者。

孔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他那套大道理有誰聽得進去？家破人亡之際，人們更關心的是物質得失。孔子鬱鬱而終，臨終嘆曰：「天下無道這麼久了，卻沒有人願意聽我的主張啊！」春秋很快就過去了，這時，天下已經完全失控，「湯武革命」之說深入人心。「暴力革命」的洪流將一切吞沒，中國從此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冤冤相報」的深淵。

在這個問題上，二千多年後的魯迅先生就要比孔子精明一些，他既反應孔子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舊秩序，又反對他的「湯武革命」一說。在《而已集‧小雜感》裡，魯迅以其一貫的黑色幽默「解構」了革命：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先生真不愧為「主席」盛讚的「現代聖人」，真不知他此這般精醒的腦子是如何造就的，只知他早年曾留學日本——日本就沒有發生過改朝換代的「革命」。兩千年來，日本政府（幕府）倒是經常換，而是天皇一姓相承，日本的文化得以一脈相承。過去，日本差不多什麼都學中國，卻沒學孔子的「湯武革命」。若孔子天上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