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中：狼狽為奸的法家與道家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76-102。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一、聯手為中國人去勢
（我們要做的）不是以惡的德性來對抗惡的法律，而是以一個好公民的美德支撐著我們如何面對一個不義的法律，甚至如何面對一個腐敗的城邦。
強世功《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
在中國文化當中，道家、法家和儒家呈了三角鼎力之勢，道家一直是無冕之王，法家則代表了當權者和為強權代言的人，儒家本來專指孔孟這類知識份子，儘管後來卻成了朝廷愚民的幌子。
這三家中，只有儒家的政治理念是民本思想。儒家學者認為，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人民的政治地位高於君主，人君對政治的判斷代表了天意。包括政治上的聽從民意、任用賢能，經濟上的給老百姓實惠、人民均富，文化上的重視教育、普及教育，法律上的減少刑罰、罪不及孥等等。
孔孟重視維護君權是肯定的，他們還沒有創造力想到三權分立，因為這是他每天必須面對、承認的現實。雖然還沒有更好的辦法改變，但也不能像道家和墨家那樣一味地無父無君非理性地虛無一切就能解決問題，他們以為閉上眼睛，堵上耳朵就天下太平了，孔孟承認君權的在國家中的合法地位，一個國家有君王，就像一個家庭有父母一樣。但君權的合法性在孔孟那裡是有限的，不像法家將君權被放到無限正確的高度。
《論語》對君權的看法是：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熹對此的解讀是：「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四書章句集注）《論語》所述堯舜此語，是想表明，君權之能否繼續存在亦即君權之是否具有合法性，取決於君主自己的言行是否有道，取決於由此而來的其治下的人民生活狀況的好壞。政治有道，則其權力為合法，其政權可以繼續存在；政治無道，則其權力為不合法，其政權也應告終。
而法家的基本政治觀點則完全是站在君王的立場上，一門心思替君王排憂解難，視儒家為天敵。韓非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父，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韓非子‧忠孝）法家的實用主義思想的融入，又為主張「小國寡民」的道家注入了新的內容，韓非在〈忠孝篇〉中說：「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韓非的基本主張源於他的前輩，同為韓國人的申不害。只不過申不害主要是通過他的施政表達他的思想，而他的專著《申子》據說到韓非那個時代就已經失傳了，但他「崇上抑下，尊君卑臣」理念深深影響了韓非。
儒家卓爾不菲，與道家和法家有著本質的區別，於是儒家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人民公敵」。但同時孔子也強調「和而不同」，所以儒家也有過與道家站在同一戰壕的情況，儘管出現這種情況很罕見，當年反抗暴秦的全民大起義算是一次比較典型的儒道聯手。在秦朝出現了與法家最終的決裂，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次集中體現。因為在國家形態上，儒家主張分封制，相當於現代的聯邦主義，反對「大一統」，反對專制主義，而不是秦朝的郡縣制。在當時的儒家看來，秦始皇就是桀紂。所以，出現了孔子的後人帶著禮器投奔農民起義軍的一幕。
但由於儒家中有許多「小人儒」、「酷吏儒」，「閹儒」，背離孔孟之道的「儒家」也有過幾次與法家的「通姦」，並改寫了中國的歷史，儒家開始變質、貶值。漢儒董仲舒與漢武帝的攜手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事件，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倆這是打著孔子旗號，行韓非的勾當。漢儒提出的「三綱」說其實就是法家政治智慧結晶，曹魏以後更被寫進了律典。
在對付中國老百姓的問題上，法家與道家紛紛給帝王支陰招：韓非得出結論是「遣賢去知，治之數也」（韓非子‧禁使）。老子最怕亂，喜歡靜，在他的心目中，穩定壓倒一切，他則認為：「絕聖去知，民利百倍；以知治邦，邦之賊也。」（道德經）但如果還是有人不安於現狀，犯上作亂怎麼辦？韓非說：「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甭跟他們客氣。老子也不是善荏，他兇相畢露地慫恿政府大開殺戒：「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於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建議君王對愛亂說亂動的儒家知識份子乾脆來個肉體消滅，不是說穩定壓倒一切嗎？於是，秦始皇小試牛刀，製造了震驚全國的「焚書坑儒」事件。本想殺一儆百，但效果似乎適得其反。
愛和稀泥的道家兩邊都不得罪。他們行的是沒有善惡是非的「中庸之道」。按理說，道家也是制度的受害者，應該同讎敵愾才對。但道家最大問題是不敢面對現實，他們的核心思想武器就是化強姦為快感，變恥辱為力量的精神勝利法。最後通過揮刀自宮和精神勝利的心理調整變成了順姦，找到某種心理平衡。反正都是一家人了，這就好辦了。
道家學派發展到西漢被稱為黃老學派，經過了秦火的洗禮後，吃一寸長一智，有了長足的進步，變得更加理性與成熟了。正如黃老學派的代言人「黃生」在一次與漢儒「轅固生」的宮廷辯論會上大罵孔子的「湯武革命」之說，他們的理論依據就是「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史記‧儒林傳）完全是韓非的語氣。那意思分明是說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就像帽子和鞋的不同，不能逾越，敢情這帝王和臣民是被天地成套地設計、製造出來的。
景帝時期，大權在握的竇太后尊黃老，大儒轅固生因為對老太后信奉道家表示不屑，被罰「入圈刺」——就是被關進豬圈，與野豬血戰。這種懲罰類似於古羅馬把犯人關進鬥獸場和猛獸搏鬥。轅固生運氣還算好，幾下就刺中了野豬的要害。但一國太后幸災樂禍地看著一位毛邁的文臣同一頭野豬進行殊死搏鬥，實在是有辱「禮儀之邦」的斯文。這事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恥辱的一筆。
韓非看到了中國人在法律制裁之外的道德淪喪，他把國人的「惡」看得很透。我猜想，他寫《韓非子》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是在寫他自己，於是他對症下藥，為秦始皇開了「法家」的藥方。但他機關算盡，就是沒有算到有不怕死情況。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老子最後那句對當政者的警告，他卻竟然沒有看到，最後竟然咒語般地應驗了——理論上可以千秋萬代的大秦帝國突然殀折，從它誕生到猝死只存活了短短十五年，而結果它性命正是韓非所熟知並輕視的道家信徒。
對於富國強兵而言，商鞅在秦國的理論實踐應該說是成功的，相比後來的韓非、李斯而言，他的政策是比較溫和的，所以老百姓還能夠承受。但韓非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卻以慘敗而告終。現在看來，自以為理性的法家恰恰是非理性的。它自以為參透了人性的本質，卻忽略了人性中最根本、最持久、最有力的東西——惻隱之心，即良知。
知識份子反他的殘暴和大一統，老百姓橫豎都是死，儒家和道家都不滿意。所有韓非給秦始皇開出的強國藥方確實起到了速效強身健體的功效，但其副作用也忒大了，足以致人於死地。可憐的大秦萬世帝國，從誕生到灰飛煙滅，僅僅在世上存活了十五年。在韓非的「法治」文化裡，人已經不是一個人了，而是帝制的一個符號，只有皇帝一個人可以例外。他無限升級成為了神——「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子‧主道）韓非當然不會認為自己也是一個符號，但最終他還是作為一個符號被極權體制抹掉了，跟老前輩商鞅一個下場。
接下來，新的帝國主宰就不得不重新審視他昔日的良民，國家對道家的重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漢初與道家代表黃老學派第一次上升到國策的高度，法家與道家第一次公開攜起手來，來個水乳交融。兩大措施都是安撫、討好道家和儒家的，一是無為而治，二是搞分封制。
道家學說在漢初一度登上政治舞臺，但由於老莊和後繼者們（黃老學派）除了空喊「凡是」和「萬歲」之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來為政治服務。統治階層也覺得他們淺薄，難以服眾，把黃老定為國策顯得信心不足。
道家的虛無和無序始終是一個令人煩惱的隱患，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就遭遇到群臣醉酒於大殿之上的尷尬，能不能找到一種可以制約他們言行的東西呢？於是，有人想到了孔子的「克己復禮」，何不為我所用，但孔子鼓吹湯武革命，強調「以道事君」，政治理想是「天下為公」，顯然不合中國皇帝「家天下」的心思，故再一次對文化進行閹割和重組成為了時代的需要。
在一國普遍缺乏自律意識的農耕社會裡，朝廷不可能僅僅通過讓人們熟讀四書五經或是參加科舉考試什麼的就能規範國人的行為。他們顯然還需要制定出一套強而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予以恐嚇。
韓非的肉體消滅政策做得太絕，燒「詩」、「書」太刻薄，實施起來也不大現實。皇帝們只好開始想別的轍。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和他的幕僚們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辨法——改造儒學，為君所用。於是，在各方面都走向和諧的時候，給孔孟動閹割手術的時候也到了，以孔子為楷模的司馬遷成為新時代的第一個試驗品。韓非說：「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子‧主道）董仲舒說：「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春秋繁露‧王道通三）韓非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韓非子‧忠孝）董仲舒則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篇）「三綱」說由此誕生。
秦始皇依「法」治國失敗後，韓非在朝野的形象都不佳。但韓非骨子裡那種奴性思想和「忠君」的精神，為當權者出謀劃策，殫精竭慮的好心，哪個帝王不打心眼裡喜歡？只不過不明著說出來罷了。對統治者來說，他們當然希望老百姓都能夠具備像老莊那樣逆來順受還能夠長期保持心靈和諧的「高素質」，但道家文化的刀鋒的另一面也很是讓他們頭痛，那就是道家文化的信仰者們都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骨子裡完全沒有禮儀廉恥、等級秩序的概念。他們一旦走投無路就會狗急跳牆，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就有「明君」想到了要對道家文化進行改造。這個「明君」就是漢武帝。於是便有像董仲舒這樣的善解人意的知識份子站出來振臂一呼，解決這個問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招實在是太絕了。
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漢書‧董仲舒傳）這裡「邪僻之說」似乎是指不同於「儒學」的觀點，「法度可明」卻透露了真正目的。董仲舒的「獨尊儒術」不過是法家倡用了一個好聽一點的名字，掛羊頭賣狗肉而已。道家本來就對「名份」、「是」這些虛的東西無所謂，寧可做泥裡打滾的烏龜，也不願上廟堂做別人敬仰的祭品。這回儒家改邪歸正，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曾經有稜有角、振聾發聵的孔孟之道，現在終於變得如女性、羔羊般柔媚、溫順了。
如果說董仲舒是中國文化的千古罪人，不如說採用他學說的歷代中國皇帝才是罪魁禍首。沒錯，確實是董仲舒把孔孟之道引向了歧路，甚至是邪路。但秦以後，從劉邦開始，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大趨勢，而正式攜手完成這一劃時代巨大轉變的，是漢武帝、董仲舒，以及所有的國人。
道家對孔孟傷害超過法家，法家來勢汹汹卻只能傷及對手的皮毛，而道家使用的則是殺人於無形的軟刀子，在去勢的功效方面，法家的利刃遠遠比不上道家的軟刀子。進化了的老莊並不是像法家那樣完全地否定孔孟，甚至也不像老莊那樣給孔孟潑冷水。相反他們還大力倡導儒學，就一些肢解、瑣碎的命題大做文章，在關鍵問題上卻轉過臉去，避重就輕。經過軟硬兩把刀子的輪番閹割，新儒學誕生了。
朱元璋就曾經親自操刀給孟子去勢，毫不留情地刪掉了《孟子》一書中的針對君權的強硬部份。《孟子》一書中觸犯君權神聖的論述共八十五條統統刪除，將剩下的內容編成《孟子節文》，作為科舉考生的教材。至於被刪除的那部份，規定：「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參考科舉考試的人大多是為搏取功名，教材上沒有，考試又不考，誰還是勞神費力去撿那跌落地上「沒用」的「雄性器官」呢？對讀書人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啊，為學子減負啊。這還不算，老人家公開表示：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把他嚴辦了不可。遂下令把「身心」俱殘的「亞聖」從全國各地的孔廟裡揈出去。
太平天國是第一個大規模公開「破四舊」的民間團體，其思想淵源更接近於墨家文化。他繼承了其文化始祖對於孔子的敵意，實行的是兩千多年前的焚書坑儒和兩百多年後文化大革命的反孔政策。他們明文規定：「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黃再興：〈詔書蓋璽頒行論〉，《太平天國》，神州國光社1952版）
中國農民早就對孔子牢騷滿腹，這一反孔政策自然深得民心，但真假儒家知識份子都不幹了。三次參加科舉落榜後的洪秀全惱羞成怒，居然把無名怒火發洩到我們的孔老夫子身上，偉大領袖為四書、五經去勢的熱情一點也不亞於同樣是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洪仁玕在《欽定士階條例》中記錄了此事：「真聖主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各項，待鐫頒後再行誦讀。」（太平天國，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
太平天國的反儒運動還真不是說說而已，他們的種種反儒暴行甚至發展到令人髮指的地步，遠遠超過了秦始皇。據史料記載，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八月，攻克湖南郴州，就焚燒孔廟，毀孔子木主，把廟中排列的孔子門徒「十哲」的牌位畫都掃除。凡被他們攻克的地方，孔廟有像的搗毀像，立木主的搗毀木主，把中國封建社會的「至聖」踏在地下。孔廟有的改為軍火貯藏所，有的改為馬廐。南京孔廟改為宰夫衙（管理屠宰牲畜單位）。在急行軍中經過的州縣，則採取緊急措施，把燒孔廟與開監獄、毀衙門同時進行。除燒孔廟外，還焚燒儒家書。太平軍「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所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金陵盔甲新樂府，《太平天國》）正所謂「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幼學詩，《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的激進最後連打著儒家旗號的法家掌權者們也看不慣了，曾國藩就對此大為震驚，視之為驚呼「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曾國藩：討粵匪檄）。
洪秀全讎視孔孟主要還不是因為科舉失利，更重要的是孔孟不屑於「亂神怪力」，熱衷於「尊王攘夷」的立場刺到了他的痛處。太平天國的自信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西方基督教那裡。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發現了一個更為強大的文化存在，本來就是一具驅殼的儒家文化就顯得更破舊了。太平天國的興起預示著一場更為波瀾壯闊的反孔運動已經迫近，並且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跟歷代的農民起義一樣，太平天國本來是一場道家和法家之間爭奪「飯碗」的戰爭，後來之所以演變為中國農民和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一場對抗，是因為洪秀全在稱帝之後迅速向法家轉，激起了所有中國知識份子反感。最後就連像魏源這樣主張學習西方的學者也揭竿而起抗擊「長老」，這是因為他們開始覺察到太平天國的非理性成份已經遠遠超過了清廷。
老莊的哲學實際上就是中國農民的哲學，它繁衍的子孫後代遍佈中國，用法家的思維方式解讀孔子的在歷史上有董仲舒；文化上，有借鑒道家的朱熹，有借鑒參禪的王陽明，但他們在本質上無一不是反佛老的。把儒釋道混為一談的始作俑者是胡適之流的新文化幹將。不管他們是否揣著明白裝糊塗，還是因為學識有限，他們那種為了反傳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在客觀上起到這個作用。文革之後，這一現象尤為突出，這是傳統文化出現真空後必然後果。人們只能胡亂填空，於是，很多匪夷所思的文化現象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接連發生了。一些人甚至開始用「小資」的獨特視角來解讀孔子，其淵源仍舊是老莊的思想。他們最擅長的就是避重就輕，苦中作樂，對孔子敬而遠之。幾千年來，「和稀泥」、「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在中國司空見慣，大家都是心照不宣。清以前的讀書人中，但凡有點文化修養的都不敢公開把老莊和孔孟混為一談。中國歷代文人都崇拜陶淵明、李白和蘇軾，但陶淵明是隱士、李白是道士、蘇軾是佛老的信徒，這三個人的偶像是莊子，也就是說他們仨的處世哲學都是站在孔孟的對立面的。但這三人又都是博學之士，十分清楚自己的文化定位，不敢對儒家學說胡說八道，拿孔子造次，擔心貽笑大方。正所謂「半瓶子響叮噹」，像當下文人這樣肆意亂彈孔子時所表現出來的淡定與從容恐怕只能用「無知者無畏」來理解了。而時下的「儒學熱」也足以與創造一個法家時代的董仲劍的新儒學相提並論。
對中國皇帝而言，去了勢的孔子只剩下溫婉動人的尊君自謙形象；而在中國「小資」眼裡，孔子成了一個懂生活，會左右逢源，諳熟人情世故的「好好先生」。人們對孔子及其弟子們為追求政治理想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的「喪家犬」形像視而不見。
我曾在承德避暑山莊附近見識過一座仿建的清代道觀（我確實看到有幾個道士打扮的人在附近晃悠），但令人不解的是，這裡除了供奉太上老君之外，還同時供奉了關公和孔子的塑像！據講解員小姐解釋說，因為孔子曾經兩次向老子問禮，所以孔子被算進了道家的陣營。至於關公，則是因為他讀過孔子寫的《春秋》，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道教的神。更為搞笑的是，為了體現「與時俱進」的精神，他的牌位上被人生生塞進了「招財」二字，據說是清末民初晉商的風俗，不知重義輕利的關帝地下有知，當做何感想。
孔子是被中國人蹂躪得最慘的一個文化名人，他先是被他所生活的時代折磨得沒有人形，然後又在後人的嘲笑、歪曲、閹割、肢解、重組後，以一個又一個面目全非的新孔子形象走馬燈似地劃過中國人的文化視野。
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文化去勢就是清初的「削髮令」，試圖給全中國的漢人去勢，不僅真流了很多血，而還真成功了。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髮膚受之父母，是不可以隨便剃削的，只有犯罪份子才會被強行剃光頭，是為「髡刑」。好傢伙，這一上來就剃光半個腦袋，後面還紮一條古怪的大辮子，這樣具體而鮮活的例子，說明文化去勢的重要性。耐人尋味的是，清初滿清政府頒佈的剃髮易服死命令竟然有一個「男從女不從」的大原則。漢族婦女的服飾仍然沿襲明代舊制，以衫裙為主；而漢族男人不能有一點含糊。這樣一來，去勢、奴化的意味就更為明顯了。整個過程就是先去勢（削髮），再捆起來（扎辮）。
從司馬遷被騸到明末清初滿清當局不惜一切代價強迫漢人剃髮易服，為何法家政權專門針對男人，很簡單，這些看似不必要的做法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化去勢的過程，把整個中國太監化，女性化，這樣一來中國男人就對皇帝構不成任何的威脅，他們就和奴顏媚骨的太監沒有多大區別了。
法家與道家對儒家最為成功也是最為徹底的一次並肩作戰是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以往的道家的縱容和消極支持不同，道家信徒們第一次積極主動、充滿主人翁熱情地加入了韓非的行列。他們不僅沒有被強姦和順姦之感，而是激情四射。他們這一次已經不存在給孔孟去勢的問題了。他們把苟延殘喘的孔孟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徹底結果了他倆的老命，並讓仄人永世不得翻生。
二、集暴力與謊言於一身的笞刑（編略）
三、中國皇帝的秘密武器
懼天下瑰瑋絕時之士起而與為難……求一國可以禁錮生人之心思才力。（馮桂芬〈改科舉議〉）
一直以來，大多數中國人對科舉心存好感，即便是在科舉制度被廢止了一個世紀後的今天。
科舉剛被清政府廢除沒多久，第一個提出為科舉平反的著名人物竟然是「戊戌變法」時期激烈抨擊科舉制，並為此帶頭上街鬧事的梁啟超。梁啟超相信「科舉非惡制」，並公開提出了恢復科舉的建議。中華民國建立後，革命家孫中山也在各種場合褒揚科舉制。他在《五權憲法》等演說中一再強調：「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是世界各國中用以選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新文化運動的教父胡適也對科舉制度心存好感，他曾感慨道：
這種制度確實十分客觀、十分公正，學子們若失意考場，也極少埋怨考試制度不公……它是一個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貧賤家庭的男兒也能夠通過正常的競爭程序而爬升到國家最榮耀、最有權力的職位上。經過這種制度的長期訓練，中國人心中已形成了一個根深柢固的觀念；政府應掌握在最能勝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員並非天生就屬於某一特殊權限，而應通過某種向所有志願參加考試的人敝開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來選任。
但在我看來，科舉之弊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內容，而在於它的終極意義——它並不是純粹為了選拔人才而設（至少在客觀上造成了這一後果），它是為家天下服務的，就像我們的唐太宗所說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早在兩千多年前，法家文化的實踐者管仲就告誡中國的君王們：「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他這句「資治」箴言成為後世君王們對付中國人的殺手鐧，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正是這一治國理念的具體體現。
是不是一個合格人才究竟應該由誰說了算？照理說，不應該由皇帝一個人欽定，甚至也不應該是由政府或某個教育機構考評的。每個人心目中都有權擁有自己的人才觀。這一點，許多人都沒有認識到。
一般認為，隋唐皇帝大興科舉這招是為了對抗門閥士族。而事實上，他們更深用意是想把儒家的「為政」思想分流、解壓，將民間的「異議人士」改造成為君所用的「忠臣」、「良相」。明朝後期，統治者覺得一般的科舉取士還不過癮，發明了一種更為「標準化」的考試辦法，叫「八股」取士。為的就是響應老子、韓非他們的主張，徹底把人搞傻、弄變態。
對篤信道家文化的老百姓來說，科舉制度為他們提供了一步登天的機遇與可能，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絕不可能的天方夜譚，科舉便具備了難以抗拒的巨大誘惑力。老百姓有了前所未有「參政」的熱情，最高統治者們也就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皇帝贏得國人的熱烈擁護和積極響應，也就多了一把打擊異己的利劍。
儒家文化在科舉考試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但科舉文化卻是與孔孟精神背道而馳的。本來，孔子的教育理念是「私學」和「因材施教」，但從秦朝的「以吏為師」開始，教育的政治功用便統治者放到了首要位置，科舉誕生後更是如此。農耕文化以其簡單、務實的革命精神把教育改造成了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名利場。
當讀書人在試卷上面不改色地奢談「殺身成仁」之類的儒家語錄時，又有誰會在平日裡考察他是否一利欲薰心之徒呢？而這樣做的後果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對培養一個民族的虛偽性格成效顯著。
這種情況到了蒙元時代有了較大變化，蒙古人在馬背上征服了整個歐亞大陸，自然篤信暴力，擅長霸王硬上弓，對於提倡暴政的法家情有獨鍾。異族統治者們覺得用儒家文化來掩飾和緩衝暴政完全是在浪費時間，我們就是要搞暴政，就是要搞種族隔離、種族歧視，難道你們漢人還敢反了不成？繼秦朝之後，元朝成為在「棄智」和「去知」方面做得最為徹底的一個朝代。
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大概是我們的仁宗皇帝突然間冒出一句類似毛澤東說過的話——「科舉（大學）還是要辦的」，全中國方才正式實行科舉取士，此時距離元朝建立已有四十多年的時間了。
元朝的民族歧視政策已經成為了一種全國性的文化，科舉考試自然也不能例外。
元朝的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鄉試（行省考試）、會試（禮部考試）、御試（殿試）三級。各級考試時，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與漢人、南人分開考。在鄉試、會試時，蒙古人與色目人只考兩場，而漢人和南人卻要考三場。御試時，雖然四種人都考試策問一道，但是前兩種人僅限五百字以上，而漢人和南人必須在千字以上。
在考試內容上，蒙古人、色目人的題目比較容易，漢人、南人的題目比較難。蒙古人以右為上。發榜時，蒙古人、色目人列為一榜，稱「右榜」。漢人、南人另列一榜，稱為「左榜」。如果蒙古人、色目人願意參加漢人、南人的考試，取中後授予的官職可以提高一等。不過，元朝的「科舉辦」規定，科舉考試的試題都出自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並且要求考生答題時也必須以程朱理學中的觀點作為指導思想。這與文革時候的教材與考試大綱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有得一拚。
洪武三年五月，朱元璋正式下詔，開設科舉取士，並大刀闊斧地改革以前的考試辦法和考試內容。特別是要對元朝不重要考試成績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進行糾偏，相當於毛澤當的工農兵學員，朝廷急需一批能夠適應新時代的「人才」。
在考試科目方面，規定以「經義」、「四書」、「論策」為科舉大綱。理學家朱熹的《四書集注》成了每次科舉考試的必考教材。朱熹受到朱元璋的青睞，據說是因為朱元璋想跟他認本家。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朱元璋看中了朱學中的「存天理，滅人欲」思想。當然他絕不會欣賞裡面的孔孟原教旨主義成份，只不過是想倡此學術權威存自家「天理」，滅他人「人欲」罷了。朱元璋用朱熹，這兩次強強聯合，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巨大而深遠，這種影響力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朱元璋的授意下，「科舉辦」將《孟子》一書中觸犯君權神聖的論述共八十五條統統刪除，將剩下的內容編成《孟子節文》，作為科舉考生的教材。至於被刪除的那部份，「科舉辦」規定：「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大多是為博取功名，教材上沒有，教育又不考，誰還會去勞神費力去找那「沒用」的原版來讀呢？就這樣，千多年前的「硬漢」孟軻竟讓我們的朱皇帝給生生「閹割」了。
其實，就是聖人孔子的思想也常被朱元璋大打折扣。例如孔子主張學詩，但明初的科舉已不再考詩賦了。想當年，孔子以詩立教，他不僅認為詩歌可以振奮精神，甚至認為「不學詩，無以言」。朱元璋卻不以為然，他要的是「實用型」人材，會喊「萬歲」就行了，要那「字字珠璣」做甚？在他看來，知識份子只會利用這一本事「拐彎抹角」來罵他。
孔孟的教育思想培養出來是有情趣、有個性、有良知的正常人，而我們朱皇帝要的卻是殘忍、冷酷、愚忠的奴才。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始於洪武十七(1384)最終完善於成化年間，科舉必考的八股文不許有個人見解，只能依靠朱熹的思想觀點「代聖人立言」。明朝學校最終完成了的監獄化，教育內容的垃圾化，考試制度的格式化。這樣的教育模式，往好了說，也就是一個公務員上崗速成班，說得難聽點，等於是把學校變成家奴、酷吏的培訓基地。
親身經歷科舉之害的清儒馮桂芬在〈改科舉議〉一文中，對朱元璋看得很透，說他是「懼天下瑰瑋絕時之士起而與為難……求一圖可禁錮生人之心思才力」，並將他的教育改革定性為「敗壞天下之人才」。
但中國老百姓並不以為然。直到1898年的5月，當梁啟超聯合一百多個舉人，要求改革科舉，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時，結果卻如梁啟超自己所描述的——「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4頁)
以儒家文化為基石的科舉考試曾被公認為是體現「禮儀之邦」特色的重要文化盛事。進入彌留之際的科舉，已將其低俗、醜惡、荒謬的本質暴露無遺。陳獨秀曾於一八九七年在南京參加科舉考試，他親眼見到舉子們只因蹲馬桶不方便，便四處「拉野屎」的盛況：
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作沒看見。同寓的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現有年輕婦女姍姍而來，他便扯下褲子，蹲下去解大手，好像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實齋自傳）
就他們這種排泄方式而言，顯然與「克己復禮」是背道而馳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完全是一群野狗的作為。至此，大清帝國的禮義廉恥喪失殆盡，「知書達理」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說了。而我們的慈禧太后仍舊很驕傲地向世人宣稱：「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日本維新教父福澤諭吉對此譏諷道：
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戰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知、原則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脫亞論）
1905年9月2日，這是一個應該載入史冊的日子，儘管被許多人忽視，但他的意義非凡。這天，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風雨飄搖中欲圖振拔的清政府詔准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一千三百餘年歷史的科舉考試制度結束了。這個曾經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帝國穩定的制度終於隨著帝國的覆滅而消失。這個曾經為千萬學子奉為人生終極目標，又為儒家原教旨主義者所病詬的制度崩潰了。而這一切，卻是以孔孟子的貶值為代價。
就像袁世凱後來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一樣，袁世凱促成的科舉廢止也是形式上的，科舉的基因已經深埋在國人的心中，等到時機成熟，它又會生根發芽。
其實，早在科舉廢除之前，洋務派已經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像北京清華大學、京師大學堂和上海馬相伯創建的「江南第一學府」復旦公學等現代高校。但當時幾乎無人問津，很多讀書人認為新學堂是旁門左道，要是放棄科舉，讀了這樣的學堂，出路都成問題。就跟現在的民辦學校一樣，沒有國家承認的文憑，就算有清華、北大的教授執教都沒有多大吸引力。直到科舉被廢除之後，人們的這一觀念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中國人心目中，科舉是與儒家文化畫等號的。但儒學本來就是一塊招牌、一個幌子。科舉既廢，老百姓通過研讀儒家經典做官的希望化為烏有，務實的中國人是不會為虛無縹緲的東西去勞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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