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中：孔孟燭光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49-75。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一、作為文化異數的孔子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
其實老人家的經歷並無特殊之處，究其原因，人文的說法是先知先覺，科學的解釋只能是基因變異，用孔子自己的說法就是「生而知之」。
孔子曾說自己少也賤，所以他曾經幹過一些社會地位很低的粗活，諸如羊倌（乘田）、倉庫保安（委吏）等。其中，他還長期從事過當時稱作「儒」的職業，說白了就是替大戶人家辦喪事營造氣氛以換取衣食，直到今天，在一些農村都還有這種營生。孔子從事的這種「儒」是一種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在當時是比較受人歧視的，他的很多論敵也都抓住了這個把柄，嘲笑道：
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
就這樣，漸漸地，孔孟及其弟子也被世人納入「儒」這個圈子。據一些學者考證，「儒」一詞早在孔子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慎說：「儒，柔也，術士之稱。」（說文解字）章太炎也說：「儒者，術士也。」（原儒）其實，整本《論語》提到儒的只有一句，而且這一句裡顯然帶有某種自我辯誣的意味，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句。或許在當時就有人把孔子師徒歸為「儒」一類，但顯然孔子並不認同，子夏的情況可能比較接近「儒」一些，所以孔子要在這裡叮囑他，即便幹「儒」一行也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以免玷污了師門。君子的想法在《論語》中多次出現。所以說，指孔子是君子的說法，都要比說他是儒家要更站得住腳。戰國中後期，隨著儒家的壯大，這一派知識份子群體漸成氣候，到荀子的時代，他已經開始給儒進行更詳細的分類。到了秦朝建國，儒就成了政府不得不應付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民國初年，一個叫張吾軍的學者就在〈致曲阜孔教大會書〉中指出：「自荀子以仲尼為大儒，自後人人遂稱孔教為儒教，以孔附儒，甚無謂也。」（民國經世文編）但他的這一說法並未引起當時各派學者的足夠重視，孔教派和新派知識份子都忙於護儒或反儒。
漢武帝制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後，儒家已注入了更多的農耕文化元素，儼然已成了一個完全的褒義詞。到了南宋、明末，儒家文化幾乎完全被鄉願情結嚴重的道家文化據為己有，儒家乾脆就連名字都借用道家，直接被人們稱為「道學」，假道學家一詞由此也隨之誕生了。科舉被滿清政府廢除，儒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辛亥革命之後，儒成為酸腐文人的同義詞。如果按胡適的說法，認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來以柔道取容於世的一個正統老儒」（說儒），那麼儒就是指所有知識份子，與兩千多年前的世人專指孔孟那類知識份子已經大相逕庭，也就是說「儒」的界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寬泛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儒家幾乎銷聲匿跡。但在知識份子當中，孔孟精神依然存在，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孔子與當時的主流文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理性，他因「克己復禮」被莊子斥為「偽巧人」，而他一心「為政」又被隱士譏刺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愚人」。早在孔子慘如喪家犬的時代，老子就告誡他，千萬別犯傻，不要多管閒事，結果只能是，費力不討好，自討苦吃。而那些與老子站在同一戰線的的隱士也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向顛沛流離中的孔子大潑冷水。
但孔子似乎不思改悔，當時隱者桀溺曾勸孔子及其弟子們說：「避人」未若「避世」，但孔子嗤之以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擊了他們——「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孔子有一套限制君權的政治理念，始終有限地制約著專制政府的行為。孔子苛責當政者，道家法家墨家則苛責老百姓。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但老子說：「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在同時代的老子的眼中，孔孟關於君臣關係相對性，限制君王權力的言論不僅大逆不道，而且是破壞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罪魁禍首，孔孟妖言惑眾，無疑就是那「為奇者」。
孔子認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彖辭）。也就是說，君主有道為合法，無道即為不合法，可以諫，可以誅，可以革命。孔子在解革卦時，表達了對湯武革命的讚賞，實際上間接地否定了暴君桀紂，認為暴君非法，應該被推翻。儒家的君權有限合法性思想類似於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賦予人民的「革命權」。
在孔子看來，不講是非的「博愛」是虛偽的，也是非理性的。道家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曾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道德經。四十九章）墨子也推行無原則的「博愛」，兩者都是泯滅了是非之心。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正義，不畏強暴，愛憎分明，疾惡如仇。
孔子的思想中，也有不妥之處，例如他對孝的過份苛求，三年守孝，什麼都不做，遠遠超過對君王的忠。有學生認為太過，其實何止是無意義，我相信任何一個父母都不願意子女為他的身後事耗盡財力，甚至危及身家性命，斷了香火。但孔子很生氣，設身處地一思，一個耄耋老人，當然希望得到晚輩的敬重。或者在孔子看來，父慈、母愛多是出於動物本能，相對還較容易做到，對父母感恩則需要更多的理性。要是孩子長大後過河拆橋，不認賬，怎麼辦？所以，孔子要在「孝」的問題上矯枉過正，大做文章。但偏偏後世的君王特別看中這個，他們倒有的是財力和時間，過去所謂的「丁憂」就規定所有的官吏，父母去世後必須服孝三年。這就跟「皇帝的新裝」似的，誰都知道過了，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敢說出來的必定捱罵。中國本來就有敬老、厚葬、祭祖的傳統，再加上政府變本加厲地鼓動，老百姓稍微有點條件的，也學著搞這一套。但人們恰恰忘了孔子最看重的一個前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還說過一句話讓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們十分痛恨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曾為孔子辯解說，這是標點符號的問題。而我想即便不是標點符號的問題，也是孔子在特定情況下說的話或是一時的失言。類似的情況在孟子身上也發生過，他反對「位卑而言高」（萬章章句下‧第三章），這裡的「位」指的是具體職位。他是說人們要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要好高騖遠。因為上面舉的例子是講孔子的敬業精神。如果按一般的譯文，位置低下，而議論朝廷大事，這是一種罪行。照這樣說，那沒有一官半職的孟子當著君王指點江山豈不是犯了彌天大罪。我想孟子還不至於連自己抽了自己嘴巴也不知道吧。而這一切顯然也與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的平民干政精神不合。孔子最注重平民教育，孟子最強調平民干政，這句話按一般的解讀是說不通的。
朱熹曾引用別人的話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今天看來，此話絕非誇大其詞。當然，我們不能單單從一個熱衷於科舉的酸腐儒生那裡理解這句話，而首先要明白：與孔子的理性和良知相比，我們的政治、文化是多麼地變態和黑暗。
二、偉大的孟子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理性主義和仁義精神，但他超越了孔子。孟子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理性思路源於孔子，卻不像孔子那樣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含糊其辭，這是他比孔子更了不起的地方。
孟子有著比孔子更強烈的干政意識。孔子說過，「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含蓄地表達了干政的心；孟子更不客氣，他乾脆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言外之意是，議政、參政才是知識份子的正業。不介入政治，還叫什麼知識份子？他堅信為政是知識份子的本行，並認為「唯仁者在高位」（孟子‧萬章下）。
他比孔子更為強調國家良心對於政治的影響。他說「春秋無義戰」，儘管他所依據的理由還是孔子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儘管商帝國名義上的天子是紂王，但在孔子看來，「真命天子」是周武王，因為他「順乎天而應乎人」，代表了正義。孔子一向是比較含蓄的，他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因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是因為「天下無道」，但有時候「無道」也是一種無奈。周武王也是諸侯，但他「非法」的「禮樂征伐」就是對「天下無道」的一種必然、正確的反應。所以，作為一方諸侯的周武王聯合其他諸侯伐紂就是義戰。這裡的「天子」就是正義化身，正義的戰爭當然應該由此而生。
此外，孟子進一步明確了君王權力的相對合法性，即「貶天子」、「致良知」的精神，介入政治更為主動的睿智，具有更頑強的進取心。在孟子看來，君臣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以道義合的關係，如果君王無道，臣應當為道而抗爭。道尊於君，臣在君面前應當為道而自尊，保持自己獨立自由之人格。正如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親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從道不從君」。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唯令不從。」孟子進一步強調了一國最高決策者的良心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孟子說的那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但具歸這樣強的道德自律意識的君王在中國是很罕見的。常常會有人調侃：良心值多少錢一斤，言外之意就是良心到底是什麼？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孟子卻把這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用他的話來說的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惻隱之心。如果你真的沒有，用孟的話來說只能歸結為「非人也」。在他看來，這就是人和草木禽獸最根本的區別。
如果國家的最高領導沒有「不忍人之心」，對老百姓施暴，那問題就嚴重了。在孟子心目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尚書‧周書‧泰誓》）。孔子早就說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也。」其言外之意就是，老百姓怨聲載道是「天下無道」造成的，這不是他們的錯，這是他們的正常反應。「天下無道」應該當掌管天下的「天子」負責，正如孔子所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基本思想也就是我們俗話常說的「上樑不正下樑歪」。
因此，孟子嚴正警告當政者：
暴其民甚，雖身弒國亡；不甚，則身為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賢孫，百世不能改也。（孟子‧離婁上）
孟子的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領導不行仁政的後果嚴重，不僅自己小命難保，還會貽害後代。孟子在恐嚇君王時顯然考慮得很全面：你不是不怕死嗎？哪你總該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啊；就算你不為江山社稷著想，那你怎麼也要為兒孫們留條後路吧。當初周武王之所以贏得天下，是因為「仁」，而周幽王和周厲王則是因為「不仁」葬送了天下。孟子在最後還引用了《詩經》裡的一句來警告天下大大小小的暴君們——「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但中國歷史上還真的就有這樣「三不怕」（即不怕丟江山、不怕死、不怕禍及子孫）的主，最典型的就是集荒淫、殘暴於一身的隋煬帝楊廣。他跟前任大暴君秦始皇的情況還不太一樣。秦始皇一直都打算將皇位傳萬世的來著，只可惜不懂政治的藝術和技巧，上了韓非的當。但到楊廣那會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中國的皇權制度已經積累了很多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了，早就印證了孟子「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的亡國定律，楊廣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下場。據說有次他顧著鏡自憐道：「好頭頸，誰當斬之？」明知自己將來的下場，但他偏就要放縱一把，大有「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法國暴君路易十四語）的勁頭。正如孟子所指出的那樣——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離婁上）
孟子這段話道出了中國人普遍缺乏自律意識的毛病及其可怕後果，而在這方面，中國的君王尤甚。
在孟子看來，即便再偉大的君王，哪怕做了一件「非仁」的事也不行。孟子說：「殺一無罪非仁也。」（孟子‧盡心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如果縱容這樣的行為，其結果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下面有樣學樣，甚至變本加厲。
孟子相信人是有基本的良知底線的，他說：「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孟子‧告子下）
但在孟子看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後世的帝王之家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最應該起表率作用的帝王之家，扮演的卻是一個教唆犯的角色。中國歷史上號稱最「開明」的皇帝李世民就是一個「好榜樣」，玄武門之變成全了李世民的皇帝夢，但為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大唐王朝必然會亡於臣民的不忠和不義。
朱熹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說他「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朱文公文集》36卷）。他還駁斥了許多目光短淺者的無恥——
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也。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擒獲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出於正也。
同為宋代大儒的張載也說：「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因為以這樣一個不義的手段起家的，必然會有人傚仿。安史之亂就是這樣，你李世民為了奪權，殺兄弟，軟禁老父都可以。我安祿山、史思明跟你非親非故，為主不能「取而代之」？
楊廣的篡權、暴虐及其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場留給唐初皇帝們的震攝是巨大的，當殺兄纂權的唐太宗李世民，即便是在取得貞觀之治這樣政績之後也無法自負起來。這種巨大的成就感與昌隆之極的奢華永遠也無法抹去他內心深處的良心譴責。孟子的質問終日縈繞在這個偽君子的心頭，那種惶惶不安與來自良心的譴責無疑伴隨了他的一生。
在這種強烈畏罪感的壓力下，唐初三省制初行時（貞觀時期）的政事堂破天荒地對君權有了明文限定：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孟子曾當著梁惠王的面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雖然政事堂不敢像孟子那樣提「易」君，但唐初的「政事堂」旗幟鮮明地提出這個「四項基本原則」無疑是秦以後最具有孟子精神的一個文獻，而且對唐初皇帝的言行起了一定的監督、規範作用。
但問題是，如果皇帝「鐵了心」地要違背上述「四項基本原則」怎麼辦？由誰來制裁他們？在中國歷史上，非法上臺的帝王最容易走上兩個極端。要麼自暴自棄，放縱一把；要麼勵精圖治，沽名釣譽。不是真小人，便是偽君子。至於那些名正言順坐流水皇帝的，多半沒什麼出息。莊子看到了中國的無奈現實：善人與不善人皆可得仁義之道而行事，但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出於無奈，難道不是因為聖人之利天地少而害天下也多嗎？所以，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胠篋)。這完全是因噎廢食的做法，並不因為出現了慈禧、袁世凱這樣的竊國大盜就否定有孫中山、魯迅這樣的偉人存在。歷史始終在前進，就算所有政府都很混帳，那也不能不要政府。我們只能鼓勵好的、制約壞的，而是要想方設法地制約他，約束他。孔孟之道的存在就是這個目的和初衷，孔孟之道就是為了抑惡揚善。但孔子，包括後來的孟子都低估了「邪惡」的力量，高估了「良知」的威力。比如孟子就不相信周武王伐紂時發生過慘烈的戰爭，在他看來，正義之師那用得著要殺到流血漂杵的地步才能獲勝啊，人心不都是向善的嗎？其實不然，即便人本善，但對於既得利益者，還有一個「義利之辨」的問題；對於那些豬油蒙心的人，還有一個找到真心的過程。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他們仍舊會站到邪惡勢力一邊。所以，在人類追求正義和良知的道路上，暴力是不能放棄，也不可能放棄的。
所以，怎樣把做到「唯仁者宜在高位」，將「非仁」的君王和平易位，沒有形成制度和民意的強大壓力，終究是一句空話。
三、「偽君子」的始作俑者荀子
一直以來，中國文化中就有人性本善與本惡的爭論。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意思是孩童時期的人性是相近的，而後天的環境造就了人性的差異。相比而言，孟子的人性學說則要系統得多。孟子認為「生之謂性」，大致屬於性善說。對此，他有一段經典的論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孟子稱此四項為「四端」，他認為四端皆發於自然，相信人性本善。不守此四端，孟子謂之非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印度狼孩就沒有這四端，確實「非人」，但誰又能說她一生下來就不是人呢？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大意是指嬰兒時期的人性是相近的，而後天的環境造就了人性的差異。而後世的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即便是善也是裝出來的。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篇）「偽」就是人為，非天真之意。非真則非善，故性惡則偽。儘管荀子持「性惡論」，但他依然強調人心應當向善，唯一的辦法是人人可為的「積偽」，也就是積善。荀子的說法並非沒完全沒有道理，其實，孔子的核心思想之——「克己復禮」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莊子曾指責孔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他在這裡提到的「人心」指的是「動物心」，莊子幾乎把這個「人心」當作了人心的全部。老莊是性惡論的鼻祖，而孔孟則相信人性本善。後來楊朱申韓所談到的私心，大體上與莊子所指的「人心」是一致的。在莊子看來，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是誰來教什麼、規定什麼，而是要去掉成心、機心、分別心。既然如此，我們還要政治宣傳、禮樂教化、仁義這些累贅作甚？
荀子循著這一思路，也認為政治宣傳、禮樂教化、仁義這些「人為」的東西其實就是在做「偽」，都是在「矯飾」與「擾化」，而「矯飾」與「擾化」的目地就是為了培養「偽君子」。但顯而易見，相對於「真小人」，「偽君子」並不可怕，因為「偽君子」至少還有所顧忌、有所害怕。最可怕是「真小人」，因為他們為達到個人目的可以完全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中國歷史上的太監一族就是這樣的一群真小人，他們首先就毫無疑問地違背了哪怕是作為虛飾的儒家戒律。髮膚受之父母，要珍惜才對，但他們為了混口飯吃，或是為了榮華富貴而「自宮」，這必須是完全不要臉的人才能做得到。而荀子試圖做到的，就是不僅要讓人「被服儒雅」，更要讓人「行己有恥」。作為一個社會人，這就夠了。至於人們心底裡到底是「真」還是「偽」，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朱熹曾罵唐太宗「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朱文公文集第36卷），指他是個「偽君子」。但眾所周知，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明的皇帝，比起上朝代的隋煬帝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楊廣就是一個典型的「真小人」，暴虐無道，無惡不作。相形之下，「偽君子」和「真小人」，孰好孰壞，不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說，寧要偽君子之，不要真小人，因為偽君子還有畏懼之心，人只有害怕才會裝。真小人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畏懼之心，一旦得勢便群無忌憚，壞事做盡。
當然，「偽君子」也不好，只不過退而求其次，要比「真小人」好些罷了。
四、朱熹與中國人的讀書之累
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顏元）
一般認為，理學崛起於宋朝危亡之際。這一時期，被逼南遷的宋政府苟延殘喘，漢族知識份子的絕望感加劇，南宋士大夫普遍抱著及時行樂的心態，過一天算一天，「直把杭州作汴州」。
以程頤、程灝、朱熹為代表的一部份士大夫不忘國事，開創理學，但因為政治環境的惡劣，他們只得另闢蹊徑，有意無意地無視政治。「外王」做不到，只能向「內聖」轉，從此開拓了心性之學。
理學家中，朱熹是最有創見和成就的，他相信「惟學為能變代氣質」，認為「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能而能齊家治國」。正是抱著這種矯枉過正的理念，他們當時流行於士大夫之間的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與惡棍賭博、紈絝籠養等相提並論，認為這些都是「不可為」的「無益之事」，並在學規中明確規定，絕對不允許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跨入校門（見鄭端所輯的《朱子學規》），也就是不要運動，要「靜坐」；不要體育，要「讀書」。
在朱熹看來，天理是道德規範的「三綱五常」，強調「存天理，滅人欲」；通過學習、實踐提高自身的修養（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學之真。朱熹對後世知識階層的影響是深遠和惡劣的，五百年後，清儒顏元仍舊為此氣憤難平，他形象地比喻道：「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並認為：「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朱子語類評）
顏元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拿砒霜來比喻朱子之學。他說：「吾嘗言但入朱門者，便服其砒霜，永無生氣、生機。不意朱子還不待人入門，要人先服其砒霜而後來此也。痛哉！」他有一句非常到位的對朱熹的總評：「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至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而這實際上就是中國人被精神去勢後人格太監化的表現。
顏元認為自己也曾中過朱熹的毒，是朱學的受害者之一，而今醒悟過來。他以一個過來人的沉痛語氣總結道：「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
孟子早就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朱熹正是「盡信書」的典範。他的做法顯然不合孔孟之道，因為人類最終還是要從生活中尋找答案，需要面對現實的詰問。所以，顏元認為程朱理學完全偏離了孔孟思想的軌跡，「程朱之學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分，始入一分孔孟」。
顏元認為程朱之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他的結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人們以為同屬儒門，從而喪失了警惕。他們的學說裡面摻雜了大量的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這樣毒素可以深入國人骨髓。朱熹學說提出了夷夏之辨大於君臣之倫的觀點，在民族危亡之際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總的來說，在任何時代都止步不前，只會加劇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態。
《禮記‧大學》裡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朱熹由外向內轉的理學的理論依據就在這裡，實際上是一種自欺欺人，沒有辦法的事情。他們已經不能向孔孟時代的知識份子那樣指點江山，只能找孔子「修」、「齊」、「治」、「平」的藉口苟活。
朱熹的初衷本無可厚非，但他的致命缺陷是他鑽了牛角尖，落入了格物致知的自我險境裡，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實際上是落入楊朱「為我」的窠臼，陷入了自閉。孔孟精神最重要的是由內而外，是要走出書齋，不能光「內聖」還要「外王」。孔孟之道，朱熹只走了一半，而且還走過頭了。
明末學者王畿說：「良知不學不慮，知識則必學必慮。」所以，追求知識與「致良知」適成背道而馳。他對良知和知識的理解是：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即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六〈致知議略〉）
他認為知識有害於良知，但我相信只有歪理邪說才有害於良知，如果是理性的知識反而有助於良知的健康發現。王畿顯然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果沒有聞見之知，人根本就無法成為一個現實中的人，但太多龐雜的知識也同樣又會阻礙良知的發現，特別是非理性的知識，掌握良知和知識這個度是特別重要的。就拿當下的六四和劉曉波來說，中小學生從良知的角度一定會問中共軍為什麼會殺大學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什麼要坐牢。但老師出於自保一定會從政府的角度進行辯護，家長害怕自己孩子闖禍也一定會推說長大後你就明白了。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國人不變態才怪，而這些所謂的知識實際上是阻塞了人的良知發現。
毫無疑問，讀書並不是越多越好。相反，超過一定的度或是背離了人性的知識，特別是那些空洞的說教，積累過度不僅有礙於創造力的發揮，形成思維定勢，更是良心發現的障礙。「仗義皆是屠狗輩」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面對同一件事情，沒什麼文化的可能馬就會根據自己的天良就做出決定。知識多的他就要想了，如果這樣做會怎麼會，如果那樣做又會怎樣，權衡利弊。本來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把它弄複雜了。這也就是專制制度重視「思想教育」的原因，比如文革中有人看到學生打老師，苦苦哀號的老師看起來多可憐啊，學生怎麼能打老師呢？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但他轉念又一想，報紙、書上不是說資本主義很壞嗎？他是走資派，所以他罪有應得，於是，他不再自責了。他甚至會覺得自己的思想覺悟真高，還挺自豪的。就這樣，他的良知通道就被他所學到的知識給活活扭曲、阻塞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沒有所謂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可以輕裝上陣，獨立革命和倒幕革命贏得徹徹底底。為什麼恰恰是沒有過多文化負荷的地方可以健康發展？
香港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為什麼偏偏是這個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高度商業化城市，市民在日常文明規範方面都做得要比其他華人聚居區好。而面積與香港相當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卻要靠嚴刑峻法（甚至是野蠻的鞭刑）來維持。李光耀曾經表示說新加坡的華人大多都是來自福建的農民。言外之意就是說這些人不講規則，不好管，剛進城的農民不好管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要說當年廣東漁民就一定是天生麗質，素質比福建農民高出一個檔次肯定說不過去。跟朱元璋、鄧小平一樣，李光耀也是個重視教育的獨裁者，他給予高等學歷許多匪夷所思的優惠政策，比如可以多生子女，經濟補助等等，以學歷教育為標準，現在新加坡的受教育程度要比香港好不少，但人的精神狀態卻差遠了。這兩個地方我都去過，新加坡的市容整潔光鮮，當地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心理陰闇，謹小慎微；香港的市政建設看起來有些亂，但香港人相對要自信、陽光、輕鬆得多，他們的文明素質多是習慣性的，不是裝出來的。華人中能像他們那樣自覺遵守各種規則的不多，香港的人心向善同樣也不是裝出來的，全世界沒有哪座城市能夠捐出那樣多來自底層的民間善款。
香港的市民文化要比新加坡更有活力，就香港的歌星、影星、武俠小說作家的數量和水平來說，新加坡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如果文化沙漠裡有心如赤子、文化綠洲裡真心反倒被掩蓋，那我寧願選擇文化沙漠。
從公車上書算起這一百年來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個把真心從重重文化枷鎖解放出來的過程。
五、「心學」曙光
若某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陸九淵）
在西方，大陸法係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英美法係上的「GoodFaith」（誠信）原則都來自普世的道德規範。而在我們的古代法典中，雖然也有以儒家道德為藍本的法律條款，但唐、明、清律中卻沒有「誠信」這條最為孔孟所看重的準則，基本上都是「大不敬」、「不道」、「惡逆」、「居喪嫁娶」等一邊倒的「忠孝之道」，根本沒有體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人人平等原則。
南宋淳熙二年，鉛山鵝湖寺陸九淵、朱熹討論如何教育人的問題。朱熹認為：「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陸九淵則針鋒相對地表示說：「若某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明朝的王陽明繼承了這一思路，認為「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耳」，「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在王陽明看來，致了「良知」便是「盡心知性」，便是成了聖人。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因為他們能夠「致良知」。而愚夫愚婦之所以為愚夫愚婦，乃在於他們未能「致良知」。但如果僅僅如此，陽明心學也未能說是一場道學革新，也不會有後人將之比為馬丁‧路德了。陽明「致良知」說有兩個不同於程朱理學的特點，一是認為「人人皆有良知」，二是認為「致良知」須在「事上磨練」。陽明心學是真正講求「知行合一」，真正講求「內聖」與「外王」的統一的。人民才是無冕之王。
與朱熹一派講「格物致知」、「讀書窮理」，講「涵養」與「進學」，把聖人看作道德和知識兩方面完人的觀點不同，王陽明不僅反對聖人「前知」，也打破了陸九淵關於聖人「先知先覺」的聖人觀。在王陽明看來，聖人和凡人只有一步之隔，就看能不能致得自己內心的良知。若能「致良知」，即使一字之識的「愚夫愚婦」，也同樣做得了聖人。這樣，他的良知論在邏輯上便很自然地推出「滿街都是聖人」的結論。
王陽明的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他建立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關係世界，用一個人的「心」對抗程朱「理」的世界。王陽明的心學體系（包括他學生李贄的「童心說」）顯然已經脫離了所謂的官儒學範疇，回歸孔孟之道。
李贄的觀點更激進，他很敏銳地洞察到中國人的實質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三教歸儒說，《續焚書》卷二）。他為私心辯護道：「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現，若無私則無心矣。」（德業儒臣後論，《藏書》卷三十二）對現實社會絕望後，他提出了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童心說，《焚書》卷三）
李贄的觀察、分析可謂入木三分，世上沒有完全無私的人。如果你非要逼他無私，只能造就「偽君子」。至於那些真「無私」的人只能是「無心」的變態，如海瑞因為自己的女兒偷吃了人家的東西就讓她活活餓死，這不是「無心」是什麼？但問題是，如果真的放任國人的私心，其結果又只能是「陽為富貴，陰為富貴，被服惡俗，行若狗彘」。如果這不是他要的結果，那他所說的真心、真人又是什麼呢？難道是回到道家「叢林」哲學——順其自然、清淨無為？李贄說出了一個無奈的真相，中國人骨子裡都是楊朱的信徒，包括他自己。荀子在《荀子‧性惡篇》中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看來，在中國，唯一可行的矯正辦法恐怕也只能是荀子的「積偽」了。
然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真的都是「偽」嗎？其實不然，還是孟子的說法更接近人性的真相。人人都有「不忍之心」，關鍵是看政府和社會能否珍惜它、重視它。
有一種觀點認為知識有害於良知，雖有些偏激，卻也沒有不無道理的地方。在我看來，歪理邪說才有害於良知，如果是理性合理的知識反而有助於良知的健康發現。但他顯然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其實如果沒有聞見之知，人根本就無法成為一個人，但太多龐雜的知識也同樣又會阻礙良知的發現，特別是非理性的知識，掌握良知和知識這個度是特別重要的。有一點是肯定的，「端正內心，誠實不欺」，應該成為每個知識份子首先必須修行的品德。
無論如何，王陽明的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是較為積極的，他在突破思想的牢籠方面超越了孔孟，照亮了人心。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