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中：〈黑暗的道家文化〉
載《變態的中國文化》，頁12-48
香港：七星書社有限公司，2013年
引言
據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老子將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曾望見有紫色之氣從東方飄來，知道有聖人將至。老子西去的背影越來越模糊，直至隨落日完全消逝，不知所終，但這位道家學派的創始人為後人留下了一部五千餘言的《道德經》，影響深遠。
據司馬遷的《史記》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稱老聃，他曾做過周王室管理藏書的史官，後來隱居不仕，騎青牛西出函谷關後「莫知其所終」。老子在陝西臨洮「飛升」後，其子嗣在此繁衍生息。唐太宗李世民所修《氏族志》稱：「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後世天下李氏都稱老子為李姓「太上始祖」。而他所代言的中國農耕文化，兩千多年來，繁衍出了數以兆計的姓李和非姓李的子孫後代。
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對春秋戰國以來的重要學術思想有過非常到位的總結，該書的編纂者認為：「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呂氏春秋‧不二篇）
所謂的中國文化，實際上就是把這麼一大堆雜燴攪和攪和，熬成了一鍋粥。但其中佔文化比重最大的並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幌子，民間行的多是老莊，官方行的多是申韓。
1920年5月4日，五四運動一週年紀念之際，胡適和北大校長蔣夢麟聯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兩人的一致看法是：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治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這其實不光是他倆的共識，也是五四一代知識階層形成的共識，即中國文化病得不輕，必須下烈藥。他們普遍相信，中國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故而針砭中國文化就要一定得反儒、反孔。人們卻沒意識到，兩千多年來，老子對中國的影響力一直排在第一位，他們的「打孔槍」投錯了方向。而這一切只因國人身在局中「不識廬山真面目」。
即便是在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後的中國，西方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只是幌子，民間行的仍舊是老莊。官方行的還是申韓。時至今日，許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身上散發的仍舊是老莊的味道，而所謂「新左派」身後拖著的也還是韓非的影子，儘管他們全都高高舉著西方文化的大旗。
一、 無為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直觀的藝術往往是民族性的最直接體現，在我們的傳統國畫中，畫家們寄情於山水，通過一草一石的寫意來表達一種傷感、淡泊和孤寂的唯美情調。國畫的風格往往隨性而自由，但我們常會感到國畫失真，不如西方油畫來得真實，中國人的眼睛似乎很難看清楚世界的真相。
就以《自由引導人民》這幅著名的油畫為例，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在該畫中真實地展現了1780年7月28日發生在巴黎的一起重大歷史事件。畫家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革命激情完全融入了絢麗的油彩中，營造出了熱烈奔放的藝術效果。在法國人民反抗查理十世復辟的同時，德拉克洛瓦也把法國的繪畫藝術從官方學院派古典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最終完成了藝術自由與社會進步的完美統一。但就像我們傳統國畫中沒哪位國畫大師會去畫陳勝吳廣起義一樣，德拉克洛瓦也不可能用油彩畫出一幅沒有背景、不講透視的「松竹梅」來。
中國自古並沒有「自由」一詞（自由主義一詞來自日本），西漢鄭玄提到的「自由」一詞與今天「自由」一詞的含義大相徑庭。這倒不是說我們沒有自由，以前也並沒有哪個皇帝明文規定中國的畫家一定不可以畫政治題材的作品。是我們的畫家自己摒棄了這種「自由」，而選擇了另外一種自由表達的方式。所以說，恰恰是我們太「自由」了，反倒沒有了感受，就好像我們生活在充足的空氣中，反而不覺得空氣存在一樣。
兩千多年前，莊子的《逍遙遊》就是一篇鼓吹絕對自由的宣言，而在更早的《擊壤歌》裡，我們的農民兄弟就這樣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可見，自古以來，中國人確實有追求自由的意識，只不過這種自由是感性的，從來就沒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在國人看來，上升到理性高度的自由只是少數政治家和知識份子所關心的，於己無關。老百姓不稀罕這類自由，就不會去追求，因而也就談不上缺乏了。就像你再怎樣挖苦非洲土著沒文化，他們也絕不會在意一樣。就算你把政治自由交到中國老百姓手裡，他們也會覺得燙手。一百年前，孫中山曾就此感歎道：「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而他所領導的城市革命之所以沒有獲得徹底勝利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為缺乏中國農民的廣泛支持與積極參與。
早在莊子之前，道家的鼻祖老子就用文字準確表達了中國人的自由觀。他說：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德經》第三章）
在老人家心目中，「無為」即自由。當然，他這裡所說的「無為」並不是讓人連地都別去種了，那人也就不復存在了。他指的是不要去強求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要有非份之想，這樣人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心安理得。
在他看來，兵慌馬亂的春秋時代是個典型的無道亂世，而理想社會是有道的，那怎樣才能有道呢？就得「法自然」，也就是無為而治。作為個人，只要人人做到「清靜無為」，接下來國家也就「無為而治」了。所以，「無為」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對統治者說的，要求他們不要過多地干預國人的生活，實行愚民政策，讓民智始終保持在一種無知、無欲的蒙昧狀態，讓他們吃飽喝足、身強力壯能為「君」所用就行了。這另一層含義則是希望老百姓能夠自覺地屏蔽視聽和良知，杜絕不良思想的侵蝕，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配合政府做個良民。
孔子也偶爾提及「無為而治」，但是孔子強調：其實現的前提是領導以身作則，而且僅限於堯舜這樣的特例。「清靜無為」一用到政治上，就成了全民大撒把，讓人類社會退回到叢林世界。這種虛無主義的處世態度，貫徹得最徹底的是莊子。莊子比老子走得更遠，他鼓吹絕對自由，遠離政治說教和規範禮儀，否定一切社會規則。對於越來越可怕的現實政治，他已經提不起任何的興趣了，他以玩世不恭的口吻調侃道：「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戰國時期的道家文化倡導者楊朱（陽生）則將老莊引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他把老莊那套假模假式的虛飾統統拋掉，將老子的「自然無為」搞成一場現實可行的運動，把莊子的「好死不如賴活著」升華到「貴己」的高度。他的說法來自莊子對儒墨的抨擊，莊子說：「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在宥》）有鑒於此，楊朱把「無為」之道說得更直白了，貫徹得更徹底了，照他的說法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大有兩千多年後胡適所說「爭你自由便是爭國家自由」的勁頭。這其實是對老子「小國寡民」，拒絕外部世界，「老死不相往來」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發揚。對於楊朱來說，第二句話是為第三句話的成立鋪路的，其實第一句話才是他的本意與核心。對於中國人而言，第一句話容易做到，第二句就難了。畢竟「不取」難，「無為」易。
道家的「無為」說穿了也就是一要多管閒事，二不要惹事生非，中國人個個自覺爭做良民，天下做太平了。而在這個「自掃庭院門前雪，休理他人瓦上霜」的世界裡，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國最大的自由主義者——皇帝。
兩千多年後，「現代聖人」（毛澤東）魯迅一眼看出了老子的心思——「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於太平。」（墳‧摩羅詩力說）說白了就是：只要人人都成了行屍走肉，天下就太平了。莊子就做得更絕了，他那句著名的「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就是對於老子精神最到位的詮釋，現在我們常掛在嘴邊的「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從這裡來的。在莊子看來，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吾喪我」，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這樣才能接近真道。他理想中最「真」的「人」是這樣的：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大宗師）
但在今天看來，恐怕只有美國恐佈影片《生化危機》中的喪屍才能達到這個層次。
魯迅曾於一九一八年在致許壽裳的一封信提到：「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周作人在《鄉村與道教思想》一文中也跟魯迅一樣認為中國人都是「道教徒」，他們這種說法其實是不對的，因為道家跟道教有很大區別，道家講虛無，基本上是無神論，所以他們才能放得開，做到無父無君，無法無天，心如槁木，形同禽獸。道教假借老子，宣揚的是怪力亂神，得道成仙。道教是「掛老莊羊頭，賣亂神狗肉」的關係。這和儒家「掛孔孟羊頭，賣法老狗肉」的做法如出一轍。
魯迅認為：「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的大半。」其實不然，在《西遊記》裡，多數道士都是陰險、邪惡的代名詞，道士不受指責，是因為明以後就衰落了，用地獄唬人的佛教徒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仙後的清心寡欲生活並不是多數中國人的夢想，但恐懼是誰都迴避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就改信佛教了）。「近現代，中國道教逐漸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宮觀殿堂變成了賺錢的場所，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謀生的手段，做道士成為一種職業。」所以，魯迅那個時代的人自然鮮有提及，但道家思想早就根植於我們心中。
道家文化不僅僅是屬於一個學派的，它和中國人的關係是水和魚的關係，道家文化是小農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它是中國農民的生存哲學，就像歐洲主流文化是希臘城邦文明的必然產物一樣。並不是因為有了老莊，才有了中國人的國民性，老莊不過是中國人的代言人，或者叫做中國農耕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樣的道理，並不是因為有了孔孟，才有了「仁義」，並不是因為有了申韓，才有了「暴政」，只不過是當時的學者按照自己的喜好這些古已有之的東西賦予自認為合適的邏輯與意義。儒家、道家、法家都拿古人說事，說辭卻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誰知道古人是什麼樣的，還不是自己說了算。東周列國的「托故改制熱」，其實都是知識階層借沒有文字記載的上古時代來說自己的事。孔子看到的是上古的禮，老子看到的上古的無為，莊子看到了上古的「真人」，韓非看到的上古的法制，連被孟子點名批判的楊朱也強調說他的為我哲學，也是跟上古時代學的。
正如莊子對大自然的由衷贊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義，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知北遊）。老莊的基因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存在於我們的靈魂深處而不是像我們對於孔孟那樣只是成天掛在嘴邊。
老子的終極理想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世外桃源」，即一種所謂的「小國寡民」原始部落狀態，人與人之間「至老死不相往來」。但兩千多年過去了，老子夢想的「人間仙境」始終是一個夢，他給國人開出的「無為」藥方非但沒有起到「成仙」的藥效，反而適得其反。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才剛剛有點老子所說的「安居樂業」狀態，那也不是「無為」帶來的，恰恰是為他老人家所深惡痛絕的「干政」爭來的。
熱愛「自由」的中國人當然希望自己能夠自由自在，為所欲為，但與道家的「貴己」、「重生」的價值觀一比，這種「自由」又變得可有可無了。正是這樣的「自由觀」造就了一個逆來順受，適應能力超強的民族。我們可以與任何一種匪夷所思的社會大環境有機地融為一體，只要這種大環境大到能夠無孔不入。但同時，我們「清靜無為」的惰性又可以同化任何一種截然不同的文明，變得跟我們先前一樣地渾濁不堪。
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的價值觀就是「活著」，哪怕像禽獸草木一樣活著。這一百年來，我們才逐漸發現，老莊所指出的無為之道並不通往自由，而是一條通向「禽獸」的道路。
道家的價值觀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文化發揮著巨大、有效的影響。老莊被許多自由主義者在潛意識裡奉為「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旗手，只不過他們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或是恥於承認這一點罷了。他們就像始終心平氣和的老子那樣，人家說了，願意等，哪怕再等一百年也要等來中國的「真民主」，並聲稱只有這樣等來的民主才是最健康的、最完美的。豈不知兩千多年前，老子也在等這個「天上的餡餅」，帝制時代人們稱之為仁政。但等了兩千年，中國人也沒等來老子的「小國寡民」。要不是一百年來終於有一撥血性的中國漢子耐不住性子，幾腳踢翻了這幫老道精心佈置用來自欺欺人的水陸道場，今天的我們還生活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帝制時代。一百年來發生在中國此起彼伏的革命過程其實就是中國人爭取做正常人、健康人的一個必經過程。
隨著西方照相技術的闖入，一些生活在清末和民國初年的中國人開始出現在最早的一批黑白相片中，我們也因此有幸目睹一百年前我們祖先的尊容。照片裡的男女一個個神情木訥、目光吊滯。尤其是女性，一雙可怕的小腳使得她看起來猶如懸空站立的僵屍，以至於今天不少的無知者們把一百年前的一些結婚照當成了曾在中國鄉村出現過的冥婚習俗的見證。從這些黑白照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心如槁木、對生活毫無奢望的冷漠民族的縮影，而這一切，要拜賜於我們老莊的悉心教化。
1886年，西班牙傳教士利馬第一次來到中國，他感歎道：「中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善於隱忍的民族，他們那麻木的、近乎吊滯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什麼叫無助和絕望。」而一百多年前，美國傳教士史密斯說他永遠也忘不掉中國人無所事事的「沈默」，他驚訝於中國人忍受精神苦難和肉體痛苦的能力，「他們可以在一個地方一動不動地坐很長時間」。
二、 善惡無間道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大宗師）
春秋時代持續了254年，而大大小小的戰爭發生了531次。持續260年的戰國時代，發生了大約430餘次的戰爭。
在這場破壞性的社會危機之中，莊子視儒墨二家為恬不知恥者，因為他覺得，像他們這般可笑的名份論爭並不能改善殘酷的社會現實——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在宥）
在莊子眼裡，世間的一切是沒有正邪之分的，所謂的善與惡只是人為的價值判斷，即所謂「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胠篋）。他說出了中國的一個從古至今的普遍現象，那就是小偷人人都恨，被逮到了是要被治罪、殺頭的；而那些「竊國大盜」們，不僅能成為能稱雄一方，還有人為他們唱讚歌。
老子早就說過：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如果說老子那會還有點無的放矢的味道，到了莊子的時代，道家終於找到了替罪羔羊，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儒墨兩家：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在宥）
但老莊顯然沒有看到或是故意混淆了這裡面的邏輯關係：正因為天下無道，黃帝、孔子他們才行仁義，而不是因為他們行仁行義才導致天下大亂的。暴君、盜賊之道是為私利，仁義之道是為正義，這是本質的不同。老莊只看到了人性中的惡，這種極端、偏激的說辭只可能出自一個被殘酷的現實嚇破膽的懦夫，而不是一個理性、正常的人，反應了老百姓在禮崩樂壞面前的恐懼、絕望與無助。「因噎廢食」是道家他們為「善惡無界限」辯護的一貫技倆，但同時也是他們的致命缺陷。
循著這個思路，道家把所有的社會問題歸於「有為」，在他們看來，有所得則必有所失，有所成則有所毀，只有自然無為才能無所失。善惡無間道的最終指向，最終還是回到了「無為」——「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在宥）在莊子看來，儒墨兩家介入世事，為此爭個你死我活不懂浪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而且毫無意義。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齊物論）
老先生說了這麼多的車軲轆話，無非是想說明世間本無是非，是庸人自擾。那我們到底怎樣做才對呢？我們的莊老先生說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說話乍一聽起來又好像是沒說，但經我仔細這麼一琢磨，總算是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來，喋喋不休去爭一個虛名毫無意義，賠上性命就更不值當了。
他的說辭乍一聽起來既全面又富有邏輯，無懈可擊，但他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即人既不是「天地」，也不是「萬物」，因為人長一張嘴不光是為了填飽肚子。
在莊子的心目中，爭一個是非曲直和追名逐利都是沒意義的，人世間根本就沒有好壞善惡之分，什麼都是無所謂的，但老人家也有做人的底線，那就是「活著」，哪怕像禽獸一樣地活著，因為「名利」跟小命一比就顯得無足輕重。他說：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駢拇）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大宗師）
而道家中最激進的楊朱學派也認為：除了保命之外，任何理念或價值體系，皆為次要的。而孟子批駁楊朱的一句激憤之語，戳穿了道家的層層偽裝，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楊氏為我，是無君也。……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
中國歷代大儒大都視老莊為流俗，大加鞭撻。魯迅所引述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並不新鮮，但他將中國人崇尚「厚黑」的根源歸咎於道家的看法當屬首創，他認為：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不為福光」。……然而人性豈能真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
他這段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看來，老莊的做秀成份很大，恬淡是他倆的幌子。正如楊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後一句不向天下索取是裝門面的。如果他真的什麼都不要，就沒必要出來說三道四了，早遁隱去了。道家是有做壞事的潛質的，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什麼是非之分、正邪之爭，有的只有自私（貴己）、活著（重生）。
人的大腦可以操控運動器官，卻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跳。所以，人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良心。這是一件人煩惱的事情，因為太多煩心的事會影響到自己的心情。有時候好像已經淡忘了一件事情，卻突然間又有心底隱隱作痛。所以，老子的後繼者張愛玲建議老百姓乾脆一堵良心的防火牆，以防範良心發現。這一來就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也就是說，平時遇時要冷靜、要理性，要三思而後行。衝動是魔鬼，什麼事忍一忍就過去了，有什麼事能讓你想不開呢？又不是沒飯吃。當然，更好的辦法就是未雨綢繆，防範於未然。正如張愛玲所說的：「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當然，能達到像這種自閉症患者層次的「正常人」為數不多，但至少在道家那裡這樣的人生境界就是榜樣，像陶淵明那樣在鬧市做一個隱士，在世事面前，閉上眼，轉過身，關閉視聽，積極、主動地維護社會穩定，不就沒有煩心事了嗎？
正是這種遇事「冷靜」，幾近於生理反應的自我保護功能，讓更多的中國人存活下來，而沒煉就這身本事的中國人就一個個被淘汰了，這就是中國式的「優勝劣汰」。
人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就這樣學乖了。從自覺執行信息屏蔽開始，直到在不義面前熟視無睹。學會這套本領的人在中國活下來，並繁衍後代。他們坦然生活在小我的世界裡，永遠自在、快活。
正是抱著這種「玩世不恭」的心態，張愛玲可以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背過臉去，無視現實，超越良知。但如同所有道家信徒一樣，張愛玲最終也會有一道做一底線，當然那不是什麼道義、良知，而是活著，所有的「調侃」到這裡就都嘎然而止了。所以，張愛玲天真地喊出「快樂無罪」的同時，也能很世故地叫囂：「出名要趁早啊！」道家既然「重生」、「貴己」，就不可能重義輕利。1944年，二十三歲的張愛玲與年長他十五歲的胡蘭成秘密結婚了。胡蘭成是當時上海地區最臭名昭著的漢奸文人，人生得風流倜儻，在偽政府也如魚得水。在張愛玲看來，沒有什麼比這後兩點更重要的了。
誰上臺都無所謂，只要能安享榮華富貴就行。五四新文化運動扯下儒家的遮羞布之後，他們乾脆扔掉無欲無求的救國幌子，赤裸裸地自私自利起來了。
在道家看來，儒家所界定的「聖人」根本就算不了什麼，他們像小醜一樣地在文化舞臺上蹦來跳去，而下面的老百姓卻照舊以道家方式有條不紊、悄無聲息地活著，人們嘴上不提老子，不提道家，但老子的基因就像水和空氣一樣，不可或缺，在莊子心目中，像老子這樣的，那才叫聖人，他說：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逍遙遊）
至人、神人、聖人，都是理想人格之別稱而已。他們不羈束於自己的存在（無己），自然而然沒有積極想要達成的功果（無功），並且不追求別人的稱讚與聲望（無名），以達到精神上的自由。但這種所謂的自由不過是禽獸、野人的自由，與社會中的人無涉。對名份的無所謂。
在老莊看來，無為即自由。但在我看來，老莊的無為之道並不通往自由，它只能通向奴役之路，通向萬劫不復的十八層地獄（在佛教教義中，無間即阿鼻地獄，為地獄裡墊底的一層）。
三、 老莊的雙刃劍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
老莊信徒貌似溫柔敦厚，其實他們都擁有一把雙刃劍，分別用於揮刀自宮與狗急跳牆。
先說揮刀自宮的這一面。
老子是中國第一個鼓動大伙揮刀自宮的大學者，他不僅口頭上說，還帶頭身體力行，他鼓勵中國男人們要「守雌」。《老子》第二十八章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奚。」即棄剛守柔，與人無爭。用他老人家的話來說這才是長勝之道——「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其實說白了就是自行閹割，但這是一把軟刀子，不僅不疼，得道的人還能從中找到某種尊嚴和幸福，而這正是老子的過人之處。人家不勞你上面來動手，免得自取其辱。先別管正義、良知這些沒用的東西，凡遇事先往後這麼一縮，對自己絕對沒害處，甚至還能化險為夷，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退一步海闊天空」。他之所以揶揄孔子愛多管閒事，瞎逞強，以卵擊石，以「仁政」顛沛流離，自討苦吃，皆源於此。
莊子說得就更到位了，他認為在亂世保全自己的最好辦法不是抗爭，而是做一頭「食以糠糟而錯之牢柙之中」（達生）的豬，或者乾脆做一隻「吾將曳尾於涂中」（秋水）的縮頭烏龜。
在亂世，老莊楊朱的影響深入人心。到了戰國末期，中國文化基本上已如屈原所說——「陰陽易位，時不當兮」（九章．涉江）
魯迅對孔子和老子有句很到位的總結：「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孔子之道是由內而外，即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也就是說人最終是要服務於外部世界，並受外部世界控制的；而老子則完全相反，他的意識是由外而內的。儘管他常常談及宇宙、大自然、政府這樣大的事物，但他最終的歸宿還是「小我」、「無為」，中國的隱士文化正是由此而來的。而正是中國人這樣逃避式的處世態度，縱容了中國歷朝歷代的苛政乃至暴政。
中國文化的變態之處正在於此，西方自由主義奠基人洛克的觀點就截然不同，他認為：如果政府超越或濫用政治契約中明確規定所授予的權威，這個政府就變為專制獨裁；這時人民就有權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我們的孔孟早在兩千多年前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但面對道家否定革命，認為革命會造成動亂、流血的指責，孔孟沒有進一步辯駁。而洛克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他們也可以根據同樣的理由說，老實人不可以反抗強盜或海賊，因為這會引起紛亂或流血，在這些場合倘發生任何危害，不應歸咎於防衛自己權利的人，而應歸咎於侵犯鄰人的權利的人。假使無辜的老實人必須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棄給對他施加強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們設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強暴和掠奪所構成，而且只是為了強盜和壓迫者的利益而維持和平，那麼世界上將存在什麼樣的一種和平。當羔羊不加抵抗地讓兇狠的狼來咬斷牠的喉嚨，誰會認為這是強弱之間值得讚許的和平呢。
在現實世界裡，要完全做到老子所說的「活僵屍」境界太難，但願做「太監」的卻大有人在，他們就是現實中離老莊大道最近的人。
再來說說那劍鋒的另一面——狗急跳牆。老莊「無為」，在大部份時間裡，他們都可以聽任暴君「率獸食人」而不作為，等到暴君壞事做盡，一切都無法挽回的時候，他們才會被迫發出最後的抱怨。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五章裡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老子常常自作多情地把自己放在為上邊出謀劃策的位置上，一心為統治者著想。這和孟子的主動出擊，始終把權力的約束與制衡作為為政的核心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孟子就曾對齊宣王明確表示：「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老子把中國人的國民性看得很透，因為他就是在敘述自己內心的想法。中國人信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價值觀，只有在連「賴活著」都無法保證時，才會鋌而走險，除此之外似乎都沒什麼好爭的，這就是所謂的「清靜」、「無為」的處世哲學。所以說，無論是老子、莊子還是楊朱，也不管他們把現實說得多麼地可怕和無趣，他們都有一道底線，那就是「重生」，即這世上最要緊的事就是活著，也就是說「好死不如賴活著」——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呢？人都祈求安生、長壽，故人人怕死。當人因生計、身體與尊嚴受到嚴重威脅，連死都不怕之時，他就必生非份之想，必行非份之事。一旦怕死的底線被突破，中國人便是另一副可怕的面孔。
中國文化偏陰柔這沒錯，但老子在揮刀自宮、自欺欺人之後，也放出過一句狠話，這就是那句著名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人家的言外之意是：你再怎麼玩老子，弄老子，老子都能扛，但你至少得給老子留條活路——兔子逼急了還咬人呢。而這就是劍鋒的另一面——嗜血的瘋狂。
我們從道家文化的發揚光大者楊朱在戰國受歡迎程度就可以看出，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如果沒有痛苦、死亡、家庭或者地獄的牽絆與顧慮，國人將變得無法無天，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歷朝歷代那些走投無路的飢民所爆發出來的驚人獸性和破壞力就連最殘暴的暴君都是膽寒。面對這一可怕現實，老子也發出過最怨婦般的抱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並因此為君王感到了深深的憂慮：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老子這兩句話顯然都是在提醒統治者，是幫他們出點子，拿主意，這就好像有人對一個牧羊人說：如果你不管好你的羊群，他們就會撤野的。說白了，老子根本就沒把老百姓當人看，而是把他們當作一種既可以利用又必須防範的資源；法家也是這樣的，這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為政理念有著天淵之別。老子這兩句怨言潛台詞是：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讓老百姓怕死，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中國人一旦不怕死了就不好辦了。所以，歷代統治都不約而同地達成了某種默契和共識，即要讓老百姓貪生怕死，也就是說好歹也要說人家留條活路，如果把老百姓迫到連死都不怕的地步，這時你再拿死亡來威脅他們也就沒用了，社會就亂了，政府也就完蛋了。但中國歷代執政者因為無能又做不到，或者是出於私利不願意做到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於是就只能在殺人的手段上做文章，凌遲、連坐、車裂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酷刑就這樣誕生了。其根本目的就是讓人怕死。從歷朝歷代的各種匪夷所思的酷刑到毫無理性的連坐、滅九族、滅十族，再到隋唐大興佛教，用地獄嚇唬人（就算你不怕死，也要讓你害怕死後下油鍋），都是執政者試圖賦予這個務實的民族以敬畏之心。
即便是殺人的劊子手，也不是誰都可以當的，老子說了，殺人也是有講究的——「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這句話可謂一箭雙雕，即是說給執政者聽的，更是說給老百姓聽的，這大概就是「不管州官放火，只管百姓點燈」的最早版本，與法家可謂殊途同歸。有所不同的是，人家老子不僅自願當奴才，而且要堂堂正正地當。
很多西方人常常詫異於中國人的隱忍和兇殘感到不可思議，這是因為他們滿腦子都塞滿了孔孟之道就等於中國文化的概念，根本沒有思想到道家文化才是中國人不可或缺的水和空氣。
《道德經》洋洋灑灑一千多字，一語弊之——安守本份，必不因非份而失德。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一個有「道德」的奴才，以及如何充滿自信地做「烏龜」、「王八蛋」。從表面上看，老子的為政理念與韓非鼓勵統治者做「缺德」君王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在為一個目標服務，殊途同歸。
在法家、道家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太監文化和太監人格就誕生了。不信來看看，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太監，哪個不是集奴顏媚骨與心狠手辣於一身？按說太監自殘傷生是不符合道家的「貴己」理念的，但如果只是在精神上自殘、去勢就容易說得過去了。閹人不是東西這是毫無疑問，敢為他們說好話的不多，因為太監身心俱殘太明顯了，但為「閹黨」、「奸臣」、「漢奸」說好話的卻大有人在。
顯而易見，聯手打造出道家這把雙刃劍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的君王和臣民，君民互勤，缺一不可。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老子）
從古至今，這世上沒幾個人會對苛政天然有好感的。孔子罵「苛政猛於虎」，老子也並非天生就是受虐狂，他也幻想著帝王能夠施仁政來著，但他更看重的是穩定。老人家所擔心的是萬一有人打著為民施仁政的旗號犯上作亂怎麼辦？乾脆，您也別施什麼仁政了，咱也指望不上，您就當我是一條野狗，別理我就成，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王」。中國所有的壞制度都是讓道家信徒給「慣」出來的。在苛政和暴政面前，孔子的選擇是理性地直面，他要求弟子「以直報怨」；而老子的選擇是非理性地背過臉去，即便是挨了人家一巴掌還是賠笑臉。他對圍觀者的解釋與兩千多年後的「阿Q」驚人地相似，他倆都是最終的勝利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今天的「老子」則從西學中找到了制勝的法寶：
莊子家很窮，用現的話來說也應該算是貧苦出身了，《外物》中有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但他死也不出來做官，按他的說法是避免被捲入喧囂和庸人自擾之中，不成為別人的犧牲品。他以為自己做到了一生不被別人利用，但他的「無為」恰恰被無道統治者所利用，人士都自覺抑制良知了，都沒人反對自己了，統治者就可以為所欲為了。而事實上，道家一直努力做的就是這樣的傻事。
如果道家這樣一直用充滿雌性的目光地注視著父王，用飽含母性的話語諄諄教導著臣子也就罷了，那麼老莊只不過是兩個怕事的良民形象。道家最變態的地方在於他們對於破壞社會穩定者的刻骨讎恨，別看老子一副寬厚長者的形象，可誰要是破壞了他心目中的和諧，他就跟誰急——
只要老百姓怕死，一切社會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那就用死來嚇唬他們，即便遇上「一小撮」不怕死的「反動份子」也不打緊，殺了就是，殺雞儆猴，以儆傚尤，如此一來，誰還敢犯上作亂？
兩千多年後，由我們老實巴交的北方農民所組成的義和團師兄對於「奇技淫巧」的憤怒不亞於他們的老子當年對於「為奇者」的憤怒，他們甚至對只不過擁有洋筆（鉛筆）和洋火（火柴）的同胞都要斬盡殺絕。
老子怕吵，怕亂，喜歡「靜」，申不害也崇尚「靜」，在他們看來，穩定壓倒一切。老子認為，要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首先要「使民常畏死」，這樣一來，「一小撮」膽大妄為的「壞人」就被孤立了。如果還有人不安於現狀，犯上作亂怎麼辦？韓非說：「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甭別他們客氣。老子更不是善茬，早在韓非之前，他就磨刀霍霍，放出過比這更狠的話來，一旦有「唯恐亂天下不亂」的人破壞了他的「清靜」生活，他就會兇相畢露，慫恿政府大開殺戒：「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敦敢！」在關於殺人的學問方面，韓非之流也是老子的兒子。
道家厭惡政治是毫無疑問的，但要說申不害、韓非他們是愚民暴政的始作俑者就完全錯了，其實老子才是愚民暴政的鼻祖。《道德經》五千言，充斥著「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內容，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大秦帝國和文化大革命的都是這招。老子提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使人民不往遠處遷移，從秦始皇到朱元璋再到毛澤東都是這麼幹的。老子還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就是說不讓人民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使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填飽肚子後人就會有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想法。老子真是考慮得太周到了，甚至都有些多慮了，因為現在中國人就用著許多先進工具，他們在精神上也沒見得有太多的想法。老子的理論基礎叫「實其腹」，只要把中國人的肚子填飽就行了，相當於今天政府常掛在嘴邊的「生存權」。不讓他們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政策就是這個目的。不給他們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文革中的停課鬧革命也是出於這個考慮。《道德經》八十一章明白無誤地告訴中國的執政者們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了：一件是自己扮傻，另一件是把臣民搞傻，帝王裝得無欲無為，把臣弄得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在老子看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在他潛意識裡，根本沒把人當人看。老子的這一基本治國理念最終成為法家暴政文化的理論基礎。韓國政治家申不害就希望君王們要掌握「裝傻」的「(權)術」，這樣天下就能無為而治了，君王最終才能達到「獨視，獨聽，獨斷」的獨裁境界。而他的同胞兼同志韓非則完全模仿老子的語氣，更看重的是如何把老百姓弄傻，逼傻，他說得就更坦率了——「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在愚民的策略問題上，他完全學老子的腔調——「故讉賢去知，治之數也」（韓非子‧禁使）
不過，老子所提及的一定要被「絕」的「學」和「知」，當然不是指農業知識和農活技巧，否則連他所謂的「實其腹」這一基礎也做不到了。「絕聖棄智」也不是指不要指有的聖入和智慧，否則他老子就應該自殺了。而事實上，後世的兩位「聖人」——秦始皇和毛澤東也不是什麼書都燒，什麼儒都埋，比如醫書和醫生就不能缺，否則老人家病了找誰去啊。老人家所指的「書」是指離經叛道啟發人心智的書，就像閣下正在看的這本書，即便在當下被許多學者盛讚為「五千年來最好時代」的中國也絕對沒有公開出版發行的可能，因為這本書裡面有太多老子要禁的「知」和「智」。兩千多年來，經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抗爭，老子最初開出的禁書範圍雖然有所收窄，但「尊君卑臣」的底線始終巋然不動。儘管這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統治者們的共同心願，但似乎只有文革中的中國老百姓才最大程度地做到了這一點。即便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聽鄧麗君的歌也是一種罪過，說那是「靡靡之音」。
跟法家不同的是，法家只給皇帝支招，但老子還幫皇帝給老百姓「去勢」，而且還讓他們心甘情願地「自宮」，他教會了中國老百姓在亂世苟活的訣竅——「難得糊塗」，兩千多年的官民互動最終鍛造出一個民族的扭曲性格，正如深得道家精髓的張愛玲以「無間道」的口吻所總結的：
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發現，後來出現的墨家文化也是源自道家，兩者均為農耕文化的產物。其創始人墨翟的觀點同樣出於小農的非理性和鼠目寸光。中國農民守著一畝三分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問題自然務實、短視，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在的帝國跟他們沒有任何的關係——「帝力於我何有哉」，他們對那些不著邊際的事情毫不關心。
但後來城市出現了——「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訓）。自然而然地，就有些農民開始進城打工。因為離君王近，所以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帝力」的存在，態度立馬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但他所做出的第一反應與他們先前的政治冷漠同樣務實極端。中國城市手工業者的代言人墨翟就斬釘截鐵地表態說：「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而在這一大前提下，就算墨翟扎他所倡導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說得再楚楚動人，在現實中也是蒼白無力的。他這基本觀點與法家代言人韓非所說的「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子‧主道）如出一轍，而事實上，法家學說就借鑒了不少「墨家之法」。
韓非說「世之顯學，儒墨也」，也就是墨家在整個戰國時期都名聲昌隆，而不像儒家和道家那樣起起伏伏。墨子說過這樣的話，「雖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墨子‧大取），「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不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貴義）現在看來，他這番話絕非誇大其詞，因為墨家的影響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骨髓。
按說道家跟墨家的許多觀點相左，對誰都不待見的莊子卻單單對墨翟讚賞有嘉，誇他是「才士」，而爬上政壇的一個道家學派——黃老學派更是褒揚墨家。關注中國文化的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始終沒能夠看清楚中國文化的底色，但他對於墨家的點評還是比較到位的。他認為，在中國的城市裡，工匠的同業公會彼此競爭以向皇帝爭寵，而從來沒有試著聯合起來爭取更多政治權利。（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
與楊朱的極端個人主義不同的是，墨翟的思想看似走向了另外一個端極——放棄「小我」、「小家」，其實兩者均同出一源，所以，後來奉行「中庸之道」的孟子要各打他倆五十大板。為什麼孟子反對墨子，是因為他知道墨子這套誇誇其談的東西是違背理性的，違背良心，違背客觀規律的，是做不到。，即便是人為地強行做到了，最後也只能是一場悲劇收場，毛澤東在中國發起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以及那場鼓勵子女大義滅親與反動父母劃清界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孟子有一句到位的總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當時孟子給他們一人扣一頂時尚的「大帽子」，罵兩人一個無父（墨翟），一個無君（楊朱），都是禽獸。
以申不害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是當時的另一大學術門派，他們的主張看似專門針對滿腦子道家意識的中國人，而事實上，道家與法家是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的，從苛政的縱容者到暴政的衛道士不過是一線之隔。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做不成主子，便是奴才；不是仰臉的橫打，就是低頭的順受。只不過像申不害、韓非的「政治覺悟」這般高的奴才還不多見，人家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不怕解剖自己，敢於抽自己大嘴巴。但即便是政治覺悟不高的道家信徒，只要他們掌了權，自然而然就成了法家，因為道家和法家的文化根源都是鄉願情結和極端個人主義。中國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大太監魏忠賢，從他對當朝皇帝的溫柔體貼到他對異己實施可怕的報復手段可以看出，太監的隱忍與狠毒其實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這是一個人在長期壓抑下的必然結果。從受虐狂的平靜到施虐狂的爆發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即便是生理上也需要這種發泄，這就是道家扭曲、變態的雙重人格，而暴政又加劇了這種變態，用現代的說法就是精神分裂，人格分裂。
在法家看來，中國人天生就是個人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如果沒有痛苦、死亡、家庭或地獄的牽絆與顧慮，他們將會毫無疑問地變得無法無天，做出各種傷天害理的事來。所以歷代統治都不約而同地達成了某種默契和共識，在折磨中國人的手段上大做文章。從隋唐大興佛教，到歷朝歷代的各種匪夷所思的酷刑到毫無人性的連坐、滅九族、滅十族，再到大興佛教，都是執政者試圖賦予這個篤信老莊楊朱的民族以敬畏之心。
於是，申不害、韓非等皇權體制內的衛道士們就發明了一套對付這群自律意識低下者的法寶——暴政，他們堅信，道家信仰者們這種非理性的忍讓和後退是必須是建立在強大的現實壓力下才能實現。老子面對殘酷的現實說過一句大實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現實就是這麼無奈，怎麼辦呢？執政者首先就得讓老百姓怕死，那如何讓老百姓怕死呢？老子的做法就是建議執政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同時鎮壓一批犯罪份子（包括政治犯），即所謂的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法制建設。而韓非則是慫恿君王動用嚴刑峻法，甭跟老百姓客氣。兩千多年來，歷代帝王都嘗試過這兩種治國之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例外，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做法。在中國慢慢的歷史長河上，卻唯獨沒實踐過孔孟之道。
在《史記》中，司馬遷特意把老莊申韓一起合傳，在我看來，實在應該把墨翟也算進去。如果說道家文化是農民的哲學，那麼墨家文化就是進城農民的哲學，而法家文化則是做了城管的農民的哲學。他們在一起構建了中國農耕文化的基石。相比而言，孔孟之道則接近於古希臘城邦的「公民意識」，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一個好的公民，應該既有能力去統治，也有能力被統治，這種雙向的能力是一個公民的美德。」（政治學）而變態的道家文化只能孕育出既不會統治，也不會被統治的草民。
中國極權制度之所以得以長期存在，更多的原因是老百姓於兩害取其輕的考慮——他們既害怕國家機器，也害怕走投無路的同胞。在他們看來，軍隊和警察不過是栓上項圈的惡狗，但畢竟比那些失控的野狗（飢民）、瘋狗（暴民）要好些。他們無法改變社會現狀，沈默是種無奈的選擇。千百年來，中國人不是非理性地沈默，就是非理性地爆發，歷史的鐘擺從一個極端搖到另一個極端，孔孟的中庸之道一天也沒有在中華大地上實行過。中國人活得稀里糊塗，死得不明不白，歷朝歷代的老百姓不是一群冤魂，就是一群餓殍，淒慘地遊蕩在歷史的曠野中。國人的愚昧和暴戾現在看來不是可恨，而是叫人同情，令人心酸。人們永遠弄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去弄清楚現實背後的真相，正因為不知災難的根源，人們就只能憑感覺，如浮游生物般默默地承受一個個接踵而至的災難。如果幸運地遇上「明主」，就湊合著過上幾天「好日子」；遇上昏君、暴君，就度日如年，如草芥般死去，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揭竿而起，走向自我毀滅，一荏接一荏，如山野間自生自滅的野草。如果天下安定，皇帝就會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百姓受苦；如果國家滅亡就會戰禍不斷，百姓同樣受苦。道家文化造成的惡果，在異族屠城之後建立起來的元帝國那裡表現得尤其突出。在元朝廷做官的漢族士大夫張養浩因此發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感慨（《山坡羊‧潼關懷古》），這與陳草庵的「興，也任他；亡，也任他「」（《山坡羊‧歎世》）興趙慶善的「山，空自愁；河，空自流」（《長安懷古》）與楊慎的「是非成敗轉頭空」（臨江仙）都是一樣的，都是源於道家的「清靜無為」。而這一切既是結局，也是開始。歷史上所閃現過的所謂「盛世」，到頭來不過是漫漫長夜裡的曇花一現，美夢一場。
中國取得最大進步的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只有不斷擺脫陰闇、醜惡的道家文化的麻醉和束縛，才能贏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擺脫太監、草芥般的可悲命運，做一個堂堂正正，有尊嚴的中國人。
老子把中國人的國民性看得很透，因為他就是在敘述自己內心的想法。中國人信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價值觀，只有在連「賴活著」都無法保證時，才會鋌而走險，除此之外似乎都沒什麼好爭的，這就是所謂的「清靜」、「無為」的處世哲學。所以說，無論是老子、莊子還是楊朱，也不管他們把現實說得多麼地可怕和無趣，他們都有一道底線，那就是「重生」，即這世上最要緊的事就是活著，也就是說「好死不如賴活著」——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呢？人都祈求安生、長壽，故人人怕死。當人因生計、身體與尊嚴受到嚴重威脅，連死都不怕之時，他就必生非份之想，必行非份之事。一旦怕死的底線被突破，中國人便是另一副可怕的面孔。
中國文化偏陰柔這沒錯，但老子在揮刀自宮、自欺欺人之後，也放出過一句狠話，這就是那句著名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人家的言外之意是：你再怎麼玩老子，弄老子，老子都能扛，但你至少得給老子留條活路——兔子逼急了還咬人呢。而這就是劍鋒的另一面——嗜血的瘋狂。
我們從道家文化的發揚光大者楊朱在戰國受歡迎程度就可以看出，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如果沒有痛苦、死亡、家庭或者地獄的牽絆與顧慮，國人將變得無法無天，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歷朝歷代那些走投無路的飢民所爆發出來的驚人獸性和破壞力就連最殘暴的暴君都是膽寒。面對這一可怕現實，老子也發出過最怨婦般的抱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並因此為君王感到了深深的憂慮：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老子這兩句話顯然都是在提醒統治者，是幫他們出點子，拿主意，這就好像有人對一個牧羊人說：如果你不管好你的羊群，他們就會撤野的。說白了，老子根本就沒把老百姓當人看，而是把他們當作一種既可以利用又必須防範的資源；法家也是這樣的，這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為政理念有著天淵之別。老子這兩句怨言潛台詞是：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讓老百姓怕死，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中國人一旦不怕死了就不好辦了。所以，歷代統治都不約而同地達成了某種默契和共識，即要讓老百姓貪生怕死，也就是說好歹也要說人家留條活路，如果把老百姓迫到連死都不怕的地步，這時你再拿死亡來威脅他們也就沒用了，社會就亂了，政府也就完蛋了。但中國歷代執政者因為無能又做不到，或者是出於私利不願意做到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於是就只能在殺人的手段上做文章，凌遲、連坐、車裂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酷刑就這樣誕生了。其根本目的就是讓人怕死。從歷朝歷代的各種匪夷所思的酷刑到毫無理性的連坐、滅九族、滅十族，再到隋唐大興佛教，用地獄嚇唬人（就算你不怕死，也要讓你害怕死後下油鍋），都是執政者試圖賦予這個務實的民族以敬畏之心。
即便是殺人的劊子手，也不是誰都可以當的，老子說了，殺人也是有講究的——「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這句話可謂一箭雙雕，即是說給執政者聽的，更是說給老百姓聽的，這大概就是「不管州官放火，只管百姓點燈」的最早版本，與法家可謂殊途同歸。有所不同的是，人家老子不僅自願當奴才，而且要堂堂正正地當。
很多西方人常常詫異於中國人的隱忍和兇殘感到不可思議，這是因為他們滿腦子都塞滿了孔孟之道就等於中國文化的概念，根本沒有思想到道家文化才是中國人不可或缺的水和空氣。
《道德經》洋洋灑灑一千多字，一語弊之——安守本份，必不因非份而失德。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一個有「道德」的奴才，以及如何充滿自信地做「烏龜」、「王八蛋」。從表面上看，老子的為政理念與韓非鼓勵統治者做「缺德」君王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在為一個目標服務，殊途同歸。
在法家、道家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太監文化和太監人格就誕生了。不信來看看，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太監，哪個不是集奴顏媚骨與心狠手辣於一身？按說太監自殘傷生是不符合道家的「貴己」理念的，但如果只是在精神上自殘、去勢就容易說得過去了。閹人不是東西這是毫無疑問，敢為他們說好話的不多，因為太監身心俱殘太明顯了，但為「閹黨」、「奸臣」、「漢奸」說好話的卻大有人在。
顯而易見，聯手打造出道家這把雙刃劍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的君王和臣民，君民互勤，缺一不可。
四、 從苛政的縱容者到暴政的衛道士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老子）
從古至今，這世上沒幾個人會對苛政天然有好感的。孔子罵「苛政猛於虎」，老子也並非天生就是受虐狂，他也幻想著帝王能夠施仁政來著，但他更看重的是穩定。老人家所擔心的是萬一有人打著為民施仁政的旗號犯上作亂怎麼辦？乾脆，您也別施什麼仁政了，咱也指望不上，您就當我是一條野狗，別理我就成，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王」。中國所有的壞制度都是讓道家信徒給「慣」出來的。在苛政和暴政面前，孔子的選擇是理性地直面，他要求弟子「以直報怨」；而老子的選擇是非理性地背過臉去，即便是挨了人家一巴掌還是賠笑臉。他對圍觀者的解釋與兩千多年後的「阿Q」驚人地相似，他倆都是最終的勝利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今天的「老子」則從西學中找到了制勝的法寶：
（我們要做的）不是以惡的德性來對抗惡的法律，而是以一個好公民的美德支撐著我們如何面對一個不義的法律，甚至如何面對一個腐敗的城邦（強世功：《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
莊子家很窮，用現的話來說也應該算是貧苦出身了，《外物》中有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但他死也不出來做官，按他的說法是避免被捲入喧囂和庸人自擾之中，不成為別人的犧牲品。他以為自己做到了一生不被別人利用，但他的「無為」恰恰被無道統治者所利用，人士都自覺抑制良知了，都沒人反對自己了，統治者就可以為所欲為了。而事實上，道家一直努力做的就是這樣的傻事。
如果道家這樣一直用充滿雌性的目光地注視著父王，用飽含母性的話語諄諄教導著臣子也就罷了，那麼老莊只不過是兩個怕事的良民形象。道家最變態的地方在於他們對於破壞社會穩定者的刻骨讎恨，別看老子一副寬厚長者的形象，可誰要是破壞了他心目中的和諧，他就跟誰急——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只要老百姓怕死，一切社會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那就用死來嚇唬他們，即便遇上「一小撮」不怕死的「反動份子」也不打緊，殺了就是，殺雞儆猴，以儆傚尤，如此一來，誰還敢犯上作亂？
兩千多年後，由我們老實巴交的北方農民所組成的義和團師兄對於「奇技淫巧」的憤怒不亞於他們的老子當年對於「為奇者」的憤怒，他們甚至對只不過擁有洋筆（鉛筆）和洋火（火柴）的同胞都要斬盡殺絕。
老子怕吵，怕亂，喜歡「靜」，申不害也崇尚「靜」，在他們看來，穩定壓倒一切。老子認為，要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首先要「使民常畏死」，這樣一來，「一小撮」膽大妄為的「壞人」就被孤立了。如果還有人不安於現狀，犯上作亂怎麼辦？韓非說：「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甭別他們客氣。老子更不是善茬，早在韓非之前，他就磨刀霍霍，放出過比這更狠的話來，一旦有「唯恐亂天下不亂」的人破壞了他的「清靜」生活，他就會兇相畢露，慫恿政府大開殺戒：「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敦敢！」在關於殺人的學問方面，韓非之流也是老子的兒子。
道家厭惡政治是毫無疑問的，但要說申不害、韓非他們是愚民暴政的始作俑者就完全錯了，其實老子才是愚民暴政的鼻祖。《道德經》五千言，充斥著「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內容，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大秦帝國和文化大革命的都是這招。老子提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使人民不往遠處遷移，從秦始皇到朱元璋再到毛澤東都是這麼幹的。老子還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就是說不讓人民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使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填飽肚子後人就會有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想法。老子真是考慮得太周到了，甚至都有些多慮了，因為現在中國人就用著許多先進工具，他們在精神上也沒見得有太多的想法。老子的理論基礎叫「實其腹」，只要把中國人的肚子填飽就行了，相當於今天政府常掛在嘴邊的「生存權」。不讓他們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政策就是這個目的。不給他們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文革中的停課鬧革命也是出於這個考慮。《道德經》八十一章明白無誤地告訴中國的執政者們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了：一件是自己扮傻，另一件是把臣民搞傻，帝王裝得無欲無為，把臣弄得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在老子看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在他潛意識裡，根本沒把人當人看。老子的這一基本治國理念最終成為法家暴政文化的理論基礎。韓國政治家申不害就希望君王們要掌握「裝傻」的「(權)術」，這樣天下就能無為而治了，君王最終才能達到「獨視，獨聽，獨斷」的獨裁境界。而他的同胞兼同志韓非則完全模仿老子的語氣，更看重的是如何把老百姓弄傻，逼傻，他說得就更坦率了——「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在愚民的策略問題上，他完全學老子的腔調——「故讉賢去知，治之數也」（韓非子‧禁使）
不過，老子所提及的一定要被「絕」的「學」和「知」，當然不是指農業知識和農活技巧，否則連他所謂的「實其腹」這一基礎也做不到了。「絕聖棄智」也不是指不要指有的聖入和智慧，否則他老子就應該自殺了。而事實上，後世的兩位「聖人」——秦始皇和毛澤東也不是什麼書都燒，什麼儒都埋，比如醫書和醫生就不能缺，否則老人家病了找誰去啊。老人家所指的「書」是指離經叛道啟發人心智的書，就像閣下正在看的這本書，即便在當下被許多學者盛讚為「五千年來最好時代」的中國也絕對沒有公開出版發行的可能，因為這本書裡面有太多老子要禁的「知」和「智」。兩千多年來，經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抗爭，老子最初開出的禁書範圍雖然有所收窄，但「尊君卑臣」的底線始終巋然不動。儘管這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統治者們的共同心願，但似乎只有文革中的中國老百姓才最大程度地做到了這一點。即便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聽鄧麗君的歌也是一種罪過，說那是「靡靡之音」。
跟法家不同的是，法家只給皇帝支招，但老子還幫皇帝給老百姓「去勢」，而且還讓他們心甘情願地「自宮」，他教會了中國老百姓在亂世苟活的訣竅——「難得糊塗」，兩千多年的官民互動最終鍛造出一個民族的扭曲性格，正如深得道家精髓的張愛玲以「無間道」的口吻所總結的：
中國人笑嘻嘻說「這孩子真傻」，是誇獎他的聰明。「忠厚乃無用之別名」，可同時中國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機靈，鋒芒太露是危險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裝傻。（《中國人的宗教》）
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發現，後來出現的墨家文化也是源自道家，兩者均為農耕文化的產物。其創始人墨翟的觀點同樣出於小農的非理性和鼠目寸光。中國農民守著一畝三分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問題自然務實、短視，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在的帝國跟他們沒有任何的關係——「帝力於我何有哉」，他們對那些不著邊際的事情毫不關心。
但後來城市出現了——「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訓）。自然而然地，就有些農民開始進城打工。因為離君王近，所以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帝力」的存在，態度立馬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但他所做出的第一反應與他們先前的政治冷漠同樣務實極端。中國城市手工業者的代言人墨翟就斬釘截鐵地表態說：「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而在這一大前提下，就算墨翟扎他所倡導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說得再楚楚動人，在現實中也是蒼白無力的。他這基本觀點與法家代言人韓非所說的「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韓非子‧主道）如出一轍，而事實上，法家學說就借鑒了不少「墨家之法」。
韓非說「世之顯學，儒墨也」，也就是墨家在整個戰國時期都名聲昌隆，而不像儒家和道家那樣起起伏伏。墨子說過這樣的話，「雖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墨子‧大取），「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不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貴義）現在看來，他這番話絕非誇大其詞，因為墨家的影響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骨髓。
按說道家跟墨家的許多觀點相左，對誰都不待見的莊子卻單單對墨翟讚賞有嘉，誇他是「才士」，而爬上政壇的一個道家學派——黃老學派更是褒揚墨家。關注中國文化的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始終沒能夠看清楚中國文化的底色，但他對於墨家的點評還是比較到位的。他認為，在中國的城市裡，工匠的同業公會彼此競爭以向皇帝爭寵，而從來沒有試著聯合起來爭取更多政治權利。（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
與楊朱的極端個人主義不同的是，墨翟的思想看似走向了另外一個端極——放棄「小我」、「小家」，其實兩者均同出一源，所以，後來奉行「中庸之道」的孟子要各打他倆五十大板。為什麼孟子反對墨子，是因為他知道墨子這套誇誇其談的東西是違背理性的，違背良心，違背客觀規律的，是做不到。，即便是人為地強行做到了，最後也只能是一場悲劇收場，毛澤東在中國發起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以及那場鼓勵子女大義滅親與反動父母劃清界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孟子有一句到位的總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當時孟子給他們一人扣一頂時尚的「大帽子」，罵兩人一個無父（墨翟），一個無君（楊朱），都是禽獸。
以申不害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是當時的另一大學術門派，他們的主張看似專門針對滿腦子道家意識的中國人，而事實上，道家與法家是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的，從苛政的縱容者到暴政的衛道士不過是一線之隔。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做不成主子，便是奴才；不是仰臉的橫打，就是低頭的順受。只不過像申不害、韓非的「政治覺悟」這般高的奴才還不多見，人家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不怕解剖自己，敢於抽自己大嘴巴。但即便是政治覺悟不高的道家信徒，只要他們掌了權，自然而然就成了法家，因為道家和法家的文化根源都是鄉願情結和極端個人主義。中國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大太監魏忠賢，從他對當朝皇帝的溫柔體貼到他對異己實施可怕的報復手段可以看出，太監的隱忍與狠毒其實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這是一個人在長期壓抑下的必然結果。從受虐狂的平靜到施虐狂的爆發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即便是生理上也需要這種發泄，這就是道家扭曲、變態的雙重人格，而暴政又加劇了這種變態，用現代的說法就是精神分裂，人格分裂。
在法家看來，中國人天生就是個人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如果沒有痛苦、死亡、家庭或地獄的牽絆與顧慮，他們將會毫無疑問地變得無法無天，做出各種傷天害理的事來。所以歷代統治都不約而同地達成了某種默契和共識，在折磨中國人的手段上大做文章。從隋唐大興佛教，到歷朝歷代的各種匪夷所思的酷刑到毫無人性的連坐、滅九族、滅十族，再到大興佛教，都是執政者試圖賦予這個篤信老莊楊朱的民族以敬畏之心。
於是，申不害、韓非等皇權體制內的衛道士們就發明了一套對付這群自律意識低下者的法寶——暴政，他們堅信，道家信仰者們這種非理性的忍讓和後退是必須是建立在強大的現實壓力下才能實現。老子面對殘酷的現實說過一句大實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現實就是這麼無奈，怎麼辦呢？執政者首先就得讓老百姓怕死，那如何讓老百姓怕死呢？老子的做法就是建議執政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同時鎮壓一批犯罪份子（包括政治犯），即所謂的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法制建設。而韓非則是慫恿君王動用嚴刑峻法，甭跟老百姓客氣。兩千多年來，歷代帝王都嘗試過這兩種治國之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例外，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做法。在中國慢慢的歷史長河上，卻唯獨沒實踐過孔孟之道。
在《史記》中，司馬遷特意把老莊申韓一起合傳，在我看來，實在應該把墨翟也算進去。如果說道家文化是農民的哲學，那麼墨家文化就是進城農民的哲學，而法家文化則是做了城管的農民的哲學。他們在一起構建了中國農耕文化的基石。相比而言，孔孟之道則接近於古希臘城邦的「公民意識」，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一個好的公民，應該既有能力去統治，也有能力被統治，這種雙向的能力是一個公民的美德。」（政治學）而變態的道家文化只能孕育出既不會統治，也不會被統治的草民。
中國極權制度之所以得以長期存在，更多的原因是老百姓於兩害取其輕的考慮——他們既害怕國家機器，也害怕走投無路的同胞。在他們看來，軍隊和警察不過是栓上項圈的惡狗，但畢竟比那些失控的野狗（飢民）、瘋狗（暴民）要好些。他們無法改變社會現狀，沈默是種無奈的選擇。千百年來，中國人不是非理性地沈默，就是非理性地爆發，歷史的鐘擺從一個極端搖到另一個極端，孔孟的中庸之道一天也沒有在中華大地上實行過。中國人活得稀里糊塗，死得不明不白，歷朝歷代的老百姓不是一群冤魂，就是一群餓殍，淒慘地遊蕩在歷史的曠野中。國人的愚昧和暴戾現在看來不是可恨，而是叫人同情，令人心酸。人們永遠弄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去弄清楚現實背後的真相，正因為不知災難的根源，人們就只能憑感覺，如浮游生物般默默地承受一個個接踵而至的災難。如果幸運地遇上「明主」，就湊合著過上幾天「好日子」；遇上昏君、暴君，就度日如年，如草芥般死去，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揭竿而起，走向自我毀滅，一荏接一荏，如山野間自生自滅的野草。如果天下安定，皇帝就會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百姓受苦；如果國家滅亡就會戰禍不斷，百姓同樣受苦。道家文化造成的惡果，在異族屠城之後建立起來的元帝國那裡表現得尤其突出。在元朝廷做官的漢族士大夫張養浩因此發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感慨（《山坡羊‧潼關懷古》），這與陳草庵的「興，也任他；亡，也任他「」（《山坡羊‧歎世》）興趙慶善的「山，空自愁；河，空自流」（《長安懷古》）與楊慎的「是非成敗轉頭空」（臨江仙）都是一樣的，都是源於道家的「清靜無為」。而這一切既是結局，也是開始。歷史上所閃現過的所謂「盛世」，到頭來不過是漫漫長夜裡的曇花一現，美夢一場。
中國取得最大進步的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只有不斷擺脫陰闇、醜惡的道家文化的麻醉和束縛，才能贏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擺脫太監、草芥般的可悲命運，做一個堂堂正正，有尊嚴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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