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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155) 林一鳴:〈香港兩成青年是內地人?〉

林一鳴:〈香港兩成青年是內地人?〉
載《東周刊》第765期,2018年4月25日,頁74。

林一鳴,本地資深股市及樓市投資者,重點研究波浪理論、財技和投資心理學等,擅長用故事形式比喻市況和分析經濟熱話。

香港統計處於今年二月出版了《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的專題報告,詳細分析香港青年的統計數據。雖然現在很多四五十歲的人,都可能稱呼自己做「青年」,但統計處對「青年」的定義是非常嚴謹的,只包括十五至廿四歲的「真.青年」。根據統計處的報告,香港十五至廿四歲的「真.青年」共有七十七萬七千人。

我詳細閱讀這份九十多頁的報告,有一個我特別關注的數字,就是在這七十七萬七千的青年人,當中有21.2%的出生地點,是在中國內地、澳門或台灣,人數達到十六萬四千人;雖然沒有進一步的分析,但回歸後澳門或台灣來港定居的人不多,大部分應該都是從內地到香港的人。

很多內地年輕人到香港定居,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只是原來數量高達兩成以上,就連我也感到有些意外。最令我的數據,就是當中超過四分三內地出生的人,已經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證。

內地人佔香港青年的比重,在過去二十年不斷上升,只要你在中環走一圈,現在很多二十出頭的投行青年,都是說普通話的人,他們帶着英美名牌大學的CV,加上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背景,在金融界成了天之驕之;相比沒有背景的本土大學生,在香港進入金融圈就變得更加困難。

當你踏入香港的大學,到處都是說普通話的學生,內地人佔比加重的感覺更加強烈。目前八間大學的資助院校課程,包括副學位、學士學位、研究院修課課程(輯按:Taught Master)及研究課程(輯按:Research Master),共有超過一萬二千名內地學生就讀,在十多年前只是兩千多人。回顧我當年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日子,基本上是看不見來自內地的同學。

立法會曾經在去年7月12日,討論過內地居民來港升學、工作和定居的政策和統計數字,指出回歸後單程證來港每年平均四至五萬人,多年加起來接近一百萬人;至於各項入境計劃/安排獲批數字就每年超過二萬人,例如一六年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有一萬四百零四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有八千六百一十一人。

立法會文件更顯示了一個重要數據,就是從九七年到一二年之間,雙非孕婦(其配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孩數目超過二十萬人。當年最早一批的雙非兒童,逐漸已經長大成人,開始進入香港的職場了。

內地人佔香港青年比重的持續增加,對政策制訂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香港八間大學,將會愈來愈多內地學生,畢業後每年接近一萬人留港就業;他們現在十五至廿四歲,幾年後就有買樓需求(當然是富貴父母俾錢買),當中四分三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不用給一成半買家印花稅BSD。

在上的立法會補選中,泛民及建制派得票的比例,從以前的六:四變成五:五。很多人分析當中原因,但我認為最大的一個因素,可能來自內地人佔香港人口比例的增多。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相信在下一兩屆的選舉,就會變成四X:五X了(輯按:原文如此,疑X是小數點,意指保皇黨勢力進一步擴張)

(154) 關慧玲:〈「房屋實驗室」七十周年〉

關慧玲:〈「房屋實驗室」七十周年〉,
載《東周刊》第765期,2018年4月25日,頁112。

我們這一代香港人,好多都是住公共房屋長大的,部分供應就是由房協而來。今年係房協成立七十年,喺慶祝酒會上見到好多位房協前主席現身,包括鍾逸傑,他們都是香港房屋史的活見證。

那年代,鄰里比較能守望相助,不少家庭都可以幫忙照顧鄰家的孩子。這大抵因為那年代的屋邨設計較着重公共空間。例如筲箕灣地標明華大廈,係房協六二至六五年建成。明華大廈的設計師司徒惠設計得好人性化,關心人與空間的關係;明華每層樓都有條寬闊的公共走廊,戶與戶之間又有共同空間,給居民納涼、晾衫或者擺放單車之類。樓宇又用上通窿磚做公共牆壁,所以特別通風和採光。明華大廈最出名是出了個天王郭富城,當年他一家七口住四百平方呎的單位,一直住到他中學畢業。

早年內地戰亂,大批難民走難到港,部分在筲箕灣阿公岩等山邊搭起簡陋寮屋,居住環境極之惡劣。那時政府還未有公屋計劃,聖公會主教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便倡議成立房協會,以優惠價向政府買地,繼而向銀行貸款,建廉租屋給寮屋居民上樓。明華大廈就是房協的早期公屋之一。

房協之所以有「房屋實驗室」稱謂,皆因佢旗下屋苑,在建築設計上總有新嘗試,例如勵德邨是香港首個圓形建築屋邨,牛頭角花園大廈則以英國花園城市概念興建,特設露台讓住戶種花。

在屋邨名字上,房協亦見心思。例如漁光邨建於漁港香港人,邨內每幢樓宇亦跟海有關,例如「白沙樓」、「靜海樓」、「海鷗樓」等;而堅尼地城的觀龍樓,則以從高處俯瞰七座大廈連成一起時成條蟠龍咁樣,因此而命名。可以說,當年改名嘅官員中文造詣都甚好。

講番今日,原來房協已有二十個出租屋邨,合共有近九萬居民,近年因時制宜,房協改而積極發展長者住屋及持續供應資助出售房屋。最具實驗性嘅北角丹拿山非資助長者屋項目「雋悅」,只租不賣,主打有經濟基礎的銀髮族。由於概念全港首創,最初市民反應觀望,房協於是調整策略,連管理費等也是一次過付款,強化了終身免受通脹影響的好處。新方案推出後,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俞宗恰據聞都租用了單位,現時除了原定作短租的單位外,基本上已經清貨。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153) 查良鏞致《明報》編輯部便條三張

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展品 
 查良鏞博士提供

查良鏞書《明書》副刊五字真言(1980年代)
Five Key Elements for producing a  Supplement to Ming Pao Daily News in Louis Cha's Handwriting (1980s)

展品說明:
查良鏞以「短、趣、近、物、圖」來概括編輯副刊要注意的元素,這五字亦成為《明報》編輯們緊守的原則。
Louis Cha uses five keywords - concise, interesting, proximal, meaningful, and visual, - to summarise the key editorial elements required for a newspaper supplement, and these five words have also become the principles observed by all editors of Ming Pao Daily News.


副刊之「五字真言」

短、趣、近、物、圖
短:文字應短、簡捷,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物: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整片、漫畫,均圖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

此為本報編輯副刊之要旨,新聞寫作及編輯亦不妨參考。

副刊選稿標準


「新奇有趣首選
事實勝於雄辯
不喜長吁短嘆
自吹吹人投籃」
(輯按:籃,謂垃圾桶;投籃,指棄其稿而不用)

事實勝於雄辯者,並非不用議論文字,而是夾叙夾議者較受歡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噓,無原則的利用本報作廣告。其次則為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或傷小貓之死,或嘆寫稿之苦。

查良鏞致《明報》編輯部手諭(1988年)
Hand-written Memos from Louis Cha to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Ming Pao Daily News (1988)

展品說明:查良鏞的「字條管理」是明報企業的一大特色,他通常透過簡明的便條下達指示。在這份便條中,查良鏞重申《明報》副刊的方針,並逐一評說《明周》、《明月》及《明報》的新聞版,當中提到新聞版風格要做到「新聞副刊化,副刊新聞化」。
One of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that distinguished Ming Pao Enterprise was Louis Cha's "management by memo", where he used to deliver his instructions in the form of concise memos. Here, Cha reaffirmed the policy of producing a supplement to Ming Pao Daily News and commented on Ming Pao Weekly, Ming Pao Monthly and the news sections of Ming Pao Daily News, stating that the news sections should feature "news stories in a supplement style, while supplements incorporating news value."


【釋文】
編輯部各位同仁:
(收到此件之同仁,可複印交有關同事參閱,但通知不可外傳。)
近日來新聞版面佳作疊見,大放異彩,可喜可賀,而副刊亦在開始積極更新。唯副刊依賴外,不完全受編輯控制,兹再將本報副刊方針重新一提。這些方針並非新行,乃行之已久者,但一來許多新同事不知道,二來副刊組一向消極被動,並不主動與作者聯繫,以極禮貌之態度告知本報方針,因之距「生動活潑,吸引力強」之特點越來越遠。現奉上紙,謹予注意。(在與各位作者聯繫時,只可告知我們的希望與要求,不可將我們的「方針」原文及全部內容和盤托出,因此係本報重大業務,不能讓競爭者知悉。)

周刊大致上一向做到,此為周刊長期成功之原因之一。但周刊之副刊中,亦不免時有「長吁短嘆、風花雪月、艱深晦澀、讀之無味」之專欄,似亦可參考。

月刊之編輯只能大致參考,有鑒學術性文章滔滔雄辯在所不免,但一般上亦以刪短之去蕪存菁為宜。

新聞之取材與編寫方式與副刊有異,但大致而言,「新聞副刊化、副刊新聞化」可作為一種粗畧的方向。

查良鏞
一九八八.十.二十

參考資料
一、彥火:〈金庸辦報秘訣〉,《香港文匯報》,2017年4月12日。
二、石貝:〈副刊五字真言〉,載《我的老闆金庸》,香港:富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又載於〈羊城晚報〉(廣州),約2009年3月。

(152) 《中國文化專題》總論

林啟彥、黃嫣梨、林潔明編著:《中國文化專題》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修訂二版),頁i-viii。

總論

引言
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文化深厚。但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模式及經濟基礎即開始動搖,政治文教又未能因時備適,致使中華民族的固有文化處處捉襟見肘,更甚的是不少國人把國家的衰落,全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迂腐與保守等的因循方面。「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思想,都是順應這個時代的「時代感受」而產生的。誠然,中國近百年來的浩劫,固然有來自舊文化的不適時用,但來自各方面的積習與因循實在是千頭萬緒的。要深切反省中國政治、文化、經濟於近百年來落後不振的種種原因,中華兒女必須平心靜氣地從歷史上、文化上、思想上等方面去仔細尋繹其中的衰弊關鍵,因此文化教育實有推廣的必要。這個世紀以來,深受文化重任感召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身處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或海外,均抱着一股愛國的熱誠,亟意替中國政治、教育等諸方面,找出一條正確的出路。時至今日,努力於中國文化重建與復興的學者們,所着意追求的,是如何使中國傳統文化,如政治、教育、經濟、科技等,與現代化貫通融會,使中國脫離貧弱封閉,走上富強開放的道路,同時又能使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精粹,得以保留,得以適當的運用於今日的社會中,承先啟後,邁向將來。

基於上述的時代背景,中國大陸自「五四」運動以後的七十多年間,有關中國文化及文化史的著作,汗牛充棟;又自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和臺灣的學者更力作了不少有關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他們的研究,大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現象的綜合性研究與述評,二是對中國文化史所屬分支的專科性研究。本書的六篇文章,分別有這兩方面作出了精審的研究。這六篇文章,都可說是有代表性的中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精神理想、價值取向、文化結構等諸方面的教研成果。對於今日香港的年青學生來說,我們相信這六篇文章,自能發揮中國文化提綱挈領的作用,幫助同學認識中國文化的大略及其精神所在。

「文化」的意義及內涵
「文化」雖然是一個人人熟悉的詞彙,但它的意義卻常常是含糊的。因此,同學在研讀這六篇文章前,有必要對「文化」一詞,有一簡要的認識。

「文化」(culture)一詞的解釋,歷來學者多有不同。但是,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在解釋「文化」一詞時,差不多一致解作「生活樣式」(Life Mode)。如錢穆說的:「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羣體生活而言。」魏斯萊(Wissler)說的:「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形式。」依此,文化就是人類生存的生活樣式,是人類為適應和克服周遭環境而創造出來的產物。

另外,我們談論「文化」時,常常將它跟「文明」(civilization)一詞連在一起。其實,「文化」與「文明」,因各國用語不同,意義亦有分別。如德國人重視文化,英美學者重視文明。錢穆說:「惟文明偏在外,屬於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於精神方面。」大抵「文明」被認為是社會的文化概念(即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等社會生活),「文化」被認為是精神的文化概念(即宗教、哲學、科學、藝術、文學等知識生活)。其實文化與文明代表着人類生活兩方面的表現。從中國的文字方面來說,所謂「文化」與「文明」實為同一事物兩個名詞,完整的文化概念乃包括此兩大部分。在中國,「文化」一詞,出自《易經》。《易經.賁卦.彖傳》說:「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國文化一詞,便是據此而來。漢代劉向《說苑.指武》說:「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更明確地表現出中國的文化,乃是「以文教化」的精神。它的意義,便如孔穎達《周易正義》所說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的意思。

由此可知,我國舊說之所謂文化,乃指《詩》、《書》、禮、樂、人倫之倫序與其成為禮俗者而言,這種「以文教化」的精神,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特色。中國以文教化,推德定制,影響所及,又自然不僅限於《詩》、《書》、禮、樂之制度,與人倫之倫序等,而實包羅民族生活的各方面。誠如清人彭申甫所稱的:「大而言之,則國家之禮樂制度;小而言之,即一身之車服,一家之宮室。」及近人梁漱溟所說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中國文化的特徵
一國的文化,與一國的民族生活,是完全離不開的。錢穆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所表現出來的學術思想、典章制度、美術工藝與風俗習慣等。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持續不斷地在學術思想、典章制度、美術工藝、風俗習慣等方面的表現之總和。」由於各個民族所處的地域、氣候不同,其所產的民族生活和性格皆有不同的趨向,所以,世界各民族,均各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徵。至於中國文化的特徵怎樣呢?近代學者有關中國文化的特徵的論著,可稱繁富,如胡適、梁啟超、梁漱溟、錢穆、殷海光、柳詒徵、陳登原、胡秋原、韋政通等,均有專文論述,同學可隨意參閱。王德華《中國文化史略》對中國文化的特徵,有很簡要的說明,可供參用。王氏以為中國傳統文化特徵,約而言之,計有五點:

第一、就社會經濟而言:係始終以農業經濟為本位之文化。
第二、就社會結構而言:係始終以家族為社會本位之文化。
第三、就政治形態而言:係始終未脫離封建政治色彩之文化。
第四、就學術思想而言:係始終以儒學為中心思想之文化。
第五、就民族特性而言:係一種重保守、愛和平、尚中庸之民族文化。

韋政通在《中國文化概論》中也有詳細論述中國文化的特徵。簡約而言,韋氏把中國文化的特徵列為十大要點:

第一、獨創性:中國上古的文化起源和演進、文字系統和思想變遞等,都是獨生獨發,慢慢形成,非從他受。
第二、悠久性:由於中國有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外族不斷同化;加上農業生活的影響,造成中國的社羣形態改變不大。而且,中國人具有深厚的適應力,重統緒(道統:重道精神。學問的統緒:如經、史、子、集),並有求久的思想(如求長壽、安土重遷、好常惡變等)。
第三、涵攝性:即社會學所說的同化(Assimilation)。中國文化以自創的文化為主體,由此主體去吸納其他外來文化,即「用夏變夷」,因此,中國文化雖經過數千年吸收和合併的艱巨過程,卻始終有着一貫的文化系統。這是其他文化中所沒有的現象。
第四、統一性:可見於文字的統一及思想的統一(例如「內聖外王」和「賢君德相」的思想)。
第五、保守性:保守的現象,可見於社會上的習俗風尚,如家族的敬祖。自古以來,讀書人皆維護道統,而且又受着農業生活、耕讀社會的影響,乃造成中國人好常惡變,思想漸成保守。然而,保守卻使中國文化更能加強其同化力,促進其統一性。
第六、崇尚和平:中國人好和平,提倡「德政」,重文而輕武。中國是農業民族,農民最高的要求,就是能過太平日子。此外,中國人也受到佛教的影響。佛教戒殺生,倡慈悲為懷,在崇尚和平這一點上,給與中國和平觀念一個絕大的裨助。
第七、鄉土情誼:中國人安土重遷,構成了傳統的鄉土社會。這種社會的特色是其生活有地方性,於同一鄉遂中,沒有陌生人。因為沒有陌生人,故彼此信任,於是社會往往不需要法律來維持。
第八、有情的宇宙觀:中國傳統哲學以儒家為主,儒家最基本的一個概念是仁,仁的基本觀念是愛人及物的感通作用,能感通的原因全在於情的外推。中國人的宇宙觀,是「萬物有情」的宇宙觀。中國人的文學,是「情的文學」,處處表露人的真性情。中國的字畫和玩藝,也絕大部分注入人情,譬如書畫家創作時處處以表露人的真情為念,於是畫面風格便有極強的人情化取向。
第九、家族本位:與西方社會相比較,中國社會最大的特色,是家族為社會活動的中心,因此中國特別重視倫理觀念。
第十、重德精神:這主要以儒家為代表。儒家中的仁與孝,是兩個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在中國文化思想中,有「一本萬殊」的信念,由此而堅信一切文化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基礎就是道德仁義。因此,中國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學理想是「有德者必有言」及「文以載道」的觀念;經濟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他如教育、法律,也莫不以道德為基礎。

此外,又由於中國人尚自然、重德性,所以中國的科學,終因重德性輕機械的偏向,雖有如張衡、祖沖之、宋應星等人的偉大科技製作,而科學的發展,始終有限。至於中國的藝術,則可以與儒道二家的思想相互吻合,因而形成了中國文化特徵中的另一個典型,就是錢穆所說的:「中國文化,最高的道德,就是最高的藝術;最高的藝術,亦即是最高的道德。」本書中趙永新的一篇,便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同學們在研讀這六篇專著後,不僅對中國文化的特徵,會有較深入的了解,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價值,自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專題文章閱讀指引
這六篇文章,分別從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唐文)、主要的價值取向(吳文),傳統科學的獨特模式(劉文)、藝術精神的特徵(趙文),以及社會結構和人格型模(金文)等多方面的角度進行論述,而以討論如何建立正確的人生目標(殷文)作為總結。這些文章,引導青年人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去認識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多種樣相,理解中國人的基本性格及價值觀,從而為自己建立一個有中國文化意識及有明確價值取向的人生。

此六篇文章,依唐、吳、劉、趙、金、殷次序編排。唐文當可作為各文的引論,而殷文恰好可視為總結性的文章。唐文以正面的角度說明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取向。中國文化若以先秦儒家的仁、義、禮、樂的思想作為代表的話,這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一面的表現。唐文的立論,純以此為基礎。除了殷文外,其餘四篇,則從中國文化各個具體內容申論中國文化精神落實的情況。就落實理想較佳的方面而言,中國傳統的藝術活動及人際行為的取態,亦自有其吻合此一儒家理想的表現,故趙文所論述的中國藝術精神,強調天人感應,重視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吳文所描述的中國人重情義的人生態度,也不外是儒家所倡的仁愛之心的體現和擴充。不過,若從這些文化精神實際對個人行為及社會、政治、生活的運作起作用時去考察的話,則中國傳統的政治、社會及民族性格都無法避免不帶某些缺點與局限金文指出了中國文化重德的傾向強化了專制政治、家族主義及退縮型的民族性,而劉文亦指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關聯感應式的思想方法,雖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卻不易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科學理論系統,從而提供了另一些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及文化特性的角度。殷文則藉着討論個人如何追求人生的意義,引申出一個健康的、合理的和現代的中國人應有的文化觀及人生觀。

這六篇文章大抵都有提到中國文化的前路及其對世界文化應有何種貢獻的問題。各文的作者大都同意中國傳統文化有其極具價值的部分,但亦承認其有不完善之處,亟待今後的中國人認真探索,加以糾正。有關這方面的議論,以金氏及殷氏二者最有參考價值。至於如何融合中西文化,取長補短以成就中國的新文化及豐富世界的新文化,則更是這幾位作者所共同關心的問題。

人類文化的表現,不論古今中外,其實不外是人類心靈在知、情、意三方面活動所造出的成績而已。知的發展,最高的境界是科學;情的發展,最高的境界是藝術;而意的發展,最高的境界是道德。人類藉社會作舞台,以上演其知、情、意的三部曲,成就了文化。然而,人類知、情、意的活動及其文化的發展趨向,反過來也影響和塑造了它的社會的結構和特色。故此,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了解中國的傳統社會;相反,要了解中國傳統社會,也不能不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

從本書所選錄的六篇文章綜合來看,傳統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在知、情、意三方面的取向上,明顯地偏向情、意方面。以此之故,中國文化有濃厚的人文精神及強烈的崇尚德性的傾向。中國的藝術則表現為一種人與宇宙自然契合的意境。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及其價值取向,是特重情義的。但是中國人的政治是專制的,人格形態是退縮保守及服從權威的。中國的科學也只能停留在謀求實際效用的技藝水平而無法突破。今後,若要建設中國的新文化,培育中國的新民族,使中國文化能有光明遠大的前景及對世界文化作出貢獻,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在知、情、意三方面的取向是否需要重新調整,以期達到平衡的發展?還是像西方那樣,特別着重知性的發展呢?這些問題,都是同學在讀過六篇專題文章後須要深思和回答的。

(151) 李安民:〈大傳統與小傳統〉

李安民:《飄泊的大地——近百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轉引自:《中國文化專題》,頁320-324

輯按:此為《中國文化專題》一書,金耀基《中國的傳統社會》課文後的參考文選。

大傳統與小傳統
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農民社會與文化》一書中認為,農村社會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一個「半社會」與「半文化」,而它的社會結構是由社會精英分子(Elite)與農民組成的。前者是一些屬於「深思的少數人」,而後者是屬於「不思的多數人」。前者創造了社會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而後者創造了社會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海根(Everett B. Hagen)在《社會變遷的理論》中也以為「傳統社會是雙元的,一方面包括了村落,另一方面包括市鎮和中心城市。前者為廣大農民所佔據,而後者為社會精英分子所擁有」。這就說明,傳統社會是由兩個組成部分構成的,是一個二元性社會。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精英分子,即「士」,也就是儒生,大多來自於地主階級(當然也有少數來自於農民),優越的經濟地位提供了有閑的條件,使他們從小可以飽讀詩書,熟悉儒家經典,遊覽名山大川,千里迢迢求教名師,或在深山書院苦讀,並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繫。一旦他們學成所必學的知識,就有可能通過科舉或其他途徑被選拔為國家官員(輯按:此部份出自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第二章第三節)。在這當中,儒生們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組成他們自身的「文化」,即大傳統。而佔人口五分之四的普通農民儘管在對親屬的義務、職責、講禮貌和社交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家庭與社會教育,但是,他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他們在生活中不太信奉儒生們抱住不放的儒學,反而信仰民間傳說,迷信佛教、道教。作為農民,他們大多數人與大自然優美的風光居住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恰然自得,與世無爭;作為老百姓,他們充分意識到統治的上層人物及其特權,但是很少看到這些人,他們主要被吸引在自己的以農村和集市為中心的村社中,天高皇帝遠,自行其是,從而組成他們的另一文化體系(按:此部分出自《劍橋晚清史》上卷)

由於儒生與農民有着不同的文化傳統,他們之間很少超越溝通的障礙,因而就整個社會來說,會形成一種二元性的體系,一是儒生為一方,二是以農民為一方。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也是一個二元性的社會。

家的角色與功能
家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無論是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民族,還是任何一種文化,都存在着家庭組織。這是人類學家堅信不移的結論。不同的家的形態可以反映不同的文化,構造不同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如何,每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思想行為都由家的濡化(Enculturation)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作用而傳遞於個人

中國傳統社會的家是以父親為中心的。美國人類學家許烺光教授認為這種父系家庭具有延續性、包容性、排他性、非性性四大特點。父子關係為家庭主軸關係,這四大特點都由此而生。由於家庭實行男性繼承制,因此,無論財產、家姓、聲譽,都是父子相承。這種父子相承,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使家系延續。孔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家庭中所強調的便是父子親系(Father-Son Linkage)。對於兒子來說,父親不但供給他生活所需,也是他認同的目標。很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往往與自己的父親相比。在職業上,我們常重視「克紹其裘」,在行為上,我們常聽人說「頗有乃父之風」、「將門虎父」。對於父親來說,兒子代表了他自己生命的延續,即我們所說的「香火承繼」。這種父子之間的關係,可說是絕對性的,父親要求兒子絕對服從,而兒子也將模仿父親。所以,臺灣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認為:「從人類學的術語上說,中國的社會是典型的父系、隨父居與父權的社會。」

這種父子間的認同,不但指自己的生父,而且往上推溯到父親的父親或更上代的祖先。假如我們上幾代有個出色的祖先,那這個祖先就往往成為我們學習的目標和誇耀的對象。一說到某祖先的赫赫功名時,這些子孫們就「與有榮焉」之感。每當一個人得到甚麼成就,人家對他的稱讚,就是「祖上有德」或「光耀門第」。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傳統社會中,父子親系的關係逐步扣結起來,就成為一道堅強的鏈環。而傳統的價值觀,也具有加強這鏈環的功能。在這種狀況下,個人的地位,幾乎不由自己的能力、意志所決定,而是在整個系列中,生來就安排妥當了——個人的意志不能有充分的發揮的餘地。這種情形可從傳統社會的婚姻中看出來。傳統社會中的婚姻,大多是由父母決定。個人結婚為父母娶媳婦的的意義,大於自己娶妻子的意義。婚姻的主要目的,並非個人的需要,而是注重於傳宗接代,使父子鏈環得以延續。

所以,傳統社會的家庭可視為個人生活的世界。個人不但置身於他所處的家庭,而且還包括了他祖宗的家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家是「展延的、多面的、巨型的家」。從橫的方面看,即幾個同一祖先傳下來的家庭,通過對祖先的認同而聯結起來。這種聯結的家庭,在農村社會裏,就形成聚居在一起的村落。這種村落是一種很重要的地方組織,大多數的農村由一個或兩個同一血統的宗族所組成,可以說是一非常單一性、同一性的地方團體。在一個村落中,除了一小部分外來的商人或工匠外,所有的居民大都可以接親屬關係,而排成一套等級分明的階層,而個人的認位,可以在此階層中找到。

上面我們提到,在家庭中個人向他父親及祖先認同。這種向上認同的關係,在這種村落裏就產生了一種清晰可見的權威制度。村落中一個輩分高的人,對於輩分低的人,自然可視為自己的子孫,而擁有支配的權威。在那裏,長輩就代表權威。而年紀最大、輩分最高的人,就是一族之長、一村之長,擁有最高的權威。族長對於族裏的事務,有裁決的權力。對於不法的後輩,則具有處罰的權力,最重者甚至可以處死。而這種族長的法律制裁權力,在傳統社會中是被中央政府認可的。因此,我們可看出,在傳統社會裏,親族關係如何與地方政治結為一體,家庭中的父子關係,不但投射到整個宗族上,甚至可以說,中央政府制度也是這種父子關係的投影。宗族成為維繫國家的有力因素。隨着國家一體化的中央集權的加強,封建統治者也有意識地加強宗法制度。宋明以後,宗法家族制是家族意識形態共同體,而祠堂則是執行族規族法的政治共同體。為家族公有的族田,是收攏宗族和舉辦家族公共事宜、救濟事業的經濟共同體。一個宗法制家族,儼然是一個小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家族與國家社會是一個同構體(輯按:此部份出自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第二章第十節)。難怪有人指出,中國不是個國家,而是個家庭;中國不是個社會,而是個家庭組織。

維繫家庭組織的是以父子為中心的倫常關係。許烺光以為這種倫常關係以父子為主軸,所有的倫常關係都以父子關係為準則。李亦園教授也以為《禮記》中的「十倫」(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長、長幼、上下)及孟子開列的「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和朋友)都是由父子脫胎而來。

要維持這一以父子為主軸而展開的社會的關係,就不能不有一種價值系統加以限制。而孝就是儒家所提出的中心價值。為人子者,生則養,死則祭。《孝經》云:「孝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在儒家的五倫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五倫即是儒家所建立的角色系統。此角色系統建立在身分取向的原則上,各人的行為是由它的身分來決定的,特定的身分有它特定的行為,但五倫思想帶有契約取向的色彩,即孔子所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所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議。任何一角色都非居於絕對性的權威和義務的地位。可是,到漢朝,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之後,父對子、君對臣、夫對婦、長對幼有了合法的絕對性地位,五倫中的契約取向消失了。《孝經》成了古代中國社會的十誡,五倫控制着中國社會。《孝經》通過家庭的濡化、社會化的過程,深深地塑造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結果中國的子女一直居於無條件的後屬、服從地位,中國的男子不是無條件地做了「他爸爸的兒子」,而是無條件地做了「君主的奴隸」;中國的女子不是無條件地做了「她媽媽的女兒」,而是無條件地做了「她丈夫的工具」。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150) 金耀基:〈中國的傳統社會〉(節錄)

金耀基:〈中國的傳統社會〉(節錄)
載林啟彥等編著:《中國文化專題》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頁282-304。

解題
本文選自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一書。這是該書第一篇「中國的傳統社會」中的兩個章節。《從傳統到現代》出版於一九六六年,其後有幾個版本出現,且一再重印,極受讀書界的歡迎;本書影響頗大,近三十年,更是臺灣大專與高中學生重要的讀物之一。本文原選自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較早的一個版本,本書依據的是金氏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修訂的最新版本,他對原文的字句略有修訂

五、政治體系

甲、君主政治為唯一的政體

在中國,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說是唯我獨尊的。要了解古典中國,必須從政治入手。

二千年中,中國所行的是君主制,但君主制並不一定就如維特浮哥(Karl A. Wittfogel)所言是一「絕對的專制」[1]。錢賓四先生認為漢以後中國是一種平面的開放的「文治政府」[2],以及是一種以義務責任為本位的君職政治[3]。我想錢先生是比較偏向於理想的層面來說的。在理想層之下的現實世界中,恐怕未必每個君主都是具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身」的道德感的。

無論如何,古典中國行的是君主制,並且從無人懷疑過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其他更好的政體,並一直認為「專制為人羣唯一無二之治體」(嚴幾道)[4],所以任何政治的變遷都只限於人事的變更,而非政治秩序的更迭。中國歷史上只有在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起來反抗暴君,而非反抗政治的原則,梅篤斯(T. T. Meadows)[5]把反抗暴君的稱之為叛亂(rebellion),反抗政治現行原則的稱之為「革命」(revolution),他指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少革命而最多叛亂的民族,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革命,的確,中國人民對於人君的限制與控制,除了「叛亂」一途外,是沒有其他有效途徑可循的,勞榦先生說[6]

「對於人君的限制,不是在法律上,只是在道義上,所望者只是多出聖主賢君,君主能夠自己好。倘若人君不好,也只能說『革命』(梅篤斯稱為叛亂)一件事是合於道德的,卻不能說革命一件事是合於法律的,並且革命之後,也只是從一個君主換到另外一個君主,而不是說人民有任何控制之法。迢迢三千載,政治雖有隆污之分,而其傳統精神所在,仍然是這一點。」



[1]「絕對的專制」:美國當代政治學家維特浮哥(Karl A. Wittfogel)在其《東方專制主義:全面權力之比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一書中,把東方的中國、埃及等古帝國都看作是絕對的專制王國(絕對的專制王國靠「全面權力」控制人民)。
[2]「文治政府」: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字賓四,中國當代歷史學大師,認為中國自漢代以下的歷史宰相,均由地方出身的讀書人出任,政權都分配在這批人手裏,所以是一種開放式的士人執政的政府。此見解可見於其作《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五一年,頁八十四。
[3] 君職政治:錢穆認為,兩漢以下,因有察舉制及地方考試,政府由民眾組成;由於這些掌權者是由考試選拔出來的,可知中國傳統政治重視知識與學養。他又認為中國文化不講權利,講責任;君主居高位,則對人民更有重大責任,故稱為「君職政治」。此見解可見於其作《國史新論》,香港:自印本,一九五三年,頁三十四。
[4] 嚴幾道:即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了《原富》、《法意》等西方著作,對中國近代思想界有重大衝擊與影響。
[5] 梅篤斯(T. T. Meadows,一八一五—一八六六):英國漢學家,並為十九世紀英國駐中華的外交官,著有《中國人與他們的判亂》(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Smith, Elder, 1856)。他認為中國發生的唯一的一次革命是春秋戰國時公侯推翻周宗室的革命。
[6] 勞榦:中國當代史學家。其說可參見《中國歷史的政治問題》一文,該文收入《中國的社會與文學》一書。

乙、民本思想之精神與所缺

中國自孔孟以迄黃梨洲[7]、譚嗣同[8],一直有一極強烈的民本思想貫串着[9]。任何一位大儒,都幾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the people) 的觀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肯定了民享(for the people)的思想,這種思想雖大奸巨猾也不敢公然反對,故中國歷史上總沒有出現「朕即國家」的狂妄之國君,這種思想也的確使中國的政治具有較濃厚的民主氣息,但是,中國的民本思想畢竟與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雖有民有、民享的觀念,但總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步。如實地說,中國思想家是不相信政治應由人民自己來管的,中國人一直認為政治應由賢德的人來做,如有賢德的人在位,則必以民之好為好,民之惡為惡,如此政治便不啻由民自管自理,故中國的理想政治是一種以民為本的德治。誠然,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是屬於奧門(G. Almond)[10]所說的「臣屬文化」(subject culture)的,即人民沒有一「自我取向」(self-orientation)或「投入取向」(input orientation)及「參與取向」(participant orientation),亦即人民從未考慮去過問政治,參與政治,從未有一「政治的主體」之自覺。而只有「產出取向」(output orientation),即對政府措施之賢否優劣有相當的關注。古典中國,一方面因為缺少民治的觀念,缺少政治的自覺,另一方面由於在「儒吏階級」(scholar-official class)之外缺少強有力的社會團體以牽制政府[11]。因此,在理論上,天下雖屬人民,但事實上君主才是天下的主人。二千年來,始終不脫「家天下」的格局,總之,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之不免於專制,並非其本意,而「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底文化」[12]。梁先生這一看法不失為巨眼。自來中西文化之論戰,都未把握捉住這一點,歌頌中國文化者總偏向理想說,貶抑中國文化者總偏向現實說,實則,中國文化有其理想面,亦有其現實面。


[7] 黃梨洲(一六一⭕—一六九五):即黃宗羲,明末清初思想家,著作有《明夷待訪錄》等。他經歷了明朝的覆亡和滿清異族政權建立的巨大事變,這對他一生的學術思想起了很強烈的衝擊,促使他致力於對宋明兩代學術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封建君主制度作深刻的反省及批判。
[8]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晚清的維新派思想家,撰有《仁學》等書,於「戊戌政變」中被殺。
[9] 金氏認為君位之立,必要得人民之同意,故君民間有契約關係。君主若不盡其職,人民可起來革命。金氏又認為自先秦的孔孟一直到近代的孫中山,歷代思想家都擁有民本思想。此見解可見於其作《中國民本思想史》,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
[10] 奧門(G. Almond):美國政治學者,當代比較政治學的權威,對「政治文化」的研究具先驅性的地位。從他對各國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中,他提出有些政治文化屬「臣屬文化」,有些屬「參與文化」。「參與文化」即民主的政治文化。奧門的見解,可見G. A. Almond & S. Verba《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5),頁十一至二十六。
[11] 鮑達(D. Bodde,美國漢學家)曾說:「儒家的錯誤在於他們相信統治團體,縱使沒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與外在力量的制衡,仍然能夠長永地忠於他們的理型。在儒家的中國,那樣的制衡是很脆弱的,因為除了儒吏本身的階級之外,社會上再無那種有影響力的團體的存在。」參鮑氏著《古代中國的權威與法律》(Authority and Law in Ancient China)一文,見Authority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 Supplement No. 17, 195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頁五十四。
[12] 中國思想家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指中國文化「終古為一不落實底文化」,點出了文化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見其《中國文化要義》,香港集成圖書公司,頁三⭕⭕至三⭕一。

丙、家產官僚主義

中國二千年來,既是一君主制,則政治的權原總在君主,政治之主體亦在君主,亦即君主是主權之所寄。以此,中國的政治的權力是「自上下流地」。古典中國的政治型態,照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ber)來說是屬於一種「家產官僚主義」(patrimonialism)[13]。亦即政府多少是皇室的擴大,官員不啻是君主之僕役,而成為君主私人底倚靠者。中西學者中,持政府為「父權家庭」(patriarchal family)之投射者亦頗不乏人[14]。無論如何,過去中國靠一龐大的「官僚治體」(bureaucracy)所控制,則不容辯駁,而這個龐大的「官僚治體」則為一群儒吏所壟斷。但是,官僚治體卻並非封閉,而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之道則在考試制度。錢賓四先生以為「政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裏早已開放了,任何人只要符合法制上的規定條件與標準,都可進入政府」[15]。錢先生這一看法就中國文化的理想上說是極正確的,但就中國政治的現實來說,則仍是值得疑問。關於這,維特浮哥曾有一與錢先生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政治是絕對地閉鎖的。中國的考試制度非由民主力量而係由專制君主而設[16]。當然維特浮哥的看法亦不足取,因為他也完全忽略了中國文化的理想面,並且他的取樣也不平均。無論如何,中國的政治雖非絕對專制,但亦未真正開放,同時因考試制度而入仕,也不能就認為是政權的開放[17],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國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君主制,政權在皇帝,治權在士,然而對於君無政治法律的內在形態之回應,則皇帝既代表政權,亦是治權之核心」,又說「中國以前只有吏治,而無政治」[18],這確是很深透的觀察。中國二千年來的政治,實是由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系統所獨佔,整個官僚系統並不是與君主平立或對立的,而根本是臣屬於君主的。老百姓對政治則始終漠不關心,如韋伯所說有一種「非政治的態度」(apolitical attitude),除非在民不聊生,走投無路,挺而「叛亂」外,別無其他制衡以君主為軸心的官僚政治之濫權的途徑。


[13] 家產官僚主義:指政府的官僚體制是皇室的擴大,國家不過是君主之私產。但在中國,內朝與外朝向有區分,皇室究與政府有別,故此說法未必盡符史實。劉澤華《中國傳統文化的再檢討》對官僚治體有如下的看法:中國傳統已有王土王臣的思想,人民的一切是君主的恩賜,故君主有絕對的權力;而由此擴大至政治集團,是一種專制的官僚治體。《中國科學大辭典》對此語有以下的解釋:「官僚政治一語,通常是應用在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那種政治制度的性質,慣把行政常作例行故事處理,談不到機動;遇事拖延不決,不重實驗。在極端場合,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一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圖謀制益的勾當。」
[14] 父權家庭:認為政府是「父權家庭」的投射的見解,可參見Shu-ching Lee, Administration and Bureaucracy, The Power Structure in Chinese Society, Transac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ondon, 1954。
[15] 錢穆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早在漢唐時代,已有科舉制度,此乃士人參與政治之途徑,使政府由士人組成,故政權早已開放。此見解可見於其作《國史新論》。
[16] 維特浮哥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政治封閉,考試制度只為君主而設,此見解可見於其作《東方專制主義:全面權力之比較研究》,頁三四七至三五四。
[17] 中國當代思想家徐復觀(一九⭕三—一九八二)對錢穆的見解(中國政權早已開放)曾有質疑,他說:「考試制度對南北朝的門第而言,自然算是一種開放;但若因此以此為政權的開放,則恐係一大錯誤。現代的分司行號,亦有招考職員,這豈係公司行號股權的開放?」見徐著《學術與政治之間》甲集,臺灣中央書局,一九五六年,頁一四四。
[18] 中國當代哲學家牟宗三(一九⭕九—一九九五)認為中國以前「只有吏治,而無政治」的見解,用政治科學的術語說,即中國過去只有行政,而無政治,可參見牟作《政道與治道》,臺北廣文書局,頁一。

六、社會結構(略)
七、人格構造
甲、文化與人格(略)

乙、中國人格的特徵

A 一般性地觀察
辜鴻銘[19]曾指出「深刻、廣闊與單純」是中國人的三大特性。美國人廣闊、單純,但不深刻;英國人深刻、單純,但不廣闊;德國人深刻、廣闊,但不單純。此一說法很妙,但似乎有點高深莫測。前述英國傳教士史密斯(Arthur H. Smith)[20]卻認為中國人的性格是:過分怕失面子、輕信、不守時刻、不正確、輕視外人、做寄生蟲、神經滯鈍、缺乏團體意識、缺乏同情心、不誠實、缺乏忘我利他的精神、彼此不信任、過度的保守性及其他,在這位史密斯君的眼中,我們個個都成為「醜陋的中國人」了,他在中國浮光掠影地觀察,結論自不免錯的多,對的少,可說是第一個破壞馬可波羅建立的「中國理想形象」的人。我們以為中國人既不是最美麗的也不是最醜陋的,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優點與缺點。我們覺得林語堂先生的看法還比較細緻些,他認為中國人的特性是:對人的理解(輯按:疑的字衍)、簡樸、愛好自然、有耐性、恬靜、喜歡開玩笑、愛好小孩子、勤謹、愛好家庭、安分守己、悠然自得、具幽默感、保守、愛好享受。不過據我所接觸到的文獻來說,美國漢學家亞瑟萊特(Arthur Wright)所舉出的中國傳統性格的十三種特徵是周延深刻的,他所舉的十三種特徵是:
(1)服從權威──父母或長上。
(2)服從禮法。
(3)尊重過去的和歷史。
(4)好學,尤其好學正統的經典。
(5)循例重俗。
(6)君子不器[21]
(7)主張逐漸的改革。
(8)中庸之道。
(9)與人無爭。
(10)任重致遠。
(11)自重與自尊。
(12)當仁不讓,不妄自菲薄。
(13)待人接物,中規中矩。

萊特所舉中國人的這些性格[22],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它們與我前面所討論到中國的價值系統、社會結構有着緊密的關連性。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對某些重要的性格作進一步分析。


[19] 辜鴻銘(一八五六—一九二八):近代學者,留學英國,曾為北京大學教授;除著述外,並翻譯儒家經典如《論語》、《中庸》等。辜氏對中國人性格的見解可見於中國當代學者項退結《中國民族性格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頁三十三。
[20] 史密斯(Arthur H. Smith):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他對中國人性格的分析可見史氏著《中國人的特徵》(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 Y.: Revell, 1894)。
[21] 君子不器:此語見於《論語.為政》。君子是人文精神的代表,而人文精神是整全的,不能落實在一技一藝上,因此,君子必然是一位通儒,而不是一位專才。
[22] 亞瑟萊特(Arthur Wright),美國學者,研究中國佛教及思想史。他所舉的十三種性格可見於他與Twitchett編的《儒者性格》(Confucian Personal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此處用中國當代史學家許倬雲在《思與言》上發表的《中國傳統的性格與道德規範》一文之譯文。

B 特殊性地分析

 (1) 閉固性人格
古典中國是一典型的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型態代代相傳,歷久不變,這形成中國人順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觀,他們把自然界與人事界的種種安排都視為天經地義,他們從不曾想到改變世界,借用冷納(D. Lerner)的術語[23],中國人具有一種「閉縮性的人格」(constricted personality)。他們與現代工業社會的「流動性人格」(mobile personality)恰恰相反,流動性人格的特徵是具有一種移情能力(empathetic capacity),亦即對新環境有重新調整「自我」的能力,可是,傳統的中國人的「自我」則傾向於循例重俗,被動閉縮,自制自足,傾向於孤立、默從,他們甚少有主動地「參與行為」。中國傳統人對政治等公共事務都較少興趣,而不予關心[24],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正是此一性格的表現,只有受過「人饑己饑」[25]、「先憂後樂」等大傳統深刻洗禮的人,才能突破這種性格。此一閉縮性的性格是傳統性民俗社會的產物。

(2)權威性人格
研究一般傳統性社會的學者指出,在傳統社會中,由於對自然之不可捉摸,常充滿焦慮(anxiety),而焦慮之避免與解消則唯有二個途徑,一是倚賴傳統,一是倚賴權威。而傳統社會則是「權威的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與「權威的社會結構」(authoritarian social structure)之相互為用[26],這一觀察相當切合於中國的傳統社會。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社會是一以倫常關係為基底的社會,每一個個體不是獨立者,而是在倫常之網中的一個「依存者」[27]。根據中國著名的人類學者許烺光先生的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是以家庭為基礎,家庭中的成員關係是以父與子的關係為『主軸』,其他種種關係也都以這一主軸為中心。父子的關係不但發生作用於家庭之中,而且擴及宗族,乃至於國家。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實是父子關係的投射。由於中國社會的背景所孕育,中國人的性格因素首先是服從權威和長上[28](父子關係的擴大)」。美國社會學家柯萊(Charles H. Cooley)[29]曾說家是人格的主要塑模者(chief molder),由於中國的家是建立在父子的關係上的,因此,中國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常非平等的關係,而是從屬的關係。中國社會具有階層性的結構,人們都有一種「階層性的心態」。

海根(Everett B. Hagen)說在傳統的階層系統中,每個人均有雙重地位[30],即他本身是一「在上者」,亦同時是一「在下者」,而隨歲月之變,「在下者」總逐漸成為「在上者」;此猶媳婦之可成為婆婆,子女之可成為父母,下僚之可成為上官。而一個中國人在社會或政府上做事,首先在腦海裏考慮的不是「什麼是什麼」(what is what)的問題,而是「誰是誰」(who is who)的問題。因為決定對錯是非常視乎階層的身份而不是事情的本身。「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說法雖可從父母之慈愛心上說明之,但亦末始不可從階層性上說明之。這種情形可見之於師生、夫婦,亦可見之於君臣、官民,在一般人的心理上,老師總是對的,君主總是不可挑戰的,官老爺總是沒錯的,在中國先秦儒家的原典中,雖然有相對主義的精神[31],但此只限於理論層,而在行為層上則總為絕對的片面精神所籠制。毫無疑間,這種權威性人格具有安定社會的功能,但權威人格與權威性社會結構交互影響之餘,便使個人的創造力大大地斲喪了,哈佛大學心理學者麥克蘭德(D. C. McCelland)[32]的研究指出,凡是在「父權控制」下長大的人,均普遍地缺少「成就」(achievement)動機,這一說法,卻又不必盡然,中國人在父權家庭下長大,故在人格心理上雖較傾向於權力,但卻不缺少成就取向,只是把「成就」都放在功名上去了


[23] 冷納(D. Lerner):美國社會及大眾傳播學學者,專治社會變遷方面之研究。「閉縮性的人格」之說出自其作《傳統社會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 Y.: Free Press, 1958)。金耀基著《現代人的夢魘》(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年新版)對其書有所評價。
[24]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清末民初學者及政治家,在其《新大陸遊記》中說:「吾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即是生活的宇宙,中國人常只知有家而不知有社會。這一種強烈的家族意識,往往阻礙了「個人主義」與「社會精神」的發展。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 Y.: John Day, Revised edition, 1939)一書中對此論之甚切。李樹青在《蛻變中的中國社會》一書中亦曾指出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故形成中國人對社會公德之漠不關心,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等參與之不熱心。薄德(W. S. A. Pott)在《中國政治哲學》(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N. Y.: Alfred A. Knopf, 1925)一書中,從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社會之觀點上,指出中國非無個人主義,但中國的個人主義是「不關心主義」。
[25] 人饑己饑:此語出自《孟子.離婁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意思是天下人饑餓、淹溺,就像自己饑餓、淹溺;即自己有責任令天下人溫飽、充裕;此乃儒家之教的最高理想。
[26]「權威的人格」與「權威的社會結構」相互為用:海根(Everett B. Hagen),美國經濟學者,以研究社會變遷著名。他在《社會變遷論》(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62)一書中即有此說。
[27] 依存者:中國當代人類學者許烺光(Francis L. K. Hsu),比較中美性格之異,指出美國人是個人中心,中國人是情境中心的。前者趨向於社會的心理的孤立,後者對他人產生一社會的心理的倚賴。見其《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American &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 Y.: Abelard-Schuman, 1953)。
[28]中國人服從權威或長上的觀點,詳見中國當代人類學者李亦園《文化與行為》,臺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頁十七至十八。
[29] 柯萊(Charles H. Cooley):美國二十世紀初葉的著名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 N. Y.: Schocken, 1962)、《人性與社會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 Y.: Schocken, 1964)、《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 Carbondal: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66)。
[30] 雙重地位:此一見解,詳見海根(E. B. Hagen)《社會變遷論》(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62),頁七十三。此正如梁漱溟所說:「中國人原來個個都是順民,同時亦個個都是皇帝。」見梁著《中國文化要義》,香港集成圖書公司,一九六三年,頁六十七。
[31] 相對主義:輯按:在這裏意指不但臣屬要忠貞於君主,君主亦需禮敬臣屬;不但子女要孝順父親,父親亦需關愛子女。
[32] 麥克蘭德(D. C. McCelland):美國當代心理學者。他在其代表作《成就社會》(The Achieving Society, N. Y.: D. Van Nostrand, 1966)一書,研究心理動機與社會展發之間的關係。


(3)特殊取向與人情味
凡是在中國耽過一段時間的外國人,大都有如下的看法,即中國人富於人情味,欠缺公德心,這一看法是不錯的,但很少人能真正指出中國人這種人格形成的原因。不過我們如對以上的種種敍述有所體認的話我們將會發現中國人這種性格是由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等因素輻輳而形成的。這何以說呢?因為中國是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說,中國社會是以原級團體(primary group)為主的。在原級團體中,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分的,亦即是特殊取向地,這種關係與心態可一層一層的向外推,但人際之關係總是特殊地,即或無血緣或親屬關連者,亦皆以親屬身分類之。如中國人之彼此稱呼,不以名字,亦不曰先生,年長於己者稱「老兄」,年高一輩者稱「伯父」等,女性則稱「大姊」,「伯母」等。凡中國人活動範圍接觸所及,他都會不知不覺間以「親人」目之,因此亦以「親人」相待,而顯出慇懃與關懷,乃充滿一片人情味。可是,在一個人親屬或擬親屬關係圈之外的人即屬「外人」,外人則人際關係終斷,而不免顯出無情。此我們在公共汽車裏看得最明顯,凡是親戚朋友,便熟絡地讓位爭先,而對非親戚朋友,則爭座恐後,毫不客氣。反之,在西方現代社會如美國者,以「會社」為社會之本位,會社則為「次級團體」(secondary group)[33],在次級團體中,人與人的關係基於契約,亦即是普遍取向地,且是「非人際的」(impersonal) 關係,因此人比較傾向於博愛,而於特殊的人際關係則反顯得比較淡漠而少人情味。相對於儒家思想來說,基督教有濃厚的普遍取向性,故基督教在基本上是要信徒離開家的。在中國,佛、道思想活動亦不以家為單元(主張出家),而以寺廟、宗派等「會社」為單位,儒教之不容佛道,而斥之為異端者,在此而不在彼,因為此一傾向足以破壞中國社會的整個結構[34]。在中國社會以原級團體為基底而產生之人情味,在某一程度上,成為一種壓力,逼使脆弱的「次級團體」底角色的行為,受到歪曲,此所以中國的官員常枉「法」而徇「情」也[35]

(4)形式化與面子問題
中國人在禮教的育化與社化下,不知不覺地受了禮的支配,禮的作用在好的方面說,可以使一個人成為一道德之人。但在壞的方面,亦可以使一個人的行為變成「形式化」。禮是中國人所特別強調的,但是禮的強調並不能保證道德的實現,而常導致形式主義,薄德(W. S. A. Pott)說:

「這是一奇異的矛盾:禮的原則乃是為給予生命以德性,並以防止形式主義,但事實上卻反而造成了形式主義。」[36]
我們知道,禮是一通向道德的手段,但過分強調的結果卻產生了「儀式主義」(ceremonialism),亦即手段變成了目的底本身。由於禮是一強有力的社會規範,無人敢於抗違,因為被人稱為「無禮」是一對面子極大的懲罰。不得已只好在表面上遵行以保護「面子」。這我們但需看今日紅白喜喪中,有人到殯儀館談笑風生,如參加交遊會者然。又有人參加婚禮,在交錢如儀後即各就各位,好像他來的目的就是吃飯。中國人中固大不乏內外一致,文質彬彬者,但奉行故事,有「禮」無德者亦比比皆是。禮的儀式化是有必要的,此猶之乎宗教應有儀式者然,但儀式化而過了頭,則只有儀式而無內容。中國人在嚴格的禮教之下,因格於「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非禮勿聽」之訓,往往把自己的情感用強力壓制下去,這樣的壓制有時會造成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的作用實在保護「面子」,因為沒有禮是沒有面子的,沒有面子將很難保持自己的身分與地位,所以有些表面上看去雍容謙讓的「有斐君子」[37],但骨子裏則是二回事。

(5)融洽自然,當下即是
中國古典文化產生於遼闊的大地上,為一農業性文化,對土地有一種虔敬之情,同時亦把自然看做一有情體,所謂「江山如有待[38],天地若有情」,諾索普(F. S. C. Northrop)指出中國人把宇宙看做一「圓合地美藝底生生之流」[39];實亦是說把天與人交感為一,因此中國的畫、中國的詩皆表現出此種精神。范寬、石濤、鄭板橋[40],乃至今日的張大千的畫無不含有「人天渾合」的境界,而陶淵明「釆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是把人與自然相忘於無形。中國人無真正的宗教,有之,這種天人合一的思維與情緒或可說是中國的宗教。中國人對自然始於欣賞,終於相忘。西方人對自然始於觀察,終於征服;完全走上二條不同的道路,而中國文化此一特性乃塑造了中國人融洽自然、「當下即是」的人格[41],此一人格使中國人產生渾厚,圓化,與物無爭的和平天性,以及欣賞生命,虔敬宇宙,與直觀靜省的內心生活。中國人之人格世界在這方面確是獨樹一幟,可惜這種人格世界在工業技術改變後的宇宙的物理結構中,已經逐漸消逝。



[33] 原級團體、次級團體:二者都是社會學上的名詞。其分別在於團體分子之親疏關係不同。「原級團體」指一種最親近者的結合,如家庭,常是面對面的關係,有人情味。「次級團體」則是指比較疏遠和較多人的結合,無面對面的接觸,如公司、國家、工會等,無人情味。
[34] 此一見解,可參見“Reinhard Bendix: Max Web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Doubleday Anchor Book, 1962”(《麥克思.韋伯:一個智者的畫像》),頁一三四。
[35] 中國人因人情而歪曲「法」的見解,可參見楊慶堃(C. K. Yang)"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in D. S. Nivision & A. F. Wright eds. The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頁一五八;及金耀基著《中國社會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四一至六三。
[36] 這段話見於美國政治學者薄德(W.S.A. Pott)《中國政治學》(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N. Y.: Alfred A. Knopt, 1925),頁一四一。
[37] 有斐君子:此語出自《詩經.衞風.淇奧》,指文采斐然的君子。
[38] 江山如有待:此句出自杜甫《後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江山如有待,即江山好像等待我之再登臨,可見杜甫視大自然的景物是有感情的。
[39] 圓合地美藝底生生之流:意指人與自然圓磚流合。諾索普(F. S. Northrop),美國當代哲學家,致力研究東西哲學之融貫與交流。他對中國人的宇宙觀的看法,可參見其作《東西之會遇》(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 Y.: Macmillan, 1958)。
[40] 范寬(生卒年不詳,約於一⭕二三年前後在世):北宋畫家,本名中正,因性格溫純,不拘世故,故名寬。他善畫山水,古人謂其「得山之骨法」,是百代之師。石濤(一六三⭕—約一七一⭕):原名朱若極,明宗室之後。清初出家時改名可濤,善畫山水、花草。他一生得意之作是以黃山風景為題材的作品,有「苦瓜和尚」之稱號。鄭板橋(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字克柔,號板橋,清乾隆時進士。工詩詞、善書畫,尤擅畫蘭竹、木石。著有《板橋全集》,為「揚州八怪」之一。
[41] 當下即是:佛家用語。指人生不必四處尋尋覓覓,只要反省吾身,便可得為人之道。當下,立刻之意。中國人有「當下即是」的性格此一見解,可參見張君勵、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人於一九五八年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有云:「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之第一點,我們認為是『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中國文化以心性為一切價值之根源,故人對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覺,則人生價值,宇宙價值,皆全部呈顯,圓滿其足。人之生命,即當下安頓於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謂『無待他求,當下即是』之人生境界。」

(149) 金耀基〈中國的傳統社會〉導論及段落大意

載《中國文化專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271-280、307-312。

作者簡介
金耀基,一九三五年生,浙江天台縣人。臺灣大學法學士,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一九七七——一九八四),先後在美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威斯康辛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訪問。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輯按:任期2002-2004)、《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和《應用行為科學學報》(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編輯委員。一九九四年,金氏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金氏治學廣博,時常在海內外報章雜誌上發表各種評論、介紹之文章。中國的「現代化」一直是他終極關懷的對象,而現代化中的政治與民主化在其著作尤佔重要地位。金氏之論述雖多為嚴肅之主題,但他筆下時露情感,處處顯示出他憂國憂時,以國家、民族、同胞為己念之情懷,可謂兼具理性與感性的中國知識分子。

金氏著作甚豐,主要有:《中國民本思想史》、《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現代人的夢魘》、《行政生態學》(編譯)、《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大學之理念》、《香港的社會生活與發展》、《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等書。此外,有多篇論文在國際學術專刊及中英文專書中發表。政論集有:《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兩岸中國民主的反思》。散文集有:《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等。

解題
本文選自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一書。這是該書第一篇「中國的傳統社會」中的兩個章節。《從傳統到現代》出版於一九六六年,其後有幾個版本出現,且一再重印,極受讀書界的歡迎;本書影響頗大,近三十年,更是臺灣大專與高中學生重要的讀物之一。本文原選自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較早的一個版本,本書依據的是金氏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修訂的最新版本,他對原文的字句略有修訂。

金耀基寫《從傳統到現代》的動機,在其自序中有很清楚的交代。他指出,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的大門為西方的船堅炮利猛然撞開,從此,西方勢力一侵而入,整個中國無力地呈露在西方帝國主義之下,〔……〕。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文化的背景中,自清末以還,中國知識分子無不把精力心血投注到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及自救發展的道路上。金氏自少年學生時代起,就為討論這方面的文字所吸引,而這個課題也成為他長期思索的對象與終極性的關懷(輯按:ultimate concern)。他發現從清末到「五四」,從「五四」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主張與論爭,大都跳不出國粹主義派、全盤西化派與折衷主義三派的範疇,金氏很不滿意這三派的見解與立場,認為他們都未能真正抓到中國問題的核心,他指出百年來中西文化的衝突,或中國的社會文化問題,在根本上,是一個「社會變遷」的問題。金耀基以現代社會學的知識為基礎,並參涉人類學、心理學等的研究,探索剖解中國這個古老社會變遷的性格,並得出一個結論,即中國的自救發展之道必在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現代化。他說:「世界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已明白地看出,中國的出路不應再回到『傳統的孤立』中去,也不應無主地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應日日夜夜在新、舊、中、西中打滾。中國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條,那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現代化的口號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但以社會科學系統性的知識來討論、分析、主張中國的現代化,則金氏此書似乎是第一本。這正是為甚麼金耀基在臺灣常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代言人」。金氏此書寫於臺灣,固然以當時的臺灣為主要探討對象,不過他所提出的歷史架構則是全中國的。事實上,金氏著文是以整個中國為着眼點的。

特別應該一提的是《從傳統到現代》一書書名的由來。作者雖然力倡現代化,但他不認為傳統與現代化是水火不容的,反之,他認為傳統是一極複雜的文化社會體,其中有些因素固然會阻礙現代化,但有些因素則可以有助於現代化。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古老大文明,其現代化必不可能不藉傳統的文化資源來轉化與再生。金氏在該書一九七八年的新序中說:「中國現代化不是,也不能是擺脫歷史的運動」,並說:「中國的現代化也必然是或多或少在文化傳統的導引、干預和影響下發展的,總括地說,中國現代化必然是傳統與現代的掛鈎接榫的歷史運動。」他又說:「在理論上,在經驗上,我們都不可,也不能剷除傳統,在文化的零點上作現代化的創造。現代化有多種,但決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見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在這裏,我們可以理解金氏為何把書名定為《傳統到現代》了。

金耀基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共分四篇,第一篇「中國的傳統社會」,第二篇「巨變中的中國」,第三篇「現代與現代化」,第四篇「中國的現代化」。由於本文只是第一篇中七個章節的其中兩個,因此要了解金氏所寫「中國的傳統社會」的全貌,必須看全篇。總觀全書,它的主題在析述中國由一個傳統社會,經由歷史的巨變,產生種種的變化與問題,而金氏最後指出中國必須現代化,才能將中國轉化為一個現代的中國。金耀基此書寫於一九六六年,距今已三十多年,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現代化一直仍為他關懷與思考的中心,並不斷有中英文的論著問世,補足他此書的思想。

導論
從社會的觀點了解中國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碰上一個老問題:傳統中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在一九三○年前後,學者們對這問題曾有過熱烈的爭辯,有說是宗法社會,有說是封建社會,有說是半封建社會,又有說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參看陶希聖《中國社會到底是甚麼社會》及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的起因和內容》)。這些說法都不免用西方的歷史公式硬套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從內裏對中國文化的獨特現象去探索和了解中國社會。

從內裏對中國文化的獨特現象去了解中國社會,我們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具有下列的特色:

(一)人文精神的社會理想:中國人很早便確立了一個「人」的觀念。由人的觀念中分出己與羣。但己與羣並非對立,而是都包涵融化在人的觀念中。那麼,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羣」呢?那全賴所謂「人道」,即人與人相處之道。人與人該如何相處的問題,乃中國社會思想的用心着力所在。由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就是由「人」而成「羣」的發展道路。中國人的最高理想,便是行「人道」於天下的人文精神。

(二)家族本位的社會:與西方社會相比較,中國的傳統社會最大的特色,是以家族為社會活動的中心。中國的家族意識,是不斷向外延伸的,延伸得使所有的人間關係,幾乎都可賦予家庭化的色彩。例如,君不止於稱君,而稱君父;臣不止於稱臣,而稱臣子;地方行政首長被稱為父母官;統治下的百姓被稱為子民;老稱可稱師父;聖賢則提倡以孝治天下;任官則有舉孝廉;家與國不止不對立,國且以家為本,國民則互稱同胞;中國社會的理想之境是四海皆兄弟和天下一家。所以錢穆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築起。」(《中國文化導論》)由於中國人大都重家族情誼,而家族意識又不斷擴散,故中國人在人際關係上特重人情味。但應指出的是,由於太重家族情誼,則難以培養公德觀念及客觀的社會意識。而且在一個家族為中心的社會裏,個人常被淹沒在家之中,甚至出現只見家而不見個人的情形,同時,家也壓倒了社會。「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個體自由,乃以家為批判的焦點。

(三)鄉土情誼特重:中國以農立國,對「土地」有特殊的親切感。《周易》說:「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甚至認為土和道德修養發生了關係。中國人鄉土情誼極深,絕大多數農民都是安土重遷,老死不出鄉。由鄉土情誼,構成了傳統的鄉土社會。傳統鄉土社會的特色是:(1)沒有陌生人。因鄉土社會的單位是村落,他們生於斯長於斯,除了極少數因從商或出仕於外的人以外,大家幾乎都是局限於同一村落。(2)生活有地方性。就一個個村落內部說,他們的生活乃自織、自耕、自食,鮮與外界往來。由於他們與外界接觸少,促使大家都守着一個個孤立的小圈子,這使中國人的生活塗上了一塊很濃的地方色彩。(3)遵循習俗。在沒有陌生人的社會裏不需要法律,任何一家出了甚麼事,很快就傳遍全村,並會照習俗處理。這樣的環境,對每個人的行為都具有自然的約束力。這種約束力對人的制裁比法律來得更為有力,所以鄉土社會是少變而安定的。(參看費孝通《鄉土中國》)應該指出,雖然中國很早就有城市,宋之後,城市規模更不少,城市生活方式當然與鄉村有異,但中國絕大多數的人畢竟居住在鄉村。直到今天,農村人口還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四)四民社會:梁漱溟以為,傳統中國社會是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職業分途是說:「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織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彼此相需,彼此配合。」(《中國文化要義》)錢穆則稱之為「四民社會」(《民族與文化》)。「四民社會」中,以「士」為首。《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衞靈公》「道」只寄託在人身上,只由人去發揮,由人去充實光大。離了人,便無所謂「道」了。而在人羣中,凡能志道、明道、行道、善道的,在中國謂之「士」。由於「士」最能代表「道」的理想,而率先之,宏揚之,又固守而勿失之,故在社會受到尊重。此「士」之流品,惟中國社會所獨有,其他民族,其他社會,皆不見有所謂「士」的。「士」實際上負擔着中國社會教育與政治的雙重責任,而「士」的興起,當始於孔子儒家,大盛於戰國,而戰國諸子其實都可稱為「士」。漢以後,「士」變為「士大夫」,中國傳統社會雖為「君主制」的政治,但士人卻是在政府與社會佔極重要的地位。

(五)具有民本思想:中國傳統社會行「君主制」的政治,而沒有西方的民主政治,但中國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並不是反民主政治的,甚至更含有民主思想種子,那就是歷代大儒所主張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最著名的是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而明末黃梨洲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念則已直逼西方的民主理念。儒家的民本與西方的民主,精神雖可通,但卻有一間隔。民主的意思,依美國林肯總統的詮釋,有「民有」、「民享」、「民治」三要素,而中國的民本則只有民有、民享,而沒有「民治」。此一間隔到孫中山先生時才行通。孫中山先生創建的民主政制,固然得自西方,但他也是受到中國古有民本思想所影響的。

(六)依賴教化控制的社會:社會控制是維繫社會秩序和保障社會安定的主要力量,這種力量有的來自宗教,如中世紀的西方;有的來自法律,如現代的社會。但在傳統的中國卻出現了第三種方式,社會控制既非全部依賴宗教,亦非全部依賴法律,而是主要依賴教化。首先是名教控制這種控制方式最重視的是人的名分,名分的差異就代表地位的差異;一個人只要名分高,就自然獲得社會的敬重。在過去的中國,若要名分高,可由兩個途徑:一是年長,年紀愈大的愈受尊敬;二是讀書,十年寒窗得了個功名,那就可以廁身於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階層。士大夫在傳統中國代表崇高的身分,不但在社會上享有聲望,他的言行舉動也成了老百姓的範式。其次是禮教控制。禮教與名教密切相關,也可以說名教是禮教的一個基礎,因禮教所重視的儀式和禮節,是根據人的身分來決定的,所謂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禮教控制的方式和法律控制的方式不同。法律控制是依賴他力,禮教控制則依賴自力。這是說,禮教控制依賴教化,通過教化以達到自我控制的地步,經由自我控制,以實踐禮教的文化規範。從強調自我控制這一點看,傳統中國在社會控制方面,也反映了人文主義的色彩。因為自我控制是假定人能主宰自己的行為,這是儒家人文思想很基本的一個信念。

(七)階級流動性的社會:自漢代開始,中國屢有平民當皇帝的例子,及士人政府的出現。隋代開始科舉制度,這使社會階級的流動有了制度化設計。錢穆認為科舉制度「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氏這裏沒有把「政權」和「治權」細分開來。科舉制度確是中國政治的一項重大成就,但它的意義不是「政權」的開放,而是「治權」的開放,即士人有輔助皇帝治理國家之權與現代人民之參與政權是有別的。治權開放,使平民階層的讀書人有晉身於政壇的機會,沖淡了階級的成分。明清社會,進士頗多由平民階層出身(參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可見傳統中國社會是階級流動性的社會。

(八)重農抑商的社會:中國人在公元前兩千年,就大都定居農村。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歷史帝王和學者無不以務農為百業之本。儒家和法家在價值觀念上有極多相反處,但在重農抑商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孟子尚義非利,荀子以為「工商眾則國貧」(《荀子.富國》),韓非「責尊厚以耕戰」(《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儒家思想對漢以後重農政策的實施影響至為巨大。重農抑商使中國社會產生了兩種很特殊的思想:(1)表現於經濟上的思想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的均平觀念。(2)重農抑商政策之績效,雖然有如漢代晁錯所說的:「今法律賤商人,而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而農夫已貧賤矣。」(《論貴粟疏》)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中國人始終不以為財富本身代表一種價值。一個人能獲得財富,雖被視為有能力,卻常不被視為值得尊敬的。中國人認為致富的人只是從社會中「取得」一些東西,而人的價值要看他能對社會「獻出」甚麼東西。因此,在中國社會中,富有的商賈並不一定被人尊重,而清貧的書生常常反是受尊敬的人物。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一個知識分子最大的願望是學優則仕,而中國最現想的人物則是兼有內聖的工夫和外王的事業的。

近百年以來,中國社會在外患內憂、西方文化及新舊觀念的衝擊下,已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以上的特色,或已褪色,甚或蛻變,但一個社會的轉化,必不可能不藉固有傳統文化的資源而更新的。我們要了解「現代化」中的現今的中國社會,必須先要了解傳統的中國社會。

金耀基教授在其《從傳統到現代》一書中的第一篇「中國的傳統社會」,除了對上述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有很透徹的說明外,對傳統性社會的定位、定性,以及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制度、價值系統、政治體系、社會結構、階層結構等等,均有精闢的闡釋。本課是這篇文章第五及第七節之節錄,兩節皆着重於政治體系與人格結構兩方面的討論。我們在了解這兩方面的中國傳統特色前,必須對中國社會之傳統,有一較全面性的認識。所以,在閱讀本節錄的同時,當參閱金氏全篇文字,果如是,則對中國傳統社會之全貌必然更為清楚,且無斷章不全之弊。

內容分析
本文旨在析論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體系與人格結構。
作者指出中國的傳統政治是一種君主制政體,中國的理想政治是「道德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雖然中國的儒家有強烈的民本思想,但卻始終未能發展出「民主思想」,在政治的形態上,誠如韋伯所說的,是一種「家產官僚主義」。這個官僚治體自隋唐之後由考試取士,雖說有開放性,然而,政權仍未有真正開放。就政治文化來說,中國的一般人民沒有政治上的主體性自覺,對政治沒有「投入」及「參與」取向。

中國人的人格(性格)乃由中國傳統文化形態而來的。古典中國是一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形態代代相傳,歷久不變,形成了中國人順乎自然、渾厚圓化的人生觀。本文進一步引述了辜鴻銘、史密斯、林語堂等對中國人性格的分析,並介紹了亞瑟萊特所舉的中國人傳統性格的特徵。作者指出傳統中國人既有服從階級權威的特性,亦同時普遍地有一種權威性人格,着重人情與面子,這是由於中國的「禮教」與「家族結構」之影響而成。不過,「人情」與「面子」,最終往往使中國人歪曲了公私關係及產生了「儀式主義」。

段落大意

第一部分 政治體系
本文第一部分「論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體系」,共分甲乙丙三節,茲分節簡析如下:

甲 君主政治為唯一的政體
此節作者指出中國的傳統政治是一種君主制政體,自秦統一中國,以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二千年來中國一直實行君主制。其間,朝代雖然屢有替換,但基本的政治性格與秩序沒有改變。歷代的「打天下運動」,實際上也只是人事的更替,而不是政治原則的更新,故嚴格言之,只能說是「叛亂」,而非現代所謂的「革命」。中國在君主制下,對君主權力沒有制衡的機制,遇到暴虐無道的君主,儒家也只肯定人民有攻伐的權利,但沒有設想出一套限制君權的有效制度,故中國的歷史陷於一治一亂的循環之中。

乙 民本思想之精神與所缺
此節作者指出中國的儒家有強烈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指政治應以人民為本,亦即「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民的天下」,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最能代表這個觀念。民本思想具有美國林肯總統為民主所下定義中「of the people」(民有)、「for the people」(民享)兩個意思,但卻沒有其中另一個「by the people」(民治)的意思。此是說,民本與民主還是隔了一層的,還是不一樣的。作者認為傳統中國的理想政治是「道德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用政治文化來說,中國的一般人民沒有政治上的主體性自覺,對政治沒有「投入」及「參與」取向,即使關心朝政,也只對政府措施的好壞作出反應與批評,即只有所謂政治上的「產出取向」,以是,民主思想雖肯定人民為政治之本,但在事實上,傳統中國並無以人民為主的政治。

丙 家產官僚主義
此節作者提及德國社會學韋伯把中國傳統社會界定為「家產官僚主義」,這是說政府多少是皇室的擴大,官僚不啻是君主之僕役。誠然,中國過去有「內朝」與「外朝」或「宮中」與「府中」之分,皇室與政府是不同的組織,韋伯的「家產官僚主義」的說法未必正確,但有一點是無可爭議的,傳統中國是靠一個龐大而精微的「官僚治體」來控制的,這個官僚治體自隋唐以後便由經由考試制度選取官僚,不能不說具有開放性的一面。在這裏,作者提及錢穆與維特浮哥兩位學者對中國政治性的相反看法,作者同意牟宗三所說中國以前「只有吏治,而無政治」。「吏治」則最多屬於「行政」,而不屬於政治。

第二部分 人格構造
本文第二部分「人格構造」專門討論中國人的人格構造,共分甲、乙兩節。在課文未收錄的「甲、文化與人格」一節中,作者根據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知識,指出中國的人格(personality,或譯性格)是與中國文化不能分的,每一個民族在其文化的塑造下會出現不同的人格系統或「民族性」。德國有德國的民族性,英國有英國的民族性,中國亦有中國的民族性。對於中國民族性的系統性研究迄今不多,作者自認他在本文對中國的人格構造的素描是較籠統的,有些是憑藉縣想,以及直觀的,因而他認為本文是具有嘗試性質的。

中國人格的特徵
作者對於中國人格特徵的素描,分為數(A)一般性地觀察與(B)特殊性分析兩個層次。

A 一般性地觀察
作者引述了辜鴻銘及英國傳教士史密斯對中國人性格兩種十分相反的看法,但他都不以為然,而覺得林語堂的描繪比較細緻。作者這裏介紹了美國漢學家亞瑟萊特所舉的中國傳統性格的十三種特徵,他指出萊特所舉的服從權威、服從禮法等特徵與中國的價值系統、社會結構有緊密的關連性,但本文節錄沒有把作者原文中「價值系統」與「社會結構」選入,所以只看節錄,會覺得缺少連貫性與與整體性。

B 特殊性地分析
作者比較詳盡地對中國人性格作了刻劃,分別從嚴(1)閉固性人格,(2)權威性人格,(3)特殊取向與人情味,(4)形式化與面子問題和(5)融洽自然,當下即是五點來詮釋。

(1)作者認為古典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形態代代相傳,歷久不變,形成了中國人順乎自然的人生觀,把自然界與人事界的種種制度與安排,視為天經地義,中國人的「自我」偏於循例重俗,被動閉縮,傾向自制與默從,他借用社會學者冷納的術語,指出傳統中國人具有「閉固性人格」,這是與現代工業社會的「流動性人格」十分不同的。流動性人格的特徵是有一種「移情能力」,具有移情能力的人格對新事物有好奇心,對新環境能作「自我」的調適。作者說「閉固性人格」是傳統性民俗社會的產物。在這裏,作者指出,受過「人饑己饑」、「先憂後樂」的中國大傳統洗禮的人,在人格結構上則較能突破這種性格的限制。

(2)作者指出傳統中國人普遍有一種權威性人格,這是由於中國社會中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結構,而依人類學者許烺光的研究,家庭是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其他種種關係也都以這一主軸為中心。緣於父子關係是一種從屬的關係,是服從權威和長上的,因而在其他師生、夫妻、君臣、官民的關係上亦出現階層性的權威關係。誠然,在儒家的原典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法,雖然有相對主義的精神(輯按:意謂君主亦需禮敬臣屬,父親亦需關愛子女),但自漢代之後,在三綱的觀念下,相對主義漸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絕對主義所取代,影響了中國人的人格構造。

(3)由於中國是一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家庭對個人的型塑力最強,而家庭則是以「原級團體」(即最親近的團體)為主的,作者說,在原級團體中,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分的(如父子、夫妻、兄弟),由於各個身分不同,是特殊的,因而其人與人之關係也是特殊取向的。這種親屬的關係擴大到家庭之外,便出現了「準親屬」的關係。在親屬或準親屬圈子內,中國人最富人情味,但一出了親屬或準親屬圈,人情味便涼薄了,甚至無人情味可言。中國人的人情味常常成為一種壓力,使人吃不消,也會因人情而有歪曲公私關係的現象。

(4)作者認為傳統中國人在禮教的教化下,養成了一種循禮尊禮的行為傾向,禮固是一通向道德的手段,但過分強調的結果則產生了「儀式主義」,因為禮是強力的規範,無人敢於背違,違反了禮是可恥與無面子的事,唯一可做的是在表面上遵行以保護面子,中國人的「面子工夫」是十分精緻的。重面子與重人情是中國人行為的特徵,即使在今天的社會裏仍然可以體認到。這現象與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有關,作者在這兒沒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5)作者最後討論到中國人與自然的關係,他認為中國文化產生於遼闊的大地上,為一農業性文化,對土地有一種虔敬的心理,更把自然看做是一有情體。中國人的「天人合一」、「人天渾合」的心理境界,表現於哲學,表現於詩畫,也表現於與天無爭、與物無爭的生活態度上,這可說是中國的宗教。作者認為傳統中國人這種性格已因工業技術之改變,逐漸消逝了。應指出的是,今天生態危機已迫使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作出反省,西方那種征服自然、宰割自然的心態,已引起自然的反撲。西方世界今天已把環保看作頭等大事,而中國那種與自然和諧合一的生命情調,也許正值得欣賞呢!

2018年4月15日星期日

(148) 陶傑:論毛澤東的人格心理三則

陶傑:北京大學得罪了誰
「黃金冒險號」,《蘋果日報》,2015年2月17日

有點歷史修養,加一點點人格心理學的通識,許多現象和事件,也就解得通了。

譬如,為什麼毛澤東當權之後,那麼仇恨聲譽超羣的北京大學?因為毛澤東年輕時考不進北大。

五四時期,年輕的毛澤東對北京大學甚為嚮往。北大的名師,如宣揚自由主義的胡適和傅斯年,是毛澤東的偶像。但是,北大沒有錄取毛澤東,冠蓋滿京華,北大校園沒有人將毛澤東當做什麼人物。毛澤東連旁聽胡適的課,據中國電影「建黨偉業」披露,也被胡適以沒有學生證為由請出講堂。毛澤東只能做了北大圖書館的一個低級助理。

毛澤東的自卑,埋下種子,一九四九年當權之後,北京大學一伙學者,很天真地請「毛主席」出席紀念五四的活動,毛澤東去函,稱工作忙,冷冷拒絕。

北京大學請毛澤東題字。毛澤東題了,但一直對北大甚為冷漠,也沒有再去過參觀。他們不知道,北大當年的教授蔣夢麟,為毛澤東定的圖書館工錢,每月十七元,毛澤東視為恥辱。毛澤東後來告訴美國記者史諾:「我那時地位低微,沒有人理我。我的工作包括整理來借書的學者的名字登記,有傅斯年、羅家倫,我很想向他們請教政治和文化,但他們不會理睬一個說話有鄉音的湖南人。」

了解現代中國,必須了解毛澤東這個人的心理性格。了解毛澤東,即如讀通莎士比亞的「李察三世」,就明白一個卑微的人獲得權力之後如何向世界報復。毛澤東仇恨北大,尤其仇恨胡適,但胡適看穿了,及時撤退去台灣,毛澤東一九五五年就掀起一場全國批判胡適的運動,純粹洩憤。

後來,北大的翦伯贊、馮友蘭,許多文史哲的北大學者,遭到毛澤東重點招呼迫害。毛澤東恨透了北大,文革大字報卻由北大紅衛兵來點火,將這座清末建成的世界著名學府燒為灰燼。

還是英國人精明。許多年後,一個英國議員對在台灣的蔣夢麟說:「當年你若多給他一點錢,你的國家就可以避免一場大災難了。」

面書帖子
(tokit.channel/posts/1100425563363299)
2016年6月1日

因為文革,毛澤東這個人物性格,成為歷史上最引人入勝的極品之一。
比起希特拉、史達林、洪秀全之類,毛澤東性格複雜,層次豐富,他年輕時思想極度偏激,不但主張湖南獨立,而且從小滋生了對中國人命的極度賤視。這是研究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心理必需的一把鑰匙。
毛澤東年輕時崇拜魯迅與胡適。胡適主張中國西化,魯迅則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批判得一文不值。毛澤東對胡適的狂熱很快就熄滅,因為他到北大想旁聽胡適的課,遭到偶像逐出教室,後來淪為圖書館助理。但是對於魯迅,毛澤東一生都很推崇。魯迅的雜文由「阿Q正傳」開始,對中國人的民族DNA認識透徹,而且深痛惡絕。我認為:毛澤東讀了魯迅的書,埋下了賤視中國人的心理種子。
毛澤東對外賓說:中國不怕打世界大戰,歡迎核戰,死了一半中國人口也不怕,因為很快又會繁殖,能在核戰的廢墟重建共產天堂。
這些話白紙黑字皆有記錄。這一點可以了解毛澤東為何將一個國家徹底砸爛,也要鬥倒他仇恨的政敵劉少奇。
毛澤東的文革心理非常詭異。譬如:他非要置劉少奇於死地不可,但對「武漢兵變」扣押自己的將軍陳再道卻從不追究。劉少奇是承襲彭德懷對大躍進的狂政發出異議,而且態度很客氣,毛澤東要取他的命。鄧小平附和,暗中抵制,毛澤東卻又留一手,以後重用。陳再道曾經扣押毛澤東,毛澤東卻不計較。相反,周恩來對毛澤東一片愚忠,絕無野心,文革後期,毛澤東卻指使姪女主持對周恩來的批鬥,讓患癌的老周加速死亡。

毛澤東的愛,很簡單,就是熱愛帶來毀滅,其恨則變化多端,難以捉摸。

陶傑:毛澤東的心理病因 被胡適拒絕而仇恨
《壹週刊》,2016年10月23日,節錄

九月九日,中港兩地追戀毛澤東的一片紅色風氣,也蔓延到澳洲和加拿大溫哥華。得寸進尺,西方左膠政府,不包容希特拉慶典,卻准許中國人為他們的暴君慶紅賀忌,其賤視中國人命價值的心理,其實相當有趣。

也不怪西方左膠心底鄙華,人必先自侮,只需問為何中國人喜歡崇毛?因為二千年的帝制基因,並非孫中山一場辛亥革命,就可以剷除。中國歷代確實有農民造反,但中國人的教科書卻將此等造反行為美化為「農民起義」。黃巢、張獻忠、洪秀全之類,皆被奉為正面人物,盡皆「義」之化身。其實朱元璋和劉邦亦皆農民,農民被皇帝的苛政餓死一大批,死剩種走投無路,由陳勝吳廣開始,拿起武器反抗,並不是要實現民主,也不為了他們自己爭自由,而是出於口腔腹腸的飢餓,絕無人文平等的大愛理想,武力解決之後,自己輪做皇帝。

看通這簡單一點,就了解農民是一個賤民階層,農民任何造反,均為官逼,無思想驅使,遂無「起義」可言,則中國的皇帝與奴民,根本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孫中山如果不早死,再活十年,即使自己想做華盛頓,四萬萬農民和擦鞋文人膜拜跪求的結果,孫中山最終會不會「稱帝」,一心想做一個「明君」,當是歷史的懸案。如果時間可以回頭,我最想上帝給孫中山多活十年,證實最終孫大炮也會成為孫大帝

毛澤東少年時奉魯迅和胡適為偶像。魯迅文學的中心思想是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深切厭惡,篇篇躍然紙上。胡適則不同,雖然明白中國人骨子裡的壞,但抱有憐憫之心,希望引入美國的民主自由,可以開化這個民族。

魯迅和胡適,一個慕日,一個親美,魯迅對中國人是厭惡加絕望,胡適對中國人則是憐憫而寄予民主開化的希望

青年毛澤東當時如果選擇胡適,最後摒棄魯迅,則中國會避過一場浩劫。然而去北大求學,胡適卻讓毛澤東吃了閉門羹,魯迅卻一生沒有見過青年毛澤東。

胡適對毛澤東此一拒絕,埋下了浩劫種子。毛澤東從此棄恨胡而擁抱魯,對魯迅剖析的中國人品格更領悟得入木三分。得勢之後坐進北京做皇帝,毛伯伯第一件事就要追打批判早已逃離大陸的胡適以報仇,這是第一件事;然後以大躍進、反右、甚至文革,秉承魯迅的反中思想,將中國人命視如螻蟻草芥,供應做他個人的實驗,這是第二件事。

毛澤東仇視中國人,一場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面不改容,卓有言論為證。出席莫斯科世界共黨大會,歡呼希望早打核戰,對赫魯曉夫說愈早打核戰愈好,中國人口死掉一半,還有一半可以快速繁殖。此語連東歐共黨頭目聞之也變色,覺得這個農民共黨領袖,畢竟是亞洲化外異類,天性實在低級而殘忍。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沒有好感,認定毛澤東反人類。毛澤東不一定反人類,只是優先仇視他自己的民族而已。對日本社會黨訪客說感謝皇軍,可以讓他得到政權,這一點人人皆知,抗日戰爭死二千萬人,真是彈指一笑之間。即使周恩來替毛澤東搞了一個試管嬰兒,向老毛報告喜訊,說恭喜你得了一個孫子,毛澤東當時正在讀書,毫無反應,只說了一句:「從此這個世界只多了一張吃飯的嘴。」中國人是皇帝治下吃飯的負擔。

據此檔案記錄,即可了解毛澤東主席的性格心理。讀文學小說和戲劇,要了解故事和主題,必先了解主角人物性格。解讀毛澤東這個謎團也一樣。外國漢學家瞎子摸象,不懂得秦始皇朱元璋那條脈絡,斷章取義,以為毛澤東是共產主義人類理想家,而忽略了其性格魯迅的陰暗面。最好笑的是,因為真神指定的命令,全中國幾十年也一樣奉魯迅為穆罕默德的先知,張春橋被捕時,其中一條罪名,就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經反對過魯迅」。這條罪名最為可笑,反對魯迅有什麼了不起?但對於愚昧瘋狂的中國人,反對魯迅大逆不道,當然張春橋本身也罪有應得。

明乎此,即可以明白毛澤東、魯迅、中國人此三位一體的內在互動關係。中國人的奴性集體成全了毛澤東殲滅中國文化的事業;而毛澤東又落實了早死的魯迅對中國民族性鄙視的結論;而魯迅對中國人的真正性格了解透徹,入木三分。

「毛魯中」此一鐵三角,從前未有人發現過,是本人近十年文化觀察之心得。日後若有人開「毛學」此一學術科,扣住這個鐵三角,即有助客觀、科學,評論毛澤東這個人的「功過」

將毛澤東從這個鐵三角抽離,即任何評論都流於片面而模糊。毛澤東絕不是千古之謎,而是一個可解的答案。以西方佛洛依德的心理學,扣住中國兩千年的帝王史,了解毛澤東之暴戾,亦即同時了解中國人之愚昧。至於魯迅,最終則只是一名置身事外冷笑旁觀的過客,倒也無關重要了。 

2018年4月14日星期六

(147) 楊振寧:〈中國文化與科學〉(節錄)

楊振寧:〈中國文化與科學〉(節錄)
載《中國文化專題》,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頁197-202。
原載於《新亞生活》月刊,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0年2月21日。

(此文節錄自楊振寧博士一九九九年在香港新亞書院五十周年院慶上的演講)

輯按:本篇為《中國文化專題》第三篇課文〈傳統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課後參考文選。

宋朝韓拙寫了一本書,叫《山水純全集》,著名學者張懷在後序裏寫道:「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他認為如果不懂得「理」,就不能夠畫出真正的精神來,如果你懂得這個「理」的話,你才能夠懂得物之為妙,然後你才能夠真正地達到一個超然的境界。所以,幾千年中國的傳統文化,所要達到的境界,就是「造其理」這幾個字。在各個地方,在不同的哲學家的言論裏,你都可以看到:「理一分殊,義以蓋全,內外一體。」甚麼叫做「理一分殊」呢?就是說「理」是一個,只有一個「理」;「分殊」 就是說它用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有不同的結果。那麼,傳統中國文化如何來求「理」?如果仔細分析,我想會得到一個結論:這個方法就是歸納法,即把許多分處的一些現象,或者一些狀態,歸納成一個最終的「理」。這是一個精簡化、抽象化、濃縮化、符號化的過程,通過這一類思維方法,傳統的中國文化想要達到一個了解世界一切之一切的境地。

(中略)

傳統中國文化怎樣進行詮釋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有名的王陽明「格」竹子;坐在那兒,看着竹子,腦子裏轉來轉去,希望能夠了解竹子的「理」是甚麼。這跟西方的近代科學精神不一樣。不錯,後者也要有思考,可是還要有實驗。因此,傳統中國文化跟近代科學從精神上最主要的幾個分別就在於:傳統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來歸納天人之一切為理。這個傳統裏頭,缺少了推演,缺少了實驗,缺少了西方所發展出來的所謂Natural Philosophy。

下面我跟大家再多討論一下傳統中國文化重歸納這一問題。傳統中國文化想要達到這個「理」,是經過歸納,用一些精簡化、抽象化、濃縮化、符號化的步驟的。我們來看幾個例子,中國傳統文化裏很重要的一元,叫做「太極」。宋朝周敦頤的書上,第一次出現了「太極圖說」。裏面有很多觀念在周敦頤以前已經有了。它講「無極而太極」,然後「兩儀」立,就是「陰陽」的這個觀念;底下是「金木水火土」;再下,是一些「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後呢,是「萬物化成」。它所代表的,是一個要把所有的現象,包括物理界的現象,或者用今天的話說,物理現象跟生物現象,全都歸納成基本的幾個字,比如「金木水火土」,比如「陰陽」、「男女」、「乾坤」。這是中國文化傳統最典型的思想方法。

我再舉個例子。今天的中醫,不只在中國社會,在西方也有重要的地位了。那麼,中醫說起對於人的身體的了解,總結出幾個字:「陰陽」、「表裏」、「寒熱」、「虛實」。所以就有了這個現象,比如把吃的東西也要分成寒的或是熱的。〔……〕。它的精神就是要把對於人的身體、人的疾病這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歸納成幾個字,而從這幾個字來了解人的身體結構跟人的疾病是怎麼回事。這是傳統思想方法最重要的表現。你如果看一看中國的傳統裏面,代替西方的Ten Commandments的,也是幾個字:「忠」、「孝」、「信」、「義」、「福」、「祿」、「壽」、「氣」、「韻」。這些字,在中國傳統裏頭,每個都佔有非常大的比重。而西方就不像中國這樣,倚重用一個兩個字提煉出精神內核的思想方式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146) 蔣夢麟:〈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節錄)

蔣夢麟:〈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節錄)
《西潮》,新北市:小倉書房,2013年,頁332-338。
轉引自《中國文化專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頁190-195。

輯按:本篇為《中國文化專題》第三篇課文〈傳統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課後參考文選。

我在加州大學倫理學班上初次讀到希臘哲學家的著作時,我開覺得中國古代思想家始終囿於道德氛圍之內,希臘哲學家則有敏銳深刻的理智。後來我讀了更多有關希臘生活和文化的書籍以後,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國思想和古希臘思想之間,的確存在着這種鮮明的對照,同時我相信這就是東西文化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也許過於武斷,但是據我後來的經驗來說,我並未發現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後,曾經不斷努力使國人了解發展理智的重要,無論是上課或寫作,我總經常提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阿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報譏諷我是「滿口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的人」。我發現並沒有多少人聽我這一套,結果只好自認失敗而放棄了這項工作,同時改變策略轉而鼓吹自然科學的研究。事實上這是一種先後倒置的辦法,我不再堅持讓大家先去看看源頭,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們看到水流以後,自然而然會探本窮源。

有人曾經請教一位著名的中國科學家,為甚麼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他提出四個理由:第一、中國學者相信陰陽是宇宙相輔相成的兩大原則。第二、他們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構成宇宙的五大要素,並把這種對物質世界的分析應用到人類生活以及醫藥方面。第三、中國人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這是精確計算的大敵。第四、中國學者不肯用手,鄙夷體力勞動

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學發展的障礙,但是即使沒有這些障礙,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學就能發展起來,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是實用東西。我在美國時常常發現,如果有人拿東西給美國人看,他們多半會說:「這很有趣呀!」碰到同樣情形時,我們中國人的反應卻多半是:「這有甚麼用處?」這真是中國俗語所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心理狀態不同,所表現的興趣也就不同了。我們中國對一種東西的用途,比對這種東西的本身更感興趣。

中國思想家對一切事物的觀察都以這些事物對人的關係為基礎,看它們有無道德上的應用價值,有無藝術價值,是否富於詩意,是否切合實用。古希臘的科學思想導源於埃及與巴比倫。巴比倫的天文學和埃及的幾何學,和中國的天文數學一樣,都以實際應用為目的。但是希臘學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們概括並簡化各種科學原則,希望由此求出這些科學的通理。這種追求通理的過程為天然律的發現鋪平了道路。

對希臘人而言,一共有兩個世界:即官覺世界與理性世界。官覺有時會弄玄虛;所以哲學家不能信賴他官覺的印象,而必須發展他的理性。柏拉圖堅(按:疑是持之誤)研究幾何學,並不是為了幾何學的實際用途而是想發展思想的抽象力,並訓練心智使能正確而活潑地思考。柏拉圖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確的思考能力應用在倫理與政治上,結果奠定了西方社會哲學的基礎;阿里士多德把它們應用在研究具體事物的真實性上,結果奠定了物質科學的基礎。

(中略)

中國思想集中於倫理關係的發展上。我們之對天然律發生興趣,只是因為它們有時可以作為行為的準則。四書之一的《大學》曾經提出一套知識系統,告訴我們應該先從格物着手,然後才能致知。知識是心智發展的動力。

到此為止,我們所談的還是屬於知識方面的。討論再進一步以後,道德的意味就加強了。心智發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則是齊家的基礎。齊家而後方能治國,國治而後方能平天下。從格物致知到天下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道德上的理想體系。在中國人看起來,世界和平絕非夢想,而是實際的道德體系。因為國家的安定必然是與國際和平密切關聯的。離開此目標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或無關痛癢的

在這種學問態度之下,查問地球究竟繞日而行,抑或太陽繞地球而運行,原是無關痛癢的事。

(中略)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之下,中國未能發展純粹科學是毫不足奇的,因為純粹科學是知識興趣的表現,而非實際應用的產物。我們曾經建造長城和運河,也曾建設偉大的水利工程;〔……〕。但是它們並不是從純粹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它們無論如何偉大,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直到現代工程技術輸入以後,才見轉機。如果沒有純粹科學,現代工程科學根本無法達到目前的巔峯狀態。〔……〕

在中國,發明通常止於直接的實際用途。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肯在原理原則上探討;也不像現代歐洲人那樣設法從個別的發現中歸納出普遍的定律。現代歐洲人的這種習性是從古希臘繼承來的,不過較諸希臘時代更見進步而已。中國人一旦達到一件新發明的實用目的,就會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國科學的發展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科學思想足為導向的明燈。科學發展在中國停滯不進,就是因為我們太重實際

(中略)

有時候我們也可能闖出實際重道德的思想常規,但是我們一旦發覺離開倫理範圍太遠時,我們馬上就會收回心靈的觸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過道德的範圍。他從山頂上發現的貝殼而推斷到山脈的成因。他認為山勢的起伏顯示千萬年以前的山脈一定是一種流體,山頂上的貝殼正可以證明,目前的山峯一度曾是深淵之底。至於這種流體何時凝結為山脈,如何凝結為山脈,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峯等等問題,他卻無法解答了。他的推斷也就到此為止,深恐冒險前進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後都會有過同樣的觀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國思想家在理論方面的探討一向是謹慎的,惟恐遠離倫理關係的範圍。

中國人當然不是缺乏理知的民族;但是他們的理知活動卻局限於道德與實用的範圍。〔……〕。中國哲學的目標是安定。求進步?算了吧——進步勢將招致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討。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只是因為她根本無意於此。

(145) 劉君燦〈中國傳統科學思考特色初探〉

林啟彥、黃嫣梨、林潔明編著:《中國文化專題》,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修訂二版),頁156-183。

(此據劉君燦先生同名文章刪節而成,部分地方作小量修改以便連貫。)

輯按:是次並未盡錄原書注釋,而按本人以意去取。

難成完整的邏輯系統
中國傳統科學古籍的特色就是很難成為一個完整的邏輯系統[1],不過,這並不是說中國古代哲人思考不合邏輯,事實上有許多仍然是暗合邏輯的,這就如同一個人不知道有胃和胃的功能作用,但把食物吃進,仍然可以消化一樣。然而不重視邏輯方法這點卻是顛撲不破的[2],在古代哲人把他的思想整理寫成典籍時尤其如此。中國的古籍大多是條目式的,將事實與現象一條條的羅列,頂多加以一粗略的分類,如《物理小識》即分為天象類、器用類、人身類……等等。各條目之間往往只是同類並舉,而沒有蘊涵、推衍[3]、演繹[4]的關係,譬如《墨經.經上篇》、《經下篇》都有很多條,每一條陳示的是同一類的事實或現象,但各條之間即使同類,也看不出多少邏輯上的關係,更不用說形構系統了[5]

還有,這些條目有些是提出問題後,馬上就寫出結論,而省略了推論的過程[6]。也就是說,條目內所說的是「是甚麼,應是甚麼」,而不是「為甚麼是,如何是」。典型的例子如《老子》一開始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至於何以道可道,非常道﹔何以名可名,非常名呢?其間的推理都省略了。在《墨子.耕柱篇》,我們可以看到墨家對這種陳述方式的批評,原文如下︰「……葉公子高問於仲尼曰︰『善之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7]。在這個例子裏,孔子答的是結果,而問者想知道的是何以會有這樣的結果。《墨家的哲學方法》[8]一書作者鍾友聯曾認為典籍的這種只有結論,沒有推論的陳述方式,可能因為遠古沒有紙筆,要把言論雕刻在竹簡上頗為費事,因而就省略了;筆者不盡同意這種說法,因為古希臘一樣沒有方便的紙筆,但《歐氏幾何原本》[9]仍把一步步推論的過程詳列出,因此這是心態上重視不重視的問題,與記載工具的良窳[10]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


[1] 邏輯系統: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學問。系統是指由若干互相聯繫、互相作用的要素所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邏輯系統本來就是用以概括一套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學問系統。在這裏則可理解為理論系統。
[2] 顛撲不破:無論怎樣摔打都不破。比喻學說、理論完全正確,無法予以否定。顛,跌倒;撲,敲打。
[3] 推衍:邏輯推理方式中有一種稱為「邏輯推演」,是指由一個概念引申到另一個概念或由一個(一些)判斷引申到另一個(另一些)判斷的邏輯活動。例如把「動物」和「植物」兩個概念結合起來,可以推演出「生物」這個概念。
[4] 演繹:亦稱「演繹法」,是邏輯推理的一種方法,也稱「演繹推理」。是運用一般原理來推論出個別對象的結論的思維活動。也就是由一般推到特殊的一種推理。其前提和結論之間的聯繫是必然的,是一種確實性的推理,其最典型的方式如:金屬是能夠導電的,鐵是金屬,所以鐵能夠導電。
[5] 形構系統:在這裏指的是思維形式結構方面的科學系統。在邏輯學上或稱形式系統。邏輯學本身就是一個通過嚴格有效的思維方法而建立客觀知識的形構系統。《墨經》雖有一些邏輯形式的推論和有關自然現象方面的敍事記載,但完全不能視為具有形構系統的自然科學和邏輯學的一部著作。
[6] 推論的過程:即推理的過程。推理是邏輯用語,是指由一個或一些判斷作為前提,推出另一個新的判斷的思維過程。由推理得出的新判斷是結論。結論和前提之間必須具有足夠理由的邏輯聯繫。這樣的思維活動過程,就是這裏所說的「推論的過程」,有時也叫做論證或論證的過程。缺少這個過程,就只能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傳授知識時就不易被人理解,論辯時也就缺說服力。由推理得到的知識是間接的、推出的知識。要使推理的結論真實,必須遵守兩個條件:(1)前提真實;(2)推理的形式正確。推理有演繹推理、歸納推理、類比推理等。
[7] 這段話見《墨子.耕柱》,意思是:葉公子高向孔子詢問為政之道,說:「善於治理國政的人應該是怎樣的?」孔子回答說:「善於治理國政的人,使遠方的人來接近自己,使故舊的人像新結識的人一樣(不產生厭倦懈怠的情緒)。」老師墨子知道了,說:「葉公子高問得不對,孔子也沒有能夠回答出所以然來。葉公子高難道不知道善於為政的人是應該使遠方的人能夠親近,使故舊的人像新結識一樣的嗎?他問的應該是怎樣才能做到這境界的道理啊。」在這段話的後面還有幾句:「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意思是說:不把別人所不懂的告訴他,而把人家本來懂的去告訴他,所以說葉公子高問得不對,而孔子也沒有能回答出所以然來。
[8] 此書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初版於一九七六年。
[9]《歐氏幾何原本》(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e XV:即歐幾里得所著的《幾何原本》。歐幾里得(Euclid,約前三三○—前二七五),古希臘數學家。他借助亞里斯多德總結出來的公理方法研究幾何學,寫成《幾何原本》十五卷。《幾何原本》(Elements)的內容主要是探討不同形狀物體的面積和體積的求證方法,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部公理化的數學著作。該書從公理公例出發,然後用演繹法一步一步地推出有關定理,標誌着數學知識系統化的開端。其中所運用的數學演繹法對哲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一六○七年明代學者徐光啟與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將此書前六卷譯成中文,至一八五六年由清代學者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將其餘部分譯出。
[10] 良窳:即好壞。寙,讀作yu3,粵音「羽」,粗劣之意。

關聯式的思考
中國古籍除了常只有結論、沒有推論外,還有一點就是有理論推論的,往往也是關聯式的思考[11]。(Corelative thinking,此名稱見諸李約瑟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二冊第十三節(f)段小標題,中譯本第二冊四六二頁。)所謂關聯式的思考,大約包括直覺(intuition)、類比論證(analogy)與想像(imagination)等等。(按︰下文僅介紹想像及類比論證兩項。)

就「想像」這一方面來說,譬如《易經》乾卦是六個長橫的陽爻(),而陽爻在《易經》中稱為九,最下一陽爻就稱為初九。初九這爻在《易經.小象辭》[12]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13],而《易經》的作者羣即由陽在下,當為潛龍,潛龍需要好好充實自己,以待時勢,不可貿然出用,致遭損毀,因此勿用。但這潛龍勿用的結論可說是對乾卦的初爻做了一個詮釋。而近人對一形式系統賦以詮釋(interpretation)的意思,乃是對形式系統[14]中的符號賦以一物理意義,然後由賦予了物理意義的符號,透過對形式系統的表式,得出一說明或理論。譬如1+1=2這個形式語句,你把1指為一個蘋果,那麼由1+1=2表示的就是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於兩個蘋果。如將最下一爻詮釋為上下意味的下陽爻、初陽爻,甚至詮釋為「地下」,則由乾卦六爻的符號系統()本身,是推論不出潛龍勿用這個結論的[15]

《易經》作者羣所以得到潛龍勿用這個結論,是靠了創造性的想像力(creative imagination);固然,創造性的想像力對科學也極端重要,因為這對觀念的啟發、假設的提供裨益非淺,但怎麼說,畢竟這不是演繹,也不是歸納[16]

反觀西方自古希臘以降,經牛頓等人到現在,在思想考方式上卻不是關聯與感應這一套。譬如歐氏幾何,一者是以幾個定義[17]與公理[18]推衍出整個奔騰澎湃的系統;二者它裏面的元件如點、線、面等都是抽象離析出來,只剩下必要性徵的東西。譬如點只有位置,沒有大小;線只有長短,而無寬窄;面只有廣延,而無厚薄等(二十世紀以後,基於邏輯嚴密要求,數學家甚至將點、線、面列為無定義名詞)。後來物理學上所以有質點(mass point)[19]這個觀念,就是想借用歐氏幾何來建構物理學的。除了歐氏幾何外,牛頓力學也是一個很好的邏輯系統,由運動三定律及萬有引力定律出發,整個牛頓系統就氣勢磅礡的建立起來。而如是一來,氣體性質的說明,能量守恆的發現[20],機械、土木上的應用等等都隨緣化生,這種後浪推前浪的氣勢恐怕就不是只重關聯、感應的中國學問能夠相以拮抗的了。



[11] 關聯式的思考(corelative thinking):即對不同性質的事物,揭示其相互關係的一種思考方式。李約瑟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認為中國古代陰陽五行的學說,是建基於一種典型的關聯式的思考之上。
[12]《易經.小象辭》:《易經》中有《象辭》,亦稱《象傳》,是解釋爻象之辭。總釋一卦之象者稱《大象》,分論一爻之象者稱《小象》。
[13] 語見《易經.乾》初九象辭。這個象辭的意思是說:巨龍潛伏水中,暫時不能施展才能,而陽氣初生,正處於低下的位置。作者自注:現代的考證告訴我們,中國的典籍大多是集體創造,很少出自於一時代或一個人之手,《易經》也不例外。所以說《易經》作者羣,而不說《易經》作者。至於把六爻兼三才而兩之,分為天人地三才,以及把乾卦初九爻詮釋為「地下」這學說與「潛龍無用」這說法的孰先孰後,頗難斷定,因此本文只把初爻詮釋為「陽在下也」,而不詮釋為更具體性的「地下」
[14] 形式系統:以符號形式表示的一套知識系統。例如數學的符號,便是形式系統。
[15] 輯按:這裡有點語焉不詳,輯者嘗試補充。沿用「一加一等於二」的例子,把1指為蘋果是可以的,但如果因為蘋果是健康的食物,把2解釋為很健康,把1解釋為不夠健康。這樣的思維未免過份跳脫,而且蘋果代表的不只是健康,也可以是紅色、果實、甜味等。相似地,將乾卦的初九詮釋為「潛龍勿用」也大有爭議。首先,要將那一劃(爻)當作龍,但這是主觀的,人人的想像都不同。如果有人覺得那是蚯蚓這種經常在地底活動的生物,「潛龍勿用」就不能成立了。
[16] 歸納:相對於演繹的邏輯推理方法,亦稱「歸納法」或「歸納推理」。是由多種個別事物具有共同屬性的部分作為前提,推出一般性的結論,即由特殊推到一般的推理。例如:金能導電,銀能導電,銅能導電,鐵能導電,錫能導電,而金、銀、銅、鐵、錫都是金屬,於是歸納出「金屬是能導電的」這個一般性的結論。歸納法反映人的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的過程。
[17] 定義:邏輯學上的用語。有時又稱界說。是揭示概念內涵的一種邏輯方法。例如:「等邊三角形就是三邊相等的三角形」。通過這個定義就可以明確「等邊三角形」這個概念的內涵,簡言之,也就是知道了「等邊三角形」是甚麼。
[18] 公理:邏輯學上的用語。人們經過長期反覆的實踐檢驗,其真實性不需要再加以證明的判斷。例如:「整體大於部分」就是一個被人們所公認的可以用作證明論據的公理。
[19] 質點(mass point):是指具有一定質量而沒有大小和形狀的物體。這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抽象概念。實際物體都有一定大小的體積,但當要量度物體的運動或距離的時候,可以不計物體體積和內部各處運動狀況的差別而把它看成質點,使計算的問題大為簡化,所得結果仍可與實際情況相當符合。例如量度人與人的位置距離,是當人為一質點是計算的;量度物體的運動速度,也同樣視該物體為一質點計算的。
[20] 能量守恆:指能量守恆與轉換定律。這是自然科學中關於物質運動的最重要的普遍規律之一。這個定律,經十九世紀許多科學家如邁爾(J. L. Meyer)、焦耳(J. P. Joule)、格羅沃(W. R. Grove)等人大量的科學論證和實驗加以證明。其內容為:自然界的一切物質都具有能量,能量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如機械間、電磁的、光的、熱的、化學的、生物的等等,其中任何一種形式都能夠在一定的條件下,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轉化為其他各種形式,或從一個物體傳遞給另一個物體,在轉化或傳遞過程中,能量的數值保持不變。能量守恆與轉換定律的發現,證明了物質運動的永恆性,被認為是十九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


類比論證(節錄)
我們可以這麼說︰類比論證(包括譬喻)是中國古籍用得最多,也最豐富的論證方法。

類比論證是一種實質論證,運用的是事物間或命題[21]間的類似性,這樣所獲得的結論,只有概然性而沒有必然性,因此在使用類比論證時,必須小心,才不致發生謬誤。如譬喻論證就可能有下面的謬誤——《呂氏春秋.察傳》中曾言︰「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22]利用命題形式的類似性也是一樣,其間也沒有甚麼必然性可言。如「(1)盜,人也。(2)多盜,多人也。(3)無盜,無人也。[23]就是一種謬誤。

總而言之,類比論證是依據兩事物或兩命題間的類似性,而由此一事物推知彼一事物的論證形式。它是由特殊推出特殊,既不是概念的演算[24],也不是語法的轉換[25]。我且把類比論證容易發生謬誤的原因形式化如下︰

(1) A似B:A的特性有a、b、c、d、e、f。
                  B的特性有a、b、i、j、k。

(2) B似C:B的特性有a、b、i、j、k。
                  C的特性有g、h、i、j、k。

(3) A與C:A的特性有a、b、c、d、e、f。
                  C的特性有g、h、i、k、k。


A與C毫無類似之點,此即「人之不似狗」也,也就是說類比推論是不具傳遞性的[26]

這種論證推論不能保證結論對,結論對也不能保證推論對,只具有概然性的正確。


[21] 命題(proposition):邏輯學上的用語。指表達判斷的語句。如本段課文中的「類比論證是中國古籍用得最多,也最豐富的論證方法」就是一個命題。
[22]《察傳》所載這段話的意思是:凡是聽到一些言語,不可以不加審察,因為一句話經幾個人傳開去的話,白的就會成了黑的,黑的也會成了白的。所以狗像玃,玃像母猴,母猴像人,而人與狗就相差很遠了。玃,讀作jue2,粵音「霍」,獼猴而老者為玃。此段文字是由類似的舉例的方法來證明傳言容易失實,證「察傳」的重要性。
[23] 這裏共有三個命題,從《墨子.小取》抽取約化而來。《墨子》的原文是:「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墨子是用這段話來說明類比推理中的一種「是而不然」(一個命題是肯定的,但在這個命題之上附加一些成分後,結論就變成否定的)的推論方法的。「盜,人也」,這個命題是肯定的,是正確的,因為從生物學意義來說,應該承認「盜是人」。但「盜」具有不道德的、違反法律的特性,這種特殊屬性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盜」和沒有偷盜行為的一般的「人」實際上就不是完全同類。因此由第一個正確命題「盜,人也」,進行類比推理而得出的第二命題「多盜,多人也」和第三命題「無盜,無人也」,就都是謬誤的。
[24] 概念的演算:對概念所具的內涵與外延進行邏輯的推演過程,就叫做概念的演算。例如,「人」這一概念的內涵是:有語言、能思維、會製造生產工具等的動物;「人」這一概念的外延可包括古今中外有人。
[25] 語法的轉換:就邏輯的命題中語法結構部分進行移換而產生另一新命題,就叫做語法的轉換,又稱換位法。例如:「所有哺乳動物都不是用鰓呼吸的動物」可轉換為「所有用鰓呼吸的動物都不是哺乳動物」,而新的命題與舊的命題同時為真。
[26] 傳遞性:指某些事物之間所具有的傳遞關係。如A和B之間具有某種關係,B和C之間也具有這種關係。相等關係、大小關係、高低關係等等,都是傳遞性關係。如A的年齡比B大,B的年齡比C大,則A的年齡一定比C大。這就是傳遞性的關係。與此相關的還有兩種關係:一是,如A是B的父親,B是C的父親,則A決不是C的父親,這叫做「反傳遞關係」;二是,如A是B的同學,B是C的同學,則A可能是也可能不是C的同學,這種關係叫做「非傳遞關係」。弄清這些關係在邏輯上是非常重要的。


整體合一的自然觀
(此據劉君燦先生〈傳統文化、科技與現代科學〉一文略加刪改而成。)

在自然觀上,先賢看待自然也是天人合一式的整體觀、有機觀。不特自然與人事是相關相應的,甚而是血乳交融,渾然一體的,一部分的擾動,就會引起另一部分的相應變化,這種變化又會反饋(feedback)回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中,即說︰「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27]《易.繫辭》的「天垂象,見吉凶。[28]《易.賁卦》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29]都是這種觀念的反映。而《易經》的六十四卦的本身與其錯綜爻變,可說把自然與人事括在有機關聯、消長盈虛的概念系統下了;而有機系統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反饋以自動平衡,某方面有所得,另一方面必有所失,一時的得也可能造成另一時的失,塞翁失馬就是一個很貼切的故事﹔闢草萊為良田,開發山地與森林,一時有所得。而水土保持不好,生態平衡破壞,可能就會決江河而成大災了:先賢早就有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也。[30]的看法。我們以參天功以濟人事,利用自然以厚生,但如干涉自然太過,自然的報復是驚人的。甚而前賢唯恐器械的創制干涉自然太過,並且造成人事的過分分工,而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因此《莊子.天下篇》就有「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31]的看法。而「械」字的構造,就明顯表示器械的創制是要戒慎戒懼的。而這種整體觀,有機觀的看法也是強調「時」的觀念的——不失農時,風調雨順,才能國泰民安﹔器械的創制是要與時偕行的,甚麼時候可能做甚麼都是有所講求的。而中醫的治療原則,以及運用消長生剋,體機平衡[32]的觀念來解釋病理、生理,也是整體觀、有機觀下的產物。


[27] 這幾句話的大意是:自然界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地之間如果興起了陰氣,那麼的人陰氣也會相應地興起。如果人的陰氣興起了,那麼天地間的陰氣也會有所感應。這裏所說的陰陽,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自然界現象都有正反兩方面,就用陰陽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氣或物質的力量。董仲舒更認為凡是惡的都屬陰,凡是善的都屬陽,所謂「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所以他主張「陽尊陰卑」。
[28]「天垂象,見吉凶」:這是《易經.繫辭傳上》中的兩句話,意思是:天上垂懸日月星辰等表象,顯示吉凶的徵兆。
[29]「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語見《易經.賁卦》「彖辭」,意為:觀察天文,可以知曉四季轉變的規律。天文,指日月星辰等天體在宇宙間分布運行等現象。
[30] 語出《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說:砍伐林木有定時,那麼木材就會用不完了。時,指適當的時間。
[31] 這段話出自《莊子.天地篇》,課文作者誤為《天下篇》。《天地》是《莊子》第十二篇,屬《外篇》部分。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凡是有機關發動的器械,就必然會有機巧的事務,要從事機巧的事務,就必然要運用機變的心思。胸中有了機變之心,就不再保持純潔清白;不能保持純潔清白,精神心靈就不能平定安靜;精神不能平定安靜,「道」因此也就不可能容納下去了。「神生」的「生」與「性」通。道,這裏指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32] 消長生剋、體機平衡:這是醫學方面的理論觀點。《黃帝內經》認為人體器官各有不同的功能,它們既相區別,又相聯繫,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某部分發生病變,可以影響到整個身體或其他器官的機能,而全身的狀況又可以影響到局部的病理變化。它運用陰陽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消長變化的樸素的矛盾發展觀點,指出人體必須保持陰陽的相對平衡,運用五行生剋的學說,闡明肌體各腑臟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彼此間既相生又相剋的關係。

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

(144)〈傳統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導論、段落大意等

林啟彥、黃嫣梨、林潔明編著:《中國文化專題》,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全資附屬機構〕
2008年(修訂二版),頁117-182。


輯錄說明
《中國文化專題》是「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簡稱高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指定讀本,收載課文六篇:唐君毅〈與青年談中國文化〉、吳森〈情與中國文化〉、劉君燦〈傳統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趙永新〈中國藝術的基本精神〉、金耀基〈中國的傳統社會〉、殷海光〈人生的意義〉。其教學目標在於「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啟發學生的思想,同時提高學生研習中國語文及文化的興趣」(見其書編寫說明)

2014年,香港高考被「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取締。在此之前,所有透過聯合招生辦法入讀本地大學的人都必須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取得合格,換言之,他們必須熟讀這六篇文章。這些文章稱得上是一代人的回憶,全文在網絡上隨處可見,唯本書編者的文字亦有一定價值,卻未見人上傳,故輯錄於此。

作者簡介
劉君燦(一九四五—),湖南寧鄉人。臺灣大學物理系畢業,現任教於臺北縣黎明工專電子科系,是當代臺灣學界致力研究中國科學哲學與科學思想史的傑出學者。

劉氏從大學時代起,即開始研究西方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從愛因斯坦至大無外的相對論,到蒲朗克(Max Planck)、海森堡(Werner K. Heisenberg)等至小無內的量子力學等,均醉心研究。他曾譯介了不少這些西方哲人有關宇宙的構成和微觀粒子運動的規律的卓越的理論與思想。及後,為了研究東西方兩大文化系統的性質及其真正合流之道,以達到兩系文化整體的圓融,劉氏的為學之路更有了新的開拓與擴充。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窮畢生之力撰成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對中國學術界帶來不小的衝擊,劉氏也深受影響,他和許多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一樣,積極投入整理詮釋中國傳統科技的成就與特質的研究工作中。而美國當代科技史家孔恩(Thomas Kuhn)的巨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典範理論,也對劉氏的科學史研究有重大的啟發作用,劉氏的學術見解因此而漸趨完密與成熟。

劉氏對中西方科技史的研究,並不只落於史料學的層次,更試圖在科技思想的特質方面有所發現、有所創獲。所以他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其關懷層面就自然地擴及文化問題(中略)

在《科技史與文化》一書的〈自序〉中,劉氏申明了他治學的重點和目標,他說:「科技是整體有機文化結構中不可劃分的一部分,科技在中西歷史上的發展脈絡也反映着各自文化上的特色,而廿世紀是既具普遍性,又具殊異性的人類文化開始形成的契機;我們中國人面臨傳統所欠缺的近代型科技的衝擊,在自然觀、人文觀上,要如何汲引傳統文化所給我們意義上、概念上的啟發,再調適於分析中有整合,講究運作結構的現代文明,是這幾代中國人不可旁貸的機運與責任。」

劉氏的著述甚豐,主要著作有:《科技史與文化》、《談科學思想史》、《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中國科技史采風錄》、《天工人為——中國的物理》、《方以智》;編著有:《中國天文學史新探》、《不朽的科學家——物理篇》(與王亢沛合編);譯著有:《伽利略》、《物理學家的自然觀》、《物理與哲學》、《人類存在的目的》等。

解題:
本文選自劉君燦著《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六)一書,此文最早發表於《時報雜誌》第三一二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至於附錄的部分,則選自劉氏所著《科技史與文化》(臺北華世出版社,一九八三)一書中所收的兩篇論文,計為《中國傳統科學思考特色初探》及《傳統文化、科技與現代科學》。附錄所載文字,均為上述兩文的節錄。

作者在本文中,主要是要提出一個與「李約瑟難題」有同等重要性的學術問題,這就是:傳統中國科學是否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模式?若然,這套模式又是怎樣產生和運作的?這套模式又有何特點?它的局限與長處何在?本文是針對如上的問題而展開討論的。

在本文的正文部分,作者側重論述中國未能發生近代科學革命的原因。作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科學在整體文化中是輔助角色。作者指出,中國科學史上的巨匠不是純科學知識的追求者,他們的科學論著大都是著作中輔助或不被重看的一部分,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講求實用的思想使中國科學整個化約到文化活動之中,使自然秩序與人文秩序交融為一,科技的知識和成就因而缺乏獨立的價值與地位。雖然如此,作者仍認為中國傳統的科學與科學思維是自成一個系統或模式的,它雖不能如西方傳統科學那樣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它確有自己的一套理論系統,雖然這未必廣泛為人所認知。作者指出,中國傳統科學走的是與西方相當不同的路子,中國人的科學是以「類比」為方法,以「感應」為主要概念,以「器象類數」為主要架構的一套理論系統去認識自然、駕馭自然的。這一系統促成了中國傳統科學發展有自己的獨特成就的一面,例如:潮汐漲退原理和磁場的發現、指南針的發明、地震測量的精確等等,都是由於「同類相動,異類相感」的關聯感應式的思維在科學活動中的產物。

作者最後更提醒當代中國人,不應因為傳統中國不曾發生科學革命而感到自卑與氣餒,因為西方近代科學也同樣有其缺點和局限。中西方的科學傳統,事實上各有其不同的知識探求和理論建立的模式,中國是屬於關聯感應式,而西方是屬於因果蘊含式,在後現代世界的科學探求中,二者是可以各展所長的。

本文的附錄有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國傳統科學思考特色初探》中,作者闡述了中國傳統科學思想考的幾項特色:第一,不大講究發展形式邏輯系統;第二,以關聯感應的思考方式處理和解釋自然界的萬事萬象;第三,用類比論證的方式進行推理,以致所得的結論只有概然性的正確。作者認為,這樣的思考方式是無法建立一套精確的科學語言和科學公式的。在第二部分《傳統文化、科技與現代科學》中,作者申論了相對於西方人以分裂割離的手段去了解自然、控制自然的取態,中國人卻有一套整體合一的自然觀的取態,就維持自然生態的平衡與達到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的目的來說,中國人這套自然觀無疑更有效用,更值得發揚光大。

導論
研究中國科學發展史的人,通常都會提到幾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傳統中國的科技成就,直至公元十五世紀,仍然在許多方面領先西方世界,為甚麼在其後的日子,中國被西方趕上和超越,而變成一個科學方面相對落後的國家?這個問題可以簡化為更簡單的提問方式:中國為甚麼沒有發生近代的科學革命?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第二,究竟傳統的中國科學與技術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它能否與近代西方科學銜接?若果不能銜接的話,原因在哪裏?既然不能順利銜接,那麼中國傳統的科學模式還有繼續保留與尋求發展的價值嗎?這一問題也可以轉為另一種提問方式:中國傳統科學是否代表着另一類科學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究竟是怎麼樣的?我們該怎樣評價它?第三,假若我們認為人類的優秀文化累積是建基於多元文化並存和互融的基礎之上,那麼不同民族的科學發明、科學思維方式與對科學的取態,自然也應該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視與理解。要創造人類未來世界更理想的科技文明,僅靠近代西方的科學文明作為唯一的資源,是否能膺此重任?中國人的傳統科學文明的資源對此是否毫無裨益?這個問題也可以簡約為如下的提問方式:中國傳統的科技文明對後現代的科學發展會有積極的作用嗎?

關於上述三個問題的討論,中西學者似乎多較多關注到對第一個問題的探討。中國的學術界就中國為何未能發生類如近代西方的科學革命,曾提出許多不同的解釋。有學者從中國人的宇宙觀和哲學觀立論,指出中國人歷來重人事而輕物理,長於理性而短於理智,所以科學思想是貧乏的。(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也有學者從中國文化精神着眼,指出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有重實踐而輕理論、重經驗而輕實驗、重直覺而輕觀察的傾向,致令中國科學不能發達。(見謝幻偉《中國文化精神》)更有學者從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特性作出說明,認為中國人長於心靈的感通與內省的功夫而拙於對事理的分析和邏輯推理的能力。(見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凡此種種,總的來說,都是從中國文化精神的本質入手論證的,即是從內在的思想文化角度進行分析的結果。職是之故,一些文化史家和哲學家遂認為中國文化注定是不能產生近代科學,除非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不是這個樣子。然而事實上,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卻確實如此,因此中國近不能成為科學發達的國家,也就無足為奇了。正如馮友蘭在《為甚麼中國沒有科學》一文中所說:「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中國哲學家愛的是知覺的確實,不是概念的確實,因此他們不想也沒有把他們具體的所見翻成科學的形式。……中國的哲學家們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因此他們希望知道的只是他們自己;同樣地,他們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希望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在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該文見於《三松堂學術文集》)

針對上述種種關於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的解釋,或中國文化根本上不宜發展科學的論斷,也有不少學者提出異議。譬如錢穆就曾經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精神並不與現代科學精神相違背,中國人的心性之學有科學的基礎。(見錢穆《中國文化與科學》)另一位學者毛子水亦指出,古代中國人有相當卓越的科學思想,擁有一切西方古代科學家具備的科學才具,而中國科技的落後只是近數百年的事,導致這種落後的局面,只是一些外在的社會制度和物質條件所造成,包括大一統的政治、重農的社會、科舉制度和匱乏經濟等因素。換言之,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革命,與人的因素及思想文化的因素無關。(見毛子水《中國科學思想》)

以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名聞於世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曾就中國古代科學的實際成就及其無法在近代出現革命性的突破,以致不能走出西方形式的科學革命之路的因素,作出了極其嚴謹而精確的論證。他的解釋既注重中國社會外緣因素的分析,也兼顧到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性格的探討。他指出:中西方社會經濟結構有不同的發展歷史,而中西方文化思想方面有不同取態,這才是導致中西方科學在近代以來發展殊途的原因。

李約瑟在《中西方的文士與藝匠》(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一書中,從地理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角度說明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外在原因。他主要的觀點是:中國的地理特徵,適合以農立國,非如歐洲地形之為列島式,能促進重商主義的興起。由於中國的雨量是高度季候性的,且每年變化很大,因此特別需要大規模的灌溉工程及河道管理,這便形成了皇權的無限擴張,封建制度即因此趨於沒落;歐洲裂土為邑的封建制度,則一直綿延至文藝復興末期,才漸告崩壞。在社會經濟方面,中國在皇權統治之下,由於需要管治和利用大量的人力,政治上的官僚制度便建立起來,這樣一方面阻延了封建制度的再建,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商人階級的興起與資本主義的來臨。當封建制度在中國崩潰的時候,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遂與歐洲迥然不同,即非重商的,更不是工業資本的,而是一種「亞細亞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歐洲近代的科技發展,與商人權位的抬頭有密切的關係。歐洲封建制度瓦解後,皇權的增強需依賴新興的商人階級的支持,商人階級乃借此爭奪政權,影響政治。由於他們擁有資金和權力,故此可以大量投資於工業的開創和科學的研究,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發生,形成有利於科技高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由於進行上述水利工程的特殊需要,而催生和支持了封建官僚主義的社會,這不但阻礙了商人取得權力,間接地也剝奪了傳統科技高度發展而向近代科學轉型的可能。李氏認為,這才是中國不能像歐洲一樣,使傳統科技突破而發展為近代科學的主要外在原因。(亦可參看李約瑟著、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的《譯者導言》)

李約瑟在《大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The Grand Tit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一書中,除了保留外在的分析觀點外,又提出了自然法、宗教及語言文字等內在的因素的重要性。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文化是祖先崇拜的,又相信永恆的「道」,以及「自然的有機體論」(Natural Organism),認為宇宙萬物均和諧共處而自動合作。但西方則有一創造主的宗教信仰,甚至認為上帝曾經命令人類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又相信宇宙由原子構成,以及機械論的設定。進一步更由於對法律上的「自然法則」的信仰,而開始走上科學的「自然法則」的概念架構。近代型的自然科學的產生,早期即基於「自然法則」的素樸的思維方法,而這種素樸的思維方法,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哲學系統所缺乏的。李氏強調中西哲學與宗教對「自然」的不同看法,尤其西方重視「自然法」和「上帝的安排」(Law of Nature and Providential Design)兩個觀念,並以之作為自然科學思維的重要基礎,正是中西方近代科學發展殊途的主要內在因素。

本文作者劉君燦對中國為何缺乏科學革命這個問題,在文中也作了一些探討。他大體上認為,中國人視科學為一種輔助性的知識,被化約到整個文化之中,不具有獨立的地位與價值,因而成就不出專門性的科學著作和受社會尊重的專業科學家。加以中國人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科學思維模式,例如重視天人合一的觀念、關聯感應式的思想,不重視形式邏輯的思考,採用類比論證式的推理,以至強調整體合一的自然觀等等,都使得中國傳統科學無從走上一條像西方近代科學革命所經歷過的道路。

然而,劉氏在文本中更表關注與關心的,卻是前述的第二與第三個問題。劉氏認為,當代的中國人不應因為中國不曾發生近代科學革命而感到失落和氣餒,或妄自菲薄,因為近代西方科學的理性範式也已出現了明顯的崩解的預兆,而後現代的科學圖景,將為中國人再次帶來復興中國傳統科學的新機。中國人今天應該做的,是努力研究和認清中國傳統科學的獨特範式,了解其局限之餘,也要知道其長處和優點之所在。

因此之故,劉氏在文中便首先積極回應上文所述的第二個問題。劉氏在文中清晰地表明,中國傳統的科學思想與西方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它代表着另一類的科學範式。我們大可不必糾纏於誰優誰劣的爭論中,以理性的態度認識和看待中國這套獨具特色的科學語言系統(範式)才是正確之道。作者認為,中國人是以類比為方法,以感應為主要概念,以器象類數為主要架構來成就的一套理論框架去認識自然和駕馭自然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套關聯感應式的思維模式(有別於西方的因果蘊含式)。這一思維模式雖然未有把中國引入近代科學的康莊大道,但它也絕非一無是處,它所產生的成就也是很多的。像古希臘和中國都知道磁石可以吸鐵,但是只有中國人才造出指南針與羅盤,還有地動儀的發明,以及對共鳴現象的解釋,對導體和非導體差異的認識,對日月引力造成潮汐現象的認識等,這些都與中國人的關聯感應式思考有關。而中國古代許多重要的科學原理的發現和科技的發明,也得益於這種思維模式。中國人這套科學思想體系堪稱獨步天下,像《周易》的卦象與爻辭,可謂貯藏着無盡的關於宇宙自然與人倫秩序的聯想,而陰陽五行思想所帶出的宇宙構造模式,對萬事萬物無限的包涵與吸納,構成了一幅天人融合、陰陽相濟與生態平衡的圖景。時至今日,像中醫藥之應用於調養人們軀體的生理,還能顯現出其無與倫比的價值與效力。對於這樣的科技思想的傳統,當代中國人不但不應該棄如敝屣,更要珍惜它,要謹慎地去蕪存菁,使它能對後現代的科技文明作出貢獻。

劉氏對於前述的第三個問題,也表明了一些自己的觀點。他說:「無論文化,無論科學,沒有特色,不能同中求異,是沒有存在價值的。」又說:「同異對比下的發展永遠代表人類文化的生機,劃一的權威講求則是生機的斲傷!」明顯地,他認為要創造出未來世界更理想的科技文明,不能僅靠西方科學文明作為唯一的資源,而中國傳統的科技文明,必將對後現代的科技文明的產生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雖然人們對此說法可能會半信半疑,而劉氏也未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論證與交代,但我們可以引述沈清松為劉氏另一著作《談科技思想史》所寫的序言中一段話,證明劉氏的見解是正確的。沈氏說:「大體說來,西方近代科技的理性典範有三個不良預設:首先,它認為科技循直線進行,一往不復的方式發展,卻忽略了某些指標的改變,並不一定會導致全體的進步,尤其成長並不一定循單線發展。其次,它太強調與傳統決裂,甚至以之為現代化之先決條件。事實上,科技上的新發明必須能與某些傳統價值掛鉤,始可深植其中,得以生根。最後,它亦隱含一種宰制的策略,由理論宰制經驗,由先進國家宰制落後國家。與此對比之下,中國傳統科技不採直線進步觀,卻倡導繼承與創新的互動,輪轉而無窮;它不與傳統斷然決裂,卻主張連續性的看法,它不採宰制策略,卻採協調策略,科技不被視為人控制自然與社會之工具,卻是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知識與技能。」

如上所述,劉氏對中國傳統科學的獨特性及其在未來人類科技文明發展可能作出的貢獻,所提出的一些分析和觀點,對關心中國科學前途的人來說,是深具啟發性的。

內容分析
本文中心意旨在說明中國傳統科學的過去情況,同時亦對當前的形勢及未來的發展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觀點。全文除第一節為引論外,其餘共分五大節來展開作者的論點。每一大概各列小標題,各節之間都首尾呼應,有逐步遞進的論述邏輯與層次。

段落大意

引論
作者於本節中,開宗明義地說明中國傳統學問首先要考慮解決人的問題,尤其最關心的是人在自然界如何生活的問題,傳統中國科學也以此為主要的探討對象。中國人最早和最重要的科學思考也如其他世界古文明一樣,要追問宇宙的來源問題。作者指出,中國古人的宇宙發生論,在意念上與近代科學的觀點頗為類似。

科學著作散見各書
這一節主要論述傳統中國沒有科學專著的情況和原因,共分三段。

在第一段中,作者指出中國傳統科學在中國整體文化中居於輔助地位,作者並列舉出中國科學史上沒有純科學學者和科學專著為例子來加以證明。

在第二段中,作者繼續詳舉實例,說明中國過去雖有種種有關科學方面的論說,但缺少專門性的、純理論性的著作。

在第三段中,作者認為基於上述的情況,人們遂有「中國只有工藝,而無科學」的印象。即使中國在工藝上曾經一度領先和繁盛,但因為缺乏系統的理論,使人覺得這是一個偶然得來的成就。作者指出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很多,其一是「民初主倡『賽先生』的中外人士」,其二是「一生矢志替中國打抱不平的李約瑟」。而李約瑟所陳述的中國科學進展緩慢,未經「科學革命」,因此落後於西方,正好印證了「中國只有工藝,而無科學」的說法。

中國為何缺乏科學革命
這一節承上節所述中國未經「科學革命」的情況,分析中國為何缺乏科學革命的原因。共分三段。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簡單介紹了李約瑟和席文(Nathan Sivin)兩人有關的觀點,然後進而引申出自己的主張。

在第二段中,作者特別強調中國傳統科學是融化在中國的整個文化之中的,這就是中國古代雖有科學但卻無專門科學家和科學專著的緣由。

第三段中,作者試圖分析「中國科學整個化到文化之中」最根本的原因。他相信是因為「天人合一」的思想所發生的作用。接着作者解釋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性質特點:(1)「自然秩序與人文秩序固然相異,卻是可以交融的」;(2)人生活在天地之中,天地養育了人;(3)「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出發點,也是歸向點」。

首要之務解決人的問題
這一節主要論述人在改造自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中西方科學發展的情況。共分五段。

在第一段中,作者分析中國傳統科學重工藝的緣由。第一,因為大自然會影響人的生活(收成、健康),所以皇帝要直接管轄曆法及醫務有關的官署,《內經》等醫書也強調自然與人的交互影響。第二,因為收成和健康都需要創製器具,而創製器具就要向「天」(自然)學習。第三,因為工具與人的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為了搞好人的日常生活,工具的創製是必不可少的。有此三項理由,中國傳統科學自然重視工藝。

在第二段中,作者論述中國傳統科學散諸經典而較少獨立成書的原因及其後果。其原因就是「自然秩序與人文秩序的天人交感思想」(亦即「關聯感應」的思想)的影響。其後果則為中國率先有許多發現和發明,而這些科學發現都是關聯感應思想帶來的。作者還認為這些發現是有理論詮釋的。

在第三段中,作者論述中國人從來就有「補天」精神。這實際上是反映了一種思想,即人是依賴自然來生活的,但在生活中會發現「自然」對人的生活還是有「缺」的,所以要改造自然。要補天,就必須要運用到工具,而創製工具又必然要有工藝,既有工藝,那就脫不了理論。故作者指出:「事實上工藝事實與科學理論是不可分的,沒有理論,就沒有工藝事實。」

在第四段中,作者扼要論述了西方科學由古代到近代的發展情況,分兩部分來說明。
(1)第一部分是關於天體的認識。古代希臘人認為天空是完美的,所以天體也必依圓形的軌道運動,且是球體,一直發展到開卜勒才發現行星是沿橢圓形軌道運行的。但當時的科學思想還無法接受。
(2)第二部分是關於機械物理學的發展,主要是說明西方科學在接受了基督教以後的發展情況。由於天文研究的需要,數學、物理等科學亦隨之而發展。當時的人們相信世界是完美的,並且相信可以用數學和物理的公式定律來表達這種完美的秩序。但最後的原因,是由於人們接受了「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必須是完美的」。作者在這裏力圖說明,近代科學革命的產生與基督教神學的理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在第五段中,作者論述了西方近代哲學、科學衍生的原因。作者把科學革命與宗教革命聯繫起來分析,認為科學革命與宗教革命所爭的不過是詮釋上帝方式之爭,要求從大自然、從世俗成就來肯定上帝,進而肯定個人。作者又以牛頓的機械物理與愛因斯坦的相對物理為例,說明「這一切講究的是邏輯的蘊含」。因此,作者相信,「西方神學的講求邏輯思辦」也是「近代哲學、科學的所以衍生」的原因,從而斷定西方近代科學乃承襲古希臘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兩大文明系統而來的。

東西科學模式大異其趣
這一節主要論述東西科學模式的不同。西方科學在發展中興起了科學哲學與科技史;中國科學內容雖變化甚多,但關聯感應式的思考作風大致不變。全節共分三段。

在第一段中,作者承上節所論,指出西方講求邏輯思辦,與講求關聯感應的中國思想大異其趣,故現今中西科學雖共同與宗教神學等脫鈎,但是東西方的「文化模式、科學模式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在第二段中,作者論述了西方科學在發展中所發現的不足。他從文化上檢查西方的科學結構與科學歷史,發現他們在科技上太重速效,思想上也太重單向的因果蘊含方式,以致「分裂了自然的整體性」。因此,興起了科學哲學與科學史這兩門學科。

在第三段中,作者指出中國科技傳統的內容雖不斷在變化,但關聯感應式的精神形式仍大致不變。作者仍從「中國傳統科學大多是化在文化之中」的一項特性談起,認為中國過去有時「醫卜不分,器技不二,天文也與星相合流」,正是代表了「中國科技大傳統」與「民俗小傳統」溝通性很強的事實。作者特別指出:「科技化在文化之中是強調整體關聯性的,注重各部分之間的關聯,但內容卻是可變的。」

中國科學何去何從
這一節主要論述中國科學應該走怎樣的道路,應該怎樣改進發展。此節共分五段。

在第一段中,作者指出了否定中國傳統科學的價值的做法是錯誤的。作者回顧了民初以來中國的教育情況:在速效性的西方科學的衝擊下,大家一切向西方學習,導致學生只知有西,不知有中。作者批評現在科學教育的方法,不重如何去思考處理問題,導致永遠跟着人家後面跑,作者慨歎這種情況實在是愧對先賢。

在第二段中,作者通過中西比較,提出中國傳統科學今後的出路問題。作者指出西方對「單向因果式探究方法」已感到不夠,而思改進,那麼,中國的傳統科學,就不能只是盲從西方而不慎擇自己應走的道路。

在第三段中,作者提出要改進中國傳統科學,首先要認識清楚中國科學有自己獨特的模式。作者先說明中國科學的模式有「形上部分」和「運作性的指導」兩方面。對兩者大家大致有一共識,對後者尚少有人研究,作者鼓勵國人要努力揭開中國科學獨特模式的真面目。

在第四段中,作者論述文化、科學要有特色,要能同中求異,才有存在價值。作者強調,注重思想上的價值意義,重視關聯感應的整體性想法,堅持同異交得的生態原則,當為研究中國科學的獨特模式的鎖鑰。這也就是中國科學何去何從的答案。

在第五段中,作者再着重指出中國科學要在「同異對比」中發展,作為中國科學何去何從的總結。作者認為「關聯感應」和「因果蘊含」這兩種探求方式,是各有所長的。作者對中國科學的未來前景充滿希望,他說:「未來是不可斷言的,因為一切在人。」這就是說,事在人為,華夏子民應該要努力去建立結合中西長處的現代中國的新科學。

文章最後強調:「同異對比下的發展永遠代表人類文化的生機,劃一的權威講求則是生機的斲傷!」這句話是把「同異對比」提高到作為一個普遍性的道理來總結全文,同時又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邁向多元化的未來而提出的總原則。

附錄
本課附錄的幾節文章,節選自作者的《中國傳統科學思考特色初探》和《傳統文化、科技與現代科學》兩篇文章。

中國傳統科學思考特色初探
本篇節錄了三節,「難成完整的邏輯系統」論述中國傳統科學古籍缺少邏輯系統,只有結論,缺少推論。作者認為並非古代哲思考不合邏輯,而是不重視邏輯方法。「關聯式思考」論述中國古籍中有理論推論的往往也是關聯式思考;而關聯式思考(包括類比論證與想像)雖有作用,但易生錯誤。「類比論證」論述這種方法在中國古籍中用得較多,但所得結論的正確性只是「概然」的,因此使用時必須小心,免生謬誤。這三節文章所論中國傳統科學古籍,有理論,有特點,但也有其不足之處。

傳統文化、科技與現代科學
「整體合一的自然觀」一節,論述中國傳統科學強調整體合一的自然觀(整體觀、有機觀)的重要性及其所起作用。作者先介紹先賢看待自然的觀點:自然與人事是相關相應的;一部分的擾動會引起另一部分的相應變化,這種變化又會反饋回來。作者進一步分析,如果失去平衡後所產生的得失關係;特別提出「我們可以參天功以濟人事,利用自然以厚生,如果干涉自然過多,自然的報復是驚人的。最後說到整體觀、有機觀的重要作用:農業生產、機械的創製都要有「時」的觀念;中國的醫學理論、治療則要講求消長生剋、體機平衡。

附錄的這幾節文章,宜和正文參照閱讀,可以相互補益。

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

(143) 程蘇東:《史記》的文本重寫及其文學性(講座報道)


【未名学者讲座03】程苏东:“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将于2016年10月19日(周三)晚上19:00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2召开。此次讲座的主持人为陆扬(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讲人为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主讲人简介
程苏东:男,1986年11月生,江苏东台人,2007年7月获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11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13年7月留校,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任国学研究院、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及汉唐经学史。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6年10月19日

 題目:拾遺補藝、整齊百家—《史記》的文本重寫及其文學性(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未名學者講座第三場)
時間:2016年10月19日(周三)晚上19:00-21:00
地點: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B101-102室
講者:程蘇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議人:陸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持人:何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個人簡介
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哲學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為漢唐經學史、經學文獻學、先秦兩漢文學。曾獲北京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代(洪範)五行學研究》。

講座簡介
從文本生成的層面來說,《史記》全書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司馬遷獨立創作的原生文本,主要集中在漢以後的本紀、世家、列傳與書表中,高本漢(Johannes Karlgren)稱之為「獨立篇章」;另一部分則是司馬遷根據既有文本編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主要集中在先秦時期的相關篇目,以及他根據《楚漢春秋》或其它宮廷檔案編定的部分秦漢史傳中,高本漢稱之「依賴性篇章」。在這類文本中,司馬遷通過各種形式地「鈔撮」,博採《詩經》、《尚書》、《春秋》三傳、《論語》等經傳,以及《孟子》、《韓非子》等諸子文獻、《帝系》等譜牒文獻,將這些來源駁雜,功能迥異的文本碎片「重寫」為語體風格、敘事體例、價值立場大體一致的有序文本,其苦心孤詣、匠心獨運之處,絕不亞於「獨立篇章」的部分。

當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司馬遷在編纂這類衍生型文本時,難免在其文本嫁接處、補綴處或截取稍存疏漏,部分改筆也略顯隨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子一些「失控的文本」,而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這些失控的文本恰好真實地呈現了司馬遷試圖建構「有序文本」的過程及其所遭遇的挫折與困境。發現並對這些文例進行類型化研究,不僅有幫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司馬遷編纂《史記》的過程,也是我們認識這類衍生型文本文學價值的基礎。

本次講座將以《史記》中部分「失控的文本」為切入點,帶您一同回到司馬遷編纂《史記》的現場,以「同情之理解」來共同體會《史記》衍生型文本的生成過程,領略司馬遷高妙的文本書寫藝術。

孫玲玲:事後官方報道
(2016年10月21日)

2016年10月19日晚,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B102報告廳,舉行「未名學者系列講座」第三講,該講座由興業全球基金資助,旨在展現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優秀青年學者的學術視野,分享其思想發現。此次講座主題為「拾遺補藝,整齊百家——《史記》的文本重寫及其文學性」,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代文學教研室程蘇東講師主講,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何晉教授主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陸揚教授評議。

程蘇東老師以後人對《史記》的二元性評價為切入點,引出本場討論的主題——我們應該如何研究《史記》中的「文本失控」現象。「文本失控」是程蘇東老師在研究《漢書.五行志》時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是指「文本的編鈔者在整合多元文本來源,或嘗試將某種意識形態植入既有文本的過程中,往往難以真正彌合異質性文本的內在張力,文本常呈現出割裂、突兀、重複、矛盾等多種失序現象」,傳統的研究大多從辨偽學、校勘學、史源學層面展開,而在文學批評的傳統視域中,這類文本一方面缺少所謂文學審美價值,另一方面自身又存在種種錯謬、失序之處,因此歷來為文學評點、研究者棄而不顧。但是程老師卻認為,正是這些失控的文本向我們展現了編鈔者試圖構建有序文本的過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為我們深入文本深層結構,了解編鈔者文本編纂意圖的有效途徑,也為我們對這一類型的文本展開文學批評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接著,程老師就通過對《史記》中「失控的文本」進行細緻的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太史公司馬遷在處理這些史料時的困境與掙扎。程老師將這些個案分為四類:一、史實記載前後重複;二、史實記載存在內在邏輯矛盾;三、文辭突兀、失實或冗餘;四、同一史事前後褒貶不一,導致敘述脫節。

程老師所舉的第一類的典型案例是《史記.五帝本紀》中關於舜的家世記載: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顯然,第一節和第三節的內容具有相當大的重合度,舜父、母、弟「欲殺舜」的核心論題,以及舜殺之則不可得的應對方式,完全一致地出現在兩節文字中,顯然這並不符合文本敘事的一般體例。程老師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乃是因為司馬遷想把關於舜的兩類經典性故事做一個統一整合的結果:即以《尚書.堯典》為代表的「道德型」故事和以《孟子.萬章》為代表的「智慧型」故事。所以為了塑造舜「孝而不愚」的形象,司馬遷特意增加了「瞽叟更娶妻而生象」這一細節,而這一細節卻並不見於現存的任何先秦典籍中。從敘事學的層面來看,「更娶」這一細節完美地解釋了舜的父母及其兄弟何以待舜如此惡劣的原因,並使其父「常欲殺舜」這一駭人聽聞、令人難以置信的信息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釋——從白雪公主到灰姑娘,「繼母毒子」可以說是各民族傳說中最常見的母題了。而這樣看來,留存於《史記》中的這兩節敘述雖然功能基本相同,但內在屬性卻存在根本差異:第一節是更加「合理」的敘述方式,而第三節則是更加「權威」的敘述方式——「瞽叟更娶」雖然使得舜所在家庭的惡劣環境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但這一說法本身卻缺乏可信的出處,至少在關於舜一生行藏的幾種權文本:《尚書》、《孟子》、《五帝德》、《帝系》中,完全不存在這樣的說法。很顯然,從《史記》的敘事邏輯看來,這樣兩節文字的並存絕非司馬遷有意為之,而是他最終定稿時刪汰未盡所導致的「文本失控」,但這一「失控」本身卻幫助我們還原了司馬遷在這段文本的編纂過程中一度面臨的「選擇恐懼症」:一個合理的敘述,與一個可靠的敘述,究竟應該選擇哪個版本呢?從兩節文本都由道德型與智慧型兩種文本綴合而成可知,這兩個版本都是司馬遷精心撰寫的,但在文本的「合理」與「權威」之間,他舉棋不定,難以取捨,最終將這一選擇永遠留到了今天。

第二類「內在邏輯矛盾」的典型案例出現在《魯周公世家》中。如莊公三十二年(BC662)公子斑鞭犖事,程老師認為從司馬遷的敘述來看,公子斑悅梁氏女而「往觀」之,而其圉人既知公子斑此行目的,猶自牆外與梁氏女戲,則公子斑本人所處究竟為牆內牆外,便值得考慮。若其在牆內,則此圉人公然與公子爭偶,何其大膽﹗而斑之鞭犖,不可謂重。若斑亦在牆外,則圉人之戲梁氏女,實恐為斑戲之也,若此則斑怒而鞭犖,更可見其無賴嘴臉。總之,此節故事極具戲劇性,然司馬遷於此敘述含混不清,無論是作為史家還是「小說家」,都是不完滿的敘述。那麼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呢?通過與上源文獻《左傳》對比,程老師認為此處失誤極有可能是司馬遷誤讀了《左傳》原文,將「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一句讀作「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又以「說」釋「講」,從而衍生出一段男女情事。而這裏司馬遷誤讀的原因,恐怕是他對於「女公子」這一說法並不熟悉所致。這當然不是司馬遷刻意要如此塑造公子斑的形象,而是無心錯誤所致,故由此產生的文本也屬於「失控的文本」。

第三類「文辭突兀、失實或冗餘」,程老師以《衛康叔世家》中關於衛宣十八年宣公殺伋子之事為例進行了詳細解說。《史記》中的這段故事採自於《左傳.桓公十八年》,通讀《左傳》上下文,可知「宣姜」就是急子的未婚妻——齊女,而有趣的是,司馬遷在敘述中將「宣姜」改稱為「宣公正夫人」,從「宣姜」從夫謚看來,這一解釋並無錯訛,但從敘事學的角度看,其前文皆以「齊女」稱呼宣姜,且在敘述中並未茄及以齊女為「正夫人」之事,則此處徑以「宣公正夫人」為辭,隱其母姓,反令讀者疑惑此「宣公正夫人」與齊女是否仍為一人。因此,從敘事學的層面來看,這一改筆不得不說是造成了行文的突兀。

另外,《衛康叔世家》中關於師曹通《巧言》一事的記載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這段材料取自於《左傳.襄公十四年》,在《左傳》的敘述中,師曹主動「請為之」,及其「遂誦之」,都充分體現了由於獻公構怨在先,故師曹報復如此。但在《史記》的敘述中,司馬遷雖然同樣講述了獻公的構怨師曹之事,但到飲酒歌詩的部分,他既未取《左傳》中太師請辭的細節,更將「公使歌之,遂誦之」的敘述刪略為「乃歌之」,兩處體現師曹主動報復的細節都未被保留,這就使得《史記》關於獻公構怨於師曹的舖述和補敘變得冗餘而令人困惑。以情理而言,即使獻公與師曹之間沒有私怨,師曹也沒有足夠的理由要公然違背君令,讓自己陷入危機。我們知道,盡管「歌」與「誦」可以互訓、連用,但此二字「通言則同,析言則異」,對於《詩》三百的表演而言,「歌」與「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前者由樂師配樂歌唱,後者則多由瞽者朗誦,兩者承擔著不同的儀式功能,《左傳》中「公使歌之,遂誦之」的敘述是典型的「析言則異」,而司馬遷似乎並未體察這裏的微妙差異,故徑以「乃歌之」統言師曹之行。由於司馬遷未能充分把握所據文本的內在細節,遂導致經其改筆後的文本存在冗餘和令人費解之處。

第四類「同一史事前後褒貶不一,導致敘述脫節」。這一類,程老師舉的案例是《宋微子世家》中宣公、穆公讓國一事。從「天下通義也」、「和亦三讓而受之」這些司馬遷構擬的言辭、細節中,我們都可以體會到宣公讓國背後的大義凜然,而在這段敘述之後,司馬遷特意抄錄了《左傳》所載「君子」之辭,明確對宣公讓國之大義表示讚賞。行文至此,雖然部份敘述也許沒有史料依據,但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連貫而完整的。但有趣的是,在全篇最後的「太史公曰」部份,當司馬遷再次提及宣公讓國一事時,卻完全換了一幅面孔,指出《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認為宣公讓國破壞了嫡長子繼承制,是造成宋國諸公子之亂的禍端。這裏的《春秋》係指《春秋公羊傳》,在這一問題上與傳文所據《左傳》的價值取向完全相反。司馬遷當然可以在文本中同時引述兩種不同的立場,但從敘事學上說,不應當是這種前後完全脫節、沒有任何轉折或承接修辭的生硬拼接。熟悉《史記》與《左傳》之間文本關係的讀者固然知道司馬遷所謂「君子」係指《左傳》中的「君子」,但對於不了解這一背景的讀者來說,僅憑《史記》自身的敘述,我們既無法理解「太史公曰」中對於宋宣公的批評是處於何種原因,也無法理解何以被司馬遷稱為「君子」的史論者卻作出一個似乎並不高明的膚淺判斷。這種前後異辭造成的文本脫節也出現在同篇對宋襄公形象的塑造上。

在分析完以上四類「文本失控」的事例之後,程老師又為我們總結了司馬遷處理多元史料的四種基本方式:改筆、留白、補筆、綴合。正是通過這幾種方式,司馬遷成功地駕馭了多元的史料來源,其生成文本的異質性已經最大可能地被抹平。程老師認為,如果沒有高超的文學才能,這種整合工作是難以實現的,而我們討論《史記》的「文學性」成就,自然不應忽略其整合異質性文本的細緻用心和豐富手法。但可惜的是,對於《史記》文本層面存在的「失控」現象,以及司馬遷通過改筆、留白、補筆、綴合等方式控制文本的書寫方式,文學研究者卻無一例外地採取了「選擇性失語」的應對方式,研究者們大多只關注那些敘述流暢、行文嚴謹的「優秀篇章」,而對於存在疏漏、錯置、重複、矛盾、脫節的篇章則不予置評;同時,他們顯然更關注司馬遷「獨立創作」的那些文本而認為其澤寫、雜纂而成的「依賴性文本」在文學性上無甚價值,不必深究。程老師認為,這種研究立場是值得反思的,為此,他提出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進行思考:一、盡力還原《史記》的最初書寫過程;二、對先秦文獻生成進行類型學研究;三、在方法論層面拓展古代文學微觀研究的新範式。至此,此次講座圓滿結束。

隨後,陸揚教授就本次講座發表了評議。
首先,他對程老師的此次講座以及相關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以程蘇東老師為代表的一批年輕學者,正在引領著一場「靜悄悄的學術革命」:那就是對中國古代文本形成複雜性的細緻研究;其次,它讓我們對「經典文本」開始進行反思;再次,這種研究不再局限於機械的學科劃分,而是跨越學科界限,打通文史哲,研究方法多樣化,研究眼光更高遠。

其次,陸揚教授也分享了自己聽完講座後的一些心得:我們只有充分認識到古代成書的複雜性,才能深入到古人的書寫世界,去體會古人面對多元文本時的矛盾與掙扎。
再次,陸揚教授也向程老師提出了自己的兩點困惑:一、太史公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是否意識到了這種「失控」;二、文本是否真的可控?

提問環節:講座結束後,師生踴躍發言,程蘇東老師對這些提問做了一一回應。簡述如下:

1.針對陸揚教授的這兩個問題,程老師回答道:我覺得《史記》中的這些失控的文本,有些是司馬遷有意為之,有些則是無心之舉。至於「文本是否可控」,也是分情況而言的。

2.有學生提問到:您的講座中,總是將《史記》與《左傳》進行對比,那麼您如何確定《史記》參考的就一定是《左傳》而非其他的材料呢?

程蘇東:其實關於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中都有所交代,司馬遷是一個特別注重史源的人,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司馬遷有明確說他關於春秋的史料主要參考了《左傳》、《國語》等相關史料。

個人摘要
‧從《說文》「鈔」字段玉裁注,可知學術上的「抄襲」概念始於清初。
‧崔适《史記探源.序》將《史記》的「失控文本」歸咎於後人妄加和脫文,這觀點至今仍有影響。

‧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也有失控文本。

‧迫害舜的是其親母、親弟,不是後母和異弟。《大戴禮記》無講舜父有續娶,張華《博物志》論胎教也可證。外國例子:《白雪公主》最初也是迫害親女的故事,讀者不能接受,至第三版才改成後母。
按:漢朝最重「孝」,故懷疑儒生將舜之親母竄改為後母,以免產生矛盾。

‧《左傳》:「哀姜欲立之。」太史公以為「之」字仍是閔公,不知所指已變。
‧司馬貞《史記索隱》:「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此誤解《史記》「君子或以為多」之意。

‧《史記》最初稱為「太史公書」,可見作者的主體性很強。
按:我以為西漢時「史學」勢力未成氣候,觀《漢志》無史類可知。故《史記》在當時或多或少有「子書」意味。

《史記.五帝本紀》:「舜曰:天也夫﹗」天也夫,在原《孟子.萬章》,是孟子回應學生的話語。

‧陸揚發言:中國學術有內在統一性(經史子集),不能強行套用現代的學科分類。
‧陸指出中國年輕學者近年正在進行「中國古文獻的形成過程(傳鈔)的複雜性」之研究,他形容是靜悄悄的革命,又與西方知識考古學有共通處。

‧對經典性的質疑,對校勘學也有衝擊,如何也算是「定本」?

‧每次處理,都有主體意識在內,不是單純的校勘錯誤

‧金聖歎謂《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前後風格不一(由母子如初開始有變)

‧程蘇東謂《漢書.五行志》和《春秋繁露》是典型的失控文本。相比起來,《史記》已好得多。

‧《藝文類聚》引六朝小賦時省去虛詞,形成現今研究的困難。

感想
一、講者總結,謂太史公一方面遭受制於既有文本的權威性(左傳、春秋、論語),但自己又欲實踐「賢賢賤不肖」的價值,此是其撰《史記》的兩難。

次日上目錄學課,得知後晉劉眴編《舊唐書.經籍志》亦想保留《古今書錄》原貌,故開元以後之書不收。故知「文本權威」於目錄書的編纂亦有。

二、又上魯迅課,斯洛伐克學者高利克謂魯迅於西方文學有「創造性對抗」,即吸收他人風格的同時,亦有自己原創內容(如《狂人日記》與安特來夫的《心》)。此等觀察結果,或可與本場講座對參。

三、《莊子》與《淮南子》、《列子》、《抱朴子》也有抄與被抄的關係,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更複雜,例如有人謂《莊子》某些篇章後出,也有謂《列子》某些篇章不偽;又《抱朴子》參考的到底是《莊子》抑或《淮南子》?比起《史記》的情況,要討論《淮》《列》《抱》三書的生成過程,似乎複雜得多。

四、王叔岷《莊子校詮》不時據《淮南子》校訂《莊子》,是否忽略了《淮南子》一眾編纂者的主體意識?但於校勘家而言,《淮南子》又的確是勘誤《莊子》的重要文獻,兩種觀點之間,應如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