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 蔣夢麟：〈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節錄）

蔣夢麟：〈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節錄）

載《西潮》，新北市：小倉書房，2013年，頁332-338。

轉引自《中國文化專題》，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頁190-195。

輯按：本篇為《中國文化專題》第三篇課文〈傳統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課後參考文選。

我在加州大學倫理學班上初次讀到希臘哲學家的著作時，我開覺得中國古代思想家始終囿於道德氛圍之內，希臘哲學家則有敏銳深刻的理智。後來我讀了更多有關希臘生活和文化的書籍以後，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國思想和古希臘思想之間，的確存在着這種鮮明的對照，同時我相信這就是東西文化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也許過於武斷，但是據我後來的經驗來說，我並未發現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後，曾經不斷努力使國人了解發展理智的重要，無論是上課或寫作，我總經常提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阿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報譏諷我是「滿口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的人」。我發現並沒有多少人聽我這一套，結果只好自認失敗而放棄了這項工作，同時改變策略轉而鼓吹自然科學的研究。事實上這是一種先後倒置的辦法，我不再堅持讓大家先去看看源頭，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們看到水流以後，自然而然會探本窮源。

有人曾經請教一位著名的中國科學家，為甚麼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他提出四個理由：第一、中國學者相信陰陽是宇宙相輔相成的兩大原則。第二、他們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構成宇宙的五大要素，並把這種對物質世界的分析應用到人類生活以及醫藥方面。第三、中國人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這是精確計算的大敵。第四、中國學者不肯用手，鄙夷體力勞動。

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學發展的障礙，但是即使沒有這些障礙，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學就能發展起來，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是實用東西。我在美國時常常發現，如果有人拿東西給美國人看，他們多半會說：「這很有趣呀！」碰到同樣情形時，我們中國人的反應卻多半是：「這有甚麼用處？」這真是中國俗語所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心理狀態不同，所表現的興趣也就不同了。我們中國對一種東西的用途，比對這種東西的本身更感興趣。

中國思想家對一切事物的觀察都以這些事物對人的關係為基礎，看它們有無道德上的應用價值，有無藝術價值，是否富於詩意，是否切合實用。古希臘的科學思想導源於埃及與巴比倫。巴比倫的天文學和埃及的幾何學，和中國的天文數學一樣，都以實際應用為目的。但是希臘學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們概括並簡化各種科學原則，希望由此求出這些科學的通理。這種追求通理的過程為天然律的發現鋪平了道路。

對希臘人而言，一共有兩個世界：即官覺世界與理性世界。官覺有時會弄玄虛；所以哲學家不能信賴他官覺的印象，而必須發展他的理性。柏拉圖堅主（按：疑是持之誤）研究幾何學，並不是為了幾何學的實際用途，而是想發展思想的抽象力，並訓練心智使能正確而活潑地思考。柏拉圖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確的思考能力應用在倫理與政治上，結果奠定了西方社會哲學的基礎；阿里士多德把它們應用在研究具體事物的真實性上，結果奠定了物質科學的基礎。

（中略）

中國思想集中於倫理關係的發展上。我們之對天然律發生興趣，只是因為它們有時可以作為行為的準則。四書之一的《大學》曾經提出一套知識系統，告訴我們應該先從格物着手，然後才能致知。知識是心智發展的動力。

到此為止，我們所談的還是屬於知識方面的。討論再進一步以後，道德的意味就加強了。心智發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則是齊家的基礎。齊家而後方能治國，國治而後方能平天下。從格物致知到天下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道德上的理想體系。在中國人看起來，世界和平絕非夢想，而是實際的道德體系。因為國家的安定必然是與國際和平密切關聯的。離開此目標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或無關痛癢的。

在這種學問態度之下，查問地球究竟繞日而行，抑或太陽繞地球而運行，原是無關痛癢的事。

（中略）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之下，中國未能發展純粹科學是毫不足奇的，因為純粹科學是知識興趣的表現，而非實際應用的產物。我們曾經建造長城和運河，也曾建設偉大的水利工程；〔……〕。但是它們並不是從純粹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它們無論如何偉大，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直到現代工程技術輸入以後，才見轉機。如果沒有純粹科學，現代工程科學根本無法達到目前的巔峯狀態。〔……〕。

在中國，發明通常止於直接的實際用途。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肯在原理原則上探討；也不像現代歐洲人那樣設法從個別的發現中歸納出普遍的定律。現代歐洲人的這種習性是從古希臘繼承來的，不過較諸希臘時代更見進步而已。中國人一旦達到一件新發明的實用目的，就會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國科學的發展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科學思想足為導向的明燈。科學發展在中國停滯不進，就是因為我們太重實際。

（中略）

有時候我們也可能闖出實際重道德的思想常規，但是我們一旦發覺離開倫理範圍太遠時，我們馬上就會收回心靈的觸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過道德的範圍。他從山頂上發現的貝殼而推斷到山脈的成因。他認為山勢的起伏顯示千萬年以前的山脈一定是一種流體，山頂上的貝殼正可以證明，目前的山峯一度曾是深淵之底。至於這種流體何時凝結為山脈，如何凝結為山脈，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峯等等問題，他卻無法解答了。他的推斷也就到此為止，深恐冒險前進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後都會有過同樣的觀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國思想家在理論方面的探討一向是謹慎的，惟恐遠離倫理關係的範圍。

中國人當然不是缺乏理知的民族；但是他們的理知活動卻局限於道德與實用的範圍。〔……〕。中國哲學的目標是安定。求進步？算了吧——進步勢將招致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討。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只是因為她根本無意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