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学者讲座03】程苏东：“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将于2016年10月19日（周三）晚上19:00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2召开。此次讲座的主持人为陆扬（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讲人为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主讲人简介：
程苏东：男，1986年11月生，江苏东台人，2007年7月获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11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13年7月留校，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任国学研究院、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及汉唐经学史。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6年10月19日
題目：拾遺補藝、整齊百家—《史記》的文本重寫及其文學性（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未名學者講座第三場）
時間：2016年10月19日（周三）晚上19:00-21:00
地點：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B101-102室
講者：程蘇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議人：陸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持人：何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個人簡介：
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哲學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為漢唐經學史、經學文獻學、先秦兩漢文學。曾獲北京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代（洪範）五行學研究》。
講座簡介：
從文本生成的層面來說，《史記》全書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司馬遷獨立創作的原生文本，主要集中在漢以後的本紀、世家、列傳與書表中，高本漢（Johannes Karlgren）稱之為「獨立篇章」；另一部分則是司馬遷根據既有文本編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主要集中在先秦時期的相關篇目，以及他根據《楚漢春秋》或其它宮廷檔案編定的部分秦漢史傳中，高本漢稱之「依賴性篇章」。在這類文本中，司馬遷通過各種形式地「鈔撮」，博採《詩經》、《尚書》、《春秋》三傳、《論語》等經傳，以及《孟子》、《韓非子》等諸子文獻、《帝系》等譜牒文獻，將這些來源駁雜，功能迥異的文本碎片「重寫」為語體風格、敘事體例、價值立場大體一致的有序文本，其苦心孤詣、匠心獨運之處，絕不亞於「獨立篇章」的部分。
當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司馬遷在編纂這類衍生型文本時，難免在其文本嫁接處、補綴處或截取稍存疏漏，部分改筆也略顯隨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子一些「失控的文本」，而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這些失控的文本恰好真實地呈現了司馬遷試圖建構「有序文本」的過程及其所遭遇的挫折與困境。發現並對這些文例進行類型化研究，不僅有幫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司馬遷編纂《史記》的過程，也是我們認識這類衍生型文本文學價值的基礎。
本次講座將以《史記》中部分「失控的文本」為切入點，帶您一同回到司馬遷編纂《史記》的現場，以「同情之理解」來共同體會《史記》衍生型文本的生成過程，領略司馬遷高妙的文本書寫藝術。
孫玲玲：事後官方報道
（2016年10月21日）
2016年10月19日晚，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B102報告廳，舉行「未名學者系列講座」第三講，該講座由興業全球基金資助，旨在展現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優秀青年學者的學術視野，分享其思想發現。此次講座主題為「拾遺補藝，整齊百家——《史記》的文本重寫及其文學性」，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代文學教研室程蘇東講師主講，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何晉教授主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陸揚教授評議。
程蘇東老師以後人對《史記》的二元性評價為切入點，引出本場討論的主題——我們應該如何研究《史記》中的「文本失控」現象。「文本失控」是程蘇東老師在研究《漢書．五行志》時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是指「文本的編鈔者在整合多元文本來源，或嘗試將某種意識形態植入既有文本的過程中，往往難以真正彌合異質性文本的內在張力，文本常呈現出割裂、突兀、重複、矛盾等多種失序現象」，傳統的研究大多從辨偽學、校勘學、史源學層面展開，而在文學批評的傳統視域中，這類文本一方面缺少所謂文學審美價值，另一方面自身又存在種種錯謬、失序之處，因此歷來為文學評點、研究者棄而不顧。但是程老師卻認為，正是這些失控的文本向我們展現了編鈔者試圖構建有序文本的過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為我們深入文本深層結構，了解編鈔者文本編纂意圖的有效途徑，也為我們對這一類型的文本展開文學批評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接著，程老師就通過對《史記》中「失控的文本」進行細緻的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太史公司馬遷在處理這些史料時的困境與掙扎。程老師將這些個案分為四類：一、史實記載前後重複；二、史實記載存在內在邏輯矛盾；三、文辭突兀、失實或冗餘；四、同一史事前後褒貶不一，導致敘述脫節。
程老師所舉的第一類的典型案例是《史記．五帝本紀》中關於舜的家世記載：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顯然，第一節和第三節的內容具有相當大的重合度，舜父、母、弟「欲殺舜」的核心論題，以及舜殺之則不可得的應對方式，完全一致地出現在兩節文字中，顯然這並不符合文本敘事的一般體例。程老師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乃是因為司馬遷想把關於舜的兩類經典性故事做一個統一整合的結果：即以《尚書．堯典》為代表的「道德型」故事和以《孟子．萬章》為代表的「智慧型」故事。所以為了塑造舜「孝而不愚」的形象，司馬遷特意增加了「瞽叟更娶妻而生象」這一細節，而這一細節卻並不見於現存的任何先秦典籍中。從敘事學的層面來看，「更娶」這一細節完美地解釋了舜的父母及其兄弟何以待舜如此惡劣的原因，並使其父「常欲殺舜」這一駭人聽聞、令人難以置信的信息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釋——從白雪公主到灰姑娘，「繼母毒子」可以說是各民族傳說中最常見的母題了。而這樣看來，留存於《史記》中的這兩節敘述雖然功能基本相同，但內在屬性卻存在根本差異：第一節是更加「合理」的敘述方式，而第三節則是更加「權威」的敘述方式——「瞽叟更娶」雖然使得舜所在家庭的惡劣環境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但這一說法本身卻缺乏可信的出處，至少在關於舜一生行藏的幾種權文本：《尚書》、《孟子》、《五帝德》、《帝系》中，完全不存在這樣的說法。很顯然，從《史記》的敘事邏輯看來，這樣兩節文字的並存絕非司馬遷有意為之，而是他最終定稿時刪汰未盡所導致的「文本失控」，但這一「失控」本身卻幫助我們還原了司馬遷在這段文本的編纂過程中一度面臨的「選擇恐懼症」：一個合理的敘述，與一個可靠的敘述，究竟應該選擇哪個版本呢？從兩節文本都由道德型與智慧型兩種文本綴合而成可知，這兩個版本都是司馬遷精心撰寫的，但在文本的「合理」與「權威」之間，他舉棋不定，難以取捨，最終將這一選擇永遠留到了今天。
第二類「內在邏輯矛盾」的典型案例出現在《魯周公世家》中。如莊公三十二年（BC662）公子斑鞭犖事，程老師認為從司馬遷的敘述來看，公子斑悅梁氏女而「往觀」之，而其圉人既知公子斑此行目的，猶自牆外與梁氏女戲，則公子斑本人所處究竟為牆內牆外，便值得考慮。若其在牆內，則此圉人公然與公子爭偶，何其大膽﹗而斑之鞭犖，不可謂重。若斑亦在牆外，則圉人之戲梁氏女，實恐為斑戲之也，若此則斑怒而鞭犖，更可見其無賴嘴臉。總之，此節故事極具戲劇性，然司馬遷於此敘述含混不清，無論是作為史家還是「小說家」，都是不完滿的敘述。那麼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呢？通過與上源文獻《左傳》對比，程老師認為此處失誤極有可能是司馬遷誤讀了《左傳》原文，將「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一句讀作「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又以「說」釋「講」，從而衍生出一段男女情事。而這裏司馬遷誤讀的原因，恐怕是他對於「女公子」這一說法並不熟悉所致。這當然不是司馬遷刻意要如此塑造公子斑的形象，而是無心錯誤所致，故由此產生的文本也屬於「失控的文本」。
第三類「文辭突兀、失實或冗餘」，程老師以《衛康叔世家》中關於衛宣十八年宣公殺伋子之事為例進行了詳細解說。《史記》中的這段故事採自於《左傳．桓公十八年》，通讀《左傳》上下文，可知「宣姜」就是急子的未婚妻——齊女，而有趣的是，司馬遷在敘述中將「宣姜」改稱為「宣公正夫人」，從「宣姜」從夫謚看來，這一解釋並無錯訛，但從敘事學的角度看，其前文皆以「齊女」稱呼宣姜，且在敘述中並未茄及以齊女為「正夫人」之事，則此處徑以「宣公正夫人」為辭，隱其母姓，反令讀者疑惑此「宣公正夫人」與齊女是否仍為一人。因此，從敘事學的層面來看，這一改筆不得不說是造成了行文的突兀。
另外，《衛康叔世家》中關於師曹通《巧言》一事的記載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這段材料取自於《左傳．襄公十四年》，在《左傳》的敘述中，師曹主動「請為之」，及其「遂誦之」，都充分體現了由於獻公構怨在先，故師曹報復如此。但在《史記》的敘述中，司馬遷雖然同樣講述了獻公的構怨師曹之事，但到飲酒歌詩的部分，他既未取《左傳》中太師請辭的細節，更將「公使歌之，遂誦之」的敘述刪略為「乃歌之」，兩處體現師曹主動報復的細節都未被保留，這就使得《史記》關於獻公構怨於師曹的舖述和補敘變得冗餘而令人困惑。以情理而言，即使獻公與師曹之間沒有私怨，師曹也沒有足夠的理由要公然違背君令，讓自己陷入危機。我們知道，盡管「歌」與「誦」可以互訓、連用，但此二字「通言則同，析言則異」，對於《詩》三百的表演而言，「歌」與「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前者由樂師配樂歌唱，後者則多由瞽者朗誦，兩者承擔著不同的儀式功能，《左傳》中「公使歌之，遂誦之」的敘述是典型的「析言則異」，而司馬遷似乎並未體察這裏的微妙差異，故徑以「乃歌之」統言師曹之行。由於司馬遷未能充分把握所據文本的內在細節，遂導致經其改筆後的文本存在冗餘和令人費解之處。
第四類「同一史事前後褒貶不一，導致敘述脫節」。這一類，程老師舉的案例是《宋微子世家》中宣公、穆公讓國一事。從「天下通義也」、「和亦三讓而受之」這些司馬遷構擬的言辭、細節中，我們都可以體會到宣公讓國背後的大義凜然，而在這段敘述之後，司馬遷特意抄錄了《左傳》所載「君子」之辭，明確對宣公讓國之大義表示讚賞。行文至此，雖然部份敘述也許沒有史料依據，但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連貫而完整的。但有趣的是，在全篇最後的「太史公曰」部份，當司馬遷再次提及宣公讓國一事時，卻完全換了一幅面孔，指出《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認為宣公讓國破壞了嫡長子繼承制，是造成宋國諸公子之亂的禍端。這裏的《春秋》係指《春秋公羊傳》，在這一問題上與傳文所據《左傳》的價值取向完全相反。司馬遷當然可以在文本中同時引述兩種不同的立場，但從敘事學上說，不應當是這種前後完全脫節、沒有任何轉折或承接修辭的生硬拼接。熟悉《史記》與《左傳》之間文本關係的讀者固然知道司馬遷所謂「君子」係指《左傳》中的「君子」，但對於不了解這一背景的讀者來說，僅憑《史記》自身的敘述，我們既無法理解「太史公曰」中對於宋宣公的批評是處於何種原因，也無法理解何以被司馬遷稱為「君子」的史論者卻作出一個似乎並不高明的膚淺判斷。這種前後異辭造成的文本脫節也出現在同篇對宋襄公形象的塑造上。
在分析完以上四類「文本失控」的事例之後，程老師又為我們總結了司馬遷處理多元史料的四種基本方式：改筆、留白、補筆、綴合。正是通過這幾種方式，司馬遷成功地駕馭了多元的史料來源，其生成文本的異質性已經最大可能地被抹平。程老師認為，如果沒有高超的文學才能，這種整合工作是難以實現的，而我們討論《史記》的「文學性」成就，自然不應忽略其整合異質性文本的細緻用心和豐富手法。但可惜的是，對於《史記》文本層面存在的「失控」現象，以及司馬遷通過改筆、留白、補筆、綴合等方式控制文本的書寫方式，文學研究者卻無一例外地採取了「選擇性失語」的應對方式，研究者們大多只關注那些敘述流暢、行文嚴謹的「優秀篇章」，而對於存在疏漏、錯置、重複、矛盾、脫節的篇章則不予置評；同時，他們顯然更關注司馬遷「獨立創作」的那些文本而認為其澤寫、雜纂而成的「依賴性文本」在文學性上無甚價值，不必深究。程老師認為，這種研究立場是值得反思的，為此，他提出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進行思考：一、盡力還原《史記》的最初書寫過程；二、對先秦文獻生成進行類型學研究；三、在方法論層面拓展古代文學微觀研究的新範式。至此，此次講座圓滿結束。
隨後，陸揚教授就本次講座發表了評議。
首先，他對程老師的此次講座以及相關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以程蘇東老師為代表的一批年輕學者，正在引領著一場「靜悄悄的學術革命」：那就是對中國古代文本形成複雜性的細緻研究；其次，它讓我們對「經典文本」開始進行反思；再次，這種研究不再局限於機械的學科劃分，而是跨越學科界限，打通文史哲，研究方法多樣化，研究眼光更高遠。
其次，陸揚教授也分享了自己聽完講座後的一些心得：我們只有充分認識到古代成書的複雜性，才能深入到古人的書寫世界，去體會古人面對多元文本時的矛盾與掙扎。
再次，陸揚教授也向程老師提出了自己的兩點困惑：一、太史公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是否意識到了這種「失控」；二、文本是否真的可控？
提問環節：講座結束後，師生踴躍發言，程蘇東老師對這些提問做了一一回應。簡述如下：
1.針對陸揚教授的這兩個問題，程老師回答道：我覺得《史記》中的這些失控的文本，有些是司馬遷有意為之，有些則是無心之舉。至於「文本是否可控」，也是分情況而言的。
2.有學生提問到：您的講座中，總是將《史記》與《左傳》進行對比，那麼您如何確定《史記》參考的就一定是《左傳》而非其他的材料呢？
程蘇東：其實關於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中都有所交代，司馬遷是一個特別注重史源的人，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司馬遷有明確說他關於春秋的史料主要參考了《左傳》、《國語》等相關史料。
個人摘要
‧從《說文》「鈔」字段玉裁注，可知學術上的「抄襲」概念始於清初。
‧崔适《史記探源．序》將《史記》的「失控文本」歸咎於後人妄加和脫文，這觀點至今仍有影響。
‧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也有失控文本。
‧迫害舜的是其親母、親弟，不是後母和異弟。《大戴禮記》無講舜父有續娶，張華《博物志》論胎教也可證。外國例子：《白雪公主》最初也是迫害親女的故事，讀者不能接受，至第三版才改成後母。
按：漢朝最重「孝」，故懷疑儒生將舜之親母竄改為後母，以免產生矛盾。
‧《左傳》：「哀姜欲立之。」太史公以為「之」字仍是閔公，不知所指已變。
‧司馬貞《史記索隱》：「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此誤解《史記》「君子或以為多」之意。
‧《史記》最初稱為「太史公書」，可見作者的主體性很強。
按：我以為西漢時「史學」勢力未成氣候，觀《漢志》無史類可知。故《史記》在當時或多或少有「子書」意味。
《史記．五帝本紀》：「舜曰：天也夫﹗」天也夫，在原《孟子．萬章》，是孟子回應學生的話語。
‧陸揚發言：中國學術有內在統一性（經史子集），不能強行套用現代的學科分類。
‧陸指出中國年輕學者近年正在進行「中國古文獻的形成過程（傳鈔）的複雜性」之研究，他形容是靜悄悄的革命，又與西方知識考古學有共通處。
‧對經典性的質疑，對校勘學也有衝擊，如何也算是「定本」？
‧每次處理，都有主體意識在內，不是單純的校勘錯誤
‧金聖歎謂《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前後風格不一（由母子如初開始有變）
‧程蘇東謂《漢書．五行志》和《春秋繁露》是典型的失控文本。相比起來，《史記》已好得多。
‧《藝文類聚》引六朝小賦時省去虛詞，形成現今研究的困難。
感想：
一、講者總結，謂太史公一方面遭受制於既有文本的權威性（左傳、春秋、論語），但自己又欲實踐「賢賢賤不肖」的價值，此是其撰《史記》的兩難。
次日上目錄學課，得知後晉劉眴編《舊唐書．經籍志》亦想保留《古今書錄》原貌，故開元以後之書不收。故知「文本權威」於目錄書的編纂亦有。
二、又上魯迅課，斯洛伐克學者高利克謂魯迅於西方文學有「創造性對抗」，即吸收他人風格的同時，亦有自己原創內容（如《狂人日記》與安特來夫的《心》）。此等觀察結果，或可與本場講座對參。
三、《莊子》與《淮南子》、《列子》、《抱朴子》也有抄與被抄的關係，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更複雜，例如有人謂《莊子》某些篇章後出，也有謂《列子》某些篇章不偽；又《抱朴子》參考的到底是《莊子》抑或《淮南子》？比起《史記》的情況，要討論《淮》《列》《抱》三書的生成過程，似乎複雜得多。
四、王叔岷《莊子校詮》不時據《淮南子》校訂《莊子》，是否忽略了《淮南子》一眾編纂者的主體意識？但於校勘家而言，《淮南子》又的確是勘誤《莊子》的重要文獻，兩種觀點之間，應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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