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民俗學概論》（節錄）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18。
民俗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發端於19世紀初的德國。在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一些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下層社會普通人的生活，旨在喚醒民族意識和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民俗學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德國的格林兄弟。當時，格林兄弟生活的歐洲正處於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時期。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震撼了整個歐洲，許多國家民族意識高漲，民族解放運動得到廣泛開展。〔……〕，當時的德國正處於拿破崙的統治之下，德國的各個領域包括語言、文化都彌漫著濃郁的法國色彩，人們大多使用法語作為自己的日常用語，接受法國文化教育。〔……〕。在歐洲大環境的影響下，德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愛國情緒高漲，一些愛國人士號召人民行動起來，反抗法國人從領土和精神文化方面對德國的雙重入侵。
格林兄弟也積極地投入到了這場偉大的運動中，他們深受當時德國浪漫主義流派之一海德堡派的影響。海德堡派把中世紀看成是德國偉大的時代，提倡複製「祖國的古董」，向「民間精神」請教，廣泛宣傳研究古代民間文學，以尋找那個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財富的獨立民族。
格林兄弟從1806-1807年開始搜集民間故事。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尋找德國的文化和傳統，希望通過研究舊的傳統以消除當時德國人當中沉悶壓抑的情緒。〔……〕
格林兄弟在對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過程中，始終如一地以一種忠實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民間故事。他們堅決主張在搜集整理民間故事時必須十分準確地保持故事的原始狀態，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上都不做任何加工刪改，即純粹的民間口頭故事。在《兒童和家庭故事》（Kinder- und Hausmärchen）的早期版本裡，他們甚至詳細地注明講述人的姓名及個人背景資料和講述地點。儘管兄弟二人在《兒童和家庭故事》後來發行的版本裡並沒有完全按照他們的主張行事，例如他們不僅取消了講述者個人情況的介紹，而且面對著越來越多的異文的出現，他們開始把同一故事的不同異文互相刪改連綴組成一個新的故事。但是他們的主張卻是非常具有開創意義的。無論如何，1812年格林兄弟出版的《兒童和家庭故事》標誌著民俗學學科的誕生。
但是，民俗學（folklore）一詞卻是1846年才由湯姆斯（W. J. Thomas）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民俗學在德國被稱為「Volkskunde」（人民學），在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被稱為「popular antiquities」（大眾古俗）或「popular literature」（大眾文學）。1846年，在寫給《雅典娜神廟》雜誌的信中，英國考古學家湯姆斯提出用「folklore」一詞來概括這一新興的學科[1]。從此之後，這一學科風靡歐洲。
1831年，芬蘭文學學會成立。雖然名為文學會，實際上它做了許多民間歌謠和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因此這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民俗學的學會。1878年，英國民俗學會成立，並創辦了第一份民俗學雜誌《民俗學刊》。1888年，美國民俗學會成立。從此以後，民俗學在歐洲各地普遍發展起來。
中國民俗學研究發端於20世紀，當時的中國正處於風雲變幻的動蕩年代。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體制，但國內的局勢並不穩定。政治上的變革與混亂必然帶來國內社會其他方面的變革，因此，一些思想進步的文人在知識界掀起了一場文學革命。這場文學革命首先以批判儒家學說和提倡運用自由的、口語化的白話進行寫行為先聲，為的是能夠讓人們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
當時，北京大學聚集了眾多的文化精英，因而也就自然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為了表明自己的反抗精神和新文化與舊文化分座抗禮、徹底決裂的決心，人們一反過去貴族化、古典的、山林的陽春白雪式的研究方向，轉而把目光投向當時被認為是「下里巴人」的、難登大雅之堂的、屬於粗野小民的卑下之作。1918年2月，北大設立了歌謠徵集處，並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了詳細的〈徵集全國歌謠簡章〉。雖然這項工作最後並沒有取得多麼大的成功，但意義重大，它開創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先河。
1922年，北大創辦了《歌謠周刊》，由周作人、常惠、沈兼士、錢玄同等人擔任編輯。僅從發刊的1922年到1925年近三年的時間裡，他們就搜集到了13339首民謠，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基於收集到的眾多民謠資料，中國民俗學研究的早期產物—歌謠研究也有很大的突破。一方面，學者們諸如胡適、董作賓等運用比較研究法對歌謠《看見她》等進行了起源和傳播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學者們也開始把研究民謠與研究社會聯繫在一起，提倡從社會的角度分析民謠。例如，劉經庵就根據河南的幾百首民謠進行了民謠中的婦女與社會的研究。
後來，學者們逐漸意識到歌謠研究只是眾多研究中的一個方面。因此，北京大學又成立了風俗調查會。更為可喜的是，學者們一改過去歌謠研究中以徵集歌謠作為資料來源的研究方法，開始走出校門，走進田野，搜集第一手資料，使得他們的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特別是風俗調查會對北京妙峰山廟會的調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此後，中國民俗學的研究又進一步擴展到其他領域，如神話、故事、傳說、謎語、節日、風俗、諺語、民間信仰、民歌等等。這期間，1927年，中山大學把《民間文藝周刊》改為《民俗周刊》，由鍾敬文擔任主編。在發刊詞中，有這樣一些話：
我們要站在民眾的立場上來認識民眾！這種論點強調民俗學研究應該捨棄歷來的以文獻為中心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而將重點放到「民眾的演進」上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成立後，中國民俗學研究才進入科學研究的軌道[2]。
我們要探討各種民眾的生活、民眾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社會！
……
我們要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歷史，建立全民眾的歷史！
1949年以前，中國民俗學研究在民間故事的收集如林蘭曾出版了三十多種故事集，故事的研究如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歌謠方面如董作賓的《看見她》、顧頡剛的《吳歌甲集》、鍾敬文的《歌謠論集》、劉經庵的《歌謠與婦女》等，神話方面如茅盾的《中國神話研究》等，都取得豐碩的成果。
[1]〔美〕A. Dundes，The Study of Folklore，p.4.↩
[2] 〔日〕直江廣治：《中國民俗文化》，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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