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第二十九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五八五次雙週會）
時間：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題目：語法講話：傳教士筆下的舊日粵語風貌（Reconstructing Cantonese: Grammatical Changes as Recorded in Early Missionary Texts）
講者：張洪年教授
講座簡介：
地有南北，時有古今。今日香港流行潮語，也就是說語言有老派和新派的區別。今天的潮語，也許就是明天的舊談。老與新之間到底有什麼分別？什麼年代的語言算是老派？怎樣的語言才算是新潮？老和新之間有什麼承傳的關係？變化之中是否呈現一定的發展規則？我們假若能從時間隧道往回走，回到兩百年以前的香港，我們還能和那個時代的人交談嗎？那年代的語法規則到今天還歷久彌新嗎？十九世紀傳教士來華，曾經編寫多種語言材料，記錄當日的口語對話，保留當日語言原來的遣詞造句習慣。我們仔細翻閱，不難從中看到舊日粵語是怎樣一個語言。本文特選取一些語法現象，排比各年代的粵語材料，觀察這些現象的異同。希望通過歷時的探討，能夠重構語法變化的軌跡，並嘗試解釋發生變化背後的原因。
我們選取的材料共二十多種，最早的包括1828年由Morrison編寫的《廣東話土話字彙》、和1841年由Bridgman編寫的Chinese Chrestomathy，都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大部頭著作。其他材料多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為外來人士學習本地語言而編寫的詞典、教科書等。我們另外也選用一些粵人自己撰寫的口語材料，以資比較。各種材料都是以日常口語對話為主，有的還利用注音拼寫記錄發音，另附英文翻譯。所以每一字詞的發音、聲調、意義和用法，都有據可尋。
綜觀這幾近兩百年來的粵語發展，在語音方面，新舊交替，十分顯著，詞彙更是幾年一番新。從語法角度來看，變化似乎很慢，也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發現。不過這許多語料還是讓我們有機會開啟一扇珍貴的時間窗戶，讓我們重新認識早期粵語中的許多語法現象。
我們試以「個」為例，探討它在早期粵語中的用法。「個」是量詞，用法由來已久，本不用贅言，各地方言也大體相同。但是從歷史語料中，我們發現早期粵語常常用「個」充當指示代詞，相當於今日的「嗰」，表遠指。例如「個個人」這個組合，根據材料中的英文翻譯，可以有兩種意思。翻成「every person」，那是量詞重疊的用法，表遍指。「個」是量詞。但材料中也常常翻成「that person」，那就是說「個個」相當於「嗰個」，是「指示詞＋量詞」的組合。今日粵語，「個」和「嗰」用法有別，發音也聲調有別。但是為什麼早期粵語中「個／嗰」會相混不分？量詞「詞」今讀陰去，指示詞「嗰」讀陰上，在十九世紀的語料中，量詞和指示詞卻都標作陰去。這也就是說今天「嗰」讀陰上是後起的發展。這兩種用法之間的變換和語音改動，我們排比梳理不同年代的用例，也許可以看到變化的軌跡和時間前後。粵語常用的指示詞還有表情態的「噉」（噉擺、噉放）和表程度的「咁」（咁瘦、咁肥），今日發音有別，也是一讀陰上，一讀陰去。翻查早期語料，我們會發現「噉、咁」在聲調上的區分似乎也是後起的現象，而且「噉、咁」和「個」之間也似乎有某種承傳關係。但這種關係如何界定、如何理解？我們希望能從討論中可以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語料中還有許多有趣的語法現象，例如正反問句的詞序、例如雙賓語句的標誌、例如表完成體貌的「咗」、例如表標條件句「先」等，早期粵語和現代粵語的表現都不盡相同。十九世紀以來的材料給我們提供線索，讓我們從語音、語法、書寫各方面作歷時探索、和背後的原因。兩百年的時間深度本來有限，但是就這樣微觀窺探，還是偶有所得，深以為幸。
講者（百度百科）：
張洪年教授，江蘇鎮江人。1946年生於上海，1947年隨父母移居香港，196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取得中文大學文學碩士。後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深造，1974年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前後共26年。1997至1998年出任該校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後轉到香港科技大學任人文學部教授兼學部主任。他也曾在美國俄勒岡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短期任教。
張教授早年隨周法高教授習中國語言學，後師從張琨教授。對中國歷史音韻、語法、方言皆有涉獵。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粵方言。 1969年碩士論文《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採用結構派理論模式，對香港粵語作全面性探討和分析。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這是研究粵語語法第一本著作，對粵語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20世紀80年代以後， 張教授對粵語中各種音韻、語法、詞彙現象， 包括押韻、量詞、「將」字句、稱謂詞、歇後語、廣告語言等，曾作過一系列專題討論，論文在海外各學報發表。此後致力於研究粵語歷史發展的過程，利用早期傳教士的材料，探查從19世紀以來粵語裡發生的各種變化。已發表的論文包括："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1997）、《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2000）、《早期粵語裡的借詞現象》（中研院語言所集刊， 2001，臺灣）、"The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2001）。
除粵語外，張教授也寫過關於鎮江方言和早期吳語（山歌）的文章。在歷史語法方面，他做過敦煌語言的研究。在歷史音韻方面，他曾翻譯高本漢的《中國聲韻學大綱》(1972)。在現代漢語方面， 也做過一些研究，他所著的"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是對外漢語教學的語法專書。
張教授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榮休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輯按：場刊直接從百度百科複製以上全段文字，然後簡轉繁。）
附：書院雙週會規定
書院雙適會讓師生聚首一堂，通過對多種社會和人生議題的探討，和不同類型的活動，達到擴闊同學視野、凝聚書院成員的目的。準時出席、尊重講者和與會者的聽講權，是參與者的基本責任。
2012-13年度入學同學需要在各學期登記及出席兩次雙適會，而其他年度入學同學則需要於各學期登記及出席三次雙適會；或者兩次雙適會及一次學生午餐／晚餐座談會。
雙適會時間為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十五分。遲到超過十五分鐘或宣佈散會前離場者，一律作缺席論。雙適會期間請關上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裝置。
鄧思穎：〈粵研精深—張洪年教授的粵語研究〉
（場刊附錄）
按照漢語語言學的一般分析，中國境內的漢語可以劃分為幾個方言區，除北方話外，粵語算是一個大方言，主要通行於廣東、廣西、港澳，在海外華人社區中，粵語也是主要的交際用語。粵語俗稱為「廣東話」，學術上以廣州為代表，又稱為「廣府話」。以香港為例，根據政府統計處所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香港居民說粵語的人口超過六百萬，總人口接近九成。由此可見，粵語在香港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社會近年因一些社會議題（如教學語言），對語言問題普遍產生於關心的態度，尤其是有關粵語的問題。雖然大多數香港居民都說粵語，但對粵語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比如說，粵語有甚麼音韻特點？粵語有甚麼語法特點？怎樣從語言特點追溯粵語的歷史源流，甚至從中認識我們的過去？這些問題，對於會說粵語的普羅大眾來說，不一定能說出箇中道理。雖然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研究語言學的專家，但我們總不能對這種常掛在嘴邊的交際工具、貌似熟悉的現象，一無所知。
要認識粵語，首先從這個語言的音韻、語法入手，明白語言的結構；要追溯粵語的源流，也離不開這個語言的音韻、語法。那麼，要認識粵語的音韻、語法，就肯定先從張洪年先生的著作入手。
張洪年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新亞書院，後來入讀中大研究院，以粵語語法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在1969年春天提交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在1972年出版，就是影響粵語語言學超過四十年的劃時代巨著《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奠定了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成為經典著作，啟迪了無數讀者對粵語語法的興趣，嘉惠後學，功不可沒。洪年先生，堪稱粵語研究的巨擘，已為士林公論。這本書引用者眾，但早已絕版多年。在2007年，這本書連同當年尚沒被收錄的四章，擴充至十章，由中文大學出版社重版，以饗讀者。認識洪年先生，肯定先從這本書入手，而這本書正是了解粵語語法的入門。
粵語的語法
表面看來，粵語語法跟普通話語法（也包括所謂標準的書面語語法）好像差不多，基本的詞序都大致相同，例如普通話說「我吃飯」，在粵語也說「我食飯」，除詞匯不同外（即「吃」和「食」之別），兩者都相同的詞序。洪年先生《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一書內，描述了這些語言現象，對了解粵語和普通話相同的特點，有很大的幫助，而對於漢語語法的宏觀認識，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除此之外，粵語還有不少獨特的語法現象，跟普通話不同。洪年先生以獨到的眼光、敏銳的觀察力，在書中把這些特點一一指出，並詳加分析。正如他在書中的引言所說，粵語並非「雜亂無章」，而是「大有規律可言」。該書所呈現給讀者看的，就是粵語千變萬化的規律。這些例子實在多不勝數了，這裏只舉兩點，作為示例。
一、《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對補語的描述特別仔細。漢語有一種結構，稱為「補語結構」，如「吃飽」，當中的「飽」表示了「吃」的結果，可稱為補語。加上「得」，表示一種可能性，如「吃得飽」；如果否定的話，就加上「不」，如「吃不飽」。粵語的說法也差不多，如「食飽」表示可能性的話，就說成「食得飽」；否定的話，就說成「食唔飽」。除這種跟普通話形式一樣的說法外，洪年先生還注意到粵語有兩種較為特殊的說法，那就是「唔食得飽」和「食唔得飽」，在普通話是不這樣說的。不過，他認為，相比之下，「食唔得飽」的說法，不算太常用。他進一步指出，「打唔爛」和「唔打得爛」，貌似相似，但意義略有不同。前者是無論你怎麼樣摔摜，東西也摔不破；而後者既有可能是這個意思，也有可能表示這樣東西不可以摔破。這些理解，也可以延伸到別的例子，例如「行唔入」和「唔行得入」，前者表示無法進入，後者除了這個意思外，還可以表示不允許進入。同一套道理，可以延伸到別的例子，得到相同的解釋，尋找規律，就是語法。
二、《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對動詞後的虛化成份特別重視。增訂版的十章中，除綜合介紹基本句式、詞類外，「謂詞詞尾」和「助詞」各佔一章，一方面，可見作者對謂詞詞尾、助詞的重視，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這些語言現象在粵語有重要的地位。所謂謂詞詞尾（也稱為「後綴」），就是黏附在動詞之後的成份。相較於普通話，粵語的謂詞詞尾數量比較多，而且所表達的意義特別豐富。洪年先生詳細描述了以下幾個謂詞詞尾：「咗、過、
、開、住、起（上）嚟、親、埋、晒、起、哋、吓」，不同的詞尾，所表達的意義不同，他在書中都注意到這些細微的差異，一一辨識，鉅細無遺，如同樣「戴眼鏡」的動作，加上不同的詞尾，就有不同的交果：「戴眼鏡（正在戴）、戴開眼鏡（向來的習慣）、戴住眼鏡（處於戴的狀態）」，他都小心區別，足見他對語言的敏銳力。至於助詞，是位於句末的虛詞，他仔細描述十七組助詞的語法特點，還討論到助詞連用的現象，例如「佢淨係得呢個女
啫咩？」的三個助詞「啫咩」的連用。謂詞詞尾和助詞都屬於虛化的成分，洪年先生有關這些成分的討論，有開創性的意義，在往後粵語語法研究，成為研究的焦點，具有深遠的影響。粵語的音韻
除了對粵語語法的貢獻外，洪年先生在粵語音韻的研究，也有不少發現和創見。現略舉兩例，作為介紹。
一、《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忠實記錄了六十年代香港粵語的音韻面貌。洪年先生在書中，不僅記錄語法例句，還為每個例如標上實際的口語讀音，保留了當時的音韻，成為研究六十年代香港粵語音韻的重要文獻。在目前香港粵語裏，「私人」和「詩人」是完全同音的，沒有區別，然而，在六十年代的粵語，兩者的聲調卻有分別，「私人」的「私」讀高平調，「詩人」的「詩」讀高降調，這種分化，正如他所說，今天「已幾乎蕩然無存」。另一種有趣的音韻現象是，當時的粵語，可通過動詞的變調，表示語法意義，如「佢去喇」的「去」，本調是中平調，變調讀作高升調的話，表達動作的完成。洪年先生認為這個變調的「去」原本是「去咗」連用，「咗」被省略後，本身的高升調加之於動詞「去」。這種變調的現象，在今天香港粵語也幾乎消失了，幸好在書中保存下來，我們得以從中了解當時的音韻特點。誠如洪年先生在該書重版序所言，「歷史音韻變遷痕跡，這本語法書也可提供一些線索」。他對粵語音韻研究的貢獻，不言而喻。
二、客觀描述當代粵語的音韻轉變。洪年先生在2002年發表了一篇題為「21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期）的文章，以客觀、持平的立場，紀錄當代香港粵語音韻的變化，並認為這些變化，「值得大書特書」，讓讀者以開放的態度，審視當前的語言現象，從而前瞻未來的發展。洪年先生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香港粵語的軟顎韻尾（也稱為「舌根韻尾」）逐漸丟失，舌位往前移，以齒齦韻尾（也稱為「舌尖韻尾」）取代，如把「耕」讀成「間」，把「江」讀成「乾」，把「殼」讀成「渴」等。這種變化，不是個別某幾個字的改變，而是有規律、有系統的轉變，在粵語音系造成很大的更動，形成新的體系。此外，他還注意到齒齦塞擦音聲母〔ts〕在圓脣元音前有所謂「顎化」的傾向，讀作〔tɐ〕，例如「豬、處、書」等字音。至於韻尾的變化，由軟顎改為齒齦，是韻尾前移的結果。至於聲母的顎化現象，是舌位向後移動的結果。他進一步認為聲母向後，韻尾向前，反映了整個發音系統有「央化」的發展，他甚至懷疑央化的結果，使得說話不用太張嘴巴，舌頭似乎不必多動，一切聲音都好像「隱藏在口中待發」、給人一種「哦哦碎語」的感覺。洪年先生細緻的描述，加上宏觀的視野，正好點出目前香港粵語音韻的狀態，而央化一說，解釋了音韻變化的動因，道出了箇中由來。
粵語的溯源
粵語的歷史到底有多久？一說源自唐宋，一說甚至可追溯到先秦。從音韻特點來考慮，現代粵語的音韻特徵，的確跟唐宋時期的中古音比較接近，也保存了不少中古音的特點，已為學界的定論。不過，從語法的角度來看，直接找到粵語語法的「源頭」，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正是由於不容易，粵語語法的溯本追源，更顯得有挑戰性、有學術的價值。洪年先生獨具慧眼，在粵語語法研究另闢堂廡，近年專注研究早期粵語語法，開拓研究新領域，就是希望重構早期粵語發展的模式，通過這些現象，讓我們了解過去、認識歷史。
有系統的紀錄粵語語言面貌，目前所見的最早材料，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當時外國學者為教授粵語口語的需要，編寫教科書、詞典等工具書，比較準確地反映當時粵語的音韻、詞匯、語法等特徵，成為今天研究早期粵語的重要文獻。洪年先生曾主持大型的研究項目「近代粵語的演變——早期廣東話材料研究」，獲特點政府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在這個研究項目裏，他全面整理十九世紀的粵語教學材料，建構了「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上載於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的網頁，供同行學者免費檢索，造福學界。在這些材料之上，他歸納和分析早期粵語的語法特點，發現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現象，提出精闢觀點。以下略談兩點，早期粵語語法有趣的一面，可見一斑。
一、詳細描述早期粵語反覆問句的面貌。洪年先生在2001年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的文章（收錄於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由牛津出版社出版），詳細總結早期粵語反覆問句（也稱為「正反問句」）的語法特點。所謂反覆問句，就是指通過謂語肯定形式和肯定形式並列所形成的問句。現代粵語常見的反覆問句，包括「你食唔食飯」、「你有冇食飯」、「你食飯未」這三類。他發現，「你食唔食飯」在早期粵語並沒有出現，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開始使用；「你食飯未」雖然在早期粵語有些用例，但普遍使用也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你有冇食飯」的年代更晚，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開始普遍。這樣算起來，今天這三種反覆問句的句式，歷史其實並不長。早期粵語常用的句式，例如「你明白唔明白呢」、「你識字唔識呀」、「醫生喺處唔呢」這些說法，通通被今天的「你明唔明白呢」、「你識唔識字呀」、「醫生喺唔喺處呢」所取代。早期粵語常用的「你有鉛筆冇」，已被今天「你有冇鉛筆」所取代。早期粵語常用的「你食飯唔曾呢」和「你見過水牛未曾呢」，在今天的粵語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你食飯未呢」和「你見過水牛未呢」。從反覆問句的演變所見，粵語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有比較大的轉變，不少所謂原有的反覆問句句式，都在那個時候消失了，而今天常用的句式，反而不到一百年的歷史。由此看來，只不過是一百多年的發展，粵語語法的變化卻如此巨大。假如再往上推，粵語的面貌又會如何？未來的日子，粵語又何去何從？洪年先生對反覆問句歷時演變的研究，見微知著，對認識粵語的歷史，有深刻的啟示，起了鑑古知今的作用。
二、發現粵語句末助詞聲調的規律。洪年先生綜合早期粵語句末助詞的聲調分布現象，發現有一定的規律，他的研究在一篇題為「Cantonese Made Easy：早期粵語的語氣助詞」的文章中（在2009年刊登於《中國語言學集刊》）詳細報告。他根據出版於1888年的Cantonese Made Easy一書，注意到書中的助詞，按聲調分類，最常見的有高調（陰平調）、中調（陰去調）、低調（陽去調）三類，而中調的助詞，數量超過一半。他進一步認為中調是一個「標準調高」，比中調高的聲調和低的聲調，偏離標準，所表達的語氣較強，都是別有意義的。他這項研究，不光揭示了十九世紀粵語助詞的情況，對當代粵語語法的研究，甚至對其他方言、有句末助詞語言的研究，也有借鑑的作用。
通往語言學之路
洪年先生從事粵語研究之路，可作為我們後學的楷模。他本屬江蘇鎮江人，生於上海，年幼時隨父母移居香港，所說的粵語，絕對是標準而地道，而且對語言的敏感度高，儘管他仍自謙「只不過是個（學）習粵語的學生」（見於2009年中大出版的《開新探微：中大學人群像》）。1963年中大成立，他正好那一年入讀中大新亞書院中文系，接受傳統的「小學」訓練，如研讀《說文解字注》、熟記《廣韻》反切和擬音等，為日後語言學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在求學期間，除了國學外，他還涉獵歷史、哲學、藝術、英文的莎士比亞等，又參加戲劇表演、宗教神學討論等，興趣廣博。攻讀研究院期間，他參與趙元任先生《中國話的文法》的翻譯工作，深受該書的影響。在周法高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洪年先生以粵語作為研究方向，並以《中國話的文法》的體系為本，全面描寫粵語語法，作為碩士論文。完成論文後，負笈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攻讀博士，接受西方學術的薰陶，視野更為開闢。其後更留校任教，前後二十六年。除語言學的研究外，他的研究興趣還涵蓋文學、語文教學等，尤其是在明清文學研究，甚有心得。由此可見，洪年先生在粵語研究的建樹、在語言學研究的貢獻，是建基於傳統學問的積累，也受益於廣博的學術興趣。正如他所強調，自己的識力、思辨能力固然重要，但這些能力，是本著基本訓練，循序而進，一步一步建立起來，離不開基本功的訓練，「溫故以求識辨，通達而後創新」（見於2015年出版的《吐露春風五十年：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圖史文集》）。對有志於語言學研究的同學、後輩，甚至是目前關心粵語的朋友而言，應銘記於在。無論面對甚麼變化，或者甚麼新的挑戰，只要有牢固的根基，明辨古今原理，就能領略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在學術的大路上，俯仰錦繡，一片光明。
洪年先生入讀中大，本科四年加上碩士兩年，前後共六年。出於對粵語的鍾愛，在2004年「回歸香港這個起點」（此語見於《開新探微：中大學人群像》），成長於斯，求學於斯，回饋於斯，擔任中大中文系講座教授，到2010年榮休，一共六年。榮休之後，任中大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等職。如今接受新亞書院第二十九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邀請，重返母校，作系列講座，暢談對粵語語法、文學賞析的研究心得。榮休至今，又剛好六年。俗語所云，「六六無窮」，正好象徵洪年先生跟母校淵源之深、對粵語愛護關懷之切。
關心粵語、熱愛語文的同行學子，將翹首引領，親炙大師風範。趁此機會，回首歷史，思考未來，欣賞語言之優美，領略學術之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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